|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六册（1930）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 （一九三○年八月六日） 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已经显然是推翻统治阶级与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使着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更加重大。在现在形势之下，不仅要有健强的党的领导机关，并且要有全党同志的动员，自上至下的总动员。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要更集中与严密的指导。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现在必需有全国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的成立，这些组织成立的意义是要使全党的指导更敏捷，更迅速，更巩固，这就是向忠发同志今天所报告的总行委成立的意义。总行委成立以后，是要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执行政治局所付托的任务，因此，现在必需将中央政治局对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于目前党的任务的决定，在这里作一概括的报告，作为总行委今天讨论的基础。 甲 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一 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的走向崩溃与死亡。中国是一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之经济组织中的一部分，现在世界帝国主义之一切矛盾，都在中国反映出来。中国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冲突最紧张的地方，是英日美三个主要帝国主义相互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同时也是半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冲突最严重的地方。这一切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矛盾，都全数的在中国集聚起来。正因为这些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革命的危机，生长成为现在中国的大革命。这一国际条件是与前一次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完全不同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在客观上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之暂时稳定，是所谓第二时期。现在不然，现在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全世界普遍的逼进于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是便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的。这一国际条件，可以决定中国革命的大爆发。特别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是现在帝国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经济基础，更必然要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特点。 二 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的崩溃目前革命形势中的第二个特点，便是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为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都利用军阀制度来做统治中国的工具。各帝国主义中间相互的竞争与冲突，又加以封建势力之争取地盘的特性，于是使中国不断的发生着军阀战争。远一点说，这种战争曾延长了二十年，近一点说，在近三年来的国民党统治之下，同样完全没有停止。这一长期的军阀战争，使广大群众陷于绝地，全国经济的大破产，使广大群众破坏〔产〕，失业，饥饿，死亡。在这一种形势之下，全国广大群众确是已经觉悟了，除了坚决的对军阀战争作战以外，别的是没有出路的。特别现在全国农民暴动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深入，这是直接动摇了军阀制度的基础数百万的军阀军队中的士兵，这些都是失业破产的农民，因此，农民暴动当然定要动摇军阀军队中的士兵。这一次的长沙事变，很是一个显然的例证。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何健的军队超过红军几倍，并且在何健军队中间，我们共产党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几乎是完全没有，但是何健的军队一到与红军见面的时候，不开一枪的大批的潮水一样的投降红军。自然，这一军阀制度的崩溃，不只是简单的农民暴动的一个原因，同样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数十万以至数百万的士兵群众，已经受了长期的军阀战争的痛苦。在每〔是〕一次的军阀战争中，士兵群众眼看着自己弟兄变成炮灰，战场上的尸山血海，换来的不过是军阀们的升官发财。因此，广大士兵群众知道在军阀战争之下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兵士群众的哗变暴动，投降红军，不仅在一些杂色军队中看见，并且在南京政府下之主要部队中也不断的发生。这一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崩溃的象征。这是要特别认识的第二个特点。 三 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斗争的尖锐化第三个特点便是中国阶级斗争的尖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极端的尖锐化。