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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 病夫治国
第1章 在阿富汗的混乱局面
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内勤中将帕普京[1]于1979年12月28日自杀身亡。
中央委员会在考虑该怎么办：报导还是不报导死亡的真实情况？以什么样的规格安葬一个自杀之人？新年节日即将来临，最后决定还是不要败坏苏联人民的兴致，而且报纸在节日期间也不出刊。因此悼念文章直到一星期之后才发表，这时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其中说，“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岗位上，维·谢·帕普京都表现出一个党员的原则性和严格要求，并与对人民群众体贴入微、深切关怀的态度密切结合在一起。”
关于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年纪不大的人（53岁）猝然去世的报道，立即引发了关注。
对死因丝毫未加说明，然而关于帕普京系自杀身亡的小道消息很快便传遍了莫斯科。可是原因何在呢？他临终连个字条也没有留下。
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神秘死亡，成了各种极为离奇的推测的由头。
侨居美国的侦探小说作家涅兹南斯基[2]和托波利[3]，1980年代初甚至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政治性畅销书《红场》。该书用英文出版，传到了莫斯科，这里的人们几乎将其当作纪实的调查报告来阅读。
作者环环紧扣发生在帕普京身边的一整套阴谋。小说中，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完成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亲自所交付的任务时，建立了一个神秘的内务部内部情报部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斗争。而帕普京开枪自杀是因为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遭遇失败。
小说中克格勃领导人拒绝占领阿富汗，于是苏斯洛夫将此事交由内务部实施。帕普京也乐于为此尽力。他建议在喀布尔总统府空降伞兵，生擒阿富汗领导人阿明，迫使他签字请求苏军出兵他的国家。帕普京亲自率领空降兵，但顽固的阿明不肯活着投降，于是有个苏联空降兵用一梭子自动步枪子弹打死了这位阿富汗领导人，具有国家级重要性的任务归于失败。小说的作者写道，为此苏斯洛夫要把帕普京送进铀矿井，这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明白等着他的将会是什么命运，便在从阿富汗返国途中的飞机上朝自己的额头开了一枪……
有几个因阿富汗事件而与帕普京相识的人满有把握地告诉我说，帕普京的死因源于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但并不是因为他参与了推翻阿明之事。
有两个人向我讲述了帕普京的情况：中央候补委员、派赴阿富汗的党的顾问小组第一组领导人哈拉佐夫和曾任阿富汗军队总政治部部长顾问的扎普拉京将军。
扎普拉京将军于1978年5月底来到阿富汗，哈拉佐夫则于6月初抵达。也就是说，他们两人都是在1978年四月革命刚刚发生之后便来到那里，当时人民民主党已夺得政权。
革命后，阿富汗领导人塔拉基最得力的助手阿明当即请求苏联的同志们，派遣一位富有经验的政工人员来帮助在军队中建立总政治部。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政工机关，像苏联军队中那样开展工作。”阿明劝说苏联同志。
扎普拉京将军此时正在驻德国苏军集群出差。他突然接到命令（并未说明原因），要他火速返回莫斯科。他乘机抵达后，没有回家便径直去见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
谈话很简短。叶皮谢夫说：
“你知道阿富汗发生了革命吗？如果派你去阿富汗尚待建立的总政治部当顾问，你的意见如何？”
第二天，扎普拉京已经到了喀布尔。他当即被介绍给总统塔拉基，当然还有从党的系统上监督国防部的阿明。
塔拉基向这位苏联政工将军解释：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大力地依靠军队呢？因为你们的革命是由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完成的，而我们全是靠军队。我们要通过军队重新教育全体人民，军队要成为替国家造就干部的熔炉。”
阿明让扎普拉京觉得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说：“就像你们一样，我们也需要政工干部。什么也不应当改变，一切都和你们一样。”
阿明并不像东方普遍盛行的那样徒托空言。据扎普拉京说，与他配合行动很容易。
同样是1978年，帕普京也首次出访阿富汗，从内务部系统与新政府建立联系。喀布尔出现了苏联内务部代表处，其领导人拥有自己的密码通讯系统，有权不通过大使直接向莫斯科拍发密码电报。军事人员和克格勃代表处也有同样的权力。其余的人都应当去找大使，由他签字批准拍发密码电报。
在帕普京和苏联代表处的帮助下，阿富汗组建了内卫部队——民警队，民警队配备的是苏式武器装备。这支队伍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阿富汗战士由内务部的教官进行训练。
阿富汗新领导人准备按照苏联模式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然而首批抵达喀布尔的苏联顾问所看见的，却是一幅复杂而混乱的阿富汗生活图景，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也有着颇为近似的看法。
