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是一个新的、已被驾驭的资本主义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九　是一个新的、已被驾驭的资本主义吗？

　　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黄金时期”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经济成就使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那种经济衰落和阶级对抗的坏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看法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是：在许多国家中出现的，包括主要左翼和右翼政党在内并为工会和雇主协会所赞同的政治上的广泛一致。
　　其核心的特征是对所谓“混合经济”的接受。而“混合经济”是一种容许国营企业存在、同时政府负有管理经济责任的资本主义结构。一般说来，工人获得了一些权利和物质利益。最重要的权利是可以自由组织工会和以某种方式表达意见。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则是提供适当的就业和工资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的福利服务。反过来，他们也不再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及其控制提出异义［议］。资本家也默认这些权利和有关的规定，以此作为对一种可以获利的经济环境的回报。
　　左翼对这种“混合经济”基本参数的接受可从1956年出版的安东尼·克罗斯兰德所著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得到证明。他认为，“传统上，或至少是自马克思以来，支配社会主义思想的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问题，即贫困、大规模失业、肮脏、不稳定，甚至是整个制度可能崩溃等等。”……资本主义已变得几乎超出了人们的一切认识。尽管有时出现轻微的衰退和国际收支危机，看来它还是保持了充分就业及至少是可以容忍的稳定程度。可以预期，自动化将可靠地解决任何现有的生产不足问题。预计我们现有的增长率将使我们的国民生产3倍于50年代。”（见该书第517页）他还预言，“任何政府如果削弱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那末它在选举中的得票数就会急剧下降。”3年以前，邱吉尔在托莱斯也曾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他说，“现在政党的实际区别主要仅在于侧重面的不同。”（吉尔莫，第20页）
　　形成这种意见一致所必需的支持基础是相信国家能够治理经济使之实现前进的目标，其中最重要之点是国家能够始终调剂支出以保证充分就业。在后面几章中，我们将谈到，作为长期展望，这总是不现实的，因为保持繁荣的那些过程也不可避免地使之受到损害。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些试图在一致认可的参数范围内改变经济特点的例子。

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的根本原则由法国抵抗运动宣言作了很好的概括，该宣言要求“制定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计划，以保障所有法国男子和妇女在他们无法以工作来谋取生存手段时向他们提供这种生存手段。”（森特·朱尔斯，第122页）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则以更为朴实的语言重述了这个问题，“社会保险应以保障生存所需的最低收入为目标。”（赖姆林格，第149页）
　　这个原则不是本世纪40年代的发明，其实践也不是本世纪50年代的创新。包括病、伤事故和老年补助的大规模社会保险是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遵循凯撒宣言提出，并由俾斯麦加以推行的。它认为“寻求社会疾病的治愈不应只限于对过份的社会民主的镇压，而应同时从正面促进工人群众的福利。”（赖姆林格，第114页）
　　第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失业保险计划是1911年在英国由工党政府实施的，它有统一的失业补助率并由雇主、雇员和国家分摊支出。英国在1908年还实行过小的非捐助性的养老金制度，在1911年实行过健康保险。一次大战后，失业保险的面扩大了，并且实施了一项捐助性的养老金计划。法国在1930年实行了包括养老金、疾病和一套家庭津贴办法的社会保险计划。
　　福利国家虽不是新鲜事，但在二次大战以后却有巨大的发展。政府的民用支出（是比福利支出更大的范畴，虽已省略债息和补助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15％上升到1973年的24％。
