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三册（1927）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1〕 （一）中国革命，现时正在自己发展之中，经过极危急极剧烈的转变关键。这一转变关键，即是各种阶级力量剧烈的变更其结合之形势；各阶级力量之变更其结合形势，实在早已开始，而以四月十二的上海屠杀至七月十五的武汉政变为其结局。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份，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革命营垒中，阶级分化，已经表演完结。民众〔族〕资产阶级开始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并已与反动的封建军阀联盟。蒋介石的四月十二屠杀以前，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营垒之中，有两个倾向并存着：一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是急进的革命主义的倾向，这两个倾向一直互斗到现在。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互相仇视而不可调和的营叠〔垒〕相抗衡：一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营垒；一是工农的革命营垒。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任务，现在已经完全放到工农运动身上，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才能履行这一任务；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与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直接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亦在其中——如此，方能履行这一任务。 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运动之间的联盟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固然日益趋于不可避免的破裂，然而并不一定要象现在这样的破裂形势。工农民权独裁的胜利，亦是各种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可是这种胜利，只能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达到。各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如果要达到工农运动方面的胜利，那就必须是民权革命的急剧的前进与高涨。然而实际上现在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胜利，这当然是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严重的失败。这一失败的责任，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指导之机会主义政策，阻碍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放任资产阶级的行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居然能吸引几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到自己方面去（尤其是智识分子及与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的一部分反动分子）。这种反动的胜利，其规模很大；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尤其是四月以后，不执行那种屈服的取消群众运动的方针，而能切切实实行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那么反动的胜利，不能如此之大的规模。现在中国革命经过极厉害的危机，其原因便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指导群众运动的方向，完全是错误的不革命的。战胜这一危机的基本条件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之正确的革命的策略，要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力解决革命斗争中每一阶段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一切任务。 （二）中国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许多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任务，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先变成了反动的力量。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之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不但反对封建制度的余孽，并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而且革命已经造成一种力量，足以来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在这两年来，已经发展得非常之伟大。然而正因为这种力量之发展，便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反动的营叠〔垒〕之中，而革命却还没有能使中国之国际地位，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得有任何重要的变更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暂时的胜利，这种情形使中国革命之两个前途的问题变成目前紧迫的问题——已经是中国平民的一般斗争的中心问题了。 如果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和国际帝国主义妥协成功（而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力求这科协定的成立），如果他竟能在全国范围的实现与封建势力的反动联盟，如果封建资产阶级的联盟能够完全镇压工农的群众运动，最后，如果国际资本政治上经济上确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帮助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巩固起来，——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中国的发展就会走上长期的迁延的使几千百万工农受着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灾祸的道路，——以资本主义来排斥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如果得有巩固的胜利，并有外国的赞助，则中国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不过比较前一世纪的普鲁士更加要受阻碍，更加要多受痛苦，因为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与野蛮性，实在是一切进步中之巨大阻碍。即使对于向着资本主义前途之进展，亦是极大的阻碍，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必然的不可免的与世界帝国主义加重其对于中国之殖民地政策的剥削互相联结。 至于别一种的发展道路，则必须革命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而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制，方才得有保证。革命在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上，其客观的内容是：一、完全解放中国于外国资本压迫之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特权，取消外债，关税主自〔自主〕，外国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交通机关收归国有等等）；二、建立全国的国外市场，——没有在政治上统一中国，没有消灭军阀的割据，没有集权的中央政府，这是不可能的；三、肃清一切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遗毒（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土地国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下坚决的推〔摧〕毁一切国家机关，而代之以革命的民权的新政府，歼灭土豪乡绅官僚军阀等）；四、急剧的改良工人阶级之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坚决的取消工人九无权无利穷困不堪的现状——这是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力量之主要根源之一。 