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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将军荣归故里
第18集团军从德军手中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后便结束了自己的战斗历程，战后它被解散。不过勃列日涅夫已经获得晋升。昔日斯大林的助手之一、军事委员会委员梅赫利斯中将对他颇为赏识。
梅赫利斯是在乌克兰第四方面军迎来战争结束的。他在自己的部属中发现了少将勃列日涅夫，将其引为亲信，并且越过别的政工人员，于1945年6月任命其为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于是勃列日涅夫对梅赫利斯感激涕零。
微妙之处在于，战争业已结束，勃列日涅夫当上了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
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之后，希望在他的所有传记中都写明：他在卫国战争中经历的是一条从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到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道路。
战后，莫斯卡连科[1]元帅撰写了回忆录《在西南战线上》。他没有放过在该书中加入勃列日涅夫照片的机会，附上的文字说明是：“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该书的大样按规定报送总政治部签批。部里一位喜欢刨根问底的检查员删去了这句文字说明，改注为“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有着先见之明的莫斯卡连科，决定将大样连同修改的说明寄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不辞辛劳，细读了书稿。红场上五·一游行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把正与其他元帅一起站在观礼台上的莫斯卡连科叫到一旁，严厉地质问道：
“你怎么了，难道不知道我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吗？”
元帅开口辩解：“这并不是我涂改的，是总政治部的人所为。”
勃列日涅夫责备他说：“可你为什么要同意？”
书稿停印，照片下的说明文字重加修改。
1945年7月，大本营决定将乌克兰第四方面军解散。在司令部和部队的基础上组建成喀尔巴阡军区。
战争年代勃列日涅夫荣获两枚红旗勋章，一枚是红星勋章、一枚为解放乌克兰而颁发的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已经是战后了，他又被授予几枚勋章：“为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中战胜德国”，“为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勇劳动”，“为解放华沙”和“为解放布拉格”等等理由所颁发的奖章。然而这些奖章都是大量发放的。勃列日涅夫认为自己所获奖励太少，其他人的胸前更为丰富多彩。当上总书记之后，他便对这一缺憾加以弥补。
不过1945年6月勃列日涅夫曾以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混成团政委的资格，参加了红场上的胜利阅兵式。在他担任党和国家首脑的那些年代里，新闻记录干部们对此反复地进行宣传。威武雄壮、喜气洋洋的将军看上去颇为招人喜爱……
据中央宣传部顾问小组领导人佩切涅夫[2]说，1981年同样是在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也曾回忆过那些日子：
“战争接近尾声时，传说我们方面军可能被调入巴黎的联军部队。说实话，我当时难过极了。非常想回家，累了，对一切都厌倦了。还记得曾给妈妈写信说：我非常想念故乡，妈妈。可现在又要去巴黎，登艾菲尔铁塔，从塔上朝整个欧洲吐唾沫！”
勃列日涅夫并未被调往法国。他又当了一年喀尔巴阡军区政治部主任，1946年6月18日才被转入预备役，昔日的州委书记重又回归文职生活。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想起了他。也许这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倡议。赫鲁晓夫战后曾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共和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他让乌克兰干部回归该共和国。
勃列日涅夫佩戴着将军肩章从战场上归来，与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待在后方的其他领导人截然不同，这于他有利。他光荣地亲历了整个战争，虽说不是在战壕里。于是为这位前线战士提供了独当一面的工作。
1946年8月30日在第六届州委会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扎波罗热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则是战前即在扎波罗热工作的基里连科。基里连科是个高傲而冷酷的人，不过当然不是对待上级。他与勃列日涅夫结成了保持终生的友好关系。
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那里遭到冷遇。1947年初斯大林剥夺了他的共和国独一无二领导人的地位。赫鲁晓夫仍是共和国政府首脑，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则让久经考验的战友卡冈诺维奇担任。
勃列日涅夫着手扎波罗热的工作时发现，这个城市在战争中已遭彻底摧毁。全国最大的扎波罗热钢铁厂也遭了殃，大名鼎鼎的第聂伯河水电站业已被炸毁。这些具有全苏意义的工程属于首先恢复的项目。
重建工作早在勃列日涅夫到来之前即已开始，但扎波罗热钢铁厂无论如何也无法投产。莫斯科关注这一状况。《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批评州委重建扎波罗热钢铁厂的进度太慢。
卡冈诺维奇亲自前往扎波罗热。
在前线与卡冈诺维奇结识对勃列日涅夫大有裨益。卡冈诺维奇为人专横，随便就可以将不喜欢的州委书记撤职。他对勃列日涅夫却很友善。
1990年6月，卡冈诺维奇曾对军事史家库马涅夫教授讲过：
