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第三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
（1890-1986）
1890年2月生于维亚特卡省诺林斯克县库卡尔基村。莫洛托夫的真姓为斯克里亚宾。他是诺林斯克县小市民米哈伊尔·斯克里亚宾的第三个儿子。父母花很大精力和时间使孩子们获得教育。孩子们被送往省城喀山受教育。维亚切斯拉夫在实科中学学习。应当说一下，斯克里亚宾一家非常富有艺术气质。维亚切斯拉夫会拉小提琴，并且拉得不错，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斯克里亚宾兄弟友爱地共住一个小房间，同最左的大学生以及普通学生交往。喀山，特别是在那时候，确实挤满了怀着左的情绪的知识分子。暑假返回诺林斯克后，斯克里亚宾兄弟会去见怀着革命情绪的平民知识分子或被判处行政流放的政治犯。出身于劳动家庭的兄弟们自然而然地感染上了他们交往的人们带来的思想和情绪。通常在中学里接受革命思想的有两种类型的学生，以及与此相应的两种不同的掌握和领会的方法。第一种喜欢捣乱的分子，主要是“堪察加的居民”，即坐在最后排，用豌豆等向教师“射击”的学生们。这些自由自在的少年，多数是很好的孩子，但不太愿意学习科学，他们接受革命思想，把它看作是某种使他们不必服从教师及其他学校“奴仆”的东西，为马虎对待课业等等作辩解的东西。第二类是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勤勉的学生，但他们并非所谓“死读书”的那种人，而是因对知识的兴趣而勤勉学习，这种知识尽管为数不多，但学生总还能学到一些。对这类青少年，革命思想促使他们对自己进行思考，不仅不放弃科学课程，反而更加提高了对理论工作的兴趣，引发独立思考。由于这一点，学生们只能在课余抽点时间学习学校所讲授的那些科学课程,但他们在“官方”知识领域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维亚切斯拉夫就属于这一类学生。
他第一次接触革命思想是在1905年，在他的故乡“零”，即诺林斯克[1]只要提到这个年份就会让人明白，革命第一次接触这位十五岁少年的心灵之时，正是他的心灵软化、敞开并为事变准备好了的时候。至于铁路工人罢工、总罢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关于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坦波夫省、奔萨省等地烈火熊熊的地主庄园的简短消息，比所有谈话和讲演更为有力地影响当时的学生们。恰好这时候著名画家瓦斯涅佐夫的兄弟流放在诺林斯克。据莫洛托夫本人说，他正是从瓦斯涅佐夫的兄弟那里第一次听到对所发生的一切的评论，并且直接从他那里接受了一些革命任务。这位瓦斯涅佐夫的兄弟向莫洛托夫提出一个问题：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更适合于。其实，周围的全部生活环境也反映出这一问题。至于当时进行活动的颇有名气的社会革命党，莫洛托夫甚至没有考虑过加入该党的问题，也许是因为莫洛托夫刚巧是同社会民主党人交往；另外，莫洛托夫是实科中学的学生，这一情况也起了作用。在当时及其后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受所谓“古典”教育的中学生倾向于社会革命党，而实科中学学生作为未来的工程师、工业的领导层主要追随社会民主党。就接受革命思想的方式而言，莫洛托夫所属的那一类学生又可以分为两种。由于这是些对科学有兴趣的青少年，对思想和理论采取深思熟虑的态度，所以他们中间有些人——所占的比例不少——过于抽象地从书本那里接受革命思想。马克思只被看作学者，而不是革命家。他的《资本论》只被当作理论著作阅读，而不被看作是采取生气勃勃的行动的号召。对这些“革命家”来说，秘密小组主要是自学组织。
[1] “零”俄文为ноль,同诺林斯克нолинск词根相同。——译者注
有一批人力求认识社会问题，不认为革命思想仅仅只有科学的认识论价值，莫洛托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感觉到这些思想中有行动的号召。此外，当时已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除理论学习外已经需要从事实际工作。那位瓦斯涅佐夫的兄弟在诺林斯克组织了制造炸弹的战斗小组。[1]莫洛托夫也参加了这一小组。因此，对莫洛托夫来说，自学小组也是革命的学校，是以后长期有用的秘密活动的学校，是战斗队，参加这种战斗队还应学会在街头作战。当时在革命小组中，特别是在外省有不少早熟的有坚定信仰的人，他们逢人就问，你属何党和为什么，你在党内属何派和为什么，你对最近马尔托夫攻击列宁或者普列汉诺夫攻击马尔丁诺夫有什么看法，等等。这种问题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迫使他们尽快地决定自己的归属。这种过早的追求并没有使莫洛托夫感到不安。在整个如暴风雨般的1905年他始终回答说：“我还没有弄清楚我应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哪一派。”几乎直到1906年上半年莫洛托夫在革命者中间都是这样回答的。只是到这一年年底莫洛托夫才开始倾向于布尔什维克。老一代的人们失望了，离开了，但是“准备舍生忘死的新工作人员的队伍”接替了他们。由于他们的革命情绪是在杜巴索夫、特烈波夫、斯托雷平和杜尔诺沃时代形成的，所以这些年轻一代的人数量很少，但就精神品质，特别是在后来斗争中的不屈不挠精神而论，他们比那些在革命的浪漫主义时期，在革命高潮而非低落时期，在1904—1905年参加革命的人要好得多。
