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3章 暗战——乌克兰二把手职位出缺
勃列日涅夫黜退赫鲁晓夫提拔的人，重新起用被赫鲁晓夫贬斥的人。
波德戈尔内对新工作无须竭尽全力。他喜欢去乌克兰，基辅附近的一家猎场常为他举行狩猎活动。猎后燃起篝火，这时波德戈尔内便成为聚餐主持人。
扎米亚京曾任塔斯社总编，他讲述了有一次带着重要文件去见波德戈尔内的情形。值班秘书请他等一等：“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非常忙，请您稍候。”
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扎米亚京不习惯人家让他在会客室耽搁如此之长的时间，忍不住向一名警卫员打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究竟忙于什么要务。
那人压低嗓门坦白承认：“玩多米诺牌正来劲呢。”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率领一个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例行的周年庆典。波德戈尔内始终不善于把握分寸和讲客套话，老是做出一些让保加利亚人不愉快的事情。
代表团预定由索菲亚飞往瓦尔纳。清晨众人一道用早餐——波德戈尔内则单独进餐。他出现时怒气冲冲，一脸凶相：“国家元首已经吃过早饭，你们却还在乘凉、品酒！”
大家忙站起身来。可是很快就弄清楚，他哪里也不打算去了。他叫来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的中央委员会联络部长别尔诺夫吩咐道：
“你转告保加利亚人，我不去瓦尔纳了。”
别尔诺夫设法解释，说保方已在瓦尔纳准备了丰富的节目，但波德戈尔内对他的话连听都不想听。中央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索洛缅采夫也是代表团成员。别尔诺夫试图请他从旁协助，但索洛缅采夫不肯去见波德戈尔内。
保加利亚政治局候补委员、瓦尔纳区委第一书记斯坦切夫，通过专线给苏联客人下榻的宾馆打来电话。他告诉别尔诺夫：
“请转告波德戈尔内，瓦尔纳数万居民已经手持标语牌、旗帜和鲜花，挤满了从机场到市中心沿途所有的街道，就为迎接他这位苏联贵宾。不应当如此蔑视保加利亚人民。”
别尔诺夫去见波德戈尔内。后者骂了一句，但明白已非去不可了。在飞机上，他的警卫员道明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心绪不佳的缘由。原来，夜里一只黄蜂蜇了波德戈尔内的秃顶。他叫来他的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大加训斥：
“你们算是什么鬼卫队，竟然让黄蜂能够蜇咬苏联国家元首！”
对于内部倾轧他有着精确的辨别能力。他来基辅对谢列斯特讲述莫斯科的情况，劝告说：
“应当多多注意谢列平和波利扬斯基，可能还有基里连科，不过他变化无常，疑心很重，也爱阿谀奉承。举止必须十分审慎、小心，对廖尼亚不能太坦诚。”
波德戈尔内刚刚离开基辅，勃列日涅夫就来电话打听：主席在哪里？听说波德戈尔内已飞赴克里米亚，便开始巨细无遗地仔细询问，波德戈尔内在基辅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与什么人会面，给谁打过电话。
谢列斯特详详细细汇报，说波德戈尔内外出打猎了，休息了，还美美睡了觉：
“据我所知，仅仅从我的办公室给您打过电话。”
勃列日涅夫稍稍放下心来。
1966年1月6日，勃列日涅夫来到顿涅茨克，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他觉得大家对他很冷淡，因而一再打听：
“喂，报告作得怎么样？留下印象如何？”
勃列日涅夫离开之后，波德戈尔内打来电话，探听勃列日涅夫逗留此间的情形：
“每次他俩相互打听谁做些什么事情、与谁人会面和谈话，”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我都觉得他们彼此离开对方就无法生活；更多的是，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缺乏相互信任。”
谢列斯特当然明白，事实确是如此。一旦时机成熟，勃列日涅夫便会甩开波德戈尔内。而暂时勃列日涅夫想出的计谋是，将自己在乌克兰时的老朋友谢尔比茨基[1]拉入中央主席团。
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卡扎涅茨[2]被召到莫斯科，让他担任全苏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卡扎涅茨加以拒绝。于是人家向他暗示，他可能失去一切。卡扎涅茨只好同意，迁居首都，担任这一职务长达20年之久。
谢列斯特不得不遴选新的政府领导人，到莫斯科就共和国其他部长候选人征求意见。他按照惯例遍访各位中央书记，然后去见勃列日涅夫。而勃列日涅夫仅仅对部长会议主席候选人感兴趣。
谢列斯特建议由利亚什科[3]出任共和国政府领导人一角，此人现任乌克兰中央书记，其主要副手是索博利（主管工业）和卡利琴科[4]（主管农业）。
勃列日涅夫指出，利亚什科在国内鲜为人知。谢列斯特试图反驳：
“利亚什科担任乌克兰中央书记非止一年，并曾领导顿涅茨州委数年，他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勃列日涅夫仍然不肯同意。
“要是任命卡利琴科呢？”谢列斯特提出。
“卡利琴科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了，”勃列日涅夫提醒。“人们会说，你们没有干部了。”
卡利琴科自1954年至1961年曾任部长会议主席，接着调任副书记。谢列斯特列举了几位候选人之后才弄明白，勃列日涅夫希望让谢尔比茨基重返乌克兰部长会议首脑这一职位。此人与卡利琴科一样，已经担任过这一职务，但勃列日涅夫却并不将这点放在心上。
谢尔比茨基在勃列日涅夫的故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开始自己的党内生涯，随后被调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接替基里连科的州委第一书记职务。从那时候开始，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谢尔比茨基三人便结成了友好关系。
1963年底赫鲁晓夫对谢尔比茨基大发雷霆，让他去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业州委第一书记。12月4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下令：“解除谢尔比茨基主席团候补委员职务，让谢列斯特接替他。”
谢列斯特和谢尔比茨基彼此都非常讨厌对方。
“将他解职是正确的，”谢列斯特写道，“这是一个没有党性修养的人，缺乏文化，对待同事粗鲁、放肆，常常牢骚满腹。与利亚什科相比，谢尔比茨基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鲜为人知，缺少威信，在民间也不得人心。根本不合逻辑：既然卡利琴科重新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不合适，为什么谢尔比茨基却可以？”
波德戈尔内也反对谢尔比茨基复出。可是谢列平却说，应当纠正对待谢尔比茨基的不公正态度。“乌克兰人”和“共青团员”对立，为勃列日涅夫施展手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善于让自己的战友们彼此冲突，从而削弱他们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再三要求谢列斯特，一定要任命谢尔比茨基。谢列斯特试图以征求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意见为借口，称他们决不会同意谢尔比茨基复出。但勃列日涅夫洞悉这套手法：
