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家的社会机器的一部分”（1914

第四时期

第六章 “国家的社会机器的一部分”

（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工会运动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并把工会运动引入一个全新的时期。照韦伯夫妇的说法，它使“工会界正式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起了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对于“承认”工会机器为“国家的社会机器的一部分”是一个根本因素[1]。其理由很简单。“如果有组织的劳工是反对战争的，那么全国性的战争努力就不能维持，这种说法是不致错误的。”[2]如果没有工会领袖及其所控制的机器的充分合作，工人阶级就不会被缚在帝国主义的战车上。这种合作不能通过工会和雇主之间的旧的合作方式来取得；它需要在工会和阶级统治的中央机构——国家机器之间建立直接和有机的关系；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吸收工会领袖参加国家机器来加强这种关系。

　　[1]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635页。
　　[2]同上书，第692页。

　　这一重大转变是工会领袖及其工党同僚和旧社会党国际的大多数人士共同背弃了他们在战前屡次提出的保证的结果；他们曾保证阻止战争的发生，如果战争爆发就要用革命手段来结束它。背弃的步骤是很有趣的。在8月1日，阿瑟·汉德森和克尔·哈迪以英国工会运动国际代表身份发表了一项宣言，谴责“俄国专制主义”方面的“不名誉的”战争，最后并呼吁：“工人们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联合起来并一劳永逸地打败军国主义敌人和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者。……打倒阶级统治！打倒暴力统治！打倒战争！拥护人民的和平统治！”次日，在有工会领袖汉德森、索恩、兰斯伯里、哈迪等人发表演说的屈法尔加广场联合反战示威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又重申了这些意见。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三天之后，国会工党议员对军用预算的投票决定不予发表，并且选举汉德森为领袖以代替辞职的詹姆士·拉姆赛·麦克唐纳。一星期之后，一年一度的职工大会被宣布“暂时”延期召开；这个延期后来变成停止召开。在8月底前，职工大会国会选举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工会联合总会的管理委员会所举行的代表会议宣布了“劳资休战”。在9月初，职工大会委员会对全体工会会员发表了一项宣言，赞扬工党关于参加“各党”征兵运动的决定，并宣布“自由和无约束的民主政府的维护和保存有赖于目前我国进行的斗争的结果”。在10月15日，职工大会和工党议员以及其他领袖们联合发表了一项关于对战争的看法的明确声明；强调“德国的胜利便意味着欧洲民主的死亡”。

　　“工商业照常”乃是战争开始几个月中的得意的口号；但不久就发现工商业是极不正常的。工业的脱节、军火的迫切需要（这导致对现行生活水平的全面进攻和官方历史家所说的“简直近于长时间的脱离正规”）和生活费用的直线上升，引起了不安的浪潮和许多地方性的非正式罢工。1914年8月底，劳资争端减少到20起，而在1915年3月里却又增至74起。其中最重要的要推2月份克莱德机器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系由厂中工人任命的“中央劳工撤退委员会”所领导；有重大意义的还有阿姆斯特隆·惠特华斯的爱尔斯维克大工厂反对把非熟练的工人安置到技术工作岗位上去的罢工。因此，政府于1915年2月在财政部召集主要的工会领袖开会。根据会上达成的协议（矿工拒绝参加），“工会羔羊已经匍匐在资本家雄狮之前”[1]，由《战时军火法案》（1915～1917年）所明文肯定的程序开始了，这个程序引起“实际上的‘工业征兵’”[2]。罢工权被“长期地”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的仲裁；工会的一切章程和条件都被搁置；规模极大的劳工“参用”[3]也开始实行；“离职证书”的采用实际上把工人拴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为了引诱工会领袖放弃一切辛苦争取到的标准，并且使他们完全解除武装，政府提出了三项保证。第一，中止履行的工会条件将在战后全部恢复；第二，一切限制的废除绝不应助长雇主们的个人利润；第三，保证战时工作的最低工资，给予“非熟练工人”以原岗位上的熟练工人的同等工资。后来每项保证都被背弃了。工会的条件没有恢复；政府在1919年的一切措施仅仅使工人能对不恢复工会条件的雇主采取合法行动，而雇主们恢复工会条件的义务仅有一年。1916年实施限制利润的“军火捐”在一年之内就被取消而让位于戏剧性的“逾限利得税”；因此，战争造成了“我国前所未有的极其惊人的巨额利润。……在战争时期，由于战争而获得的利润达40亿镑，超过了战前获得的利润”[4]。“非熟练工人”没有得到同等的工资，特别是女工，关于实行最低工资的争端和推诿行动不断发生。总起来说：