[1] 所谓“化学”小组。
1906年秋莫洛托夫在地方中学和高等学校的革命组织中工作，自称无党派人士。在这一组织中维·亚·吉霍米尔诺夫[1]几乎是唯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同他建立了紧密的真挚的联合。其结果是所谓无党派革命组织实际上成了以吉霍米尔诺夫和莫洛托夫为一方，和以这一组织的许多成员（主要是参加该组织的社会革命党首领）为另一方展开思想斗争的舞台。思想争论是培养和巩固世界观的好方法，是进行以后长期起作用的那种思想学科的教育的好方法。这场争论的现实结果是，参加该组织的许多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连他们的首领都于1907年年底转入马克思主义阵营，并且同吉霍米尔诺夫和莫洛托夫一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
[1] 1917年至1919年曾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意外的死亡夺取了这位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的喀山同志的生命。
在这一组织里莫洛托夫通过自学成了宣传员。另一方面是纯粹实践。在当时条件下，一个组织必须有一套维持秘密工作的技术设施，即应当有开会的房子、各小组间联系的手段、设在某处的秘密金库及与之并存的小会计处。除此之外，组织还应有自己的秘密图书馆。莫洛托夫积极参与运用所有这些技术，此外还要扩大组织人数。他通过巴让诺夫[1]同叶拉布加组织建立了联系，也同奔萨组织建立了联系。他产生了成立全俄中学和高等学校革命联合会的想法，而要实现这一想法自然也须召开秘密代表大会。同时组织开始“印刷”和散发由莫洛托夫起草的第一份劳动节宣言，这应是莫洛托夫最早的政治性作品。莫洛托夫花了很大力量去起草“全俄中学和高等学校革命联合会”章程。1909年我们的组织重新鼓动全体学生群众为实现1905年所宣布的“学校自由”的口号而同当局作斗争，其主要鼓动者就是莫洛托夫。
[1] 曾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当然也免不了存在奸细。正当组织中团结在吉霍米尔诺夫和莫洛托夫周围的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进行真正的宣传和思想工作的时候，即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在组织成员中钻入了两名奸细。三月份，吉霍米尔诺夫第一个被捕，过了几天莫洛托夫接着被捕，而过了几天该组织的许多其他成员也被捕。
喀山的监狱制度同1905年首都的监狱制度相同，很自由，是所有入狱青年的真正大学。莫洛托夫在狱中致力于学习，并且不只限于社会科学。在继续学习政治经济、革命运动史等等的同时，自然历史课程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秋天莫洛托夫（同其他同志一道）被流放沃洛格达省，为期两年。他们全是中学学生，只有两人除外：基塔英是党的职业工作者，吉霍米尔诺夫已在实科中学毕业。莫洛托夫以及其他被流放的实科中学生是差不多在毕业考试前夕被投入监狱的，这时他是在毕业班——七年级。沃洛格达省长赫沃斯托夫把莫洛托夫发配到托季马城。在那里莫洛托夫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争取部里准许他通过实科中学的课程考试。部里准许莫洛托夫在沃洛格达的实科中学通过课程考试，因而他被准许由托季马迁往沃洛格达，他一到那就立即同地方的党小组，首先是工人建立了联系。这一情况立即使考试的重要性退居第二位，不过他还是通过了考试。由于警方把他忘了，他就在沃洛格达住下。他在这里的铁路工人中间展开了积极工作。他通过流放工人同铁路工人建立起联系，因为这些从莫斯省流放沃洛格达的梅提施工人主要在铁路工作。
莫洛托夫虽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却能在这个小城市里同其他同志，例如马利采夫一道，组织起能正常行动的党组织，在城郊召开了几次露天的群众集会，最后甚至散发由他和其他同志起草的劳动节宣言（1911年）。莫洛托夫和他的两位亲密同志，在一个夜里把这一宣言张贴全城，干得干净利落。此后不久，在旧历1911年6月16日莫洛托夫的流放期结束了。此时吉霍米尔诺夫的流放期也结束了，他被准许出国。吉霍米尔诺夫在国外遇见了列宁，在拥有相当的物质条件之下，同列宁商谈过在俄国出版一份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问题。商谈的结果是，为响应列宁的倡议，吉霍米尔诺夫把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精力和知识都用于创办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自然，吉霍米尔诺夫首先向莫洛托夫及其他同志请求帮助。1911年在萨拉托夫附近召开了关于创办报纸问题的会议。这恰好在莫洛托夫流放结束之后。接着，莫洛托夫动身赴彼得格勒，进综合技术学院学经济专业。在那里他是积极的布尔什维克行列中的一员，积极参加了当时创办报纸的活动，起初是《明星报》，后来是《真理报》。他虽然在彼得格勒工作，但没有中断同过去的同志们的联系，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联系吸引大量的同志在精神上或物质上参加已经开始的伟大事业。