“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相当富有战斗性的上校，表现积极，不是那种萎靡不振的人。我曾向斯大林写信谈起过他的情况……所以我是看重他的。如果他不当中央第一书记，而是做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那么他一定是个好工作人员。勃列日涅夫既可以担任中央书记，也可以出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个通情达理、聪明能干、性格稳重、坚定果敢的人，而且相当积极。当年我对他的看法很好……”
卡冈诺维奇要求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建设局长迪姆希茨[3]（未来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尽快结束工作。乌克兰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快扎波罗热钢铁厂重建》的决议。勃列日涅夫严加督促，1947年秋工厂终于开工。不管后来对勃列日涅夫的议论如何，那些年他却没有逃避工作。
10月，各报发表了勃列日涅夫和迪姆希茨关于优先重建扎波罗热钢铁厂和开始生产冷轧钢板给斯大林的报告。12月2日勃列日涅夫由于在扎波罗热工厂重建中的成绩获得他的第一枚列宁勋章。同年，第聂伯河水电站也开始送电。
无论担子如何沉重，扎波罗热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始终是一段愉快的记忆。他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依然一直关注该州的情况。1966年，他让弗谢沃洛日斯基[4]担任州委第一书记，此人在他主政该州时是共青团中央在扎波罗热建设局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后来则出任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罗热过着独身生活，没有家人，全家当年疏散后一直未能归来。关于这一情况，州报《工业化扎波罗热》编辑克留年科[5]曾向《真理报》记者斯莫利亚克谈起过。克留年科当年在第18集团军政治部服役时正是勃列日涅夫的部下。
“他来扎波罗热时正值40岁的盛年，”这位报纸编辑回忆说，“现在您可以想象：州委第一书记，骁勇的将军，美男子，而身边又有许多年轻的寡妇。也有可能，列昂尼德·伊里奇真的迷上了某个人。我们作为他前线上的战友，便开始问他：为什么不把家人接来？几乎整整一年他都回避着我们，总是推脱说，在毁坏殆尽的扎波罗热没有像样的住房。”
垂暮之年，勃列日涅夫曾回忆说，他刚一来到城里，便吩咐为他缝制一身新制服和新靴子。有一次，他身后跟来一辆勤务车，他却对司机说，他要步行。
“于是我就迈开了步子，”勃列日涅夫骄傲地说道，“同时用一只眼睛瞅着，看看身边会不会有哪怕一个女人经过的时候不朝我这边张望……”
他的孙女维多利亚向第一频道的摄制组讲过：
“爷爷有一个前线女战友叫塔马拉。战后爷爷来找奶奶说，他要离开她。不过这种事并没有发生。他也办不到。奶奶了解他的一切，也知道他爱上了别人。可是她没有向任何人抱怨。她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人，什么都藏在心里。”
勃列日涅夫家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勃列日涅夫来找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离婚的时候，她要求他亲自对孩子们说，他要离开这个家庭了。可是勃列日涅夫眼见得孩子们都扑过来搂着他的脖子，他再也找不到抛弃他们的力量了……
“前线女战友”塔马拉本人则是这样讲述自己与勃列日涅夫的罗曼史的。她在医院当护士，上级提出将她和一个女友调到集团军政治部。
“这种事谁还会长时间犹豫不决呀！看够了流血、肮脏之后，人家让你去暖暖和和的地方干一份干干净净的工作——这等于开给你党证和毕业证一样啊。上班的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就来和我们认识了。”
当勃列日涅夫上校得知塔马拉是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的人之后，十分高兴：原来是女同乡呀。
“他管我叫托马。他有一副柔美的男中音嗓音。说起话来和别的军官不同。他并不是常备基干军人。我从没听他说过骂娘的话和蛮横无理的话。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勃列日涅夫，叫人没法不爱上他，又漂亮，又快活，还爱跳舞。他并没有高雅的风度，但邀请人的时候非常亲切，满脸和善的微笑，一口白牙，两个小酒窝——咳，根本没法拒绝他。于是我和他便在圆舞曲的伴奏下满大厅里旋转，我能感到他爱怜地引领着我，紧紧地依偎着我，那么强健有力。”
战后塔马拉复员到基辅，出嫁成婚。据她说，勃列日涅夫曾给她去信请求会面。如果她的说法可信，此后便发生了一场十足的浪漫故事。她上门的时候，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对她说：“托马，我全知道了。我对任何人都不怪罪和责备，我只是请你离开这里。”
塔马拉当天就坐上了火车。勃列日涅夫带着通讯员在一个小站追上了她。勃列日涅夫恳求她留在他身边，但她履行了对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的承诺。而勃列日涅夫仍未放弃挽回她的希望。他与梅赫利斯一起来到基辅。他们找到她的住处，梅赫利斯似乎也劝她跟勃列日涅夫一起走。她再次拒绝……
不可能验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并确定勃列日涅夫是否真的打算为新女友抛弃家庭。当然，也不应该否认勃列日涅夫享有浪漫感情和大胆行为的权利。但是，考虑到主导着党政机关的清教徒式的风尚，很难认为勃列日涅夫会准备为了一个女人去冒毁掉前程的危险。他宁肯要一段不承担责任的短暂的私情。根本不可能想象，基本上是个禁欲主义者、无法容忍破坏党的准则的梅赫利斯竟会恳求“前线女人”抛弃丈夫，去与一个有妇之夫开始新的生活……
多亏了卡冈诺维奇，勃列日涅夫才不断获得晋升。1947年11月，卡冈诺维奇将他调往乌克兰最大的州之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担任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勃列日涅夫让家人也来到了那里。
在州委会议上，乌克兰中央书记梅尔科夫[6]介绍了勃列日涅夫。
乌克兰西部各州正在进行与得到当地居民支持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流血战争，而在基辅，上级任命的干部们却在设备齐全的住宅里养尊处优。那里正以最高规格进行赫鲁晓夫的生活配套设施工程。