　　“事实上，工会会员在战争开始时，因怀爱国心而不和政府计较他们所提供援助的代价，就大体而言，在战争终止时，他们是受‘欺骗’了。正如政府的报告证明，在紧急时期，虽然各地的特殊部门曾赚得极高的工资，但就全部工业而论，工资并没有按生活费用上升的速度增加，或是没有增加到生活费用的高度；所以，当许多人遭受巨大困难时，绝大部分的工资劳动者发觉1919年工资的购买力甚至还不如1913年。”[5]

　　[1]1915年7月17日《先驱报》。
　　[2]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639页。
　　[3]劳工“参用”（“dilution” of labour）指用一部分女工或生手代替熟练工人。——译者
　　[4]布克马斯特勋爵于1919年2月18日在上议院的演说。
　　[5]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643～644页。

　　飞机工业中的情况是特别有趣的，那时它还在幼稚时期但已具有头等的军事重要性。官方的工会史后来透露“政府是如何心急，甚至不惜危及战争的胜利，去迁就那些以飞机制造业工人为牺牲而牟求利润的雇主们”[1]。同时，若干事件也表明政府和雇主的“不可容忍的榨取工人血汗”是能被击败的，只要工人有坚强的工厂组织和工会本身愿意团结和斗争。战争工业中最新的飞机制造业那时是处在混乱状态中；例如在伦敦，23家工厂就有11种显然不同的工资率，一般都低于各该工作等级的正常工资。飞机工业从许多木工业中吸收工人，他们分属于十多个不同的工会。然而所有这些工会都有代表参加1914年成立的伦敦区飞机工人委员会；但是，两年的鼓动没有得到任何进展，甚至为了取得有限的工资上的让步也要经伦敦90%的工人向该会提出罢工通知[2]。一般的最低工资率没有得到承认，各工会联合组成的全国飞机业木工委员会遂把这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此外，委员会对雇主们在政府的充分支持下推广计件制的努力进行了斗争，工人认为：计件制“会因制作中的匆忙和常常出错而招致生命的危险”。政府的回答是：

　　“那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责任。驾驶员的生命安全是政府的事情，如果政府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能担当风险，以求改进生产，那么你们必须把这问题让政府去考虑。”

　　丘吉尔是当时的军需大臣，他特别坚持实行计件制，而绝大多数飞机制造工人则投票反对。1917年11月，军需大臣终于同意对最低工资和其他各点让步；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实施协议的必要的内阁命令却没有颁布。当雇主联合会主席向工会冷淡地说：“归根到底，军需部同意签订的协议对我们丝毫没有影响和作用。”工会就在1918年2月安排全国飞机制造工人的罢工。军需大臣立刻召见了全国委员会人员；官方历史在描述这次事件时的结尾中写道：

　　“丘吉尔得到一群显要的海陆军首脑的支持，尽力援用各种法案对飞机业委员会实施恫吓，这些法案使他有权对付那些引起全国停工的领袖。……政府威胁工人，不准号召罢工，而得到消息却是罢工早已布置就绪，联合王国的全体飞机业木工将在2月9日停止工作，除非政府发布命令要雇主们遵守全国协议的条款。这使丘吉尔非常为难；他可以逮捕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不能阻止6万多工人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最后，他在1918年2月8日晚间屈服了。”[3]

　　[1]赫·希金波坦姆著《英国社会史》（混合木工协会正史；1939年曼彻斯特版），第212页。
　　[2]实际上就是集体申请“离职证书”。
　　[3]赫·希金波坦姆著《英国社会史》，第211～212页。

