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塞诺冯托夫同志在塔什干出版的1924年12月18日《东方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笔调十分刻薄的文章，来反对我的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的那一章。在这篇文章中，有着一些“前辈”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如象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等那样肆无忌惮和不负责任地进行争论时常见的讥讽字眼。我不知道克塞诺冯托夫同志党龄有多长。根据刻薄的笔调，我断定不很长。如果作者是积极地站在反对派的一边参加1923年的争论并且写出这种文章来尖锐地反对布哈林同志的那个克塞诺冯托夫，那末，对这种刻薄就不需要加以任何专门的解释了。
克塞诺冯托夫是从论述列宁对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开始的，我一直同意这种看法，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没有反对过，现在我也完完全全地赞同。我只不过是反对把它们简单化、庸俗化、用民粹派观点来解释，因为这样对我们青年特别有危险，他们没有同老布尔什维克们一起与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卫和福尔马尔之类的修正主义者进行过二十年来的斗争。在农民有一亿、无产阶级成分比较薄弱的国家，在源源不断地来自农村的新工人没有经过无产阶级的锻炼、农村商品经济对国营工业和国家政权的压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我们青年充当农村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的俘虏的危险很大，不亚于对工人阶级与中农合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的危险。
克塞诺冯托夫同志在社会主义积累规律中，除了一种制度剥削另一种制度的“术语”之外，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东西。这是论争对手的争论方法的特点，而不是我的文章的特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规律，这个规律是同特殊的规律性，即当前时期的规律性分不开的。尽管我们为了我们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不仅获取工人的剩余产品，而且获取农民的剩余产品，但是，这种扩大再生产同农民的利益有什么样的矛盾，这是完全不得而知的。在轻视农民，削弱同农村的结合方面负有罪责的，不是曾及时地、即在明显出现商品荒之前就谈到积累的重要性，谈到积累不足的危险就在于不断发生在政治上也极为危险的生产不足的危机的那些人，而是不愿意了解我们必定要有积累的一定比例，即一定要有客观上必不可免的私有经济剩余产品转让比例的那些人。
我的论战对手可能会原封收回所有他们关于有可能破坏工农联盟的指责：历史把这一封指责又寄了回去，因为经过根据事实的查对，真正的收件人原来是发件人及其志同道合者。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家工业化的决议。但是，不在以前的每个再生产阶段上迅速进行积累，不论是工业化，不论是在发展自己的工业的基础上同商品荒作斗争，都是没有可能的。
请学会在这种新形势下，而不是在空谈的气氛中作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吧。
这位作者在关于第十一期《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的评论[2]中，对于我的答布哈林同志一文作出了反应。他认为我的答复是投降。我曾预料，论战对手将来会采取这种投降方法，我没有估计错。但是，在我看来，事情的本质是重要的，不管将来在由于我的第一篇文竟而引起的一切误会，即在争论中对我的观点的歪曲消除之后，我的论战对手会采取什么写法来进行自我安慰，重要的是，我所阐述的观点已被认为是正确的。
克塞诺冯托夫同志[3]除了可以归结为“托洛茨基主义”一词的一般价格，早已为大家所厌恶的那些政治“论据”之外，还提出两个看法，一个是方法论上的看法，另一个是经济政策方面的看法。至于后一个看法，那末，评论家反对的是我的必须从积累走向降低价格而不是相反这样一个主张。他写道：“在积累之前，我们需要开放农民市场，解放农民的购买力，‘打开我们的市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走向积累。过去的情况也就是这样：从降低价格的政策走向积累，而不是从积累走向降低价格。”
我则认为，过去的情况恰恰相反，今后的情况也将永远恰恰相反，秋季的销售危机是个偶然现象，它不仅与我们托拉斯产品价格高昂有关，而且与粮食价格过低有关，这次危机之所以能通过依靠国家收购来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粮食价格的办法如此轻易地得到克服，完全是因为国营工业由于以往的积累而能够降低了价格并且完全依靠扩大生产、工厂更充分的开工等等，即仍然依靠扩大再生产即积累而坚持了进一步的降价。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只有扩大生产才能为降低成本创造前提，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实现降低价格这种扩大再生产即积累的职能（我们把广义的积累理解为本身必定包含着前一个周期的物资积累）。过去是这样，将来也只会是这样，特别是在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资金来恢复固定资本和进行新建设的时期，更加如此。谁要是建议在早就已经实现降低成本之前就降低金属或者花布的价格，谁就是建议不仅阻遏扩大再生产，而且阻遏简单再生产。我们在建成新工厂和使生产按照美国模式实行标准化以后才能实现最急剧而明显的降价。而为了进行这种新建设，就需要预先有资金，这在这种新情况下就意味着：先积累，而后降低价格。
