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工人阶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观察）
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政见
一
我们邻居艾尔的房子有一个小后院，向着郊外。后院外边尽是空地，在夏季的晚上，你在那里很容易觉得好象是在乡下，尤其是在车辆来去繁忙的时刻之后。
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假期里来看我，于是我们二人就和艾尔两兄弟一起烤牛排，几个月前，艾尔和我曾做好烤架，由于三脚的烤架上有一个轮子和另外两个完全不协调，我们初次使用时就出了乱子。我们想把火盆转向迎风的方向，一下子把价值四美元的瘦排骨和半袋木炭都翻在唯一的一畦花上，这是艾尔的妻子辛辛苦苦地在春天栽上的。她过了几个星期才把这件事当笑话来谈起，在翻倒的地方那时还可看到木炭末子。
我们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和艾尔的弟弟听，象人们通常讲这样的故事那样，夸大了我们损失的食物数量以及所造成的破坏。
我事先提醒过我的朋友，在初次见到艾尔两兄弟的时候，他们似乎有点象阿尔奇·邦克①那样的类型。艾尔管黑人居住区，叫做“黑鬼镇”；到目前他还深信不疑，城里仅有的一家黑人拥有的银行由于某种原因是靠他的稅款维持的。
① 美国电视长篇连续节目中一个漫画化的落后工人人物形象。——译者
但他也和同厂的一个黑人工人查利有着异常深厚的友谊。他们常在下班以后一同去喝酒，有时还互相串门儿。当查利进了医院，艾尔差不多天天去探望的时候，我看出他们的友谊的全部深度。
许多对工人有所了解的人在不同场合都有过这样一种混乱的反应。精神病专家罗伯特·科尔斯比任何別人更清楚地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一点。在引述了一大段他认识的一个工人的话之后，他写道：
我认识这个人越久，听他谈的话越多，我就越难于把他称作这种人或那种人；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多少觉察到从他言语中听到的、更重要的是在他日常行动、处境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混乱和前后矛盾。他谈到现时代、黑人、学生和大学教授时表现出……气愤和轻蔑。……他可能是荒谬的、刻薄的、心胸狭窄的，并可能逐步发展为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合并发作，而这只会使他日后选作攻击对象的那些人、即有钱有势的人感到高兴。
他也会和黑人在一起做工，跟他们轻松而亲切地谈天，跟他们一起吃饭，给他们出主意，或听信他们给他出的主意——买什么样的汽油，上那儿买一件家庭用品、一件小玩艺儿、一件衣服……(1)
那天我们都去看汽车竞赛，在闷热的白天之后，凉快的空气真使人感到舒畅。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享受晚间的舒适。
选举问题提出来了，艾尔的弟弟从越南回来不久，他以毫不含糊的话语表示了他对于赦免逃兵和逃避兵役者的想法的愤慨。听他那几句短短的话，的确就象阅读典型的“硬帽工人”或阿尔奇·邦克的言论一样。
但不多一会儿以后，他说出了截然不同的话来。
他说，“那些进了监狱的家伙，我现在可真的非常尊敬他们。我并不比他们更愿意上越南去，可是我就沒有那种宁可坐牢的勇气。我尊敬愿意坐牢的人。可是我瞧不起那些忽东忽西的家伙，我是说，象马丁·路德那样并不想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人，”他用缩短的方式称呼马丁·路德·金，那是南部人的习惯，他继续说。“如果他犯了法，他就甘心接受惩罚。”
我可以看到我那从大学里来的朋友的眼睛反映出他所感到的惊讶。他正在发现，艾尔和他的弟弟是复杂的。他们同任何別人一样地成长、变化和斗争，以求实现他们的理想，但他们与“阿尔奇·邦克”或“典型的硬帽工人”之流不同，那些人不过是体现了在街上偶然听到的一句话或电视新闻节目里一闪而过的一个形象而已。
夜深时回到我的住所，当我的大学朋友和我躺在床上等待睡眠来临时，他突然说，“你知道，他们真不是那种坏家伙。他们不过是跟別人不同罢了，你说对吗？”
最近几年，大部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见解的讨论都以“典型的硬帽工人”或“阿尔奇·邦克”投票这样一系列的概念为中心。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在自己的汽车上贴着“支持你们当地的警察”和“轰炸河內”等大字标语的家伙，或者是充满仇恨的建筑工人殴打学生的极端分子。
一些自由主义者确实认为这些形象是美国工人的确切表象，甚至那些认为这些形象是不符合实际的老框框的人，也很少反对下面这个基本概念：工人是目前美国社会里一支基本上保守的力量。象《纽约时报》的一个劳工问题记者A·H·拉斯金指出的，“典型的工人——从建筑技工到鞋店店员——大概已经变成国內最反动的政治力量了。”(2)今天几乎沒有人认为工人不比中产阶级更种族主义或军国主义。而认为工人在某些重要领域里确实更开明些的看法却根本听不到。
但是，当你看看从投票和民意测验得来的不容怀疑的全国数字时，这正就是人们所发现的东西。从大多数民意测验中，只能看出社会各阶级之间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很少一点的而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差別。在选举或其他投票中，即使是1972年，也表明工人仍然是美国政治中最“自由主义的”力量之一。
然而，歪曲的形象为什么这样地使人信以为真，是有其充分的道理的。在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中以及在学术界中被描绘的工人形象一贯都是消极的，并且基本上赞同“阿尔奇·邦克”的那类陈词滥调。这种形象传播得十分广阔，以致沒有一个人对工人的看法不受到消极的影响。
在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中，除阿尔奇·邦克之外，还有別的电视长篇连续节目描写蓝领工人——杰基·格利森的“拉尔夫·克拉姆登”和威廉·本迪克斯的“赖利的一生”。三个都是可笑的滑稽人物，过于肥胖，愚昧无知，这里面有两个还是作成作福的家庭暴君。这些节目从来也不描写劳动世界、工厂或车间，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真实问题。
电影也加强了这种形象。虽然也有正面的人物，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但那几部风行的影片，如“乔”、“草狗”和“轻松的骑者”，却把工人描写成杀人疯子那样的狂人形象。在最近几年，这些影片在观众人数和受欢迎的程度上都大大超过已经摄制的正面影片。
单是这一点并不会成为决定性的影响。但它又被学术界用在工人身上的话语所加强了。就在一篇常常指定给高等学校各年级学生阅读的文章里，就出现了所有下面那些说法：工人有“固定不变的看法”，“不存在过去和将来”，“沒有能力采取复杂的观点”，最后，“他们缺乏丰富多采的內心生活，他们的想象力实在是贫乏而有局限的”。(3)诸如此类的描述大概不会促使人们对于作为人类的工人产生任何敬意吧。
一些理论也附和这种观点。人们知道得最广泛的对于工人政治态度的分析，是西摩·M·利普塞特的关于工人阶级权力主义的观点。最初用来说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的这个理论，在他的解释下变成专门适用于工人的了。它根据寥寥数次的民意测验以及用铅笔填写的调查表(“F”表)的贫弱资料作出论断，说工人特別容易产生偏执和反民主的情绪，以及其他许多“保守的”性格特征。很多年来，这个理论和与其相关的一些理论通常都未引起争论，从而经常侵入传播很广的定期刊物里，同样也侵入几十种教科书和学术著作里。直到最近才出现系统的评论，指出现有的民意测验资料有许多实际上同这种论点相抵触，并指出这样的研究在方法上具有大量的主观因素，权力主义性格这整个概念实在“太难于衡量了，即使它确实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正如一个评论者所指出的，这样的东西固然暴露了著者们的主题有偏颇，但更多地暴露了著者们本人的偏见。*(4)