　　飞机工业中车间组织与工会领导相结合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1914～1918年间总的特点就是车间领导发展起来代替了解除武装的工会机器。在机器制造业中，早就作为工会视察员和工会区委员会通讯员而存在的工会车间代表转变成工厂的代表和领袖。这种情况是愈来愈明显了，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的：车间代表不再以正式工会任命的人物的身份，而是以工厂全体工人（不论已否加入工会）的非正式代表的身份执行职务。这是一个“即将诞生的”组织，它乃是工人对于工会和国家机器合作的回答。

　　1915年的克莱德罢工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初期和重要的象征。这次罢工是起因于一件战前就在酝酿的争端。在1914年6月，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格拉斯哥区委员会发现他们的工资率比其他地区低得很多的反常情况，决定提出每小时增加工资2便士的要求。当这个要求在新旧年交替的时候提出时，受到雇主们令人气愤的拖延，他们仍不愿作多于半便士的让步。在这一点上，车间的工人便抓住了主动权；在车间代表的领导下，15个工厂的机器工人包括大军火公司的工人，停止了一切战时订货的逾时工作。这个步骤遭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强烈反对，他们在2月12日附和雇主的建议要工人接受每小时增加工资3/4便士的条件，令人气愤地把必要的投票拖延到3月9日才举行。这就是造成破裂的最后一点小因素。许多工厂接踵举行了罢工，车间代表便集合起来组成上述的中央劳工撤退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直率地要求谈判和解决争端的绝对权利，理由是：（一）由于政府所施的压力，工会的职员已不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二）委员会是代表工人的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团体——也就代表了一切有关的工会。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以8927票对829票的投票拒绝雇主们的建议，默认了这些要求；委员会显示了它的力量，使工人一直停工到3月4日，即政府发出实行强迫仲裁的最后通牒期满后的三天。他们随即取得每小时增加工资1便士和以相应百分比增加计件制工资的胜利。

　　次一规模宏大的运动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举行的罢工运动。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拒绝参加签订“财政协定”，我们知道，威尔士河谷曾经是矿坑工人的战斗组织的先锋。他们对1910年的五年协议长久存在不满，而现在这种不满又为矿主们“固执地力图使战争助长他们利益”[1]的无耻手段所加剧。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关于签订增加工资及其他让步的新协议的要求，第一次被蛮横地摈斥了。后来，政府由商务部长西曼（后来为勋爵）出面干预；他对这次情况的处理“实际上招致了罢工”[2]，这次罢工是由联合会以42850人的多数决定的。政府匆匆“宣布”南威尔士煤田应按《战时军火法案》的惩罚条款处理。但20万矿工并没有被这种威胁或全部资本家报纸迅即展开的诽谤运动所吓倒。他们罢工时团结得如同一个人，不到一个星期政府便改变了态度，强迫矿主们在主要争点上作了让步。

　　[1]1916年《劳工年鉴》，第79页。
　　[2]同上，第78页。

　　但是车间代表之成为工厂组织全新形式的核心，则是从克莱德的罢工开始的，从这次罢工产生了“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它保证抵制《战时军火法案》，指责工会职员对这法案的支持是“对工人阶级的叛逆行为”，并进一步宣布它的目的是：

　　“获得对工厂条件的日益增长的控制权，制订雇佣工人的条件，在阶级基础上把工人组织起来和保持阶级斗争，直到废除工资制、获得工人自由和建立产业民主化等目标达到时为止。”

　　其他工业中心（伦敦、设菲尔德等）也仿效克莱德的榜样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并在1916年组成“全国车间代表与工人委员会运动”。组织单位是车间委员会，委员会是由各个车间或部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各个车间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工厂委员会；这些工厂委员会转而派出它们的代表组织地方或区委员会，再由全体地方或区委员会选出运动的“全国行政委员会”。根据规定，运动的车间代表和全体职员的任期为6个月，连选得连任，并规定车间会议应经常举行。车间代表组织创办了两种周刊作为机关报，即格拉斯哥的《工人报》和伦敦的《团结报》。