　　这种巨大发展并不仅是左翼政府实施福利政策的结果。在7个主要国家中，1950—1973年期间左翼作为多数党执政的时期仅有英国的威尔逊政府（1964—1970年）和西德的勃兰特政府（1970—1973年）时期，然而在麦克米伦、阿登纳、戴高乐、尼克松和肯尼迪执政时期以及意大利的各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日本的右翼首相执政时期，福利支出都增加了。福利支出的增加在60年代明显地要比在50年代快得多，在欧洲更是如此。就同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见第十一至十二章）一样，这确实反映了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的日益增加，右翼政府也对这种压力作出了回答，而对当选的左翼政府来说，这更是一种直接的结果。
　　在战后最初几年实行的福利制度是以过去已有的成就为基础的。战前实行过的福利计划一般都恢复了或加强了。即使是英国的贝弗里奇计划对失业保险也仅有很小的效果。美国实行的失业保险、工伤事故津贴和公共援助则未有重大变化。
　　继续实行战前的补助计划形成了重大的国际差别。英国的计划是按照统一的税率和补助率，而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计划则根据收入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过去福利计划中的差距常常是由于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创新而造成的。如英国贝弗里奇计划采用的家庭补助，就曾在法国自1932年以来实行过（而在1954年之前，西德因继续纳粹时期的人口政策而未再实行家庭补助计划）。福利计划包括的范围扩大了。战前规定仅限于工业工人的计划一般都扩大到包括独立劳动者、农场工人和家庭佣人。在许多情况下，放宽交纳社会保险税的限制条件意味着已有更多的人有资格享受福利（美国在40年代后期，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仅有五分之一的人享受保险或获得养老金）。
　　在欧洲，失业保险的条件一般说是更为优厚了，也更易获得了。以1975年的情况与开始实行的年份（一般在战前）相比，补助相当于收入的比例平均已有些微上升，领取补助的时间也比过去增加了1倍，将近为一年。等待核准领取补助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仅2天），不合补助条件（如因行为不端而被解雇）的时间也已缩短了一半，大约3个星期。
　　一项真正巨大的革新是在英国由全国保健服务（NHS）代替了疾病保险。它作为权利，是完全免费的，而无需核查财产或纳税（虽然1950年实行了处方收费）。但这作为普遍的按需供给来说是仅有的。而在其它地方，继续实行着战前传统的福利措施，即实行与收入联系的保险加上对那些不享受保险的人实行水平低得多的“社会援助”。
　　50年代的一项重要发展是福利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挂钩。这最清楚地表现于西德在1957年实行的养老金改革，那是阿登纳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顾中央银行和雇主们的强烈反对而力主通过的。而在其它地方，福利也都定期往上调整而取得了类似的效果。
　　西德实行的这一改革通过将养老金与过去的纳税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加强了“保险”的原则。这次改革取消了俾斯麦以来一直存在的最低养老金水平，而大大扩大了差别。英国工党也建议以一项将养老金提高到相当于收入的一半的计划来取代原先的统一税率和补助率。这类计划终于在70年代得以实行。此外，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在原先的统一失业补助率之上增加一种与收入联系的补助（如在英国）或变为一种完全与收入联系的支付（如在西德）。
　　养老金可以作为70年代初福利水平的某种标志。在法国、西德和美国，据估计，已婚夫妇的养老金约为其纳税后收入的50—60％，在英国和意大利大约为三分之一，在日本大概只为五分之一。失业补助和疾病补助的比例平均还要高一半（其变动从日本约8倍到意大利的一半）。
　　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否已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具有人情味了，或者说这些变化大多是装饰门面的？对此，不能简单地予以回答。
　　新的措施确实使大笔的资金流入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手中。7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欧洲大陆国家以国内生产总值的20％多一点用于社会支出，而美国及英国的这一比例为17—18％，日本为10％。福利措施享受面的扩大，差距的增大，指数联系和放宽纳税合格标准，使许多人获得不小的收入。