既然我的论战对手把针对我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的一章的争论转移到经济政策领域，那末，他们就不是在报刊上披击败了，而是被历史击败了，他们是完完全全被击败了，是被长期的商品荒的事实击败了，而我的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的文章则成为上述事实的科学预见。
现在再谈一点克塞诺冯托夫同志关于方法论的看法。我的论战对手把我的研究方法同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法对立起来，他写道：“马克思的方法是以‘第一性具体事物’为出发点的……其次，马克思把这‘第一性具体事物’划分为它的抽象范畴，并以这些抽象范畴恢复‘第二性具体事物’——被认识了的资本主义现实” ……“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却用另外的方法建立了‘自己的资本’。他以原先就不正确的
观点来看待苏维埃社会的具体关系，抽象掉了农民国家中工人国家经济规律的一切特点，于是他那里的农民国家中的国家成了在形式上、逻辑上实际存在的抽象的工人国家，而不是实际的工人国家。”
关于作者对于马克思的方法阐述得是否好这个问题，我将不去分析。在我看来在这里重要的是，他不了解分析有一个基本规律、一个基本调节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就是可以从中引申出一切范畴（不管论述方法如何）的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制度与分析有两个规律起作用的制度，在方法上是不同的。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分析的“商品”比起我正在对其经济进行研究的这个具体国家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并非不那么其体的东西，而是更具体的东西。第二、作者不了解，我的整个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学说首先就是根据国家的农民性质而来的（例如，单是从这一章所引起的民粹派叫嚣就可以看清这一点）。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开始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的国家越是较多具有农民性质，而较少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工人国家的现实经济政策就会越多地脱离在理论上可以设想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原给积累规律即目前与之相同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规律。一个国家越是更多地具有农民性质，研究方法就越应当是抽象的，因为抽掉国家政策中社会主义积累，使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以及称之为国家农民性质的因素就会更为重要。一个国家越是更多地具有工业性质，更多地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在研究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动态时，这个规律在纯粹形式上的作用方向就越少地脱离工人国家的现实经济政策，就越是不那么需要采取抽象的方法。可见，事情恰恰与克塞诺冯托夫同志所断言的情况相反。
* * *
在其他的论战对手中，我要提一下克维林和德·博哥列波夫两位同志。克维林同志早就以各种口实来找我进行争论，我鉴于他争论的内容贫乏，认为不需要给予答复。从所分析的问题看来，他没有对其他论战对手的说法补充新的论据，而主要是谈论一个道理：轻视农民。我们已经看到，是谁真正轻视农民及其购买能力。我不必要长时间地谈克维林同志。当读他的著作时，不知为什么总是令人不断地想起俾斯曼关于他同时代的新闻工作者的说法。俾斯曼说他们明显地看错了自己的天赋。
德·博哥列波夫也不断地在《经济生活报》发表书评，来和我纠缠，但是他却不认为有必要来证明自己的名言。关于社会生义积累一章，他曾经这样写道[4]：“但是，这篇文章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是严肃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
我不知道，博哥列波夫同志所提出的“严肃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同本著作有联系。但是，应当坦白地说，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经济方面，我面对着这位早已被学生超过的菲米斯[5]的判决也并不发抖。我更愿意让我们那些正在学习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来进行公正的评判，另外让那些对空洞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老生常谈早已感到厌恶的人，以及那些为了在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中确定方针而在更深入地研究我国经济的道路上寻找出路的人来提出意见。
* * *
最后，我想向读者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在同批评者进行争论时保持着与他们的不公正以及他们的激烈用词极不相称的温和语调。如果对问题本质有的可说，那末，为了事业就很容易放弃我的论战对手往往用尖锐言词来掩饰自己在一系列新的问题上缺乏独立见解的争论办法。另外，为了维护我的观点，我还有很多话可说，而且还掌握了一些数字。在本书中，我利用了我论述上的这个本来的优越之处。
[1]不要与不久前逝世的我党老党员、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克塞诺冯托夫混淆了。
[2]1925年8月5日《东方真理报》。
[3]作者所署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是Φ·K· ，但是，他自己确认的第一篇文章是出自他的手笔。
[4]1924年12月3日《经济生活报》。
[5]古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