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四卷 意识形态战线最重要
第1章 意识形态圣火的守护人
苏斯洛夫稳居苏共中央书记之职35年，创造了绝对纪录。
围绕苏斯洛夫流行着大量的传言、议论、神话和传奇。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身上综合了种种神秘特点，思想感情绝对深藏不露。人们都说，斯大林逝世前意欲宣布的接班人正是他，不过未能来得及罢了……甚至历史学家都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苏斯洛夫没有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
1969年，伊林[1]少尉向政府车队开枪，企图刺杀勃列日涅夫。伊林被捕后，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进行首次审问。伊林解释说，勃列日涅夫使国家陷入贫困境地，他希望由苏斯洛夫取代勃列日涅夫，担任国家领导人……
很可能这位少尉是唯一一个衷心希望如此的人。
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要求善于采取出人意料、非同寻常、独立判断的决定，而不是墨守成规。赫鲁晓夫能做到这点。即便是勃列日涅夫，在他尚未患病时，也能做出某些决断。而苏斯洛夫则习惯于严格地照章办事。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都不允许偏离总的路线，一辈子已经养成习惯：往左一步或往右一步都无异于逃跑，押解队不加警告即可开枪。
苏斯洛夫是一个忠诚的赫鲁晓夫分子，在危急时刻总是支持赫鲁晓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反对第一书记：即赫鲁晓夫本人干下了某种不能容许的对党构成危险的事情时，比如他下令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或者打算破坏党的机关的传统结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本人描写过，他在1962年12月17日偶然参加党的领导人与文学艺术活动家会晤的情形：
“一个面容相当聪慧的高个子来到我们面前，高高兴兴地用力摇晃我的手，说了一些他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感到极为快意之类的话，摇晃之热情，仿佛如今我再也不会有更为亲密的朋友了。其他所有的人都自报了姓名，这个人却没有。”
我问：“对不起，我这是和哪位……？”
特瓦尔多夫斯基以责备的语气低声说道：“是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呀！”
我又问：“对不起，哪一位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
特瓦尔多夫斯基变得极为不安：“就是苏斯洛夫嘛！”
我们本应该在视网膜上和心底里经常铭刻着两打他们的肖像才对啊！——然而视觉记忆时时捉弄我，结果我就没能认出来。幸而苏斯洛夫似乎并未因为我认不出他而见怪，仍然继续和我握手……”
赫鲁晓夫被打发退休后，曾懊悔没有及时撤掉苏斯洛夫，说看错了他。当然，冷酷无情的教条主义者和书呆子苏斯洛夫不可能让富有激情的赫鲁晓夫喜欢。但是赫鲁晓夫却看重苏斯洛夫是党的教条的保卫者。
苏斯洛夫留心每一句话，监察党的事务中的任何一件琐事。对苏斯洛夫而言，形式比内容更为重要。他认为，党的决议就是加固国家的一道道铁箍，企图改变某些东西的任何尝试都可能导致其瓦解。
他是神圣的意识形态圣火的守护人。他从来不会撤销党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决定，从来不会寻求这样的表述：让你弄不明白，究竟是撤销了决定，还是已经批准了。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1976年在苏斯洛夫那里讨论一篇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章。苏斯洛夫对待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方式：
“我将它与1970年刊登在历史百科全书上的文章进行了对比。同志们实际上是照搬原文，但删除了其中的某些部分。比如斯大林在合作化期间犯了错误，后来得到中央委员会的纠正。比如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件中，谈到斯大林的粗鲁以及其他一些对于担任这种职务的政治家不能容许的缺点……我认为，同志们去掉这些内容是不对的，应当予以恢复。否则人们就会加以对比并提出疑问。另一方面，不知为什么要删除诸如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表现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并被授予红旗勋章，等等。这些也应当加以复原……”
雅科夫列夫曾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莫斯科夫斯基[2]来电话告诉雅科夫列夫，说他准备刊出一篇批评那些歌颂英雄和战功的诗人的文章，其中也涉及维索茨基[3]。
莫斯科夫斯基将军早在战前即毕业于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在军队报刊工作多年，战后担任《红星报》副总编辑。斯大林逝世之后，他调入中央委员会机关，主持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宣传鼓动部数年。1960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两年后，又奉派出任驻朝鲜大使；1965年成为《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
雅科夫列夫要求让他看条样。看过之后得出结论：这是一篇胡闹的文章，于是给莫斯科夫斯基打电话：“我劝你不要发表。”
尽管如此，文章还是见了报。
雅科夫列夫气坏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听从我的意见？”
