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提出苏维埃经济研究方法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来研究我国经济，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这个问题之所提出，是由于如下原因。既然问题涉及一般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其中包括马克思的一般社会学方法，显然丝毫不容置疑，我们在研究我国经济时，可以、应当、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反过来说，既然问题涉及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必须提出方法论问题，因为所研究的材料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既然问题 涉及的不仅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而且是研究资本主义退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衰亡的规律，最后，既然问题涉及的是分析正取代资本主义而且具有混合的过渡类型经济的各种痕迹的新经济，那末，研究的材料就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典型的资本主义；我们当前要研究的大概不完全是典型的、可能甚至是完全不典型的、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的、有史以来第一次试行的、具体的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有在这一种场合下，我们面前才不会有方法问题，这种场合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下述前提，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研究方法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社会学方法，或者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运用，丝毫不比加以更改和变动，就可以完完全全地适用于研究任何经济制度，不论是在商品经济以前存在的经济制度，还是正在取代商品经济的经济制度。但是，这种观点作为不用说出的逻辑前提，也要求理论性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单纯研究历史上一定的、即商品的和商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系的科学，而且是关于人们的一般的生产关系的科学。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正是用户这种观点的，例如U·U·斯科沃尔佐夫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作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报告，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应当承认，有一个事实是完全确凿的，是在一次经过对斯科尔沃佐夫同志的报告的讨论所证明了的，那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看法是同马克思自己就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理论相矛盾的。这种看法如果谈到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那也只是依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两、三个不明确的说法。

　　如果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商品和商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末，我们也就十分接近了下述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里，是否有某些与科学研究的材料本身的特点有联系的特殊成分。如果觉得有这种成分，那就接着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假使不谈在分析垄断阶段和衰落时期的资本主义时必须改变提法的问题，那末，在转到分析垄断阶段和衰落时期的资本主义时必须改变提法的问题，那末，在转到分析正在历史上取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经济制度时，在这些成分中有哪些保留了下来，有哪些失去了意义或者需要加以改变。

　　十分显然，如果不解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恰恰令我们感到兴趣的方面，那末，我们就不可能回答刚才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在这样回顾了方法论之后，我们也会更容易弄清从理论上分析苏维埃经济的方法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工艺学
研究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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