　　当车间组织运动坚持上述的革命目标时，它对于领导的中心问题并没有明确的了解。工团主义者对“领袖”和“政治”的憎恶仍然非常明显。“全国运动”的组成法规定：“委员会都没有执行权，一切政策和行动的问题都要取决于工会群众。”若干主要的车间代表，特别是克莱德的车间代表，是来自社会主义工党，该党是一个狭隘的党派组织，它在原则上是禁止党员担任任何工会职务的。当杰克·谭纳（当时任混合机器业工会主席）以车间代表的代表资格参加192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届大会时，他在大会后期竟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政党的观念，表示了令人难解的敌意，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曾温和而坚决地和他进行了富有历史意义的辩论[1]。

　　[1]参看《列宁论英国》，第263～264页。

　　当时，加拉赫是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主席，政治指导则是约翰·麦克利安。麦克利安是著名的鼓动家和教育家、杰出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倡导布尔什维克反对战争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政策的人物。该委员会的广泛的活动造成了一种声势无匹的地位，以至当劳合·乔治首相要去访问格拉斯哥时，在汉德森的指引下，他不得不到委员会去召开一次车间代表会议；当时他不得不忍受住被代表们呵斥的恼怒。委员会和巨大的房租罢工都有联系，这些罢工差不多等于人民起义，同时在各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还对所谓“爱国”流氓的捣乱组织了有效的防御。委员会也没有被迫害措施所削弱，如该会在1916年巴克赫德炼钢厂罢工后所遭到的迫害那样，巴克赫德炼钢厂罢工是为了争取车间代表履行其代表义务的权利，曾得到其他3个大工厂同情罢工的支持。许多车间代表、即委员会的主要委员都被专横地逐出克莱德；其中有议员大卫·寇克伍德和已逝的共产党第一任主席阿瑟·麦克曼纳斯。其他的人都被逮捕和拘禁，加拉赫和约翰·麦克利安各被处以1年和3年的徒刑。

　　当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时，各国普遍发生反响。这也是机器业的罢工在战时达到高峰的年代，有30多万工人卷入罢工，“损失的工作日”总计约达250万。不仅车间代表领导罢工，他们的新的全国运动也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列。3月里有巴罗和泰因河地区的罢工，11月里还有重要的科文特里罢工。罢工中规模最大的要推5月罢工，罢工像涨潮似地席卷了克莱德、设菲尔德、伦敦和其他军火业中心，抗议扩大雇佣非熟练工人和实施《战时军火法案》；罢工者抗拒政府强迫复工的命令，因此有8个车间组织运动领袖被捕；但是，双方很快地就按工人同意的条件达成协议，被捕的领袖也获释放。政府被迫面对的事实是，高压政策破产了。到1916年7月为止有1千多工人因罢工活动而被按《战时军火法案》治罪；但罢工仍然继续并愈趋扩大。不安情绪是如此普遍，以至当时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这次调查把工人阶级困扰的一些状况载入记录[1]。

　　“欧洲宪兵”的被推翻以及前沙皇领土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在英国工人阶级中、特别是在战斗的工会会员和车间代表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1917年6月的里子大会上，里子大会召开的目的是仿照俄国苏维埃的榜样成立“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到会的来自运动各方面的1150名代表中，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371人的代表团。加拉赫以克莱德车间代表的代表资格在会上发言，当他呼吁以革命斗争反对战争时，受到代表们广泛的赞许；在其他工会代表的演说中，有一篇是码头工人工会新起的年轻领袖、恩斯特·贝文的热心提议。以后大会没有继续贯彻下去并不是群众的过失而是由于独立工党领导者的缺少战斗性，他们实际上控制着大会，事实证明他们不愿实行这一步骤。同样，和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社会党国际和平会议的建议有关的阴谋诡计，也不应由群众负责，这个建议曾得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同意；他们认为和平会议提供了和平希望，所以予以支持，虽然会议也毫无成果，但却附带地使汉德森辞去联合内阁中的职务[2]。