《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骄傲地回答说，该文已征得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处（指总书记的助手戈利科夫）和德米特留克的同意。而德米特留克是雅科夫列夫分管报刊的副手，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当时正在住院。
雅科夫列夫尽管知道多数书记都喜欢那篇文章，还是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他摸透了苏斯洛夫的心理：此人从来不肯宽恕破坏纪律的行为。
他并未想错。苏斯洛夫看过报告，将问题提交书记处。
苏斯洛夫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就不必再听取雅科夫列夫同志的看法了，他已经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于是让《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发言。莫斯科夫斯基的发言肆无忌惮，坚信自己做得正确。非但如此，反倒责备起中央宣传部来，暗示“部里需要巩固其地位”——意思是说，雅科夫列夫不配做领导人。
苏斯洛夫听他说完后，加以落实：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雅科夫列夫是否劝您不要刊登那篇文章？”
“是的，他劝我不要登。”
苏斯洛夫让德米特留克从座位上站起来：
“德米特留克同志，在解决是否刊登这篇文章的问题时，您在什么地方？”
“在医院里。”
苏斯洛夫有时也试图说点俏皮话：
“据我所知，人们住医院是为了治病，对吗？”
对方哑口无言。
“德米特留克同志，您怎么啦，您决定在医院领导一个部？可是我们已经有一位部长了。您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我看不出您继续在机关工作的可能性。”
苏斯洛夫回头面对莫斯科夫斯基，此人由于脑子不够用，竟然胡说他那篇文章已取得总书记机关的同意，这正是苏斯洛夫最不喜欢的一点。他主管所有的意识形态问题，无法容忍有人随便闯入他的领域。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您难道不知道中央委员会的职责分工吗？”
德米特留克作为克拉斯诺达尔人，得到政治局委员、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波利扬斯基的支持。但对苏斯洛夫而言，这毫无意义。结果德米特留克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机关，去当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委员兼电视广播总局局长。他的仕途便就此结束……《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受到苏斯洛夫一顿训斥。这位书记无法容忍破坏“既有工作规程、党的道德标准和纪律”。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夫斯基即奉命退休。
试图与苏斯洛夫争论，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
曾任驻民主德国和法国大使的阿布拉西莫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驻外干部和出国工作部部长。阿布拉西莫夫是一个自视甚高却天资有限的人，不过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联系，因而颇觉自信。这就让他陷入尴尬境地。
“1975年初的一天，苏斯洛夫给我来电话，”阿布拉西莫夫回忆说，“要我接见K某并建议任命其为部里的指导员。与K见面后才弄明白，他仅有中学肄业的教育程度，在民警部门工作多年，后来又进了克格勃机关，无论如何也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挨过两天之后，我给苏斯洛夫回电话说，恕我有违他的指示，无法支持K做候补人选。
[1] 维克托·伊万诺维奇·伊林（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ич Ильин，1947年12月26日—— ），1968年进入苏军服役，1969年1月21日从部队私自取走两把手枪，未经允许回家，1月22日偷走其叔叔的警服，赴克里姆林宫，企图刺杀准备接见“联盟4号”和“联盟5号”宇宙飞船航天员的勃列日涅夫，当天下午对航天员乘坐的第二辆汽车当成勃列日涅夫的专车进行射击，导致汽车司机遇害，随即被克格勃逮捕。1970年被认定为精神失常，安置于喀山精神病专科医院，1988年转院至列宁格勒第3号城市精神病院，1990年获释。
[2] 瓦西里·彼得洛维奇·莫斯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Московский，1904年4月4日——1984年6月28日），1928年加入联共（布）。1929—1952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期间曾主编了多份报刊，1952年以少将军衔退役。1946—1955年任《红星报》主编。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于1969—1971年任副主席。1953—195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55—1956年任第一副部长，1956—1960年任部长。1960—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62—1965年任驻朝鲜大使。1965—1971年任《苏维埃俄罗斯报》主编。1971年退休。1983—1984年任苏联战争退伍军人委员会副主席。
[3]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Высоцкий，1938年1月25日——1980年7月25日），苏联吟游诗人、戏剧和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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