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总罢工和罢工以后（1925

第八章总罢工和罢工以后

（1925—1929年）

　　在1925年中趋于明朗化的事实是：第一，工会中的新的左派势力以疾速的步伐增长起来了；第二，煤田较前更频繁地成为主要斗争的战场。在赫尔职工大会上所表现的促进国内和国际工会团结的力量，在国际范围内有了惊人的发展。在最高委员会中也出现了一个以已故的泼赛尔和乔治·希克斯（建筑工人工会）为首的“左翼”集团；在他们的影响下，委员会领导了一个长期劝诱阿姆斯特丹的顽固派的运动，使他们至少也要和莫斯科红色工会国际会谈并讨论团结的可能性。在这件事上，职工大会代表团于1924年年底访问苏联时，就和苏联的工会开始取得了友好的谅解，后来并成立了一个“英苏联合顾问委员会”。这些活动，特别是代表团的著名报告（记载“苏联工人怎样做统治阶级”），使最高委员会受到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统治阶级联合力量的极其惊人的怨恨、诽谤和诬蔑。当时的职工大会总书记、已故的弗雷德·布兰姆莱在一段难忘的演说中总结了阿姆斯特丹顽固派的态度：

　　“在我看来，你们讨论天下的任何其他问题都能够不陷入像讨论苏联事务时所陷入的那种惊恐、激动和凶残。……你们讨论资本主义政府的活动及其连续对各国工会运动的破坏行为时并没有这种不必要的激动的传染病；但是你们一谈到苏联，你们便立即害了这种恶性病。……消除那些似乎侵入和支配你们思想中的涉及苏联的惊恐吧。”[1]

　　但是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却无动于衷，这一次最高委员会没有采取它所允诺的次一步骤——召开国际团结会议。

　　至于煤矿工业，它的经济地位是如此严重以致人们说它是在“向不可挽救的灾难前进”。1923～1924年法国占领鲁尔所引起的暂时的激动已成过去，这时雇主们又提出大事削减工资、取消最低工资原则和完全推翻区域协议的新要求。矿工们并不是被攻击的唯一目标。英国资本主义面临到一个弥补其经济缺陷和重建其世界地位的决死斗争。鲍尔温首相直率地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国全体工人必须接受工资削减来协助恢复工业。”[2]

　　[1]1925年2月5～7日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合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2]1925年7月31日《每日先驱报》。

　　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拒绝了雇主们的要求，并受到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的“充分支持”，该会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和矿工合作进行一致的抵抗。特别委员会得到铁路和运输业各工会执行委员会给予支持的保证，起草了一个矿工在雇主关厂时实行禁运一切煤斤的计划。于是对一切有关工会发出详细的命令，这个命令得到职工大会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的“一致热烈的赞同”，特别会议是在雇主的通知期满前一天即7月30日召开的。政府没有料到这样的发展，实行了一个匆忙的退却。政府取消前言，宣布发给9个月的津贴，使“皇家委员会”能作详细的调查。雇主们撤回了他们的通知，这一天就成为历史上的“红色星期五”。

　　政府的失败自然是“每个工会会员的极大鼓励”，正如最高委员会这样宣称，并且还加上一个重要的附加语说：提高警觉和“计划方法”以对付进一步的攻击是很紧要的。这个观点得到大家的普遍支持。柯克总结这次事件说：“这是第一个回合，让我们准备作最后的斗争吧。”共产党人说：在这次“不稳定的休战”背后，“资产阶级将准备给工人们以摧毁性的攻击”，如果工人“不作有效的对抗准备，那么他们必定要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政府方面的准备是迅速和彻底的。丘吉尔（财政大臣）和以前一样这时仍然是内阁中最公开的阶级战士，他明白地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在“红色星期五”那天之所以决定“缓和危机”仅仅是为了“等待时机到来以便与之作有效的抗争”。政府的行动完全符合丘吉尔的言论。志愿的破坏罢工组织即“维持供应组织”受到官方的支持。工贼的“突击队”也接受了技术训练。一个把一切权力置于十个部长组成的委员会之手的完全独裁的机构成立了。它规定这个机构应在接到白厅的“行动”信号时，应和军队出壕作战一样地立即行动起来。

　　虽然政府的措施看来很令人震惊，但工会方面却丝毫没有从事对抗的准备。尽管有了初期的警告，仍然到处流传着关于总罢工的主要的正统历史家韦尔弗里德·赫·克鲁克教授所谓的“不作准备的静观态度”，这种态度“在实际斗争中给予劳工力量的影响是极不幸的”。“即使英国的领袖们没有利用1913年比利时工党为总罢工所作的长期组织工作的经验（他推断说），仅凭常识判断也应作些准备工作。”[1]

