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附录 阿尔贝·索布尔的两篇论文
第一篇 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
〔注：这是索布尔1980年3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社会组织的历史运动”分部组织的关于”心态与意识”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本文首次发表在该所1981年第二季度（（历史手册〉）第5期。〕
对这些投身革命的群众，我们很有必要认识他们。历史学家并没有忽视他们，大家都强调他们作用的重要性，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成功。但是，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他们都是从“上面”，高高在上地看待这些群众，致使革命群众成为一种脱离实体而抽象的、善与恶的化身。
早在革命初期，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在他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1791年）里就认为，1789年10月闯进凡尔赛宫的群众只是一群“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而那些押送王室回到巴黎的妇女则是“以最卑鄙和堕落的女人形象出现在地狱里的泼妇”。大约1个世纪以后，在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1875年）一书里，斥责和咒骂的词语更为丰富。在他的笔下，被1789年“大恐惧”煽起造反的农民是“走私犯、私盐贩子、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7月14日的巴黎人是“浮上来的社会渣滓……首都仿佛落到了最低贱的平民和强盗的手里……衣衫槛楼的流浪汉，有的几乎赤身裸体，大部分人像野人一样青面撩牙，煞是吓人”。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的妇女是“娼妓……加上洗衣妇、乞丐、光脚的女人以及花钱雇来的下贱女人”。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朝的起义者“几乎都是最低贱的平民，或是从事最卑鄙职业的、嗜血成性的、污秽地方的打手和走狗”。总之，革命人民是“在紫红色地毯上打滚的一头畜牲”。泰纳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冲击下写这本书的，社会恐惧使他发出这些咒骂。这种史学传统并未中断，无论马德兰或加克索特的著作都是如此。
与此相反，米什莱和坚持共和传统的史学家却认为，革命群众具有人民的各种美德。恶的化身巴士底狱是被善的化身人民的力量推倒的。米什莱写道：“巴士底狱……投降了，内疚使它心慌意乱，使它发疯，从而丧失理智”；是“人民，全体人民”战胜了它。是人民解决了1789年9月的危机：“只有人民找到了救急的药方，他们去寻找国王”。革命群众的基本成员妇女被恢复名誉，并受到赞扬。“人民之中最具有人民性的，我指的是最本能、最有灵感的，肯定是妇女。”米什莱在书的结尾写道：“所有的法国革命史到目前为止都是以君王为主体撰写的，有的以路易十六为主，有的以罗伯斯庇尔为主。而这部法国革命史则是第一部共和史。它摧毁了偶像和神。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它只有一个英雄：人民。”路易·勃朗的《法国革命史》（1487-1862年）远没有如此高昂的热情，但它也属于同类。奥拉尔的《法国革命政治史》（1901年）也是如此。他是一位激进的大学教授，重视史实，文体简练。他说：“整个巴黎都奋起了，它武装起来攻占了巴士底狱。”
但是，这个被颂扬或受羞辱的人民到底怎么样呢？无论米什莱或泰纳，不管他们有多大功绩，都不屑对此进行仔细的分析。如果说，米什莱表达出人民灵魂之精髓，泰纳预感到作为历史必不可少的辅助因素的社会心理之必要性的话，那么，是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1901-1903年）里，最终改变了以往观察事物的角度。这是一部真正“从下面”看的历史。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被真实地讲述，并被建立在经济与社会实际的基础之上。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扩展到全世界，经济间题在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后果之一就是日益发展和明确的阶级对立愈加尖锐。因此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些事实对史学研究不能不产生影响。从那时起，史学家对直到那时一直被排列在资产阶级后面的人民群众开始重视起来。他们开始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命运以及促使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例如1789年的荒年。这样，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开创了大革命史学的新纪元。
