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一部分 “民族、国王、法律”。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1789—1792年）
濒临财政破产和为贵族阶级的对抗所困扰的法国君主制度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召集三级会议上。但是，王权的专制主义原则遭到了左右两方面的抨击：贵族阶级主张恢复它所信奉的王国古老政体，以便参加政府；新思想的拥护者则主张国民有权干预国家行政。对此，王权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纲领。它只是随波逐流而不能控制局势。它步步退让，终于被卷进了革命。
1789年的大革命是由第三等级中少数资产阶级领导的。在各个危机时刻，是城乡广大人民支持了革命并推动它向前发展。这些人民群众有时被人称为“第四等级”。借助于同人民的联盟，资产阶级迫使王权批准了一部宪法，从而把主要权力掌握在手。资产阶级把自己与民族等同起来，主张使国王服从法律的统治。“民族、国王、法律”这种理想的平衡仿佛一度实现了。在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上，整个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名副其实的君主主义激情中。人们发出庄严的誓言，这誓言把“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把法国人同他们的国王团结在一起，以便保卫自由、宪法和法律”。但是，在1790年时，民族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拥有政治权利、经济实力和知识优势。
在法律庇护下的民族与国王的团结并不牢固。贵族阶级和王朝都在伺机反扑。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既害怕贵族阶级的复辟又担心人民的奋起，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1791年6月21日国王的出逃和马尔斯校场的枪杀导致资产阶级分裂为两派。斐扬派出于对民主的憎恨，加强了宪法的资产阶级性质，保留了君主制度，并以此作为抵制人民愿望的壁垒；吉伦特派出于对贵族阶级和专制主义的仇恨抨击王权。战争一发动，它便毫不迟疑地求助于人民，在它看来，战争会使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人民很快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要求为自身利益行动。1792年8月10日革命结束了由立宪派建立的制度。实际上，新生的民族与国王之间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国王是旧制度和封建贵族阶级的天然保护者。
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
财政危机和贵族反叛迫使王朝召开三级会议。但是，第三等级是否甘愿屈从大多数贵族所作的提议呢？三级会议依旧是封建机构呢，还是经过其努力创造出一个适应经济、社会现实的新秩序呢？……第三等级公开要求权利平等，并着手对旧制度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造。王权试图用曾经对付贵族的手段粉碎第三等级的反抗，此时贵族已成为王权的盟友了。但是事与愿违：经济危机将人民推向起义，公众的力量突破了国王的控制。继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之后，出现了人民的和暴力的革命。旧制度土崩瓦解了。
Ⅰ．合法的革命（1788年底—1789年6月）
1788年8月26日，路易十六任命内克为财政总监和国务委员。内克并无明确纲领，与其说他在控制局面不如说他是随波逐流。他对政治、社会危机的严重性缺乏足够估计，没有充分注意到经济危机足以使资产阶级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农业生产上，不少地区受到了葡萄种植与酿造业危机的侵害。那时的葡萄种植地区远比今天广阔。对许多农民来说，葡萄酒是唯一可出售的产品。葡萄种植区的农民人数众多而集中，面包靠购买，因而有城镇居民的性质。1778—1787年间的生意萧条与价格下跌使众多葡萄农陷于苦难。1789—1791年的葡萄歉收又导致价格回涨。然而生产不足使葡萄农并不能重整家业。此外，1788—1789年谷物价格上涨时，葡萄产区居民，尤其是佃户和短工，因丧失任何积蓄而陷于绝境。葡萄种植与酿造业危机只是总的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1786年法国与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工业活动减慢。在这个时期，英国工业正在进行设备改造和增加生产能力，而法国工业则刚在恢复元气，甚至在国内市场上都遭到英国的竞争。贸易的危机使局势更为严重化。
1．三级会议的召集（1788年底—1789年5月）
国王从8月8日起允诺在第二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这在第三等级中激起很高热情。在此之前，第三等级始终追随着反叛专制主义的贵族阶级。但是，自从1788年9月21日巴黎高等法院作出判决，规定三级会议将“正规地按照1614年的方式召开和组成”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的联盟便开始破裂。资产阶级转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希望他能求助于臣民，倾听其呼声。马莱·迪庞在1789年1月写道：
“公众争论的情况大为改变。国王、专制主义与宪法在争论中只占极次要地位，第三等级与另外两个等级之间的战争开始了。”
爱国党领导了反对特权阶级的斗争。它是由法律家、作家、工商业家、银行家这些资产阶级人物组成的。特权阶级中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人也站到他们一边，其中有大领主（拉罗施富科-利昂库尔公爵、拉法夷特侯爵）或高等法官（阿德里安·迪波尔、埃罗·德·塞谢尔、勒佩勒蒂埃·德·圣法尔若）。公民地位平等、法律和纳税的平等、基本的自巾、代议制政府，这些就是他们的主要要求。宣传活动也组织和开展起来，或者是通过个人的联系，或者是通过某些团体，例如主张废除奴隶制的“黑人之友”社。咖啡馆成了鼓动的中心，其中有著名的普罗科普咖啡馆。三十人委员会大概是领导爱国党宣传鼓动的核心机关，它授意撰写小册子，还传播一些陈情书的范本。
“第三等级的加倍”是爱国党宣传的基本点：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应该与贵族和僧侣代表的总和一样多，这其中包含着按人头而不按等级表决的意思。内克并无既定政策，他一心只求争取时间和调解各方。
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788年11月召集了第二次显贵会议，指望说服他们同意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数。不难预料，显贵们仍然主张按照旧的方式。12月12日，王族亲贵们向国王上呈了请愿书，它堪称贵族阶级的宣言。请愿书对第三等级的主张和进攻予以反击：“有人已经提出取消封建权利……难道陛下能忍心牺牲和屈辱他那正直、悠久和体面的贵族吗？”
然而，特权阶级的反抗却促进了爱国运动的新高涨。巴黎高等法院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它在1788年12月5日的判决中接受了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但是巴黎高等法院却不对按人头表决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这个问题才是头等重要的。
内克在1788年12月27日提交给国王的参政院的报告中采取了上述立场。他认为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代表与居民的比例问题、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问题和各个等级代表的遴选问题。在1614年，每个行政区都选出了数量相等的代表，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按比例的公平规则。这样，老方法便不再可取。内克表示赞成比例制。至于加倍问题，再按1614年的方式去做是行不通了，因为从那以后，第三等级的作用大为加强了。他谈道：