这些任务，只有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制，才能够实行。然而中国现状的特性，更在于这种自无产阶级农民来实行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反抗中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直接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为着完成民权主义的革命反〔及〕中国之民族解放，也不能不进而没收一切外国工业及一般反革命党财产，这就要超过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及农民，怕超过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怕进于社会主义式的道路，那么，就是民权革命也不能得到胜利的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将以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与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并且要靠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方面的帮助。然而这一转变始终将要是一个无间断的过程。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性，以及无产阶级独裁胜利之存在，就是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之客观的保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认清的主要的目的。 至于这两种前途中，究竟那一种前途得以实现，那就只有斗争可以决定。为要有正确的指导起见，必须要很清楚的分析一般的客观形势的〔以〕及每一时期各种力量之相对关系。 （三）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巩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张发奎军队之中共产党员在南昌起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就可以算得这种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先声。如果革命之重新高涨客观上的前提不具备，则南昌起义的暴动也就不可能的了。这些主要的客观前提是： （一）中国现在任何稳定都不能有——因为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政变，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本是如此。中国的革命，本来是由于这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因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集聚了许多种的国际国内的矛盾，日益增长激厉所致。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中任何一个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格外剧烈起来，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可见，为什么现在发展全国的大危机，这种危机的急遽，正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之后。极紧迫的经济危机（财政、商业、工业都是如此），和政治军事的危机互相联结着（国民革命军的崩壤〔坏〕，军阀的分裂和互斗，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内不可免的纠纷分裂割据的大扰乱，表面上虽然南京和武汉政府要统一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国民党也在崩坏），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不能够继续力争中国的民族利益，不能够保障中国几〔国〕家的统一，不能够解决工人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预防经济的大崩坏，资产阶级军阀自己的营垒里，土崩瓦解的倾向非常害利〔利害〕。这种全国的大危机的出路，只有民权革命澈底的胜利，否则，便要使民众受着无限的痛苦，中国的政治经济经过极大的崩坏，中国因此而大大的退步，由此而准备“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 （二）工农之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受着失败，然而还〔没〕有大破坏，还没有因为受了镇压简直不能够重新高涨。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人区域中秘密工会的奋斗，就足以证明，虽然白色恐怖非常利害，然而群众的积极仍在日益增长。广东、湖南、湖北、陕西、河南等省，虽然有极残酷的反革命的压迫，然而农民运动的革命基础仍旧存在，革命已经引进极广大的工农群众，他们的生活状况，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简直是日益恶化而没有出路。所以这种群众独立的自然暴发的斗争，不能为任何恐怖政策所完全镇服。 （三）中国的国际状况没有经过任何的变更，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以巩固，民族资产阶级力求与外国资本妥协，然而同时，他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代表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面〔两〕面政策，自然又使企图完全统治中国的外国资本离开他，使外国资本和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发生困难。别方面呢？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有冲突，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联盟之内，亦有冲突，——互相争权夺利的枪地盘主义是他们的天性。这种情形，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阻碍。最后苏联及国际的革命运动，不〔又〕是加强中国群众革命斗争的绝有力的动力。 有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后，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之组织和正确的政策，便是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坚〔决〕定胜负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保存了自己的战斗队伍，不怕反动的缉捕压迫，而且能够改正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凡此一切，总合起来，便使中国共产党负着极大的任务，就要在一切客观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准备组织革命的暴动，认清自己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权制裁〔独裁制〕。 （四）因为中国各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没有集权的政府，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中央政府来决定暴动的胜负。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一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当认真的明了并且应用马克思、昂格斯、列宁的暴动学说，——暴动是一种艺术，不是可以耍着玩的，要极精细的在技术上组织上政治上准备好，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久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要破坏动摇我们阶级之武装力量。因此，本党应当极快的征调最大限度的力量，到新旧军阀的军队中去工作，组织并发展我们的支部。这一任务，是现时非常紧迫刻不容缓的任务，本党以前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 民众工农暴动的胜利，势必引起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残酷的反攻，从经济怠工，直到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准备填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实行猛烈的革命战争。