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文化（雷蒙·威廉斯，1957年夏）

工人阶级文化

雷蒙·威廉斯

1957年夏

　　来源：原载于《大学与左派评论》第1卷第2期，1957年夏。中译文来自于《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6—345页，王晓曼译，殷曼梓校。

　　老问题似乎和老答案一样：经常被人遗忘，但都能隐藏在抹不掉的错误中。“工人阶级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让大多数人想起一种古老的宗派争论，或是为了艺术而采用的政治规划的老措辞。然而，在当代英国，最能在根本上影响工人阶级运动的问题中有很多是文化问题。我们应该感谢理查德·霍加特，他将自己的著作《识字的用途》形容为“关于工人阶级文化在最后三四十年里的变化”，这使我们得以在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关系中重新审视这个普遍问题。
　　在任何语境中，“文化”这个概念都被认为是难以运用的，所以我必须先理清它所经历的历史变化，以及它在当代意义中的复杂内涵。直至工业衰弱时期，“文化”这个词还一直是表示一种训练的过程，开始是指植物和动物，然后也类推指人类和人的思想。19世纪初，这种过程的观念被发展至文化作为一个产物的观念，而这也成了文化的主导观念：一种已经形成了的状态或是习惯。在绝对意义上，“文化”的第一种新意义是“一种思想的状态或是习惯”，是在理想主义的条件下（柯勒律治、纽曼），人类努力通向心灵与精神健全的一种完美状态的具体表现。这层意义明显和早期的过程概念有关联，它很快加入了一层更加实际的表述（卡莱尔），“文化”开始表示人类在艺术、科学和教育中努力的记录。到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成为这种工作的主体，不用再专门化来特指艺术（罗斯金和“新美学”）。然而，这种专门化正在进行中，艺术、科学、教育与普通人向文明发展所做的努力之间的关系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并且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基础（泰勒），“文化”意味着“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些主要的意义都在我们的时代保存了下来，但这不是选择或定义什么正确意义的事情，而是简单地承认历史的复杂性而已。我们也曾令人遗憾地识别出这个词上的情感积淀。一方面，自阿诺德开始，“文化”这个词就和“珍贵的”、“自命不凡的”这类词语有着广泛的联系，所以提到“工人阶级文化”似乎有一些荒谬：处于艰苦和实际状况下的工人阶级与这类事情毫无关系。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用“文化”来形容他们自己的状态和行为：“工人阶级文化”似乎又一次有些荒谬；工人阶级的共性恰恰是文化所反对的。在这种困惑的情况下，审问必须开始：人类无法选择他们出生的时代。
　　如果我们将文化看做“艺术和学术”，就会发现“工人阶级文化”已经获得了定义。这首先意味着民间文化的存留，比如工业民歌、工会标语、音乐厅，其次是个人贡献，它们都将工人孤立于一般传统之外。我尊重带入到这两类工作中的热情，它们肯定需要被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但是前者在20世纪中期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变得零碎和贫乏。思考它幸存于何处是合理的，但是着重并且理想化地强调它是愚蠢的。同样，个体的贡献也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几乎毫无疑问的是，那些个体具有因为阶级社会的压力而将主流人群排除在外的必然标记。理想化地描述这项工作并且粉饰它，对工人阶级传统并无益处。因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定义含蓄地传达了在艺术和学术的主流中所有工作的分类，这和“资产阶级”一样。由于政治的因素，这种分类根据一种不恰当的一般文化理论被定期生产了。然而，人们现在能够发现这种分类是既错误又危险的。危险是因为，它允许资产阶级宣布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作为它的骄傲和产品，这很易于与我们所谓的“工人阶级文化”的贫乏形成对比。许多人担心艺术已经在政治上被这样的结果误导了。他们的社会忠诚和判断常常被以下感觉所笼罩，即他们在艺术和学术中所重视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工人运动的主张形成对立了。当然，反对是多余的，因为事实上，在经济阶级的主导地位与艺术、文学的产品之间没有简单的对等性。它们之间有关系，但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还复杂。以19世纪主流思想中的这种工作为例，有许多人有意识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观点，也有一些无意识的反对意见。同时，当然也有许多是有意识和无意识捍卫资产阶级社会，甚至在我们习惯去重视的社会批判作品中也有这一现象。我们需要的是特别的分析，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的错误表明，其主流在不同程度上是追求人道和解放，而其方式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经济的阶级所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一种文化传统不仅复杂而且是不断选择的。从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留存至工人阶级逐渐掌权的社会，这样的文化是一种与过去文化不同的存在。文化被一个又一个阶级接管，新阶级在旧阶级的统治下产生，而在接管的那一刻，新阶级拥有与旧阶级同样多的文化。历史变化的过程和选择的文化传统确保文化主流如果不是在分配上，那么在特征上它通常也是一般性的，这一点要记住。针对这点，人为地建立一种“工人阶级文化”在各方面都是有害的。更进一步说，当经济阶级对主流的态度成为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有关工人阶级运动的记载虽不完美，但至少是好的。伯克所预言的会急剧增长的“卑鄙群众”没有践踏艺术和教育，而且，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他们是在努力争取去清理这些践踏现象得以传播的渠道。强调清算是对的，在现在和未来，它都是一种比我们有时会听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人为规划更相关的活动。能被提前定义的艺术不可能是值得拥有的。在这种定义上的尝试来自这样一种概念：历史和文化可分割为简单而严格的分期，由其机械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持续的变化和回应过程来决定。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做的不是提前定义文化，而是清理渠道。那么取代猜测公式行为的，则是人类精神对在具体、富裕和多样化中不断展开的生活完全加以回应的机会。