　　60年代，在生产总值中用于福利供给的比例的增加领中有一半多是由于福利享受面的扩大。福利的现金支出随着平均收入的上升而增加，也比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快（见表9.1）。

**表9.1　　 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支出的增长**
	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由于人口的变动①	由于享受②面的变动	由于对每个领取者的实际支出与福利增加
教育	1.1	0.0	0.6	0.5
收入保障	2.0	0.8	1.2	0.0③
保健	1.9	0.1	1.1	0.8
全部	5.0	0.9	2.9	0.3
① 人口的年龄变动（老年人，儿童）对支出的影响 ② 享受福利计划的人口比较的增加对福利支出的影响 ③ 相对于平均水平未有变化资料来源：经济合作组织：《公共支出趋势》表7。

　　但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福利国家永远不会接近于消灭贫困。根据标准贫困数字（依据各国官方贫困标准的平均数计算的国民所得百分比），在70年代初，西德有8％的人口，英国有7.5％的人口，美国有13％的人口，法国有1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有关福利国家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否由于减少了必须工作的强制性而损害了雇主对劳动者的控制。有两种情况必须予以区别。一种是公众舆论所关心的，即个人自愿离开劳动力市场而靠国家“给饭吃”的可能性。由于减少了雇主可雇用的潜在劳动力，这可能会驱使工资上升。在繁荣时期实际社会援助水平的提高曾使这种自愿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更为可行，即使社会援助相对于收入的比率并未上升（一般不会上升，尤其是儿童补助相对于平均收入还大大下降了）。放宽领取补助金的合格标准也减少了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寻找工作的压力。然而，在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养老金的上升与收入挂钩也使不工作的代价上升了（至少从长远看是如此），因为养老金一般是与所纳保险税挂钩的。事实上，“社会援助”（给不合领取养老金条件者的转移支付及失业补助等等）在70年代初仅占全部转移支付金额的5％。在这部分支出更为重要的美国和英国，用于社会援助的转移支付的比例在60年代几乎没有增长。由于社会援助的低水平和领取援助的“寒碜”，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众多的人依赖“施舍”的现象。
　　然而，由于社会福利的发展，对任何一个特殊的雇主的依赖已大为减少。平均失业补助在60年代随纳税前收入的增长而上升。但因税收负担相对于收入有所上升，很可能在失业时获得的净收入相对于有工作时的收入也有一些上升。有时罢工者家庭获得补助的绝对额也增加了。那些不工作的人也可享受保健。所以，因暂时失业或罢工招致的经济困难下降了。这有助于使工人在面对他们的雇主时增强信心，减少对停工、罢工或是被解雇的顾虑。
　　这些情况的发展不应当被看作是孤立的现象。各种情况是相互影响的。使被解雇的顾虑减少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失业的减少，它使得有可能很快获得新的工作。较高的生活水平也使许多工人略有积蓄，从而为他们因停工、罢工或被解雇而招致的经济损失提供了额外的保险。一些国家双职工家庭所占比例的较大上升也起了类似的作用。
　　工人为支付福利服务而增加的税收负担使雇主的劳动力费用（雇主支付的工资总额加上雇员的社会保险税和收入税）和工人实际所得（经扣除这一切之后的净工资）之间出现了一个差额。而由于税收负担的上升，在最终付给工人的金额和雇主为此支付的金额之间的差额也增大了。工会在与个别雇主或整个行业雇主的谈判中力图增大工会会员工作的报酬，而谈判对社会福利并无影响。因此，日益提高的税收“楔子”使关于工资的冲突更形尖锐。虽然福利国家的发展一般不致于减少驱使工人去工作的压力，它却减轻了对各个特殊雇主的依赖，并提供了新的冲突的源泉。在这些冲突的过程中，这种愈来愈大的独立性会得到发挥。

西德的共同决定

　　工人有组织地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利是协调一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通常采取由工会和雇主按制度进行集体谈判的方式。但在西德，也采取了显然更为先进的“共同决定”的方式，这引起了很强的关注。
