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结论 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
随着雾月政变，一直没能实现的最后稳定的时刻终于来临。新的现实在许多方面与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表示的愿望还相差甚远。社会还在融合，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尚未完善。国家的各个机构虽然经过督政府努力改革，但仍然效率低下。行政机构的组织也很不完善。持续不断的战争可能使一切都成为泡影。然而，主要的成果已经取得。尽管有过1799年夏那次最后的恐惧，建立在产业基础上的显贵们的至尊社会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在社会方面，自从1795年春巴黎的无套裤汉运动被粉碎以来，革命就终止了。从社会的继承性和机构的确立这两方面来看，执政府时期是这场革命悲剧的必然结局。
革命事业虽然没有完成，但它对于法国和当时世界的命运来说，仍不失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并且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能在欧洲和世界上确立起来，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具体方式因各国的特定条件而异。早在1789年前，英美两国的革命已经使盎格鲁-萨克逊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共和二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以及争取平等的伟大尝试，赋予了法国革命完全不同的意义。
通过摧毁封建结构、宣告经济自由，大革命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加速了它的进程。此外，贵族的反抗、内外战争也迫使革命的资产阶级把摧毁旧社会的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团结民众各阶层，它只得把原先只是为反对贵族而提出的权利平等原则置于首位。因此，法国革命事业在它后来的进程中表现出许多矛盾方面。这使它更加光辉，更加伟大。178年9大革命为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共和二年，它曾勾画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平等社会的轮廓。它是争取资产阶级平等和民族团结统一的革命。但是，共和二年的制度曾试图超越这种表面平等，并且给团结统一赋予社会内容，即把民众各阶层真正纳入国家范围内。这是一项由于矛盾重重而注定要失败的宏伟事业。但是它曾使全世界为之发抖，其反响至今仍在延续。
Ⅰ．新社会
假如考虑到1789-1799年这个时期社会冲突深刻的统一性，旧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民革命潮流的重要性，并试图对法国革命作出总结，人们就会发现，任何简单化的模式都与实际情况格格不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革命摧毁了旧的生产体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它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土地贵族（但需要具体说明其程度）。但是，特别是由于通货膨胀，革命也同时摧毁了在不同程度上和旧制度融为一体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此外，革命依靠经济自由确保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但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与传统生产体系紧密相连的那些社会阶层的衰亡，尽管资本主义在当时尚未牢固地确立下来（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
1．封建贵族的灭亡
土地贵族及其特权是革命资产阶级在农民和无套裤汉运动的帮助下，经过异常激烈的斗争之后被摧毁的。
贵族的土地基础通过取消封建捐税和什一税以及出售国有财产被摧垮。
封建捐税的收益极不相同，但不容忽视。它是许多贵族家庭收入的重要方面。使农民附属于贵族的针对人身的捐税权从8月4日夜里起就和什一税一起被取消了。1790年3月15日首先宣布针对土地的封建捐税可以赎买。立法议会在1792年6月18日宣布，取消没有原始文书证明的额外捐税，并不必赎买。8月25日又取消了对任何封建捐税的赎买。最后，国民公会于1793年6月17日永久地取消了一切封建捐税，并下令销毁一切封建契据。
出售国有财产对贵族也是沉重的打击。从1789年11月2日起，国有财产的首要来源——教会产业被收归国有。8月10日后一切例外都被取消，先后被没收的有教会工场的产业（1792年8月19日），马耳他修士会的产业（1792年9月2日），各圣职人员团体的产业（1793年3月8日）以及救济机构的产业（1794年7月12日）。1792年2月9日，国有财产的第二来源——流亡者的产业被收归国有，这一法律在3月30日被再次重申。1792年7月17日决定出售这部分产业。
由于归还被贵族以及新的继承法强占的乡村公社产业，贵族的地产更少了。1790年3月15日，制宪议会取消了在公社产业中实行了30年的“财产分类”办法。1792年8月28日，立法议会承认各市镇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在财产继承方面，新的继承权引起了财产的分散。1790年3月15日的法律取消了“长子权和男性特权……以及根据人的身份差异导致的分配不平均"。1791年4月8日的法律规定，在无遗嘱继承时分配必须平等。共和二年雾月5日和雪月17日（1793年10月16日和1794年1月6日），山岳派的法律重申要平均分配。立遗嘱人有直系继承人时只能支配1/10财产，只有旁系继承人时可以支配1/6财产，而且这部分财产只能授予非继承人。1793年6月4日，国民公会同意私生子参加分配其父母的财产。共和二年雾月12日（1793年11月2日）的法律规定，他们可以得到和合法子女同样的份额。这些法律的效力可追溯至1789年7月14日。然而热月党的国民公会废除了追溯效力。
贵族的人身和他们的财产一样也受到了打击。不算群众性的屠杀与合法的处决，僧侣和贵族作为社会等级消亡了。8月4日夜，把法国人分为3个等级的制度取消了，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切差别都不复存在。从此贵族降到了和普通公民同样的地位。1790年6月19日，制宪议会废除了世袭贵族、称号和纹章。而且，封建制的废除、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取消了领主对农民的一切特权，在法律上，他们和普通人等同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6条宣告，一切公民都可在国家机构担任公职，甚至要职。1790年2月28日的法律对军衔又重申了这一原则：出身不再享受任何特权。随着危机的加深，贵族除了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者外，都被逐渐革去公职。尽管人民大众不断呼吁，救国委员会却从未同意通过普遍措施剥夺贵族的公民权。反对贵族的立法在热月党和督政府时期都继续维持。这一点再次表明，即使在热月党执政后，阶级斗争的意识始终未变。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禁止流亡者的家属担任公职。此项法律被共和五年的保王派多数废除，果月18日政变后又重新恢复。在西埃耶斯的提议下，当局甚至考虑要驱逐在旧制度下担任过职务的贵族，并把其他贵族降到和外国人等同的地位。即使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只采纳了这些措施的第2部分，而且也从未实施过，它们的意义仍然是深远的。
穿袍贵族的消亡不仅是由于对贵族产业的打击，而且更可能是由于取消了买卖官职，并且规定用贬值的指券按官方价格偿还这些官职。建立在选举原则基础上的行政和司法改革，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通常是这类无职位的官员。
然而我们也不能言过其实。贵族从未被完全和永久地剥夺财产。即使所有贵族因废除封建制度和领主特权而遭到损失，但只有流亡者的土地被没收。许多贵族经过这场革命并无重大损失，而且还保留了地产。当然这些地产现在已成为从封建制下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类型的产业。此外，假离婚、通过顶替人赎买等方法也使一些流亡者保留或收回了部分地产。这样，一部分旧贵族保存下来。他们尽管失去了头衔，但仍然保持了一部分传统的地位。到19世纪，他们便和上层资产阶级融合在一起。
2．经济自由和民众各阶层的命运
和摧毁贵族一样，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在顽强地摧毁着同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水火不容的旧的生产和交换体系。显然，共和二年他们不得不向无套裤汉运动妥协，并重新接受限价和经济统制，但这只是反对贵族的斗争所必需的一段插曲。热月9日以后，在人民运动的废墟上，自由经济成功地确立起来，其后果对传统的平民各阶层尤为严重。
毫无疑问，从取消间接税到恢复入市税之前，城市各平民阶层一直能得到某些好处（间接税是使他们生活费用昂贵的原因）。但是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好处。这种情况至少一直维持到督政府后期粮食丰收、物价下降时为止。1791年2月2日的“达拉尔德法”废除了行会。在手工业者里，如果说帮工从此可以自己开店，因而感到很民主，那么该法律却损害了师傅的利益。广大工资劳动者的工资虽有提高，但持续的失业、救济机构的瓦解、尤其是纳税人政权和勒夏普利埃法使他们的低下地位合法化，这些因素造成他们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
自由经济促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并由此加快企业的集中。随着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变，传统平民各阶层的结构遭到了破坏。当然，不应该过分夸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进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局势发展，尤其是战争的限制。并且，资本主义只是在某些部门，如棉纺织业里发展得比较迅速。但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它将必然使广大的无套裤汉沦为无产者。资产阶级革命把不能自卫的城市人民各阶层交给了新经济形式的领导者。1791年6月14日的勒夏普利埃法禁止“结社”和罢工，它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有效工具。
无套裤汉的分化是因革命加速了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在构成1793-1794年间民众运动骨干的中小生产者和商人里，有的人发财致富成为工业资本家；有的人仍然是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大部分人则逐渐被淘汰，从而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手工业者和帮工预感到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从手工业者上升到工业资本家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惨遭失败啊！）。帮工知道机器会增加他们的失业；手工业者则明白资本主义的集中会导致他们的工场倒闭，使他们沦为雇佣劳动者。在整个19世纪，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应该指出从1848年6月到1871年巴黎公社这一时期，他们一部分沦为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则变为传统的人民阶层是很有意义的。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些阶层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而退化的程度，同时可以了解19世纪历次革命尝试的某些动机和弱点。