商业文化

　　因此，无论在过去、现在或是未来，我发现，定义工人阶级文化都没有多少意义，而定义工人阶级文化的现象如今在这个领域正流行。但同时我必须反对一种极为有害的关于“工人阶级文化”的看法，它在近三四十年中明显变得流行起来。那就是将“工人阶级文化”和逐渐控制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商业文化等同起来。理查德·霍加特的著作便是这样解读的，而且他这么做完全没有正当理由。这种文化的媒介特征是让大众分配变得可能的一种技术，而这种技术需要大量资本的集中。在英格兰，这些技术实现之后，它们自然地传到商业资产阶级手中，因此在生产和传播方面，技术的运用拥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们有意识地尝试在工人阶级中推广读写能力，特别是通过90年代的帝国主义报刊来推广。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会得到利用，事实也确实如此。工人阶级因为这个社会中如此的宣传攻势，注定要充当消费者的角色。但正是这种宣传，而非消费的事实，才是我们必须致力于去研究的。实际上，这些媒介已经贯穿于所有阶级中：一般说来，普通资产阶级的阅读和娱乐（它与专业文化行为不同）是与普通工人阶级的阅读和娱乐无法区别的。对双方来说，将商业文化等同于工人阶级文化都是错误的。
　　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但我们不需要通过一个误导性的公式而给它增加困难。关于这些媒介民主控制的问题是存在着的，因为在这儿，由于资本的卷入，它是一个在既定的所有权类型与某类社会所有权之间进行的直接选择。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关于真正适合的教育体系的问题，这关系到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批判性运用这些媒介。深谈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超出了我现在的主题，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这样来看待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让这类产品的一部分消费者为整个生产负责。
　　现在，我将转向文化的另一个主要意义，“整体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一个暴露在宣传中的斗争的阶级已经在它更特殊的层面上对文化做出了非常清晰的贡献，这的确会令人惊讶，但在这里，在这个更一般性的领域中，这种贡献更显独特和重要。一般地说，讨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当然有一些危险。人们所发现的因素部分是作为工人阶级直接经验的结果，但是也有部分是地区和传统习惯的延续。以偏概全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而用某个局部特征来代替某个阶级特征的危险同样也总是存在。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人们谈到“工人阶级说话风格”的那种方式，这其中也包括了霍加特。这样的风格当然是没有的。在英国唯一的阶级式说话风格是中上层阶级的；而其余的多样性风格是由于地方性。工人阶级将地方方言视为下等，而将“良好的英语”当做标准的阶级语言，这真令人遗憾。另一方面，将地方方言理想化也毫无意义，交流的增长必然生产新的规范。假定一种现存的阶级语言是一个已经规定好的理想方向，我们都必须向那儿前进。当这种假定形成时，不必要的紧张便会出现在那一选择过程中，而那本应是一个更为自然的选择过程。在其他地区的习惯要实现明显的一致性时，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这些地区习惯在工人阶级中保存了下来，但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而被中产阶级的焦虑所拒绝。工人阶级无法避免的运动是迈向更加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唯一的危险则是试图在现存的阶级标准上定义这种共同体的规范，而不是去清理渠道，并允许为相同的生活方式做出贡献。