　　这种关注部分地起因于西德在繁荣时期的突出的经济成就。共同决定是否对西德的“经济奇迹”作出了贡献？但对这种关注也另有解释。自从70年代中期以来，左翼政党对协调一致愈来愈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态度（见第十九章）。这种转变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产业的民主，它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同决定的原则。
　　共同决定——工人直接帮助他们工作所在的公司的权利——是西德工会在战后时期最为关注的事项（见第六章）。起初他们把它看作是大规模的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后来，由于西德经济被稳定地引向改组的资本主义，共同决定则被视为对社会主义化的一种替代——是保证使大企业再也不能象在30年代那样发挥政治作用的另一种途径。共同决定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在1950和1951年，90％以上的冶金工人和矿工投票赞成采取罢工行动以求获得他们所在行业的一项特别的共同决定法。
　　这项制度涉及到工人可选举监察委员会成员的一半，而由股东选举其余的一半并指定一名“中立的”主席。工人也可否决（事实上是任命）广泛负责人事问题的劳工处长。在非钢铁和煤炭部门，工人可选举三分之一的监察委员会成员。在所有部门中，职工选举的工作委员会都有权就某些问题（工作时间、假日、工资等级表的执行）参与共同决定或否决其它一些事情（雇用、工作、分类、调动），或就其它一些事项（人浮于事、个别人行为不端）提出自己的咨询意见，并获得经济信息（利润、生产、投资）。
　　但是，工人的影响比之于这些条例所规定的要小得多。在钢厂和煤矿的劳工处长是控制公司日常业务的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其他成员是生产和业务经理）。他或她的命令包括大部分除经济刺激和工作评价以外的工作委员会有权共同决定的问题。这些劳工处长可能已开始实行开明的人事政策，但要在企业的整个方向问题上真正代表工人的意见还将经历一个长过程。“劳工处长在法律上应负责运用其职权为公司整体的最大利益服务。由于他是由工人选择的，他在理论上将受制于广泛的忠诚冲突。大部分劳工处长已经解决了这种冲突，这是因为他们办事更象负责的经理成员而不是本来的工人的代理人。当他们能赢得管理委员会其他人员的信任和接受时，他们就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而如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陷于孤立，他们的影响也就大为削弱。”（亚当斯和C．鲁美尔，第12页）
　　监察委员会的工人成员一部分是由工作委员会选举的，另一部分是由工会选举的。除钢厂和煤矿以外，他们是少数代表，这意味着委员会中的平衡常常有利于雇主，而他们获得的信息也是有限的。通常的协调一致是，在这些委员会中工人的影响已受到限制。而且，似乎出现了委员会成员与工人之间较少通气的现象，委员会成员按规定应对公司的“敏感”问题保密。因此，工人代表要动员工人反对雇主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工作委员会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如不同意他们有共同决定权的一些“社会问题”，将会导致仲裁解决。而对一些重要的人事问题如雇用、解雇、工种分类或劳动力的重新调配表示不同意，则将通过劳工法庭解决。对大批工人的解雇必须征求工作委员会的意见，但工作委员会无权号召罢工。
　　某些弱点是明显的。工人的代表常被从管不了他们的车间调走。他们获得信息的途径也受到限制，他们利用信息的权利更受限制，就同他们的影响范围和他们能利用的法令是有限的一样。
　　共同决定在改进工作条件方面也似乎没做多少事情。“比之美国的钢铁工业，在这里，繁重的体力劳动、高温和冒险作业以及保健条件远未受到应有的注意（和纠正），至少固定工人在很大程度上要忍受监工的个人强迫（简言之，就是加快干）。”（赫顿，第329—330页）尽管象同一作者所指出的，在共同决定的工厂中，“工作小组在主要操作中、在决定自己的进度和休息等方面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同上，第330页）另据一项调查报告，工人把工作委员会看作是管理机构的一部分。然而工人积极参与选举，参加选举的人数一般达到80％左右。增加影响的压力导致产生1972年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在许多人事问题上（诸如雇佣合同与培训）扩大了共同决定的权利。1976年法案则向所有拥有200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推广一种并不有力的平等的共同决定方式。它之所以弱于钢铁和煤炭工业是因为在工人所提名的人选中必须有一名高级经理人员，而由股东提名的主席，一人就有两份投票权。
　　雇主显然也有很大的保留。他们向法庭投诉，要法庭宣布1976年法案违宪，但未获成功。无论今日的共同决定是多么无力，但它也从两方面提醒了雇主：一是记住他们享有的特权遭到普遍和严重挑战的日子；二是这样的事情可能再度发生。
　　西德的共同决定的局限性和雇主对共同决定所作的反应与任何为产业民主而进行的斗争通常都是有关的（见第十九章）。

