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资产阶级国家局限在纳税人共和国的狭窄范围内，将贵族和民众各阶层都排斥在外，再加上它的自由实践毫无成效，这些都注定它是不可能稳定的。热月党的“显贵”们既害怕保王主义，又惧怕民主，因此他们拼命地反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共和三年立宪巧妙的平衡，除了造成政府的无能或诉诸武力，没有带来其他任何后果。政府的双重排斥政策在国内遭到双重的反对，这使督政府的稳定政策已经受到损害。稳定政策本要求迅速恢复和平，但是战争在继续，征战仍在加紧进行。于是，罗伯斯庇尔1792年1月2日在反战演说中提出的关于将军们“成为民族的希望和偶像”的预言开始应验了：“假如这些将军中的一名注定要取得成功……他怎么可能不对他的党派产生巨大影响呢？”
Ⅰ．国内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继热月党之后，督政们企图借以稳定政权的社会基础是极其狭窄的。
在有产阶级方面，贵族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都被排斥在外。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规定，禁止流亡者的家属担任任何公职。此项法律于共和五年被保王派多数取消后，果月18日再次恢复。不久后，西埃耶斯提议流放那些曾在旧制度下担任过公职或享受过特权的贵族，并且把其他贵族降到和外国人等同的社会地位。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坚持了第二条措施。这项法律之所以从未被实行，其原因是很明显的。排斥的政策不仅限于贵族。社会地位处于中等的督政府资产阶级也同样不信任社会地位比他们高，更加接近贵族阶级的、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主义者和绝对君权主义者一样被拒之门外。督政们认为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并且是保守的。但是他们拒绝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害怕被他们引向复辟之路。
平民各阶层对共和二年的记忆犹新，以及社会上的恐惧心理，在整个督政时期始终是导致反动的一个重要因索，并最终使雾月18日政变合法化。平民各阶层中的最有觉悟的人士并没有顺从地接受被挨弃于国家以及他们曾为之斗争的共和国之外。“平等派密谋”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正当革命运动在新的道路上艰难地摸索前进时，资产阶级的恐惧成为政府手里用来反对“排斥派”、“恐怖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强盗”和“吸血鬼”的有力杠杆。“显贵”们和上层阶级最害怕的是回到共和二年。因为在那个时代，富人被怀疑，穷人制定法令，传统的社会价值都被推翻，政治上的民主导致了社会平均化。“土地法”和财产均分的幽灵仍然异常强大。共和四年霜月10日（1795年12月1日），鲜为人知的多希在五百人院声称反对建立累进税收制，他说：
“国家只有尽可能地使公民发家致富，产业才能兴旺起来……累进税收制是反对富裕公民的一项例外的法律……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把产业划分为极小的份额。这种制度在国有财产的让与中已经实行得太多了……一句话，累进税收制是土地法的真正起因，因而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必须加以扼杀……立法机构要强烈声明反对任何摧毁社会和谐以及明显地侵犯产权的原则。只有对产业怀有宗教般的尊敬，才可能使全体法国人同自由、共和国紧密相连。”
然而，这等于把曾创建这个共和国，但又没有财产的人们摈弃于共和国之外。
督政府建立在产业、纳税资产阶级及共和派“显贵”们的狭窄基础上的这种稳定，终将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1．督政们、雅各宾派和保王派
新政权的最初阶段是建立共和三年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机构。事实上，从热月党国民公会到督政府，在位的都是同一些人。
根据“2/3名额”法，督政府时期的议会两院里共有511名原国民公会议员。共和四年雾月6日（10月28日）指定了379名国民公会议员为新议员。此后，经各省选举议会挑选又补充了15名，再加上19名科西嘉和海外殖民地延长任期的代表，共计413名国民公会议员。他们不是温和派便是反动派。朗热内得到39个省的提名，布瓦西·当格拉得到36个省提名。这些重新当选的国民公会议员组成了“法国选举议会”，他们不仅补足甚至还超过了2/3。新的1/3议员加强了右派的势力，如君主立宪派巴尔贝·马尔波瓦、杜邦·德·内穆尔、波塔利斯，或是坚定的反革命分子布瓦西·当格拉、亨利·拉利维埃尔和伊斯纳尔。督政府的大多数成员由以前的吉伦特派（如拉勒韦利耶尔、卢韦）、平原派（如勒图尔纳、西埃耶斯）或前山岳派（如、塔利安）组成。他们之中有158名弑君者，但其中有的已发生了变化。据比较有把握的估计，议会两院里有158名保王分子（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派），305名共和派（大多数是热月党人）以及226名共和三年宪法的拥护者。督政的遴选是由最后这一部分人的意志决定的。
督政府成员根据五百人院提出的一份名单挑选：元老们决定留任、拉勒韦利耶尔、勒图尔纳和阿尔萨斯人勒贝尔。后者曾代表山岳派先后参加过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他的威望很高，始终是自然疆界〔注：法国边界在大西洋、地中海、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方面都已是自然的疆界，唯有东北边还不是。1789年，克洛茨著书主张法国应扩充到莱茵河，以完成自然的边界。从此，“自然疆界”就成为法国扩张主义的目标。——译者〕的维护者。对勒图尔纳有着巨大影响的前工程兵军官卡诺，保持着前救国委员会委员的声望。但他坚定地转向保守派，因而他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声望。处在这两个正直、勤奋和忠于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派别之间的是。他是热月9日和葡月13日的打手，前子爵和军官，一个凶狠的前恐怖主义者。他对大革命无疑是有感情的，但又随时准备待价而沽。
督政府设立在恐怖时期的监狱——卢森堡宫里，并建立了1个秘书处，后来成为波拿巴的国务秘书处。被任命的6名部长是：内政部长贝内泽克；财政部长、弑君者拉梅尔-诺加雷（一直担任到共和七年）；司法部长、关于嫌疑犯的法令起草人梅兰（杜埃人）；对外关系部长德拉克鲁瓦（也是弑君者）；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由两名第二流的军官担任。以后又成立了第7个部，即警察总部，由科雄任部长。
“为了宣告自己的成立”，督政府于共和四年雾月14日（1795年11月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是真正的政府纲领。在政治方面，督政府准备“向保王主义积极开战，振奋爱国主义，严厉镇压一切乱党，熄灭任何党派意识，消灭一切复仇愿望，建立和谐、融洽的气氛，恢复和平”。在经济方面，要“重开生产门路，振兴工商业，消灭投机，复兴艺术与科学，重建富裕，恢复公共信贷”。
总之，“在革命不可避免地引起的混乱基础上恢复社会秩序”。这是一项稳定、平衡，折中然而又是反右的纲领。纲领虽然对雅各宾派没有任何影射，但是却号召人民反对“耍弄阴谋的保王派和不断鼓吹幻想的狂热分子提出的任何卑鄙建议”。
这时葡月刚过，督政府一上台便号召全体共和分子团结起来。
在政治领域里，共和三年的宪法建立了巧妙的平衡。但还必须使各权力机构之间不发生任何严重的争端。各督政官和选举并支持他们的多数派协调一致地开始了他们的政务。各级地方政权和法院也建立起来。当各选举议会没有完成选举便闭会时，督政府就任命议员，并选择替补者。这样，从一开始督政府的权力就在不断扩张。但是，它的政令没有被严格地服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从未如数支付薪俸。议会两院的多数派和督政府很快就面临着和热月派国民公会同样的反对派。