3．农民的解体
大革命中的土地改革给农村各阶层带来的好处是不平衡的。把这些阶层联结起来的主要因素（消灭封建制）一旦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差别就开始加大。革命极大地增强了有地农民的力量。只占有小块土地或无产业的小农经过激烈的斗争，在革命后不像城市人民各阶层那样一无所有。即使革命加速了农村公社的瓦解，但它却没能把它完全摧毁。
有产业的农民独自享受到废除什一税、封建实物捐税以及实行税收平等的好处。各类佃农和无地农民只能从取消奴役和涉及人身的特权中得到好处。国有财产出售的具体方式有利于加强已经拥有地产的自耕农、大农场主以及大农业发达地区的佃农的产业。即使在对农民最有利的时期山岳派制定法律的时期，国有财产拍卖也只对有产业的农民有利。1793年6月10日法律规定分配公共土地，这有可能使贫困农民成为私有产业拥有者，进入农业集约化的渠道。但实际上，不分年龄和性别，按居民人头分配土地会造成地产分散，因此遭到大部分农村公社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每人得到的份额太小，而共同经营牧场则更为有利。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和小农的利益，正像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还有别的牌可打（如分割大农场）。“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也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做。有产阶级把大部分国有财产都据为己有。在诺尔省，教会的地产不复存在（在1789年它高达总数的20%）；贵族的地产在1802年从22％降到了12%，由此可见特权阶级毁灭的程度。在这同一时期里，诺尔省资产阶级的地产从16％上升到28％以上；农民的地产从30％上升到42％以上。但是，只有考虑到当时北方农村人口急剧增长，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上述结果。
新确立起来的财产权的观念是有产业农民的观念，即资产阶级的观念。农村广大群众并不仇视个人产权的原则，但是他们认为个人产权绝不能超越集体权利，即共同放牧权和二茬草权、拾落穗权、森林使用权。公有地被小农认为是公共财产。制宪议会宣告了耕种和圈地的自由，废除一切规章限制，导致“强迫轮作”和“义务轮作”在原则上被淘汰。人工草场即使不圈围栏也不能实行共同放牧权。这样，大革命加强了大地主和大农场主的地位（除规定最高限价时期外），自由贸易进一步壮大了他们的实力。当然，农民永远颂扬大革命使他们的村庄结束了贵族统治。土地革命虽然表面激烈，其实际效果却很温和，甚至“保守”（勒费弗尔语）。从此，少数强大并忠于新秩序的有产业农民在保守的抉择方面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贫苦农民的条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但他们保住了其传统地位的主要方面。从总体来看，他们没能获得地产。但是，革命中的历届议会没有敢永久地摧毁农村公社，废除公共产业和集体使用权。围圈土地是准许的，但并不强迫。这一规定在整个19世纪一直保待着，未被淘汰，因为至今仍然有效的1892年法律规定共同放牧权的废弃取决于全体村民的意志。因此，革命在这一领域里只达成了一项妥协。但是，当人们把法国农业的发展和英国农业的发展进行比较时，就可发现其全部意义。集体使用权按照农民的意愿被保留下来，然而土地和经营的分散却大大妨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小生产者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给法国的政治史带来某些独有的特点。假如圈地和地产重新组合像在英国一样被强行规定，那么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将会和工业领域一样获得彻底胜利。封建贵族顽固地反对革命，在长时间里阻止了资产阶级同它达成任何政治妥协，并迫使资产阶级向农民，甚至向贫苦农民让步，因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会使贫苦农民变得更加令人生畏。
还有必要在这里指出一些细微差别，在旧制度时的农民社会结构里就可以见到这些差别。在大规模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农场主都积极要求农业资本主义化。农村公社因其主要成分外流而很快瓦解：迅速地无产阶级化的贫苦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和大工业必要的劳动力。在进展缓慢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地区，农村公社因其内部有地农民和竭力维护土地和树林使用权的贫苦农民之间的对立而遭到破坏。于是两种经济形式互相对峙，一种是过时的旧形式，一种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个人主义的新形式。这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隐约的、尖锐的斗争。它经常通过传统的农村骚乱表现出来。最后一次斗争发生在1848-1851年间，这既不是最缓和也不是最一般化的斗争。
4．新老资产阶级
准备并进行了这场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的受益者。但是，不同的阶层受益程度各不相同。资产阶级仿佛经过了彻底的改造，它的内部平衡也发生了变化。在它的队伍里，原来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地位最为显赫，现在他们已让位于那些商人、企业家以及领导生产和交换的人了。
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即和旧的经济、社会体系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和贵族同样的命运。拥有封建领地并一直依靠各种土地收入过着阔绰生活的资产阶级丧失了封建捐税收入，而他们收取的房租和地租一直被用贬值的指券来支付。共和三年热月2日（1795年7月20日）的法律才规定地租的一半必须用谷物缴纳。“官员”资产阶级和穿袍贵族一样，也因废除了买卖官职而毁灭。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也因1793年8月8日取消了律师等级、地方学院和大学而遭到打击。商业大资产阶级则因废除了间接税的承包制而受到影响。1793年8月24日国民公会甚至取消了股份公司。大金融集团也因交易所被关闭，兑现银行消失而深受其害，如同共和二年受到限价和管理条例，即限制利润的约束一样。革命捐税和强迫借款对已有的财产是沉重的打击。此外，还应看到革命对某些部门的资产阶级的打击以及通货膨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传统的资产阶级比工商业资产阶级更喜欢把余钱用于发放抵押贷款或购买公债券。共和三年，指券的垮台促使债务人用贬值的纸币归还本金，了结抵押债务。共和三年获月23日（1795年7月10日）的法律禁止索还1792年7月1日以前的债务和提前索还其他债务。国民公会时期康邦的“清理永久和终身债务法”以及督政府时期拉梅尔的“2/3破产法”（即“清理法”）对他们又是新的打击。这些事实都说明为什么大部分旧制度时的资产阶级站到了反革命一边，并且和贵族有着共同的命运。然而，如果他们的财富主要是地产，而动产只占其财富的一小部分，这些资产阶级只要没有逃亡，就保住了他们的大部分产业。混乱的局面结束后，他们重新有了收入。他们的至尊地位虽然因拥有地产而得到社会认可，但却远不如从前那样无可争议了。
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成为头面人物了，这就是金融和经济巨头。从事投机活动，出售国有财产，提供军队的装备、武器、供应以及对被征服国家的剥削，这些给工商业者提供了扩展事业的新机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财富积聚不断发展。当然，资本主义的进展是缓慢的，企业的规模通常都不大，商业资本主义仍占优势。然而，主要在纺织行业里已出现了一些大企业，例如：巴黎的理查-勒努瓦尔、帕西的博温斯、波尔多的拉舍夫蒂耶尔、亚眠的雅奈特等开办的工厂。多菲内的佩里耶（又名米洛尔）、图卢兹的布瓦耶-丰弗雷德都是大工业家。但是这些新的巨大财富的来源主要不是工业生产，而是投机倒把和军需供应。大盘“公司”利用督政府的软弱掠夺国家财富：朗谢尔公司和博丹公司专长军需供应；弗利斯公司专长服装；莫纳隆公司专长炮兵车辆。资产阶级因吸收了这些“新富豪”而更新了队伍，其中金融家乌弗拉是最典型的人物。这些人经常给督政府这家“大公司”定调。他们是新社会真正的冒险家，通过他们的事业精神和冒险欲望使领导阶级复苏。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鼻祖，从他们的行列里出现了一批工业资本的创始人，他们撇开投机事业，把资本投入生产。
当时的形势使那些比资产阶级低一等的大量小商人和少部分手工业者扩大了经营，增加了生产，积累了财富，从而脱离了平民行列而进入资产阶级队伍。在这方面，投机经常是社会地位上升的手段。新的领导阶级不久就在这个中产阶级队伍里吸收各级公共行政机构的官员和自由职业者。
经过10年动乱，新社会的各种特点尚未最终定型，但是它们的轮廓已经很清楚。有产者要求恢复秩序的愿望，无论是为了保护拯救下来的原有财富，还是为了和平地享受新积聚的财富，都有助于执政府的稳定。新社会的结构在拿破仑时期得到巩固。于是，在建立保证资产阶级优势地位的国家机构时，开始了新统治阶级各类成员的融合：焕然一新的资产阶级和归顺他们的贵族在富有农民的协同下把国民和财产等同起来。这样，1789年人们为大革命确立的目标之一终于达到了。
5．意识形态的冲突：进步与传统，理性与感情
思想运动在整个革命时期反映了社会、政治冲突。传统的社会框架解体后，许多人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秩序。社会变迁引起不同人之间的混杂以及人们的思想易于激怒。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非理性的威望和力量。革命是启蒙时代的结局。反革命用权威和传统来对抗理性主义，并诉诸感情和本能的潜在力量来反对它。聪明才智的优势地位受到了直觉的挑战。反理性主义的反动也扩展到文学艺术领域。如果说，古典美学和古代的影响通过达维德还继续有力地统治着造型艺术，那么传统的文学形式却被抽空了全部实体。古典的科目很难抵御社会变迁、个人解放以及感情的激怒带来的冲击。像整个社会一样，文化生活也处在动荡之中。
科学研究仍然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天下。1789年出版了拉瓦锡〔原译名为拉瓦锡埃，根据今天的习惯翻译改为拉瓦锡——校对者〕的《化学论》，1796年拉普拉斯发表了《行星体系阐述》，1799年蒙日发表了《画法几何论》。这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史上3个重大的年代。拉瓦锡分析了空气和水，并创立了普遍原理，如物质不灭的原理，总结了当时化学研究的全部成果。拉普拉斯为了解释世界的起源，提出了星云说的假设，即星云的逐渐凝聚可能产生恒星和行星。至于蒙日，他创造了一门新的数学学科——画法几何学。在自然博物馆任教的是当时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居维埃、若弗鲁瓦·圣依莱尔、拉马克。共和八年，即大革命末期，居维埃发表了《比较解剖学教程》，这是划时代的科学综合。而一直主张物种不变学说的拉马克在1794-1800年这一期间构想了物种变异论的伟大假设（他的《动物学哲学》1809年才出版）。
人文科学领域是“思想家”们的沃土。他们维护了理性和经验的首要地位。1795年后，这些“思想家”云集在法兰西研究院的第二分部，即道德和政治科学部以及国民公会创办的各高等学府里。他们拥有《哲学旬报》，并通过其门徒掌握各中心学校。他们对传统和恢复宗教仍然持反对立场。