半独立的无产阶级

　　这个问题也被另一个逐渐流行的公式混淆了：“半独立的无产阶级”。有人猜测，随着工人搬进新式的房子，得到新的商品如汽车、电视、洗衣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减少了无产阶级成分，而增加了资产阶级成分。对于那些穷过、住得很差、还缺少个人财产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人想保持这种他人隔岸观火式地指定给自己的、令人尊敬的简朴生活。这些变化只是私人物品使用上的变化，这在任何实际情况中都与“资产阶级”化毫无关系。19世纪的资产阶级并不因为他没有这些现在被视为资产阶级符号的事物就不是资产阶级，实际上这种看待阶级区别的方式完全是外在和机械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不是贫民窟，不是后厨房和铜币，不是便帽和无领衫，虽然撇开特定的地域差异和特定时期的影响不谈，这些事物曾经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仍然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外在特征。
　　但是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有什么显著的生活方式上的差别吗？这些差异难道不会随着半独立世界的扩展、随着某些类型的日用消费品变得更便宜而消失吗？人们能够看到这种观点对某些政客和评论员带来的好处。但是文化，整体的生活方式，它绝不会简化成人工产品。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为了特定的人类目的而进行的资源利用。在普通的个人财产的情况下，这些目的会无视阶级差异，相互重叠甚至变得同一。但是，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利用资源的目的会有显著而又至关重要的差别。实际上，这就是目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显示出的区别。作为阶级，他们相当明显地致力于不同的自然观和社会目的，因此也有对人类关系的不同看法。这仍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文化区别。
　　20世纪工人阶级的主要文化贡献是民主集中制，它构成并实现了一种普遍社会利益。确实，自由化的中产阶级可以建立在其内部能发挥民主功能的制度，但是这些机构根本上有一种特性：它们最终是排外的，不能将自己覆盖到全社会。当然，一开始许多工人阶级组织产生于某种类似类型的利益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的特点是它们进一步联合，不仅和其他相类似组织联合，而且关键是它们覆盖或是试图囊括全社会的利益。工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成长是这一情况的主要例证。这确实是工人阶级文化的特征，它所选择强调的重点是扩展关系。基本的感情和忠诚，它首先是针对家庭的，然后延伸到对邻里，而实际上它能直接扩大到整个社会关系中。因此，一种集中民主社会的观念立刻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它作为一种观念对其他希望支持它的人来说是可达到的。工人阶级没有垄断这些主要的美德，特别是对家庭的忠诚。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观念——自由人享有同等竞争机会的社会——不仅本身是紧张的原因，它导致公开地或秘密地尝试限制这些机会；同时，它还是造成直接紧张的一个原因，在这种观念下，家庭价值不能扩展到整个社会中——个人为他的家庭而工作，而与其他这样做的人相互竞争。我们这个时代许多真正缺陷和幻灭都来自善意之人中实际的紧张关系。

家庭、邻里、社会

　　但是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有能力在社会观念之内进行较小的改革；用服务观念替换竞争实践。当然，有时服务观念明显是对利己主义的合理化，但是同样地，它也成为许多奉献生活的纲领。然而事实是，服务观念不是（虽然可能表现得是这样）可以与工人社会观念所赢得的成果相媲美的一种基本忠诚形式的扩展。因为服务一般是服务于一个现有权威或制度，这种情况限制了它扩展至整个社会的能力，进一步说，在实际中它常常否定基本的感情和忠诚，而服务的主张却必须比这种否定更重要。资产阶级给予了这种分离以不同寻常的赞同态度，通过这样的特征，资产阶级机构就像英国寄宿学校那样，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直系家庭为了让家庭成员服务于某些被认为是更大更重要的目标而破裂。现在这个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强烈不信任这些程序是可以理解的。对他们来说，家庭、邻里、社会必须是令人满意的，是持续的和共同扩展的；如果涉及牺牲或伤害他人，对谁都没好处。而服务观念中的独裁因素也被察觉了。