* 不熟悉社会学研究工作的人很难认识清楚，偏颇和主观成分多么容易侵入带有堂皇的统计表和专门术语的那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专題研究中去。只要举出几个研究工作者的例子就行了，他们开始一次社会阶级研究时就抱有成见，认为阶级地位较低的人更易于偏颇。他们承认，在以前五次调查研究中只有三次支持他们的假设，但他们用下面这些活一笔抹杀了两次与他们意见不同的调查结果：“有很多独立的证据证明对黑人的偏见与当前的职业地位成反比，因此我们不能认真地认为……埃尔米拉的资料可能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另一项调查结果则说，“这种奇特现象无法予以明白解释，它使我们对这个资料产生怀疑，一如前面我们对埃尔米拉资料感到怀疑一样。”
可是他们自己的研究也不能说明工人们比中产阶级更有种族主义思想。这样，这里就有三份资料赞同这一假设，三份资料反对这一假设。然而，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说他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资料上有毛病……因为其他研究已经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会与偏见成反比”。(5)
最后，公众对于工人的看法又受到1970年几百个建筑工人在纽约市中心区殴打学生的新闻的影响。工人与黑人或与学生的冲突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并且，由于沒有人看到过几百个教授或工商业者参与大打出手，工人比较反动这一结论就好象是显然的了。
但是，无疑有几千个工商业者；甚至还有大学教授，他们对于示威游行的人的敌意恰恰与硬帽工人一样厉害。他们所以沒有使用武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而只是因为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特別是在学术界中，为了任何理由打人都是受人谴责的。因此，举例说，虽然许多工商业者的政治态度比大多数工人保守得多，他们却显得“宽容大度”，这只是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违反那些为了他们的社会集团而存在的、反对暴力的社会道德规范罢了。
但是，我们将看到，关于工人态度的事实展示出一幅很不相同的图景，它显得更复杂一些，并且也乐观得多。
二
一个工业城市的工厂附近的那些街道，在交接班之间的时间里走过，是最僻靜的地方之一。这里店铺不多，人更少。巨大的厂房沿着街道投下好象看不见的灰色阴影，酒吧和弹子房的霓虹灯招牌象阴冶的森林里溫暖的营火在发出召喚。
我走进最近的一家弹子房，坐了下来。我旁边是两个长着斯拉夫族长脸、穿着滑雪上衣的上了年纪的人。弹子台旁边站着一个黑人，手里拿着杆子，照着他的白人对手打了一杆难打的安全球，把几个球紧紧聚集在弹子台中央，使对方沒有机会把任何球容易地打进袋里去。
“打得好，你这个老妈妈，”黑人赞赏地说。
“就叫我明尼苏达的胖子吧，”对方回答。
在我的书包里的好几篇文章中，有几十处详细叙述全国许多地区黑种和白种工人间紧张关系和敌对情绪的描写。有一处描述了底特律一个黑种汽车工人在盛怒之下枪击三个白种工人的案件。另一处是一个考虑得最周到、情况了解得最多的工人问题记者写的，说黑人和白人之间充其量也只是在默默的敌意下互相容忍。第三处是关于反对在居住方面取消种族隔离的。第四处是关于密执安州庞蒂亚克城反对用车接送学童的抗议的。这样一张单子大概会使谁都对美国黑种和白种工人之间关系的任何改变感到无望吧。
然而，在那弹子房里，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互相对待的情形却与我从文章中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
我转了一下身子，继续观察他们。那个黑人刚打了一杆不容易打的球，他把台中央的那堆球打散，同时又把一个球打进袋里。他可能会接连得分，赢得这一盘。
“啊，你这个狗仔子，”那个白人开玩笑地说，“我本来应该在你打那一杆的时候给你捣一捣乱的。”
他们玩笑地互相用杆子对准对方，装做要打架的样子。沒有人抬头看他们，沒有人把他们当真。他们是一对伙伴，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在到工厂里去上晚班之前打一盘弹子。
我在裤子后面口袋里带着的笔记本里有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得出一条简单的结论，但它们提供了这个复杂难题的几个片断，这是流行的陈词滥调和整齐的统计数字都无法提供的：
跟加里的汽车出租站的一个小伙子一同乘车，他开车送我到我能够领取所租到的汽车的地方去。他告诉我，他在工厂里做过几年工，接着，他突然踌躇了一下说，“这个城市的中心区正在逐渐凋零。”
我有充分的经验，知道如果直接提出关于黑人的问题，十之八九会得到一个不老实的回答，所以我和他谈起了我干过的一项工作，描述了一个全部是虛构的种族事件，然后才问他，他在工作中是否遇到任何与黑人有关的困难。
“沒有，”他说，“哪有那种事。我们就是这样相安无事。我是说，我们干活拿钱。沒有争吵，也沒发生什么问题。”
夜里，在路上，向另一个州里的另一个工业城市进发。我在芝加哥下了飞机，改乘汽车，这是一辆黄色的大众牌汽车，因为沒有飞机飞往那么多工业城，许多工业城象加里那样，连飞机场也沒有。
司机是一个工厂里的工头，一个星期熬两个夜干副业当司机。我们谈论了一些北部的事情和我刚从那里来的南部的事情。
“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喝一点酒？”当我们进入城市的中心区时，我问。
“旅馆里有一个酒吧，”他说，“可是在那里只会有你一个人是白人。”
“这我可并不在乎，”我说，“你觉得不好吗？”
“啊，去他的，有什么不好，”他完全诚恳地回答。“我自己也上那里去。只有你们南部人才觉得不好。”
我告诉他，我是在北部长大的，于是，他似乎同意地点点头，好象现在什么都搞清楚了。
我在汽车修配厂工作的第一天。午饭汽笛响了，我们跑出去从流动午餐供应车上买一份红肠面包或夹肉面包。我和教我干活的那个人坐在一起，但我很快发现我呆错了地方。上年纪的白种工人都沿着工厂的一边墙下坐着，青年工人在另一处，黑人又是一处。从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三种文化集团象三个孤立的组织一样分得清清楚楚。
但到了五点钟，在梳洗时间里所有的人都混在一起了——黑人和白人肩并肩地站着洗他们手上和脸上的油腻。这些白人都是来自南部最闭塞的地区的，在十年或十二年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事。但现在这就象家常便饭一样为人所接受。
在南部，有一次我上一个加油站去买烟。一个面色火红的上了点年纪的家伙在操作唧筒。他正给一辆乘着一个黑种姑娘和一个白种男人的汽车加油。他们的车一开走，他就转身对我说，“你瞧，这真让我生气，一个黑的和一个白的这样在一起。”
“这可沒有让我生气，”我正在想着旁的事，心不在焉地说。“如果他们爱这样，那也沒有什么不好。”
“对了，”他回答说，“我想那倒也是真的。”
由于费了半个夜间也沒有在纸上写下一个字，我多少是处在一种不快的心情中。
“你想一想定，”我不客气地说，“这让你生气呢还是不让你生气。”他有点吃惊，带着一种老实感到诧异的表情回答：
“这要看我在跟谁说话，我想。”
“好吧，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可得记住，这不让你生气，”我不快地说，转过身子就走开了，一边仍旧在想着我面前尚未做完的工作。
我走了几步之后，开始感到这样不客气有点不好。加油站的服务员是很寂寞的，我认识到他的第一句答话是很诚实的。刚才他只是想找个话题谈谈，当时他还以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他也许自己也不知道，对于那辆汽车里的两个人他真正的感想是什么。那两个人不过是他在空闲的星期二上午用来开始一场谈话的一个途径罢了。
在密执安湖南岸那一长列工厂区的某一段上，我同一个当工会职员的黑人乘车走着，观察他和交了班离开工厂的工人聊天。当有人喊他名字的时候，我们正关着车窗行驶着。他停了车，把车窗玻璃搖下来。