法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在大规模经济管理中，无论在政府部门或私人部门，战后时期愈益明显的特征倾向是寻求理智的协调一致。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国家的长期计划工作。……制订经济计划已成为新的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点。”（肖恩菲尔德，第67页、121页）

　　作者在其1965年所著《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陈述的观点（这在当时是对发达国家战后趋势的最有影响的表述），是完全符合协调一致的精神的。如果政府要管理新的资本主义，那末经济计划工作显然是具有本质意义的。
　　肖恩菲尔德认为法国是这方面的先驱者。法国又是如何进行计划工作的呢？大多数政府运用税率和政府开支来影响整个经济的支出水平。但这种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无法消除企业面临的许多经济上的不稳定因素。凯恩斯本人曾主张“大规模地收集和传播有关企业状况的资料，包括在必要时通过法律规定，充分公开对人们有用的所有的企业事实。这些措施包括社会通过某些适当的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许多错综复杂的事情实行直接的情报采集，然而这些措施不应使私人的主动性和企业受到损害。”（埃斯特赖因和P．霍姆斯，第8页）确切说来，这种“广义的市场调研”就是法国计划工作的核心。这种计划工作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将能促使人们对未来取得一种共同的看法。对此，企业将以大胆的投资计划作出反应，必要时，政府还将通过税收和信贷政策予以推动。
　　这个进程是从重建6个基本部门的蒙涅特计划发展起来的。该计划是在1945年末制订的，用以向美国政府说明法国是非常认真地对待现代化的，因而有资格得到一笔贷款（见第四章）。现代化委员会是当时主要的计划机构。它把文职雇员与经理人员召集到一起（工会工作人员虽然参与了，但从未发挥主要作用），经过研究，订出了产量和投资的目标。
　　这一进程的继续形成了计划工作的基础。然而，不太准确的目标逐渐被根据整个经济增长的目标及其分项如私人消费、政府支出等等所作的对各行业市场的精确预测所取代。
　　蒙涅特计划无疑促进了基本部门的重建。美国人被说服允许将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对等基金”用于这些目的。这种支持帮助蒙涅特保护了投资目标未受当时紧缩政策的影响。6个部门中的3个部门，即煤炭、电力和铁路部门的国有化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部门本身的规划已融于整个计划，这将有助于减少怀疑和优先获得资金。对私人部门的影响（真正的检验）则很难估计。有关“国家与贸易协会、康采恩集团或在例外的情况下与个别企业签订合同”（R．奎塞尔，第134页）、甚至对违抗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建议也从来未被实行。在1947年企业重新获得主动性之后也未曾实行过。对外汇、信贷和稀缺材料的控制很难推动任何企业进行扩展。然而，蒙涅特班子中的一名成员记得那个计划确曾“推动呆滞的钢铁业实现了现代化”（同上书，第245页）。
　　据后来在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中担任过财政部长的雅奎斯·德洛斯的记述，当蒙涅特第一次召集这些钢厂老板到一起，并要求他们在4年内重建起战前的生产能力时，“据说，当时出现了两起或更多起的心脏病发作。”（德洛斯，第15页）然而，仅一年之后，上述目标就被实现了。在1951年，他要求再扩充40％时“就完全不灵了，因为这些钢铁厂老板是如此寄希望于马尔萨斯主义，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计划工作的回答就不应仅仅是给予财政刺激，而应通过直接干预改变钢铁卡特尔本身。……如果你在不同产业中重复这类轶事一、二十次，你就在开始说明计划在最初时期的作用了。”（同上书）
　　随着委员会的数目和计划模式中方程式的增加，判断随后的各个计划对私人部门的影响也变得更为困难了。
　　事实说明，企业至少在60年代对计划是重视的。在1967年，79％的企业知道计划对整个经济的预测；50％的企业（85％的雇员在5000人以上的企业）知道它们本行业的生产和投资的预测，24％的企业（51％的最大企业）说计划预测对他们的投资决定有影响。
　　看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计划至少在60年代末期之前曾鼓励企业进行积累。“按照我们询问过的见证人的意见，在第二个国家计划（1954—1957年）中提出的增长预期似乎与50年代初通常认为只能有低增长率的看法是矛盾的。计划假设的经济增长的情景（它肯定产品将能售出）看来在1952年后的恢复增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卡雷等人著作，第471页）