《真理报》创办后不久，莫洛托夫任其编辑部的秘书。那时候他作为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也作为宣传员进行秘密活动，后来，他还积极参加了杜马党团的工作。莫洛托夫自然也参加了所有大众关注的问题的讨论，他还同国外中央及列宁个人保持联系。
这种地位迫使他密切关注纯粹的国务问题。包括莫洛托夫在内，许多《真理报》工作人员的毅力、随机应变能力和理论修养使报纸同杜马党团,同国外中央，同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以至全俄无产阶级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
这段期间莫洛托夫写出了第一批作品。他的第一篇文章刊载在《真理报》，署名“阿基姆·波塔”，是由莫洛托夫当时的化名之一“阿基姆·普罗斯托塔”变化而成的。后来刊载在《真理报》上的文章用的署名是“B．米哈伊洛夫”。最早用“莫洛托夫”署名的著作是1919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如何参加建设自己的经济》。
1913年莫洛托夫在编辑部遭到搜捕。他跳窗逃脱，转入地下状态，但没有停止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间的工作。
在彼得格勒难以秘密居住的时候，他转到莫斯科从事革命工作。现在才确实查明，莫斯科是个充满奸细的城市（那时我们对此只能猜测）。毫不奇怪，由于奸细的出卖，莫洛托夫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自由生活而被重新投入监狱。对莫洛托夫的个人生活来说，这意味着从实际工作转入理论学习。但是，不久发出的流放伊尔库茨克省的命令中断了他的理论学习。他这次流放是在最糟糕的条件下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的。他在那里又被遣送到曼祖尔卡村。在这次流放中莫洛托夫遇到了新的同志——拉齐斯、佩拉也夫等人。他和他们讨论了在俄国出版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机关刊物的可能性问题。为实现这一想法和继续革命斗争，他从曼袓尔卡逃到了喀山。他躲藏在喀山郊外一个叫作丘卡绍夫卡的地方。在B．A．吉霍米尔诺夫的别墅里，他同吉霍米尔诺夫以及过去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了恢复被破坏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出版秘密报纸问题。
1915年秋，他同吉霍米尔诺夫赶赴彼得格勒，在那里他们组织了一个小组叫作“1915年布尔什维克小组”。参加小组的有博基、巴让诺夫、阿罗谢夫等同志。这个小组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奸细的能经常活动的组织核心。因此只有小组一致同意其加入的同志才能加入该小组。这个小组采取措施筹办秘密报纸。然而，由于政府大力镇压，小组被破坏了。莫洛托夫开始重建联系，几乎把所有的人都找到了，并得到每个人援助创办报纸的保证。佩拉也夫和埃马——两位从流放地逃出的同志筹办了秘密印刷厂并开始出版报纸。1916年底施略普尼柯夫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被派回国。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莫洛托夫是委员之一。有了莫洛托夫积极参加，彼得格勒组织的活动开展得越来越广泛。
对1917年的革命，莫洛托夫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是有准备的。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他是彼得格勒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19年俄共中央派他去下诺夫哥罗德，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来他从下诺夫哥罗德被调往顿巴斯工作，任省委书记。接着于1920年在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他作为代表出席党的全俄代表大会，会上根据列宁的建议当选为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本人审定的传记）