葡月在巴黎被击败的保王派，继续在西部、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制造混乱。英国提供了武器和伪造的指券。1796年1月，斯托夫莱重开战火。奥什虽然没有严格执行反对反抗派教士的法律，却积极调动部队，加强岗哨，最后解除了农民的武装。斯托夫莱被捕后，于1796年2月25日在昂热被枪决。3月29日夏雷特也在南特被枪决。在罗亚尔河以北，卡杜达尔在莫尔比昂，弗罗泰在诺曼底的丛林地区，塞波在曼恩纷纷投降。6月份，西部军被解散，保王派终于彻底垮台了。然而各地零星的抢劫仍时有发生。保王派在今后应采取的策略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流亡派失去了勇气，诉诸武力派在诉诸宪法派面前让步了。后者的目标旨在下次选举中夺取多数以合法地推翻共和政府。在这之前不敢采用武力行动，并已辞去司令官职务的皮什格吕也赞成这个策略。
雅各宾派一度曾利用了政府的善意。督政府把雅各宾派安排在一部分行政机构里，允许他们的刊物出版，甚至还资助杜瓦尔的《自由人报》。各种俱乐部纷纷重建起来。“先贤祠俱乐部”于共和四年雾月25日（1795年11月16日）开幕，很快就发展了100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国民公会议员，如德鲁埃。格拉古·巴贝夫于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重新出版了他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他写道：
“一般说来什么是革命？尤其什么是法国革命？它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公开爆发的战争。”
巴贝夫揭露了共和三年宪法的反民主性质：
“除了1795年以外的其他所有权利宣言，都是以一条象征永恒正义的重要格言——‘社会的目标是共同的幸福’作为开始的。在这之前，人们曾大踏步迅速地向这一目标前进。以后他们就倒退了，违反了社会和革命的目标，只是为实现‘少数人的幸福’和‘大多数人的不幸’。我们敢于这样说：尽管有各种障碍和反对，直到热月9日以前革命一直在前进，以后就倒退了。”
在一些前国民公会议员，如阿马尔，罗贝尔·兰代等人的支持下，左派的进攻加强了。
督政府终于担心了。霜月14日（1795年12月5日）签署了对巴贝夫的逮捕令，从此他只能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在雨月1日（1796年1月21日）举行的纪念处决路易十六的仪式上，勒贝尔的演说标志着刹车。虽然他愤怒地谴责保王派，但是他也抨击了那个“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渗透到议会内部规定法律的时代……希望善良的公民放心。”
事实上，政权的稳定取决于如何解决热月党执政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主要是经济和财政问题。当时，货币崩溃，经济凋敝。金融危机加剧了货币危机，税收再也不能入库，国库一贫如洗。勒贝尔请求“那些漠然置之的人关心共和国，并且和广大的共和派站在一起。在共和国面前任何派别都应消除。”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货币的灾难加剧了人民的贫困：它使一度曾出现过的政治团结成为泡影。由于害怕左翼反对派利用这一机会掀起民众运动，督政府来了个向右转。
2．革命纸币的破产（1796年）
督政府建立时，通货膨胀达到了顶点，100锂指券只值15苏。由于国库空虚，印指券的机器不断增大印量，从而使其价值很快就低于纸张本身的价值。在4个月里，纸币量翻了一番。共和四年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总量达到了390亿。霜月19日（1795年12月10日）规定的累进比例强迫借款，是一种对资本真正的课税，可以用金属货币、谷物或者相当于面值1％的指券来偿付。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市价甚至还要低3-4倍。借款只收到270亿纸币和120亿硬币。它引起了资产阶级极大的不满，他们是占纳税人中1/4的纳税最多的人。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政府不得不停止发行并废除了指券。
一种新的纸币——“土地票”代替了指券。重新使用金属币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流通的金属币只有3亿左右，而在旧制度末期却有25亿。建立一座国立发行银行的主张被摈弃后，共和四年风月28日（1796年3月18日）的法律建立了土地票，其中24亿立即发行。以尚未出售的国有财产作为抵押的土地票（它的发行原则同指券完全相同）被用来以30：1的比例代替指券，而与此同时指券却以1％的价值被用来支付强迫借款。土地票的市价是硬性规定的，它们被用来以平价购买国有财产。土地票在6个月内就完成了指券在5年里经过的历程。
货币引起的灾难确实已迫在眉睫。土地票曾被宣告与黄金等价，但同时又相当于指券的30倍。而指券这时已贬值为原值的0.25%。法律本身也规定100法郎土地票只相当于金属币7.5法郎。首批土地票刚开始发行就贬值到其原值的65%-70%。芽月15日（1796年4月4日）它贬值了80%，花月1日（1796年4月20日）又贬值了90%。从此，食品有3种价格，但这并不能减少交换和供给的困难。芽月27日（4月16日），巴黎中央物价局规定每1斤面包售价为35锂指券或l锂3苏4德尼耶〔注：1个德尼耶相当于1/12苏。——译者〕土地票，而用硬币只需3苏。国有财产被大量侵吞后减少了抵押，促使了土地票的破产。共和四年花月6日（1796年4月25日）的法律决定继续出售国有财产，并规定平价出售的方式，可以用相当于原面值的土地票支付。其结果是购买者蜂拥而来，简直是一场抢劫。这对那些土地票待有者，尤其是国家承包商极为有利。以2万锤购得一座城堡的人，仅卖掉其中的栅栏门和栏杆就能获得8000锂。牧月，每1斤面包涨到了150法郎〔注：l法郎与1锂的价值相等。——译者〕指券。甚至连乞丐也拒绝接受人们施舍的纸币。
革命纸币的消亡起因于这一痛苦的经验。其过程和指券完全相同，只是它缩短为两个月。获月29日（1796年7月17日）取消了规定的市价。热月13日（1796年7月31日）规定，支付购得的国有财产要用相当于市价的土地票。然而这作为制止滥售国有财产的措施已经为时太晚。同样的规定渐渐扩展到了薪水、年金、纳税和房租的支付。到了共和四年年底（1796年9月中），关于纸币的幻想破产了。然而它在几个月之后才完全停止流通。金属币重新出现了。但是，国家只能收到纸币，因此并没有得益。共和五年雨月16日（l797年2月4日）的法律决定停止使用土地票，把它贬为原值的1%。这项法律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只不过正式认可了已经既成事实的破产。革命纸币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督政府之所以能重新使用金属币，是因为利用了共和四年的胜利带来的好处。共和五年芽月5日（1797年3月25日），督政府收到了桑布尔-默兹方面军上缴的1000万硬币，意大利方面军的5100万硬币。战争供养了政府。
对于公务员、靠年金生活者以及民众各阶层来说，这种局面引起的社会后果像通常一样是灾难性的。共和四年获月22日（1796年7月10日），伊塞尔省的行政长官认为，由于薪金欠缺，当一名办公室主任还不如苦役犯。他写道：
“政府为任何一名苦役犯、在押犯或被判刑的犯人的支出都超出我们各办公室主任薪金的4倍。他们每日的薪金降到只有6锂2苏8德尼耶。用以维持生存的开支早就迫使他们卖掉了生活最必需的家具和用品；他们不得不去领取只发给贫民的面包。”
共和四年的冬天对于那些被飞涨的物价压垮的、依靠工资为生的人是十分可怕的。1795年的收成不佳，农民只愿接受硬币，征用再也实行不了，因此市场变得空空荡荡。督政府只得从国外进口，并严格实行消费配给制度。
