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4章 越来越多的反对者
勃列日涅夫热爱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直无法理解一本正经、清心寡欲的柯西金。
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矛盾。然而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也会变成有失和睦的争吵。政府首脑不得不服从，但每次内心里都感到非常苦恼。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仍然一道工作了16年。勃列日涅夫明白，柯西金不会对他持反对立场。要是解除柯西金的职务，对勃列日涅夫将毫无益处。政治局中已别无他人能像这位部长会议主席这样熟悉苏联经济的机制。
勃列日涅夫密切关注，防止柯西金拥护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虽说柯西金时政府首脑，但不经勃列日涅夫同意却不能任命部长。
赫鲁晓夫退职之后，希望升任头等角色的人比比皆是。柯西金之所以被提拔为政府首脑，是因为他并不热衷于充当政治角色，对其余的人并不构成危险。然而这也决定了他所处地位的弱势——他在政治局内得不到支持。柯西金的大多数副手都不是由他任命，而是勃列日涅夫任命的。
当勃列日涅夫觉得恰佐夫对于政府首脑过分关注的时候，克格勃第九局新局长安东诺夫将军便奉命再次向这位克里姆林宫医务领导人身边的人进行调查，看看他和柯西金全家人是否有私下联系。
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与柯西金一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勃列日涅夫便训斥说：
“维克多，你要遵循我的路线，而不是柯西金的路线。”
柯西金的交际风格和言谈举止都不适合与人建立友好关系。
“柯西金这个人，”按照当时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索洛缅采夫的说法，“性格孤僻内向，不喜欢闲谈、说笑，有时候回答别人的话时还很粗暴。”
同样地，柯西金也不大喜欢索洛缅采夫。有一次他对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沃罗特尼科夫说到索洛缅采夫：“是一个优秀的冶金专家，但也是一个始终不改的总发牢骚的人，喜欢记仇，太关心自己的威信。”
柯西金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竞争对手。但他言语不多，沉着冷静，尤其是在政治局的同事中间，他的声望令勃列日涅夫颇受刺激。勃列日涅夫多少有些妒忌柯西金。当政府首脑受到批评时，勃列日涅夫并不加以反对。
勃列日涅夫在私下的谈话中常说，柯西金对农业一窍不通。他还向政治局委员们抱怨说，他感到国家计委在农业事务上和他作对：
“这都是受了柯西金的影响。他不懂农业，搞不清农业的事情。”
柯西金反对向农业投入大量资金，那不会产生效益。而勃列日涅夫常常强调，是他在为农村的状况负责。看来，这背后是虚荣心在作怪，他想露一手：无论斯大林或赫鲁晓夫都未能振兴农业，而他却可以办到。
开始几年，勃列日涅夫积极地操持农业。1972年2月末，中央委员会召开州委第一书记和州执委会主席会议，讨论发展畜牧业和扩大甜菜生产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作了报告。他亲自领导会议的工作，让第一书记们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发言，要求他们汇报。他亲自作了会议总结，安排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写出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决议的草案。
库纳耶夫回忆说，1972年8月勃列日涅夫决定去库斯塔奈（哈萨克斯坦城市，州首府）。他要求召集产粮各州的领导人开会：
“我想听听州委书记们对庄稼收割的准备工作情况。”
勃列日涅夫于8月24日飞抵库斯塔奈，当时正下大雨，机场周边的田野一片葱绿。勃列日涅夫下飞机后问哈萨克中央第一书记：
“你把我弄到什么地方了呀？庄稼我没看见，只看到绿油油的一大片。”
“您就放心吧，”库纳耶夫说，“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们一定会交粮的，而且还会交得相当多。”
勃列日涅夫在会议上说，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都遭受旱灾。因此他要求竭尽可能地让成熟了的庄稼颗粒归仓，向国家上交尽可能多的粮食。
库纳耶夫回答说：“我们共和国一定完成粮食交售计划，但超额交售多少粮食，还须同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计算计算。我请求宣布休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两小时过后，各州的领导人相继向总书记报告，他们都会完成和超额完成上交粮食的计划。
勃列日涅夫问库纳耶夫：
“大家都保证，粮食交售计划会超额完成。您说说具体数字吧，究竟数量是多少？”
“我们今年要为交售不少于十亿五千万普特粮食而奋斗，同时要留足饲料，保证所需要的种子，也不亏待农机手。”库纳耶夫回答道。
勃列日涅夫很满意。会后他立即往莫斯科给柯西金打电话：
“哈萨克人保证向国家交售十亿普特粮食……现在我要说：真是好样的！”
“在饯行宴上，”库纳耶夫回忆，“勃列日涅夫兴高采烈，不断说笑。”
多亏勃列日涅夫，60年代后半期农业收入了比前五年多出1/3。但70年代初情况又恶化了，国内对食品的消费下降。俄罗斯联邦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牛的头数急剧减少，冬季的严寒冻死了秋播作物。农业停滞不前。勃列日涅夫却坚信，问题全出在钱上。于是为集体农庄免除了欠债，提供了贷款和长期信贷。然而亏损单位的数量依旧一直在增加。
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并开始衰弱，而且也明白了，改善农业的状况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大家都劝他：列昂尼德·伊里奇，不要再老是说您要亲自主管农业了。当然，总书记要负责一切。但值得他把如此复杂的一个部门的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吗？
于是勃列日涅夫再也不提这方面的事情。这改变了主管农业的书记库拉科夫的处境。此前他处于有利地位：一切都由总书记负责，他只是从旁协助。如今他得亲自为农业负责了。勃列日涅夫唯他是问，经常批评，有时还很严厉。库拉科夫的日子很难过。他正所谓是在用脑袋担保粮食的供应问题。
赫尔松州委第一书记莫兹戈沃伊讲述，他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要他立即去莫斯科见库拉科夫。这位苏共中央书记让莫兹戈沃伊看一封信，信中说向赫尔松人征集了粮食，但不知何故却没有上交国家。莫兹戈沃伊解释说，州里运输工具不足，因而决定先将粮食收齐，然后再上交。
库拉科夫认真听取了他的解释，同意他提出的理由，不过说话结束时又说：