德斯蒂·德·特拉西在介绍迪皮伊的著作，即出版于共和三年的《一切崇拜的根源》时指出：“神学是世界幼年时代的哲学，现在到了它让位于理性时代的时候了。它是想象的成果……而另一种哲学则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基础上的。”
因此当时的思想意识处于18世纪的哲学和实证主义之间。1795和1796两年，卡巴尼医生在法兰西研究院宣读了组成《人的肉体与精神之关系》（1802年）的12篇论文中的前6篇。由此可见，他是心理生理学的创始人。另外，他也很关心建立道德科学，认为这和人体科学一样可靠，能够为独立于宗教信条的道义提供坚实的基础。硝石制造所的医生皮奈尔在同一时期创立了心理病理学。1798年他发表了《论精神错乱或痴想：医理与哲理的探讨》。许多关于习俗研究或思想史的著作仍然充满18世纪的精神。继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习俗与精神》（1756年）之后，曾以故事集《埃及和叙利亚游记》（1787年）闻名的沃尔内，于1791年当制宪议会的议员时发表了《论毁灭或关于古帝国的衰亡的沉思》〔注：本书中不少历史事实取自东方各大帝国。作者的结论是：人的一切不幸是由于放弃了“自然宗教”，尤其是由于专制主义和神权统治的弊害。——译者〕这一巨著。他在作品里重申了18世纪反宗教的全部论点。斯塔尔夫人以她的著作《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1800年）为扩展文学批评作出了贡献。她指出：“我试图分析宗教、道德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这是把历史批评引入文学作品的研究。
然而本世纪哲学的最后一部杰作是由孔多塞撰写的。他同吉伦特党人一起被捕和监禁，于1794年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之概述》，对人类可以尽善尽美并无穷尽地进步表现了坚不可摧的信念。他认为，科学领域的进步也是无止境的：
“随着人们对更多事物间众多联系的认识，他们就能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它们，并能用可以举一反三的形式介绍它们。”
在从属于科学的技术领域里，进步同样是无穷尽的。在道德科学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同样受一些可认知的规律支配。为了对笛卡儿这位思想和方法的革新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国民公会于1793年10月2日通过法令，把他的遗骸迁入先贤祠：“勒内·笛卡儿不愧享受伟大人物应有之荣誉。”
反理性主义的反动潮流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那些因种种原因曾遭受革命冲击或苦于旧社会的瓦解的人很快就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本世纪的思想。这种对启蒙时代的谴责，从1749年起在流亡者中间表现出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神父萨巴蒂耶·德·卡斯特尔在他意味深长的著作《用以了解政府真正原则的道德和政治的思想与观察》里写道：“人民越是受到启蒙就越是不幸。”权威、传统、启示宗教、壁垒或庇护所再度流行起来。归咎于启蒙思想和革命的那些错误被认为来自一种虚假的信仰，即以为原则是由人类制定的，而实际上原则是不能分析，并且是超越理性微不足道的能力的。
这一运动在法国本土还很弱小，而它在国外流亡者中间却越来越大。一些人只满足于非理性地解释事态的发展。巴吕耶尔神父在他1797-1799年发表于汉堡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史的回忆录》里，把法国革命归结为共济会的一次可悲的阴谋：
“在这场法国革命里，所有事态，以至最骇人听闻的罪行，都是经过事先预谋、策划、安排、决定和规定的。一切都是最卑鄙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因为这都是由那些惯于在秘密社团里策划阴谋，并且善于选择时机促使阴谋得逞的人准备并引导的。”
另一些人把灾难的责任归咎于天数或“事物的力量”。夏托布里昂在他1797年发表于伦敦的《革命的历史、政治、道德面面观》里频繁地引述“事件的命定性”，“支配着各帝国的天数”，“这种叫做事物力量的必然性”。但他最终发现自己对此不能理解和无法解释：
“尽管我们百般努力去了解造成各国动乱的原因，但我们仍然感到有些事情无法解释。有一种我不了解的、不知隐藏在何方的因素，而它仿佛是一切革命的动力。”
加入英籍的日内瓦人马莱·迪庞表现了同样的反理性主义。他用“事件的命定性”、“事物的强制性，即这种独立于人和政府的力量”来解释大革命。从“事物的力量”到“上帝的旨意”只相差一步。
反革命的理论基础首先是由1796年同时出版的、大同小异的两部著作构成的。一部是博纳尔子爵的《论世俗社会里政治与宗教的力量》；另一部是约瑟夫·德·梅特尔的《论法国》。
在《论法国》里，约瑟夫·德·梅特尔肆无忌惮地用神力来解释事件的发展：
“我们大家都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拴在上帝的宝座上。这条锁链拴住我们但并不勒紧……在革命的年代，拴住人们的链子突然缩短，因此人们的行动受到局限，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是法国革命牵着人们的鼻子走，而不是人们在进行革命……建立了共和国的人们是不由自主的，并且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他们被事态的发展推到这一步他们只是受到某种更英明的力量的驱使而已。”
上帝“惩罚是为了使人再生”；法国违背了基督教的感召，因此必须要接受血的洗礼以获得新生；反革命将在上帝规定的时刻发生。这些系统观点为“圣彼得堡之夜”做好了理论准备，对于战争更是如此。“战争本身是神圣的，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正统王权派找到了理论家，王位僭望者奖给约瑟夫·德·梅特尔50枚金路易以资鼓励。
在《论政治和宗教的力鼠》里，德·博纳尔提出了一种超越；事物发展和摆脱偶然性的社会实体的理论：
“人们不能给子宗教或政治社会任何结构，正如他们不能给予物体重力或给子物质体积一样。”
君主制是典型的“法定社会”，它的特点是权力的统一，具有必要的社会区别和等级，笃信基督教。法国君主专制的成功与失败，历来取决于它是否忠于内在的构成法则。《论政治和宗教的力量》尤其以尽力抽象为特点，是流亡者队伍中理论复兴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这些著作都发表在国外，因此起初在法国鲜为人知。法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主要利用顽固的反理性潮流。卢梭颂扬的感情和直觉的潜在力量是人们对付当时苦难的一种手段。此外还有从神秘学和天启论演化而来的秘传学说，以及虽已分裂但仍然起作用的传统宗教。尽管在社会方面很保守的政府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继续仇恨天主教，在人民群众里宗教活动已明显减少，但是传统的宗教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庇护所和一种安慰，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座壁垒和一种保障。这些态度为波拿巴恢复宗教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学运动也表现出同样的对立。革命的冲击造就了一些新的形式，但是政治的激情没有能力更新旧有的古典形式。然而语言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单词被赋予一种新的感情色彩。人们喜欢用的词有国民、祖国、法律、宪法……厌恶的词有专制、贵族……它们仿佛被一种内在力量改变了面貌。
传统的形式——戏剧与诗歌，除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外，由于一味效仿过时的古代模式，僵硬地拘泥于形式和规范而陷入绝境。
在诗歌方面只有一些二流的诗人，如德利尔神甫（1758-1813年）、埃库沙尔-勒布伦（又名勒布伦-潘达尔，1729-1807年）。后者的主要诗作是《“复仇者”号颂》（1794年）。对爱国主义的颂扬和政治的激情导致一些更加有力，更加振动人心的作品问世。祖同成为新的崇拜对象。罗热·德·利尔的《莱茵军战歌》（《马赛曲》，1792年4月25日）和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出征歌》（1794年7月14日）的诗句都是奉献给祖国的。自由和爱国主义激励着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年）的灵感，他于1791年写出了《网球场誓言》。不久，他的革命热情衰退。由于被怀疑，共和二年风月17日（1794年3月7日）谢尼埃被捕入狱。他写出了《年青的女囚》和《讽刺诗》，它们在形式上借鉴古代诗歌，并且洋溢着个人的狂热感情，开创了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先河。
戏剧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时代的冲击。形式仍然是古典主义的，但是内容变成了民族的和共和主义的。1791年1月13日，制宪议会废除了王政时代的审查制度和戏剧方面的一切特权，“任何公民都可以开设公共剧院，上演各种形式的戏剧”。巴黎开设了约50座剧院，艺人由旧制度下的贱民变为演员公民，他们在革命运动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1793年，剧院成为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学校。8月2日，国民公会下令在各市政府指定的剧院每星期演出3场“关于布鲁图斯、威廉·泰尔的悲剧以及其他表现革命光荣事件和自由捍卫者高超品德的戏剧。每星期有一场的演出费用由国家支付。任何剧院如上演败坏公众思想，唤起对王政可耻的迷恋的剧本将被关闭。”
共和二年风月20日（1794年3月10日），法兰西剧院改为人民剧院。有些剧本不折不扣地取材于当时的时事，如西尔万·马雷夏尔写于1793年的《对国王们的最后审判》是一部独幕散文预言剧。剧中表现所有的君主都被流放到一座岛上。最多产的剧作家是玛丽-约瑟夫·谢尼埃（1764-1811年）。他的悲剧或取材于古代（《卡依于斯·格拉絮斯》，1792年；《蒂莫莱翁》，1791年），或取材于民族历史（《查理九世》，1789年；《让·卡拉》，1791年），但都洋溢着革命精神，影射时政。然而，除了过时的形式外，这些丰富的应时剧无一能流传后世。
一些与革命运动直接有关联的新形式应运而生。文学艺术为斗争服务，它通过报章杂志和议会及俱乐部的讲坛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新形式同历史的关系比文学更为紧密。
如夏托布里昂所说，政治雄辩是“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过程中无需培养就能自动发展起来”。确实，雄辩是革命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雄辩受到启蒙哲学的培育，有时很抽象，充满了对古代的回忆；有时不免富于夸张，而通常又是热烈和燃烧着激情的。米拉波到1791年4月2日去世前始终以他那运用自如的力量、他那强壮的体魄和刚劲的丑陋统治着制宪议会的讲坛。他《关于1/4捐税》和反对破产的演说（1789年9月24日），以及他对控告者的回答（1790年5月22日）一直堪称佳作。韦尼奥的雄辩更加优美、流畅，这位吉伦特派的雄辩家喜欢大段发挥和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并乐意使用普通的修辞手法，如重复，譬喻，回顾希腊、罗马等。丹东以即兴演说著称，他不太考虑演讲艺术和篇章结构。他的风格类似米拉波（人们给他的外号是“平民的米拉波”）。罗伯斯庇尔的雄辩尽管常常缺少自发性（他总是预先精心准备他的演说），但他却以逻辑性强和原则的坚定性，以及热烈而有节制的激情使人信服。圣茹斯特的雄辩术更为有力，他的文体有时更为艰涩，充满了经过精心推敲的句子（如“把自由变得冷酷无情”）。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政治雄辩的学院气变得较重，渐渐失去了光彩。到了执政府专制时期，雄辩之风告终。