“在此期间，万物巨变，流动财富和政府的借债把第三等级与公共财产结合起来。知识和启蒙思想成了人们共有的遗产……许多公共事务中，只有第三等级是行家里手，其中包括：国内国外的商业交易、手工工场的管理、鼓励加工业的最佳手段、国家信贷、货币的生利与流通以及征收捐税、滥用特权和其他许多非它莫属的领域。”
内克最后指出，一旦第三等级的意愿一致起来，并与普遍的公平原则相符合时，它将被称为民族的意愿。因此，第三等级的代表数量应该同其他两个等级代表之和相等。第三个问题是每个等级是否只能在自己内部挑选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内克则主张完全的自由。
作出的决定刊登在《1788年12月27日在凡尔赛举行的国王的参政院会议结果》中。召集三级会议的御旨和选举规则在1个月后，即1789年1月24日公布了。但是，按人头还是按等级进行表决的问题可仍然悬而未决。
选举活动在充满激情和效忠国王的气氛中，同时也是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展开了。失业问题严重。1788年的收成很差，粮荒威胁迫近。1789年初的几个月中“人民的不安”加剧，粮荒引起的骚乱在许多省份发生。城市人民要求对粮食实行限价。他们有时举行暴动，1789年4月28日巴黎雷维庸彩色壁纸工场工人的暴动就是一例。社会骚动与政治骚动重合在一起，它常常能说明政治骚动的原因。
在教堂里宣布的选举规则声称：“陛下嘱望，无论是在王国的边陲还是在最为闭塞的地区，每个人都能确信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转达给他。”
这种嘱望被人当作了把柄。第三等级借此鼓动舆论，政治性论著大量涌现，出版自由在默许下建立起来。小册子、檄文、论著以及法律界人士、教士，尤其是中等资产阶级的著作成倍增加。无论在外省还是巴黎，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都受到剖析、批评和重新设计。在阿腊斯，罗伯斯庇尔发表了《对阿腊斯全民的呼吁》；在鲁昂，图雷发表了《告善良的诺曼底人书》；在埃克斯·米拉波发表了《对普罗旺斯全民的呼吁》。
在巴黎，早以其《论特权等级》而驰名的西埃耶斯在1789年1月发表了他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在此之前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求什么？有所作为。”
著名的作家、政论家以及无名的作者纷纷发表评论、公开信、感想录、建议书或规划。塔尔热写了《致三级会议的信》。卡米耶·德穆兰在激烈的檄文《自由法兰西》中，主张建立一个既没有卖官鬻爵，也没有世袭贵族和税收特权的法国：“好吧！对，这件好事就要全部实现了，人间的任何势力也不能阻止它。这是哲学、自由和爱国主义的崇高结果啊！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这些宣传作品都出自资产阶级人物之手，反映了有产阶级的愿望。他们之所以要打倒特权是由于特权与他们的利益格格不入。劳动阶级、农民、小手工业者的命运并不被他们放在心上。然而，有一些人却关注人民的苦难，例如迪富尔尼的《第四等级的陈情书》所表现的观点。这在当时虽然非常罕见，但却已经预示着：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的制度处于反革命和对外战争的威胁而势将垮台之际，无套裤汉群众将登上政治舞台。
政府制定了一套自由主义的“选举规则”。选区按巴伊管区和塞内夏尔管区划分。特权等级的成员到首府集合，组成僧侣选举大会和贵族选举大会。僧侣选举大会中包括主教、修道院长和参加教士会议的所有教士。他们都属于履行教规的或在俗的教会团体和会门。这些教会团体或会门享有年金，所有教士几乎都拥有薪俸或封地。贵族选举大会则包括一切拥有封地的贵族。参加僧侣选举大会的还有所有教区神甫，这保障了下层僧侣的大多数。第三等级的选举规则较为复杂。组成第三等级的所有居民，包括法国人和加入法国籍者，凡年满25岁以上，有固定住所和在纳税簿上有名者都有选举权。在城市，选举人先按行会集合，不属任何行会的人则按居住区集合。每百名选民中指定1至2名代表，这些代表再组成全城第三等级选举大会，负责选出行政管区的第三等级选举大会代表。最后再由行政管区的选举大会选出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在农村，居民们按教区组成大会，按每200家出两名代表的比例指定出行政管区的第三等级选举大会代表。所有选举大会都起草陈情书。
1789年1月24日的选举规则有利于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代表都是经间接选举产生的：在农村是两级选举；在城市是三级选举。尤其是，选举大会的表决使用点名的方式，在大会讨论起草陈情书之后进行。这样，资产阶级中最有影响、最善于辞令的人（通常是法律界人士）便有把握控制辩论，左右农民和手工业者。第三等级的代表全由资产阶级组成，任何一个农民，任何一个城市人民阶层的直接代表也未能出席三级会议。
选举活动进行得十分缓慢，选举大会的集合是平静的。然而僧侣选举大会却因神甫们的强烈情绪而出现了某些混乱：人多势众的神甫极力主张只选举爱国者为代表。贵族选举大会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派：乡居贵族和部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领主。第三等级的选举大会充满着庄严、有时甚至是隆重的气氛，尤其是农民的选举大会，它往往是在教堂里举行的。
每个选举大会都起草一份“陈情书”。僧侣等级和贵族等级在各选区各自只有一个选举大会，所以各起草一份陈情书，由本等级代表转递到凡尔赛。第三等级各行政管区的选举大会起草的陈情书是各教区和城市陈情书的融合（城市的陈情书则是各行会和住区陈情书的汇总）。陈情书远非都具有独到见解，许多起草人都是受了本地区流传的小册子的影响。各选区流传着陈情书的范本。在卢瓦尔河地区的陈情书中可以看到拉克洛《引论》的影响。《引论》是受爱国党的领袖之一奥尔良公爵的要求而写的。有时，同一个显贵、神甫或书记官为几个相邻的教区起草陈情书。某些名人的作用也很显著：弗朗索瓦·德·纳夏托为孚日山区的维施雷起草的陈情书对另外18个起草人都有启发。
保留下来的陈情书有近6万份，这为我们提供了反映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广阔画面。直接来源于人民，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陈情书最富有自发性和独创性，尽管它们往往是根据某种范例写成的或只是罗列了一大堆个人抱怨。总陈情书，即行政管区的陈情书非常值得关注。在总共起草的615份中现存的还有523份。第三等级的陈情书并没有反映整个等级的看法（教区陈情书中那些资产阶级不感兴趣的条文常常被删掉了），它只代表资产阶级的观点。贵族和僧侣的陈情书的重要特点是：除了少数几份由神甫或教会团体起草外，这些等级没有下层的陈情书。
三个等级的陈情书都一致反对专制主义。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以限制王权；建立一个全国代表机构以表决捐税制定法律；把地方行政下放给遴选的省三级会议。三个等级还一致要求重整税收制度，改造司法和刑事立法；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僧侣的陈情书对特权问题保持缄默，对于信仰自由即便不反对也只字未提。贵族的陈情书一般都顽固地维护按等级表决的方式，认为这是保障特权的最好办法。纳税平等虽被接受，但多数陈情书反对权利平等和向所有法国人开放一切职务。第三等级全体要求实现完全的公民平等，废除什一税，取消封建权利。对于这一点，许多陈情书只满足于要求赎买封建权利。
