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斯克雷普尼克，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
——著述甚丰的乌克兰领导人.因受民族主义指控自杀身亡
（1872—1933）
*1921年清党时所写自传。
我出身于铁路员工的家庭，我的父亲是铁路职员——起先是报务员，后来是站长助理。我的双亲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他们对现存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制度抱着模模糊糊的敌视态度。父亲在50年代初认识星期日学校的工作人员，农民解放以后他就在那个学校读书。我的母亲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哈尔科夫革命者提供某些服务，那时她在助产训练班。他们俩从这个时期对革命者产生了一种崇敬的感情和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感情和情绪传给了我。我于1872年1月13日生在原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西诺瓦特镇。我是在铁路沿线的车站上长大的，我的父亲几乎每隔半年就要跑遍乌克兰的各个车站；我起先在哈尔科夫省伊久姆县巴尔文科沃村一个分五个部分的农村二年制学校学习。后来在伊久姆专科学校学习，后因在农民中进行宣传工作暴露，我被学校开除。我是在无人直接影响下觉悟起来的，因为在伊久姆城不仅没有一个革命者，甚至连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都找不到。我独自成长。我成长的起点是阅读乌克兰的文学和历史；关于查坡洛什的哥萨克人祖先，关于18世纪一个祖先因参加扎利兹尼亚克和冈塔起义而被波兰小贵族插在木橛子上的传说对我也产生了影响。舍夫琴柯的诗歌激发我去阅读历史，其中包括乌克兰历史，特别是解放起义、战争和废墟时代的历史，我从这里知道了平民会议和被压迫者反对哥萨克头领的具有阶级性质的起义；这使我对有产者的统治采取的批判态度更加坚定，并且推动我去研究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乌克兰书籍引起的兴趣推动我不断钻研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地质学、原始时代史、宇宙发展史。
可见，我的成长道路同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世界观的形成是非常痛苦的，必须克服许多内部矛盾。我努力从各处——既从一个铁路职工、过去的波兰起义者那里，又从过去的十二月党人罗森的藏书中，还有其他来源，去获得书籍。我在很长时间里根本没有见到过非法书籍，关于革命事变的资料是从反动出版物中获得的，只是抛弃它们的解释而从“反面”理解。我和四五个与我一起成长起来的同志以旅行和采集乌克兰民歌的形式在伊久姆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进行宣传。现在回想起来，应当说，我们向听众传授的材料是混乱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观点就是混乱的；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遇到了两个农民，他们在我的最早的小组里受到了革命的洗礼。最初的关系和非法书刊我是从加里西亚的乌克兰激进分子那里取得的。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很困难的。必须培养世界观，抛弃无定形的革命主义。读了季别尔的《李嘉图和马克思》、考茨基在《北方通报》杂志上的文章及其他出版物后，我仍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直到我读了加里西亚出版的《爱尔福特纲领》的译本，我才同过去的观点决裂，开始研究考茨基的文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从1897年起我已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工作，并从此时起就认为自己是党员了。
但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当时是相当折衷主义的。阅读俄国马克思主义书刊，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帮助我在1899年（那时我住在库尔斯克）清除了许多糊涂观念；因此可以认为我的入党时间是1899年，甚至可以认为是1900年，那时我确实清算了照我看来是德国修正主义的一些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发展的内部工作是经常进行的，就是现在也没有结束。至于说到入党，这在那个时期正是取决于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当时对俄国来说，这个纲领就是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和个人是否担负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工作。因此，我入党的年份是1897年。