阿尔贝·马迪厄发表于1927年的《恐怖时期昂贵的生活和社会运动》一书的某些方面也表现出这种革命史学的特点。在乔治·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诺尔省农民》（1924年）和他去世后发表的《奥尔良研究》（1962-1963年）中，这种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一部社会史，欧内斯特·拉布鲁斯说得更明确，“这是不可分割的革命现实的社会政治史”。乔治·勒费弗尔善于把关于旧制度末期和革命时期产业分布和土地耕种问题的最严密的定量方法，应用到人的心理状态研究上，对人民恐惧和惊慌加以描写，对革命群众的心理进行探索。《1789年的大恐怖》就是明证，这部著作始终具有参考价值。
从此，确立了两种研究路线。掀起革命运动的群众的社会组成究竟如何呢？是什么原因把他们动员起来并集合在一起？这项研究很艰难。平民百姓不写书，或写得很少。而且，有助于了解巴黎民众社会结构的税务文件，有助于了解巴黎无套裤汉社会倾向与政治表现的市区各类档案，以及各级议会及民众团体的会议记录等大量文件，在1871年“流血的一周”里都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是保存在国立档案馆和警察总署档案馆里的警察与法院的档案材料了。显然这是必须谨慎对待的材料。但是它们非常丰富，需要进行统计和描述研究。
一、从聚合体到集体
“革命群众”对于勒邦博士引入到法国大革命史中（《法国革命与革命的心理》，1912年）的这个词的含义还需要加以明确。否则，一般的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将成为不自觉的人群在比较真诚的领导人鼓动下聚集闹事的结果。乔治·勒费弗尔在一篇已成为经典作品，题为《革命群众》（1934）的文章里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把“聚合体”与集体加以区分。
1789年的全体群众并不都具有同样的性质。1789年的战士和10月5日早晨由门房文书马亚尔领导的、主要由妇女组成的队伍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标志。各地的农民造反也如此。特别是，1789年的这些群众最初的聚合如果不是出于偶然，至少也不是出于革命的原因。7月12日是个星期日，天空晴朗，在鲁瓦亚尔宫及其周围有一些人群。这些普通散步者的聚合体的思想状态因获悉内克被革职而发生变化，它突然之间变成为革命集体。在马孔省的依热，7月26日星期天，农民做了弥撒后像往常一样聚集在教堂前，接着人群突然变成了攻打城堡的革命集体。于是，马孔省的农民起义开始了。集体的特点是具有共同觉悟，在更高水平时则具有良好的组织。例如，1792年6月20日的游行、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1793年8月10日的“共和国团结和不可分割节”及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日，都出现了出于共同的义愤，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而组成的群众集体。巴黎各区和国民自卫军都为此提供了骨干。
“聚合体”只是不自觉的、短暂的人群聚集，例如在鲁瓦亚尔宫和杜伊勒利宫花园散步的人群。“半自觉的聚合体”则是像星期日弥撒后在广场上的人群，以及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在传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市场占极重要地位）或是在面包店和杂货铺门前排队的人群。这种集合并非有意识，农民上市场，家庭主妇去面包店是为了采购，而不是去集会。但是这种集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社会必需。亚瑟·扬在1788年嘲笑去市场出售蔬菜或家禽的农民所花费的时间价值比商品本身更高，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半自觉的集会对于群体心态的形成和组成集体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家庭主妇排的队伍最有可能变为造反的集体，1793年2月25日巴黎抢劫杂货铺就是一例。还有其他的半自觉聚合体，如1789年春夏在各城市聚集起来，等待信件和聆听朗读议员或义务通讯者所寄信件的人群。人们意识到这种聚集对群体心态形成的重要性，例如在雷恩，它们曾多次演变成革命集体。这种聚合体中潜在着某种被压抑的群体意识，只需外部发生事件就能使之变为明确的觉悟，从而使每个人产生团结一致的感情。一种强烈感情和一种剧烈心理刺激突然唤醒群体意识，从而把聚合体变为革命集体并准备付诸行动。