执政党已分裂为两派——“人民”派和“旗帜”派。两派领导人相互仇视，不可能共同执政。这种敌对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两位领袖——塔拉基（“人民”派）和卡尔迈勒[4]（“旗帜”派）之间的个人竞争。塔拉基希望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而卡尔迈勒却不甘心充当次要人物的角色。而且塔拉基所提拔的阿明，事实上已经成为第二号人物。
塔拉基和卡尔迈勒无法建立最起码的合作关系。这种状况，以卡尔迈勒出使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终。
苏联驻阿富汗代表之间也不团结。党务和军事顾问们认为，应当与事实上掌权的“人民”派合作。克格勃代表则将赌注押在乐于交往的“旗帜”派身上。
卡尔迈勒出国之后，塔拉基和阿明之间又逐渐滋生了新的冲突。塔拉基被奉为神明，他对此也欣然接受。他称阿明为“亲爱和杰出的同志”，心甘情愿地将所有政务都拱手相让，自己乐得逍遥自在。阿明大权在握，并逐步排斥塔拉基对国家、军队和党的领导。许多苏联驻喀布尔代表都觉得，国家政权落入阿明之手已是势所必然。
对新制度的不满很快便表露无遗，全国都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回应，对新政权的反对者和潜在的反对者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许多人常常无缘无故便被抓了起来。抓人通常都是晚间，连夜进行审问，清晨即行枪决。领导这场镇压运动的是阿明。
反抗很快就变成武装性质的了。1979年3月，在大城市赫拉特爆发了反政府暴乱。赫拉特的卫戍部队也加入了暴动分子的行列，苏联的一名军事顾问被打死。
塔拉基惊惶失措。较为果敢的阿明提出，下令战机起飞，夷平该城。空军总司令给苏联军官们打电话：怎么办？苏联的顾问去见阿明，劝说他收回成命。
正是在赫拉特起义之后，吓破了胆的塔拉基恳求苏联收留他。阿明目睹所发生之事，开始更加积极地采取行动。他认为塔拉基无力保住政权。
1979年秋，塔拉基飞赴古巴，返回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勃列日涅夫与他进行会谈，对阿明的评价很不好，说应当摒弃这个人。塔拉基同意，但是怎么做呢？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让塔拉基放心：
“当您飞回喀布尔的时候，阿明就已经没有了……”然而此言并未应验。
企图杀死阿明的尝试总共有五次，只有最后一次获得成功。有两次打算将其击毙，两次试图加以毒杀。
9月14日，苏联大使普扎诺夫[5]去拜会塔拉基，也邀请阿明前往。阿明本不愿意去。他的怀疑也是对的，但终究不好回绝苏联大使，便去了。在塔拉基的总统府里，阿明遭到枪击，但他活着逃跑了。
当天整个傍晚和夜间，塔拉基和阿明之间在喀布尔展开了一场小型战争。塔拉基命令军队干掉阿明。但是喀布尔的整个卫戍部队仍然支持阿明。苏联顾问们也不想让部队离开营房。两架米—24型直升飞机起飞，要用导弹袭击阿明藏身的国防部大楼，但苏联的顾问成功地让它们降落，因为大楼里有许多苏联军官。
次日，塔拉基陷于孤立。9月16日，在国防部大楼里举行了革命委员会会议，接着又召开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塔拉基失去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两个职位都由阿明接任。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消灭自己的对手——枪决了数千人。
塔拉基被除掉之后，阿明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勃列日涅夫将此视为对他个人的侮辱：他曾对塔拉基的安全给予保证，而塔拉基却被杀害了。
“别的国家会怎么说呢？”勃列日涅夫担心，“既然勃列日涅夫关于支持和保护的保证已成为空话，难道还能相信他吗？”
勃列日涅夫批准在喀布尔采取特别行动。
克格勃当即虚构了一个说法，仿佛阿明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安德罗波夫下令将阿明的敌人卡尔迈勒弄到莫斯科。于是开始向阿富汗派遣特别小分队。
1979年11月22日，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帕普京最后一次飞赴喀布尔，他并不曾意料到克格勃正准备暗杀阿明。关于特别行动之事，既未让军事顾问与闻，甚而也没有让大使知情。
基尔皮琴科将军以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国外侦察）局长的身份，会同委员会高级代表伊万诺夫[6]将军，领导在喀布尔的那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了，他回忆说：
“快到XX日的时候，维克多·谢苗诺维奇·帕普京意识到了一些什么，就来找我和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有一次他说：
‘伙计们，我看出来了，你们想要在这里干点什么事情……让我留在喀布尔吧，我和我的支队会对你们有用的。我不想回莫斯科，那里的内务部上层人物，正在干一些丑恶的勾当。’
他当然已经知道。内务部长萧洛科夫准备让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取代他，因此希望将这次对他带有侮辱性的解职加以推延。解职之事的确很快便成为事实。帕普京忍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对待，便正好在喀布尔政变的翌日朝自己的额头开了一枪。”
《入侵·不宣而战的一场战争中鲜为人知的篇章》一书的作者加伊[7]和斯涅吉廖夫[8]根据苏联大使塔别耶夫[9]的口述写道：
“帕普京贪杯嗜饮，在阿富汗时经常酩酊大醉。此外还患有迫害狂症：他觉得所有的房间里都装有窃听器，经常有人跟踪他……看来，有人将他酗酒的事报告了莫斯科。波诺马廖夫从中央委员会给我来电话说：‘我们有一些关于帕普京的信息。’‘我核查一下，’我谨慎地回答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什么也不必做。他出差的期限即将结束，让他回来再说吧。’……”
帕普京似乎并未料想到他即将灾难临头。最令人吃惊的是，他最后那次从阿富汗回国时心情还很愉快。