“你就表示同意吧，至于主席团委员们那里，我们共同努力是可以谈妥的。”
谢列斯特终于顶不住压力。勃列日涅夫当即用电话与波德戈尔内取得联系：
“彼得·叶菲莫维奇已经表示同意谢尔比茨基了。”
波德戈尔内毫无办法，只有取消自己的反对意见。过后他对谢列斯特说：
“彼得，你被人家说服了，可是你有很大的麻烦。只好怨你自己了。”
1965年12月6日的全会上，谢尔比茨基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不仅巩固了自己安插之人的地位，而且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增添了一个可靠的拥护者。
1965年9月29日的中央全会上，分管干部的书记季托夫被免职。他具有很长的党务工作年资，斯大林去世后他曾担任七年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看上了他，1961年便让其主管党中央机关一个部，翌年又任命其为中央委员会直属的组织和党务问题委员会主席。
勃列日涅夫让季托夫担任哈萨克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黜退赫鲁晓夫所提拔之人，重新擢用被赫鲁晓夫贬斥的人。
1965年12月，取代季托夫的新任组织和党务工作部部长卡皮托诺夫[5]成为中央书记。这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一个关键性的部，主管党的干部。如若事前不让卡皮托诺夫知晓，就连其他各部也不能任命任何人。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二十余年。
卡皮托诺夫战前不久毕业于莫斯科公用事业建设学院，曾在梁赞州住房管理局任工程师。参军服完兵役后，在莫斯科党的系统谋得高升，开始担任红普利斯年机务段党组织书记，逐步成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来还兼任州党委书记。
1959年3月2日莫斯科州委全会解除卡皮托诺夫第一书记职务。接替他的是赫鲁晓夫提拔的杰米契夫，其人此前担任部长会议事务总管。卡皮托诺夫被取消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委员资格，改任中央委员会视察员。不过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却又让他担任伊万诺夫州委第一书记。
对于国家的新领导人而言，赫鲁晓夫的冷遇就是最好的保举信。勃列日涅夫往伊万诺沃给卡皮托诺夫打电话：
“你干吗在那里闲待着？”
勃列日涅夫托付给卡皮托诺夫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干部，但也未进一步加以提拔，甚至未让其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不认为卡皮托诺夫还有能力干更大的事情。
当筹备党的二十五大、草拟总结报告之时，卡皮托诺夫的小组受命起草第三部分——关于党和思想体系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要求将文稿让他过目。切尔尼亚耶夫[6]在日记中记述说，刚开始叫朗读，勃列日涅夫便站起身来，声称他不准备读这种胡言乱语了：简直像是照抄《真理报》社论！他要求：
“马上把卡皮托诺夫叫来！”
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通情达理地表示异议：
“不过，反正他本人是什么也写不出来的！”
“我知道他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的，”勃列日涅夫说，“但他是中央书记，要为这部分负责任。是在他的领导下，按照他的指示，别人才写出这种废话，谁应当负责呢？！连代表大会的报告需要讲些什么都不明白，我要这样的书记干吗？马上去叫来，就在这儿训他一顿，好让他猛醒。”
亚历山德罗夫建议将卡皮托诺夫在组织和党务部的第一副手彼得罗切夫也一并叫来。勃列日涅夫对此人的看法也不好（不久之后彼得罗切夫便被撤职）。于是找来了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7]和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廖夫[8]。两位学识渊博的国际问题专家在一天之内便重新口授完成了整个党和思想体系部分。
卡皮托诺夫来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当着整个团队的面，以带侮辱性的词句评价他的工作。卡皮托诺夫恭顺地听取了全部意见。他准备忍受一切，任随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做出组织结论就行。恰恰是这种唯命是从但又不太有文化和不会自作主张的官员，才切合勃列日涅夫的心意。在粗俗地谄媚方面，卡皮托诺夫可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好手。
总书记的一名秘书回忆说，卡皮托诺夫从不放过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的机会，曾激情洋溢地汇报一个州召开总结会议的情况。他一个劲地报告说：“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每当提到您的名字的时候，代表们都站立起来，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1]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Щербицкий 1918年2月17日——1990年2月16日），1931年加入共青团。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8—1951年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52—1954年任乌共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4—1955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5—1957年、1963—1965年任第一书记。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7—1961年任乌共中央工业和建设委员会书记。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72—1989年任主席团委员。1961—1963年、1965—1972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6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63年、1965—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1989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兼基辅军区军事委员。1989年退休。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在基辅逝世。