1900年我仍是库尔斯克专科学校的校外考生（我没有在专科学校毕业，因为组织小组而被开除，后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诺夫哥罗德省、哈尔科夫省工作）并且进了圣彼得堡的工学院。我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合不来，因为它这时感染了经济主义，我归附了社会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人旗帜报》。该委员会同工人组织“社会主义者”联合行动。1901年，我参加了喀山广场上举行的3月4日示威游行，当时我与其他人一起被捕并被遣送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当时坚持《南方工人报》的不彻底革命的、半经济主义的观点。因此我不能同他们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只是同他们保持单独的联系来领导工人小组，同我一起领导工人小组的还有我在库尔斯克小组的一位同志科罗宁，他正好在此时从辛费罗波尔被遣送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此外还有其他几位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其中有卡利亚耶夫，当时他还是社会民主党人）。
不久我从流放地回到了彼得堡。《工人旗帜报》的工作人员在这段时期大部分被捕了，而“社会主义者”的工人开始接受，并日益接近以后的社会革命党人（其实只要点一下其中某些人的名字就足够了：鲁坚别尔格、萨文柯夫）的观点。机关报《火星报》的代表来到彼得堡之后，属于《火星报》彼得堡分部，在涅瓦关卡外、在彼得堡区、在考察团和橡胶工场领导小组工作。1901年年底遭到破坏后，我们便同《火星报》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另一个代表到来以后，《火星报》彼得堡分部开始得到巩固，于是我们同彼得堡协会进行了谈判。
但在1902年初我因准备示威游行的罪名而被捕并立即被遣送到雅库茨克州，流放期为五年。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路上，探望监狱的医生黑辛（现在是孟什维克，而当时是火星派分子）转告我一则消息：我被牵连到《火星报》案件中去了，因此我决定逃跑。只是在出伊尔库茨克城后，在去勒拿的路上，这一计划才得以实现。当时同我在一批逃跑的有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拉拉杨茨以及莫斯科的大学生、著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策烈铁里、布季洛维奇、霍弗林等等。
在1902年六七月间，我从流放地先到察里津，后来很快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里同委员会以及当地的《火星报》代表E．B．巴尔姆津取得了联系。委员会的方向很不明确并且尚未完全清除工人事业派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必须在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进行多次争论。我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宣传工作，我有几个小组；同时我还进行使社会民主党最终脱离当时还存在于萨拉托夫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联合会”的工作。萨拉托夫委员会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报刊宣传，因此我组织了一个印刷厂，我们使用的是买来打戳用的活字版上的橡胶字母。印刷很不方便，因为字母有弹性，会跳动。但仍旧有可能把胶印的单页变为铅印传单，后来通过排字工人弄到了铅字，技术工作也安排就绪，但我已经把心思集中在宣传工作上。我到沃尔斯克去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组织了磨坊工人小组。
在萨拉托夫，人们称我“伊万·瓦西里奇”，我以教书和画图为生。当我在萨拉托夫开始受到监视的时候，我去到萨马拉，那里的火星派代表有：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B．П．阿尔齐布舍夫。我把在萨拉托夫时从一位工学院的老同学阿波索夫（现在在乌克兰军队司令部情报处工作）那里得到的一笔用于革命目的的1000卢布转交给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为了取书刊我到基辅去了一趟，把书刊送到哈尔科夫，经萨马拉去叶卡捷琳堡。
当时在叶卡捷琳堡没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乌拉尔有“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应当把社会民主党人分出来并在那里组织火星派组织。但是，在这个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东方分部叶卡捷琳堡委员会里，当时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只有社会革命党人或不坚定的革命群众。在城里有几个人，他们从前曾被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事务中来，但非常消极并且相当敌视火星派。我必须去电站，成立电站工人小组，通过他们同纺织工厂、亚捷斯工厂以及其他工厂建立联系。知识分子力量完全没有，只是后来从国外来了两个同志，他们同几个工人一起加入了委员会。
我们把几乎所有的工人从叶卡捷琳堡联盟分出来了，而当社会革命党人的大部分小组垮台以后，他们的其余小组全都转到我们方面来了，我到彼尔姆去办好了使社会民主党人脱离社会革命党的手续，因此乌拉尔联盟正式被埋葬。在下塔吉尔和其他地方，我组织了小组并使它们之间发生联系。当时我给《火星报》寄了许多文章和通讯，署名为“格拉松”。
在这段时间里——1903年夏末——我在叶卡捷琳堡的环境相当紧张,有一次我穿过“游乐场”，才把密探给甩掉，而监视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一次甚至遭到警察逮捕，但逃脱了。我不得不火速离开叶卡捷琳堡。