在巴黎，每日1斤的面包配给量下降到了75克，其余部分由大米替代。但是因为缺乏木材，家庭主妇无法煮熟这些大米。整整一冬天，各地警察的报告都以令人厌倦的单调语气叙述人民大众的苦难和不满，这同投机商的骄奢淫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雨月28日（1796年2月17日）警察总局的报告指出：“巴黎看来很平静，但是人们的思想很动荡。人们一向认为，物价上涨是那些被称作投机商的、寡廉鲜耻的人从事非法交易的必然结果。这种长久以来毁坏了公共和私有财产的残酷灾难对穷苦老百姓打击最大。他们的怨恨、不满和激烈的演说到处都能听到。”
人民大众不满的情绪很自然地转向督政府，并且有利于雅各宾反对派。这时他们在先贤祠俱乐部里正在讨论恢复最高限价的问题。在风月的最初几天里，警察的报告都强调指出民众各阶层动荡的加剧，并且要求规定价格。据风月5日（1796年2月24日）的报告：“工人们准备自己增加工资，但是他们说这将取决于未来的定价；……‘定价’这个词被人民大众理解为降价。”
由于害怕人民大众因不满而聚集在雅各宾反对派的周围，督政府于风月7日（2月26日）下令关闭了先贤祠俱乐部，同时它还追捕左派记者，把那些著名的雅各宾人士从政府各部门赶走。
巴贝夫组织的“平等派密谋”标志着左翼反对派采取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
3．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1795-1796年）
巴贝夫是法国大革命中第一个解决了肯定人的生存权利和维护私有财产及自由经济之间的矛盾的人。在他以前，一切忠于人民事业的政治家都曾遇到过，但又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如同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巴贝夫宣告社会的目标是共同的幸福，革命应该保证人人享受平等。但是，由于私有制必然导致不平等，土地法，即地产的平分“只能维持一天”（“从它实行的第2天起，不平等又重现了”）。因此，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公共管理局；取消个人财产；人尽其才，各施所能；将劳动成果存放公仓；建立一个简单的给养分配管理局，由它对所有人的物品作翔实登记，并对物资进行最公平的分配。”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由《人民的保民官报》发表的《平民宣言》里提出的这一纲领，与雅各宾和无套裤汉所主张的、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组织小生产的思想相比，无疑是一种革新，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突进。“财产和劳动的共有制”是大革命中诞生的第一种新社会的革命思想。通过巴贝夫主义，那时还只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已上升为一种思想意识；通过“平等派密谋”，共产主义从此进入了政治史。
巴贝夫主义必然会带有时代烙印。显然，自学成才的巴贝夫，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在阅读了卢梭、马布利的著作以及当时被认为是狄德罗的作品，而实际是摩莱里所作的《自然法典》之后产生的。但是巴贝夫超越了空想阶段，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他始终是一名积极的战士。巴贝夫的思想体系是通过同他故乡庇卡底的社会现实的接触以及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巴贝夫在庇卡底农村取得的经验决定了他的农业共产主义的某些特点。巴贝夫1760年出生于圣康坦，父亲是征收盐税的小雇员，母亲是不识字的女仆。他本人定居在桑泰尔的卢瓦，这是一片富庶的农业区。那里的农村公社，尤其是集体使用权和公社习惯根深蒂固，并且坚决反对把农业集中在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场主手中。巴贝夫曾先后为土地赋税簿籍特派员，研究封建制度的专家，〔注：据索布尔《法国革命》端木正译本第222页译者注：“研究封建制度的专家”（Feudiste）这个职业是旧制度末期封建领主所雇用的人，专从一些古旧的封建文契寻找剥削农民的“法律根据”，以便重新严格主张那些久已被遗忘，甚至若干世纪没有运用的“权利”。〕即封建权利的专家，并一度担任公社法院的书记官。因此，他对庇卡底的农民，对他们的问题和斗争有着切身的体会。显然是有感于这种经验，早在革命开始前他就主张事实上的平等和共产主义。在他1789年发表的《永久地籍册》里，他倾向于土地法，即1848年所谓的“平分财产者”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他1785年的关于大农庄的一篇论文和1786年6月给阿腊斯学院〔注：Académie在此意为学术机构，其成员为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性质与设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相同，但彼此是独立的。——译者〕书记杜波瓦·德·福瑟的信里，他预见到要建立“集体农庄”，即真正的“友好公社”：
“50、40、30、20个人联合起来，到这个农庄来共同生活。他们以前各自为生时终日惶惶，不得温饱。现在联合起来，很快就能走上富裕之路。”
这已经是劳动公社了。在“平等派密谋”发生前10年，巴贝夫就不仅提出了权利真正的平等，即分配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生产问题，预感到有必要实行集体劳动：
“把土地划为相等的小片分给个人，这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如果联合起来劳动，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巴贝夫的革命经验对于他思想体系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789年的人权宣言曾宣告了权利的平等。然而事实很快便表明，它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还在革命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食品，匮乏的问题，即每日必需的面包问题。巴贝夫在1791年8月20日给瓦兹省的库佩的信里写道：“谁会留恋一种表面的平等？”在同年9月10日他给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的库佩的信里写道：
“……因此有责任，也有必要把食品发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勤勤恳恳地劳动，却得不到食品。必须实行土地法以达到真正平等。”
在热月9日以后，巴贝夫显然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但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大众极度的苦难事后向他表明了最高限价、统制经济和生产国有化（即使是部分的）的意义，以及主要在共和国军队里实施的共和二年经验的重要性。巴贝夫在《平民宣言》里这样写道：
“这个政府（即共同管理局）被经验证明是可行的，因为这是我们12支军队的120万官兵进行过的实践（在小范围内可行的，大范围里也行得通）。”
巴贝夫现在放弃了土地法，因为它只有一天的生命力，并且他还特别声明，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在共和三年热月10日（1795年7月28日）给日耳曼的信里，他阐明了自己思想体系的主要精神，即“人尽其才，各施所能”：
“全体劳动者和制造者都将为公仓劳动。每人都将把自己劳动的成果交给公仓。根据大家庭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确定的分配员，把整个团体的全部丰富多样的产品平均分给每一个公民。”