不仅三个等级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冲突，各等级内部也同样有冲突发生。神甫们对主教和教会等级群起而攻，抨击宗教圣职之繁多，强调自己薪俸之微薄。乡居贵族反对宫廷贵族，谴责他们把持国家高位，妄自尊大。第三等级的陈情书可以反映出不同阶层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细微差别。对于取消公共牧场和分割共有地的各项敕令，反对态度并非一致。在行会问题上，师傅的意见占了上风：在31个城市的行会所起草的943份陈情书中（185份是自由职业者的，138份是工匠和商人的，618份是行业团体的），只有41份赞成取消行会制度。反对取消行会制度的势力在大城市中表现尤为强烈。因为在大城市中，竞争日渐明显，而行会师傅不愿参加竞争。然而，很大一部分陈情书表达了商人和工业家的意愿，包括他们对法英贸易协定恶果的抗议和各生产部门对需求的陈述。
如同在陈情书中的要求一样，选举结果也表明爱国党善于在社会各阶层中争取力量。
僧侣中共选出代表291名，其中200名以上是主张改革的神甫。在这些自由派教士中，南锡行政管区的代表格雷古瓦修士后来最为著名。还有一些高级教长也怀着改革之心来到凡尔赛，如埃克斯的大主教布瓦日兰、波尔多的大主教尚皮翁·德·西塞和奥顿的大主教塔莱朗-佩里戈尔。旧制度的保卫者们则在才华出众的宣传家莫里修士和等级特权精明的卫道士孟德斯基乌修士门下集合起来。
在270名贵族代表中，顽固坚持特权的“特权派”占了上风。其中最反动的并不是出身最高贵的：高等法院参士代普勒梅尼是穿袍贵族的代言人；卡扎莱斯是个龙骑兵军官，出身南方小贵族。贵族代表中还有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大领主。作为哲学家的保护人或信徒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志愿参加者，他们准备与第三等级携手合作。在这90名代表中首屈一指的是拉法夷特侯爵，他在里奥姆好不容易才当选。其次还有诺阿耶子爵、克莱蒙-托内尔伯爵、拉罗什富科公爵和埃吉荣公爵。
第三等级的代表有578名之多，其中近一半是法律界人士，他们在选举中曾大显身手。律师有200名左右，穆尼埃和巴纳夫在格勒诺布尔当选，佩蒂翁在夏特勒当选，勒夏普利埃在雷恩当选，罗伯斯庇尔在阿腊斯当选。商人、银行家也不少，有近百名。50多个富有地产主是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当选。第三等级代表中还有些是科学家（天文学家巴伊）、作家（沃尔内）、经济学家（杜邦·德·内穆尔）和新教牧师（在尼姆当选的拉博·圣艾蒂安）。最后，第三等级还选举了几个背叛特权等级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如埃克斯和马赛的米拉波、巴黎的西埃耶斯修士。
特权等级来到凡尔赛时已经陷于严重分裂。僧侣与贵族的敌对、乡居贵族与自由派大领主的矛盾使得头两个等级的561名代表不可能团结一致地保卫特权。在他们的对面，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成为整个第三等级的先驱。资产阶级的代表有文化，能力强，为人正派，对本阶级及其利益深信不移。在他们眼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一回事。合法的革命主要是他们的集体成就。
2．合法的冲突（1789年5—6月）
选举已清楚地表明了全国的意志。但是，王权若要满足第三等级的意愿就不能不自动让位，并自己拆毁旧制度的社会结构。作为贵族阶级的天然支柱，王权决然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5月2日，三级会议的代表觐见国王。从这时起，宫廷就表现出它执意要保留等级之间的传统差别。对于僧侣代表，国王在议政室单独进行了接见。对于贵族代表是按照惯有仪式公开进行接见的。然而，国王对第三等级代表的接见则安排在寝宫里进行，让他们灰溜溜地列队而过。按照礼仪，第三等级的代表都身着式样单调无华的黑色礼服、丝绸外套和细麻布领带；然而贵族的黑色装束则是佩有金色饰物的短上衣和丝绸外套，还有带花边的领带和亨利四世式的翘羽帽。
开幕式在1789年5月5日举行。路易十六用戚戚哀哀的声调告诫代表们要谨防任何图新精神。敌视新生事物的掌玺大臣巴朗坦接着作了一篇空洞的演说。最后，内克终于在一派肃静中起身发言。然而，他历时3小时的报告只限于财政问题，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也丝毫没涉及按等级还是按人头表决的问题。第三等级的改革愿望深受挫伤，
最后闷闷离去。在三级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当晚，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王权已经同意了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它不想再进一步妥协了。然而王权也不敢采取公开支持特权等级的立场。假如当时王权能够满足第三等级的亦即民族的要求，它便会作为民族的王权而获得新生，并且延续下去。但是，王权犹豫不决，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面对王朝的踌躇不前，第三等级开始认识到只能依靠自己了。如果仍保持按等级进行评议和表决，代表的加倍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按等级进行表决无异于第三等级的毁灭，在许多涉及特权的问题上，第三等级都可能遭到前两个等级的联合反对。相反，假如采取共同评议和表决的原则，第三等级坚信下层僧侣和自由派贵族会加入自己一方，使自己拥有绝对多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一个多月里，它成了三级会议辩论的主题和全国注意力的中心。
从5月5日晚起，同一省的第三等级代表便开始接触。集合于勒夏普利埃和朗热内周围的布列塔尼代表表现得尤为活跃。一种共同的意志应运而生。第三等级的代表在1789年5月6日的讨论中打出了“众议院代表”的称号，拒绝按等级组成单独一院。第三等级的头一个政治行动便具有革命的性质：众议院不再承认传统的等级划分。但是，贵族等级以141票对47票否决了按人头表决的方式，并开始了代表资格的审查工作。僧侣等级也仅以133票对114票的多数拒绝作任何让步。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此突出以至有关各方不可能达成相互妥协。或者是贵族（在前两个等级中主要是贵族在起作用）让步，这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新时代的开始；或者是第三等级认输，这意味着旧制度将继续下去，三级会议召开所激发的希望归于破灭。众议院代表心里对此很清楚，他们同米拉波一样认为，只要他们“坚定不移，就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舆论是支持他们的。僧侣等级在以格雷古瓦修士为首的一部分下层僧侣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动摇。
1789年6月10日，在西埃耶斯的要求下，众议院决定进行最后的交涉。它提出，请代表们来三级会议大厅共同审查代表资格。到那一天，要对所有应召出席的行政管区进行总点名。“无论特权等级的代表出席与否”，资格审查工作都要进行。这一敦促于6月12日传达到僧侣等级，它答应要“以最认真的态度”审议第三等级的要求。至于贵族等级，它只满足于宣布将在本等级会议上讨论此事。当天晚上，第三等级着手进行所有应召出席的行政管区代表的总点名，以便共同审查代表资格。特权等级的壁垒开始瓦解了：6月13日，普瓦提埃行政管区的3名神甫在点他们名时答了到。14日又有6名僧侣，其中包括格雷古瓦修士对点名答到。16日答到的又有16人。第三等级感到胜利在望，它决心勇往直前。
6月15日，西埃耶斯请求代表们“立即着手组成议会”。这个议会至少代表全国96％的人口，它能够着手进行国家期待于它的事业。西埃耶斯建议放弃三级会议的名称，因为它已有名无实，而改用“经法兰西民族承认和审查的代表大会”的名称。穆尼埃较尊重法规，他建议的名称是：“由国民大多数代表所组成的、在少数人缺席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合法大会”。米拉波主张用一个直截了当的提法：“法国人民代表”。最后，西埃耶斯选择了贝里代表勒格朗的提议：“国民议会”。1789年6月17日，众议院以490票对90票的多数通过了西埃耶斯的提案，发布了“关于建立国民议会的声明”。紧接着，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保障税收和公债利息管理的法令。这样，第三等级代表便以国民议会自居，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利。立宪派资产阶级曾申明征税应得到国民的同意，这是含蓄地用纳税人罢缴威胁政府。而后，它又对国家的债权人进行安抚。这些做法意味深长。第三等级的态度削弱了僧侣的反抗，使它首先让步。6月19日，僧侣以149票对137票通过决议：在全体大会上对自己的代表资格进行最后审查。同一天，贵族向国王呈递一份抗议：“假如我们保卫的权利纯粹属于我们自己，假如这些权利只关系到贵族，我们便不会以这样大的热忱去争取之，不会以这样的坚韧性去维护之。陛下，我们所保卫的不只是我们的利益，这也是您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这归根结蒂也是法国人民的利益。”