　　[1]克鲁克著《总罢工》，第369页。

　　造成这一惊人错误的原因是由于领导机关内部力量的对比。运动本身的精神是适合战斗的，1925年9月斯卡巴罗职工大会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次大会诚然是一个动人的大会，主席阿·布·斯威司（混合机器业工会）断然主张“坚决奉行战斗和进步的政策”的演说受到会上的热烈欢迎，投票结果以3082000票对79000票的压倒多数，赞成以革命来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大会断然宣布工会的目的是“联合工人阶级的政党……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保证“发展和加强工厂组织”，批准最高委员会的国际团结运动，并谴责加紧榨取德国人民的“道威斯计划”（麦克唐纳政府的主要产物）。但当它要以行动而不是以言语来表现时，情况并不很乐观。工会理事会之参加大会被裁决为非法，关于最高委员会的权力的主要问题又被搁置，“黑色星期五”的两个领袖被选进最高委员会。这两人就是杰·赫·托马斯和贝文；后者由于把持了他的强大而又团结的工会，这时第一次进入职工大会的领导机构。在斯卡巴罗职工大会后不久，布兰姆莱的遽然逝世，以及那时的副书记西特林的继任最高委员会书记都增强了他们的阵势，后来迅速得到证明，这位态度不明的人物西特林，其作风和他的坚持独立的前任书记完全不同的。

　　因此，最高委员会中的力量均势急剧地转向有利于右派，使一帆风顺的泼赛尔-希克斯“左派”集团一蹶不振（后来的事实是如此）。次月，托马斯和贝文又勾结麦克唐纳把工党的利物浦会议变成反对斯卡巴罗会议的示威。把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带到各业工会中，怂恿工会拒绝选举共产党员为出席工党会议的代表。他们婉转地以“国家重建和改革同时并进的政策”的党纲代替了1918年的“新社会秩序”。已故的克兰泼（托马斯在全国铁路工人工会领导机关中的同僚）在做主席时曾宣布：“我们超乎阶级斗争之外。”这是一个极其明白的信号，不到两个星期，政府有准备地袭击共产党宣传家，12个共产党领袖在受审后被投入监狱，这次审判是宪章运动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犯审判。在11月初，极度不安的矿工联合会为组织主要工会的“产业联盟”和准备“胜利日”的努力，由于托马斯领导的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退出而告失败[1]。

　　[1]胡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第121～122页。

　　在这几个月中，以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后为勋爵）为首的煤矿业“皇家委员会”按老办法进行工作，并在1926年3月提出一项报告，这个报告在谈及国家参与改组煤矿资本主义时含糊其词，但在主张矿工应接受较长的工时或较低工资时则很明确。《塞缪尔报告》的影响是使运动分裂，至少是分裂了上层领导。此后，最高委员会实质上已被说服，就是矿工们应在产业“改组”的条件下接受工资的削减，并认为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的“工资不得少一文，工时不得加一秒”的方针“仅是一个口号”（他们后来曾气愤地这样主张）。不顾最高委员会方面的示弱表现，4月10日召开的矿工代表大会仍坚持其立场；3月底，“少数派运动”召开了由代表近100万工会会员的883名代表参与的行动会议，这次打破历来纪录的会议，使矿工代表们得到确信，就是工会会员群众并不赞成最高委员会的失败主义的观点。煤矿主立刻实行摊牌，宣布他们仅愿在区域基础上继续谈判，并张贴以4月20日为限期的停工通告，要求大大削减工资，以至连他们的主席伊凡·威廉斯都不得不承认被削减以后的工资将是“少得可怜的”。

　　矿主们的好战性使最高委员会的态度再度坚定起来支持矿工。在4月27日，它第一次决定起草情势所要求的大规模行动计划。职工大会所属各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两天后被召集在伦敦开会。但会议的开幕声明表明：最高委员会仍旧为《塞缪尔报告》所迷惑——主席阿瑟·普夫主张矿主和矿工应以报告为基础开始谈判——虽然他们还重复他们对矿工提出的显然说不上是支持的保证。这一矛盾没有开诚布公地获得解决，因而变成了致命伤。的确，如果不是政府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最高委员会是否会发动如过去那样的强大运动是很成问题的。4月29日通宵和次日直到夜晚11时后的错综复杂和流产的谈判表明，政府在完成一切准备后已和矿主们立场一致，它企图操纵报纸攻击矿工，并决定在各方面挑起冲突。