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这主要是分配的共产主义。然而巴贝夫由于受到故乡庇卡底的启示，预感到在农业方面有必要实行生产的共产主义以及建立土地劳动的集体组织。但是，他没有见到资本主义财富的积聚和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他对旧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方式抱有偏爱。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任何对建立在消费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描写。所有这些使得人们把他视为经济上的悲观主义者。当时的环境局限，资本主义集约程度的低下和缺乏大规模生产，以至巴贝夫本人的气质和他的社会经历，正说明了他为什么只预见到物资的匮乏和生产力的停滞，看不到生产力的高涨和物资的极大丰富。这就决定了巴贝夫主义处在18世纪说教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工业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
“平等派密谋”是使共产主义变为现实的第一次尝试。共和四年冬天里（1795-1796年），政府的无能以及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极端贫困，使得巴贝夫萌芽了用暴力摧毁现存社会结构的想法（不久后他为督政府所迫转入地下）。“平等派密谋”在它的周围团结了一小批主张共产主义的人，以及前雅各宾派（现为“先贤祠俱乐部”成员，如阿马尔、德鲁奥、兰代等）。他们的目标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邦纳罗蒂却不同，他在农村公社一直很活跃的科西嘉以及热诚支持罗伯斯庇尔的意大利奥奈依这两个地方担任过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平等派密谋”制定共产主义纲领和进行政治组织建设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共和四年芽月10日（1796年3月30日），成立了起义委员会。和巴贝夫一起进入委员会的还有安托奈尔、邦纳罗蒂、达尔泰、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和西尔万·马雷夏尔。巴黎12个区各有一名宣传员，在他们领导下，宣传工作开展起来了。当时的条件很有利，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平等派密谋”的政治组织采取的办法和在这之前的民众运动截然不同。其核心是一个领导小组，它紧密依靠为数不多的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其外围是同情者，爱国志士以及共和二年意义上的民主分子，他们不一定都赞同新的革命理想。然后则是需要引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平等派密谋”的组织非常完备，但是和广大群众的必要联系似乎没有确实的保证。因此，这种做法超越了人民起义的传统，形成了革命专政的概念。这是马拉曾预感到而未能明确指出的问题。这种概念认为：通过起义夺取政权后，再把权力交还给根据政治民主的原则选举、甚至普选产生的议会将是很幼稚可笑的。在改造社会，建立新政权的整个过程中，维持极少数革命者的专政是必不可少的。通过邦纳罗蒂，这一思想传给了布朗基，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实践，其渊源很可能就是布朗基主义。
面对巴贝夫主义的宣传，督政府发生了分歧。模棱两可，在各派之间调和；勒贝尔不知是否要像对付王党一样，进行一场反对雅各宾派的镇压；卡诺已义无反顾地转向主张专制保守的反动方面。根据卡诺的提议，梅兰（杜埃人）被解除警察总部部长之职，由科雄接替。芽月27日（1796年4月16日），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对一切企图“复辟王政或恢复1793年宪法……或者以土地法的名义进行掠夺、瓜分私有产业的人”判处死刑。
然而巴贝夫继续加紧准备。他和同时期建立的国民公会议员委员会进行了接触，并且在花月18日（1796年5月7日）和他们达成协议。他们将进入根据起义委员会的建议新选出的议会。但是，从花月11日（4月30日）起，忠于起义的警察部队被解散了。更严重的是，巴贝夫的军事联络员格里泽尔向卡诺告发了“平等派密谋”。因此，共和四年花月21日（1796年5月10日），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被捕，他们的全部文件都被截获。被捕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再次被恐惧慑住了。
在格雷奈尔军营发动的哗变于共和四年果月23-24日夜间（1796年9月9-10日）失败了。它是由共和二年的人士，即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而不是巴贝夫分子发动的。他们是由卡诺和警察总部部长科雄一手制造的一起警察挑衅事件的牺牲品。在这一事件的131名被捕者当中，只有6人订阅了巴贝夫的《人民的保民官报》。驻扎在唐普尔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下令枪决了30名被告，这次审判后来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
旺多姆的审判到共和五年才得以进行。原来希望尽量少捕人，西埃耶斯等人则因担心王党借机东山再起，也赞同的主张。卡诺却显得 坚定不移，并主宰着督政府。果月9-10日的夜里（8月26-27日），“平等派密谋”的成员被装在囚笼里遣送到了旺多姆。他们的妻子，其中有巴贝夫的妻子和他的长子步行跟在车队后面，直到1797年2月底案件才在最高法院公开审理，一共进行了3个月。在被宣判死刑后，共和五年牧月7日（1797年5月26日）巴贝夫和达尔泰自杀未遂，第二天他们被血淋淋地抬上了断头台。
“平等派密谋”的重要意义到了19世纪才显示出来。在督政府的历史中，它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它显然打破了政治的平衡。共产主义思想第一次变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这就是巴贝夫及其行动在社会主义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在共和四年热月26日（1796年7月14日）巴贝夫给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的信中，他叮嘱后者把他“关于民主和革命的全部计划、笔记和草稿”搜集起来，并且把“被当今的腐化分子称为我的幻想的东西介绍给全体追求平等的人……”为了实现这一愿望，邦纳罗蒂182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这部著作对革命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此巴贝夫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载入了史册。
4．保王派的进展
继巴贝夫的密谋失败后，对雅各宾派的镇压把督政府推向了右边，并且使保王派的威胁上升了。
从1796年夏天起，保王派的活动在各方面都有了发展。邦雅曼·贡斯当在斯塔尔夫人的建议下鼓励立宪保王派团结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定支柱督政府的周围。此时，在南方掀起了白色恐怖。那里的王党分子维络被任命为马赛军团司令。面临右派势力的猖獗，议会两院虽然维待了共和四年雾月4日（1795年10月26日）通过的大赦前恐怖分子的决定，但是他们仍投票决定把被赦免者开除公职（共和五年霜月14日，即1796年12月4日）。这一项法律取消了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法令里针对教士的恐怖主义条文。既然有关规定不再执行，宗教在各教区又恢复起来。教士的影响只能对反动派有利，而且把雅各宾派开除公职也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卡诺越来越向右转，而拉勒韦利耶尔由于反对教会干预政治而同勒贝尔和靠近：三人督政开始对保王势力的进展警觉起来。