因此，“集体”意味着存在一种预先已形成的群体心态，它的形成显然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虽然1789年的这些条件终于使整个第三等级奋起反抗特权和王公贵族，但是这种革命的群体心态却在历史上早就萌发了。它建立在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对过去斗争的回忆，通过闲谈、晚间聊天世代流传，并通过歌曲、演说以至印刷品广为传播。当然，人民大众不可能接触到书刊（对历书、歌曲集和图片应予以重视）。但是在城乡资产阶级范围内，书刊的影响很大。普及和推广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每个农民对领主的憎恨都汇成一体，在农民的眼里，所有的领主都要对此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领主的群体表象，即典型的敌人。农民把遭受到的由荒年和失业造成的经常性和临时的灾难全都归咎于领主，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对其原因加以分析的。1788和1789两年的情况便是如此，经济危机强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爆发。在这种群体表象里还加入了一些感情色彩，它们成为强大的革命推动力。这就是对于怀有恶意的敌人的惧怕，以及向往摧毁这种恶意后实现极乐世界。
革命心态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时只需发生一桩外部事件，如征收什一税官吏的到来，有人宣告强盗来了，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口角或排队的妇女之间发生的争吵，聚合体就立即会变成革命的集体，或是为了进攻，或是为了自卫。诚然，还需指出，参加集体的男女所具有的群体意识不尽相同。
“自发集体”是从聚合体突然演变而来的。一开始它并没有任何组织。在采取一些纯粹的否定行动后，如谴责法制、破坏传统首领的权威、摧毁现有秩序等，集体很快就自发地建立一套机构。在行动过程中，领导人物会突然显露并树立起权威。为了协调运动，新机构的框架也会逐渐确立。在1789年7月的骚乱中，革命人民到处以自己指定的委员会取代了传统权威。在巴黎，他们利用为三级会议选举而设立的县的建制组织政治生活和国民自卫军。
“自觉集体”是事先秘密组织好的。它利用自发革命行动建立的机构框架、如国民自卫军营队和1790年5月为取代县而建立起来的区。1792和1793两年的起义就是这样准备的。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位的斗争是由起义市府组织的。同年5月31日至6月2日消灭国民公会吉伦特派的行动是由主教府委员会组织的。
革命群众创造性的效率因群体意识的水平和组织程度而异。市场上一般的革命群众聚合体往往只满足于对某个商人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规定几项市场条例。自发的、然而有组织、有目标的群众集体，如果不指定新的权威机构取代被指责为囤积者帮凶的市政府，那么它也会迫使市政府实行整体的物价管理。有明确目标的自觉集体对中央政权和整个制度提出异议，要求实行限价和征用，认为这是解决缺粮和物价昂贵的唯一有效措施。最后，它还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改革。这样，从1789年的小麦骚动便发展到1792年秋在博斯市场上的限价运动和1793年9月4-5日的巴黎市民运动。这一运动导致9月29日通过全面限价法。
对于这些革命群众的组成还需进行仔细的分析。
二、革命群众
革命群众，是指1789年7月14日摧毁了巴士底狱的群众，1792年8月10日攻占杜伊勒利宫并推翻了王位的群众；他们也是共和三年牧月那些标志着人民革命告终的动荡日子里的群众；他们还是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吕代在他的经典著作《法国革命中的群众》（1959年）里描写和分析的群众。
历史学家在称呼7月14日的胜利者时，一般都使用“市郊圣安托万的工人”、“人民”、“整个巴黎”等字眼。他们这样做是不能原谅的，因为我们掌握了1790年制宪议会精心制定、并多次验证的3份名单提供的详细情况。名单上列有800-900名“攻打巴士底狱的胜利者”。最准确的名单是门房文书马亚尔（又名塔普迪尔）制定的。他本人是胜利者之一，并且担任他们的秘书。根据他的名单，当时有幸存者662人，其中非军人约600人。
在这些人中很少有富人，饶勒斯早已指出这一点：”在战士的名单里，找不到食利者和资本家。对他们来说，革命已经部分地完成了。”然而仍需指出，有几名战士至少属于中等资产阶级，他们是：啤酒批发商桑泰尔，3名工场主，4名商人，4名资产者以及几名富裕小商人。各种匠人、手工业者和帮工占了优势：近2/3的战士分属30来种行业（多数是木器业的：49名细木器工、48名高级细木工。另外还有41名锁匠、28名鞋匠……）。将近1/4的战士是店主（21名小店主、11名酒商、3名小酒馆老板……）。根据当时的惯用词汇很难确定其身份（因为当时喜欢用职业称呼，而不用在生产中或社会上的地位来称呼）的雇佣劳动者似乎占少数，只有近150人（其中25名脚夫可以确定其身份）。只有一名妇女：昂赛尔纳的妻子玛丽·夏庞蒂耶。她是市郊圣马赛尔的圣依波利特教区的洗衣工。以上都是幸存者。关于攻打巴士底狱时牺牲的98人只有很少材料。据饶勒斯引述卢斯塔洛的话：“30多人留下的妻子儿女陷入了绝境，必须立即予以救济。”