1945年2月，乌克兰中央政治局通过封面上注明“特别卷宗”字样的决议，其中包括向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部发出的指示：
1．建立直属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商业人民委员部特别基地（供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食物），为这个基地开设单独账户并划拨周转基金；
2．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6局局长的申请，通过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发放日用必需品类产品以及工业品的提货单；
3．特别基地内开办副业、成衣和靴鞋车间。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6局主管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的保卫工作。个人卫队也负责供应赫鲁晓夫及其家人的食品，雇用鞋匠和裁缝，为他缝制靴鞋和服装……
州委第一书记们的日常生活由地方经济机关料理。根据当时的说法，所供应他们的食品和工业品是免费的。另外，州仓库里的东西并非应有尽有，但负责供应的人知道，只要是能搞到一切，都应当对一州之主保证供应。
战争时期实行的票证制度的废除，也影响到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生活状况。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于1948年1月14日通过了与莫斯科指示相应的决议：
1．自1月1日起废除现行的向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员免费提供食品的规定，不再发放用于购买工业品的现金和食物定额补助。
2．停止花费改善社会生活福利基金的资金用于向别墅免费供应食品，停止以其他形式免费向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员发放食品和工业品。
3．决定自1月1日起，向目前免费获取食物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员于他们所领工资之外补充发放临时货币津贴，金额为每月职务工资的2—3倍。
但对党的领导人仍然继续按不公开的规定实行供应。仅仅需要为食品和服装付费。州委第一书记的固定工资本来就很高，而物价却很低。钱并不成其为问题，而是商店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买！1946年的粮食征购搞得乌克兰没有了面包。
“1946年的饥荒似乎在继续1933年饿殍遍地的惨剧，”卡普托回忆说，他后来成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饿死的人不单是来不及从农舍里抬走。死者也陈尸于围墙边、空空如也的商店旁，甚至院子里。许多人极度消瘦，躯体似乎只够喂饱叮人的虱子，另一些人浮肿得令人无法辨认……”
根据共和国内务部机关的资料，1947年入夏之时超过100万人患有营养不良症，30多万有望获救的人入院治疗，46000名乌克兰居民活活饿死……
勃列日涅夫正赶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处于如此苦难的境地，扎波罗热也是这样——矿井被淹没，工厂被破坏，房屋被烧毁，城市中心区一片废墟。
“城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战后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农学院学习的党内职务颇高的莫尔贡回忆说，“该城已失去生机，供水管道和交通运输陷于瘫痪。”
城市重建方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感谢勃列日涅夫。1948年他“为南方黑色冶金企业重建”荣获奖章。他经管的不单是大型企业，而且还有农业。归州委第一书记使用的小汽车有三辆——一辆个人专车，一辆替换车（主要在修理时备用，实际上是他妻子乘坐）和一辆出行区县用车。
十余年后在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为对玉米估计不足无情地斥责了自己的战友们。他回想起艰难的1949年，瞧了瞧勃列日涅夫：
“当时因为玉米头一个受到警告的就是他。”
“什么也没受，”勃列日涅夫纠正赫鲁晓夫的话，“并没有警告。”
“我们当时向全乌克兰数落他的不是，”赫鲁晓夫不听战友的话，继续说道，“可是最好的玉米却在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于是我们就公开取消了这一指责。但我们当时给他警告了，要是不给，也就不会收到效果……”
[1]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Кирилл Семёнович Москаленко，1902年5月11日——1985年6月1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0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服役于第1骑兵军，曾与弗兰格尔白军和马赫诺黑军作战。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6军副军长、第6骑兵军军长、第38集团军军长、第1坦克集团军军长、近卫第1军军长、第40集团军军长等，曾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1946—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3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在任期间于1953年6月26日指挥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1953—1960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55年晋升元帅军衔。195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0—1962年任战略导弹部队司令。1960—198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2—1983年任国防部总监察长。1983—1985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5年在莫斯科逝世。