同时，英国和王党的阴谋确实证明右派无意和共和国安然相处，他们始终准备夺取政权。流亡在勃朗康堡布伦斯维克公爵那里的王位僭望者路易十八拒绝任何让步。保王派的活动在立宪君主主义和绝对君主主义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巴黎，他们的代表布罗基耶神甫领导着一个办事处，甚至在督政府的卫队里他们也安插了内线。1796年夏，办事处建立了一个“秩序之友”协会，公开主张以君主立宪反对现政权，但暗地里它由一个名为“正统之子”的小组推动着，这些人主张通过暴动恢复绝对君主制。前制宪议会代表当德雷力主合法斗争，他把“秩序之友”协会改为“博爱学社”，为下次选举作准备。“学社”在不少省份设立分支，各分支机构中也存在着两派的对立：一派是主张合法斗争的立宪派；另一派是主张暴力的绝对君主派，例如在萨特省（那里的“学社”是由一名朱安党人组织的）和波尔多。金钱由伦敦提供，通过安插在瑞士的英国间谍维克汉转来。因此报刊和关于选举的宣传都得到资助。虽然共和五年雨月11日（1797年1月30日）布罗基耶被捕，他的一名同伙也被迫招供，但保王派的宣传仍在继续。
政治和社会气候确实对保王派有利。流亡者和被遣送国外的教士成群结伙地归来。宗教问题成了对反动派有利的一块沃土。大量共和派和反抗派教士一样，认为罗马天主教同共和国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宪政派教会看到自己力量在削弱。1797年初在拉勒韦利耶尔支待下建立的新崇拜形式——“有神博爱教”（每10天礼拜1次）只在少数开明资产者中有市场。反动浪潮尤其利用了财政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
在土地票垮台和恢复使用金属币以后，财政形势很艰难。继通货膨胀而来的是通货紧缩：硬币非常稀少，加上1796年是个丰收年，因此价格体系全被打乱。不过，极端贫困的人民大众至少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但是战争仍在继续。督政府竭力使收支平衡，但没能成功。议会两院出于政治考虑拒绝在财政方面作任何有效的努力。关于税收的表决为时太晚。共和五年牧月18日（1797年6月6日）才通过当年的土地税，热月14日（8月2日）才通过动产税。督政府曾建议在每个省建立由国家官员组成的直接税征收处，但是没有执行。它还提议对火药、硝石和盐课以一定数量间接税。对此，五百人院同意，元老院却反对。为了使出售国有财产获得更多的收益，共和五年雾月16日（1796年11月6日）恢复了拍卖，但其好处微乎其微。
财政的应急措施占了上风。征购的做法仍维持下来以保证供给军队粮食、饲料和马匹。对此可以用税收的收据或国有财产购买收据来支付。如同放弃了统制经济后的热月党一样，督政府也不得不求助于金融家、银行家、供应商和军火商。它落到了受他们支配的地步。在使用了各种招数，包括抵押王冠上的钻石（其中有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重317克拉的大钻石），转让巴达维亚期票（即根据海牙条约荷兰对法国的战争赔款）之后，共和五年雾月16日（1796年11月6日）的法律授权督政府可以使用国有财产作为支付手段。某一供应商就这样在诺尔省得到了600公顷土地。不久后竟然发展到向债主转让某项国家收入的地步。这种所谓的“债权转移”，实际是恢复了旧制度时实行的“预先付款”的办法。于是，有人获得了在国家森林的伐木权，有人得到某一省的税收权，向意大利方面军供应军需的弗拉沙公司则获得了拍卖在利弗纳截获的英国货品的权利。
财政措施的弊端、政府的无能、一小撮政客（以为代表，还有金融家乌弗拉以及富歇、塔莱朗等人）的唯利是图使贪污腐化恶性膨胀起来。有人因囤积食盐致富，有人则搞国有财产投机而发财。伤风败俗也蔚然成风，尤其使观察家震惊的是，这和共和二年斯巴达式的风尚简直有天渊之别。但此风只侵染到一小撮暴发的有闲阶层。他们以疯狂地寻欢作乐为常事。有人笼统地称此为“督政府时期的社会”。这个社会为第一帝国时期上流社会的风气开了先河，不过它更为放荡，但在排场之奢华上仍稍逊一筹。政府里共有两个人属于这个糜烂社会：一个是原子爵；另一个是原主教塔莱朗。商人、暴发的新贵、银行家、供应商、股票和债券投机商以及发革命财的人都聚集在这两人的周围。但是他们随时准备为了另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政权而出卖现政权。
现政权在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丧失威信。各级官员只能不定期地得到薪俸。各公共机构由于缺乏经费很难开动起来。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督政府把法院、中心学校和公共救济交给各地方负担。然而，各地的财政状况也和中央政府一样糟糕。当政府有能力时，年金的1/4由硬币支付，其余的3/4则用税务收据或国有财产购买收据支付。这些票据又被投机商用极低廉的价格收买。共和五年的选举临近时，督政府财政上的无能加剧了人民大众的不满，而这对敌对的保王派却十分有利。
Ⅱ．对外征战（1796-1797年）
自从革命政府垮台以及它的国防政策彻底失败后，战争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这些性质在第一督政府时期更加明朗了。战争不再由统制经济支持（统制经济已变为自由经营和自由赢利），军队的物质形势恶化了。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更有甚者，那些不再受革命政府和恐怖时期的平均主义约束的将军们正在摆脱政权机构的监护，并且任凭自己的野心膨胀。在这方面，波拿巴的意大利政策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由个人野心支配的冒险性活动取代了国家利益。当这种倾向被笼罩在胜利的光辉之中时便显得更加危险。
1．第一督政府时期的军队
第一督政府时期军队在继续堕落，因为在军队和其他部门一样，督政府只是继续执行热月党的政策。纸币的破产、政府财政上的无能以及供应商的舞弊，不免也影响到吃得很坏、穿得很差、待遇很可怜的士兵的条件。穷困对部队的数量也产生了影响。不服从征召和开小差的恶习侵蚀着共和国的军队。五百人院责成一委员会起草一项抑制这种恶习的法案。共和四年雾月19日（1795年11月10日），议员迪皮伊揭露了造成这种恶习的深刻原因：
“敌人利用反动势力同情者的热狂，使你们把一切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这一恶习的强制手段都视为恐怖主义行为。仅恐怖主义这个词就为反法的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胜过任何武器。我巡视了共和国的几个省，看到一帮帮的逃兵在路上逛荡，像我一样逍遥自在，没有任何人依据反逃兵法去逮捕他们。怎么回事呢？听说他们的家长一般都是市长或市政官员……况且，这些官员如果执法严明，还有成为那种可恶的、曾使法兰西尸横遍野的反动势力牺牲品的危险。”
这就充分揭示了这种恶习的根源。由于对共和二年的一切回忆都怀有强烈的仇恨，并且企图拉拢反动派以钳制人民的斗争，督政府和热月党国民公会一样，在制止这种恶习方面是软弱无能的。
同时，军队的士气也在发生变化。显然，在军队里共和二年的影响是深刻的，对前贵族和教士的敌视以及对王政的仇恨很强烈。但是革命的火焰没有维持，革命的热情也在逐渐淡漠。对共和二年人们提出的暴力思想很敏感的部队，跟不上督政府折中政策的于变万化，也不能热情地赞同显贵们的中庸思想。军队同现政权越来越疏远，它对老百姓也更加蔑视。于是出现了一个在第一帝国初期广泛使用的字眼“佩坎”（指平民百姓）。由于军事机构本身的特点，民主感情仍然得以保持。即使像民主选举产生军官以及在军事法庭上设立陪审团等民主程序被取消了，在军人晋升时，知识占的分量始终很小，聪明才智和勇敢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一名普通战士只要勇敢，就有希望很快晋升到最高层。当然这不免会鼓励野心和冒险精神。