这一认识在目前〔的〕有严重的策略上的实际意义。从前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曾指出俄国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不可分离。当俄国工人提出经济要求的时候，必须与沙皇的宪兵警察发生严重的冲突，因此，经济斗争便必然要成为反对沙皇的政治斗争。这一种形势，在现在中国革命中还更要显明，中国现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比当时俄国还要更加十倍的严重。现在当世界资本主义战后第三时期中，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夺，特别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夺，客观上必然要非常残酷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之下，若不是残酷的剥削工人，则简直不能维持其存在。在这一种形势之下，所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对中国工人绝对没有改良主义的可能，而最主要最基本的唯一的方法是白色恐怖。不错，在中国也有改良主义黄色工会，但他与西欧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黄色工会只有对工人群众之口头的欺骗，绝没有在工人中可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国黄色工会已经完全法西斯蒂化了，完全成了国民党之御用的工具。由此造成了斗争的特点。目前中国工人斗争的形势，任何〔是〕小的经济斗争都必然要成为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至成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这个现象，大概每个在党内参加工作的同志，在这两年的斗争实际中都可以看出。并且，在今天看来，这种形势更为显明。从北京人力车夫的武装斗争以来，以后北宁铁路工人的斗争，青岛纱厂，火柴，人力车夫的斗争，上海电灯泡厂以至现在的法界电车，我们不必详细的举例――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经济斗争，结果都必然成为非常严重的武装冲突，群众拘捕，巷战，屠杀。因此，我们肯定现在中国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比俄国从前还要更加十倍的显明。 由阶级斗争的尖锐，产生出两个结果，首先便是黄色工会的官僚化，法西斯蒂化。黄色工会在现在的阶级的斗争中，就是表面的中立的地位也是不能维持的，他必然的成为国民党压迫工人的工具。北方黄色工会的领袖，一出来便要带手枪，南方黄色工会，也是一定要带手枪，才能收会费。上海在每一个罢工中，黄色工会是公开的出来阻碍罢工，破坏罢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工具。我们毫无疑义的可以肯定，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早已完全的根本的破产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已经无数次的直接打黄色领袖，在现在若仍然以为黄色工会在群众中〈有〉很大的作用，则必然会得出非常右倾的结论。 还有第二种现象，也是由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的条件所产生的，这就是广大工人还在没有伟大政治罢工之前，已经迫切的有了武装暴动的要求。譬如现在的工人斗争，还没有象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大罢工，也还没有象现在法国之十余万人的大罢工，但是广大工人群众确已有了武装暴动的认识。这不是理论，而是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的人，他必然以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夸大狂，或者布浪基主义。假使现在跑到工厂中，问工友是否需要暴动，工人一定答复是需要暴动。许多工人都说：“暴动的时候，你们都来通知我”。南京的铁路工人，当我们初次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只到了五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到会，他们说：“只是开会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厂中驻的有兵队。”后来我们同志又告诉他们：现在开会是为的准备暴动。于是许多工人群众都高兴了，第二次会到的人数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纠察队立刻成立了很多，并且他们对党的信仰也异常提高了。他们大呼：“这才是办法！”在这次长沙事变中也是一样，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我们长沙党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不过只有两个支部，并且因为白色恐怖的压迫，我们支部在群众中很少活动与影响。在这一种形式〔势〕之下，广大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依然在拥护中国苏维埃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之下，暴动起来，响应红军。这些都证明，还没有到广大的政治罢工的实现，工人群众已经迫切的有了武装暴动的要求以至行动，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状况之下所产生出来的现象。在西欧，因为黄色工会之长期欺骗，改良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国会制度的存在，使广大工人群众在伟大的总罢工还未实现之前，很难有武装暴动的觉悟。中国工人则不然，总罢工还没有实现，但工人已经迫切的要求武装暴动了。 这是中国革命第三个特点。 四 中国的农民革命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我认为比俄国一九一七年还更落后。