我经过基辅（在那里见到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当时他被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入党中央委员会），到了敖德萨委员会，我从1903年秋到1904年2月在那里工作。当时在敖德萨委员会的有：K．И．列维茨基（他从1903年至1907年一直是委员会委员），拉拉扬茨——“亚里士多德”，马克斯·戈赫别尔格（后来成了孟什维克），阿列克谢也夫（后来也是孟什维克；1905-1906年他在敖德萨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博哥莫列茨医生（脱党后到阿根廷或巴西去了）。在我参加委员会期间，所有的委员在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问题时，起先十分坚定地追随布尔什维克，所以当1903年年底杜勃洛文斯基（即英诺森，当时他是“调和派”）到来时，我们拒绝接受他加入委员会。此外，到了这个时候，阿列克谢也夫也宣布自己为“调和派”。马克斯·戈赫别尔格开始倾向于孟什维克，博哥莫列茨也开始露出“调和派”的腔调，虽然他只在晚得多的时候才脱离布尔什维克。
我是莫尔达凡卡－卡绍诺洛姆尼－佩列瑟皮区的组织员，后来还是港口的组织员。组织起先联系不是很多，后来同各工厂的联系才扩大起来，小组几乎遍布一切工厂。在佩列瑟皮，我亲自建立了联系，为此我当了工人。特别加强了在卡绍诺洛尼的工作，冬天我在那里组织了颇具规模的工人群众大会，参加者达数百人，在港口也是如此。在港口，我于1903年年底同轮船的船员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在显然预见到将发生对日战争而开往远东的士兵中散发了大量的书刊。
1904年1月，由于对我的监视开始加紧，我便离开了敖德萨。
当我从敖德萨到基辅时，那里刚刚遭到巨大的破坏。我同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会面以后，我发觉对我的监视加紧了，于是我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恰好在日俄宣战的那一天到达。在我到来之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委员会遭到完全破坏。工作受到物质上的限制，在此以前给过资助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战争初期开始站在爱国主义方面，把钱给予官方的红十字会，而不给革命红十字会。但工人自愿捐款，组织恢复了，反战宣言的出版事宜进行得很顺利。必须加紧同孟什维克在工人中扩大其影响的企图作斗争。通过组织辩论和讨论，我们使孟什维克的这些企图没能得逞。由于列宁在国外处于孤立的地位而只得把《火星报》交给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所以我们决定召开南方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代表会议，我被选进了代表会议，但在离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时我被捕了。我们的倡议晚些时候才得到实现，那时南方和北方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它于1906年5月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
[1] 原文如此。——译者注
我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克姆区，为期5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往亚库特卡的流放暂停。在去克姆的路上，我又从斯涅加逃跑了。但无论在雅罗斯拉夫里，还是在莫斯科，我都由于组织被破坏没有同组织取得联系。
我又去到敖德萨，我促使那里的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人员更新。当时有许多新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外围”对委员会的不满情绪也很强烈。我在本地区里把所有这些力量都团结起来了，大家同心协力地工作。不久我由敖德萨选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速记记录上的化名是“辛斯基”）。
代表大会以后，我被中央委员会派往彼得堡委员会，起先我是涅瓦区的组织员，后来是委员会的书记，然后我被委派去建立战斗组织。
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任务是“准备武装起义”和“武装工人”，但实际上武装起义的准备仅仅限于思想、宣传和鼓动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军事、组织方面的起义准备。彼得堡委员会根据我的报告认为必须实际准备这项工作。战斗组织应当由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组成，战斗队包括我们工厂小组的某些成员，而随着武装的增加，将吸收我们工厂小组的全体成员参加，也就是提出了把整个组织转到战斗状态的任务。我为每个区找到了若干武装起义工人战斗队的组织员，并在各个区组织了8—10人的基干战斗队，建立了中央武器库并在各区建立了区武器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街垒战的策略和技术的报告。但准备起义的战斗组织工作遇到了不可克服的自发势力的干扰。冲破了警察重重障碍的工人群众急欲听到生动的革命语言，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宣传工作成了最迫切的任务，投入了全部力量，彼得堡委员会听任宣传上的自发势力发展，使一切都服从宣传工作。我认为，武装起义的准备事实上因此而受到破坏，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我宣布退出彼得堡委员会，我把工作交给了我的继任人布尔（老埃森）。