由于新闻自由，政治新闻业从1789年起得到了巨大发展。1792年以后实际上对报刊有所限制，但仍然阻挡不了其发展趋势。旧制度时期以文学为特色的刊物（《法兰西报》是周刊；《信使》为月刊）由新闻报刊所取代。它们无疑是革命时期真正的文学形式。保王派的报纸被迅速淘汰。里瓦罗尔为之撰稿的《全国政治报》从1790年起停刊；《使徒行传》于1791年10月停刊；鲁瓦尤神甫的《国王之友》于1792年5月停刊。从1789年起，爱国者的报刊在政治和文学上占据统治地位。它们主要是：埃利泽·卢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马拉的《巴黎政论家报》（从第6期开始改为《人民之友报》）以及卡米耶·德穆兰的《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此外还有米拉波的《普罗旺斯邮报》（1789-1791年）、孔多塞为之撰稿的《巴黎编年史报》（1789-1793年）、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报》（1789-1793年）以及罗伯斯庇尔在1792年5-8月出版的《宪法捍卫者报》。共和二年霜月（1793年12月），卡米耶·德穆兰创办了后来只出过7期的《老科尔得利报》。在这些政治新闻报刊上可以看到革命雄辩的特点，如对主义执著追求，激烈地论战，比较讲究修辞，引述古代历史。《老科尔得利报》的第3期仿佛就是塔西伦文章的改写。平民新闻的主要代表是马拉的报纸以及1790年11月由埃贝尔创办的《迪歇纳老爹报》。埃贝尔是一位满腔热情、富于想象的优秀记者。他文体色彩浓艳，努力反映人民的愿望并成为其代言人。热月政变后，报刊从整体上看是反雅各宾的和保王的。以上这些大量的政治报刊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有3份：创办于共和二年花月的《哲学、文学与政治旬报》；潘库克的《民族报》（又名《世界导报》），它创刊于1789年11月24日，至1803年改为官方报纸；《辩论与法令报》，它的第1期出版于1789年8月29日，其后来的历史相当悠久。
如果说大革命在文学创作方面不可否认地受到一些制约，那么在艺术领域里却出现了能够满足伟大时代和广大公众要求的表现形式。在绘画、音乐、国家节日庆典的布置图和壮丽场面等方面，大革命都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这些艺术不是以引起少数玩赏家的兴趣，而是以激发团结一致的人民的革命热情为目的的。
经常有人指责大革命破坏了文物。如果说确实有许多文物遭到破坏，那么历届革命议会为保护国家艺术遗产所作的努力却是始终如一的。在制宪议会时期，文物委员会曾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考察和审定一切值得保护的文物。在国民公会时期，公共教育委员会和临时艺术委员会也起到同样的作用。1791年5月26日，制宪议会责成卢浮宫汇集一切科学和艺术杰作。共和二年雪月27日（1794年1月16日），国民公会决定这一艺术宝库由4个部分（绘画、雕塑、建筑、古代文物）组成的博物馆加以保管。亚历山大·勒努瓦尔把大量艺术珍品，尤其是因民众憎恨王政而摧毁的圣德尼修道院〔注：圣德尼修道院建自7世纪，后为王室墓园，是帝王祭祀祖宗并在死后安放陵墓的地方。其中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很多，尤以文艺复兴时期古墓为贵。大革命中曾受到一些损失。——译者〕里的雕像，集中到小奥古斯坦修道院。共和二年果月15日（1794年9月1日），国民公会以此为基础创建了法国文物博物馆。
艺术家也获得了解放。在达维德的推动下，他们从1790年起对于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垄断罗马学校和美术作品展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美术作品展览从1791年起向全体艺术家开放。1793年8月8日，绘画与雕塑学院和其他所有学术院、大学同时被取消。在这一领域里，革命的冲击也使创作者的灵感为之一新。
1793年的美术作品展览说明上写道：“庄严朴素的共和派也许感到惊奇，为什么在欧洲联盟包困自由之土的时刻，我们仍然致力于艺术……我们决不同意这句名谚：战火之下无艺术。我们很愿意重提一件往事：在被围困的罗德斯城中，普罗托热纳〔注：普罗托热纳是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名画家，作品力求完善，往往经年累月始成。——译者〕专心描绘着一幅杰作。”
在最危急的时刻，这短短几行字表明了整个革命时期鼓舞着大多数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艺术不能脱离争取自由的总斗争。1793年3月19日，在向国民公会赠送一幅表现米歇尔·勒佩勒蒂·埃因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而被刺杀的油画时，达维德宣告：
“我们每人都应以大自然赋子的才华为祖国尽责。尽管形式不同，但大家的目标必须是一致的。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竭尽全力用一切手段启发同胞，不断向他们呈现英雄主义和德行的最崇高表现。公民们，上天把财富赠给了他所有的孩子，他要求我用绘画的手段表达我的灵魂和思想。”
达维德（1748-1825年）作为画家和共和国节日的组织安排者统治着革命艺术。遵循温凯尔曼的教导（他出版于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在1766-1793年曾3次被译成法语），达维德转向仿古。他在描绘只能感觉得到的颜色和掌握易于理解的形式上达到了高超的技艺。达维德同法国18世纪的艺术传统决裂。他首先以古代的系列作品出名：《贺拉斯三兄弟宣誓》（1784年）于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中重新和《苏格拉底之死》（1787年）、《布鲁图斯》（1789年）一起展出。此外还有《萨宾妇女》（1799年）以及完成于1800年至1804年的《列奥尼达斯》。达维德一度曾放弃描孕古代形象，让他的艺术为革命服务。他勾画了《网球场誓约》的草图（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绘制了国家节日庆典的许多布置图，创作了《自由的殉道士勒佩勒蒂埃》和《马拉之死》。在画中，马拉躺在浴缸里，身上盖了一幅被单，胸膛被刺穿，为国殉难。画面上可以看到马拉赤裸的上身和流血的伤口，缠着白色马德拉斯布的脑袋垂在肩上，嘴角仿佛发出了痛苦的微笑，在下垂着地的手里还紧握着他用来写作的笔。地上是凶手的匕首……这幅动人的名画悬饰在国民公会大厅。它颂扬公民的高尚品德，唤醒代表们替惕救国事业所处的危险。从达维德的古代画到他的革命画，其统一性来自高尚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
然而，18世纪的艺术继续存在。特别“敏感”的画家格勒兹（1725-1805年）仍活着，此外还有更为细巧而又是无可比拟的画家弗拉戈纳尔（1732-1806年）和喜欢描绘废墟的浪漫主义画家于贝尔·罗贝尔（1733-1898年）。罗贝尔的某些作品表现了现代生活的确切含艾。晋律东（1758-1823年）和达维德一样醉心于描菇古代形象，但是他的作品里已经表现出浪漫主义前期的某些特征。最后，在雕塑领域里有以仿古雕像并尤其以人物塑像著称的乌东（1741-1828年）。
音乐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双重性。通过格雷特里（1741-1813年）和达莱拉克（1753-1809年），18世纪的传统得到了继承。但与此同时，革命的激情使得灵感和方法为之一新。戈塞克（1733-1829年）、梅于尔（1763-1817年）以及格雷特里创作了大量赞歌，在国家节日时由庞大的群众合唱队演唱，歌颂爱国主义热情和共和国的公民责任感。《7月14日之歌》的曲调取自戈塞克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联盟节颂歌》谱的曲，它始终是最优秀的歌曲之一。梅于尔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歌词谱写的《出征歌》和《马赛曲》一样，都是热月反动时期和督政府时期共和派战士对抗保王派歌曲《人民的觉醒》的战歌。戈塞克首先倡议成立国立音乐研究院，该倡议于共和二年雾月18日（1793年11月8日）被国民公会采纳而得以实现。共和三年热月16日（1795年8月3日）这所研究院改名为音乐学院，以“演奏和教授音乐”为目的，其领导核心由5名督察员组成：戈塞克、格雷特里、梅于尔、勒絮尔和谢吕比尼。这足以说明，在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各种形式平分秋色，18世纪的艺术和新的表现形式在一起共处。
因此，知识界和艺术界同整个社会一样，其特点是既有决裂也有继承。理性主义和传统，智慧和感情互相冲突。古典艺术形式始终占统治地位，但是浪漫主义已经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翻译了奥西昂的作品。斯塔尔夫人在1800年申明她偏爱北方文学：“北方人民遭受的苦难比享受到的乐趣更多。但他们的想象力却因此更为丰富。”这时还出现了无视时代苦难，以骑士和行吟诗人为主题的、关于“美好的古代”的传说。这种传说很快又加上了夏托布里昂大力宣扬的对伤感的天主教的追忆。通过这种感觉和思想的更新，贵族和流亡者隐隐约约地寻找使自己融合进新秩序的办法。新的资产阶级同样怀有寻求稳定的愿望。它并不关心思想意识，对原则也很漠然，只考虑享受和往上爬。因此，它特别要求维护既得的新特权：这也是革命事业的主要成果。要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超过了思想意识的对立。富有的资产阶级和平静下来的贵族准备支持能保障他们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或是新近取得的或是部分地恢复的）的强有力政权。
Ⅱ．资产阶级国家
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在神授权力理论基础上并保障贵族特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代之以建立在国民主权和公民平等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和世俗国家。按照纳税多寡来执行这些原则，从而使新建立的机构和革命后的社会结构协调一致。因此，新国家只能是一个保护新统治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国家。
1．国家民主权和纳税组织
8月4日夜晚实现了在法律方面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所有公民不论出身如何一律平等。“各省、公国、地方、县、市和居民区的特权”也都被永久取消。买卖官职被废除。1789年11月3日的法令决定无限期关闭各级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一切限制国家权力的因素都被扫除，包括特权、中间体、地方主义、旧自主的残余等。旧的国家机器垮台了。经过根本的改造，国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了。
国家的改造及其权力的削弱源于国民主权这一原则。国家不再是君主的私有产业，当家作主的人民是国家的本源。根据天赋权利的理论，社会建立在其成员之间自由契约的基础上；从此，国家也建立在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契约的基础之上。因此，国家必须为公民服务，正如1789年人权宣言第2条指出的，国家应该保证维护人的天赋权利。1791年的宪法把君主置于国民之下，把执行机构从属于立法机构，并把权力严格分开。通过选举，它把国家机器置于公民手中。于是，中央权力因公共机构重新组织而被削弱。在地方，自治也取代了中央集权。1789年12月14日关于市政府组成的法律，12月22日关于初级议会和行政议会组成的法律，都规定了最广泛的权力分散。国家被解除了武装，税收不再由它掌握，维护治安也由各市政当局负责。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然而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国民主权只掌握在纳税人手中，积极公民依附于显贵，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的私产。贵族的反抗和内外战争考验了这个新的结构。但它自1792年8月10日后便不复存在。