在贵族反抗的鼓舞下和亲王们的影响下，路易十六决心负隅顽抗。6月19日，参政院决定取消第三等级的决议。为此，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国王将要在会议上宣布他的旨意。在此之前，为了防止僧侣等级按照它的决议与众议院合席，国王借口进行必要的修缮下令关闭了三级会议大厅。
6月20日清晨，第三等级的代表发现默尼大厅四门紧闭，他们便在吉约坦代表的指引下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大厅。大会由巴伊主持。穆尼埃宣布：“国民代表们的权利与尊严遭受了侵犯，他们百倍警惕一切险恶阴谋和使国王采取有害措施的企图。因此，他们应该以一项庄严的誓约把自己同公众命运和祖国利益结合起来。”
在一派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所有代表（除一人外）都参加了“网球场宣誓”，坚定地表明了众议院的改革意志：众议院决心“在制定宪法并使其建立在牢固基础上之前决不解散，并根据情况在任何地方集会”。
原定于6月22日举行的御临会议被推迟到第二天，为的是拆除会场上的公众席，防止发生示威。这一间隙被众议院所利用。22日，僧侣等级执行了19日的决议，与在圣路易教堂议事的第三等级汇合一处。多菲内的两名贵族代表也加入进来，受到最热烈的鼓掌欢迎。贵族等级是否也将让步呢？
1789年6月23日的御临会议是国王和贵族的一次失败。路易十六旨令三个等级分院议事，并撤销了第三等级的决议。他同意税收平等，但特意保留了“什一税、封建领主的地租和权利”。国王最后威胁道：“如果你们在这项如此美好的事业中背弃我，我将单独为我的人民谋求福利。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解散，并于明晨在为各等级准备的大厅继续讨论。”
第三等级原地不动。贵族等级和一部分僧侣离席而去。第三等级对司仪官重申国王命令不予理会，它再一次阐明以前的决议，并宣布其成员不可侵犯。第三等级比在6月20日走得更远，它公开反叛王权。国王一度打算动用武力，他命令御林军驱散代表。归附于第三等级的贵族代表表示反对，拉法夷特等人扶剑在手。路易十六终于不再坚持。第三等级控制住了局势。
从此以后，第三等级节节取胜。6月24日，大多数僧侣加入国民议会，与第三等级合为一体。第二天，以奥尔良公爵为首的47名贵族代表也效法此举。国王决定对他未能阻止的做法加以认可。6月27日，他写信给那些少数僧侣和大多数贵族，要求他们也加入国民议会。
1789年6月23日这一天标志着大革命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路易十六本人在御临会议的声明中已经接受了由三级会议表决税收，还批准了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意味着承认立宪政府的原则。命令三个等级合庭议事，国王便走上了新的让步道路。从此以后，三级会议不复存在，国王的权威被置于国民代表的控制之下。但是，国民议会的目的是在合法地摧毁旧制度之后重新进行建设。7月7日，国民议会创立了一个制宪委员会，7月9日，它又自行命名为国民制宪议会。合法的革命在未求助暴力的情况下大功告成。但是，当国王和贵族似乎接受了既成事实的时候，他们却决定诉诸武力，以迫使第三等级屈服。
Ⅱ．人民的革命（1789年7月）
1789年7月初，合法的革命已告完成。由于第三等级和下层僧侣代表与贵族自由派之间的联盟，民族主权在法律上取代了王权专制主义。人民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反革命的威胁之下，人民的介入使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在王权和贵族等级看来，动用军队的确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路易十六在他命令特权等级加入国民议会的前一天就决定把2万军队调到巴黎和凡尔赛周围。宫廷的目的在于解散国民议会。
从5月份以来，人民群众一直十分警觉。全国都关注着凡尔赛的动态。代表们定期向选民们汇报政治情况。这期间仍然是资产阶级起着主导作用。在巴黎，进行过代表提名的407名选举人于6月25日集会，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市政府。在鲁昂和里昂，陷于瘫痪的旧市政府中加入了选举人和显贵。地方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当宫廷明显要动武时，至少有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设法组织抵抗。出于这个政治目的，他们发动了巴黎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整个革命时期，这些小资产阶级都是起义的骨干力量。帮工和工人跟随他们行动。三级会议的召开在这些群众中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希望。然而贵族阶级却处处阻止这种革新。贵族起初反对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后来又反对按人头进行表决。这些都加深了一种看法，即贵族将会顽固地保护它的特权。于是，产生了存在某种“贵族阶级的阴谋”的想法。非常自然，人民主张在贵族尚未发动进攻时，先发制人地投入反对民族之敌的斗争。
经济危机促进了群众的发动。1788年的收成特别坏。从8月份起，面包价格开始上涨。内克下令从外国购进粮食。在葡萄产区，由于1778年以来的滞销危机，种植者对面包涨价更为敏感。酒价则下跌到最低水平。收成不佳和产品滞销产生了同一后果：群众的购买力下降。农业危机接着又波及到工业生产，而工业生产在此之前已经遭受着1786年贸易协定的不良影响。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同时，失业现象大为加剧。在生产停滞或萎缩的情况下，工人们争取不到增加工资。1789年，巴黎一个工人每天挣30至40个苏。7月份每磅面包卖4个苏，在外省可卖到8个苏。人民把饥荒归咎于征收什一税者、收取实物地租的领主以及搞粮食投机的商人。他们要求采取征调和限价措施。饥荒和物价上涨所引起的骚乱自1789年春天已发生过多起，到7月份则成倍增加。此时正值收获前夕，危机已经发展到顶点。
在人民心目中，贵族的阴谋和经济危机是紧密相联的。他们谴责贵族囤积粮食以向第三等级发难。于是群情慷慨激昂起来。人民不再怀疑，国王准备以暴力驱散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国民议会。爱国者揭露政府企图挑动巴黎人闹事以便使集结在首都四周的军队，尤其是外籍兵团进兵。马拉在1789年7月1日发出了一篇题为《告人民书或大臣们已暴露无遗》的檄文：
“啊，我的同胞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注视着大臣们的行动以便决定自己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解散我们的国民议会，他们唯一的手段是发动内战。大臣们在挑动骚乱！……他们在你们周围安置了由士兵和刺刀组成的可怕机器！……”
1．巴黎的暴动：7月14日和攻克巴士底狱
国民议会对形势的严重性不可能视而不见。7月8日，根据米拉波的报告，它决定向国王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调离军队：“为什么一个受2500万法国人爱戴的君主会不惜耗费巨资，调几千个外国兵来维护王座呢？”7月11日，国王通过掌玺大臣回答说，军队只是用来镇压，更确切地说是预防新的骚乱的。路易十六在当天便把内克解职，召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布勒特伊男爵为大臣，同时任布罗格利元帅主持军政，这使形势急转直下。巴黎人民的干预挽救了束手无策的国民议会。
