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5章 老广场上的新人
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的工作颇获莫斯科的赞许。对此可资证明的例子是，他所撰写的题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干部行之有效的方法》的文章，能够发表在1952年9月份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
勃列日涅夫取得这些成就并非易事。
1952年在摩尔达维亚，他发生心肌梗塞。清晨醒来时胸口剧烈疼痛，他被紧急送入医院治疗，在院中卧床一月之久。
政治局会议第88号记录中写道：
“给予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一个半月假期用于治疗，自1952年6月20日算起。”
这一个半月，在康复之前，勃列日涅夫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巴尔维哈”疗养院度过的。不过此次所受到的冲击却并未彻底消失。
1952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他有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而等待着他的还有更为令人欣喜的意外礼物。
摩尔达维亚领导人在十九大开幕后的第四天发言。他在基什尼奥夫的助手们所写成的发言稿，在中央得到加工、完善。斯大林关注着每一个发言的人，发现了外貌胜过其他党内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
195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宣布党的新领导成员。他从弗伦奇式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亲手写成的一张单子说：
“可以选入中央主席团的，比如说，有这样一些同志……”
令全场的人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让许多新的、相当年轻的党务干部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斯大林让他担任中央书记和新近建立的取代政治局的主席团的候补委员。这样，勃列日涅夫便侧身于最高联盟之中。他自己也对此次意外高升倍觉惊奇。他年仅45岁，却已经几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新的中央书记处人数众多。
其中有（斯大林除外）：阿里斯托夫[1]（主管党、工会、共青团中央机关部）、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采购部长）、马林科夫（党的机关的第二把手）、米哈伊洛夫[2]（主管宣传鼓动部）、别哥夫[3]（主管干部遴选和分配）、波诺马连科[4]（负责农产品和农业原料收购的部长会议副主席）、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具备前线的经验，便决定由他“监督军事部总政治部和海军部总政治部的工作”，马林科夫宣布了方案并基本获得认可。
勃列日涅夫在老广场上是个新人。善于钻营的莫斯科官员们都不认识他，所以一开始并未将他列入中央主席团所属的国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决定所有的军事事项。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便被晾到了一边。不过斯大林纠正了官员们的错误，11月19日勃列日涅夫被列入国防委员会成员。
10月20日晚11点，几乎所有的中央书记和高级意识形态官员都被请进斯大林党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首次目睹大政治如何运作，领袖在其战友们的狭小圈子内如何说话以及都说些什么。斯大林主要表达了对意识形态工作恶劣状况的不满：
“我们的宣传搞得很糟糕，就像拉屎似的，而不是宣传。大家对宣传的状况都感到不满。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对宣传部的工作感到满意。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青年人，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报纸上的宣传尤其糟糕，特别是《真理报》……”
斯大林办公室里的会议延续了将近一小时，其形式就像中央书记处确定书记之间责任分工的会议。这件事10月27日才最终确定下来。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有所扩大。领袖坚持赋予新任中央书记更高的权力——他急于让他们走上工作正轨，以便由年轻人接替老一代党的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不仅应当掌控陆军和海军的政工人员，而且要“监督军事部和海军部系统的干部遴选和分配工作”。这从理论上赋予了勃列日涅夫很大的权力——军事部门的一切重要任命都需要取得他的同意。
1949年以来，军事部部长一直是华西列夫斯基[5]元帅。他仅仅是中央委员，因而按党内官阶而言地位低于勃列日涅夫。但是华西列夫斯基的军龄与斯大林相近，斯大林对他一直优遇有加。这样，元帅便无需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必要时可以径直去找领袖。
勃列日涅夫还数次去过领袖的办公室。1952年11月17日，斯大林于晚间11点召集众书记，直至12点还在向他们说明应当如何工作。勃列日涅夫用心聆听并深入领会。
1952年12月1、3、4日，勃列日涅夫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决定着手追查臭名远扬的“医生案”并重新改组国防部。
12月11日，在斯大林办公室一举讨论了几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注意观察领袖如何做出决定。他成功地学完了“斯大林管理学校”的简短教程，尽管斯大林一次也不曾召他去进行个别谈话。年已老迈的领袖没有精力与每一个新人打交道。
1953年1月26日，斯大林最后一次在自己那里召集党的领导人开会。此后这些人再也未能相聚一堂。领袖的生命仅剩一个月有余。他自我感觉虚弱和疲乏，甚至停止了批阅呈送他的文件。2月17日斯大林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那是接见印度大使。2月27日他最后一次离开别墅，为的是去大剧院观看《天鹅湖》。
3月1日深夜，斯大林发生了中风。
从3月2日开始，国家领导人仅仅在小范围内会面。勃列日涅夫并未受到邀请。他跻身最高层的时间不长，四个多月不足以建立必不可少的联系，无论如何也表现不了自己。在开列新的领导人名单时，政治局的老委员们干脆将他一笔勾销。
紧随着斯大林之死，他的飞黄腾达一落千丈。
3月5日在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上（会议开始于晚间8点，其时斯大林还活着），勃列日涅夫被解除了中央书记职务，“因为已改任海军部政治部主任的工作”。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相当于副部长，亦即比他1952年10月以来所担任的职务低了许多级。
从奥林波斯山跌落极其痛苦。刚才他还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与斯大林同桌开会……而现在却不得不服从自己不久之前的下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3年是勃列日涅夫一生中最为晦气的一个年份。
海军部部长库兹涅佐夫[6]海军上将是一个性情直率、不讲情面的人，一向维护海军军职的威望。他冷漠地迎接前中央书记的到来，认为一个从未航行过的政工人员在海军中毫无用场。
然而这还算不了什么：刚过10天，海军部与军事部合并为国防部，政治机关也进行了合并。勃列日涅夫落得全然没有工作，于是，1953年5月他给政府首脑马林科夫写了一封声泪俱下的信：
由于海军部政治部撤销，我特向您，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提出一个重大的请求……我将近30年的劳动活动都与国民经济工作密不可分。自1936年起便从事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我热爱这一工作，它就是我的第二生命……如今年近半百，健康被两种严重疾病（心肌梗塞和腿静脉内膜炎）损坏，我很难改变工作性质或者获得新的特长。
谨请您，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将我派往乌克兰党组织工作。如果我在工作中造成了某些缺点和错误，还请多多原谅。
马林科夫将此信转与赫鲁晓夫后，信中加了一个批注：“赫鲁晓夫知悉”。无论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的恳求都没有作出回应。
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5月21日国防部长第01680号一纸命令使他重新回到苏军干部队伍。为了对他的降职使用作出补偿，1953年8月4日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勃列日涅夫在总政治部郁郁寡欢，将他对马林科夫的怨恨埋在心底。这个职务他并不喜欢，他不爱下部队，对军队生活兴味索然。他也未能搞好与总政治部主任热尔托夫[7]的关系。不过热尔托夫也没有决意要去触犯这位前中央书记。
[1] 阿维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Аверк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Аристов，1903年10月10日——1973年7月11日），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5—192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1941年、1942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三书记。1942—1943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43—1944年任联共（布）克麦罗沃省委第二书记。1944—1950年任联共（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2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1953年、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哈巴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哈巴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5—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副书记。1961—1971年任驻波兰大使。1971—1973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73年逝世。