　　在那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中，还有其他许多代表那个时代的征象。在这些征象中，以下院议长惠特莱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关于成立产业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并不是不重要的，这个产业联合委员会意欲在全国、区域和工厂的基础上把雇主和工人团结起来；这个方案是带有我们现在所称的明显的“合作”气味的；这种气味的主要痕迹后来仅仅存留在惠特莱委员会的文职官员身上。这个委员会是在建设部领导下执行职务的，该部的设立是为了完成“战后新世界”的精密蓝图的各种任务，这个“战后新世界”当然没有成为事实。惠特莱方案的产生，特别是关于成立工厂联合委员会的建议，显然是企图缓和作为战斗力量的车间代表的不平情绪的[3]；机器业雇主在1917年12月和许多机器业工会签订协议承认车间代表时，也存在这种企图，因为协议中特别规定：“车间代表应受工会的支配”，并宣布：“承认车间代表是为防止争端提供进一步的保证。”

　　[1]毛里斯·多布著《工会经验与政策》，1914～1918年，第20～21页。
　　[2]参加内阁的工会领袖有阿瑟·汉德森（翻砂工人联合会）、乔治·恩·巴恩斯（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和约翰·霍杰（钢铁工会联合会）。
　　[3]这点是一个负责掌理克莱德和其他各地的非熟练劳动的负责人、战时内阁的主要劳工顾问林敦·迈卡赛勋爵在他所著的《虚伪和真实的劳工政策》一书中发表的，见该书第266～269页。

　　“三角联盟”的组织法也在1917年这一年中被正式批准。修改限制工会合并的现行法规的法案也被通过。同时由于一个透过法律严格规定的巧妙计划，“钢铁业同业联合会”得以成立。最后，职工大会和工党在这一年年底联合批准了关于战争目的的备忘录。首相公开地接受了备忘录提出的条件，此后不久，这些条件就成为美国威尔逊总统的著名“十四点”的基础。结果是这样：

　　“巴黎和会的各国外交家在强加于中欧帝国的和约中严重地违反这些条件，当这个消息发表时，英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大部分人士都大为失望，并极其愤慨。”[1]

　　在大战最后决战的一年中，车间组织运动是成长和强大起来了。当政府未放弃征兵“选拔”的极端步骤时，它的力量就从克莱德政治性的罢工威胁，和在反对试行新的工人编制方案（“禁止”熟练的军火工人换厂）而获胜的科文特里罢工中表现出来。在1917年11月以后，反对统治阶级和工党官员向新苏维埃政权进行空前进攻而高举与俄国革命团结的旗帜的也是这些车间代表。

　　与此同时，工会会员大大地增加了，职工大会所属工会的会员在1918年超过450万，而在1913年还不到225万人；这时大雇主们已联合起来组成“英国产业联合会”，后来就将劳工问题的处理交予另一新团体“全国雇主组织联合会”。垄断资本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战时的国家管制为资本庞大的托拉斯和联合组织的空前发展开辟了道路，特别在重工业（钢铁业、机器和造船业、以及一小部分的煤矿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各种运输业以及银行业等方面。

　　1918年8月的警察罢工乃是来自从未料及的方面的威胁，政府赶忙采取恫吓手段。这次罢工是和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的运输工人罢工同时发生的。次月，还发生了一次棉纺工人罢工和一次非正式的铁路工人停工，受到影响的尤其是南威尔士；铁路停工是战斗的群众组织所造成，这个组织是通过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半官方区委员会而行动的。当阿伯特·豪尔拒绝采取战斗示威游行时，电气工人的直接行动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他们撤除了所有的保险丝，当局不得不让步。

　　当停战到来时，不安的浪潮迅速而深入地展开了。在机器、造船和采矿等主要工业中，罢工者虽少于1917年的数字，但每次罢工的人数却多得多，且创战争年代中的新纪录；在战争最后三个月中，斗争的曲线是一直上升的[2]。

　　[1]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695～696页。
　　[2]华尔·汉宁顿著《战时产业史》，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