就在这一经济基础上，使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比从前俄国农民还要更大。中国无产阶级若不能得着广大农民做他的同盟者，则中国革命绝没有得着胜利的可能。并且，客观的经济条件，使着中国农民仅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着解决的土地问题的可能。中国还不象当时的俄国，俄国还曾有过地主资产阶级的斯托里平的政策〔1〕，还做过些须的农业改良。中国没有任何斯托里平政策的可能，国民党改组派虽然尽量宣传二五减租，但是这种对农民的改良主义也是与对工人的一样，不过只是一些口头的欺骗，绝对不会实行的。这不是别的原因，乃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之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的帮助农民执行土地革命。这一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了解无产阶级对农民之领导的问题，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是非常机械的认识，他以为只有城市有伟大罢工的时候，然后才能说农村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人看领导问题是只看见了斗争的领导，而没有看见政治上的领导。固然，无产阶级在现在还没有广大的政治斗争，以领导与配合农村的斗争，这是现在之非常严重与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无论如何，绝不能因此说农村革命不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因为这些农民革命，都完全执行了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政纲，显然在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之下。广大的农民革命已经直接动摇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基础，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在广大的区域完全崩溃。农民在广大区域中，都建立了苏维埃的政权，这在中国革命中是有非常伟大意义的，这是现在形势的第四个特点。 五 红军的存在与发展中国革命之第五个特点，便是中国红军之存在与发展。有许多同志以为只有革命胜利中产生红军，而不是红军促成革命。就由这一观点，便根本怀疑到红军的存在，以及整个党的策略路线。自然，取消派陈独秀们是不用说了，他们当红军占领长沙以后，曾开会讨论：“长沙是谁人打下的”？自然，取消派的无耻，他们当然可以与国民党统治阶级做一样的回答，说“长沙是土匪攻下的”。自然，这是统治阶级对于我们的污辱。我们自己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六次大会已经告诉我们，红军是由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在今天我们更可以补充的说，是与统治阶级的崩溃，工人斗争的尖锐，及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都是不能分离的，不如此，便不会对红军有正确的认识，并且不能决定红军发展之根本的策略问题。现在是非常显明的，现在长沙，南昌，九江，大冶，黄陂，沙市这些绕围武汉一切重要城市，或是已经被红军占领，或是完全在红军的威骇之下，这种形势，我们确不敢断定红军在什么时候可以与武汉工人暴动会合起来，占领武汉。我们固然不能预料这个日期，但占领武汉的形势是非常的显明，并且有很大的可能。不过，若是不能明了红军的意义，我们可以走到非常右的策略。在俄国革命前曾有过农民的游击战争，中国不仅有游击战争，并有正式的红军，六次大会指出红军是革命的动力之一，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据于中国政治经济之客观的条件。 乙 全党的总任务由我们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严重。中国革命正遇着整个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大恐慌，军阀统治之急剧的崩溃，阶级斗争之极端的尖锐化，土地革命的深入与发展，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三十万红军之迅速的发展，就在这些条件下来决定中国革命与我们党的任务。 一〈准〉备武装暴动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国政治任务的决议案中，曾指出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高潮到来之后，必然紧接着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这一指出，到今天已经更加显明了。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到今天虽只有两月之久，但实际斗争生活已经完全证明了他的正确。在这两个月的全国政治生活中间，我们确已看见了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之伟大的领导作用，假使这一决议案在今日才发出，则我们便已做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尾巴。 自然，许多重要的问题，在这一决议案中都给了根本的正确的解答，这些解答在今天自然仍是完全的适用，在这里我不必重复了。今天我需要特别提出的问题，就是关于革命高潮与武装暴动的问题，这一点在今天有更严重的意义。在一般的说来，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并不一定马上就是武装暴动。譬如在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事变以后，上海三十万工人的大罢工，开始了中国革命之伟大的高潮，直到两年才有上海的三次暴动。即使以北伐为武装暴动的开始，但也在“五卅”事变一年以后。可是，现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 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中，表现着在政治与产业中心城市中，还没有极广大群众的政治罢工。这是由于统治阶级在城市中，用尽一切白色恐怖的压迫，以保持着在城市中的最后挣扎。