在635名可以鉴别其出生地点的幸存者中，400人出生在外省，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市郊圣安托万定居多年（602个有地址可查者中的425人）。其他人住在巴士底狱附近的地区，如圣保尔和圣日尔凡。大约12个人住在市郊圣马赛尔。有一点需要指出：居住在离巴士底狱1-2公里处的胜利者很少（其中有1名住在圣奥诺雷的锁匠以及住在格罗－卡佑的1名白铁工人……）。更令人注意的特点是；大部分胜利者是作为刚组成的资产阶级民兵到巴士底狱来取得武器的。这就驳斥了（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关于这是流氓和“社会渣滓”发动的革命行动日这样一种讹传。
泰纳认为，参与8月10日攻占杜伊勒利宫和推翻王位的人“几乎都是最低贱的平民或从事最低下职业的人”。泰纳只是根据印刷的资料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本来可以到国家档案馆去查阅巴黎各区开列的伤亡者名单（同时也是国民公会发放补助的名单）。在8月10日伤亡的300多巴黎人分属于120种不同的职业。其中95人是手工业者或小店主（13名木工、12名鞋匠、8名高级细木工、6名煤气工、4名假发师……）。这些人当中有37名帮工和18名其他雇佣劳动者（其中7人为码头工人、车夫或壮工）。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的人中有1名建筑师、1名外科医生和1名画师；还有2名资产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雇佣劳动者占有很大比例，但是他们与手工业和小店铺这两个行业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他们所占的比例甚至还不到一半。
然而、首都的各区几乎都有人参加：在48个区里有44个区参加。历史上的各郊区仍保持革命先锋的地位。盲人院区有8人阵亡、50人受伤；圣安托万的蒙特勒伊区有18人伤亡；在圣马赛尔的费龙斯泰尔区有19人伤亡，天文台区有18人伤亡。这两个郊区的伤亡人数约占8月10日的伤亡总数的1/3-1/2。除了这些巴黎的牺牲者外，马赛的国民自卫军战士还有24人牺牲，18人负伤。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国性起义。8月10日的战士，既不是法兰西王子们的教师图尔泽尔夫人所说的“一支强盗部队”，也不是保卫派记者佩尔蒂耶所说的“一群走投无路的柏柏尔人，马耳他人、意大利人、热那亚人、皮埃蒙特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是典型的无套裤汉，将要进行9月屠杀的正是这些人。
大多数声称提供了参加9月屠杀准确名单的材料都不可靠。在这方面唯一可信的材料是共和四年（1796年）对39名被认为参加了1792年屠杀的人提出的起诉记录。除了3人外，其余全部都因无确凿证据被释放。他们都是30岁以上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9月屠杀》（1935年）的作者、历史学家皮埃尔·卡隆指出，司法部长丹东的秘书法布尔·代格朗蒂纳1792年11月5日对雅各宾派所做的证词更符合实际。他宣告：“是那些参加过8月10日起义的人攻占了亚培伊狱……”
共和三年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和牧月1-4日（1795年5月20-25日）的人民起义，是巴黎无套裤汉作为自主的政治力量为迫使热月派国民公会接受他们的意志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尝试。它的失败以及市郊圣安托万被解除武装使无套裤汉的政治作用告终（直至1830年7月再度兴起）。这是饥饿和贫困的造反。“面包是他们起义的物质原因”，一名警察局密探这样说道。这更加表明，无论芽月还是牧月，妇女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革命的日子里，她们只比1789年10月略为逊色。同往常一样，大部分起义者都是近郊平民区、市场附近的地区和首都市中心的男女市民。在几百名因参加牧月1-2日事件而被捕的人中，有168人的职业是明确的；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另有58名分属于40几个区的雇佣劳动者。这些区包括波潘库尔区（13人被捕），军械库区（12人被捕）、盲人院区（10人被捕）、阿尔西斯区（10人被捕）。这份材料只反映芽月和牧月参加暴动情况的一个侧面。同往常一样，站在运动前列的是市郊圣安托万的3个区和市郊圣马赛尔的4个区。它们得到市中心各区的积极支持，如阿尔西斯区、人权区、忠诚区（市政厅所在地）、伦巴尔区、市场区、格拉维利埃区、小麦市场区。并且北部各区也给予了支持，如普瓦索尼耶尔区和北郊区。西部的博物馆区和杜伊勒利宫区都派来了妇女支援。但是从整体看，西部像在热月9日一样，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来保卫国民公会及其各委员会。