多数人的价值观与少数人的理想

　　现在，强调一下这些基本的文化差别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已有三种社会的版本：“机会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机制）；福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服务机制——这是工党许多领导人的思考模式）；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将社会作为一个集中民主的整体的观点）。我们许多的政治争论是混乱的，我们的许多矛盾是由一种力量引起的，这种力量从基本的文化配置进入其他的某个版本的社会。如果这些情况为讨论者所了解，那么政治讨论的质量会大大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根本上不是政治化的，尽管它常常外在地或是抽象地被看做如此，这种看法当然是一个必然的推论。工人阶级生活的政治影响是在家庭和邻里关系中相互情感和忠诚的基本产物，它们构成了这种生活直接的实质，这也是理查德·霍加特睿智雄辩地表述的内容。但是，霍加特错了，他设想这些都放置在界限的一边，而另一边则是更广阔的社会产物——工党——他称之为少数人的工作。当然只有少部分人是真正在政治上主动的，但是我们必须不被有关某种少数派性质的资产阶级思想所迷惑。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少数派一般被认为是孤立的、自我防卫的，反对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很明显，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工业领导阶层是另一种不同的少数派。它不是孤立的，而是对基本价值观在社会领域中的拓展做了清晰的表达。它不是自我防卫的，而是在多数人的利益和兴趣中寻求持续运作。它不是反对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而是试图在更宽泛的术语和不同的语境中去定义它们：它在这其中所获得的普遍胜利，以及对抗各项局部幻灭和失望，这种胜利的证据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伟大的多数派制度的存在。它被霍加特和其他人反对，这些人认为，这些制度在语气上已经成为主导的唯物主义者的语气。但是工人阶级的唯物主义——普通生活的集中提高——客观地发生在我们周围，是一个人道的典范。基本情感自始至终都在传递，因为工人阶级看不出，在这些经历中（然而其他人在上文所描述的紧张关系下发现了许多理由），这些基本价值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
　　我已经形容过阶级特征了。在它们中，几乎每一种个体回应的变化都是可能的，并且随着阶级整体的弱化，我们当前社会的实践鼓励相信这些。资产阶级和蔼而繁忙的温床再三地把机会提供给挑选出来的工人阶级，有时，此中的许多人都是作为明确的阶级背叛者被挑选出来的。甚至在那些不可能背叛的人群中，例如霍加特所深深相信的自己人中，背叛也有可能。这种分离是由于，在资产阶级框架之内采纳那些机会会造成它自身严重的紧张和困难。这些是真正的问题，然而当所有机会已被利用，而少数人离开的时候，工人阶级生活的主流仍在自身的方向上继续，正如我们所看见的，社会的观念在此情况下能再次联合成整体。

大众与主流

　　回顾工人阶级家庭和邻里的生活，我们大多数人所看到最多的情况是我们既重视又害怕的一种强制的一致性。作为一种阶级力量我们重视它，这是被保存下来并得到丰富的真实团结。对于它的美德，我们既尊重它也质疑它。人们可以轻易发现对工人阶级生活“尊敬”的降低，一些人或许会因此发怒。但这是那些没有资本、只有自身的那些人的道德，霍加特如此重视它是正确的。在实际中和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常常过于强调既简单又有破坏性“尊敬”的批评。一位孤立的知识分子，或是一位自身阶级的反叛者，太过容易地把流放（这是自我制定法则的、骄傲地反对错误的世界的），或更糟糕地把游民（受轻视的、被拒绝的不顺从者，但他们在更宽泛的不道德的定义中是道德的）建构为他那一类型的美德。事实上，虽然这些立场从个人角度讲常常是可加以解释的，而且在一个特定阶段，它们可能是唯一可以利用的解决关键，但来自于它们的思考和感觉却是并且也已经是非常有害的。这种美德是受到最多否定的，并且在甚至最狭窄的社会道德中都处于不利位置。因为道德将会随着团体安全性的增长而变化和深化，正是这一点而非流放或游民路线才是生活发展的模板。
　　然而，最终在这积极的一致性习惯之中还有一个危险。特别是在过渡时期，这种感情的存在是对个人剥削或党团剥削的一个长期邀请。50年代后期，我们更知道这是危险的。但当我们与党团斗争时，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把工人阶级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条件下，社会才有进行有价值转变的机会。没有要去夺得的大众，只有可加入的主流。也许，只有当两种主要文化———种是艺术、科学和学术，另一种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可以以成熟状态在共同的努力下有价值地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

感谢希哲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