当然，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城市工人力量的对比还是不够，但是决不能因此否认工人群众推翻统治阶级的认识和决心。的确，现在还没有赤色工会广泛的发展，还没有极广泛的政治罢工，这里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运用策略的不正确，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阶级知道城市是他最后挣扎的基础，将他一切的反动力量都集中在这里，因此，革命势力在城市中必需要有更加十倍的努力，才能冲破敌人的阵线。现在，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广大的农村，同时，城市革命斗争之迅速的发展，使反动统治在城市中已经有了巨大的动摇，这种动摇更加急剧的时候，必然就是大革命的爆发，统治阶级整个的死亡。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后，有了广大的城市的革命高潮，但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基础并没动摇，因此，很难迅速将统治阶级推翻。现在形势，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基础，已经是严重的动摇与崩溃，若是城市爆发革命高潮，统治阶级失掉了他的镇压的能力，则马上武装暴动，那么统治阶级的基础，已经完全瓦解，无疑的便是夺取政权的时候的到来。所以在伟大的革命高潮的爆发，一定要紧接着武装暴动，甚至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同时到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伟大政治罢工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便需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不仅在政治上要准备，并且要在组织上技术上准备。若是现在不知道预先准备，一定要到总政治罢工实现以后再去准备，那么，我们便会完全丧失对革命的领导。准备暴动马上便要积极的进行，要以准备武装暴动为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不然，伟大事变的到来，将使我们措手不及。 在红军〔军〕占领长沙之后，广大的工农群众要求暴动在各处都表现出非常迫切，因此，准备武装暴动在今天的意义，甚至于比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中还要更有直接的意义。譬如现在武装暴动，我们真是不敢预定的。假使武汉的总罢工在今天实现了，我敢说武装暴动一定要今天开始，假使明日总罢工实现了，武装暴动也一定便要在明天实现。正因为如此，所以关于武装暴动的准备，绝不是要候到总罢工实现以后，因为在那里便已经来不及了。假使在今日我们不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那我们便必然会做革命发展中的尾巴，会成为断送革命的罪人。 伟大政治罢工的实现，他已经逼近了我们的前面。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反对军阀战争的勇气，这种客观形势已经告诉我们到了伟大事变的前夜。那些认为武装暴动还是遥遥无期的人，固然是十足的取消派，但同时将今天准备武装暴动还看成只是组织广泛群众的罢工，而不需要实际的组织上技术上的准备，不需要特别加紧工人的武装组织与训练，这也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因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武装暴动的目的来布置全国的工作，这确是全党在今天的总任务。 二 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在准备武装暴动中，最中心的政治口号便是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最近全国军阀战争的形势，已经完全证明了我们过去估计的正确。若要问最近军阀战争的前途如何？我们可以直接回答，一定是双方俱倒，革命胜利。任何人都可以懂得，现时中国已经决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可以将全中国完全统一起来。军阀战争延长了这样长久的时间，全国政治经济之大破产，使广大群众，求生无路，群众不但必然要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并且已经起来了。城市的罢工浪潮的高涨，农村中广大的暴动，红军的猛烈发展，特别是军阀军队的激剧动摇，证明中国广大群众已经是非常坚决的反对军阀战争。很显然的，现在只要有一个伟大的力量，他能坚决号召反对军阀战争，能勇敢的做反对军阀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则无疑问的，广大群众一定会汹涌的起来拥护他。这里，首先是要求我们有真正的起来反对军阀战争的决心，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一定可以取得全国最广大群众的拥护。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坚决的反对季罗维也夫〔2〕及加米列夫〔3〕关于武装暴动的动摇季罗维也夫与加米列夫在当时坚决的反对暴动，以为布尔塞维克取得政权，不能得着其他政党的帮助，一定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列宁说，无疑问的，只要布尔塞维克取得了政权，一定可以得着广大群众之热烈的拥护。特别是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无产阶级首先可以夺取广大农民士兵的同情。在今天中国的情形看来，正与列宁所说的一样，无产阶级政党若能真正坚决的起来号召反对军阀战争，领导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则我们无疑问的必然得着广大中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拥护，建立与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并且，不仅是我们领导了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一定可以得着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党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可能，有了这样伟大的力量。