一直支持着军队的民族感情此时确实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自从实行“全民总动员”以来，部队的人员再也未更换。对外征战使军队远离法国，渐渐地士兵们同国内的老百姓越来越脱离。由于部队驻扎在国外，它们必然变成为职业军队，变得只听从指挥他们的将军。对国家的忠诚慢慢地让位于对一名长官、对冒险精神、不久又变为对掠夺精神的忠诚。共和二年时，人们曾作一切努力来维护和加强军队和人民的联系。然而此时，人们却竭力要士兵们忘记自己也是公民。圣茹斯特在他1793年2月12日的演说里强调：“只有当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时”，才能取得胜利。而在意大利战役前夕，波拿巴在1796年3月26日的宣言里却声称：
“士兵们，你们一无所有，吃得很差。我要把你们带到世界上最富庶的平原去。富饶的省份，豪华的城市将要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将在那里找到名誉、光荣和财富……”
爱国主义被抽空了共和主义与人道的内涵，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公民责任感和革命热情很快被对外国的蔑视，对军事荣誉的追求以及民族虚荣心所替代。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很快便极力颂扬“习惯于征服的伟大的民族”。这是从第一督政府末期起开始流行的、引起人们骄傲的一句话。第一帝国认可了它。
由救国委员会在共和二年建造起来的战争工具，在投入1796年的战役前夕，同反法联盟各国旧制度的军队相比仍然是优越百倍的。为了加强在将领和供应商面前的权威，督政府效仿特派员制度，设立了派往各部队的“军事委员”，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无论军事委员或是督政府，它们在将军们的面前没有“强制力”。现在，将军们的作用是压倒一切的，波拿巴的军事天才使他进入了最高层。在制订战略原则，组成和使用战术单位等方面，波拿巴的天才不久就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他在总的方面仍然是忠于革命传统的。他革新了战争艺术，而他使用的是革命创建起来的民族军队。
2．波拿巴在意大利（1796-1797年）
自从1795年签订各项条约以来，反法联盟的规模缩小了，其主要成员只有英国和奥地利。显然，军事和财政形势都不佳的奥地利，假如能肯定得到象巴塞尔条约规定的向普鲁士所作的补偿，它本来也会放弃莱茵河左岸的。至于英国，因为受到带有严重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经济与财政危机的威胁，尽管它一直讨厌看到法国在荷兰站住脚跟，但它这时也没有能力在大陆再进行一场军事行动。
督政府的对外政策早已由被看作不可更改的“法定边界”的概念所规定：共和三年宪法的第332条绝对禁止“割让共和国领土”。兼并比利时是得到曾通过宪法的公民投票确认的。对阿维尼翁和萨瓦的兼并更是如此。只剩下莱茵河左岸的问题了。跟在右派后面走的卡诺主张实行从前的、然而是经过改善的边界；而领导外交的勒贝尔却主张“自然疆界”，也就是同意兼并。他企图在自然疆界外获得一些抵押品，以便在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他的主张得到了督政府的赞同。为了把这些条件强加给奥地利和英国，就不能被动地听任征战自然地发展。
卡诺制订的1796年战争计划规定德意志南部的军事行动具有决定性作用。桑布尔-默兹方面军、莱茵-莫塞尔方面军分别在儒尔当和莫罗指挥下将向维也纳挺进；而不太重要的阿尔卑斯方面军和意大利方面军分别在凯莱曼和谢雷指挥下将夺取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并把它们作为谈判的筹码。集中在布雷斯特的爱尔兰方面军在奥什的指挥下将对英国起威慑作用。在最后的关头，共和四年风月12日（1796年3月2日），督政府任命波拿巴取代谢雷。它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因此被打乱了。
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阿雅克修的一个亲法的小贵族家庭。1779年他成为王家奥顿中学的奖学金生，后来进入巴黎军事学校附属的王家布里埃纳中学直至1784年。1784-1785年他成为军事学校的贵族士官生。1785年9月，16岁的波拿巴在参加会考时，在58名应考生中取得第42名。从此，他被任命为炮兵助理中尉。从瓦朗斯到奥索纳，然后又回到瓦朗斯，在这些迁移中他过的是军营里小军官的那种清苦的、无前途的生活。他是1789年的爱国者，然而是一名科西嘉的爱国者。1789-1793年保利在科西嘉岛多次逗留期间，波拿巴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政治生活。但由于得不到保利的信任，当保利和国民公会闹翻、求助英国人时，波拿巴于1793年6月离开了科西嘉。1793年7月他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的上尉，并被派往阿维尼翁组织火药运输队。这时他真诚地拥护山岳派和雅各宾派。他以对话的形式写了一本题为《博凯尔的晚餐》的书，并且得到国库的资助，于1793年8月在阿维尼翁印刷出版。此书的内容是1名军人（他本人）和尼姆的1名市民、蒙彼利埃的1名制造商以及马赛的1名商人之间的谈话。其大意是人们说服倾向吉伦特派的马赛人，要他相信“山岳派的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国民公会是“团结的中心”，必须拯救“处在最残酷的反法联盟包围之中的新生共和国，因为它们要把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离开了故乡科西嘉并放弃了该岛独立的幻想。波拿巴从此投身到革命的民族中来。他的同乡、特派员萨利赛蒂于1793年9月17日把包围土伦的炮兵部队交给他指挥。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决定性的。12月19日土伦被攻占，22日波拿巴晋升为准将。意大利方面军的特派员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保荐他。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写给他哥哥马克西米利安的信中，他夸奖了“公民波拿巴出类拔萃的优点。”
热月政变对一切都提出了异议。事件于热月18日（1794年8月5日）传到尼斯：第二天，波拿巴被特派员撤去了指挥职务，并且作为罗伯斯庇尔分子被关押在昂蒂布的方堡里。果月3日（1794年8月20日）他被释放，并恢复了军职。但是他的军事生涯遭到了奥布里的阻挠。这是一名隐藏的吉伦特分子，而且是国民公会军事问题的报告人。他激烈批评波拿巴“过早地晋升和具有无节制的野心”。然而，1795年3月波拿巴仍被任命为西部军炮兵司令，但被他拒绝了。6月，当他被任命为西部军的步兵将军时，他再次拒绝。
从那时起，公民波拿巴变成了寻找自己道路的冒险家。热月的失宠仿佛打断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除了自己的野心，他不再有任何准则。有几个月他的处境很凄惨。葡月使他重新投入洪流。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这一天他所起的作用使他获得了“葡月将军”的美称。从此，他依靠得到不断晋升的前途有了保障。10月16日他还是一名少将，26日就被任命为国内方面军的总司令。从这一时期起，开始了波拿巴和约瑟芬·塔谢·德·拉帕日里的爱情。约瑟芬比他年长6岁，是1794年被处以绞刑的博阿尔内子爵的遗孀。据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这是个已经有点厌倦的女人，但仍很迷人，并且很有经验。波拿巴给“温柔的、无与伦比的约瑟芬”的第一封信写于1795年10月28日。这种炽烈的情火在他写于意大利战争期间的全部信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信件对嘉奖、功名嗤之以鼻。乔治·勒费弗尔写道：“很难相信波拿巴不知道约瑟芬和巴拉斯的关系，没意识到她对后者的影响可以对自己有用。”
1796年3月2日，波拿巴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取代了谢雷。9日，他和约瑟芬·德·博阿尔内没有举行宗教仪式结成了夫妇。两天后他离开巴黎前往设在热那亚海岸的萨沃纳司令部。