这是在1905年十月宣言之前的事。中央委员会这时收到了里加委员会的报告，说那里的乌斯季德文要塞准备起义和夺取要塞。因此中央委员会派我去里加委员会，让我核查情况。在核査中发现这一切完全是由于革命的急躁性造成的。在1905年12月底，白色恐怖开始了，我不得不离开里加，因为在马尔克组织的武装起义工人战斗队的集会上我作过关于巷战策略的报告，从那次集会以后，对我的搜捕加紧了。开会的地区被军队包围，马尔克和相当一部分工人战斗队员被捕，我和部分同志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以逃生。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在里加被缺席判处死刑。我从里加经彼得堡到了雅罗斯拉夫里，在那里非常偶然地被捕了。我为已经筹备好的北方区域各委员会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被发现了，我被发配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流放期为5年。我在叶尼塞斯克城外逃跑了，仍旧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作。顺便提一下，这里在进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在最后一次选举会议以后，我在街上被捕。没有进行审讯，我又被送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流放期为5年。这次不得不到达土鲁汉斯克，然后沿叶尼塞河往上游乘船和步行1200俄里逃跑。
1907年10月我到彼得堡委员会时，正好委员会处于转折时期。事实上已经同孟什维克发生分裂，但1907年11月还在赫尔辛福斯同他们一起举行了一次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代表西伯利亚联合会。这时已经开始出现了知识分子退党等下一时期的征兆。我既是第二城区（罗日杰斯特沃区）的组织员，同时又“利用合法机会”担任“劳动者”合作社理事会理事，编辑工会杂志，参加合作社和工厂卫生问题等合法的全俄代表大会（化名是：Г．Г．叶尔莫拉也夫）。1908年我是涅瓦区的组织员，愈往后剩下的工作人员愈少，工作愈困难。
1908年夏天，由于监视加强，我出国到日内瓦呆了一个半月。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出现了“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必须同他们作斗争，就像同取消派作斗争一样，因此我奉命去莫斯科。我担任了一段时期区组织员工作，接着有3个月时间离开了工作：工会中央常务局人员遭到逮捕（我是莫斯科委员会驻该机构的代表）,它的全部参加者被行政拘押3个月，在释放时我感到很奇怪，这次被捕使我的非法身份证变得合法了。
获释之后必须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进行相当艰巨的斗争。我起先担任区的组织员，后来是委员会书记。由于知识分子逃跑和背叛，工作条件越来越坏——没有一周不收到关于某个工作人员离开工作，去到另一个城市，为了毕业文凭而回校学习，等等的消息。各区的工人还在坚守，但有奸细捣乱。寻找接头和住宿的地方一天比一天困难，“知识分子”个个都拒绝给予帮助。刊印呼吁书等变得极其困难——因为缺乏资金。所有的大学生和其他负责保管、散发材料等的青年都一阵风似的被吹跑了。由于保存下来的工作人员的极端努力，组织才得以支撑下来。
为了进行争取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莫斯科获胜的斗争和选人参加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我到乌拉尔各地去做报告。乌拉尔代表会议没有开成，也没有可能从地方工作人员当中选出某个人去参加代表会议。我取得了代表乌拉尔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证并承担再回乌拉尔作有关代表会议的汇报的义务。众所周知，在巴黎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无产者报》扩大的编辑部）上，“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斯坦·沃尔斯基等）脱离了我们。以前的实践造成的那种把非法工作和利用合法或半合法机会结合起来的策略已经固定下来了。往后我也不必贯彻这一策略了：在周游乌拉尔期间我差一点儿被捕，而在去彼得堡的路上很快就被捕了，因为我被奸细谢罗娃出卖了。
我又被行政流放到亚库茨克省维吕斯克区，流放期为5年，1913年年底我才从那里回到彼得堡，根据党的“波涛”出版社（克列斯廷斯基、斯图契卡、董斯柯伊等人）的建议，我担任了党的保险杂志《保险问题》的编辑工作和《工人保险集团》的领导。在中央1913年12月全会和鲍戈马佐夫（后来发现是个奸细）离开编辑部之后，我参加了《真理报》编辑部，编辑部成员有奥里明斯基、我和K．H．萨莫伊洛娃。加米涅夫到来之后，编辑部由加米涅夫、奥里明斯基和我组成。在奥里明斯基离开和加米涅夫去芬兰别墅以后，1914年6月下半月起，编辑工作由我担任。那是彼得堡总罢工日益成熟的激战前夕，7月初已经转向街垒。在《真理报》编辑部里，我也被捕了，好像是1914年7月8日，那正是战争的前夕，沙皇政府摧毁了所有的工人组织和出版物。准备进行审讯，但通过司法程序来导演一出俄国战争期间没有“社会和平”（这还是在我们的杜马代表被捕之前）的戏剧，对沙皇制度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因此，《真理报》的案件以行政程序解决。对我的判决是：流放到安加拉河边疆区，流放期5年（或者到战争结束之时，记不清了），旋即改为流放坦波夫省莫尔珊斯克。