负责与阿富汗进行合作的人们都很关心，希望这种合作能不断扩大范围。阿富汗人也善于表达感激之情——又是馈赠礼品，又是颁发勋章，接待时像对国王般伺候唯谨。大家都乐意去喀布尔——住一住别墅，疗养疗养；离开之时也不会空手而归。阿明总统送给帕普京一支手枪。这个礼物将发挥决定命运的作用。
哈拉佐夫曾对我讲述过，帕普京飞抵莫斯科后便给他打电话，向他畅谈观感，转达共同的熟人们的问候：“应当做的各种事情，我们全都做到了，还有礼品。”
总而言之，对此次出行完全满意。而在新年将近之际哈拉佐夫接到帕普京寄来的贺卡时，帕普京本人却已经死了。他从阿富汗归来的这些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哈拉佐夫述说：
“流传着一些谣言，都说他自杀身亡是因为他知道：人家要将他撤职，以便给丘尔巴诺夫腾出位子。我认为，他自杀是出于阿富汗的原因。他属于认为应当与阿明合作的那一批人。当我们的人杀害了阿明的时候，这对他成为一种打击……”
也有另外一些说法。
熟悉帕普京的人都说，他身上没有傲气，待人十分友好，并不像他那种级别的某些官员，自以为口含天宪，不可一世。帕普京喜欢人多热闹，他身边老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围着他转，其中也包括一些不那么值得尊敬的人。
作家赫鲁茨基[10]向我讲述过，帕普京从阿富汗归来那天，他也在机场，还同交通民警局局长聊了聊。局长是来迎接第一副部长的。帕普京刚刚露面，便有人给他把电话直接打到了汽车里。他放下听筒，惊诧地说：“克格勃的一个上校想要见我，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些人断言，克格勃对帕普京有所不满。当年在克格勃担任局长的一位民警将军曾证实，帕普京的公务保险柜里储藏有一批贵重的珠宝首饰。当这位第一副部长从阿富汗归来之时，却发现他不在期间保险柜业经撬开，珠宝首饰已被掳掠一空。
也有一些人认为，帕普京卷入了某些不明不白的事件。位高权重的党内官员所受到的诱惑实在太多了。
一位昔日的高级干部坦率地对我说：
“他们在内务部非常堕落，常常私分从被告没收来的各种财物。也许，帕普京在什么问题上被抓住了把柄吧？在那个年代，民警将军们常常只花几个小钱便能收购大量业经判决的罪犯被没收的财产。我在一些将军家里就看见收藏有本来应该存放在博物馆里的名画。我想，一定有什么个人原因、个人的不幸事件导致帕普京自杀。也许总有一些针对他的有损他声誉的凭证吧？”
那么，在1979年新年前夕的数日中，帕普京究竟出了些什么事情呢？阿富汗所发生的变故他是知道的，但这个国家在他的生活中未必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需要为喀布尔的政变而开枪自杀。
帕普京的亲密朋友们坚决批驳关于他牵涉腐败的说法。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一位当时的领导人，就职务而言理应了解所属各部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他却很有把握地告诉我，帕普京的保险柜里并没有贵重的金银珠宝，也没有启动针对他的案件。
帕普京的朋友们都说，最近几星期他大肆酗酒，常常醉醺醺地来到朋友家里，要求再喝。他把身边所有的酒都喝个精光。不知何故，手头却一文不名。
他同妻子的关系搞得很不好。她骂他酗酒——一般说来这是对的，不过显然她并不很了解他遭遇到了什么事情。帕普京有某些类似抑郁症的症状。他感到他会失去职位（原因下节有述——译者注），心中觉得十分难过。他在烈酒中寻求慰藉，然而众所周知，这种猛药在类似情况下不仅无济于事，而且相反，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来，他需要认真进行治疗，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点。
帕普京数日来忙于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事情，那是部里的贵宾。结果参观访问变成了一场场酒会。据接近他的一些人说，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星期六他回家，与妻子发生了一场争吵。他要求妻子：
“给我倒150毫升的白兰地。”
她当时在厨房里，便开始骂他：
“酒鬼！我什么也不会给你倒！应该去别墅了。”
他又说了一遍：“给我倒150毫升，我们明天再到别墅去。”她不给倒酒。
他走进房间，喝了一玻璃杯酒，用手枪朝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那支手枪正是阿富汗总统阿明送给他的。
[1]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帕普京（Виктор Семёнович Папутин，1926年2月20日——1979年12月29日），1945年加入联共（布）。1961—1963年任苏共波多利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65—1967年任省委第二书记。1967—1974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71—197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1979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79年11月22日被派往阿富汗，会见了阿明，后回国，12月29日自杀身亡。
[2] 弗里德里希·叶夫谢耶维奇·涅兹南斯基（Фри́дрих Евсе́евич Незна́нский，1932年9月27日——2013年2月13日），俄罗斯作家。1954年起从事法律工作，曾先后担任法警、检察官、法官和律师。1977年移居美国，1979年加入俄罗斯团结工会，为自由电台工作。1985年移居西德。
[3] 爱德华·弗拉基米罗维奇·托波利（Эдуар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Тополь，1938年10月8日—— ），俄罗斯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剧作家。1957年起从事文学活动。1978年移居美国，著有一系列历史政治侦探小说。2017年移居以色列。