7月12日下午，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传到巴黎，像灾难一样降临在人们头上。人民预感到，这只是朝反革命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对食利者和金融家来说，内克的去职无异于新的财政破产已经临头。经纪人马上汇集到一起，并决定关闭交易所以示抗议。在一天里，贴现银行的股票下跌了100锂：从4 265锂下降到4 165锂。游艺场所全部关闭了，还出现了一些自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鲁瓦亚尔宫，卡米耶，德穆兰对人群发表了鼓动演说。一队示威者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与朗贝克亲王统领的王家德意志禁军发生了冲突。消息传来，警钟长鸣，军火商店被一抢而空，人民开始武装起来了。
7月13日，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它对内克和被解职的大臣们怀有“敬意和挽惜之情”，并宣布现任大臣们应对当前的局面负责。然而，国民制宪议会在武力的威胁面前仍处于束手待毙的境地。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政权正在形成。7月10日，第三等级的选举人再一次在巴黎市政厅集会，表示了“尽早使巴黎城建立起一支资产阶级自卫军”的意愿。在12日晚一次新的会议上，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并于13日清晨发布。该决议的第3条提出建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第5条提出了一项设想：“各区制定一份包括200名知名的和能够使用武器的公民名单。这些人将组成一支‘巴黎民兵’部队，保护公共安全。”这实际是一支“资产阶级”民兵，用来保卫一切有产者，使之不仅能抵御王权及其军队的逞凶，而且能防止那些被视为危险因素的社会阶层的威胁。7月14日上午，巴黎的代表在国民议会上宣称：“资产阶级民兵的建立和昨天采取的措施使全城一夜平静无事。资产阶级民兵曾连续解除了一些自行武装者的武摇，并使他们遵纪守法。”
7月13日白天，动乱再度兴起。人们成群结队在巴黎四处穿行，寻找武器，并威胁要搜查贵族们的府第。他们还开沟挖壕，修筑街垒。蹄铁铺的工人们从清晨就开始锻造枪矛。然而人们所需要的是火器。人群曾向巴黎行政官索取，但一无所获。下午，受命撤出巴黎的法兰西保安军拒绝服从命令，并转到市府帐下听候调遗。
7月14日，人们要求全面武装。为了得到武器，人群涌向残废军人院，在那里夺取了3.2万支枪，而后又直奔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围墙高30米，护城河宽25米。尽管守卫它的只有30名瑞士雇佣兵和他们带领的80名老弱残兵，人民的进攻却对它奈何不得。市郊圣安托万的手工业者得到了法兰西保安军和相当数量资产阶级民兵的增援。资产阶级民兵拉来了5门大炮，其中3门对准城堡的大门轰击。这一决定性的行动迫使要塞司令洛内投降，他下令放下吊桥，人民一拥而入。
在凡尔赛的国民制宪议会一直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巴黎的事态。14日这一天，有两个代表团被派去要求国王作出些让步。不久便传来了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路易十六将何去何从呢？压服巴黎必须要经过艰苦的巷战。包括利昂库尔公爵在内的一些自由派大领主劝说国王：为了王权本身的利益把军队调开。路易十六决定等待时机，遂于7月15日亲赴国民制宪议会宜布撤离军队。
巴黎的资产阶级借助人民的胜利夺取了首都的行政权力。市政厅的“常设委员会”改名为巴黎“市府”，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巴伊当选为市长。拉法夷特被任命为资产阶级民兵即不久后称为“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国王不仅于7月16日同意重新召回内克，而且还在17日来到了巴黎，从而实现了进一步的退却。国王以亲赴巴黎的举动对7月14日起义的结果加以认可。在市政厅，他受到巴伊的欢迎。巴伊向他呈交了象征“君主与人民之间庄严、永恒联盟”的三色帽徽。路易十六神情激动，费劲地讲出这样的话：“我的人民可以永远信赖我对他们的爱戴。”
贵族深感君主的大势已去，其首领宁可流亡国外也不愿再与作出如此让步的王权休戚与共。阿尔图瓦伯爵于7月17日清晨携同子女和仆从出走荷兰；孔代亲王以及全家不久也步他后尘；波利尼亚克公爵夫妇去了瑞士；布罗格利元帅投奔了卢森堡。流亡运动开始了。
1789年7月的这几天过后，王权被大大削弱了，而巴黎的资产阶级却强盛起来。它成功地在首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迫使国王承认它的至高无上。7月14日固然是资产阶级真正的胜利，但它更是自由的象征。这一天不仅标志着一个新兴阶级掌握了政权，也标志着以巴士底狱为代表的旧制度彻底崩溃了。从这个意义上讲，7月14日这一天为所有被压迫人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城市的暴动（1789年7月）
借助代表们的书信联系，外省也同首都一样以焦虑的心情关注着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斗争的进展。内克被解职在外省激起了与巴黎同样的波动。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自近而远，从16日至19日传遍全国，激发起高昂的热情，并使自7月初以来在某些城市出现的运动加速发展起来。
“市政革命”实际持续了一个月。7月初，在鲁昂出现了由粮食短缺引起的骚动，继而发生市政革命。到8月，奥施和布尔日也实现了市政革命。在第戎，市政革命的爆发是由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引起的。蒙托邦的市政革命则是由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激发起来的。
市政革命的彻底程度因地区而异，它们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一些城市的革命很彻底：有的旧市政府被暴力推翻（如在斯特拉斯堡）；有的城市虽然保留了旧市政府的职能，但把它置于一个委员会中，使它处于少数地位（如在第戎和帕米埃）；还有的城市把市政府的权能压缩为“一般警察”，由一个委员会负责革命事务（如在波尔多）或对行政进行经常性干预（如在昂热和雷恩）。另一些城市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旧政权与革命政权同时并存。例如在诺曼底的某些城市，瞻前顾后的态度很突出。有时，这种二元现象反映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对立，任何一方也不能完全战胜对方。这种对立在麦茨和南锡表现为社会对抗，在蒙托邦和尼姆则表现为社会对抗加新旧教徒之间的宗教敌对，在利莫日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对立。还有一些城市的市政革命之所以不彻底是由于只取得了一时胜利，例如在里昂和特鲁瓦。那里的爱国者在7月份获胜后又被旧制度的反攻所打败。最后，还有部分城市始终没发生过市政革命。这或是由于旧市政府得到了爱国者的信任（如在图卢兹）或是由于旧市政府拥有军队和法院的支持（如在埃克斯）。市政革命的不同表现与旧制度下多样化的市政结构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作用有关系。在弗朗德勒地区，运动的规模很小。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具有政治性；人民提出的要求具有社会性。这两种要求提出的时间不相吻合。总的看来，市政革命在北部和南部表现得不很显著。这些地区的城市往往以资产阶级为主导，或是设置执政官之地。另外，城市公社传统比较牢固。在塔布和图卢兹，旧市政人员基本能够代表市民的各个阶层，因而爱国者们无需排除他们。在波尔多和蒙托邦却相反。在那里，君主制早已把公社自治消灭殆尽。因此，没有任何代表性的市政官员被一扫而光。