必须准备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企业工厂，采用极严厉的镇压政策，——实行革命的独裁。 （五）暴动之方式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这有以下的几个理由： （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国民党的领袖已经被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所利用，以为反动政策之工具，不但背叛了国民党党纲主义中的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成份，而且弊送了国民党，使他要丧失政党的资格。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能使国民党形成资产阶级的领导政党，这种政党必定要在与现时国民党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上方能发生。要恢复国民党，便只能恢复革命的国民党，或是简直不能恢复。汪精卫唐生智的所谓党权三民主义等等，完全是冒充国民党的假招牌，以掩饰其反动的政变，——这次政变其实是国民党亡党的政变。 （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本党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固然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变成了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但是在下级党部之中，党员群众的行动，是以纠正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业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 （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胜利，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分崩。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反革命派所吸引去了，他们的群众政治上是崩坏了，无所适从了，中有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本党现在和他们合作而组织秘密的革命的国民党。但是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党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甲〔用〕。同时共产党应当极谨慎的避免过去指导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保障本党的自己的完全的政治独立，保持本党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之摇动犹豫之无限制自由（参看中央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尤其重要的：是使革命的国民党民权主义化，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结构，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涨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 （六）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虽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置的唯一方式。本党认为照现在的形势，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而且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完全只要看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穷，所以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 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如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还来不及完全消灭国民党），那末，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 （七）政权〔2〕为指导各地暴动起见，应当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何必须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全省范围之内，应当称为某省临时革命政府。乡村中之暴动成功之后，革命委员会立刻应当组织农民协会而以一切政权交给他，农民协会秘密存在的地方，必须在准备暴动的时候就使农民协会的指导者加入革命委员会。 城市之中的革命委员会或则某省的临时革命政府在暴动胜利之后，就要着手组织新的政权，应用下列的形式：平民代表会议，由各工厂工人，各职业工会的手工业工人或店员，学生会学生，小商人团体的小商人，军队的兵士等以职业选举团体选举的方法（不以区域为选举原则），以人数为标准，公选代表组织之。由选举平民代表会议，选出某县某市的革命执行委员会，城市之中的政权便完全交给他。全省的政权应当由各县平民代表大会选出。各县革命委员会及各省临时革命政府，应当定出召集这种城市平民代表会议或全省平民代表大会的日期，这种日期依暴动之后的形势如何而定，如果组织新政权尚须很大的政治上的准备，则召集代表会议的日期，可以略为迁延。 资产阶级及封建军阀等类的阶级，不应当叫他们参加革命的政治机关。 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的政权万岁”！（民选革命政府）。 （八）军队除去澈底的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以外，民权革命是决不能胜利的。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军阀如今很容易的利用雇佣军队来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证据。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本这个目的，本党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如某市工军，某县农军的地方性质的武装，不用旧的纠察自卫的名称），无论如何不能解散他们。从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 （九）对帝国主义的策略民众暴动胜利的地方，如果可以遇见与资本主义列强直接的接触（例如广东以及其他有海口的地方），那么，本党应当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应付的策略，使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不至于过早的发动。本党应当继续不断的增加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领导经济的斗争（如抵制外货等），同时如果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可以根本牺牲新兴的尚未巩固的革命政权，——当这种工农阶级民权独裁制还只有很小的地盘的时候，——那末本党应当暂时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夺回租界，没收外国工业使为国有等等）。应当记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各种反动势力的赞助之下（从张作霖一直到汪精卫），必定时时刻刻来挑衅，想借口来屠杀，来镇压真正革命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平民政权。本党应当预先看见这种危险，在不利于新的革命政权之时机，不要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赞助之下，等到对于革命最有利的时机，然后要领导中国工农民众去直接的与帝国主义斗争。 （十）最近期间本党对于农民运动，工会运动，以及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已经有八七紧急会议各个议决案，并且有中央紧急会议的告全国同志书，这里不再复述。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 注释 〔1〕原件未标明时间。据会议记录，本文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的。 〔2〕六、七两项标题重复，疑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