国家权力的加强是和革命政府的建立与稳固同时实现的。1792年8月10日王政垮台后，执行机构得以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不折不扣地贯彻国民主权的原则和实行普选把国家扩大到全民的范围，而恐怖又消灭了敌对分子。在这个新的社会基础上，共和二年的雅各宾民主国家不得不再次成为专权的国家，为了拯救国家必须这样。它的专权主义还因1789年事业的两个特点，即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得到加强。但这两个特点直到1793年才取得了合乎逻辑的后果。根据理性主义，国家机构必须服从于一种严格合乎逻辑的思想。国家是理性的工具。任何人和事都必须服从理性，它的权威大为加强。根据个人主义，中间体、组织与社团都被取消。新国家只承认个人，并直接掌握他。面对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公民的权利不再得到保障。“自由的专制主义”建立后，公民就无能为力了。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的报告里，对此作了解释：
“立宪政府主要关心公民的自由；而革命政府则关心公共自由。在立宪制度下，几乎只需保护公民不受滥用公共权力的损害；而在革命制度下，公共权力本身被迫实行自卫以对付各个乱党的攻击。”
因此，在雅各宾派看来，环境可以使恢复国家权威和中央集权合法化。1793年9月29日的最高限价法把经济领导权交给了国家。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令则把一切法定社团和公务人员置于救国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之下，把警察总局置于领导之下。然而，双重的矛盾破坏了共和二年雅各宾的专权国家。统制经济把产业主、生产商同雇工、消费者对立起来。此外，雅各宾的集权触犯了无套裤汉要求直接民主的自然倾向。救国委员会的专政把民众活动分子置于严格纪律约束之下，并且镇压拒绝服从的人。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国家并不像1791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国家那样建立在某个阶级的社会基础上，因此它很不稳固。热月9日以后，大厦崩塌了。
资产阶级的自由国家又得以恢复。经济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共和三年宪法回到了制宪议会的自由体制。纳税人选举制把人民大众排除在政权之外。经过共和二年民主的尝试后，显贵们的阶级意识变得更加强烈了。如果说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三权分立，并且剥夺了执行机构的一切财权，那么它却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并且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集权。督政府负责共和国的内外安全，掌握武装力量（宪法第144条）。它可以签发传票和逮捕证（宪法第145条），任命专员监督和保证法律在各级行政和司法机构得以实施（宪法第147条）。行政权并不完全分散，市政当局服从省政府；省政府服从部长。拥有很大权力的督政府特派员直接同内政部长保持联系，在各级行政机构代表政府并确保它的权威。在实践中，对国家权力的维护更表现在直接任命大批在理论上由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和法院，扩大规章制定权，加强警察机器及其专断权方面。由于人民大众被纳税人选举制排除在外，贵族尚未顺从，一部分资产阶级敌视当局，因此督政府时期国家的社会基础极为狭窄。由此导致了对宪法的蹂躏，共和五年果月以及共和六年花月两次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立法机构服从于执行机构。各姐妹共和国的执行机构得到加强，在荷兰、瑞士、罗马都如此。每年一度的选举保留了自由体制的特点，却造成执行机构不断受议会多数变化的制约，从而导致它的瘫痪。1799年，对外战争和雅各宾派势力的抬头使资产阶级认为必须最终加强执行机构，这就是雾月政变的由来。
共和八年的宪法以自行加聘取代了选举，最终制服了立法机构，并把行政权力集中在首席执政官的手里。1789年人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国家终结了。军事独裁虽然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却捍卫了显贵们的社会优势。新的专权国家不久就把社会基础扩大到归附于它的贵族。而它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
2．世俗化与政教分离
遵循着事态发展的必然逻辑，革命逐渐用一个世俗的、与宗教分离的国家代替了王位与祭坛结合的神权国家。
享有特权的公共崇拜制度首先代替了国家宗教。制宪议会最初根据人权宣言第10条只是对此予以容忍。但是到1790年4月13日，制宪议会认为“它对信仰和宗教观点没有、也不能有任何权力”，因此拒绝继续把天主教视为国教。1790年7月12日通过的教士法仍然承认天主教对公众信仰的垄断。户籍、教育、救济等事业仍在教会掌握之中。由教士法引起的教会分裂成为促进演化的重要因素。对反抗派教士的斗争和对宪政派教士越来越强烈的仇视渐渐打击了教会，继而对宗教本身也带来了损害。
国家世俗化在1792年8月10日之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8月18日，鉴于“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不能容忍任何行会”，立法议会取消了从事教育和救济的宗教团体。各医院和慈善机构、各学院和大学的财产都被出售。教育和救济全部实行世俗化。8月18日的法令还规定，除了司祭在执行职责时外，其他任何人一律禁止穿着法衣。8月26日，反抗派教士被勒令在15天内离开法国，否则就被流放到圭亚那。尤其是，1792年9月20日立法议会决定实行户籍世俗化，从此把它交给各市政当局管理。同一天，鉴于“婚姻只是一种世俗的契约”，“离婚的权力来自个人自由，而不可解除的契约将是不幸的”，立法议会规定允许离婚。
政教分离是内战和抛弃基督教信仰导致的结果。起初，同民公会曾同宪政派教会和解，在它1792年11月30日的致词里否认自己有意剥夺公民“由教士法规定派给他们的司祭”。1793年6月27日，国民公会宣布将教士的待遇列入公债。但是它对待反抗派教士比立法议会更为严厉。1793年4月23日，它下令把他们立即流放到圭亚那。不久，宪政派教士被怀疑为保王派和温和派。渐渐地，仇视的措施越来越明确。从1793年7月起提出了教士的婚姻问题。8月12日，国民公会决定“天主教司祭不再因结婚而被免职”，结过婚的教士可以重新或继续履行圣职。1793年10月5日决定采用革命历法，建立10日休息一天的制度，接着又抛弃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政教分离的决定性阶段。尽管共和二年霜月16日（1793年12月6日）的法案庄严地重申信仰自由，教堂仍然被关闭。这种实际状况在热月9日后得到认可。根据康邦的提议，共和二年第2个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通过法案决定共和国从此不再支付“任何宗教信仰的费用和教士的薪俸”。这是不言而喻地废除了教士法，实行了政教分离。
共和三年风月3日（1795年2月21日）的法律严格规定了政教分离的体制。共和国不为任何的宗教信仰支付费用，法律不承认任何司祭，宗教的一切公共活动和外部表现都被禁止。然而牧月11日（1795年5月30日），国民公会允许自由使用未出让的教堂设施，但同时规定各种崇拜都可以使用。共和四年葡月9日（1795年9月29日）的法令把所有这些措施法律化，并强迫司祭宣誓“忠于并服从共和国各项法律”。为打击反抗派教士，国民公会通过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令坚持1792年和1793年的法律。督政府在共和五年果月19日（1797年9月5日）法律的第24条及后面几条里重申了以上原则。与此同时，督政府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世俗化。共和六年芽月14日（1798年4月3日）的法令规定在公共生活的各方面必须使用共和历，热月17日（1798年8月4日）建立了10天一休的制度，果月13日（1798年8月30日）又规定了旬末日的庆祝办法。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天主教会影响和威望的衰落已经不可否认，它表现为四分五裂的教会穷困潦倒并开始瓦解，宗教活动衰退以及平民各阶层中不信教人数增长。教会和革命在思想意识上不能调和，因此它们始终是互相敌对的。
由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以及全国大多数人对传统宗教的怀念致使执政府时期的宗教得到迅速恢复。但是，波拿巴把宗教看作使社会服从的手段，把教会看成政府的工具。因此，虽然他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但拒绝给它以国教的地位。他通过组织条例把教会紧紧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政教分离消失了1个世纪，但是国家仍然是世俗的。
3．国家各部门
革命完全重建了国家机器，使新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机构同资产阶级社会及自由国家的总原则协调一致。
各地方行政机构由制宪议会根据合理的计划重建起来。国民主权的原则得到了贯彻。行政长官由选举产生。权力分散就由此得以实现。中央政权不能专横地对待代表人民主权的地方机构。地方机构都经选举产生并集体行使权力，因而使得行政机构有所削弱。此外，频繁的选举也引起了不稳定。根据1791年宪法，各省、县级行政机构每两年更换其成员的一半，各市镇级行政机构每年更换一半成员。根据共和三年宪法，每年各省行政机构更新1/5，市镇行政机构更新1/2。在这种情况下，要组成一个精通业务的行政班子是困难的，在各市镇和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各省和县的行政机构主要从资产阶级里招聘人才，而各市镇的行政人员则主要来自手工业主、小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中产阶级。1793年，在县级、尤其是市镇级出现了民主化倾向，甚至连无套裤汉也能参加政权。在农村，由于缺乏有能力的人才，市镇政府的组建通常很困难。因此共和三年宪法决定建立区级政府，由每个市镇出一正一副两名负责人员组成。但是这一做法没有成功。
然而中央集权的倾向在机构合理化过程中已经开始萌发。1793年革命的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革命政府建立了常设行政机构，并且通过清洗实际上用任命取代了选举。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令规定在各市县级行政机构设立“国家官员”。他们负责每10天向政府的两个委员会汇报1次。办公机构得到加强并实行了民主化。
共和三年宪法通过恢复纳税人选举制把行政垄断权归还给显贵资产阶级。但它还企图通过向各省市级行政机构任命政府特派员来强化国家行政机构。此外，督政府在各方面继续努力改组行政机构，这方面有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德·纳夏托的突出业绩为证。波拿巴的军事独裁正是部分地建立在这种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但是，选举仍然保持，不稳定局面继续存在，有时还有不称职的现象。通过共和八年雨月28日（1800年2月7日）的法律，波拿巴取消了选举，建立了一支由他任命的官员队伍。他就这样稳定了行政机构，加强了它为专权国家服务的能力。
司法机构由制宪议会根据和行政机构同样的原则进行了改组。但在这方面，选举没有造成同样的困难。根据1790年8月16日的法律，法官由选举产生，任期6年，连选得连任，任何“没有在法院里当过5年法官或司法人员的人”都不得当选。
共和三年宪法把任期缩短为5年。这些措施仍然旨在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和权能。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制宪议会表现出极大的自由主义。没有任何机构负责追查罪犯，检察院被取消了。除了初步预审外，诉讼程序是公开的。控告和审判两重陪审团的建立保护了被告的权益。