[2]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Вадим Алексеевич Печенев，1940年6月8日——2004年3月19日），1967—1969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71—1975年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顾问。1975—1984年期间在苏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84—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5—1989年任《政治自我教育》杂志副主编。1990—1991年任莫斯科高等党校教授。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信息和方法部门负责人。1992—1993年任《俄罗斯民族政治公报》执行编辑。1993—1994年任国家联邦和国籍委员会副主席。1994—1996年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1996年任总统总方案和分析部主任。1998—1999年任国家政策部第一副部长。
[3] 维尼阿明·埃马努伊洛维奇·迪姆希茨（Вениамин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Дымшиц，1910年2月28日——1993年5月23日），1937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4年任重工业建设部副部长。1954—1957年任冶金和化学工业建设部副部长。1957—1959年任印度比莱冶金厂首席建筑工程师。1959—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基本建设部主任。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2年4—7月任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7—11月任主席。1962—196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2—198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5—1976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物流委员会主席。1985年退休。
[4]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弗谢沃洛日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севоложский，1917年11月7日——2000年3月26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1946年任乌克兰共青团扎波罗热省委第二书记，1946—1949年任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扎波罗热工业区委第二书记，1964—1966年任省委第二书记，1966—1985年任第一书记。1965—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67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7—198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退休。
[5] 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克留年科（Андр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Клюненко，1905年11月25日——1991年4月25日），1918年起参加工作，曾任敖德萨报纸《黑海公社》编辑、第18集团军政治部工作人员、《扎波罗热真理报》编辑、《工业化扎波罗热》主编等。
[6] 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梅尔科夫（Леонид Георгиевич Мельников，1906年5月31日——1981年4月16日），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斯大林诺省委第三书记，1940—1941年任第二书记，1941—1942年、1944—1947年任第一书记。1941—1954年、1958—1962年、1966—198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50—1954年任主席团委员。1942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部长兼斯大林格勒前线第66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2—1944年任哈萨克共产党（布）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47年7—12月任乌共（布）中央书记。1947—1949年任乌共（布）中央第二书记，1949—1953年任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年3—6月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1955年任驻罗马尼亚大使。1955—1957年任煤炭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1958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8—1961年任副主席。1957—1961年任哈萨克斯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1—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国家工业与采矿安全监督委员会主席。1964—1966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国家工业与矿业安全监督委员会主席。1966—1981年任国家工业与矿业安全监督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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