“你过得怎么样，”一个有点年纪的人问他。
“很不错，”他答道，“老婆现在随时都要生了。”
“我希望是个男孩，”那个白人高声说。“星期四见。”
在语声和目光里充满着真正的感情，不只是那一个人，他们两个同伴也一样。
最后的一个事实。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工会选举中，象其他一些工会一样，黑人经常被白人占多数的基层工会选为车间代表、副主席和主席。而且这并不是在一两个例外情况中如此，而是全国到处都可看见的情况。被称作充满紧张与敌意的这个地区，同时也是美国任何地方中最民主、最宽容的地区。
现存的偏见和种族主义的性质和程度，是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已有这样一种看法：固然白人的种族主义一直是美国的部分现实，今天工人的态度却一步步地变得更坏，正在对黑人的要求表示“强烈的不利的反应”，他们现在比中产阶级偏狭得多。这些想当然的变化已粉碎了自由主义者重新建立“新政”式的黑人、白种工人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的愿望，即使是至少选出过罗斯福为总统并允许组织工会的那种有限基础上的联合也罢。反之，宽容现在已被假设为中产阶级的特性。
证据的来源之一是民意测验。虽然对于一次测验是否真能预示实际的行为抱相当大的怀疑态度是对的，但假如人们关于这些问题沒有更多的表示时，那末就按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测验，这些测验也还是有用的。不然的话，那就得走遍全国，就大量的问题进行讯问，才能获得关于工人们说些什么的类似资料了。
但真正的问题是，仔细的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多。哈里斯测验甚至沒有把资料进行职业分类，几次盖洛普测验在“体力劳动”栏內把黑人和白人、男工和女工都混在一起。因为这些测验也是小规模的，各职业集团之间的比较单单由于偶然性就可能有百分之六、七的误差，那就不能从这些测验中获取任何坚实可靠的资料。(6)
幸而，有几个研究克服了这些问题中的某几个。最好的、事实上是唯一一次写成专书的关于工人的政治意见的研究，是1971年出版的理查德·汉密尔顿的《美国的阶级和政治》。**
** 汉密尔顿按收入把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划分开来，其理由已在上一章说明。他还对北部和南部作了分别的考察，因为他发现，这两个地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此外，这里所引的1968年的材料并非采自这本书，而是从他在不久以后写出来的两篇文章中采取的。(7)
先来看北部(更确切地说是南部以外地区)，这里列出的是汉密尔顿关于可称为一般平等权利态度的数字材料，这些数据是他从一份1968年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中计算出来的。
1968年南部以外不同阶级白人对于公民权利的态度(8)
(回答者为已婚白人，有经济活动力的家长)
赞 同 者 的 百 分 比
问 题 操作工、杂工 熟练工人 下 层 上 层
和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政府应保证黑人在
工作中得到公平待遇 49 44 43 45
政府应保证黑人可
以进入任何旅馆或 67 62 64 65
餐馆
政府应保证白人和
黑人的子女进同一 55 40 48 47
个学校
黑人有权住在他们 82 88 85 82
住得起的任何地方
|
结论是明显的。在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完全沒有重大的差别。事实上，工人们还表现得更进步一点，即使差別也不大。而且，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单纯的民主感情，而且还支持政府在工作和学校这些关键领域內加强平等的计划。
关于一系列多少有些相似的“平等权利”问题，另一个民意测验组织、即全国意见研究中心在1968年作了调查。下面所示是南部以外体力工人与非体力工人的意见：
1968年南部以外不同阶级白人对于公民权利的态度(9)
问 题 蓝 领 白 领
你赞成使白人雇用有技能的黑人，从而使
黑人能获得他们所能胜任的任何工作的 89 88
公平雇用法吗?
如果有同样收入和教育程度的黑人迁居到 83 88
你那一个街区来，你有意见吗？(百分比
是沒有意见的人数)
黑人有权居住在他们住得起的任何地 85 84
方——完全和白人一样。
黑人和白人应该进同一个学校还是应该分 80 89
別进不同的学校(百分比是赞成进同一
个学校的人)
|
必须承认，1968年以后，在犯罪和人口限额之类的问题的影响下，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些也许已经变坏了。此外，关于一些象不同种族之间的男女约会之类较为有关风化的问题，采取宽容态度的就少得多(百分之六的工人赞同，百分之十三的白领工人赞同)。最后一点，这些问题是分明以最不刺激人的方式提出来的，使它们比较难于为人反对。
但即使如此，这些回答仍旧和通常的看法截然不同。如果蓝领工人的种族主义确实此中产阶级多得多，那末至少会看出某种表现。但是，对于这样一些的广泛社会问题，你并不能发现什么差別。
1968年不同阶级南部白人对于公民权利的态度(10)
(回答者为已婚白人，有经济活动力的家长)
赞 同 者 的 百 分 比
问 题 操作工、杂工 熟练工人 下 层 上 层
和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政府应保证黑人在
工作中得到公平待 50 22 19 44
遇
政府应保证黑人可
以进入任何旅馆或 47 13 38 52
餐馆
政府应保证白人和
黑人的子女进同一 35 14 20 34
个学校
黑人有权住在他们
住得起的任何地方 55 37 49 67
|
在南部，每一个社会阶级的总的宽容水平都较低，但突出的是熟练工人与工人阶级其余部分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出，操作工、杂工和服务工人在三个问题上的宽容程度正好与上层中产阶级一样，并优于下层中产阶级，只在一个问题上显然不如“高贵阶级”宽容。
然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与北部大不相同了。关于这点，特別使人发生兴趣的是，南部的许多工会领袖和其他观察者始终感到，南部的穷苦白人似乎往往对黑人颇抱宽容态度，并和黑人长期地相处得很好。许多作者感到，这是因为“穷苦的白种滓渣”的低工资和低地位确实把他们造成一个受压迫的集团，这种情况此北部的白种工人严重得多。我们目前这个研究也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可以支持这种看法。(我们将看到，在罢工和各种行动中，南部各地现在可以看到工人中有不同种族联合起来的例子。)
另外一些对工人阶级态度的研究，虽然在方法上决不是仔细和有系统的，也呈现了同种的型式。1968年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所做的另一次大规模研究中，关于象“你赞成公民权利立法吗？”或‘你赞成种族之间的接触吗？”之类的问题，沒有出现阶级上的不同。那个研究报告指出，“不同职业水平的白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差別甚微。”(11)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以民意测验为根据，容易使人怀疑，当事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时，工人的行动是否会与中产阶级大为不同。赞成就黑人白人混合居住问题进行市民投票的表决过程，大概是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现实生活”的东西，有人作了一些研究，调查了人们在六十年代中期是怎样表决的。在伯克利和托莱多这两个城市，有一个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得出下列结论：