实际上，168名参加牧月1-2日起义的被捕者只是全体被捕者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些无法考察的被捕者也只是全体起义者中极小的一部分。因为大部分起义者都逃脱了警方、各区以及司法机关的追捕。在因直接参加起义而被捕的男女总数里，还包括相当多的（不可能有确切的数字）在牧月5日后镇压恐怖主义活动时被各区议会速捕的人。此外，由于仅根据职业称呼不可能确定社会身份（如往往难以区分师傅和帮工），所以要确定参加人民起义的各社会与职业阶层的精确数字便更加不易了。但是，缺乏有效的数字分析并不妨碍发现这样的事实：在工场主、手工业者、小商人、职员等1789年以来经常参加巴黎起义的各类人员中，雇佣劳动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根据一些描述性的材料，在牧月2日的各非法议会中，在武装力量的营队里，在国民公会被入侵的大厅里，各区的武器和弹药制造工人、手工行业的帮工、建筑业的季节工活动更为频繁，人数更多。
这样，革命群众的组成就明确了。他们既混杂又统一，并且都是巴黎底层的小市民。他们复杂的社会结构为芽月和牧月的行动以及1789年以来的人民起义都打上了同样的烙印。1830-1871年间的巴黎起义也继承了这些传统。他们既不是缺乏社会联系的局外人或“自治人”，也不是没有经过技术培训、因失业和贫困而扰乱秩序并易于被闹事者利用的无产者。他们是手工业者、帮工、职员、小业主、小商贩、小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的集合体。他们都被昂贵的生活和政治危机所激怒。
在起义中，无套裤汉是占绝对优势的，但是参加这些革命行动的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靠年金生活者和自由职业者。在夺取巴士底狱、马尔斯校场事件（1791年7月17日）、攻打杜伊勒利宫、共和三年牧月的爆炸性事件中都是如此。妇女在向凡尔赛进军、生活必需品骚动和1792年及1793年的抢劫杂货铺以及牧月的斗争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相反，在以政治性为主的斗争中（如马尔斯校场事件或攻打杜伊勒利宫）很少有妇女参加。1789年4月28日在市郊圣安托万发生的雷维庸事件中，几乎没有妇女参加。这是雇主与雇工之间发生的唯一一次真正冲突。在比较有组织的斗争中，手工业者往往是主要参加者。帮工，学徒通常和工场主一起行动。马尔斯校场事件和攻打杜伊勒利宫就是如此。斗争的热情在某些行业，如家具业、建筑业比较持久。木器工和高级细木工、瓦匠和木匠是革命群众的主要组成部分。鞋匠和锁匠也是重要成员。相反，在集中生产的工场工人中，除了煤气工人外，参加上述斗争的人较少。
上述分析证实了大革命史学的一个传统论点：圣安托万和圣马赛尔两个郊区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占优先地位。圣安托万的手工业者和帮工参加从雷维庸事件到共和三年牧月起义各次斗争的人数最多。在夺取巴士底狱斗争中市郊圣马赛尔的参加者很少。它从1791年夏起赶了上来，但在历次斗争中，它的参加者总是少于圣安托万。巴黎市中心的某些区也表现出革命的持续性，如阿尔西斯区、伦巴尔区、格拉维利埃区、博物馆区、奥拉托利会区、市场区和邦孔赛依区。
从泰纳到加克索特，保守的史学强调在革命群众中有流浪汉、无赖和罪犯，并且这些人是革命群众的主要成分。这是警察当局、反革命记者和回忆录作者对革命群众的指责。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有产者对“危险阶级”的惧怕。实际上，这种指责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根据。在我们掌握的68名雷维庸事件的被捕者和死伤者中，只有3个流浪汉和3个有前科的人。其中2人因犯轻罪曾短期服苦役，第3人是一名代号为“V”的码头工人，他是个小偷。在39个被指控为9月屠杀的帮凶并于共和四年被判刑的人中，没有一人以前上过法庭。攻占巴士底狱的662名胜利者，人人都有住宅和固定工作。文件表明，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1795年春）的被捕者中既没有乞丐，也没有流浪汉。更令人惊奇的是，在1792年1月和1793年2月抢劫杂货铺的事件中也是如此。
在接近社会边缘的阶层中，那些住在包租房里，即没有固定住处的劳工和失业者是革命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慈善工场的失业者曾参加了夺取巴士底狱前夕烧毁各入市税征收处的骚乱活动。至于那些没有固定住处的劳工，由于他们的数量多（根据唯一把他们单独统计的1795年人口普查，他们有将近1万人，分布在25个区），因此他们在参加斗争者中所占的比例高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他们占巴士底狱胜利者的1/10，杂货铺抢劫者的1/6，马尔斯校场事件参加者的1/5。