　　当最高委员会的谈判代表（所谓“产业委员会”，托马斯为该组织的主要委员）把这件新闻传达到愤慨激昂的会议时，已将近午夜了。执行委员会休会到次日清晨，委员们散会时所带的一个备忘录实际上就是总罢工的命令。在重新集会时举行了表决。代表360多万工会会员的工会动人地批准了罢工令，反对的仅有代表不到5万人的少数工会。大会宣布名单上列举的各个行业从5月3日即星期一午夜起实行罢工。全场起立高唱“红旗歌”，然后散会去参加由于号召武装起来而得到了振奋的“五一节”示威游行。

　　罢工令详细列举了罢工的两个“等级”或“阵线”。第一线包括运输业（各种运输业）、印刷业（包括报纸）、“生产性产业”（列举了钢铁业、五金业和化学重工业）、建筑业（除去住宅和医院建筑业）。第二线首先是机器业和造船业。食物和卫生服务由工会负责维持。要求各个有关工会“把它们的权力交给最高委员会”，但实际的罢工号召则仍由工会发布（由于它们共有82个工会，结果造成许多部分的混乱现象）。最后，最高委员会指示：“在万一采取任何行动和工会协议又处于危险境地时，必须明确地取得同意，在那些协议未得到充分承认前不实行总复工。”

　　在这群情激昂的时候，很少人估计到上述的致命矛盾仍然存在。现在，负责指挥整个斗争的最高委员会认为它已受权代表矿工解决有关问题，即使这会引起工资的削减。另一方面，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坚持他们授予最高委员会的唯一权力，就是在屡次申述的一致抵抗任何生活水平降低的宣言基础上代表他们行动。他们对产业委员会在作出罢工决定后几小时就和政府重开谈判并把矿工执行委员会分散到它们的区域去，曾提出猛烈的抗议。谈判的复杂过程占用了整个周末，结果又回到老问题上——接受《塞缪尔报告》，包含工资削减。在这点上终于达成协议，仅留待最高委员会以既成事实和匆匆用电报召回的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商。

　　在这一阶段，由于《每日邮报》登载了流血和骚动的反工会的社论，结果以全国印刷工人协会会员为首的印刷工人突然举行罢工，使情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鲍尔温立刻向最高委员会的谈判代表说：政府认为这是“公开的敌对行为”，并要求无条件撤回总罢工通告，如果还要继续谈判的话。他旋即就寝，当最高委员会把《每日邮报》工人的拒绝书送交唐宁街时，他（事实上是）闭门不纳。因此，到了最后，“职工大会在这场强加于它的战争中以战士姿态坚持立场，但它担忧是否能获得战争的胜利”[1]。而它尤其担心的是罢工者（工人阶级）以革命方式获得胜利，贝文、托马斯、查理·杜克斯（普通工人工会）后来的声明表明了这一点[2]。

　　百余万人的大军的思想中，并没有染有“参谋本部”的失败主义，这支队伍在5月3日（星期一）午夜以无比的锐气断然地行动起来。第二天职工大会的公报说：“我们收到全国各地的报告，这些报告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不仅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而且还有所有其他行业的工人都以不能即刻预料到的方式实行罢工。最高委员会的困难就是使工人留在我们所称的第二防御线内而不是号召他们罢工。”在随后的带有启示性的“九天”中，罢工并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政府的宣传和它自己的秘密报告完全不一致。就罢工群众而言，罢工在进入第二周时就逐渐发展和深入起来了。地方行动委员会已经加强了，群众纠察、防御队、通过大量复写公报而进行的地方宣传，都有长足进步。尽管最高委员会赶忙声明说罢工仅是一种劳资争端（“我们要求鲍尔温相信这一点”），罢工显然已具有愈来愈深刻的政治性质。

　　最高委员会从开始就处于守势地位，听任反对势力把握住每一个主动权。它在政府刊行官方的《英国公报》[3]以前没有出版自己的机关报《英国工人报》，那张把罢工者描写为“敌人”的《英国公报》的“太上编辑”就是丘吉尔——在这次斗争中内阁的真正陆军大臣；而《英国工人报》是处在最高委员会严格而懦怯的检查的牵制下。从没有把斗争带到敌人的阵营中去；1919年铁路罢工宣传的经验教训似乎完全遗忘了。但是，政府的挑衅行为——集积军事力量、压制自己方面的和解建议、玩弄约翰·西蒙爵士的很可笑的法律威胁、挥舞警察的棍棒、以极不成理由的托词实行成批逮捕和监禁——适足表明它的地位远不如其无休止而大声装腔作势的宣传那样坚强。