“在这两个城市，蓝领工人离白人的平均值并不太远，并且他们比白领工人(除去情况特殊的专门职业者)表现了更少的偏狭态度。事实上，在托莱多最偏狭的部分是收入低于七千美元的白领工人，他们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三。……在托莱多，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支持率略高于全市平均值，支持率最低的则为白领和熟练工人。”(12)
另一个在底特律就黑人白人混合居住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时所作的研究，集中在按工资收入分析的投票情况上。结果表明，低工资和低中等工资的人有百分之三十二投票赞同，中等工资的是百分之二十一，高中等工资的是百分之二十四，只有高工资一类以百分之五十二的数值高于低工资的。
总结这三例，再加上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投票，这个研究报告的作者得出结论说：
“反对黑人白人混合居住的，在白领低工资工人中人数最多，而不是在[白种]工人阶级中最多。……[他们]在公民投票中对于法律的支持多多少少要超过他们的老板和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即业主和管理人员。……熟练工人是最表示反对的部分之一，但其他蓝领工人与白人平均值相当或略高一点。”(13)
单单这一情况就给了所谓工人是美国最坏的种族主义者这种神话相当沉重的打击。但还有其他的证据。
另一个研究者考察了大约十年以前十五个南部城市中对种族隔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白人投票情况。他发现，在十一个城市里，在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类別与地位较高的类別之间沒有什么差別。在三个城市里，較低的一些类別比富有的更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在十五个城市中仅一个城市，工人确似乎此中产阶级差了一点。***(14)
*** 称这些类别为“工人”和中产阶级，实在并不正确，因为这一研究和下面一些研究都凭收入而不凭职业来划分，因此低工资白领工人约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混进来。但是，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以前的一些研究报告暗示，低收入白领工人不如蓝领工人宽容，因此就使“较低社会经济”类別显得比单独的蓝领工人有较多而不是较少的种族主义。
在较近的时候，钱德勒·戴维森教授研究了三个南部城市的、特別是孟菲斯的投票类型，想找寻证据，证明较低阶级在投票中与较高阶层相比有更多的种族主义。他观察了二十次预选，在这些预选中，都在两个候选人之间作明显的选择，一个在种族和经济问题上是自由主义者，另一个在这两方面是保守主义者。结果十分清楚。在每一次单独选举中，一些低工资的类別倾向于比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类別更自由主义些。甚至在六次非党派选举或公民投票中(那是沒有按照党內指示投票的可能的)，结果也表示，只有一次工人阶级的偏狭票较多，两次是中产阶级的偏狭票较多，三次沒有差别。(15)
因此，关于黑人白人混合居住或种族隔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现实生活”表决，以及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的选举，都清楚地表明，工人如果有所不同，那也是比中产阶级稍稍进步些。认为在有关黑人问题上工人全是反动的，中产阶级才是“宽容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神话。一般所认为的工人形象，不外是根据几十个工人、有时是几百个工人参加游行示威而来的，而这里所提出的证据却是根据几十万美国蓝领工人的行为而来的。它和民意测验的资料一起，清楚地表明那些老生常谈是多么错误。
近年来的一些意见调查，询问了象“黑人是否推进得太猛了？”或“黑人是否在要求特殊待遇？”之类的问题，可是这些调查却在白种工人间发现了一种很现实的敌意。1970年的一次研究除上述两个问题外还询问了另一个问题，问起“黑人是否应该得到他们要求的东西”，结果发现，百分之七十的蓝领工人对这三个问题采取了“种族主义的”看法。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只有百分之四十二到四十三对全部这三个问题都采取敌对看法。(16)其他一些研究显示了较小的但相似的结果。
但是，虽然有这些新的敌对方面，似乎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即使在北部，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也远比今天恶劣得多。如果说在1956年的全国舞台上沒有出现乔治·华莱士，那时候也沒有其他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示威，那只是因为沒有要求改变的压力而已。今天紧张关系比较明显，但那是因为黑人居住区的危机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黑人所提要求的性质，已以比白人反应快得多的速度发展起来。然而，我们仍旧可以这样说，今天的白种工人在接受黑人的要求方面已此五十年代的白种工人少了一些困难。
正如许多黑人领袖所指出的那样，被人大加吹捧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北部的“宽容”，特別在工人中间，大部分是以事实上种族隔离的严格制度为基础的。
以“不要穿过泽西南部”这句话为例，这是前几年每一个住在东北部黑人区的黑人都熟知的，因为黑人只要经过那个地区就会受到折磨。甚至在纽约，在五十年代后期，如果黑人胆敢上时报广场去，常常会有一个警察对他说，“滾回你住的哈莱姆区去吧”，除非他是去送信，或是打扫办公室。
在北部各地，确确实实有几十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在那里一个黑人如在天黑后被发现，就有被痛打一顿的严重危险，除非他能证明他在那里是有理由的。学校里也有那么几个黑人学生，可是他们常常得结伴走回家去，特別是如果时间较晚。要是一个黑人胆敢搬进一个白人居住区去住，那末，往往就有人用枪把他房子的每一个玻璃窗都打碎。许多北部的工厂有黑白分开的个人衣物存放室和盥洗室，还有一套与密西西北州一样完备的种族隔离制度。
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你才会明白，一种真正的改变已经发生了。在一些地区，非正式的种族歧视仍旧存在，在工厂里甚至还有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但清楚的是，普通的白种工人今天已与黑人有多得多的接触来往，并且在承认黑人的基本权利方面达到比以前大得多的程度。混合居住还沒有被接受，但显然已经有所改变。工人阶级的种族主义从美国开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现实。但从历史上看，它不能说变得更坏了。
民意研究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来一直证实这种看法。正如汉密尔顿所指出的，“把1942、1956和1963年三个时候询问同样的问题所作的研究进行此较，除了微不足道的和零碎的例外，证明人们的态度有了巨大而持续的改善。”他还指出，即使是1968年所得的资料也“表明这种趋势在继续着”。(17)
但是，这里还有最后一点，有助于说明工人阶级态度中似乎存在的矛盾，在某些方面有着真正的宽容，但在某些方面还有明显的敌意。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黑人和白人这些概念进行思考，并把他们的关心置于一种抽象的平权主义感的基础之上时，工人态度的积极方面却是以共同的问题和他们与黑种工人所共有的不公平感为基础的。例如，请听一听罗伯特·科尔斯引述的一个工人的话：
