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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路高升的思想总警监
苏斯洛夫1902年11月出生在萨拉托夫省赫瓦伦县的沙霍夫村。他童年患过肺结核，生怕旧病复发，因而总是将衣服裹得严严实实，脚穿套鞋。在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中，他是唯一一个不爱打猎的人——担心感冒，况且这类娱乐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年轻的苏斯洛夫在县贫农委员会开始了自己的劳动生涯，该委员会的主席正是他的父亲。不过他并不想一直待在农村里，1920年他徒步抵达塞兹兰，再从那里前往莫斯科。
苏斯洛夫考入工人预科，后来又被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录取。
在该院毕业后，他考入红色教授学院，这是培养社会科学教员的高等学校，同时也为中央机关培养干部，学院由中央宣传部领导。
结业后，苏斯洛夫担任中央委员会直属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视察员，也在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所属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工作过。
1937年苏斯洛夫奉派前往罗斯托夫主持州委，历经清洗之后那里出现许多空缺。大清洗为他开辟了向上的通道，结果他迅速成为州委书记，随后又担任第一书记。
未来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1]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罗斯托夫州管理局局长。他们二人都前程辉煌，但一生的归宿却迥然而异。阿巴库莫夫1954年作为叛国分子遭到枪决，而苏斯洛夫则于1982年在医院逝世，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
1939年，苏斯洛夫从罗斯托夫调任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委（后来更名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贝利亚[2]接到报告，说第一书记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管理局的工作感到不满，认为该局表现了“宽宏大量和漫不经心”。苏斯洛夫并不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人，但是非常明白，在那个时期只有消灭别人才能保全性命和谋得高升。
多年之后，苏斯洛夫对年轻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戈尔巴乔夫讲过，他在新地方开始时处境颇为艰难。斯塔夫罗波尔一个区的党代表会议曾将苏斯洛夫为首的整个边疆区政治局宣布为人民公敌。
斯大林去世后，正是苏斯洛夫帮助赫鲁晓夫使党的机关摆脱克格勃的控制，禁止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对党的干部进行业务审查。不过每个工作人员调进机关之前，国家安全机构人员依然必须对其加以考察。调入中央委员会和派遣出国都要经过考察。但在党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中间不得安插国家安全机关的密探，机关工作人员的谈话禁止录音。
苏斯洛夫的出发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对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多少有些约束。苏斯洛夫还记得那些年代，当时连党委书记他们都害怕自己下属中的国家安全机构人员……
战争时代，苏斯洛夫作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兼任了北高加索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1942年德军占领斯塔夫罗波尔，但苏斯洛夫并未因此受到处罚，虽说通常情况下方面军的指挥官都要为重大失败承担责任。1943年5月该城从德军手中获得解放之后，他奉命爆炸喀山大教堂70米高的钟楼。该教堂早在30年代即已遭到彻底破坏，而钟楼依然矗立。据说，苏斯洛夫认为钟楼可能成为德军轰炸机的地标，尽管此前该市已经不再遭受轰炸了。1943年秋，苏斯洛夫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卡拉恰耶夫人驱逐出境。
1944年，苏斯洛夫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立陶宛共和国分局主席。共和国有自己的政权机关，但人们并不很信任它们。立陶宛的所有行政管理系统全都掌握在苏斯洛夫手中。他被授权“就坚决制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反苏分子的活动采取措施”。
苏斯洛夫应当为战后驱逐立陶宛人、为加深立陶宛人对俄罗斯厌恨情绪的镇压政策承担责任。正是在立陶宛，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最为猛烈。起初（1944—1946年）在那里活动的是一些人数多达500之众的大型游击队，它们与红军部队进行真枪实弹的战斗。
1944年下半年击毙了将近2000名立陶宛游击队员，5000余人被捕。
莫斯科意识到立陶宛地下组织的严重性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组建了反对强盗行径斗争总局，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则建立部队作战战役领导司令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第四步兵旅从北高加索调入立陶宛，最大的一些游击队被歼灭。全面清剿取得了效果：“绿林好汉”们消失在森林之中，改用单纯的游击破坏战术——炸毁桥梁和铁路，最主要得消灭那些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人。他们所受的惩罚则是，遭到围剿和逮捕，数万立陶宛人身陷缧绁。
1945年5月24日，苏斯洛夫主持中央政治局立陶宛分局会议，议事日程为“关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匪帮的活跃和加强与之进行斗争的措施”。他认为，惩治机关的工作还不够积极：“未能对敌人显示我们的真实力量”。分局的决议中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机关未能根据敌人的新战术以应有的方式转变自己的工作”。
苏斯洛夫向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提出请求，要求增派一批业务工作人员，调入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新锐部队，从立陶宛每一个县驱逐50—60个匪首家庭和最凶恶的匪徒，对抓获的“绿林好汉”进行公开审判。