　　[1]金斯莱·马丁著《英国公报与总罢工》，第58页。
　　[2]胡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第134～135页。
　　[3]政府不能获得一个铸字机技师工贼，由于比维尔布鲁克勋爵的重大援助，他把《快报》的一个机械工头借给《英国公报》。

　　在第一个周末，最高委员会的注意力事实上并不是集中在领导罢工上，而是集中在结束罢工的谈判上。柯克写道：“看起来有些领袖们的唯一愿望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来取消总罢工，对工人、矿工或其他工人则不予任何保证。”这和所发生的事情恰好相符；不同的是赞同这样做法的并不仅是某些领袖们，而是包括泼赛尔—希克斯“左派”在内的最高委员会全体。事情是在塞缪尔爵士所准备的备忘录的基础上结束的，备忘录则是按他的委员会的报告改作而成。虽然赫伯特爵士明白表示他不能代表政府提出保证，最高委员会还是一致批准了这个备忘录；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保证，不顾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已宣布的反对意见，便决定终止罢工。

　　在5月12日（星期三）清晨，委员会就此事访问首相，并在可耻的场合下，宣布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而他们按照计划仅仅在几小时之前才号召“第二线”罢工，这就是他们表现的可悲的混乱；他们之中的若干委员确实已把“胜利”的通告送给他们的工会会员，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英国工人报》断然压制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拒绝终止罢工的意见，甚至企图暗示矿工们是和最高委员会意见一致的，这就是他们的罪恶意识。不久，正如政府所希望的一样，雇主们还击了，“决定在可能的情况下，强制推行非工会运动、削减工资和实行奴役性的工作条件”[1]。但罢工者仍然坚持下去；斗士们在5月13日（星期四）的战斗出色地挽救了这次投降，使它没有成为一个大失败，虽然新的协议是极端不利并招致了巨大的牺牲。

　　[1]1926年5月14日《苏格兰工人报》。

　　这“九天”以及甚至以后采取后卫行动的更多的日子，已使工人阶级意识到它自己的力量，已使他们明白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所能做到的事情，正如柯克写道：“这已断然证明：在非常时期，劳工运动中是会产生具有管理国家能力的男女的。”同时这也使领袖们学会了一些事情；但这些教训却都总结在克兰姆普的公开感叹《决不能再这样做！》一文中。毫无疑问，他们感到在5月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已密切地注视到如已故的汉德森后来所说的当前社会和政治秩序崩溃的“可怕的前途”。他们把1914年的历史转捩点看作工会和国家机器的联合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联合在前章中已有说明。以后，他们没有脱离和垄断资本政权协调与合作的道路。

　　这个政策，从它的新形式演变到成熟经过了若干时间。总罢工在5月中旬已成过去，但矿工仍然顽强地留在战场上直到12月，甚至到最后仍拒绝投降，这时已因48万票对31万3千票的表决，使他们失去了每天7小时工作制并被削减工资。他们的队伍由于会员的离散而削弱了，背离者之中以密德兰地方的会员为最多，那里的诺兹矿工协会的领袖格·阿·斯宾塞在煤矿主们的支持下，成立了“非政治”的工会，这一组织使那些煤田迷乱了好几年。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及其在工党执行委员会中的同僚们疏远了和矿工之间的普遍团结，这种团结表现在工会广泛的要求向全体工会会员征收政治基金和禁止输入煤斤的问题上。这一方面的危险由于执行委员会会议推延讨论总罢工（原定6月底），以及9月的菩恩穆斯职工大会特别禁止讨论这一题目而避免了。当会议终于在1927年1月召开时，会议按照计划提出一个正式审查，这个审查又是他们所希望的裁决那一套。

　　总罢工的结果既然如此，政府之能够针对最高委员会唯一的纲领运动，向工会运动进行主要的法律上的攻击，是不足惊奇的。在1927年，《职工纠纷与工会法案》（通常称为“工贼的大宪章”）被编入《法令全书》。不仅总罢工，而且连同情罢工，甚至纯然产业目的的罢工都被视为非法。有一条史无前例的条款规定：凡实际上未就业而拒绝接受雇主的就业条件的人，应视为刑事犯。任何领导或参加“非法”罢工的人，应课以罚金或处以监禁（按罪行直到两年），同时把工会基金拨充民事损失之用，因此取消了1906年法案所规定的豁免。群众纠察被取缔了，普通纠察又被加以“威胁”的空虚的定义而无法实行。各个机关职员工会不准参加职工大会或工党。政府保护破坏罢工的工会会员使其免受所属工会的纪律制裁。有关征募政治基金的现行法律措施的改变，使工会的政治活动受到打击。这时不是反对征募政治基金的人必须订约才可以免缴这项会费，而是拥护的人必须订约才能交这项会费。这一法案被适当地总括为：“自从1799～1800年的罪恶的禁止结社法以来载入法令全书的英国劳工立法中最反动的蓝本。……一项粗制滥造的约束阶级的立法。”[1]

