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三册（1927） 中央通告第一号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且以后各部通告，统由中央常委发出，特此附白）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是国际代表根据国际电令所召集的，这次会议并且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给全党以新的精神，并且定出新的政策。各地党部务必要将这次会议的决议（告全党同志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以及组织问题的议决案）给一般党员详细讨论，使得切实的了解并切实的去实行。八七会议的意义之大要如下： （一）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自中央以及地方）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第五次大会以前由于不能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已经做了些错误，第五次大会以后，又因为不能了解对付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而更加错误。总以为既要联合国民党，便必须要一种让步政策。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免泯灭了。其实布尔塞维克的革命策略，在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中，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封建势力军阀及帝国主义，以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必须有这种独立的革命斗争，然后方能取得革命之领导权，然后方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及农民。固然让步退却有时是必须的，但是以前中央的政策客观上不仅是让步，却是放弃领导权——因为客观上是处处等待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独立”斗争，于是他们摇动犹豫之时，中央自己也不免摇动而犹豫了。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还有一种倾向，便是注重于领袖的接洽，——民党，军队，甚至于红枪会土匪等工作，都是如此。而对于群众的斗争，不能加以充分的领导，客观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滞。没有“平民式的”精神，而偏于上层领袖的结合联络。这种不依据群众斗争的力量方法及精神，而注目于上层领袖的政策——自然处处要迁就那些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领袖，而专采用让步政策，自己认错承认幼稚等等。各省党部的政策亦多采用这条路线，最显明的例子如陕西河南，当冯玉祥反动时极力退缩以图换得冯之中立。顺直省委〔1〕迭次政治报告都主张向武汉“左派”让步，以免促其右倾，并主张有决心实行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发布对中等阶级的政纲等。 （二）客观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土地革命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剧烈的改革，澈底的铲除封建制度，这是最澈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表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他已掉过枪来了反对这一革命，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买办豪绅相联系的反动成份，也决不能和这土地革命的发展同道。何况当时武汉政府及军队中尚有直接代表地主豪绅的分子。如果土地革命已经由群众剧烈的发展，则组织这些群众的力量而独立领导工农城市贫民的联盟进攻，便是当然的结论。但是，当时中央机关及指导的同志对于土地革命问题有许多歧见，结果，是一个总退却的指示。工会（店员等）的斗争之中亦是如此。这样，客观上便是党与正在奋斗的群众脱离了。 （三）再则，以前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职任，始终没有明了的观念。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的阶级。现在农民的土地革命及农会的政权革命，既是民权革命最高形式的表演，无产阶级自然应当和农民群众建立真正的斗争同盟，领导他们去打倒土地革命之一切障碍：新旧军阀，豪绅地主，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虚伪的“左派”。“谁不赞成土地革命及真正的民权革命（农会政权）谁便是假左派，谁便不是左派”。因此，早应有建立纯左派政府的决心，亦即建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真左派的国民政府的决心。——否则永无所谓工农民权独裁制。但是事实上当时对于武汉政府的观察，确有偏重于承认他已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独裁的意思，因为当时并没有力求刷除其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分子，却在保存这一联盟政府。 因此种种，当时中央政策之客观上的理论是：缓和些阶级斗争，以保存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五次大会的政策和方针并没有实行，却是抛弃了。如今中央紧急会议接受国际的批评，必须使党员群众完全了解这种批评的意义，造成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指导，因此，必须将这些紧急会议的决议，极普遍的发到各支部之中，使党员群众都能够研究而实行；使党员群众的意见得以督促各级党部机关。党的政策问题，都要使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讨论，以实现真正革命意义的党内民权主义，党的群众正在努力斗争，依据他们的力量，是纠正机会主义错误最主要的方法。 ※ ※ ※ 各地党部接此通告及八七紧急会议议决案后，务必从速翻印传递下级党部，开始讨论，并立即遵照这些议案改正或实行党的组织，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运动之新方针。附上八七紧急会议议案一册，项目如下：一、告全党党员书；二、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三、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四、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五、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吴世荣 注释 〔1〕顺天，北京的旧称；直隶，河北省的旧称。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于一九二七年春。一九三○年十一月以后改为河北省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