我们不仅在客观任务上应该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并且在主观的能力上，我们有力量可以消灭军阀战争。固然，我们党在组织上还没有团结广大的工人群众，赤色工会的组织还不强大，但在政治上我们党的确已经得到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拥护，共产党是中国工人群众之唯一相信的领导政党，数千万的农民群众，现在已经公开的在政治上与组织上都信仰我们党的领导，作决死战争。三十万以上的红军，完全在党的直接指导之下，广大中国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都无疑问的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口号。因此，我们党不仅是在客观任务上需要反对军阀战争，并且是现在中国之唯一的有力量的政党，可以领导消灭军阀战争的斗争。问题仅只在这里，就是看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认清这一形势，是否真正的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决心，中央政治局是认清这一形势的，是有了这一最大的决心的，就在这一点上，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的同志，举行全党的总动员，准备着这一伟大事变的迅速到来，坚决领导全国消灭军阀战争的革命战争。 丙 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一 更迫切的准备武汉暴动的任务在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中，已经指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般的策略原则，自然在这里不必来重复的说明。在今天的形势看来，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中所指明的一切，都已经得了完全正确的证明。特别是，在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总任务中，应当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了非常可能与非常迫切的任务。长沙的占领，广大红军绕围武汉的发展，统治阶级之不可终日的形势，使着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已经公开承认：“武汉入共党之手，只是时间问题。”帝国主义机关报自然不会帮助共产党宣传，因为事实的真象确是如此。现在武汉的形势是非常显明的，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之严重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罢工仍然是不断的爆发。广大的工人群众，都积极的要求武装暴动。农民暴动与红军都逼近了武汉。敌人的兵士群众，甚至蒋介石在前线的基本部队都倾向我们，找寻我们的领导，这一现象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点。在西欧其他各国中，假使没有工人的大罢工，兵士群众是很难革命化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则不然，到处的兵士，都自动的经过各方面的关系找共产党，要求领导他们兵变或暴动。许多自发的兵变，揭起红旗子，借此找寻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党各级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中，时常遇着许多这样的事实。这不是偶然的。这个现象的来源，是因为长期的军阀战争，使广大兵士群众在军阀长官的驱逐之下，成千成万的死亡，绝不能换取任何精神上物质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土地革命的深入，在广大兵士群众中有非常伟大的影响，已经使兵士群众整个的动摇起来。士兵是失业的农民，他看见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才使他们迅速的革命化。特别注意的，我们不能将兵士革命化与工人革命斗争分开，因为兵士革命化的原因是因为整个革命势力的发展，而整个革命的发展，完全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特别是整个革命发展中，红军的发展，红军之不断的胜利，更是直接影响到军阀军队的动摇，现在已经有十万以上的红军，正在非常迅速的向武汉进攻。假使在适当的配合中，我们有极大的可能，举行武汉的武装暴动，以与红军汇合起来夺取武汉。现在客观形势是已经成熟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就在加重斗争的配合，努力组织武汉工人的政治罢工与武装暴动。 二 红军进攻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有少数同志对于红军之积极向武汉进攻，是非常怀疑的。他们以为武汉现在还没有工人斗争的高潮，若以红军的力量向武汉进攻，这似乎是以农民领导了工人，又似乎是军事投机，由此便对党在目前之总策略路线发生怀疑。这样的怀疑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完全了解，如若没有工人群众的武装暴动，单纯红军是决不能夺取武汉的，因此，党在目前之最基本最严重的工作，是要加重在武汉工人中的政治宣传与鼓动，扩大他们的组织，发动政治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党绝没有单纯以红军进攻的观念，并且坚决反对单纯以红军进攻的观念。但同时，党一样坚决反对另一种观念，以为“夺取武汉仅只能组织武汉工人暴动，在武汉工人还未暴动之前，红军便不应向武汉进攻”。这完全是一种书呆子的见解。单纯用红军的力量，不去组织工人群众的政治罢工与武装暴动，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但只知道工人武装暴动，而不知道运用现在的红军，这一样的会成为严重的断送革命的罪恶。