　　[1]克鲁克著《总罢工》，第481页、484页。

　　在这解除工会运动武装的法律制订后一个多月，爱丁堡职工大会主席的致词中谈到提议和雇主们合作，以便“共同努力改进工业效能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这是由最高委员会“左派”的前领导人希克斯宣布的。在11月，这个建议为规模宏大的帝国化学工业企业联合创始人已故的梅尔契特勋爵（当时是阿尔夫雷德·蒙特爵士）为首的20个主要工业家的集团所接受。1928年1月，这个集团和最高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联席会议。这时产生了“蒙特主义”，最高委员会中的唯一反对蒙特主义者是柯克。

　　最高委员会向1928年9月的斯温西职工大会提出的报告中，列举了工会运动的三项可能的政策。它把战斗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政策说成是“无益的、一定要失败和必然导致流血和不幸”的政策，因而要予以放弃。它又认为听任雇主们管理工业，而工会为争取其会员的权益而斗争的正统政策“不符合现代的要求，因为工人在工业中的地位已完全改变”。第三种政策（批准了的）就是：“工会运动方面，可以大胆地说，它不仅和工业的繁荣息息相关，并且将对经营工业的方法发言。……工会可以运用它们的力量促进和引导工业实行科学的改组。”这项经批准的政策的意义已在最高委员会和蒙特集团的第一个联合报告中有了暗示。这一报告宣称合理化和托拉斯化的趋势“应予以欢迎和鼓励”。它提议设立一个代表最高委员会和雇主们（通过他们的全国联合会和英国产业联合会）的全国产业委员会，在这委员会下实行强迫调解制。雇主方面则报以承认工会的让步，这种承认好像把已故的哈维洛克·威尔逊为船主的更大利润和更易于剥削海员而设计的伪装的公司工会运动的巧妙制度普及起来。正如议员埃·辛威尔所说，这是“愚蠢的交易”，由于这个交易，“工会便让会员安分守己；雇主仅同意雇佣工会会员作为报答”。

　　不久就发现：与雇主们和平共处的政策即意味着工会内部的斗争。在斯温西职工大会上就有许多工会组织反对蒙特主义，其票数达到768000票，而赞成的则占多数，其票数为2920000票；最高委员会似乎并没有什么很令人信服的论据可以提出，贝文在1929年的培尔法斯特职工大会上对反蒙特主义者鼓动说他“反对自卑感”。因此后来采用了强有力的办法。早在1926年，菩恩穆斯职工大会就曾把最高委员会不参加“少数派运动”的呼吁带给各业工会理事会；委员会发言人阿·康莱（服装工人工会）天真地说：“如果委员会同意参加少数派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在短期内就会变成大多数。”[1]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首先恢复了昔日雇主的武器——“拒入工会证书”，把共产党员或“少数派运动”拥护者从工会职务上排挤出去。铁路工人、运输工人、车间副领班、全国印刷工人协会工人、电气工人、靴鞋工人、面包工人、油漆工人和锅炉制造工人（锅炉制造工人是直接以波立特为目标的）等各业工会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步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的后尘。最动人听闻的是1927～1928年间苏格兰矿工工会旧职员的分裂工会，因为赞成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会员按照组成法的正式投票要他们退职[2]。因此而引起的混乱终于迫使有战斗性的人士暂时成立一个新的工会，即苏格兰统一矿工协会。

　　[1]1926年9月8日《每日先驱报》。
　　[2]这些著名程序的详情见胡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第183～187页。

　　蒙特主义的意义不久为人们所明白了。整个工业中的条件恶化了：工厂广泛地采用赶快制，破坏计件工资率，违反合同。铁路工人被削减了工资，煤田的灾难加深了，矿工的平均工资仅比1914年的水平高30%，而生活费用指数却超过1914年的67%。工会会员数字缩减了，职工大会的入会人数在1926～1928年间减少了50万人。但在1929年的头几个月，新的起义的浪潮开始高涨起来，这可以从尖锐斗争的地方性罢工中看出来，其中的典型是伦敦里戈被服厂的女工为争取她们的工会得到承认而进行的为时达10周的斗争，以及道敦的3千矿工为反对大量削减工资而进行的15周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