　　一项精确的统计评估说明，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计划设想的情景要好于仅从已往的趋势所作的推断。但是看来计划在创造一种“增长气氛”中的重要性减少了，因为迅速增长的经历使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期望迅速增长。然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勉强的成功。
　　即使计划对积累水平的影响的减少是必然的，它仍对积累的形式有重大影响。然而，至少在70年代初以前，政府并未有意识地去形成某种产业格局。例如，第五个国家计划的目标是促进集中，以便在每个部门形成两、三个主导企业（全国冠军），这个目标完全是非选择性的。国家仅仅通过改变法律和税收条款来促进兼并，但并未选择这些企业。
　　也存在着选择性干预的机制。计划人员可以决定资金的使用，“这意味着每一个依靠外部资金的项目都将经过是否符合计划目标的检查。如果该项目被检查通过，委员会将研究给予该项目以充分的税收和信贷刺激。”（埃斯特赖因和P．霍姆斯，第179页）但是，由于没有总体的产业战略，因此看到资金几乎自动地给予企业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每个行业中的投资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根据某个观察者的记述：“一般说来，在行业的目标和各个公司目标的合计数之间并无显著的差异。”（S．科恩，第68页）这意味着“法国的具体指标计划系统涉及到……确定各企业在总的发展计划中所占的份额时，相互间存在妥协和协调。”（同上书，第71—72页）
　　在50年代和60年代，计划关于企业投资的预测总是低于实际完成数。例如，在1965—1970年间，企业投资每年增长8.5％，而预测数仅为每年5.8％。其差额远远大于生产增长的预测和实际之间的差额。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企业曾正式同意接受各自生产能力的增长份额，随后却又通过投资增加了他们的份额，这种超过计划目标的投资确实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计划的制定在推动法国资本开始进入有活力的增长过程中曾暂时地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但它肯定未能为那种增长过程提供后劲。而增长过程是由法国工业处于落后状态、雇主的有力地位及有利的外部环境等条件所决定的（见第二、四、六章）。计划可能在积累进行之初起了一点小作用。而当条件变得不利时，计划工作也不可能继续维持积累。70年代，法国也象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增长陷于停顿。它的计划由于愈来愈不符合实际，并且其预测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员色彩以及政府以传统的紧缩政策作为其最后手段而终于信誉扫地。到1979年，仅有9％的雇主认为计划是重要的。甚至受衰退袭击的部门也希望计划工作还是少一点更好。在法国，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样，资本宁可以较为传统的资本主义行为方式来代替这种协调一致（见第十七章）。
　　但工会强烈地批评对计划工作的损害，并且“为此感到遗憾，即除了屈从于世界市场力量之外，竟无任何明确提出的真正应当优先对待的事情的尝试。”（埃斯特赖因和P．霍姆斯，第116页）这个调查叙述了社会主义者对60年代初期的第四个国家计划的“怀旧”之情。当1981年选举时，密特朗政府又回到了战后初期一、二十年的计划工作的老路。

日本的产业政策

　　一般认为，缺乏一项产业政策是法国计划工作的特点。日本则被视为以其成功的产业政策在充满活力的积累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范例。日本通产省的官僚们是否成功地理顺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呢？
　　日本刺激积累的一般措施在内容和程度上与其他国家采用的措施没有多大差别。政府通过日本发展银行等机构直接供给投资资金。但即使在50年代初的高峰时期，政府提供的资金也仅占工业资金的7%（工业资金的12％是在企业外部筹集的）。50年代下半期，政府提供的资金占的比例曾降到4％。政府还提供各种税收减免。这些减免在1955年高峰时大概使企业税负平均减少五分之一，在60年代初减少大约12％。有一些是为坏帐规定的标准条款。最具有创新意义的是：对“特殊机械”、“特殊修理”（重工业工厂的）、研究与开发、“重要新产品”的销售规定可免缴所得税，“重要设备”可免征关税，某些出口可免征所得税。但他们在1959—1963年间仅减免了6％的税收。
　　然而，这种合计数可能会引起误解。无论是政府的贷款还是税收减免都是有高度选择性的，它们被有针对性地用于特定的产业部门。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使企业获得私人银行的贷款。关税及禁止外国公司在日本建立企业则是更为重要的武器。