我们要夺取武汉，必须特别注意各种革命势力的汇合，一方面要加紧武汉的武装暴动的准备，特别是组织武汉工人的政治同盟罢工，同时，必须积极的领导红军向武汉进攻。如果红军更加逼近武汉，统治阶级更加失败动摇，这便是武汉暴动的更成熟的条件，无疑的我们可以领导武汉工人暴动起来，而取得完全的胜利。红军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放弃或轻视这一种革命力量，当然是革命的严重损失。第五军进攻长沙的时候，红军不过三四千人，何健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健部队接触的时候，何健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我们在长沙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弱小，可是在何健军队日益失败的时候，长沙工人便在城内暴动起来，使何健军队更迅速的动摇而完全失败。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会过〔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在远远的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红军的发展，他与城市的工人斗争不可分离，党在坚决的准备武汉工人的武装暴动的时候，便同时应当指挥红军向武汉进攻。 三 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武汉的首先胜利，必然紧接着便是残酷的国内战争，以至国际战争。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便指明了这一点。斗争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假使我们夺取了象武汉这样的城市，帝国主义者一定组织国民党各派军阀，联合起来以向革命势力进攻，这必然是国内战争更残酷的形势。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必然自己出来，直接以武力炮舰压迫革命。龙州，大冶，岳州，长沙的经验都告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断定，在夺取武汉以后，马上便要到来的便是更残酷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若我们企图以外交手腕来避免与帝国主义的冲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帝国主义是很敏明的，他知道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将要致他的死命，如果不是在他已经无力摧毁的时候，绝不会允许苏维埃政府存在，尤其不会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和平的外交的。中国是殖民地的国家，反帝国主义是其最基本的任务，中国苏维埃革命，苏维埃政府只有在坚决反帝的斗争中才能生长起来，才能巩固起来。对于这一点，必要有很明了的认识，然后才能很坚决的发动全国之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正因为如此，所以武汉的胜利，绝不能只依靠于武汉附近省区的革命势力，而必要有全国的配合。不仅要工人的暴动，而且需要农民，士兵，红军及各种革命群众力量的配合。不但如此，因为武汉胜利要紧接着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所以更必须特别加紧在国际无产阶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以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 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布置，必需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加紧。要准备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及各产业中心的政治罢工，要准备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动，要组织全国铁路海员的反对军阀战争的总罢工，要组织前线上以及后方之重要军事政治中心的兵士暴动，要配合着全国红军以向大产业中心集中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全国范围内的工作。一定要有全国的总动员，然后才能有夺取武汉的胜利。 同时，中国党必须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宣传与鼓动，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援助中国革命。无疑问的，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残酷战争，一定会发展成为全世界之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不是我们主观上愿意如此，而是客观形势上所决定的必然的结果。很显然的，当中国苏维埃成立之后，帝国主义绝不仅是压迫中国革命，同时一定会更加紧对于苏联的进攻。帝国主义知道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当他进攻中国革命的时候，决不会放松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及进攻苏联的事，一定是同时并进的。在进攻苏联的战争发动以后，这便是全世界之最后的阶级决战到了。所以在中国革命爆发以后，将要转变成为国际战争，在这时候，必然要有全世界革命的大爆发，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 四 兵士暴动问题还有一个为一般同志们所怀疑的问题，这就是兵士暴动的问题。有些同志以为革命的武装暴动，一定要以工人群众为他的基本力量，假使单只是兵士是不能暴动的。一般的说来，这个观点有一部分理由，因为若是没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做革命的基本力量，则兵士是不会革命化的。可是我们必需注意，在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之下，虽然当工人群众之广大政治罢工还未实现的时候，但兵士群众已经积极的普遍了武装暴动的要求。