“我对那些骗取福利金的人感到厌腻极了，更糟的是那些坐着不干活的嬉皮士；他们碰到困难时，就去找爸爸，可是那些黑人却老是干着、干着。但是，干出了什么来呢，谁是真正掌管这个国家的人呢？谁在发号施令，谁在捞取大笔的钱财呢？并不是那些贫穷的黑人。我可以告诉你，决不是他们。自从他们被拿枪的人从非洲逮住，象牲口一样运到这里以来，他们干尽了累死的倒楣活，在这个国家又換到了什么呢”。(18)
或是听一听斯塔茲·特克尔访问过的一个兰加哥钢铁工人的话：
“……我沒法真正憎恶整天和我一块干活的黑人。对于黑人知识分子我沒有什么敬意。对于白人知识分子我感到讨厌。我也讨厌好斗的黑人，当我正在累得要命的时候，他会对我大喊大叫什么三百年的奴役；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吗[笑]？我有一句话回答那个家伙——去找洛克菲勒、找哈里曼、找弄到钱的人。別来麻烦我，我们都在一块棉花田里，所以就別来打搅我[笑]。
“很可笑，老是有钱的白人在大声叫嚷什么种族主义。他们是很安全的，不会碰到社会上与他们不利的强烈反应。你有沒有注意到，老是说什么‘找三K党人算帐去’，‘找白种去’，‘找波兰佬去’，‘別碰我，小子，因为我的名字叫约翰·林赛亲王，住在湖滨公路，公园大街’……
“我怎么能憎厌黑人呢，他流汗的时候我也流汗。我们都在拚命干活。罢工的时候我拿着一块标语牌，他也拿着一块标语牌……”(19)
在工人们看见工人阶级的一个共同问题时，他们“宽容地”作出反应。但是，当问题提出全体黑人的需求，而不利于一切白人时，工人们往往忿怒起来，认为自己被人和富裕阶层混为一谈，觉得他们自己的问题被人忽视了。许多工人真心诚意地接受黑种工人提出的起码公平待遇的要求。但很少有人能够同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着重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改善福利救济或努力了解犯罪黑人等问题。蓝领工人的“种族主义”表现得最剧烈的，是对黑人抗议中的这样一些方面：它们要让一般称作“流氓无产阶级”、即失业者解了体的家庭的需求与工人的需求相竞争。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切工人，黑种的和白种的，都有重大的问题和迫切的困难需要解决。现在也已经看得很清楚，把工人说成美国社会中最恶劣的、种族主义最糟糕的部分这种老生常谈，只是说必须把工人撇开的那套神话的翻版。当然，在美国工人阶级中有种族主义的潜流。但是，说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够宽容和转变，这种看法也不过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幻想。关于工人意见的实际资料所刻画出来的工人形象，似乎不如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把工人描绘成无产阶级圣徒那样。但它们也使人看出一种战略的轮廓，能把进步运动从近年来受其束缚的黑人与白人关系的僵局中解救出来，并让它重新开始前进。
理查德·哈彻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黑人市长。他是一个矮矮的漂亮人物，具有一种时而不拘礼节时而认真严肃的风度。当他描述他在1968年首次当选以来这些年所发生的事件时，他靠着椅背坐在那里，轻松地谈着，常常闪耀出一些颇具锋芒的机智。但当他谈到美国黑人所面对的广泛问题时，他坐正了身子，眼睛注视着听者，于是別人就感到他是竭力想说服你——使你懂得他试图说明的事情。他的办公室不大，是专供个人使用的，把日光挡住的窗帷使谈话似乎不象在阳光从窗戶里射进来的大办公室里那么郑重其事。
当我会见哈彻市长时，我并不知道他对于组成加里市人口的黑、白钢铁工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但考虑到他在选举中曾经遇到的阻难，我猜想他所看到的也许是这个问题的最不好的一面。
民主党的机器对他进行了严重的打击，而他只有少数几个白人同盟者。
在竞选运动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荒诞不经的借口，硬说出现了共产主义，哈彻一再被人指摘为一个狂暴的革命家或黑人权力主义者。为他做竞选工作的一些人回家时被人跟踪，还受到恐吓并实际遭受殴打。哈彻本人受到死亡的威胁，一场惊人的歇斯底里被煽动起来了。
斗争在选举前几天达到了顶点，一个白种妇人跑到哈彻那里，揭露了一个大量窃取选票的阴谋。只是在全国舞台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压力下，司法部出面干涉，阴谋才未能实现。
当我向他问起加里市的黑、白工人情况时，这些事情——在我脑海里闪过。
“首先”，他说，“我认为，我和我的行政机构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我们根据选举的票数，认为百分之百的白种蓝领工人同反动的市参议员和新闻评论员的看法一样。(我猜想，当时许多白人关于黑人的判断在某一方面说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在我在任的头几年里，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在城市服务事业等方面，我们拚命卖力，力求付出过量的补偿。例如，下雪了，扫雪卡车就先往格伦公园去(那是白种工人的居住区)，然后才往城市中心区扫回来。可是这完全无济于事，因为那些政治代表干脆就利用这件事说，“瞧，这就是我为你们作出的成绩。他们本来是确实不想这样做的，但我使他们这样办了。”
“但是，我们基本上认为蓝领工人自己并不真正想与我们来往，也不真正想同我们合作。我常常走到格伦公园的街上去，那里的人连话都不愿跟我说。当然，他们知道我是谁；受到这样的对待之后，你就可以说是真的开始变成惊弓之鸟了。
“但是，当有一位市议员和其他一些人决定要发起一个运动，把这个市的整整一个区划出去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危机。那确实迫使我努力克服我自己的一些保留态度。如果城市的那个地区真的划分出去，我就会眼看着其他的一些地区也照此办理；所以，显然在这一步上非加以制止不可。
“这样，那时我才开始真正同人们谈话了，甚至同不想和我谈话的人谈。我发现，有些人实在并不是关心我，而是感到，如果划分出去成为事实，他们就得付更多的稅。他们同意在他们的家里举行会议。这样，有六、七个星期的一段时间里，我在那个区里一晚上得出席三次、四次、五次会议，在那里会见人们和直接跟人们谈话。
“我发现，与我猜想的相反，关于黑白关系的整个问题是有许多不同意见的。有些人抱一种‘要么接受要么舍弃’的不容商量的态度。有些人是真正抱有敌意的，你可以从他们的言语里感觉出来和听出来。其余的人抱着很积极的态度。你知道，‘我一辈子跟黑人打交道，和他们一起干活沒有发生任何问题。’他们就是不让你要他们的女儿，对于和平共处他们沒有问题。那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接着，在白人那方面，我想他们第一次发现了他们一向听到的谣传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主张把白人都杀光那样的谣言。有些人真的问我那样的问题，当我说在那种话里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实’时，他们会惊讶起来。但结果是，他们开完那些会回去，就开始去找朋友们说，‘你知道，昨晚上我刚会见了市长，他说……’这马上就传播开去，它是那么成功，一下子就把当时搞得火热的整个分市运动煞住了。不仅如此，那个发起这项运动的市议员当时正在竭力竞选国会议员，他也在一个自由主义者手上遭到了毀灭性的打击。他连在他自己的那个选举区里也沒有获胜，当然更谈不上在那州的众议员选区里了。取得那次胜利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和精力，但它表明，这种战斗是可以获胜的。”
三
几千名大学生缓缓地列队走过市中心区的店铺和大楼。这是1969年，在中西部的一个城市里，问题是越南战争。