以上这些是构成革命群众基本成分的旧式的民众阶层，在当时被称作“无套裤汉”或“无套裤汉阶层”。在现代社会学看来，这些词的含义较泛；但是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它们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不知是谁根据人们的穿着方式发明了这个能区分其政治与社会地位的单词，有可能是贵族莫里神甫。而且，当山岳派获胜时，热情的积极分子和共和派都自称是无套裤汉。但是，佩蒂翁1793年4月10日在国民公会作了更明确的解释：“无套裤汉并不是指除了贵族以外的全体公民，而是指那些区别于有产业者的无产业者。”
无套裤汉以他们的服装区别于人，并且同更高的社会阶层是对立的。长裤是人民大众的标志，正如套裤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标志一样。一直身穿套裤的罗伯斯庇尔则把“穿金色套裤者”和无套裤汉对立起来。共和二年获月25日（1794年7月13日），一名警方密探在他的报告里把无套裤汉同“穿长统丝袜者”对立起来。巴贝夫则发展了词的意义，把全体法国人分为“套裤汉”和“无套裤汉”两大类。
此外，无套裤汉还因其他行为区别于他人。他们仇恨贵族、商业和财富，甚至憎恶富裕。是这种对立使得前第三等级内部的社会界限难以分明，而且无套裤汉本身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他们同贵族当然有明显区别，但是同中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就不明确了。心态中的人民性是他们同后者区分的重要标志。仅靠社会属性不能确定其是否为无套裤汉。一个反革命的劳工就不能成为一名好的无套裤汉；而一名爱国的资产阶级则很乐意被称为无套裤汉。社会属性由政治定义加以明确，二者不可缺一。这里既不凭口头的爱国主义，也不靠简单的思想赞同，而在于实际的政治表现。无套裤汉参加了历次全部的革命行动。共和二年西部方面军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鲁图斯·马尼耶在一封被截获的信里曾批评“政府对无套裤汉恨之入骨”。共和三年获月21日（1795年7月9日）当他被传讯时，有人问他，他所谓的无套裤汉指什么人。他说：“无套裤汉就是攻打巴士底狱、8月10日和5月31日事件的胜利者，尤其是那些人们似乎要与之势不两立的人。”无套裤汉既通过他们的政治表现，又通过他们的社会条件区别于他人。但社会条件比政治表现更难以确定。
政治动机远不能被排除在人民大众的表现之外，他们仇恨贵族，认为贵族在搞阴谋，要求摧毁特权和实现权利平等。但比这更重要的则是饥饿，它是掀起民众运动的主要因素，也是把手工业者、小业主、工人、职员等不同阶层团结起来的凝聚剂。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大商人、承包人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囤积居奇者。
巴黎法兰西卫队区的裁缝雅各布·克利克说过：“采购者仿佛和农场主串通，把一切货物以最昂贵的价格出售，以便让工人饿死。”他因为这句话于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被捕。在审讯时他大声宣告：”我被不幸激怒了。我是3个幼龄儿童的父亲，没有财产。我必须每天工作来养活5口人，在刚过去的这个严寒的冬天里，我几乎没有活于。”
三、革命暴力
阴谋这一主题具有感情色彩，并包含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一切关系都是人格化的，一切事件都具体化为人的形象。其他社会阶层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是一整套符号，每句话、每个动作，甚至服装都有其象征的意义，并且可以表达各种喜怒哀乐。这就是巴黎小市民的革命激情所在。以及他们的热情迅速高涨和复仇心理迅速膨胀的原因。若有人通过动作或语言表现出他属于使人民遭受饥饿的那股凶恶势力，那么小老百姓就会把一切怨恨和苦水都集中发泄到他的身上。他们不攻击整个制度，而是向那些成为替罪羊的个体或象征——人或产业——复仇。
平民对于“人”的复仇形式有焚烧或悬吊模拟像和组织相当严密的谋杀。
关于悬吊模拟像，根据书商阿尔迪的日记，1774年曾悬吊过财政总监泰雷神甫和大法官莫普的模拟像。他们被视为导致面包昂贵的罪魁。关于焚烧模拟像，1788年9月18日在格勒诺布尔焚烧了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的模拟像。司汤达在《亨利·布吕拉尔传》里写道：“对于前不久在丰塔尼尔一次欢快的大火里焚烧掉拉穆瓦尼翁模拟像之事，我几乎想不起什么来了（他出生于1783年，当时只有5岁）。我为那个用稻草扎起来的穿着服装的巨大模拟像感到惋惜。”根据书商阿尔迪的记载，在1789年4月27日市郊圣安托万反对工场主昂里奥和雷维府的骚动中，好几百人的队伍从圣热纳维叶夫山走向市郊圣马赛尔。他们举着悬吊的昂里奥和雷维府的模拟像，并高喊：“第三等级判处雷维庸和昂里奥在公共场所吊死并烧成灰。”