司法组织自然也承受了当时形势的冲击，它同国家结构朝着同一方向演变。国民公会取消了关于被选资格在能力方面的条件。只要年满25岁就能当选。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程序趋于简化。行政机构同时把司法权也抓在手里。革命政府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和统一，司法机构同它的分离状况实际已告结束。恐怖主义司法体系的特点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简便的特别法庭；另一方面取消了普遍法的保障。在督政府时期，司法组织并非没有受到这种做法的左右。督政府被宪法授予签发传票和逮捕证的权力。特别法庭以军事法庭的形式继续存在，以审判朱安党或雅各宾派等政治反对派。
最后，革命事业在法典方面并没有完成。大革命摧毁了封建法和教会法并反对罗马法，企图订立一套全国统一的法律。1790年8月，制宪议会通过法案决定建立“一部由简单、明了、符合宪法的法律组成的法典”。1791年9月25日通过一部刑法，28日通过乡村法。1793年8月，在最危急的时刻，国民公会讨论了由康巴塞雷斯代表立法委员会提出的民法草案。各届革命议会在这方面即使未能大功告成，却也硕果累累。关于一些基本问题的“纲举法”为后来奠定了基础：婚姻和离婚，继承和立遗嘱权，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典押。在这方面，热月派政府和督政府时期与山岳派立法相比明显后退。在继承方面，法律的追溯性被取消了。
这样，执政府时期出现了法律的稳定性，它体现了社会的稳定。恢复对法官的任命和逐渐恢复检察院使国家的权力得以加强。
制宪议会建立的财政制度主要表现为实行税务平等和设立3大直接税（土地税、动产税和营业税）。由于取消了间接税，国家失去了重要的经常性的财源。因为一切财政机构都被废除，课税基数的制定与征收都由各市政当局负责，所以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权力被削弱。事态的发展使国家权威的强化曾一度受阻。
国民公会时期对制宪议会制定的税务制度进行了改革。1793年3月12日取消了营业税，并决定对工商业收入征收动产税。由于内战，1793年的税收减少，山岳派的国民公会便决定征收革命捐，并且进行强迫借款。该措施于1793年5月20日原则通过，9月3日具体落实。其总数确定为10亿，根据累进的比例向收入超过1500法郎（单身者超过1000法郎）的公民借款。热月党又回到制宪议会确定的体制，并于共和四年果月6日（1796年8月23日）恢复了营业税。为了同贬值进行斗争，共和三年热月2日（1795年7月20日）的法律规定，土地税的一半由按票面价值的指券缴纳，另一半由按1790年价格的谷物缴纳。共和七年，整个税务体制由督政府时期的议会两院进行了彻底改造。根据霜月3日（1798年11月23日）的法律，动产税率有了很大提高。雾月1日（1798年10月22日）法律规定的营业税改变了课税基数的基础，霜月4日（1798年11月24日）的法律决定设立第四种直接税——门窗税。同时还改革了注册税（霜月22日，即1798年12月12日的法律）和印花税（雾月13日，即1798年11月3日的法律）。这些基本立法的主要部分在以后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有效。这样，有产者得到了满足，国家的收人则仍然下降。但是，议会两院拒绝恢复间接税，只满足于征收烟草税，公路税（又称买路钱）和公共车辆的座位税。
税金上缴情况不好在很大程度上要应归咎于制宪议会确定的征收制度。因为根据这一制度，负责收税的市政当局不可能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共和六年雾月22日（1797年11月12日）的法律决定在各省建立由特派员组成的直接税收办事处，帮助各市政当局进行一切“与直接税的课税基数、征收以及诉讼有关的工作“。这还不是专门的行政机构，而是一个普通的检察机关。
在督政府时期，国家财政权力的强化有很大进展。波拿巴只满足于在许多方面使用前人创造的工具。他用专制国家取代了自由国家，建立起一个只隶属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的财政机构，不久又制作出作为土地税唯一合理依据的土地册。这样，他进一步完善了督政府建立的制度。由于最终稳定了有产者的信心，他使国家的威信得到恢复。第一帝国时期间接税（包括盐税）的恢复标志着税收制度演变的终结，也表明专权国家的强大。
Ⅲ．民族统一和权利平等
法国大革命赋予某些名词以崭新的革命意义。“民族”就是其中之一。当敌人的炮火在瓦尔米即将摧毁法国防线时，凯莱曼在普鲁士人面前喊出了“民族万岁”的口号，使敌人惊讶不已。这一口号传遍了志愿军队伍，使得敌人犹豫了。歌德指出：“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从1789年起，“民族”这个词就有了新的涵义。在激动的心灵里，在信念和希望所鼓舞的自发群众运动里，它的涵义进一步明确。民族是一个整体，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这个关键的字眼响彻在集体灵魂的深处，解放出潜在的力量，提高了人们的思想境界。但是，在这个字眼掩盖下，新秩序的现实迅速形成。费迪南·布吕诺在他的《法语史》里指出：“民族”屈于那种能“使人们产生幻觉的词”。民族的社会涵义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演变。如果说，在革命期间民族统一有了不容争辩的进展，那么权利的不平等却在新的民族国家里造成一个根本矛盾。由于它建立在纳税制度狭窄的范围内和私有制基础上，所以，实际上它把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在外。
1．统一的进展
在革命过程中，法兰西民族在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新的机构组成一个在行政和经济上统一的国家框架。在反对贵族和欧洲联盟的革命斗争中，民族意识大为增强。
制宪议会进行的机构合理化改革，革命政府恢复中央集权以及督政府在行政方面的努力摧毁了自治和地方主义，建立了统一国家的一整套机构，从而完成了旧制度王朝未竟的事业。同时，通过公民人人平等、1790年的联盟运动、雅各宾俱乐部各地分部的发展、1793年反对联邦主义的斗争以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大会，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的意识在觉醒，并逐渐形成。
新的经济联系加强了民族的统一。封建的分散状态被打破，国内的通行税和关卡被废除。“关卡后移”至政治边界有助于国内市场的统一。保护主义的关税使得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在交通工具发展允许的范围内，国内的自由流通促使并巩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统一要求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1790年5月，制宪议会建立了度量衡委员会。1791年3月26日，它通过了新制度的基本原则：它将建立在“地球子午线长度和10进位制”的基础上。德朗布尔和梅香在1792年测量了自敦刻尔克至巴塞罗那的子午线。阿维和拉瓦锡确定了1容量单位的蒸熘水零度时在真空中的重量。1792年7月11日，这个委员会确定了长度和重植的学术名称：米（mètre）和克（gramme）。1793年8月1日和1795年4月7日（共和三年芽月18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决定性的法案。1795年的法案确定米的长度为“从北极到赤道的子午线的1/10 000 000”；克的重最为“体积为1/100米的立方的纯净水在冰融温度时的绝对重量。”
还需要把米制加以施行。在革命期间一拖再拖，始终没能实行米制。执政府下令从共和十年葡月1日（1801年9月23日）起开始实行。但在实际生活中，新的度量单位只是很缓慢地才取代了旧制。
国民军队增强了民族意识，因而是统一的有力工具。制宪议会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拘谨。它只是取消了民兵，并于1790年2月28日规定人人均可捐纳军衔。1791年3月9日关于前线部队的组织法坚持了志愿应征制度。制宪议会同时使一种革命创举国民自卫军合法化，可是它只限积极公民参加。1790年12月6日的法律规定了总原则，1791年9月19日的法律重申和进一步明确了这些原则。前线军队的瓦解和国王出逃时引起的战争威胁使制宪议会决心在国民自卫军里动员10万名志愿军组成营队（1791年6月21日）。除了这些1791年的志愿军，立法议会也进行过征兵。王政的倾覆、民族的危机以及无套裤汉走上政治舞台，这些因素决定性地促成了统一军队的组成。从1792年7月起，消极公民也被编入国民自卫军，这使它成为真正的国民军队。1793年2月24日，国民公会下令征兵30万。从21日起，它就决定把原有的前线团队和志愿军营队进行混合编制。
实际上统一化的进展是缓慢的。只是在共和二年雪月19日（1794年1月8日）的法令里才明确规定了组编办法。另外，虽然1793年8月23日进行了大规模动员，但并非所有法国男人都被征入军队服役。尽管征调是普遍性的，但只有18至25岁的单身汉或无儿女的鳏夫才被征召入伍。而且，第二年热月党的国民公会没有进行任何征召。可见，义务服役仍是一种例外。共和六年果月19日（1798年9月5日）通过的关于征兵的儒尔当法，使义务兵役经常化了：
“每个法国人都是士兵”（第1条）；
“征兵的范围是20-25周岁的全体法国人”（第15条）
但是立法机构关于具体征召对象通过了一项特别法。并非全体够条件的人都被征召。尤其是，共和七年芽月28日（1799年4月17日）的法律纳入了可以替补的原则。热月14日（1799年7月2日），这项原则被取消。波拿巴为了满足显贵们的要求又把它恢复了。尽管有以上限制，混合编制以及每年一度的全国动员（实际上各阶级都被征兵，如共和七年和第一帝国时代）使军队真正地统一化和民族化了。诚然，在热月政变后，反动势力慢慢地改变了军队的公民精神。但是，武装国民的原则仍然存在。只要勇敢就能迅速晋升仍是人民平等的象征。在这两方面，波拿巴继承的无可比拟的战争工具始终是民族统一的基本因素之一。
法语也朝着同样的方向演变。大部分法国人在1789年只讲方言和土语，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被排除在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主流之外。制宪议会出于对地方自治的关心，捍卫了语言的地方特色。1790年1月14日，制宪议会下令把它的法令译成在各地使用的所有方言。把战争民族化的国民公会却致力于把法语变成全国通用的民族语言。因为语言的统一有助于民族的统一。各俱乐部和人民团体在这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在俱乐部里，用法语表达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恐怖时期，方言仿佛是反革命和欧洲反法联盟的帮凶。为反对使用方言，如在阿尔萨斯，人们曾搞起过“语言恐怖”，圣茹斯特在那里执行公务时曾对此积极倡导。共和二年雨月8日（1794年1月27日），巴雷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告废除旧日的方言，他说：
“联邦主义和迷信使用下布列塔尼语；流亡者和对共和国仇恨的人说德语……说君主国家和巴比伦塔相像是有道理的〔注：根据《圣经》（《创世记》），巴比伦塔是人们为与天接近而建造的高塔。造塔之事惊动了上帝，它使人们的语言不再相通，从而导致建塔失败。——译者〕。在民主国家里，让公民不懂民族语言因而不能监督政权，这就是出卖祖国……曾光荣地表达《人权宣言》的法语应该成为全体法国人的语言。我们应该把沟通思想的工具、革命最可靠的代表——共同语言交给全体公民。”
因此，国民公会规定一切公文和公证书必须使用法语，在居民讲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各省份，10天之内将分别任命1名教师。热月政变后，政府又开始宽容，不久又把公文都译成方言了。在语言教学里也表现出同样的反动倾向：共和三年雾月27日（1794年11月17日）关于小学的法律规定要教授“基础法语”，而在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4日）的法律里，教授法语只字未提，甚至连用法语讲授也未提及。取代拉丁语的民族语言只是在各中心学校和高等教育里才最终站住脚跟。民族统一在这个领域也带有某种社会歧视。
最后，公民意识的形成有助于民族觉悟的提高。因此，历届革命议会对教育很重视，这是为了培养公民。在制宪议会期间，由各教区神甫在主日布道时宣读议会的法令和通告。公共教育计划中都包括阅读和评价《人权宣言》与宪法的内容。共和二年霜月29日（1793年11月19日）的法律规定，最基础的课本内容应是“人的权利、宪法、英勇和高尚行为”。热月党议会关于小学的法律也规定了同样的教学内容（自然是共和三年的《人权宣言》与宪法）以及“共和道德基础”教育。