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十分明确的革命立场。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我同几十个彼得格勒工人、先进分子和其他同志呆在彼得格勒斯帕斯警区的公共牢房里；我现在记得其中有И．И．基谢廖夫和阿·萨·叶努基泽。在我们的许许多多会议上制定了并在党的杜马党团中表现了我们对待战争的策略路线，这条路线同列宁后来制定的提纲是完全一致的。对战争和对两个交战同盟的敌视态度，既不同这个也不同那个帝国主义同盟勾结的“第三方”的地位，无产阶级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等任务，这些就是由我制定并由约150名工人革命者通过的决议的基本点。这些革命者后来显然被沙皇制度当作这些思想的宣传者遣散到全国各地去了。
在莫尔珊斯克，在革命前整个战争时期，我继续受到警察的监视。通过老同志K．И．列维茨基（仍按敖德萨委员会的称呼）的关系，我在银行找到了工作，一开始当会计员，后来是会计助理。在战争时期未能同工人（个别人除外）取得联系；只是在临近革命的最后几个月，才得以领导铁路上的和纺织工厂的两个不大的小组。
我在二月革命后担任的工作，也像参加了革命斗争的一切事变的每个党员的工作一样，完全同革命交织在一起，如果要叙述我的工作，就必须叙述革命本身。因此，我想指出的仅仅是我所担负的工作中的某几项。
我在1917年6月末到彼得格勒。中央派我到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并从这里选入第一届和第三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预备国会”。我代表彼得格勒组织参加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并由代表大会选为俄共候补中央委员。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我参加了“保卫委员会”并在那里从事把相当数量的武器发给工人的工作。在十月革命时期，我是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此外，还参加了普尔科沃战斗。
十月革命以后，我参加了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制定该委员会的第一个章程的委员会。我到乌克兰参加了第一次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劳动人民书记，后任商业和工业人民书记。1918年1月在哈尔科夫举行了第一次全乌克兰农民代表会议。基辅被德军占领以后，皮尔塔瓦的苏维埃代表会议选我为乌克兰工农政府主席和外交人民书记，这已得到1918年3月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举行的第二次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确认。接着，1918年4月在塔甘罗格开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把我选入起义人民书记处，而那里的党的会议把我选为召开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局委员和书记，这次代表大会选我为乌克兰共产党（布）候补中央委员，从1918年12月起任中央委员。在1918年中央派我参加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我是委员会的成员和肃反局局长。1月我又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政府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我代表乌克兰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我是国防委员会剿灭叛乱的泽连内伊首领的第聂伯河右岸师的特派员。从基辅撤退以后，我起先担任戈麦尔筑垒地域政治部主任，后来经过党的动员担任东方（高加索）战线特别部队的长官。1920年4月回到乌克兰并且当选为工农检察院的人民书记。后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从1922年初起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现在是俄共候补中央委员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蔡恺民 译
斯克雷普尼克续志
斯克雷普尼克1927年至1933年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32年反对提高粮食征购量。1932年2月被解除教育人民委员职务，任乌克兰国家计委主席，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斯克雷普尼克著有大量论著，题材广泛，涉及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民族以及党和国家建设等等多方面的问题，部分被编入其5卷本文集（1929—1931）。
1933年乌克兰开展了反对他的运动，指责他的论著中存在“歪曲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他的语言学著作中存在有害的东西，等等。乌共中央全会要求他承认错误，表示悔过。1933年7月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提出斯克雷普尼克文章中的问题，他离开会场，在国家计委自己的办公室里自杀身亡。1933年11月乌共中央与中央监委联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形成了以斯克雷普尼克为首的“新民族主义倾向”。1934年3月12日乌共政治局通过“取缔斯克雷普尼克著作”的专门决定。
1990年3月28日，乌共中央通过决定，认为指责斯克雷普尼克所谓民族主义倾向依据的是伪造的材料以及对其观点的歪曲，是站不住脚的。决定为之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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