关于杀死替罪羊，1789年7月22日在巴黎沙滩广场杀死了巴黎总督贝蒂埃·德·索维尼及其岳父参政员富隆·德·杜埃。后者有一次曾说，假如人民没有面包，可以去吃草料。据阿尔迪记载，富隆在维里被捕，被带到巴黎市政厅前，“下颊上挂着一串荨麻，嘴里塞满青草，胸前挂着一捆草料，仿佛是一条锁链。”拉法夷特从市政厅的阳台上提议“同意把富隆老爷送往监狱的人举手”。但是人群高呼：“吊死他，吊死他，不要送监狱！”于是，富隆被抓起来，拖到沙滩广场，“立即被绳子吊在一根路灯柱上，升到30呎高处。但是绳子断了，后来又重吊了好几次。最后人们把他的脑袋砍下，扎在一条长矛尖上。”贝蒂埃被逼迫亲吻他岳父的脑袋，然后也被杀死。羞辱之极的是，他们的尸体被脱光衣服在街上拖拉示众。1789年夏，像这样当了不幸的替罪羊的大有人在。10月21日，面包店老板弗朗索瓦因为隐藏了小面包而被抓起来拖到沙滩广场，吊到路灯柱上。他的脑袋被砍下插在长矛尖上游街。
对于产业，人民大众的行动是从最普通的自卫反应——限价到以抢劫和焚烧进行惩罚。
人民大众限价的做法来源于小市民对于私有财产的观念。他们可以把不动产，如土地、房屋视为私有财产，也可以把动产视为私有财产，如工具和劳动产品。但是他们从来不把生活必需品看作私有财产，尤其当粮食缺乏时更是如此。在饥荒之年拥有生活必需品只能是靠囤积居奇；在人民大众的词汇表里，囤积居奇是一个意义很严重的单词，透过它表现出阴谋。由此产生了骚乱，如1793年2月25日人民到各店铺巡视以查明存货，并予以出售。这就是人民大众的限价，是饥饿的群众反对商人和囤积居奇者的自卫武器。由于记得王政时代在饥荒年月实行过限价措施，他们在这方面的信心更强了。在大革命初期，人民大众曾借国王的许诺或是地方当局迟迟不实践诺言，把他们强加的限定价格合法化。在1775年5月3日巴黎的面粉战中，奋起的人民就“根据国王的命令”限定过面包的价格。
当限价被拒绝时，抢劫就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惩罚愿望。1792年11月，安德尔－卢瓦尔省的行政长官在汇报省里的骚乱活动时，要求对必需的生活用品实行限价，以此作为危害较小的措施。人民群众要求限价，如若不予同意，他们就会武装起来，掠夺财产。1739年2月25日，那些拒绝实行限价的杂货铺被抢劫一空。根据《巴黎的革命》报导，示威者问道：“你有糖、咖啡和肥皂吗？我们通知你，如果你想要我们尊重你的财产，就得以我们规定的价格出售所有这类商品。”根据共和三年的一份揭发材料，同一天在市场区，“他们为在杂货铺的抢劫正名。他们说，人民有权利惩罚那些贪婪的杂货商”。法兰西卫队区的谢诺走得更远。他于同一时期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声称：“抢劫的目的是符合道德的。”抢劫符合无套裤汉固有的平均主义要求。生存条件的极大差异使个人的索回合法化了。然而，抢劫的狂热甚至在到达顶点时也只是针对出售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店。
捣毁是人民大众复仇心理的一种更高程度的表现。1789年4月27日在市郊圣安托万捣毁了昂里奥和雷维庸的工场。这一事件早已闻名一时。7月11日捣毁了囤积大量谷物和面粉的遣使会会士的住宅。据书商阿尔迪记载，“看到被他们称为囤积的大量物资时，造反者怒火万丈。为惩罚这些罪犯，他们毁坏了家具，进到地窖，捅破了所有酒桶。”1793年7月底，巴黎的供应困难到了极点。妇女们团团包围了各面包铺。20日，在莫贝尔广场被鸡蛋的昂贵激怒了的人民群众冲到货架上把陈放待售的鸡蛋全部砸烂。惩罚的意志在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表现出来。
焚烧经常伴随着捣毁同时进行，但是它具有另一种象征意义。它那既壮观又彻底的破坏能力使之具有一种近乎神奇的、必能起净化作用的价值。造反的人民正是用火来摧毁一切压迫和贫困的象征：1788年8月烧毁夜间哨所；攻占巴士底狱前焚烧巴黎入市税征收处；大恐惧时烧掉土地赋税簿籍和几座城堡。据书商阿尔迪记载，1788年8月29日，鲁瓦亚尔宫街区的青年人和圣安托万及圣马赛尔两个郊区的居民来到沙滩广场，焚烧了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的模拟像。“然后人群涌向设在新桥附近的哨所，把其彻底捣毁。他们赶走了里面的哨兵，夺走了他们的制服与武器以及在哨所里发现的一块金表和一块银表，并把它们统统扔进多菲纳广场上的火堆里烧毁。”这一天被捣毁和焚烧的还有其他8座哨所。民众把一切不能搬到多菲纳广场的东西都付之一炬。这是一场欢乐的大火，被作为象征而扔进火里的有市场的门、哨所的岗亭、警卫队员的武器和制服。焚烧完结后，运动也告结束了。1789年7月11日晚，烧毁拉肖塞当丹的入市税征收处引起了一场攻打入市税征收处的战争。到7月13日，40多个入市税征收处被焚烧，门窗、账本和收据统统被付之一炬。
对产业和人进行复仇，人民群众在饥荒年月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根深蒂固思想的表现。它产生于贫困与不安全。农民社会的可靠团结所提供的一整套保证逐渐消失也使这种报复变得更加强烈。
因此，暴力成为民众运动的特点之一。它使资产阶级终于和贵族决裂。