[2]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1906年10月10日——1982年5月24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7—1938年任《共青团真理报》执行编辑。1938—1952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39—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5—1961年、1965—196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兼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53—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4—1955年任驻波兰大使。1955—1960年任文化部长。1960—1965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65—1970年任部长会议新闻委员会主席。1970年退休。
[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别哥夫（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егов，1905年4月3日——1991年4月19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6—9月任联共（布）中央党机构管理部部长，9—10月任远东省委第三书记。1939—1947年任联共（布）滨海边疆区省委第一书记。1939—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7年任联共（布）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委第一书记。1941—1958年、197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党机构检查部副部长。1948—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轻工业部部长。1952年2—10月任联共（布）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机构部部长兼中央人事部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195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1956—1963年任驻伊朗大使。1964—1967年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1967—1973年任驻印度大使。1973—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75—1982年任苏共中央与外国合作和出国旅游部部长。1982年退休。
[4] 潘特雷蒙·康德拉季耶维奇·波诺马连科（Пантелеймон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Пономаре́нко，1902年8月9日——1984年1月18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俄共（布）。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领导机关部副部长。1938—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9—1941年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1年6—7月任西部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7—8月任中央前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4—29日任布良斯克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2—1943年、1943—1944年任红军最高统帅部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司令。1941—1951年、1954—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44—1946年任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1948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1952年任采购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部长会议农产品和农业原材料采购委员会主席。1953—1954年任文化部长。1953—195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4—1955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驻波兰大使。1957—1959年任驻印度大使兼驻尼泊尔大使。1959—1962年任驻荷兰大使。1963—1965年任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965—1978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师。1978年退休。
[5]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илевский，1895年9月30日——1977年12月5日），1915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红军总参谋部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红军总参谋长等职务。1942—1945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4—1945年任第3白俄罗斯阵线司令。1946—1948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任苏军总司令。1950—1953年任军事部长。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6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6—1959年任军事科学部副部长。1957年因病退役。1956—1958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逝世。
[6]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4年7月24日——1974年12月6日），生于德维纳河流域的麦德维德卡村（今属阿尔汉格尔斯克科特拉斯区）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参加红海军北德维纳河区舰队。1925年参加联共（布）。1926年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毕业后在“红色乌克兰”号（Червона Україна）巡洋舰上服役。193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担任“红色高加索”号（Красный Кавказ）巡洋舰的大副，1934年担任“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化名“柯利亚”（Kolya），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1月回国后，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39年4月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1947年被撤职。1951年重新担任海军部长。195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12月，因“新罗西斯克”号（Новороссийск）战列舰沉没事件，被免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1956年2月被勒令退役。1974年在莫斯科去世。
[7] 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热尔托夫（Алекс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Желто́в，1904年8月28日——1991年10月29日），1924年加入红军，1929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卡累利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五后备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第6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顿河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军事委员等职务。1946—1950年任驻奥地利副高级专员兼中央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6—1950年、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1年任土耳其斯坦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51—1953年任苏军总人事部主任。1953—1957年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行政部部长。1959—1971年任列宁军事政治学院院长。1971—1991年任国防部监察长小组军事顾问。1981—1987年任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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