意大利战争决定了反对奥地利斗争的命运。战争计划早在共和二年就由救国委员会制定出来：在征服皮埃蒙特之后，先夺取伦巴第，然后通过阿尔卑斯山直接向维也纳进军。波拿巴带着3.8万名战士，4.8万金法郎和10万法郎汇票（没有被全部接受）投入了战争。战争进行的速度极其迅猛。
在皮埃蒙特，波拿巴只用了十几天，经过蒙特诺特战役（1796年4月12日）、米尔西莫和蒙多维战役（4月21日），成功地把博利厄指挥下的3.5万名奥地利军和科利部下的1.2万名皮埃蒙特军隔离开，并迫使科利退守都灵。4月28日，撒丁国王签订了谢拉斯科停战协定。根据1796年5月15日签订的巴黎条约，撒丁国王把萨瓦以及尼斯、唐德和伯依3块伯爵领地割让给法国。
在伦巴第，波拿巴把博利厄赶到了波河以北，赶过了泰森河。然后，他挥师南下，从普莱藏斯渡过波河，在阿达的洛迪桥（5月10日）一举击溃敌军，1796年5月15日进人了米兰。后来司汤达在他的《帕尔马修道院》里写道：“全世界发现，经过那么多世纪之后，恺撒和亚历山大终于有了一个继承人。”越过曼乔河之后，5月30日波拿巴包围了芒图。帕尔马和莫代纳公爵签订了停战协定，波洛涅城向法国人敞升。6月23日，罗马教廷也接受了一项协议。被征服的国家被迫缴纳沉重的战争赔款，这激起了一部分居民反对占领者。只有主张成立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的当地雅各宾派站在法国人一边。而督政府只是想夺取一些筹码以便加强自己在谈判中的实力地位。在此期间它尽量盘剥被占领国家：波拿巴可能从意大利掠夺到5000多万，其中的1000万交给了督政府。然而奥地利人始终控制着通向阿尔卑斯山的交通要道芒图。奥地利军队曾4次从阿尔卑斯山下来企图为芒图解围。但是乌尔姆塞尔率领的部队于8月5日在卡斯蒂格利奥纳被击败，1796年9月8日再败于巴萨诺。阿尔温克齐的部队经过11月14-17日在阿科尔周围浴血奋战后也被击退，1797年1月14日在里沃利再次被打败。2月2日芒图投降，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打通了。
德意志战争并没有取得督政府所期待的决定性成功。担负主要任务的儒尔当和莫罗的部队计划通过多瑙河谷到达维也纳。1796年5月31日儒尔当越过莱茵河，但被查理大公〔注：查理大公是奥地利皇帝弗朗索瓦二世的三弟，在欧洲反动王公贵族军官中，尚属能战者。——译者〕击退了。可是，由于同莫罗对峙的乌尔姆塞尔在波拿巴得胜后被派往意大利，法军对查理大公重新发起了进攻。6月24日莫罗渡过莱茵河到达慕尼黑。与此同时，儒尔当先后夺取了科隆和法兰克福，并于8月一直挺进到与波希米亚的交界处。但是法国军队没有会师。查理大公趁机对它们分别出击，首先逼使在马因河谷两次被打败的儒尔当于1796年9月底撤回莱茵河左岸。莫罗被发现后也不得不撤退。由于大公竭力切断他的退路，莫罗率部进入黑森林地区的隘路。1796年10月26日他在于南格渡过了莱茵河。冬天，凯尔和于南格两座桥头堡丢失了。
在奥什率领下对爱尔兰的远征也遭到失败。法国舰队于1796年12月起航，被暴风雨打得七零八落。1797年1月，督政府下令没收在法国领土上的一切英国商品。英国的经济形势恶化，逼使它进行谈判。1796年10-12月英法曾在里尔进行过谈判，当时英国方面以马尔迈斯比里为代表，比利时问题导致了这次谈判的破裂。
因此，在7197年战役的前夕，意大利方面军成为督政府主要的希望所在。波拿巴恢复了被占领国的和平。他完全不顾督政府的指示，于1796年10月15日在莫代纳和从教皇那里夺得的几块领土上建立了“波南共和国”。1797年2月91日，他同教皇庇护六世签订了托朗蒂诺条约。督政府要求他摧毁教皇的世俗政权，而波拿巴却满足于得到几百万赔款和迫使教皇割让阿维尼翁、弗内森伯爵领地以及其他几块领地。他的政策越来越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797年3月20日，法军重新发起了对奥地利军的进攻。此时奥军由查理大公率领并在人员上大为加强。波拿巴强行通过了塔格利亚曼托隘口，然后越过塔尔维山口，先头部队在马赛纳率领下到达塞姆芒。
同时，在德意志南部，桑布尔-默兹方面军在奥什率领下于1797年4月16日越过莱茵河，18日在科隆附近的纽维德获胜。莫罗也开始行动。但是在1797年4月18日这同一天，波拿巴在斯蒂里亚的莱奥本和奥地利同时签订了停战协议与和平条约的预备性条文。这位意大利的征服者十分珍视他的胜利成果，害怕被人抢先当上和平使者。莱奥本和约的预备性条文确认了波拿巴意大利政策的胜利，但是没有实现莱茵河的自然边界。然而国内政治的发展迫使督政府只得认可既成的事实。
Ⅲ．果月与康波福米奥（1797年）
在共和五年芽月的选举中保王派取得了胜利。国内形势以及舆论的厌倦使督政府不得不听命于将军们。督政府由它的本质所决定，绝对不可能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共和国。而它对外政策的方向必然取决于国内危机如何解决。反法联盟对此完全了解，因此它设法拖延莱奥本停战后在于迪纳开始的谈判，以及后来由英国特使马尔迈斯比里在里尔恢复的谈判。假如保王的右派获胜，英奥就希望得到更优惠的条件。
因此，督政府和波拿巴的团结加强了。波拿巴知道，保王的两院绝不会同意他的意大利政策。获月5日（1797年6月23日），因为威尼斯事件，波拿巴在两院遭到严厉的抨击。至于督政府，它又怎能拒绝救星的要求呢？通过互相影响和让步，果月的政变和康波福米奥条约紧紧相连。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则是波拿巴。
l．共和五年的选举和反动派
尽管波拿巴在意大利取得了辉煌战绩，而且督政府也曾想利用这些战绩。但是，共和五年芽月议会两院的选举（更换1/3议员，其中有1/2是前国民公会议员）仍然受到保王派的影响。选举活动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除了十几个省外，各地的督政派都遭到了惨败，只有11名国民公会议员重新当选，而且其中有好几名保王分子。新当选的1/3议员大大加强了王党右派的势力。
正当督政府发生分歧时，反动阵营却立刻组织起来。得到拉勒韦利耶尔支持的勒贝尔意识到眼前的危急，主张必要时宣布选举无效，把形势重新掌握在手。卡诺屈从于选举的结果，拒绝了这一主张。则像往常一样持保留态度。牧月1日（1797年5月20日）两院集会，指定巴尔贝-马尔波瓦为元老院议长，汝拉地区当选的皮什格吕为五百人院议长。勒图尔纳经抽签被确定为任期已满的督政官，于是两院就在这一天决定由巴塞尔条约的谈判使者、声名狼藉的君权主义者巴泰勒米接替他。然而右派有点犹豫。他们在“克利希俱乐部”集会，但未能确定政策。主张立即复辟的“白色雅各宾派”只是少数，占多数的君主立宪派反对使用暴力。号称“肚皮派”的小集团也倾向保王党，主张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革并且等待时机。“白色雅各宾派”希望皮什格吕能发动一场政变，但皮什格吕表现得优柔寡断。
反动派采取的措施有利于流亡者的家属和教士。由于取消了共和四年雾月3日的规定，流亡者的家属重新可以担任公职。果月7日（1797年8月24日）的法律取消了1792年和1793年的镇压措施。然而，教会的成员仍须发表忠于法律的声明，反流亡者法律的主要部分继续有效，被赦免的恐怖主义分子被允许重新担任公职。在外地各省，反动势力通常很嚣张。博爱学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得到发展。流亡者纷纷归来，被放逐的教士到处自由来往，而获得国有财产的人却遭到了攻击。在普罗旺斯再次发生暴力事件，督政府只得派兵前往镇压。共和派力图团结在各立宪派俱乐部里，以对抗反动势力的嚣张。但是，督政府害怕这样会加强雅各宾势力的影响，因此听任两院于热月5日（1797年7月23日）把它们取消。督政府的这种消极状态助长了右派的反动气焰，他们试图剥夺督政府全部的财政权，使它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牧月30日（1797年6月18日）五百人院决定把全部财政权交给长期以来以反革命著称的国库，不过元老院拒绝了这一议案。
督政府同两院的冲突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这时不再继续观望，转而支持勒贝尔和拉勒韦利耶尔反对卡诺和巴泰勒米。他的抉择在卡诺为取悦右派而更换部长的时候公诸于世了。热月26日（1797年7月14日），被保王派憎恨的梅兰和拉梅尔保留了原职，由斯塔尔夫人介绍给的塔莱朗被任命为对外关系部长，奥什被任命为陆军部长。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因为奥什指挥的桑布尔-默兹方面军十几天来一直在向巴黎进军。