A．阿罗谢夫 撰写
郑异凡 译
莫洛托夫续志
莫洛托夫于1921年3月16日至1930年12月21日任联共（布）中央书记，是斯大林对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最得力的干将。1928—1929年接替“右倾集团”成员乌格拉诺夫兼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上任后在莫斯科市委大力清洗，6个部长中清洗掉4个，6个区委书记中清洗掉4个，157个市委委员中清洗掉99个。1930年12月19日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任命莫洛托夫取代李可夫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初至1940年任人民委员会下设国防委员会主席。1937—1939年任人民委员会下设经济委员会主席。1936年莫洛托夫曾经反对公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差点使自己也坐上被告席。此后莫洛托夫积极参加清洗镇压活动，他签署的“枪毙名单”数量超过斯大林，达372份之多，相比之下柯秀尔仅签署5份。2010年1月13日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莫洛托夫在乌克1932—1933年大饥荒中犯有种族灭绝罪。1939年5月3日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上任后即于次日逮捕了李维诺夫的亲信，不过李维诺夫本人并没有被捕。1939年夏在莫斯科同英法谈判未果，转而同德国谈判并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9月28日签署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其中附有秘密议定书。1941年4月5日同南斯拉夫签订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接着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公约。
1941年5月6日斯大林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成为斯大林的副手。1941年6月30日任新成立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2年8月16日被提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战后参加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1946年3月19日人民委员会改名为部长会议，莫洛托夫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3月4日被解除外长职务，由维辛斯基接任。这时候莫洛托夫已经失去斯大林的信任，同年其妻波利娜·热姆丘任娜因“犹太人反法西斯同盟案”被捕。1952年10月在苏共十九大后的中央全会上虽当选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未进入常务局，会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逝世前，莫洛托夫妻子在流放地被捕，押回莫斯科，准备接受新的审判。斯大林的逝世救了莫洛托夫一家，1953年3月5日莫洛托夫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妻子得以回家。莫洛托夫支持赫鲁晓夫逮捕贝利亚。1955年任公开和秘密审判军事首长案复查委员会主席。在国内外政策上反对从奥地利全部撤军，反对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反对开垦荒地，反对把克里木划给乌克兰，1956年5月1日被解除外长职务，11月21日被任命为国家监督部长。1957年同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一道试图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多数的支持，但在中央全会上被击败，被定为“反党集团”。1957年6月29日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并被解除全部职务。后改任驻蒙古大使。I960—1962年领导驻维也纳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苏联代表团。因枇评准备提交苏共二十二大审议的苏共新党纲被从维也纳召回，被撤职并开除出党。1963年9月12日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11月8日在莫斯科病逝，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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