　　日本政府决定采用一整套政策武器、利用各种机会来促进特定产业部门的发展。下面以若干实例来说明这种进程。
　　日本在战后显然已不能再靠纺织品出口来获得其大部分外汇收入（见第二章）。因此，它采取了促进基本“重工业”（钢铁、化学、造船）部门发展的政策。1947年后，实行了“有计划造船”的政策。每年政府宣布建造各类船舶的总吨位数并选择有关的造船企业和（国内的）船主。日本发展银行则以优惠条件为之提供所需资金的大部分（在50年代初达到80％或更多一些）。利率补助有时包括在15年内分期偿还本息、。资助出口的优惠贷款“或许是对造船业的最重要的帮助。”（I．玛嘉齐纳和T．豪特，第69页）公司也能从一种异乎寻常的制度获利。按此制度，出口的造船企业能得到进口原糖的配额，而售出原糖将能获得厚利。结果造成了日本第一个创“奇迹”的工业。到70年代初，日本的船厂造出了世界船只总数的一半以上。
　　钢铁对主要出口工业（如造船业）来说是一项关键性的投入，在战后不久也被确定为一个重要的恢复部门（而发展巨型运矿船反过来又使日本钢铁业克服了原料运输费用昂贵的不利条件）。50年代，钢铁工业遵照该行业与通产省共同制订的两个五年“合理化计划”得到了发展。钢铁业从大笔政府贷款获益。政府贷款在“一五”计划时期占其借款总额的一半。到60年代初，从政府方面获得的资金仍占其筹资额的10％。钢铁业也得到许多税收减免。
　　政府还一直参与了扩大生产能力的进程。“在日本钢铁联盟的名义下，私人钢铁公司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提出并讨论了酝酿中的来年投资计划（这些代表通常是企业的经理，也是经常进出通产省的人）。会上，联系整个行业的需求前景和现有的市场分配格局对生产厂家的计划进行了评估。经过这些经理和通产省重工业局钢铁处的官员在会上、会下的讨论，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们便试图就各生产厂家的重大投资数额和时间取得一致意见。通产省非正式地参加了这些会议。……
　　在达成一致意见后，通产省就发出一个报告，就该产业的发展道路提出建议……
　　据说，还没有直接拒绝过任何大企业要求扩大生产能力的申请，虽然其中一些申请曾被推迟。当然，这就是协商过程的机制：说服要扩大生产能力的企业缓交申请或接受推迟扩大生产的批复。当这种劝说无效时，协商一致也就受挫。”（玛嘉齐纳和豪特，第48页）
　　引人注目的是，通产省常常试图放慢积累的速度以避免出现生产能力过剩。而生产能力过剩却因新工厂的规模日益增大（虽然每年建厂的数目减少了）而更形严重。1965年，企图摆脱通产省的“行政指导”而保持独立的三幡钢铁厂不遵守该行业关于推迟所有对新轧钢设备的投资的决定。通产省则以限制其进口焦煤配额的方式对其进行纪律制裁。1967年，“有8家钢铁厂要求批准其开始建造新的高炉，而按通产省的预测只需新建2 座。结果，5家获得了批准，l家被准许推迟一年建设”（卡普兰，第148页）。这就促使通产省寻求企业间的合并。但日本钢铁业后来“只有2家保守的生产厂家合并了。而对其它生产厂家的影响，至少是对并不反对合并的三幡和川崎这两家来说，这对生产是不利的，同为它减少了对继续有力地扩大生产的刺激。”（同上书，第151页）

　　“政府对钢铁业的支持是无法以其现金支出来衡量的。政府通过批淮在各个最能产生效果的领域的申请，为钢铁业做了许多事情。一些选择性的措施，如为建立新的环境安全的工厂提供债务保险，在采购原材料和建立反衰退卡特尔方面给予帮助，既提供了支持又未消除竞争或使各个公司的创造性受到抑制。甚至以下述方式推动了扩大生产能力的合作，即允许在内部继续进行重大的竞争并比在美国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变动。以贷款、赠与和税收减让等方式从政府实际流入钢铁业的资金并不多，至少在50年代晚期以后是很少的。对每吨钢所提供的援助大大少于许多欧洲国家政府提供的同类援助（常补贴缺乏竞争力的工厂的损失）。”（玛嘉齐纳和豪特，第54页）

　　钢铁业确实是日本另一个取得成功的事例。1977年，日本有 25个生产能力在200万吨以上的高炉在运转之中，而欧洲经济共同体只有7个，美国一个也没有。
　　在50年代初，日本的汽车工业是由少数被朝鲜战争挽救免于破产的仓促凑起来的卡车厂组成的。日本中央银行本来倾向于进口汽车。但通产省认为国内的汽车工业十分重要，应当得到扶植。通产省的意见取胜了。政府在早期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汽车工业。外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禁止的（它必须有助于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起初，进口汽车的限额为每年50万美元。到60年代中期则以禁止性的高关税代替了限额。鼓励进口外国技术，但规定要在5年内使90％的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日产”是唯一签订了许可证协议（与奥斯汀工厂）的主要生产厂家。“丰田”与“王子”（后来并入“日产”）采用的是国内技术。汽车业因获得日本发展银行的贷款及各种税收减免而得到好处。但是，通产省在生产厂家的投资政策或技术开发活动中仅起了很小的作用，或几乎没有作用。”（凯普兰，第116页）