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军阀战争所给与广大士兵群众之直接的痛苦，土地革命与红军发展所给与士兵群众之伟大的政治影响。这些都无疑的是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 现在全国还没有工人暴动的时候，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了兵士暴动。即使在将来之各处大城市中，也许会有在工人暴动之前，首先是士兵暴动做导火线，这个现象是不能避免的。假使有人由这样的事实做出结论，以为这表示兵士领导了工人，这便仍然是书呆子的见解。因为兵士暴动，是目前整个革命斗争激剧发展下面的产物，绝不是离开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的。兵士暴动之正确的出路，一定是组织苏维埃政府与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纲，这就是说，他一定要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不然是不会取得胜利。 破坏统治阶级的军队，夺取反动军队中的士兵群众，这是每一个革命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中国这一种军阀制度的国家中。并且，目前中国革命中之一个主要的动员群众的口号，就是反对军阀战争。而反军阀战争之最有力量的直接行动，这〔就〕是兵士暴动。因此，兵士暴动不仅是士兵群众的需要，而且是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迫切要求，无疑的可以得到极广泛群众的拥护，可以引起革命斗争的大爆发。 五 怎样组织工人群众？最后，还有一个为少数同志所不能了解的，就是以为“现在客观的形势虽然很便利于革命的发展，但我们党的主观的力量还很薄弱，赤色工会很少，因此，我们还不能拿准备武装暴动来动员群众，而是要很艰苦的做每一厂每一厂中的工作”。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首先在现在状况之下，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忽视了我们党主观力量之伟大，我们党在政治上已经无疑问的取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我们对于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一口号，主要的一定要从政治上了解，绝不能很机械的，以为赤色工会的会员占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时候，才算是夺取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即使在资本主义很发展的国家中，譬如西欧各国，任何国家的赤色工会――甚至连黄色工会一齐，都不能占全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当然在中国更是不能。现在世界上只有苏联的工人有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工会的组织之中，在中国一定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赤色工会才能在组织上取得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至于在政治方面，广大的工人群众――无论是先进的或是落后的――确已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口号，许多自发的罢工，都揭出了党的政治口号，都坚决的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工人群众都自动的经过各种关系找取我们党的领导。这证明广大的工人群众，接受了党的政治影响。 自然，我们应当非常严重的注意组织工作，我们一定要在每一工厂每一作坊中建立强固的组织，因为仅只有政治上的影响是非常不够的。没有强固的组织基础，政治影响决不会巩固，决不会成为群众的革命行动。但是，问题只在这里：我们用什么口号去组织工人群众？用什么口号来扩大党之无产阶级的基础？假使我们只用经济的口号，这是绝不可能的了。事实是这样，中国阶级斗争特殊的尖锐化，工人群众每个经济斗争都遇着国民党的残酷的压迫与屠杀。广大工人群众完全知道没有坚决的反国民党的斗争决难有经济斗争的胜利，这就是造成了工人群众武装暴动的迫切要求。假使我们现在不用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将使广大工人群众失望消极而离开我们。准备武装暴动已经是广大的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只有在这个口号之下，才能动员广大工人群众，才能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扩大我们党内之无产阶级的基础我们是要到每一工厂每一作坊中加紧组织工作，但我们必定要以准备武装暴动做组织群众的主要口号。 从总的政治上以至策略上，都说明了我们党现在已经不是在一个经常工作的时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历史上之大转变的前夜，到了中国革命之最紧张的关头。我们必要使全党的同志都认清目前这一政治形势，认清党的任务的重大，将全党同志都动员起来，在一致的战斗的精神之下，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 根据一九三○年八月《红旗日报》第二至第四期刊印 注释 〔1〕斯托里平，即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也维奇，沙俄国务活动家。一九○六年至一九一一年任大臣会议主席和内务大臣。 斯托雷平的政策，是指一九○七年至一九一○年，斯托雷平实行的土地改革法令。即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可以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富农可以用贱价收买土地等。他企图通过某些改革来巩固专制制度，结果遭到失败。一九一一年被社会革命党人博格罗夫在基辅刺死。 〔2〕即季诺维也夫。 〔3〕即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列甫?波里索维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