[2] 伊万·巴甫洛维奇·卡扎涅茨（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Казанец，1918年10月12日——2013年2月15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3—196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1963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5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65—1985年任黑色冶金部部长。1985年退休。
[3]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利亚什科（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Ляшко，1916年1月12日——2002年10月9日），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7—1960年任乌共顿涅茨克省委第二书记，1960—1963年任第一书记。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1990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6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63—1987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69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69—1972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72—1987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87年退休。
[4] 尼基福·蒂莫费耶维奇·卡利琴科（Никифор Тимофеевич Кальченко，1906年2月9日——1989年5月14日），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1年任敖德萨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4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41—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以中将军衔退役。1941—1946年、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47年任乌克兰技术文化部部长。1946—1981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47—1950年任乌克兰国营农场部部长。1950—1952年任乌克兰农业部长。1952—1954年、1962—1976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6年、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2—1976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1954年任乌克兰农业和采购部长。1954—1961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62年任乌克兰采购部长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62—1965年任乌克兰农产品生产和采购部长。1976年退休。
[5]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питонов，1915年2月23日——2002年5月28日），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2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1—1963年、1967—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59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6—1959年、1964—1969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59—1964年任苏共伊万诺沃省委第一书记。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和党部工作部部长。1965—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个人养老金设立委员会主席。1988年退休。
[6] 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Анато́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Черня́ев，1921年5月25日——2017年3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2年加入联共（布）。二战期间参加了解放波罗的海国家的战役。1946年退役。后在大学任教。1961年进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1970—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
[7] 瓦季姆·瓦连蒂诺维奇·扎格拉金（Вади́м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Загла́дин，1927年6月23日——2006年11月17日），俄罗斯政治学家。1964年进入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书记。1980—1990年任《法国年鉴》杂志主编。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期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起担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顾问。2006年去世。
[8] 阿纳托利·加夫里洛维奇·科瓦廖夫（Анатолий Гаврилович Ковалёв，1923年5月18日——2002年1月17日），1948年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1949—1953年任驻德国管理委员会政治顾问。1953—1955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雇员。1955—1965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65—1971年任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1971—1985年任外交部外交政策活动规划司司长。1971—1986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6—1991年任第一副部长。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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