[4]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1929年1月6日——1996年12月3日），194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1961年进入教育部工作。1961—1963年在计划部工作。1965年加入人民民主党。1967年起是旗帜派领袖。1964—1968年任国会议员。1973年同达乌德合作发动政变推翻王室。1978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随即被解职。1978—1979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阿明被推翻后，在苏联的支持下回国。1979—198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79—1986年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在任期间抛弃共产主义，破坏原有土地改革的成果。1986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92年流亡俄罗斯。1996年死于莫斯科。
[5]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普扎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уза́нов，1906年10月25日——1998年3月1日），1925年加入俄共（布）。1940—1943年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首席监察员。1943—1944年任副国家监察人民委员。1944—1946年任古比雪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1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一书记。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2—1956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56—1957年任第一副主席。1952—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9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7—1962年任驻朝鲜大使。1962—1967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67—1972年5月任驻保加利亚大使。1972—1979年任驻阿富汗大使。1980年退休。
[6] 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Борис Семёнович Иванов，1916年7月24日——2001年4月19日），1937年进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曾参加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1946—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美国部门负责人。1953—1954年任内务部第一局美国司司长。1955—1959年任克格勃驻纽约电台台长。1962—1964年任克格勃驻美国代表，期间兼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65—1968年任克格勃外国情报局第十三部负责人。1966—1969年任克格勃外国情报局副局长，1969—1979年任第一副局长。1968年5—11月任克格勃驻捷克共和国工作队副队长。1979—1982年任克格勃行动小组组长。1982—1987年任克格勃主席顾问小组首席情报顾问。
[7] 戴维·约西福维奇·加伊（Давид Иосифович Гай，1941年7月29日—— ），俄裔美国作家、记者。
[8]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斯涅吉廖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негирев，1947年6月3日—— ），俄罗斯作家、记者。1969年进入《共青团真理报》工作，曾任副主编，1981—1982年任驻阿富汗战地记者。1988年起曾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和信息部编辑、《工人报》政治评论员等职务。苏联解体后，于1999年起领导全俄平等与正义运动，并担任联合主席。
[9] 菲克里特·艾哈迈德詹诺维奇·塔别耶夫（Фикрят Ахмеджанович Табеев，1928年3月4日——2015年6月3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7—1959年任苏共鞑靼省委科学和教育机构部部长，1959—1960年任省委意识形态书记。1960—1979年任第一书记。196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62—1979年任主席团委员，1990—1991年任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1979—1986年任驻阿富汗大使。1986—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房地产基金主席。
[10] 爱德华·阿纳托利耶维奇·赫鲁茨基（Эдуа́рд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Хру́цкий，1933年5月15日——2010年6月2日），苏联作家、剧作家，苏联作家协会和苏联记者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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