“我和谢尔比茨基谈过了，他要您明天去见他。”
次日上午，乌克兰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莫兹戈沃伊的汇报。谢尔比茨基吩咐说：
“粮可要快些交。”
他回头面对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鲍里先科高兴地说：
“要是在三七年，莫兹戈沃伊在这种情况下会落得什么下场呢？”
鲍里先科用手指比画栅栏的形状（指监狱）……
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二书记罗季奥诺夫回忆说，1969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实际上批评了政府，尽管表面上说的是国家计委。阿尔泰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格奥尔基耶夫[1]仿佛是在群众大会上似的大喊大叫。格奥尔基耶夫1961年3月被任命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稳居这个职位17年——直至1976年4月临终之前为止。
柯西金听了别人所说的那些话，心中焦急不安，但并未发言为政府辩护。他让拜巴科夫作出回答。拜巴科夫可是个久经锻炼的人。1944年他被任命为石油工业人民委员的时候，斯大林召见他。谈话结束之际斯大林突然问道：
“您这个人民委员这么年轻，您说说，苏联人民委员应当具备一些什么品质？”
“要懂得自己这一行，勤劳，认真负责，诚实，善于依靠集体，”拜巴科夫开始列举。
“这全都很对，拜巴科夫同志，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品质。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品质您却没有说。”
斯大林走到他面前。拜巴科夫想要站起来，斯大林制止了他，用烟杆碰了碰他的肩膀：“一个苏联人民委员，首先需要的是像牛一样的神经，再加上乐观主义精神。”
这在拜巴科夫身上倒是绰绰有余。柯西金也经历过斯大林式的锻炼，但他生性对抗攻击性的能力较弱。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柯西金的通常是基里连科，他在中央委员会里主管工业，而且以勃列日涅夫老朋友的资格追求特殊的地位。柯西金总是不客气地予以回应，有时火气还很大。
勃列日涅夫的另一个朋友乌斯季诺夫也非常不喜欢政府首脑。他去见勃列日涅夫时，总是直言不讳地说，他很怀疑柯西金。
1963年3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建立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领导工业和建设的主要国家机关，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工作。所有的工业和建设方面的国家委员会都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中包括国防技术、航空技术国家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建委……
乌斯季诺夫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首脑。他立即与柯西金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权力划分。早年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时，即曾委托乌斯季诺夫主持政府会议。这让柯西金感到气愤和委屈。
乌斯季诺夫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就任主管国防事务的中央书记后，他将国防工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民用工业的一些部也为国防服务，因而柯西金和乌斯季诺夫的利益常常发生冲突，而政府首脑总是被迫让步。
马尔丘克院士曾向柯西金打听，为何不建立一个专门的计算技术部。柯西金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止一次提到政治局会议上，但乌斯季诺夫反对。乌斯季诺夫说，不可能将计算技术设备的生产从整个国防综合体中分离出来，也不需要这样做。
刚刚当选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很快与柯西金发生冲突，他知道这正中勃列日涅夫下怀。诚然，柯西金对戈尔巴乔夫也缺乏好感。
1979年9月，在向宇航员颁奖的隆重仪式开始之前，党的最高领导成员们齐集于叶卡捷琳娜大厅的门口。柯西金不满地说：
“现在给我们政治局委员分发了中央农业部的一份报告，是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他和他那个部听任地方主义倾向摆布，可是我们再也没有购买粮食的外汇了。不应当纵容姑息，要提出更加强硬的要求，完成粮食储备计划。”
作为回应，仅仅当了一年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居然当众对一位政治局委员发起攻击。他生硬地回答说，如果部长会议主席认为中央农业部表现软弱，那就让自己的机关抖落出粮食来，将余粮征集制贯彻到底。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当时鸦雀无声。这样责备上级的实属罕见。不过戈尔巴乔夫十分了解政治局内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本人便经常暗示，他对政府很不满意，政府不能胜任，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临时代替部长会议，这其实就是以隐晦的方式批评柯西金。
仪式之后勃列日涅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
“很苦恼吧？”他关切地问道。
“是的，”戈尔巴乔夫回答，“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不能赞成的是，他采取了一种不考虑国家利益的立场。”
“你做得很对，别苦恼了，”勃列日涅夫说，“就应当真正做到，让政府更多地管管农业。”
两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党内的职级得到晋升。苏斯洛夫给他打电话：
“我们刚刚谈了谈，就要开全会了，准备加强您的地位。我们要推荐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9年11月27日的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的职位等级中再上一个台阶。
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大部和党的传统结构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负面结果：各级党委全面恢复了在赫鲁晓夫时代部分失去了的对工业和农业的控制。