随着市政革命而产生的国民自卫军同样具有多样性。最常见的是：新的市政委员会仿效巴黎的做法，急忙组织起资产阶级自卫军，以便维持秩序。有的城市（如昂热），国民自卫军是由旧市政府创建的，而后由这个更具有爱国倾向的自卫军施加压力，促成市政委员会的建立。在图卢兹，没有经过市政革命就组成了一支国民自卫军。在阿尔比，自卫军则只是旧制度下早已存在的民兵的变种而已。
无论这场市政革命的形式如何，其后果在各地都是同样的：王权消逝，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监察官都弃职而去，捐税的征收暂告停止。当时有一个人写道：“国王没有了，高等法院没有了，军队、警察都没有了。”各新市府接管了政权。长期饱受专制主义刁难的地方自治得到了自由发展，城市生活重新活跃起来。整个法国都市营化了。
市政革命在许多地区的社会表现值得重视，它是由贫困和生活必需品昂贵所引起的。城市人民期待废除间接税和对粮食贸易实行严格管理。在雷恩，新市府上任后马上担负起寻找小麦储备的职责。在冈城，为了平息众怒，市政官员下令降低面包价格。然而他们也组织起资产阶级自卫军以防不测。在蓬图瓦兹，一场因粮食引起的起义被从巴黎撤回的一团军队所制止。在普瓦西，一个被怀疑搞囤积居奇的人成为人民骚动的众矢之的，多亏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出面才使他得以活命。在圣日耳曼昂莱有一个面粉场主被人杀死。另外，弗朗德勒地区的关卡办公处被洗劫一空。7月26日，凡尔登的起义人民焚烧了入市税征收处的围栏，并使一些被怀疑储藏粮食的房舍受到威胁。军区长官恳请资产阶级组成城镇民兵以恢复秩序，然而他也不能不作出让步，降低面包价格。在流亡路上的布罗格利元帅恰巧落入这场急风暴雨的包围。多亏卫戍部队的帮助，他才从人民的狂怒中逃脱出来。
对贵族阴谋的担心确实加重了外省的紧张气氛。任何风吹草动都显得可疑。运输受到监视，马拉客车遭到、盘查，外出或流亡半路的大人物被扣留起来。在边界一带流传着外国入侵的消息：皮埃蒙特人准备进犯多菲内！英国人就要占据布雷斯特了！全国上下都在焦虑地等待。不久，大恐惧发生了。
3．农村的暴动：大恐惧（1789年7月底）
在选举过程中，农民曾经历过一个慷慨激昂的时期。当各等级间的冲突进行时，他们多少有些焦，急地等待着人们对自己所倾诉的苦衷作出答复。资产阶级已经通过一场骚乱夺取了政权。农村的人民难道还要再等待下去吗？他们的要求还没有一条得到满足，封建制度依旧存在着。同在城市中一样，“贵族的阴谋”这种提法也在农村传播开来。经济危机使不满情绪更加强烈。饥荒令人不堪忍受，许多农民的收成不足糊口。工业危机波及到那些乡村工业普遍的地区，失业大大增加。失业与饥荒使乞丐和流浪者数量猛增。春天，这些人成群结帮地出现。“对强盗的恐惧”加剧了对贵族阴谋的担心。经济危机使受苦人的数量增多，使农村更加不安全。同时，它也激发起农民的愤怒，促使他们把矛头对准领主。
土地暴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整个春天，在普罗旺斯、康布莱齐、庇卡底、甚至巴黎和凡尔赛近郊等地区都发生过骚动。7月14日的事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诺曼底的博卡日、在诺尔省的斯卡普河，附近至桑布尔以南，以及在弗朗什-孔泰和马孔总共发生了4起暴动。这些土地暴动首先是针对贵族阶级的，农民们要求废除封建捐税。为达此目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城堡连同贵族的档案文书一起焚毁。
1789年7月底，“大恐惧”使这种反抗运动形成不可抗拒的浪潮。自7月初起，从巴黎和凡尔赛传来的消息被歪曲和无限夸大。并且，它越是沿村广泛流传越是不断产生新的反响。土地暴动、经济危机、贵族的阴谋、对强盗的惧怕，所有这些现象的后果汇集到一起，造成一种恐慌的气氛。流言輩语在惊恐万状的人们中不胫而走：匪帮在渐渐逼近，他们割走未成熟的麦子，烧毁整个村庄。为了应付这些想象中的灾祸，农民们用长柄镰刀、木叉、猎枪等武装起来。报警的钟声使险情越来越近，恐慌的波及面则越来越广。
国民制宪议会、巴黎和报界对此感到震惊。米拉波在第21期《普罗旺斯邮报》上撰文，怀疑传播这些假警报是自由的敌人所为，并建议人们保待镇定与谨慎：
“在这危难时刻，笃信和夸大凶险新闻成为一种普遍习性。没有什么比这更使观察家感到震惊。仿佛这样本身已不在于计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于把最不着边际的传言当作真实性。于是，这些传言便编造出行凶事件，以阴暗的恐怖刺激人们的想象。我们宛如一群孺子，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是认真去听……”
最初的恐慌发生在6个地区：农民暴动之后的弗朗什-孔泰、香棕、博韦齐、曼恩、南特地区和吕费克地区。从7月20日到8月6日，这种恐慌迅速蔓延，很快发展到法国大部分地区，只有布列塔尼、洛林与阿尔萨斯以及埃诺未遭波及。
大恐惧助长了农民暴动。这些恐怖的夸张性实际上很快就暴露无遗了。然而农民仍然保持着武装。他们不再去追寻想象中的强盗，而是涌向领主的城堡，用威胁手段让他们交出那些登记着令人痛恨的封建权利的古老证书，以及那些很久以前使征收捐税合法化的契据，并把这些文件在村子的广场上付之一炬。有的领主拒绝交出文件，农民们便焚毁城堡，把城堡的主人绞死。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让当地的公证人出面，以证明封建权利是按照规定手续自动放弃的。长期剥削造成的苦难、贫困和生活费用昂贵，饥饿引起的不安，一阵阵夸大其辞的传言，对“盗匪”的恐惧以及对摆脱封建压迫的向往，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大恐惧的气氛。大恐惧之后的农村改变了面貌。土地暴动和农民起义把封建制度打翻在地。农民委员会、乡村民兵纷纷建立起来。如同巴黎的资产阶级武装起来夺取市行政权一样，农民们也把武装和地方政权抓在自己手中。
但是，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敌对很快就出现了。和贵族一样，城市资产阶级也是地产主。他们甚至拥有领地，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通常的捐税。他们感到，恐慌之后出现的农民起义对其既得利益构成了威胁。在当局陷于瘫痪，权威废除殆尽的情况下，他们便起来自己保卫自己。各新市政府的常设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担负起在农村保卫贵族和资产阶级地产主权利的职责。对农民的镇压往往是血腥残酷的。在马孔，农民团伙与资产阶级民兵之间发生了战斗。在社会革命的威胁面前，资产阶级和贵族这些有产阶级的联盟开始形成，其矛头针对那些为争取土地自由而斗争的农民。阶级斗争的这种表现在多菲内尤为明显。那里的资产阶级支持贵族，而人民的同情心却向着起义农民。但是，对农民的镇压并没能改变大恐惧的主要结果。经过1789年7月的农民起义，封建制度再也没能保存下来。
国民制宪议会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但它既无能为力又心慌意乱。它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资产阶级产业主。他们将承认农村新局面的合法化呢，还是拒绝任何让步，不惜在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Ⅲ．人民革命的后果（1789年8—10月）
1．8月4日之夜和人权宣言
对于农村发生的暴动，国民制宪议会一度想要组织镇压。8月3日，它讨论了报告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法令草案。法令草案指出：“国民制宪议会了解到有人拒不缴纳地租、什一税、年贡、领主捐和其他捐税。有人手持武器，施行暴力，构成犯罪。他们闯入城堡，夺取契约文书，并在庭院中焚烧……故此，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在国民制宪议会对各项捐税正式作出决定之前，无论以何理由停缴租税和其他贡赋均属非法。”
但是，国民制宪议会认识到镇压政策的危险性。把统率镇压力量的权力交给王家政府，这对国民制宪议会没有任何益处。政府很可能利用这种力量从事反对国民代表的勾当。尽管立宪派资产阶级对组织镇压犹豫不决，但它又不可能看着贵族被剥夺而不担心自己的财产。于是，它同意作出某些妥协。它承认封建权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所有权，往往是强取豪夺来的，因此对土地捐税的契约文书进行审查是合法的。然而巧妙之处在于：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一名自由派贵族——全国最大的地产主之一埃吉荣公爵负责。他的干预使特权等级陷于一片恐慌，同时也刺激了自由派贵族的好胜心。这样，革命的资产阶级领袖便迫使国民制宪议会从个人既得利益中解脱出来。