我的一个邻居是密尔沃基蓝领工人出身的越南战争退伍军人，他排在靠近最前面的地方，在“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反对战争”的旗帜下行进着。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高大的年青人，穿着一件沾满油漆的罩裤，一副工作手套从他的后边裤袋里挂出来，正在对经过的示威队伍高声喊叫。他气得满脸通红，当他咒骂行进队伍时他的太阳穴上清晰地突出了青筋。他毫不含糊地喊叫着说，他也曾“去过那儿”，他知道真相。
大多数游行的人避开他，移向街道的中间，但我的邻居走上前去。在越南新年攻势时，他曾经遭遇过越共敢死队冲进他的阵地并以肉搏战告终的冲锋，所以，大概任何人都不能吓倒他。
“第一骑兵师的吗？”他问。
那个小伙子打量他一下，回答说，“对啊。”
“我也是，新年攻势时我正在顺化。”
“是吗？”小伙子说，显得比较亲近些了。
他们开始互相叙说他们都知道的连队军官和其他一些人的姓名。经过了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回忆之后，我的邻居突然说，“瞧，咱们曾经去过那儿——咱们知道那儿发生的事情。”
“对极了，”对方答道。
“那么，你知道我们首先应该永远不再上那儿去——你知道，那不是我们去的地方。”
“是吧，”那个小伙子疑惑不决地说。
“行了，咱们谈的全在这儿了，”我的朋友答道。
“是的，可是我就是沒法同意这些该死的毛孩子的看法，他们不知道我们的遭遇，光说我们是一伙杀人犯，说越共全都是圣徒。”
“我的屁股上就吃了六哂（左边“口”字旁，右边“两”不知是什么字——上传者注）重的子弹，这就说明那些话不是真的。但我就是不愿意还有任何別人在那一团糟的局面里给打死。”
“我同意你这一点，但我就是看不惯这些嬉皮士。”
“好吧，也许你愿意跟退伍军人一起反对战争吧——咱们也全都在那里呆过。”
我木然地靜听着这一大段话。在五分钟里面，我的邻居不只把一个好象疯子那样的人改变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还建议他加入示威游行。虽然那个小伙子不肯加入，他內心的变化是惊人的。这里发生的显然不只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个问题涉及阶级和阶级特征。那个反对示威的人瞧着排队走过的学生，心里是怀有强烈的敌意的。同一个他认出是跟他一样的人、一个退伍军人兼工人交谈之下，看来好象不可改变的反应就变成了同那些游行的人沒有什么很大差別的观点。一个人随便形成的假设又一次证明是错误的了。
自由主义者已趋向于把蓝领工人对学生的敌意——对于“激进”战术，如占领大楼、焚烧国旗的一种反应——与蓝领工人关于战争本身的看法混为一谈。但这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将会看到，工人阶级对嬉皮士和焚烧国旗的敌意并不是以与他们对越南战争的态度相同的那种假设为根据的。
在1964年初，民意测验表明，蓝领工人也许此任何地位较高的集团更其“反战”。甚至一些企图证明相反情况的研究报告——认为工人是最反动的——都不得不承认，情形就是如此。有一小群自由主义者批评我们卷入战争，但主要的反对来源并不来自中产阶级。事实上，各阶层采取态度的情况很近似朝鲜战争的时候。那时，蓝领工人也更倾向于要求结束敌对状态。(20)
然而，战争继续下去，要找到任何对工人阶级意见的正确研究，就成为不可能了。从不同问题得出的答案，以及沒有把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北部和南部分別开来的做法，使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持几乎任何一种解释。对于阶级和对于越南战争意见“统计资料”，从来沒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
然而，作为现存民意测验的一个例子，有1970年的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至少是把范围只限于北部白种工人，其结果如下：
1970年北部白人赞成立即(或在十八个月内)
撤回军队的百分比(21)
工人阶级 48.9％
中产阶级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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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旁的研究提供了类似的比较，然而，它们虽然貌似动人，事实上，有能力的研究者还可以在那些资料的空白处开进一辆小卡车去。例如，有的資料说，工人倾向于选取“极端”立场，鹰派和鸽派都有，中产阶级则比较容易接受“支持总统”的呼吁。(22)
但是，各种各样的民意测验都不支持这一说法：工人都是主战的，中产阶级是反战的。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已经明显，各个社会阶级的大部分美国人都已非常厌倦战争，认为我们早就不该卷进去。
其次，还可以怀疑，民意测验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但公民投票，这次是关于战争的，又提供了一些“现实生活”行为的说明。研究了六次公民投票之后，得出下列结果：
有三次(迪尔本，1966和1968年；旧金山，1967年)，工人阶级居民区比中产阶级居住区更倾向于支持反对战争的公民投票。只有在旧金山那一次，黑人构成重要的因素。
有两次(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弗利山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在工人阶级地区和中产阶级地区之间沒有显著的差別，只有麦迪逊的熟练工人比较倾向于鹰派。
只有一次(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的结果是符合流行的老生常谈的。在那个城市，专门职业和管理人员居住区明显地比工人阶级地区对公民投票表示较大的支持。
这一研究报告的作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对战争抱不赞成态度的，在工人阶级方面似乎比社会地位较高的那些阶层来得多。在大多数居住区，每当具有较低社会地位特征的投票人的比重增长时，反对战争的票数也跟着上升。”(23)
由此可见，就越南战争问题来说，那种老生常谈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证据再度表明，美国工人实际上可能比中产阶级略为不军国主义些，而不是更军国主义。
然而，这个结论似乎又难于和工人阶级意见的其他一些表现相协调，例如许多工人明显地作爱国主义的表演，把国旗图案贴在汽车上，在他们的大门上悬挂国旗等。
还有，甚至更难理解的是民意测验所清楚地表示出来的情况：工人们固然对战争本身并不热情，对于学生的抗议和示威游行却反应强烈，确实怒气冲冲，叫人望之生畏。
下列一些从不同来源得来的测验结果，虽然肯定不能说是多么精确，但也许并不太错：
蓝领 白领
对于学生的示威游行抱强烈敌意(1970年) 50 30
认为学生的抗议和示威游行是不正当的(1970年) 62 53
认为学生的抗议是暴行(1968年) (工会会员) ——
认为焚毀征兵卡片是暴行(]968年) 63 ——
认为警察殴打学生是暴行(1968年)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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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工人显然是不宽容的，特別在最后两个问题上，对这两个问题，多数人认为焚毀征兵卡是暴行，警察打学生反而不是。
这些统计数字所提出的问题是明显的。为什么有许多工人自己也反对越南战争，但对学生和学生的抗议又那么抱敌意呢？
许多评论者着重地提出“对于传统社会准则的威胁”以及“旧式的爱国主义和道德观念”作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这二者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1968年，这种敌意达到了顶点，那时正是向美国工人宣布“公平待遇”二十年、即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在那时候出生的孩子到达大学入学年龄了，结果发现这个诺言已被背弃。上了年岁的工人看到他们的孩子进了军队或工厂，大学则仍旧为中产阶级保留着。这样，当学生们开始罢课或烧毀国旗时，工人们最威到反感的是这样的事实：这些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而这些人正是使他们的孩子被送到国外去打仗的人——因为学生具有2—S(学生)缓役权(工人所得不到的另一个中产阶级优惠权)，他们是遭受不到危险的。最后，当学生开始把警察叫做“猪”的时候，这里又增加了阶级优越感和势利态度的最后一个因素。****