结果为立陶宛调来九个团的内务部队，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急于向地方党的机关推卸反苏游击运动蔓延的责任，抱怨“党和苏维埃机关没有在居民中进行必要的政治工作”。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向立陶宛派出一批视察员。他们报告说，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毫无根据地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匪帮猖獗”的过错推给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在莫斯科的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共和国严重的不足之处受到批评。
然而苏斯洛夫固执己见，认为镇压才是苏维埃政权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
1945年，立陶宛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的军事法庭根据第58条（政治性法条）认定8500人有罪，其中将近500人被判处枪决。苏斯洛夫依然认为，法庭人员是在姑息养奸。
怒不可遏的苏斯洛夫对马林科夫说：“考虑到共和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根本不能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军事法庭的这种惩罚政策是强硬的，更确切地说，恰恰相反。”
苏斯洛夫的不妥协精神不再默默无闻。1944年春，经马林科夫申报，斯大林将苏斯洛夫调到莫斯科。他当选为中央组织局委员，并被任命为对外政策部部长。这个部的名称与其实际任命并不相符。苏斯洛夫的职责是监督外国共产党的行为，通过他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
后来他又领导中央委员会内关键性的宣传鼓动部，在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3]领导下工作，当时日丹诺夫被非正式地视作党的第二号人物。苏斯洛夫显示出他是一个模范的机关干部，决不允许自己采取任何主动。那些年里他心爱的一句话是：“这并未吩咐过我们。”
1946年，苏斯洛夫受命监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这显然让他很不高兴。他觉得，战争期间为与纳粹进行斗争而建立的这个委员会非但不复有用，而且会让斯大林震怒。于是他向中央委员会写报告，提出自己的建议：
“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国外宣传的功能转归苏联情报局。《团结报》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纸名不符实，应予停办。”然而这一建议当时并未获得采纳。苏斯洛夫只不过加速了事件的进程。
苏斯洛夫在战后的意识形态运动中谋得高升，这些运动都与排犹活动牵连在一起。他给上级呈文，大谈各机关被犹太人“充斥”之事，向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报告说，许多文化和科学机构中，“在外国和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丧失警惕性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感情的现象业已根深蒂固。”
1947年5月17日，苏斯洛夫向日丹诺夫呈送报告，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机关中犹太人“充斥”，顺便他也揭露该协会工作中的“重大政治错误”。
苏斯洛夫向国家领导人报告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纪念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诞生100周年，基尔皮乔夫[4]院士称爱迪生为“所有的人都不胜心向往之的典范”，而美国人则是“优秀的民族”。
苏联各部门都接到指示，每年须向中央委员会机关提交关于自身干部工作的报告并必须注明负责干部的民族。即便远离政治的人也迅即明白，中央委员会感兴趣的只不过是犹太人的数量，所谓好报告就是那种能证实已清除掉若干担任重要职务的犹太人干部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机关从那时候开始为领导人设计出专门的表格，它们显示出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多部门的领导干部中犹太人的数量急剧减少。临近1952年时，已经再也没有一个犹太人担任州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或者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不久之后，整个党的机关便全部清除了犹太人。
宣传鼓动机关在苏斯洛夫领导下开始清除大众传媒中的犹太人，有条不紊地逐一清理各文艺协会、文化机构、教学和科研单位。
中央委员会编制了一份犹太人数量表，包括院士、通讯院士、博士和副博士，但物理学家得以幸免，因为原子能项目领导人库尔恰托夫[5]教授机智地向贝利亚解释说，没有这些人氢弹就造不出来。
1947年5月斯大林让苏斯洛夫担任中央书记兼中央党的机关检查局局长。人们都不敢违抗苏斯洛夫。
有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研究一个棘手的问题。党中央文学艺术部提供了高尔基去世后所出版的文章中大量删节之处的查对结果。例如，从广为人知的随笔《弗·伊·列宁》中便删除了这样一些话：“不可能有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暴君的领袖。列宁生前所杀掉的人，大概比托马斯·闵采尔生前所杀掉的人还要多。”托马斯·闵采尔是宗教改革运动世道激进的布道者，德国1524—1526年代农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领袖和思想家。
中央文艺部建议“再版文集的第17卷，往后不允许在作家生前已出版并经他同意的文章中进行任何删节”。
苏斯洛夫受委托进行分析研究。他是这样考虑的：出版删节本是不明智的，因为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会与高尔基生前的版本进行对比。不加删节地出版也不行，总不能破坏列宁的正面形象吧。于是苏斯洛夫向马林科夫报告，说他大体认为不宜再版第17卷。这就是人们尊重苏斯洛夫之处，他不肯放过任何有害的东西，也不允许自己或他人出任何偏差。
1949—1951年间苏斯洛夫出任《真理报》总编辑。在1952年召开的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苏斯洛夫成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但一如勃列日涅夫所遭遇的情形那样，领袖之死险些变作他政治前程的终点。马林科夫并不看重苏斯洛夫，莫洛托夫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主要专家。因此斯大林逝世之后他们剥夺了苏斯洛夫的重大政策决策权。莫洛托夫谈起他时说过：
“苏斯洛夫是个乡巴佬，是个极其令人讨厌的家伙。”
不过，开始疏远老革命战士的赫鲁晓夫倒是需要苏斯洛夫为之效劳。无论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文化水平都不高，常常手握铅笔研读列宁著作的苏斯洛夫让他们觉得非常有学问。1955年夏，他重新被吸收为中央主席团委员。