盛大的国家节日符合这一目标。第一个国家节日是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1791年7月11日，为庆祝伏尔泰的遗骸入祀先贤祠，由达维德按照古代葬礼设计的活动则成为第一次真正的哲学节。从此，每逢重大事件就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届时，画家达维德、诗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音乐家戈塞克和梅干尔通常总要施展他们的艺术才华。1792年4月15日为自由节暑1793年8月10日为共和国统一和不可分割节，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为最高主宰节。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法令建立了对最高主宰的崇拜，规定了旬末节，并为庆祝革命光荣事件或颂扬“人们最宝贵、最有用的品德”创立了全国性盛大节日。共和三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4日）关于公共教育组织的法案规定了7个全国性重大节日。共和二年的宪法原则上规定，国家节日的目的是“维系公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使他们忠于宪法、祖国和法律”。在督政府时期，最辉煌的节日是康波福米奥和平节，追悼奥什节和纪念卢梭节。1798年7月27日这一天，自由女神和艺术诸神在庄严华丽的礼仪中受到赞颂。
盛大世俗节日的演变也表明国民心态的发展在社会方面始终受到局限。
节庆活动的顶峰是在共和二年。当时的节日具有充分的国民意义。人民并不是列席者，而是参加者，是节日的基本因素。节日颂扬人民在民族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这一新艺术的创造者达维德运用了造型艺术、绘画与雕塑的一切手段。在庞大合唱团演唱或大规模器乐合奏中，音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服装艺术和装演艺术也被利用起来。最后，由仪仗队伍的排列布局把这些艺术综合在一起。国家节日使具有共同爱国信仰和一致忠于共和国的全体人民焕发了最高的热情。
随着反动势力的发展，盛大节日失掉了它的政治、社会内容。前不久在节庆中作主角的人民逐渐沦为配角，后来又成了观众，致使这些活动失去真正的国民性。不久，军事检阅和“官方”庆祝活动取代了国家节日。人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国民团结不过是掩盖权利不平等的幌子。
2．权利平等和社会现实
1789年《人权宣言》第1条宣告的权利平等在理论上是民族统一的强有力因素，第3条肯定的国民主权原则也如此。理论上宣告人人平等；废除旧制度的社会等级赖以存在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权；个人主义观念在制宪议会涉及社会关系的成果中起主导作用，这一切都是构成一个平等社会和统一民族的基础。但是，立宪派资产阶级把财产权列入天赋权利，把经济自由作为新的社会组织的原则。这样它就在新社会里埋下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同样，在政治成果方面，国民主权原则和纳税人选举制也是互相矛盾的。无疑，1789年资产阶级提出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是为摧毁贵族的特权。对于人民，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理论上的平等。不可能实行社会民主，政治民主也被抛弃。法律上的国民只局限在纳税资产阶级的狭窄范围内。
然而，人民大众对权利平等却有更具体的观念，并且把资产阶级只在理论上肯定的东西予以认真对待。他们要对1789年“伟大的希望”赋予真正的含义。民众运动的积极分子从权利平等推断出生存权利。他们认为，承认并落实人的生存权利将能使平民各阶层和民族完全融合成一体。生计问题是提高觉悟的有力因素。全部财产权的后果，即经济与利润自由同权利平等原则和统一民族的构成是互相矛盾的。形势的发展把这个间题提到首位，并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
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通过普选和武装无选举权的公民把平民纳入国民范围，它标志着政治民主的实现。同时，反对欧洲联盟和镇压反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了新的国民实体的社会性质。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尽管再次使用了资产阶级关于财产权的定义（第16条），然而它在第1条里却强调：
“社会的目标是人人幸福。政府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人人享受其天赋的、永不失效的权利。”
受救济权和受教育权也得到承认（第21条与22条）。在1793年夏的政治、社会斗争中，民众运动的领导人走得更远。他们把财产权置于生存权之下，从而为包括民众各阶层在内的统一民族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久，他们从生存权又自然地引出了“享受的平等”的结论。
1793年8月20日，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代表各初级议会特派员在国民公会宣告：“法兰西共和国仅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法律和风俗习惯密切配合以消除享受上的不平等。”
因此，共和二年人民大众对限制财产权，肯定劳动权、享受救济权和享受教育权提出了不懈的要求。
作为共和二年平等共和国特点的社会民主尝试是难以持续的。在一直被肯定的私有制基础上，以限制利润为主要特点的统制经济体制企图把有产者和无产者，生产者和消费者，雇主和雇工的利益加以调和。对立不仅表现在主张自由经济和主张物价管理的两种人之间，甚至表现在无套裤汉内部。手工业者和小店主所坚持，帮工所向往的私有制原则，不仅同他们要求的物价管理和规定价格相矛盾，而且也同他们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的有限财产权观念背道而驰。这些大量矛盾导致了共和二年社会体制和革命政府的必然垮台。由于政治与社会民主被抛弃，曾一度扩大到人民大众范围的国民重新被限定在有产者和纳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狭窄框架内。
经济自由使一切社会民主的尝试和无套裤汉要求“享受的平等”成为泡影。经济自由与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被“平等派密谋”的理论家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解决了。他们在批评生产资料私有化上迈出了一大步。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的《平民宣言》放弃了只能持续一时的土地法，废除了继承权，并且特别规定取消地产权。“财富和劳动的公社”可以达到享受平等，它是获得权利真正平等和实际的国民团结的先决条件。这些是后来引导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思路的丰富思想源泉。
然而热月党资产阶级不仅惊恐万状地抛弃一切社会民主的思想，而且还抹杀任何政治平等的痕迹。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纳税人选举制，它的《人权宣言》特别明确指出：“平等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是保护，或是惩罚。”（第3条）。这只是公民权的平等。这就恢复起1789年的传统，肯定了显贵的，即至少是富裕有产者的国民范围。1799年6-7月的民族危机威胁到资产阶级国家脆弱的平衡。但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与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再也不会被人民大众所动摇。反动倾向迅速表现出来，这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含义。民族仍局限在共和三年显贵们规定的范围内，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统一主要指机构的统一，而不是指国民的社会内含。
3．社会权利：救济与教育
无套裤汉设想的权利平等必须消除生活条件的不平等。被救济权只是这个总要求的一个方面，即确保每个公民的生计。通过要求受教育权，无套裤汉雄心勃勃地想和“有才能的人”平等，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这两重希望被资产阶级革命化为泡影。旧制度下负责救济的教会被没收财产后，救济事业被世俗化，并被制宪议会办成一个公共机构。1790年，制宪议会建立起一个乞丐问题委员会，其理论是：社会有责任对其穷苦成员进行救济，国家应对此负责，并予以负担。1791年宪法的第1编（宪法保证的根本措施）规定建立“一个公共救济的总机构，以扶养弃儿，帮助穷苦的残疾人，并且为没有工作的健康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实际上，制宪议会无力在这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它只是维持现状，仅仅不把医院产业作为国有产业出售。然而，由于废除了什一税和封建捐税，医院的财源减少了。于是，议会努力用政府补贴予以补偿。它所采取的仅有的两条重大措施是1790年5月30日和8月31日通过的两项关于建立慈善工场的法案。立法议会以公共救济委员会代替了乞丐问题委员会，它在1792年8月19日取缔了从事救济事业的宗教团体，使形势严重恶化。实际上，旧的医院体制被摧毁后没有建立任何新的机构来替补它。
国民公会对救济立法予以新的推动，但未能付诸实践。1793年3月19日关于全面建立救济机构基础的法案指出：
“第一，只要健康，人人都有权利通过劳动获得生计，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要予以无偿的救济；第二，由国家负责为穷人提供生计。”
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在第21条里重申了同样的原则：“公共救济是神圣的职责。社会应该保障不幸公民的生计，或是为他们提供就业，或是为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生活资料。”1793年6月28日-7月8日的法律同意为穷苦的或被遗弃的孩子、老人及穷人提供救济。1793年10月15日“关于消灭行乞”的法律具体规定了“救济工作”，但同时也决定建立对流浪汉的“镇压所”。这是仿效旧制度慈善事业的做法：“禁闭穷人”和设立慈善工场。可是，财政困难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和市政当局所作的努力。因此，在共和二年整整一冬，各人民团体不断提出各种要求。共和二年花月22日（1794年5月11日）决定建立“全国慈善基金”的法律，描绘出无套裤汉心目中模糊的社会救济制度轮廓，但这只限在农村实行：在各省对一小部分残废或超过60岁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以及有子女负担的母亲或寡妇发放救济。在各部被取消后，建立了一个公共救济委员会。这是真正的救济部，负责军人救济和医疗救济的分配。共和二年获月23日（1794年7月10日）的法令宣告“各医院的资产和负债以及其他慈善机构”均为国有。这即是把救济事业国有化了。接着是热月党执政。除了人民群众希望的破灭，山岳派的立法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热月党和督政府时期的资产阶级更为现实、自私，它既不像制宪议会发表理论上的宣言，也不像国民公会制定宏大的计划。它只是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热月党归还了尚未出售的医院和济贫院的财产。督政府认为把救济事业国有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把它市有化。共和五年葡月16日（1796年10月7日）的法律规定将医院和济贫院置于市政府的直接监督之下，其财务管理由一个行政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由市政府任命和监督，并被授权恢复被没收的医院产业。虽然这些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各医院的财务状况通常很糟糕。共和五年霜月7日（1796年11月27日）的法律决定建立慈善办公室，责成各市政府负责救济穷入，其经济来源是从演出收入中提取“穷人税”（每法郎2苏）。乞丐将被关起来。最后，共和五年霜月27日和风月30日（1796年12月27日和1797年3月20日）的法律规定，被遗弃的儿童将由医院和济贫院收容，其费用由国家负担，然后在行政委员会的监督下，交给乡村里的农户扶养。