经过这样的准备，8月4日夜晚的会议一开始，诺阿耶子爵便首先发言。作为没有财产的幼子，他建议废除一切纳税特权，取消摇役、永久管业权和其他人身奴役，对物权实行赎买。埃吉荣公爵对他表示热烈支持。这些建议由于大都是让贵族作出象征性而不是实际的牺牲，所以在一派激情中被通过了。此头一开，所有等级特权、省和城市的特权都相继被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作为牺牲了。狩猎权、养兔权、养鸽权、领主司法权、卖官鬻爵制统统被宣布废除。在一个贵族的建议下，僧侣等级放弃了什－税。第二天凌晨2点钟左右，在这场辉煌宏大的、与过去决裂的仪式结束时，大会宣布路易十六为“法兰西自由的重建者”。专制王权未能实现的国家行政与政治统一现已大功告成。旧制度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8月4日作出的牺牲主要是迫于形势压力所作的让步，并非自愿地满足农民要求。首先要在外省恢复秩序，平息动乱。米拉波在《普罗旺斯邮报》第26期（8月10日）上写道：“国民议会8月4日以后的一切工作都旨在恢复王国内的法律权威，向人民担保幸福，使其立即享受到自由带来的最初好处，以便缓和他们的不安情绪。”
8月4日之夜的决议已经通过，只差形成文件。当需要把这些决议具体化时，国民制宪议会则力图在实践中削弱那些在人民暴动推动下所采取的措施的影响。曾一时沉没在激情之中的反对派们也开始恢复了镇静，尤其是僧侣，它试图收回取消什一税的决定。“国民制宪议会完全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在最终的法令里却塞进了一些特殊的限制。强加于人身的权利被废除了，但依附于土地的权利被宜布可以赎买。这意味着承认征收封建捐税是以领主和租地农民之间以前所订契约为依据的。农民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有被解放，他们不久便察觉到这些特殊的限制。在完全赎清土地之前，他们仍须缴纳地租。
国民制宪议会在规定赎买方式时条件限制更苛刻。它不要求领主出示其土地权利的任何证明，也不要求他们出示其祖辈与农民订立的任何契约凭据。这样，农民或是由于过于贫穷而不能赎买封建权利和解放其土地，或是由于限制条件太苛刻，即便他们较富裕也不能赎买。于是，封建制度虽然在理论上被废除了，但其主要部分依然保留着。农民群众大失所望，不止一个地方组织起了反抗活动。农民达成某种默契，拒绝缴纳捐税，骚动再一次出现。国民制宪议会的目的并不因此而动摇，它坚持把自己的阶级立法贯彻到底。只是待到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表决之后，农民们才得以看到8月4日之夜和废除封建制法令的真正结果。
尽管如此，8月4日之夜的结果（由8月5—11日的一系列法令所确认）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民制宪议会摧毁了旧制度，等级差别、特权、地方主义被一扫而光。从此以后，所有法国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可以从事任何职业，缴纳同样的捐税。国土实现了统一，旧法国重叠的框架被拆毁，地方习惯法和省、市特权也不复存在了。国民制宪议会完成了破旧工作，下一步的问题是立新了。
从8月初起，国民制宪议会将此作为主要任务。在7月9日的会议上，穆尼埃以制宪委员会的名义说明了新宪法应该遵循的原则，并声明有必要在新宪法前面加上一项权利宣言：“一部好的宪法应该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并保护人权，应该承认自然正义所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应该重申形成各种社会基础的一切原则。宪法的每一条款都应成为一项原则的结论……这项宣言应该简短、易懂、明确。”
8月1日，国民制宪议会重新举行讨论。由于对起草权利宣言的必要性问题意见不一，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开展了辩论。几个发言人怀疑搞这样一个宣言是否合适。一些温和派，如马卢埃被动乱吓怕了，他认为制定宣言毫无用处，甚至是危险的。其他人，如格雷古瓦修士希望在权利宣言之外再补充一个义务宣言。8月4日早上，国民制宪议会做出决议：将在宪法前面加上一项权利宣言。宣言的讨论进展缓慢。草案中有关思想自由和尊重公众宗教信仰的条款经过了长时间反复辩论。僧侣代表坚持要求国民制宪议会确认一种国教。米拉波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他主张信仰和宗教自由。1789年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宣言对特权社会和君主制的弊端进行了不明言的宣判。故此，它成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同时，它也吸收了哲学家们的理论，表达出资产阶级的理想，奠定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新秩序似乎不仅仅对于法国，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是可行的。
2．9月的危机：“显贵革命”的失败
在几个星期里，国民制宪议会承认了人民暴动的结果，它以8月4日之夜的那些决定摧毁了旧制度，以人权宣言开始重建大业。然而，1789年9月的危机却表明：法国的新生并非轻而易举。
财政困难依旧未解决。在凯旋气氛中重任大臣的内克也一筹莫展。捐税征收不上来，一项数额为3 000万锂的公债被抛出后，20天中只有200万被认购。内克彻底失去了民心。
政治困难也加重了。国王对国民制宪议会实行消极抵抗，他虽然在起义面前投降了，但他并不打算批准各项法令；“我永远不能同意剥夺我的僧侣和我的贵族。”8月5—11日的法令、人权宣言都没有得到批准：制度的改造仍然悬而未决。除了一场新的人民运动，什么也不能迫使国王批准法令和人权宣言。
制宪过程中的困难使国王在反抗中受到鼓舞。人权宣言通过后马上开始讨论宪法，人权宣言成为宪法的序言。在讨论中分裂加深了，变得无法弥补。人民起义及其结果使一部分爱国党人深感不安，他们打算从此制止革命发展，加强国王和贵族的权力。制宪委员会的报告人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尔建议仿照英国，创立一个由国王任命并可以世袭的上院，它将成为特权阶级的堡垒。他们主张国王拥有绝对“否决权”，能取消立法部门的决议。主张建立上院和国王绝对否决权的代表被称作“王政派”或“崇英派”，他们的愿望同“显贵的革命”趋于一致。
一些爱国派代表强烈反对这种建议。西埃耶斯表示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否决权”：
“一个人的意志不应压倒普遍的意志。如果国王能够阻止法律形成，他个人的意志就会压倒普遍的意志。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立法权应该独立于行政权。绝对的或搁置的否决权不过是反对普遍意志的密札而已。”
在巴黎，舆论警觉起来了。常去鲁瓦亚尔宫的人们曾试图向凡尔赛进发，以左右国民制宪议会的决议。他们表决了一项提案：“否决权不应属于一个人，而应属于2500万人。”8月31日，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来到市政厅，受命要求召开由各县参加的大会，“以便作出如下决议：在各县以至各省的代表发表意见之前，国民制宪议会应中止关于否决权的讨论。”
以巴纳夫、迪波尔、亚历山大和夏尔·德·拉梅特为首的大多数爱国党人反对设立上院。9月10日，建立两院制的提案，以849票对89票遭到否决，右翼投了弃权票。爱国党在国王的否决权问题上稍微灵活些。巴纳夫建议授予国王搁置的否决权，以两届立法议会为有效期。9月11日，搁置的否决权以575票对325票被通过。爱国党领袖们做出这种让步是打算使路易十六批准8月的各项法令。然而国王坚持已见，这使爱国党人渐渐感到：有必要再发动一次人民运动。