**** “猪”这个词作为警察的诨名在六十年代流行于学生中间，是美国至今还存在的阶级偏见的一个触目的例证。虽然六十年代大多数“激进派”学生会否认他们使用这个词是中产阶级对于一切工人的优越感的表现，工人们却清楚地认识到这究竟是什么。
“猪”这个词一直是上层阶级嘲笑穷人的一种侮辱称呼，这是因为猪的形象是在污物中生活，吃泔水，由于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而长得特别肥胖。
这些特征并不与学生对警察行为的批评有关。并非偶然，在三十年代当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时，不论公开或私人之间，他们把警察叫做“暴徒”、“恶棍”或“雇来的猩猩”而从来不说“猪”。同样地，在其他国家，如墨西哥，农民和工人要找一个比喻来描写政府凶恶的别动队时，他们选取的词是halcome(兀鹰)。这些形象很好地表达了普通老百姓对于官方当局不公正行为的真正批评。但“猪”这个词与警察的非法行为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有优越感的人高高在上地用来脱下层阶级缺乏教育和“文化”的一种侮辱称呼。学生也许自己也不明白他们的这种动机，但工人完全清楚地知道其中的道理。警察往往是他们的邻居或亲戚，如果警察是“猪”，他们也是“猪”了。(黑人区的黑人也用“猪”这个词，但这个词具有根本不同的含义，那是穷人用来指社会阶梯上在他们之上的人的，如“有钱的猪”这种通常的说法。)
一个工人描述他对学生的看法如下：
我有一个儿子，我的最小的儿子，在越南。他得不到机会。他不能用进大学的办法躲过这一关。他说，所有在那里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他们是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出身的，他们之中有许多对于拉他们到那里去打仗恨得要命，后来被打死了。他们就是得不到大学里的孩子的那种幸运。
当然，我的孩子是愿意尽他对国家的责任的，如果他必须尽的话。我也是这样想。可是，我们想不通的是，那些戴着珠项链①的孩子——从漂亮的郊区来的阔孩子——当我的儿子不得不上那儿去而且可能会掉脑袋的时候，怎么都能躲过的呢。他们安然地躲过了……后来，当他们看到他们快要从大学里毕业，也可能被征去当兵的时候，他们就捣起这种乱来。”(25)
① 美国宣扬和平和博爱的“嬉皮士”喜欢戴的一种象征博爱的装饰品，他们自己称之为“博爱珠”。——译者
这样，阶级问题又纠缠到工人阶级“反应”的这一领域里来了。工人当时是有所“反应”的，但主要是针对着这一事实：他们的孩子上越南去，中产阶级的孩子则进了大学。似乎除了他们以外沒有人关心到达一具体的不公平状况。
四
1972年的选举也已被援引作为蓝领工人中掀起的保守狂潮的证据。乔治·华莱士明显的号召力以及尼克松引人注目地夺到一些蓝领工人选票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指出是工人政治立场基本上向右移动的表现。
关于1972年选举以及为什么它会得到那样的结果的详细讨论，必须留到后面一节讨论。但是，蓝领工人日益增长的不满、劳工队伍结构的改变以及自由主义者的战略本身，都在华莱士和尼克松的稀有现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决不是工人的态度不知怎么自发地“右倾”的简单问题。特別是最后一点，即自由主义者战略中的错误，是工人阶级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还有另外几点必须在这一章里提出，这只是因为从选举中暴露出来的真正变化在自由主义者有几部分的成员中被荒唐地夸大了，从而造成了一种人心惶惶的图景，似乎出现了一种来自美国工人阶级的法西斯威胁。
例如，有一位作者这样总结了那次选举：
……只要“中产阶级社会”英勇地坚持它的种族隔离，它的军国主义，以及它那不屈不挠地维护贪污腐化和政治生活中的其他卑劣作风，［麦戈文］就不大可能成为麦戈文，也不大可能是圆通随和的——至少在结果上说是如此。有些预言家，特別是约翰·加德纳，曾经宣布中产阶级社会漠不关心态度的结束，但在选举前的阴暗日子里，漠不关心态度之所以看来似乎已经过去，只是因为它被一种更坏的事情、即积极维护中产阶级社会一切最坏的罪恶的行径所代替了。(26)
但是，这是真的吗？投尼克松和华莱士的票是冷酷的事实。但是，说工人已全部变成反动派的结论则不是事实。的确，我们至今所看到的材料是与这种说法相矛盾的。虽然它已表现出真正的种族主义，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反动的工人”和宽容的优秀人士。
例如，投华莱士的票，的确是一种反动的迹象，但甚至在1968年，人们就已经看出，在种族主义之外，他还巧妙地掺进了一种“人民党的”或说得更确切些一种“有级阶意识的”迎合工人不满情绪的号召力。他说：
那么，在合众国的这些州里今天存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是假知识分子政府的倾向，在这种政府里，有一个精选出来的优秀人物集团写出了官署里的指导原则和法庭的决裁，他们从一些讲坛上、一些大学校里、一些报馆编辑部里发表言论；他们看不起街上的老百姓、玻璃工人、钢铁工人、汽车工人、纺织工人、农业工人、警察、美容师、理发师、小商人；他们对这些人说，如果我们不给你们拟定一个指导原则，你们连早上怎么起床、晚上怎么睡觉都不知道……(27)
即使在评论员集中注意到他打进北部的时候，他在1968年所获得的工人阶级支持仍旧绝大部分都在南部。(他只得到百分之八左右的北部工人阶级选票，他的最大支持来自南部的小城镇和农业地区。)(28)
斯卡蒙和沃顿伯格在事实上已经指出，华莱士的真正问题是人们看出他在种族问题上过于偏激，这损害了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号召力。他们说：
……当竞选渐近结束时，人们越来越看出华莱士是个地区性的候选人，并且是一个不会有效地处理法律和秩序问题的人。总之，华莱士走到离社会问题太远的一边去了——如果美国人民想要秩序和结束混乱，他们也不会想从一个被发觉为极端派或种族主义者那里达到这一目的。(29)
这话符合我们从北部工人那里听到的反应，那就是，固然华莱士“说了一些真正漂亮的话”，他是“太偏激”了，实际上不会得到他们的选票。
然而，在1972年，在他被人打死以前，华莱士确实似乎比在1968年时有力量得多。虽然沒有人作过十分精确的计算，他确赢得了某些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多数选票，或者往往是获得了有份量的少数票。
但是，虽然沒有证据证明华莱士的內心深处曾改变了他的种族隔离主张，他在1972年的公开言论却与1968年大不相同了。
他小心谨慎地避免说出露骨的种族隔离甚或“种族主义”的言论(这里说的是纯粹意义上的那种“种族主义”，主张黑人生来是低等的，或是说，不配享受基本的民主权利，而只能受到对付未指明的“犯罪分子”那样的巧妙对待)。在竞选期间，他宣称他反对汽车接送学童，但他也声称赞同在学校里取消种族歧视。当匹茲堡的黑人企图参加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时，他替那些排斥黑人的工会辩护，说它们知道“各种种族的人都有权工作”，说它们“遵从国家的非种族歧视的雇用政策”，。他说，他只关心“不够格的”工人的问题。(30)
这当然沒有使他的种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同他疏远，因为他们知道，“老乔治”使用这种手段时只是在玩弄政治手腕。
但这却帮他获得了数目大得多的工人，这批工人曾认为1964年甚或1968年的华莱士的观点“太偏激”了。请看一看《纽约时报》关于1972年投票选举华莱士的一个蓝领工人的下列描写：