1957年夏天召开的全会惩治“反党集团”的参与者——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作了主要的揭发性发言。
苏斯洛夫熟记各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如若发现什么新的因而也是靠不住的危险说法，便会立即将其删除。为此赫鲁晓夫很器重他，相信苏斯洛夫决不会放过各种谬论。苏斯洛夫病态地惧怕变革。他秉性保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懂得变革对现行制度不利。赫鲁晓夫也警告说，不能进一步走民主化的道路，解冻可能变成一场席卷一切的洪水。就思维方式而言，苏斯洛夫当然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但是在1960年代他却反对为斯大林全面恢复名誉，因为那就需要撤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苏斯洛夫认为，党不应该让人看见它会犯错误。
已经去职的赫鲁晓夫曾经谈起过苏斯洛夫的“警察式的目光短浅”。据赫鲁晓夫说，正是苏斯洛夫策划了对帕斯捷尔纳克[6]的迫害，那是国外发表了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并授予作者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事情。
“主管我国宣传鼓动工作的苏斯洛夫向我报告了有关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情况，”赫鲁晓夫回忆说，“没有苏斯洛夫，就无法处理这类问题。他说这部作品很坏，不符合苏维埃精神。总之，是一本不成体统的书，不值得出版，于是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我估计，在事件的那一阶段，除苏斯洛夫之外，负责人中谁也没有读过那部小说。我怀疑苏斯洛夫也不曾读过。看样子，只是人家给他提供了短短两三页的作品内容概述的资料而已。
苏斯洛夫反对发表卡扎凯维奇[7]的中篇小说《蓝色笔记本》。卡扎凯维奇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拉兹利沃躲避追捕的故事。与列宁待在一起的是他的忠实助手季诺维也夫。
卡扎凯维奇本已将季诺维也夫描绘得不堪入目，但历史经过多年的斯大林式的篡改之后，苏斯洛夫根本不能容忍将一个已被枪决、在党史上遭到抨击之人的名字与领袖神圣的名字相提并论。
赫鲁晓夫讲述道：将该书发给了所有的主席团委员，关于它的问题则列入例会的议事日程。“谁有什么看法？为什么这部书不应当发表？”我问。
“唉，赫鲁晓夫同志，”苏斯洛夫伸长脖子，困惑不解地瞧着我，“怎么能发表这部书呢？作者让季诺维也夫把列宁称为列宁同志，而列宁也把季诺维也夫称为季诺维也夫同志。季诺维也夫可是人民公敌呀。”
他的话让我吃惊。难道可以歪曲事实，将历史说成与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的模样吗？
即便我们抛开季诺维也夫是不是人民的公敌这一点不论，事实本身也无可争辩：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的确确曾经一起待在窝棚里。他们互相之间如何对待？为何讨论当时的问题，或者在窝棚里喝茶时为何聊天？看来，他们彼此确是以“同志”相称。我甚至认为，列宁对季诺维也夫是直呼其名——格里戈里，因为他们当时是亲密的同志关系。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持相同的见解……
季诺维也夫在列宁生前是全国最富于威望的人之一。列宁让他担任共产国际主席、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和整个西北俄罗斯的主宰者。列宁终生都将季诺维也夫视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
苏斯洛夫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另外一点：斯大林生前和死后大家都被灌输说，季诺维也夫是敌人。这就意味着，现在是否不得不承认，这么多年来有人一直在说谎，在欺骗民众？
“我们的‘总派出所长’苏斯洛夫从前履行了、现在依然在履行派出所长的职能，”退休后的赫鲁晓夫说，“当然，他本人是一个正直的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但是他的警察式的短浅目光却造成很大的危害。
可能有人会对我说：‘你与苏斯洛夫一道担任国家领导人，怎么能忍受得了？’
的确，我想错了。我简单地认为，如果苏斯洛夫在我们的集体中工作，那么我们就能影响他，他也会帮上大忙，因此我没有提出撤换他的问题，尽管当时就有许多人提醒我，说苏斯洛夫起了负面的作用，知识界对他的看法很不好。”
赫鲁晓夫耍了滑头。他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一样，之所以对苏斯洛夫感到中意，是因为此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可资信赖。不过勃列日涅夫自己有时候也对苏斯洛夫的僵死教条颇觉苦恼。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提到，有一次苏斯洛夫讲话之后，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向身边的人抱怨说：
“会场上可能大家都睡着了——实在枯燥乏味。你们都知道地基里打桩的情形吧。苏斯洛夫就是这样——没有一句生动的话，没有一点新鲜的想法——全是说过、写过了千百次的老一套。”
按照中央书记之间的责任分工，苏斯洛夫也监管国际政策问题。他关于外部世界的概念，说轻点是远离现实，尽管他也不时出国，愿意的话，完全可以看见人家是如何生活的。
萨福诺夫[8]1960年代初在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任参赞。他讲述过1960年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应工党之邀赴伦敦访问的情形。
会谈结束之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参赞萨福诺夫看见苏斯洛夫对英国人的生活发生兴趣，便决定让这位高贵的莫斯科来宾见识一番传统的酒吧。他问苏斯洛夫是否很久没有进过啤酒馆了。苏斯洛夫说，最近的一次还是在战后的莫斯科——一位朋友领他去看苏联人民如何庆祝胜利。苏斯洛夫说，他不喜欢上啤酒馆：又吵又脏。波诺马廖夫[9]训了使馆参赞一顿：
“看您脑子里想出了什么样的愚蠢主意，竟然请一位政治局委员进啤酒馆！”
然而苏斯洛夫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同意。他并未料到，酒吧的常客们得知前来的是俄国人后，纷纷端起啤酒杯伸向客人，于是展开了一场友善的交谈。回宾馆后苏斯洛夫满意地对波诺马廖夫说：
“怎么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结果非常好，可惜所说的那些话不能全部用到我们的文件和总结里，终归事情是发生在啤酒馆……”
返回莫斯科之后，苏斯洛夫仿佛忘记了所目睹的一切，重又坚信不疑地大谈西方工人阶级不堪忍受的苦难处境。