　　通产省在1956—1966年间以一系列零部件供应厂商的生产现代化与合理化为目标，促进了汽车零部件流水线生产的实现。但它在通过各种计划推动汽车装配厂进行合并方面却遭到了全面失败。在70年代初，企业并未相互合并或并入较大的康采恩，却有3个日本的小公司与美国3 大汽车公司签署了隶属协议。当时通产省尽管反对此事，但还是敌不过使外资自由化的政治压力。
　　现今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最后是“通产省毫不含糊地予以控制的”计算机工业（卡普兰，第78页）。1960年，作为向日本制造厂家转让其基本专利的回报，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获得了在日本生产计算机的权利，大部分日本公司与美国的大制造厂商签订了技术援助协议。到60年代中期，通产省认识到了计算机工业的重要性，增加了贷款和补贴，开始采取一系列使这一产业合理化的措施，并组织起合作企业。其高潮是建立涉及通产省的电子研究所、国家电信实验室和5个主要计算机制造厂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通产省合并企业的意图未能胜过公司之间的竞争倾向（表明通产省“控制”的有限性）。在支持技术开发的同时，通产省组织了租赁公司，以比国外出租计算机更具竞争性的条件，专门出租日本造的计算机。直到70年代初，计算机工业一直受到有关规定的保护，即规定只有在买不到合适型号的日本计算机时，才允许购置外国计算机（包括IBM 在日本制造的计算机）。虽然日本计算机工业在繁荣年代还无足轻重，但在80年代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很难就此得出简单的结论。通产省显然有力地推动了某些关键性工业的发展。它提供了资金、保护，有时还鼓励技术开发。在少数情况下（如在钢铁工业），它还有效地协调了发展计划。
　　另一方面，通产省看来在试图通过合并企业以实现合理化方面并不成功。通产省有时也阻碍了钢铁工业的积累。在另一些情况下，它起了促进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再则，前面谈到的事例都是通产省影响较大的部门，因而不太典型。“一些迅速发展的‘新’工业部门（其产品向全世界的出口曾迅速增长），如摩托车、轴承（尤其是微型轴承）、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钢琴和拉链，即使在其发展初期也较少得到政府的帮助。这些工业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地发展起来的，几乎不靠政府的保护或计划工作。”（小宫，1975年，第219—220页，显然，产业政策无法充分说明日本积累的异常强劲，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见第八章）。

结论

　　在繁荣中可以见到国家福利条款的普遍化及发展，前所未有的政府为经济增长和改变产业结构而作的计划尝试，以及某些吸收工人参与确定企业发展方向的试验。然而，应当看到最重要之点是：这些发展并未对那些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关系有实质的损害。尽管工人的力量愈益强大，这可从福利条款向“产业民主”发展的趋向中看到，但工人仍然不得不向雇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使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虽不再是被控制了）。尽管国家通过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进行的干预愈益重要，但关于投资的重大决定仍然需由私人资本的控制者根据私人的赢利性来作出。
　　或许对在“黄金年代”管理“混合经济”的尝试说来，最为重要的是人们相信那些尝试是行得通的。这有助于维持信心，而反过来又有助于保持积累。积累提供了工作、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福利及利润的源泉。这些又反过来产生新的协调一致。
　　当繁荣的条件开始消蚀时，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以非常残酷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生产坚持下来（见第十四章）。但在繁荣过程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对日益增加的经济困难的逆转有重要影响。许多右翼人士谴责繁荣的崩溃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见第十八章）。与之相反，左翼人士则认为工人与国家对经济的更多参与已指出了危机将会如何以有利于工人群众的方式得到解决（见第十九章）。繁荣时期建立的各种方式就这样为随后出现的大量失业的年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