……杜威·伯顿，二十六岁，矮小而结实，嗓音沙哑，笑的时候露出有缝的牙齿……他的工作从早晨五点五十二分开始，那时第一辆汽车在装配线上在他面前移过。他说在他地方基层工会当主席的那个黑人是“我们有过的最好的主席”。对于他的儿子戴维跟黑人同进一个学校他沒有意见；如果有一家黑人搬到他住的街区来，他也不会反对。他相信，他们会比街角上那些靠福利金生活的白人更好地照料他们的家，那些白人的行为才让他恼火。
但他竭力反对汽车接送学童。甚至不愿让几个黑人孩子单程搭乘三个街区路程的汽车到他儿子的学校里去，他说，“我的孩子决不会为了取消种族隔离同黑人一起搭车到底特律或任何別的地方去。汽车接送学童是我关心的唯一问题。那是这次竞选中的最大的问题……”
……但他也坚决表示，“如果有一对黑人夫妇在这里买了或租了一幢房屋，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戴维他们的学校去上学，并且交付 稅款，那就很好。”
……1968年伯顿先生投的是休伯特·H·汉弗莱的票，认为他是“从罗斯福民主党人那条长线上下来的”工会工作者。……他的岳母维奥莱特当时倾向于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的华莱士先生，但伯顿先生把华莱士叫做“种族主义者”，劝她跟他投一样的票。
……伯顿先生沒有当过兵，“丝毫也不关心战事”。
“这从来同我沒有关系，”他说。“我关心的是人被杀死。这次战争结束了，还会有另一场战争。也许这只是因为战争可以使大工业维持下去，使人们有职业。”“你瞧，我们正在打一场內战。你在新闻片里看见三十个越南人从一条马路上跑来，你却不知道他们是朋友呢还是敌人。”
伯顿在11月7日投了票。他勉强地选择了乔治·麦戈文。“我确实不认为麦戈文会获胜。可是，如果我们投了他的票，我们也许可以表示给尼克松看，我们需要什么，工人需要什么。”(31)
杜威·伯顿无疑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投华莱士票的人，但有几百万象他那样的工人在1972年给华莱士增加了选票，这些工人并不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他们也并不维护“美国中产阶级社会最坏的罪恶”。
蓝领工人投尼克松的票，也不能看成是工人现在与“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相比已是可怕的保守主义者的证据。
在尼克松争取到工人阶级的选票时，人们表达出来的震惊和恐惧，实际上大都是以许多评论员认为“工人愚蠢”这一偏见的变种为基础的。有这样的设想，认为在每一次选举中中产阶级对于各种问题都会作出自己的决定，而工人则“在传统上是属于民主党的”。(換言之，他们太无知，不会看报，不会每四年一次决定他们要谁当总统。)所以，连工人会不再投民主党人的票这一看法都被人当作欺人之谈。工人应该保持安靜，乖乖地投票，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属于民主党的”。
但是，在选举那天，人人都在作出选择，工人每次投票时确实都选择他们所需要的充当总统的人。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谁提供了最大的支持——谁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问题本身作出了回答。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尼克松得到了工会会员家庭的选票百分之五十四，即一半多一点。然而，上层中产阶级、即专业人员和工商业者给了他百分之六十九的选票。甚至受过大学教育的“宽容的”自由主义优秀人士，就是一直被人描写成偏见的汪洋大海中理智的孤岛的，也给了数目惊人的百分之六十三的选票。即使我们把黑人在工会会员中所占比例此在较高类別中为多这一事实计算进去，那也不能推翻阶级与对尼克松的支持之间的这种基本关系。(32)
最后，被许多评论员指出的一个事实必须在这里再提一下。“保守的”蓝领工人给尼克松的选票并沒有越出总统竞选的范围。当工人转向国会议员和国家机关人选的候选人时，他们仍旧投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票，表示被否决的只是候选人而不是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
1972年10月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事实上使人们看出，如果爱德华·肯尼迪当候选人，他会获得蓝领工人选票的半数以上。在那次调查中，麦戈文得到百分之四十四，尼克松则得到百分之四十九。但在肯尼迪一尼克松竞选中，肯尼迪获得工人阶级选票的百分之五十三，尼克松仅得百分之四十一。由于黑人几乎一致投麦戈文的票，这百分之十二的变化是由下一情况造成的：白种工人表示，只要候选人合他们的心意，他们继续愿意投“自由主义者”的票。(33)民意测验工作者路易斯·哈里斯也作出下列结论，虽然他使用的是不同的分析方法：
选举后完全沒有迹象表明，尼克松的当选反映出选举人方面的一种深切而持久的愿望，要求集中力量处理那些以犯罪、放任政策以及对改革的抵制等问题为中心的所谓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问题”。(34)
五
本章所举的证据全部可以归结成一个结论。认为工人是人口中最保守的部分这一看法，正如认为工人是个富裕的阶级这种看法一样，根本是一个神话。虽然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存在，工人在许多问题上却并不比中产阶级坏，或许还要好些；并且，促使他们反对黑人和学生的那些问题之中，也沒有一个是来自任何“不可避免的”保守主义的。我们后面还要更仔细地讨论选举问题，但这里必须指出，固然选举问题对于民主党人说来曾是一种不幸，真正的危险却在于人们可能会从中得出不正确的教训。
目前，情况似乎正是这样。民主党关于怎样夺回他们失去了的蓝领工人支持的问题，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內部的纷争。但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为了赢回蓝领工人，我们得向右走多远；为了在下一次把一个民主党人弄进白宫，自由主义者必须从他们帮助黑人和反对战争的目标后退多远？”
我们在这一章里所看到的每一件事都表明这是错误的。在种族和军国主义问题上，工人并不是盲目地反动的。他们最最恼火的是他们的合法需求遭到忽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是阶级不平，是美国政治惯常给予他们“不公平对待”的那种方式。
所以，决不是企图走向尼克松的右边，那是已经很有经验的工人所不会接受的，并且无论如何也是近乎不可能的；从民意测验和公民投票都可以看出，所需要的不是倒退，而是向前挺进。如果自由主义者能解决一切工人阶级、黑人和白人、工作上和社会生活上的需求，而不是盲目地支持那些常常损害白种工人而让富裕阶层全然无损的方案，那么工人自然会有所报答的。同样，为了赢得工人阶级的选票，不需要把军队和钱送到地球上所有的傀儡独裁政府那里去。工人反对这样做，象中产阶级一样。另一方面，还是不要再做出那些趋于极端的行为，如把他们的邻居叫作“猪”或支持杀死他们孩子的军队的胜利吧。最重要的是，如果自由主义者照顾到我们在前两章里所说的问题，资料表明，工人自会提供他们的支持。参议员弗雷德·哈里斯要言不繁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只要进步不是只对別人有好处，对他沒有好处，那么蓝领工人是会继续进步的。”(35)这一直是蓝领工人心怀不满的主要根源，在它有所改变以前，将继续如此。
前面已经引述过的戴维森教授，以下面一段话概括了他的研究结果，达段话既适用于他在那里进行研究的南部，也适用于整个美国。
那么，归根到底，未来的南部政治形势主要要看候选人有何贡献。我们已经指出，许多较不富裕的白人会投黑人所投的候选人的票，只要这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也符合他们的正义感。南部白种选民中有一大部分愿意接受进步的改革。候选人如果对这一事实不加考虑，那就不能怪別人，只能怪他自己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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