[1]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Виктор Семёнович Абакумов，1908年4月24日——1954年12月1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家庭。1922年参加红军，1923年退伍。1932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1941年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同年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行动部部长，1943年担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局长。1946年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因卷入“医生谋杀案”而被捕，1954年12月被处决。
[2] 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
[3]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6—1917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团士兵苏维埃委员。1917—1918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沙德林斯克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沙德林斯克县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10—11月任《真理报》执行编辑。1920—1921年任俄共（布）特维尔省委副主席兼《共产主义公报》执行编辑。1921—1922年任特维尔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1922年4—7月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24—1934年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3—4月任联共（布）中央计划财务和贸易部部长。1934—1945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34—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35—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41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194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鼓动部部长。1938—1947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39—1940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39—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6—8月任爱沙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41—194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194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 米哈伊尔·维克托罗维奇·基尔皮乔夫（Михаил Викторович Кирпичёв，1879年8月23日——1955年1月10日），苏联物理学家。
[5]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И́горь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урча́тов，1903年1月12日——1960年2月7日），苏联核物理学家，“苏联原子弹之父”。1948年加入联共（布）。1943—1960年任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6] 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1890年1月29日——1960年5月30日），苏联诗人、作家、翻译家。1913年开始从事写作。1958年凭借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
[7] 埃马努埃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卡扎凯维奇（Эммануи́л Ге́нрихович Казаке́вич，1913年2月24日——1962年9月22日），苏联犹太人作家。194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1—194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62年在莫斯科逝世。
[8]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萨福诺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Сафонов，1909年10月12日——2015年1月3日），苏联外交官。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8年任驻联合国国际秘书处代表团二秘。1949—1950年任外交部联合国司二秘。1951—1956年外交部第二欧洲司第一书记。1956—1960年任驻英国大使馆一秘、参赞。1960—1963年任外交部第二欧洲司顾问。1963—1968年任驻乌干达大使。1968—1972年任外交部第三非洲司司长。1972—1977年任驻利比亚大使。1977年退休。
[9]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номарёв，1905年1月4日——1995年12月21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32—1934年任红色教授历史党组织研究所副所长。1934—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党史研究所所长。1936—194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政治顾问和执行委员会主任助理。1944—194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国际信息部部长。1948—1955年任对外关系部第一副主任。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86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2—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1972—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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