这样，革命后的救济事业完全世俗化了。与制宪议会的雄心以及山岳派国民公会的宏伟立法相比，督政府在原则方面有了明显的后退。诚然，它确实想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把事情办好。在这个范围内它的努力是有效和持久的。但由于从传统的慈善观点出发，并且被纳入督政府时期整个机构改革的范畴内，这种资产阶级立法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即改变享受不平等的状况，也不能使他们能在社会方面和国民融为一体。
教育一直是历届革命议会关心的问题，但是它的改革却使广大民众大失所望。制宪议会很早就宣布为全国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它还把“全体公民接受公共教育，免费享受人人必不可少的那部分教育”的原则列入了“宪法保证的根本措施”之内。实际上，它只是在1790年10月28日决定停止出售学校的产业和资助各中学，以保证现有各级学校的正常运转。到了1791年9月10日制宪议会才听取塔莱朗的报告，但并未予以讨论。企图做一番事业的立法议会建立起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制订“公共教育全面组织”计划。这一计划由孔多塞于1792年4月20日与21日两天在议会讲坛上宣读。这是历届革命议会通过的最重要的计划，它以视野的宽阔和固有的乐观主义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它旨在通过教育发展一切能力和才华，“并由此建立公民之间事实上的平等”。这将能纠正纳税制造成的不平等。革命将以此促使“人类全面地、逐步地完善。这是任何社会机构都应为之努力的最终目标。”
立法议会没有时间讨论孔多塞的计划。
国民公会把教育列入人权范围之内：
“根据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2条，教育为人人之必需。社会必须尽一切力量促进公共理智的进步，使全体公民都能接受教育。”
1793年7月13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读了勒佩勒蒂埃·德·圣法尔若的“国民教育计划”。计划受卢梭思想的启发，规定由国家垄断教育。然而，民众活动分子在1793年7月接受宪法的祝词里，却要求建立一种能对孩子同时进行公民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教育制度。他们的愿望直到共和二年霜月29BCl793年12月19日）关于“首批学校”的法案公布后才得以实现。法案决定建立免费的义务教育制，规定教育是自由的，但受国家监督·且分散在各地，这相当符合人民大众的愿望。但是尚需把这些付诸实践。由于革命政府一直为战争所困，它对此无暇顾及。由于无套裤汉对教育曾寄予更大希望，并把它当作巩固现制度、实现权利平等的手段，因而他们最终的失望更大。
热月党资产阶级最初保持了山岳派的事业。但渐渐地，它让政策服从于本阶级的利益，取消了免费和义务的原则。共和三年葡月10日（1794年10月1日），国民公会决定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对由各县指定的具有高度公民责任感的1300名青年进行为期4个月的培训，结业后他们返回各地负责培养小学教师。共和三年雾月27日（1794年11月17日）的法律决定：在每1000居民中建立1所小学，但不实行义务教育；教育建立在独立于任何启示宗教的共和道德基础上；小学教师由县政府指定的评审委员会挑选，其薪金由国家负担；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在法定当局的监督下，开设私立的、自由的学校”。
中等教育对热月党资产阶级更为重要，它关系到社会和新国家的干部培养。根据拉卡纳尔的报告，共和三年风月7日（1795年2月25日）的法案决定在各省建立一所“中心学校”，进行“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教育”。学生上3个周期的课程：12-14岁，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自然史、绘画；14-16岁，数学、物理和化学；1618岁，通用语法、纯文学、历史和法律。通过突出科学、法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实现了现代化。研究和普及以特有的方式在教育中结合起来。经教育评审委员会遴选的教师由各省行政长官任命。中心学校的教学大纲与方法同启蒙时代的思想运动是一致的，其保守的反动倾向则表现在没有免费制度。这一缺陷由于对“祖国的学生”发放奖学金而有所弥补。
高等教育同样受到热月党人的关注。旧的大学和研究院都被取消。1793年6月14日，山岳派把王家花园加以改造，建立了自然博物馆。其目的是“对公众进行完整的自然史的教育，重点为农业、商业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共和三年葡月7日（1794年9月28日），国民公会创建了中央公共工程学校，一年后改为综合下科学校。葡月19日（1794年10月10日），根据格雷古瓦的报告，下艺博物馆从此主要服务于实用科学，如存放机器和模型，它也是教授“使用对工艺有用的机器和工具”的一个教学机构。共和三年霜月14日（1794年12月4日）的法令决定在巴黎、蒙彼利埃和斯特拉斯堡建立3所“卫生学校”。此外，还有分别建立于共和三年芽月10日（1795年3月30日）和获月7日（1795年6月25日）的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经线办公室。为圆满完成这一宏大事业，国民公会于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决定建立国立科学与艺术研究院。研究院分为3个部分（物理与数学、道德与政治、文学与美术），其宗旨为“通过不间断的研究、公布发明以及与专业团体和外国学术机构保持联系来完善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应该表现和发扬科学的统一性和关联性。设立国立研究院的法律报告人多努宜告：“这是个能使科学与艺术永远接近，并将它们置于进步与实利互相作用之下的制度，其结果之佳是不可估量的。”
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关于公共教育组织的重大法律把以上各方面的创举汇成一体：小学、中心学校、专科学校和国立研究院。但是反动势力又有加强。继义务之后，免费也被取消。国家只向小学教师提供住宅，其报酬则由学生负担。督政府继承了这项法律。它努力发展中心学校，使之在1796-1802年间得到很大发展。但是1802年，波拿巴把蓬勃发展的中心学校取消了。由于国家无钱到处开办小学和培养必要的教师，私立的非世俗学校便发展起来。不过它们均被置于市政当局的监督之下。根据共和五年雨月17日（1798年2月5日）督政府的法令，“这种监督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因为必须制止大量私立学校教师向学生灌输的有害原则四处蔓延”。
大革命末期，教育方面的业绩虽然是宏伟的，但是还很不完善。教会的垄断废除了，教育实现了世俗化和现代化，但是在社会上它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共和二年风月，巴黎“无套裤汉区”要求紧急组织小学教育，“以便每个人都能获得享受其全部天赋权利所必需的才能和德行”。这同孔多塞的伟大思想是一致的，即通过教育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并“真正实现法律规定的政治平等”。经过10年革命，现实同原来的希望还相差甚远。
4．贵族对有产者国家的归顺
通过把一切有产者（资产阶级和前贵族）纳入纳税人的范围内，民族的社会基础在雾月政变前夕逐渐走向稳定。内战和恐怖曾一度把为数众多的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排除在民族统一之外。从督政府末期开始，他们重新回到民族范围之内。
流亡者队伍里感情的变化有助于贵族归顺新的民族。他们因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名誉观或阶级的自私心而离开法国。他们曾长期轻蔑地对待“民族”和“祖国”这些字眼。但是他们通过流亡生活的艰辛开始重新学习认识法国，对这个不再有“我的宗教和我的国王”而是有“土地与祖先”的新祖国产生感情。流亡时间愈长，对故土的怀念和遗憾就愈加强烈。流亡者被没收了地产，他们现在发现了地产的感情价值。名誉观以及对国王个人的忠诚让位于对从孩提时代起的温柔和伤感的怀念。巴黎成为国际城市，而流亡者发现了失去祖国的敏感现实。这个新主题在“忧伤和遗憾”中得到充分表现，在流亡者中迅速扩展，并为夏托布里昂《甜蜜的回忆》揭开了序幕。《基督教之真谛》的作者1802年写道：“为了描绘人们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感受到的这种精神上的颓丧，一般人说：这个人患了思乡病。这是一种真正的病症，只有回归祖国才能治愈。”
同时，贵族的政治归顺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也在作准备。前制宪议会议员穆尼埃认为，产业应成为新秩序的支撑点。从1795年起他就观察到，“现在大多数法国人所渴望的，除了恢复秩序以外，就是休息、个人安全和尊重财产”。他在1798年3月4日的一封信里写道：“我看只有一种救国的办法，即从财产权中寻求支持。”财产权的基础改变了。穆尼埃意识到，它已经带来新的稳定，因此必须顺应这一新的现实。马莱·迪庞在1799年1月25日的《不列颠信使报》上提出了归顺的基本条件：“接受对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形式。”
于是，经过10年革命，流亡贵族和资产阶级有产者合流了。尽管过去种种因素曾使他们对立，现在他们却通过故乡和地产的秘密渠道协调一致，把法国土地和法兰西祖国等同起来。他们毫不关心那些没有产业，因而无法用土地概念使爱国主义具体化的人。通过改变土地所有制，革命确实使有产者与土地联系得更紧了。废除封建捐税、教会什一税和出售国有财产使有地产的农民失去了一切革命精神，在他们和广大无地产农民之间掘出了一道鸿沟，加强了他们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保守的联盟。祖国在1789年还是个抽象的概念，其中的希望多于现实。现在，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取得或加强了地产，因此祖国对于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具体的概念和明确的形式了。这就是全权拥有的土地。爱国主义被抽掉了1789年的政治与社会内容，具体化为地产。流亡贵族则通过完全不同的道路恢复了比传统偏见更有力的本能和感情价值，从而也使祖国的概念具体化，把它同土地等同起来。这为归顺于有产者的国家创造了条件。
波拿巴的事业在这方面完全符合上述两种人的愿望。他把社会稳定在土地的基础上，从而把归回的流亡者纳入新的社会等级里。他在加强专制原则的同时逐步使贵族适应当初为反对他们而建立的新秩序。通过共和十年花月6日（1802年4月26日）元老院的法令，波拿巴为流亡者归国敞开边界，并且宜布要“用一切能团结法国人和安稳家庭的办法来铸造国内和平”。没有任何东西像产业一样能安稳家庭，能把资产阶级的法国和贵族的法国联合起来。
这样，归顺的贵族被纳入资产阶级国家后，开始了新统治阶级的各成分的融合。1789年人们为革命制定的目标之一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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