2．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变（1797年9月4日）
共和五年芽月选举引起的督政府和两院之间的冲突公开化，在没有任何宪法程序的情况下，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或是像共和二年那样号召人民；或是像葡月13日那样诉诸于军队。显贵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排除第一种可能性，拉勒韦利耶尔事先就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结果只能是求助军队。已经预感到这一点的波拿巴和奥什同意了。获月，波拿巴提供了皮什格吕背叛的证据，这是在保王派特务当特雷格的文件里发现的一份材料。获月13日（1797年7月1日）奥什命令部队向巴黎进军。于是督政府只得听命于将军们，尤其听命于波拿巴。他支待政府反对两院只是为了迫使其接受莱奥本和约的预备性条文和他的意大利政策。
获月28日（1797年7月16日）当两院得知政府改组以及军队进入法律规定的禁区后，终于意识到眼前的危险。他们准备对3名督政官一、拉勒韦利耶尔和勒贝尔提出控告。获悉皮什格吕已经背叛的卡诺拒绝赞同复旧。热月25日（1797年8月12日），议会两院为了武装富人居住区的资产阶级，下令组建国民自卫军精锐连队。这时督政府也加紧防范准备。波拿巴派奥日罗担任指挥，一些小股部队利用各种借口进入了巴黎。果月10日（1797年8月27日）拉勒韦利耶尔向“山内共和国”〔注：“山内共和国”指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借用古罗马时的用名，共和国以米兰为首都，至1802年改名为意大利共和国。——译者〕的特使声明：“督政府决不同共和国的敌人妥协”。右派决心使用武力，但“三督政”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共和五年果月18日晨（1797年9月4日），巴黎被军队占领了。皮什格吕和12名议员被捕并监禁在唐普尔，巴泰勒米也遭到同样下场。卡诺逃脱了。政变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一项法令规定，凡企图复辟王政或1793年制宪议会者立即枪决。果月19日（9月5日）夜里，两院集会投票通过了“三督政”提出的特别措施。49个省的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177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并不予替补；包括卡诺、巴泰勒米和皮什格吕在内的65人被判处流放圭亚那（人称“不流血的断头机”）。杜邦·德·内穆尔等议员辞职。两院里的多数颠倒了过来。
对流亡者和教士的镇压措施重新生效：流亡者必须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处以死刑；他们的家属再度被逐出各公职岗位，甚至被取消投票权；曾被放逐的归国教士必须再次流亡国外，否则要被流放到圭亚那；教会所有的教士必须宣誓憎恨王政和1793年宪法。对反对派的报刊也采取了严厉措施，42家报纸被取缔。与此同时，俱乐部被允许恢复活动。督政府的权力增大了，它被授权清洗各级行政机构和法院，可随意宣布戒严。
果月18日政变对根据共和三年宪法建立起来的自由共和国体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右翼反对派遭到严重打击，他们因立法机构被削弱而非常恼怒，准备伺机报复。政变靠将军们及其部队的支持才得以成功。督政府认为军队的力量已不十分可怕，因为这时大陆实现了和平。然而，这并不是自然疆界的和平，而是威望与日俱增的意大利征服者的和平。随着其威望的增大，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康波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18日）
1797年4月18日由波拿巴签订的莱奥本和约预备性条文仿佛标志着回到了旧制度时的外交路线。督政府企图利用伦巴第作为取得莱茵河左岸的筹码，波拿巴便用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换取了伦巴第。这样，奥地利就得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奥地利虽然放弃了比利时，但莱茵河左岸的命运仍悬而未决。这将要在同帝国举行的一次旨在缔结和约的会议上予以讨论。这就彻底破坏了督政府的莱茵河政策。然而督政府仍然批准了莱奥本和约的预备性条文，因为国内形势迫使它只得这样做。唯有勒贝尔投票反对，因为他的关于莱茵河左岸的民族政策被牺牲了。
波拿巴的意大利政策迅速地发展起来。他支配着意大利。在伦巴第、瓦尔特利纳、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陆地和波南共和国的基础上，他建立了山南共和国，并为它制定了一部宪法。在热那亚，原来的共和国被意大利雅各宾派改为利古里亚共和国。1797年5月2日，波拿巴向威尼斯共和国宣战，12日攻入了威尼斯。于是他在于迪纳同奥地利政府代表开始了缔结永久和平的谈判。
同时，英国也决心重开谈判。不久前它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银行和财政危机；爱尔兰爆发了起义；1797年春舰队里的反叛此起彼伏。7月，皮特派遗马尔迈斯比里前往里尔重开谈判。
此时，里尔和于迪纳两地的谈判都毫无结果。只要法国国内危机尚未缓解，一切都只能悬而不决，因为反法联盟各国期望法国保王的右派得势，以便得到更有利的条件。但是，果月18日政变的成功使勒贝尔领导的督政府的对外政策更加强硬了。里尔的谈判（1797年7-9月）失败了。督政府要求恢复法国及其盟国的殖民地，但并不要求恢复在大陆上征服过的地盘；英国拒绝放弃从荷兰手里夺来的开普敦和锡兰，由此造成了谈判的破裂。于迪纳的谈判是在波拿巴和奥地利首相蒂居的特使科本兹尔之间进行的。
康波福米奥条约是1797年10月18日在波拿巴的驻扎地帕萨里亚诺签订的。波拿巴不顾督政府要求取得莱茵河左岸和重建威尼斯的指示，竞然把伊斯特里亚、达尔马西、卡塔罗河口、威尼斯城以及直到阿迪日的威尼斯陆上领土都让给了奥地利。在原威尼斯领土上，法国只保留了爱奥尼亚群岛（科尔富、藏特、塞法洛尼……）；奥地利则承认山内共和国为“强大的独立国家”，它还放弃了比利时。至于莱茵河左岸，在秘密条文里，奥地利同意法国一直兼并到莱茵河同奈特河的汇合处（即前特雷弗和美因兹选帝候的领地帕拉蒂纳），但科隆地区除外。奥方承诺，在法国和帝国在拉斯塔特举行的会议上，将“进行斡旋以使法兰西共和国取得这条边界线”。督政府虽然很失望，但仍然批准了条约。它怎么能抵制呢？在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家里，当人们得知实现和平时都禁不住欢喜雀跃起来。于是督政府只得同意。
革命的民族违背了原则，“拿别国人民作了交易”。为了同奥地利达成一项不稳固的协议，法国抛弃了同普鲁士的结盟。奥地利虽然战败，但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毫无损失，因为它用伦巴第换取了威尼斯的部分领土。与民族传统和民族意志格格不入的波拿巴“意大利体制”战胜了督政府的“莱茵河体制”。这时的波拿巴早已开始酝酿新的计划了。在康波福米奥谈判中，他对奥国全权特使科本兹尔宣称：“法兰西共和国把地中海视为自己的海洋，并且要在那里称霸。”同时，他促使督政府夺取马耳他，他说：“这个小岛不用我们付出任何代价。”
在波拿巴的意大利政策和地中海计划里，战争已经开始酝酿。果月18日政府借助了军队的力量，这加强了军队在共和国中的作用。督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受制于将军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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