实际上，经济困难促进了巴黎人民的再次动员。流亡者们携走了一切能带的金钱，因而流亡运动使大量货币流出法国。不仅如此，流亡运动还影响了巴黎的奢侈品工业和贸易活动。失业增加而面包仍然昂贵：每磅3个苏以上。收割的谷物还没有打完。到9月份，面包商门前出现了长龙，工人们开始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或得到工作。鞋铺伙计们也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集合，他们确定工资额，推举一个委员会负责照顾他们的利益，并筹集份子钱接济失业的同行。国民制宪议会在解决粮食流通的问题上软弱无能，巴黎市政厅对首都的生计和供应漫不经心。这些都促进了形势的恶化。马拉在《人民之友报》第2期上指出了市府给养委员会的责任：
“今天（9月16日，星期三），饥荒引起的恐怖再次出现。人民缺少面包，面包商的店铺处于人们的包围之中。在获得了最好的收成之后，甚至在富足的环境中，我们却处于饿死的边缘。不用怀疑，我们已被那些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的叛徒团团包围了。我们之所以遭此灾难不正是由于民众公敌的疯狂、垄断者的贪婪、行政官吏的无能与不忠吗？”
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使政治动乱不断扩大。在巴黎，60个区议会管理着各区，并形成各区的人民俱乐部。鲁瓦亚尔宫成了政治活动分子的总部。爱国者的报刊也发展起来。从7月份以来，定期印行的有戈尔萨的《从巴黎到凡尔赛邮报》、卢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9月，马拉创立了《人民之友报》。爱国者的政论家们以出版小册子和檄文向人民揭露贵族阶级扼杀自由的计划，说明必须把高级教士和贵族从议会中消除出去。因为他们原是旧制度下各自等级的代表，已没有资格代表国民了。卡米耶·德穆兰发表了《路灯对巴黎人的讲话》。他把沙滩广场上的路灯拟人化，赋予语言的天禀。7月里，在这个路灯的铁支架上曾从速执行了几次死刑。匿名的檄文与日俱增，表达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其中有一篇很有意味，题为《1789年9月的为什么》。
9月底，革命再一次处于危急之中。国王始终拒绝批准八月法令。他开始了进攻的准备，重新把军队集结于凡尔赛。巴黎人民的干预第二次挽救了国民制宪议会和新生的自由。实际上，从9月起，当感到革命与旧制度之间一场激烈冲突已势不可免时，议会左翼代表、巴黎记者、区活动分子等爱国者便准备粉碎国王和王政派的顽固反抗了。他们筹划再发动一次起义，让巴黎人民重新表达自己的意志。马拉在10月2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吁请巴黎人赶在冬天给他们增加痛苦之前采取行动。一份在9月创刊的爱国小报《国民之鞭》在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更为激烈：
“巴黎人，睁开双眼吧！醒来吧，从你们的睡梦中醒来吧！贵族阶级已把你们团团包围，它企图给你们套上锁链，而你们却还在沉睡！假如不赶快把它消灭，你们就将遭受奴役、苦难与蹂躏。清醒吧！再说一遍：清醒吧！”
在爱国者们的思想中酝酿出一个设想：如果国王来到他善良的巴黎人民中间，周围陪伴着国民的代表，他就会排除贵族阶级的影响，革命的命运将会得到保障。当人民处于警觉状态时，一个小事端也足以引起骚动。
3．1789年10月的日子
关于10月的日子，其深刻原因在于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后果的相互交织。但引起它爆发的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事端：御林军的宴会。1789年10月1日，御林军军官在凡尔赛宫举行宴会，欢迎弗朗德勒军团的军官。当国王一家到场时，乐队奏起了“呵，理查，呵，我的国王，世人都离弃了你”的乐曲。宾客们借酒逞威，把三色帽徽扔在脚下践踏，戴上白色帽徽和象征王后的黑色帽徽。
两天以后，消息传到巴黎，人民被激怒了。10月4日星期天，街上聚集了不少人群。在无比激昂的气氛中，鲁瓦亚尔宫表决了一项接一项的提案。爱国派记者们对贵族的这种新阴谋予以严厉谴责。在《国民之鞭》上刊有这样的段落：“从星期一以来，善良的巴黎人想尽办法也搞不到面包了。只有‘路灯先生’才能给他们弄到面包。然而他们却对这位善良的爱国者不屑一顾。”饥饿再一次成了人民行动的决定因素。
10月5日，一群群从圣安托万区和中央菜市场区来的妇女集合在市政厅前，要求得到面包。然后，她们在门房文书马亚尔的带领下，决定去凡尔赛。其队伍共有六七千人。马亚尔是“巴士底狱志愿军”的统领之一，这支志愿军是由7月14日的战士们按军队编制组成的。中午前后，警钟敲响了，各区都集合起来。国民自卫军涌向沙滩广场，高喊着：“到凡尔赛去！”拉法夷特被迫担任了总指挥。在5个小时里，有近2万男子也走上了去凡尔赛的路。此时，巴黎的妇女已到达凡尔赛，并派一个代表团去国民制宪议会，然后去见国王。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都允诺给她们小麦和面包。国民自卫军10点钟后赶到了凡尔赛。国王为了使反对者平息下来，便正式通知国民制宪议会他同意批准各项法令。于是，人民运动保证了爱国党的成功。
10月6日清晨，一群示威者闯入凡尔赛宫，一直深入到王后住所的候见厅。人群和御林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斗殴。国民自卫军不慌不忙地前来制止，让人们撤出王宫。在王后和太子的陪同下，国王同意和拉法夷特一起在廊台上露面。人群起初犹豫不决，后来便向他们欢呼起来，但同时也喊道：“到巴黎去！”路易十六让步了。国民制宪议会在被征求意见时声称，它与国王本人是不可两分的。1点钟，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国民自卫军在前头开路，妇女们护送着装载麦子、面粉的车辆，排成庞大的行列紧跟其后。然后是部队，再往后则是国王及其全家乘坐的马车，拉法夷特策马于车门左右。在国王后边是100名左右议会代表所乘的车辆，其后又是由人群和国民自卫军组成的行列。晚上10点钟，国王进入了杜伊勒利宫。路易十六到达巴黎后，国民制宪议会也毫不拖延地随他迁来。12日，它暂时进入总主教府办公。专为它保留的马内日大厅正在整修。
1789年10月的人民行动日使各党派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王政派作为从8月份以来的反对党成了最大的失败者。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并撤出了战斗。穆尼埃、马卢埃等人加入了第二批流亡者的潮流。他们是“显贵革命”的拥护者，当他们认为革命威胁到有产阶级的利益时就企图制止革命运动。直到执政府的稳定时期，他们才得以看到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建立起来。
对于许多爱国者来说，正如卡米耶，德穆兰在《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第1期中所表示的，现在的问题只是全体公民与他们的国王同心同德地完成国家复兴大业了。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没有陷入过分的乐观之中，例如马拉。他在《人民之友报》第7期中写道：
“对于善良的巴黎人来说，终于掌握了他们的国王，这是值得庆祝的：国王在场可以使局面迅速改变，可怜的人民将不会死于饥饿。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宪法完全确立下来前使国王全家生活在我们之中，那么这种幸福将只能是一场黄粱美梦。《人民之友报》与它亲爱的同胞共享欢乐，但是它决不自我陶醉。”
1789年7月到10月的事件以及国民制宪议会在重建国家中所遵循的精神实际上都证明爱国者们的警惕是有根据的。
人民的起义保障了资产阶级的胜利。7月和10月的事件导致了反革命阴谋的破产。国民制宪议会只是在巴黎人民的帮助下才战胜了君主制度。但它担心被人民所支配，便开始对民主和专制抱同样的提防态度。大多数资产阶级想保住优势地位，避免贵族阶级的反攻倒算，他们便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削弱君主制度。同时，他们害怕人民各阶层投入政治生活和国家事务管理。所以，他们对人权宣言庄严肯定的原则应导致何种结果避而不谈。在君主制遭到削弱，人民受到监护的条件下，国民制宪议会在1789年底开始着手对法国的制度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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