勃列日涅夫年代，中央委员会机关实际上顶替了政府机构，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个单独的部门主管。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领导人就是自己那个领域的主宰。他可以在老广场上自己的办公室召见的，不仅有各部部长，而且有部长会议副主席。
“开始对改革明目张胆地猛踩刹车是在60年代末期，”当时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工作的未来的苏联政府首脑雷日科夫回忆说，“在下面的生产部门，对此感到特别明显和痛心：刚刚喘了一口去，氧气马上又被关掉了……那些一眼便在经济变革中看出对政治稳定威胁的人，不过是在等待着寻找一个将这场改革窒息的借口。1968年春天，‘布拉格之春’着实将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台柱子和卫道士们吓破了胆。”
教条主义者们批判柯西金的改革，认为以利润、商品货币关系为目标是有害和危险的。这会打破经济的计划性质，导致纪律涣散、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忠实战友和继承人克留奇科夫写道：
“柯西金坚持自己的想法，表现了罕见的顽固姿态，容不得反对意见，对于针对他所作规划和决定的实质的任何批评，都采取近乎病态的态度。他将经济完全视作自己的世袭领地，竭力不让其他任何人接近它。柯西金因此而招致最高领导层的许多成员的反对。”
“安德罗波夫不喜欢柯西金，柯西金也不喜欢安德罗波夫，”近距离观察过两个人的恰佐夫证实。“也许，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不喜欢的是国家安全系统。有一次，他透露了一句：‘瞧，他们连我也窃听。’大概他因此而不喜欢安德罗波夫。”
人们发现，他们的个性有些不相投合。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发生争吵，并且进行非难的总是安德罗波夫。不过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情：安德罗波夫对助手们说，柯西金所提出的经济改革速度，不单是可能导致危险的结果，而且还可能摧毁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安德罗波夫惧怕柯西金的改革。
不仅在克格勃和党中央机关之内，而且在政府本身，拥护改革的人都为数不多。据说，勃列日涅夫不喜欢人们将改革称为“柯西金改革”，因而总书记将其一举断送。柯西金本人也暗示过改革发生转折的政治原因。
作家雷巴科夫[2]与柯西金同时在卡罗维发利疗养，他们便认识了。政府首脑给作家留下了抑郁不乐的印象，看上去像个已丧失希望的人……
“我们都在谈论改革，可是改革在哪里呢？”雷巴科夫说。
柯西金默然良久，眉头紧皱，后来才说：
“什么改革呀？‘应当工作得好一些，这就是全部的改革！’”
他显然是在引用什么人的话。
“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样认为吗？”雷巴科夫细问。
“许多人都这样认为。”柯西金回避正面回答。
很可能，柯西金引用的是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基里连科的话。1978年夏天基里连科曾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
“任何经济改革都不需要，”他对来宾们说，“这都是空谈。应当工作。我是中央书记，现在代替正在休假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你们知道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忙什么吗？操心交通运输，寻找车皮，因为铁路停工了。这种时候还有什么经济改革可言？”
布鲁坚茨写道：意大利来宾大为震惊。其中一个人从基里连科的办公室出来时说：
“第二超级大国执政党的第二书记竟然在操心不肯工作了的运输部门……”
当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文化水平不高和知识欠缺起到了决定命运的作用。在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争论中，国家的领导人们忽略了世界已进入科学技术发展新世纪。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一度对科技进步的思想也产生过兴趣。他下令准备召开中央全会，大队人马前往昆采沃斯大林当年的别墅。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来过两次。他看过报告草案，表示赞许。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被吸收参加关于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所长伊诺泽姆采夫也相信科技进步，相信它一定会对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全会的准备工作，”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回忆说，吸收了我国所有的大学者、科学中心、高等学校、各个部。草拟了一系列经过仔细研究的决议。大家去向勃列日涅夫汇报全会问题时，每次他都回答说：
“我还没有作好准备。”
全会一直未能举行……而且一次全会又能改变什么呢？
[1]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格奥尔基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оргиев，1913年6月6日——1976年4月9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4年任阿尔泰边疆区克柳切夫斯基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57—1961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二书记，1961—1976年任第一书记。1959—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2] 阿纳托利·瑙莫维奇·雷巴科夫（Анатолий Наумович Рыбаков，1911年1月14日——1998年12月23日），苏联作家。1933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流放，1960年平反。1941—194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7年起从事文学活动。1987年出版《阿尔巴特街的儿女》。1989—1991年任苏联笔会中心主席。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91—1998年任俄罗斯笔会中心荣誉主席。1998年死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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