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2章 紧张的边境
1964年秋苏联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并未能降低对华关系的紧张程度。不过勃列日涅夫倒是试图利用赫鲁晓夫被革职之机，消除矛盾，使得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赫鲁晓夫下台数日之后，苏联驻北京大使契尔沃年科（原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码电报：
请去拜访周恩来同志，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名义转告他：莫斯科乐意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参加伟大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莫斯科同意中国代表团此行可供建立联系、交换意见。我们赞成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逐步改善苏中关系”的意见……
执行情况望电告。
赫鲁晓夫刚一被革职，中国便进行了首次核弹试验，北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自信。
中国代表团前来莫斯科参加了节日活动，但持续四天的谈判却毫无成果。1964年11月1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谈到这方面的情况：
“以苏共的总路线迄未改变为由，中国同志拒绝接受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而且他们说，如果苏共仍然奉行二十大的方针，遵循自己的纲领，那么他们便看不出停止斗争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指责柯西金，说苏联政府首脑在11月7日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走到美国大使面前并与之交谈。
“当柯西金同志以友好的姿态向美国大使走上去之时，我为之脸红。”康生声称，“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他显示出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两种态度。”
勃列日涅夫对中央全会的与会者们说：“当时曾通情达理地告诉康生，这只不过是外交上惯常的做法，任何政府首脑都会遵循，包括周恩来同志本人在内。这一事件显然表明，为了与中国的同志们达到相互理解，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苏联代表团建议举行高层会晤。周恩来回答说，还需要为这种会晤创造合适的氛围：“如果你们什么时候认为举行这种会晤的条件已经成熟，你们可以提出某种具体的方案——讨论些什么，如何进行讨论。”
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是具有国际性质的首场重要会谈。然而会谈结束后，他的情绪却很悲观：
“极有可能，中国同志将此次接触视作一种火力侦察，他们试图借此摸清我们捍卫苏共原则性路线的坚定程度……我们今后仍将十分坚决地捍卫我们党的原则立场。我们不可能走上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进行武装冒险的道路。我们不会放弃提高劳动人民福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无论与中共保持和睦与友好对于我们多么宝贵，也不能为之付出这样的代价……”
尽管如此，起初勃列日涅夫并未丧失取得某种接近的希望。他从北京召回了对中国领导人采取强硬态度的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契尔沃年科并无个人方面的不满，他被调往巴黎）。然而北京很快又恢复了对苏联领导人的批判，谴责他们蜕化变质，抛弃了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预料，他们会遭到来自苏联方面的进攻，所以在全国各地建造防空洞。莫斯科目睹中国在备战，便考虑如何战胜对手，开始将中国视作头号敌人。边境上也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只是在达曼斯基岛（此为当时苏联的称呼，即中国的珍宝岛——译者注）上发生投入火箭炮兵的战斗，才使双方有所克制。
对莫斯科而言，冲突事件有可能发展成为军事交锋。据其当年的助手回忆，安德罗波夫建议用边防军的部队制止冲突扩大，不允许集团军参与战斗行动。
也有人拥护另一种观点——利用该事件为借口，对中国实施强有力的打击。据布鲁坚茨回忆，空降兵司令员马格洛夫[1]在与一批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谈话时抱怨说，不允许他给中国“上课”。他向中央委员会的人暗示，要是能将他的“空降兵小伙子们”空投到北京那该多好，他们能在那里对付一切……
然而事情很清楚，对华战斗行动中的任何成功都只具有暂时的性质。其后又该怎么办呢？与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进行无休无止的战争吗？抑或使用核武器？
勃列日涅夫反对紧张升级，于是冲突逐渐停歇。柯西金领受了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与中国人进行谈判。1969年3月末他给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去电话，拿起听筒的是外交官叶利扎维京[2]。柯西金说：
我受政治局委托，要亲自与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进行协商。我们试图用高频电话与他们联系，但北京电话站里值班的一个家伙，她的回答十分粗鲁，并拒绝接通我和他们之间的线路。大使馆有什么办法帮帮忙吗？
叶利扎维京解释说，现今如果没有事先与外交部商定，要同中国领导人取得联系几乎不可能。于是大使馆正式请求外交部安排两国政府首脑之间的通话。一名中国官员回答说：“任何电话交谈都不可能。如果苏方有什么话要告诉中国领导人，那么此事应当通过外交渠道办理。”
对此叶利扎维京在电话上报告柯西金时用语很克制，因为中国人肯定在对高频电话的交谈进行窃听。
与中国人对话的首次适合的机会出现在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期间。柯西金和周恩来都飞抵河内。据葛罗米柯秘书处原工作人员齐布科夫[3]回忆，苏联外交官向中国人建议安排一次会晤。
中国人迟迟没有反应，柯西金等不及，便起飞返回苏联。当他已经在塔什干作中间着陆的时候，北京才通知说，周恩来准备与他会晤。
政治局认为，柯西金返航有失身份。不过头脑机敏的葛罗米柯想出了一个办法。柯西金终归飞往北京，但在正式报道中则说，返国途中在中国首都作了停留。北京机场的会谈让两国之间的紧张程度得以降低。
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相互敌对，导致了美中关系走上正轨。这本身又迫使苏联领导人增加与美国人的接触。
外交政策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认真关注。他起初多少有些怯于国际事务，感到自己不太有信心。勃列日涅夫作为共产党总书记，常常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举行会谈。但根据记录，与西方国家首脑——总统或总理会晤的，要么是政府首脑柯西金，要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
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回忆，每次他回莫斯科，必定要向勃列日涅夫讲述美国的形势。谈话结束时，照例要请其“对今后作指示”。勃列日涅夫总是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你还需要什么指示呀？你比我更懂得如何同美国人打交道，最主要的是维护和平。”
[1] 瓦西里·菲利亚波维奇·马格洛夫（Васи́лий Фили́ппович Марге́лов，1908年12月27日——1990年3月4日），1928年入伍，1929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参加了波兰战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1—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54—1959年、1961—1979年任空降兵部队司令，1959—1961年任第一副司令。1979—1990年任国防部监察长。
[2]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叶利扎维京（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Елизаветин，1915年3月6日——2001年12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4年任苏共陶里亚蒂市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驻沈阳总领事。1957—1960年任驻上海总领事。1961—1964年任驻中国大使馆参赞。1964—1968年任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1968—1971年任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临时代办。1971—1977年任驻缅甸大使。1973—1976年任驻越南共和国大使。1977—1980年任苏联—蒙古边界标定委员会苏联代表团团长。1990—1993年期间参加了俄罗斯共产党。
[3]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齐布科夫（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Цыбуков，1932年4月5日——2023年10月4日），苏联外交官。1957—1960年任驻格但斯克总领事馆秘书。1971—1973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3—1979年任驻比利时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83—1986年任外交部人事司司长。1986—1988年任驻布隆迪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4—1998年任俄罗斯联邦驻克拉科夫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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