对于这种诉诸并颂扬暴力的行为，有时还需寻找其生物学方面的根源。共和三年牧月关于前恐怖主义分子的报告经常强调他们易怒和暴躁的性格。这就使他们容易发火，“使他们说出一些脏话而既不考虑也不感觉其后果。”更为普遍的是，反动派把所有的恐怖分子都不加区别地称作“嗜血者”。虽然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理解警方的揭发和报告，然而也不能不指出：对于某些人来说，暴力确实意味着流血。共和三年牧月9日（1795年5月28日）被捕的法兰西卫队区的呢绒剪毛工阿尔比洛，以其对妻子和邻居态度粗鲁而闻名。他性格“冷酷、野蛮”，宣称从9月大屠杀里得到了很大乐趣。在同一地区，一个名叫雅叶的人在共和二年说过“他想看到血流成河，一直流到他的脚腕”。他因此于牧月6日（1795年5月25日）被捕。妇女也常常赞同这种恐怖主义的狂热。勒佩勒蒂埃区的一个名叫博德雷的汽水女工，因为说过“她要吃那些反对无套裤汉的家伙的心”，于牧月8日（1795年5月27日）被捕。她也是用同样的原则扶养孩子的，“她的孩子们总是在说杀头、砍脑袋、血没有流够之类的话”。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方面，而且对此还需加以分析。也有的恐怖分子在日常生活里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邻居，是个“规矩人”。例如军械库区的鞋匠迪瓦尔。共和三年牧月11日（1795年5月30日），他因参加了1日的骚动而被判处死刑。据北郊区民政委员会的报告，在牧月5日（1795年5月24日）被捕的油漆匠约瑟夫·莫尔洛的身上体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一个是受他本性指导的人：温和、诚实、慷慨，集所有的社会美德于一身，并默默无闻地奉行着这种美德；另一个是为当时的危险驱使的人，在血腥的色彩中集一切极端的罪恶于一身”。对祖国的忧虑、对贵族阴谋的担心、骚乱时的气氛、警钟声、警炮声以及紧急集合号音，所有这一切促使这些人怒不可遏，造成了他们的第二性格。此外还有其他原因。生存条件造成的可悲的生物学后果、拥挤和卫生条件极差的房间（尤其是缺水）、有害健康的道路系统、地下管道难以想象的破烂不堪、健康的恶化以及风俗和行为的败坏，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暴力。因此，资产阶级感到在他们周围生活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大多数是勤劳的，但是由于生活条件不同，他们在外形、智力和道德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形成不同的阶层。
然而，人民群众的暴力行动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它具有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贵族的反抗迫使人民拿起武器。牧月5日被捕的小学教师穆萨尔在他的辩护书里这样写道：“有人会说，我太狂热了。不错，正义的热情在我身上燃烧，我充满自由的激情，我将永远热血沸腾地同祖国的敌人斗争到底。”断头台之所以深得民心是因为它是国民复仇的主具。它有以下各种美称：“国民铡刀”、“人民斧头”，“平等的长柄锄”等。1789年以来贵族的阴谋加剧了人民大众对贵族的阶级仇恨，这也是造成民众暴力行为的一个因索。共和二年风月6日（1794年2月24日），一个警方密探记下这样两段话：“现在还有断头台吗？”一个衣着入时、个子不高的人问道。“有。”一个坦率的爱国者答道，“因为背叛一直存在。”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无套裤汉赋予暴力和恐怖的政治意义。
在共和三年，使用暴力具有更加确切的意义。恐怖是经济统制的工具，它使全面限价得以实现，从而保证人民得到每天必需的面包。反动势力正好与放弃限价和严重缺粮同时发生。因此有人把恐怖和每日的面包等同起来，就像他们把人民政府和恐怖视为一体一样。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共和国区的木匠里希耶宣称：“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下，虽然鲜血流淌，但面包不缺。如今血不流了，但面包也没有了。因此，为了吃上面包，应该继续流血。”无套裤汉不会忘记，在恐怖时期他们是不缺面包吃的。人民大众的暴力行动和恐怖行为与要求得到每日必需的面包紧密相连。
假如没有人民大众的革命暴力，资产阶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不管群众对此怀有怎样特殊的目的，暴力和恐怖还是为资产阶级广泛清除了封建制和君主专制的残余。我们也不能忘记，资产阶级本身在同贵族斗争的危急时刻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的。“难道这些血就那么纯洁吗？”1789年7月巴纳夫就曾这样说过。⸭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