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从理论上研究苏维埃经济制度而写的这部著作，要分为两卷；它的开头部分在这里受到了读者的注意。本书是第一卷的第一分册即理论部分。这一卷的第二分册即历史部分将简要论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正在问世的这本书有两章即第二章和第三章曾发表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上；放在书后面作为附录的我对布哈林同志的答复，也在该杂志上刊登过。关于方法论的第一章和对我的某些其他论战对手的答复也是第一次发表的。
在第一卷的第二分册即历史部分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一半曾经发表过。第二分册，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将于1926年秋季前全部付排。
第二卷将具体分析苏维埃经济，即苏维埃工业，苏维埃农业，交换和信贷制度，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另外还要研究社会主义文化萌芽。第二卷的非常重要的第一章即将发表，它探讨了在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和苏联的经济中的经济平衡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的一章经过不大的修改又收在这里，在修改时我考虑到了那些我认为正确的、但属次要的不同意见。此外，我在论述中，对把私有经济的部分剩余产品转为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过程不再使用剥削一词。其次，我把少量的材料从第二章移到第三章，以使论述更加连贯。
至于我认为不正确的那些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以及在本书中论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第二章所遭受的猛烈政治攻击，那末，我在作出某些论战总结的时候，应当就此问题谈一谈如下看法。
在方法论方面的不同意见可以归结为：第一，在研究苏维埃经济时，不能抽象掉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即使是在一定的研究阶段上也不能抽象掉。这第一个不同意见如果坚持下去，论战对手势必有滚到施塔姆勒及其学派的立场上去的危险，而且也有滚到米哈伊洛夫斯基、卡烈也夫等人的主观社会学观点上去的危险。同时，在经济理论方面，这种立场也不可能摆脱庸俗政治经济学（即使是苏维埃版）的泥潭，从而在对苏维埃经济进行科学研究方面，不能迈出真正前进的一步。
第二个方法论上的反对意见是针对本书阐发的下述论点的苏维埃经济中的经济平衡是在两个对立的规律即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相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意味着否定在整个制度中存在唯一的调节者。[1]
第一，当反对这种问题提法的人把商品生产下的经济过程调节形式与劳动消耗一般地在任何社会生产制度中过去和将来都起的那种社会经济上的调节作用混为一谈的时候，他们就暴露出自己对价值规律的自然主义的、违背历史的看法。第二，论战对手如果认为价值规律是苏联经济制度的唯一调节者，那就会陷入既同关于社会主义类型的我国国营经济（不管这种类型是多么原始）的原理发生根本矛盾，又同我国经济中商品经济原则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相互斗争的、人所共知的实际情况发生根本矛盾的境地。这样一来，论战对手就不得不向下述孟什维主义观念靠拢：我国经济是历史上迟迟破土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
对我阐明的、只是在本书中才得到比较全面论证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所提出的主要不同意见，可以归结为下述看法：“论战对手说，不错，我们这里有社会主义积累，但是不存在任何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或者说，至少它的存在没有得到证明。”总之一句话：社会主义计划因素同市场的斗争是有的，但是，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斗争则是不存在的。这种不同意见如果是象我的一位读者在同我的一次私人交谈中所解释的那样，那末，它的深刻精辟和难以驳倒，不用多说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了。这位读者是这么说的：“干吗要谈什么社会主义积累规律？苏维埃政府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要积累多少就会积累多少。”在这种解释中，把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归结为人民委员会的社会主义积累法令。我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论据之间没有任何根本区别。认为在集中表现在价值规律上的一切商品经济过程和趋势方面有客观规律性，而否认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有客观规律性，以为这个过程是违反和反对价值规律而对抗地发展的，是通过外部的强制力！促使苏维埃国家规定每一个经济年度的一定积累比例的。这就等于从因果关系规律的作用范围中排除后一个过程，等于抛弃决定论的基础，即抛弃任何科学的基础。如果情况不是这么可悲，我们的论战对手就应当公开诚实地说：“规律这里是有的，但是个什么规律，我们不知道。”当然我并不怎么想让我的批评家们在解释苏维埃经济发展规律方面这样来对答但是他们在这种场合至少不要妨碍别人从理论上研究这种规律。可以使一定数量的知识上升为理论，但是不可以创造无知的理论，不可以用有限的也可以说是无限的自满态度来把关于新经济政策、两种因素的斗争等等的一般空话冒充为在研究我国经济方面达到极限的成就；不能认为，目前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暂时还是我国定期和不定期经济刊物上的风云人物的那些典型苏维埃庸俗经济学家，都是正常的典型的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学家。
另一个不同意见涉及同私有经济的不等价交换。应当向读者坦白地承认：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确切知道，在这种不同意见中，政治方面的考虑、宣传的考虑，以及纯粹的误会是在哪里结束的，最平常的理论上的无知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生产和小生产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例如资本主义工业同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在价格方面适应于大资本主义农业的价值关系的小农业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如果就纯经济关系和因果关系而言，纯粹是大生产比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表现。在我国，目前不等价交换首先是与我国工业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技术上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分不开的，其次是与产品成本比较高分不开的，最后是与一部分私有经济的剩余产品根据价格政策在历史上和经济上必然转为社会主义积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时期中，暂时在技术上还赶不上资本主义，还结束不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我国必然会存在着同农村的不等价交换，这是由于那些制约着在正常条件下决定我们农产品极限价格的世界经济中的不等价交换的各种因素造成的，是由于那些与苏维埃经济制度的存在条件有特殊联系的因素造成的。当后一种因素将来消失时，前一种因素仍将存在。这是第一。第二，正是大中型合作社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的发展及其与国营工业进行的物质交换的比例会使得没有合作化的农业，即长时期内多数的农村，必须进行不等价交换。这恰恰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发达和落后，而是由于合作社——社会主义成分的农业的发展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不等价交换将只不过是小生产同大生产相比是处于不利地位的表现。反过来说，在这种条件下，等价交换就是意味着抽社会主义的税而有利于小生产，抽机器的税而有利于三区轮作制、木犁、落后经营方式。我的反对者是否这样建议？他们除了花样翻新的民粹主义味道的虚弱空话之外，究竟提供了什么呢？
最后，我想谈一谈，认真地从理论上研究苏维埃经济有什么实际意义。资本主义企业经管人以及资本主义政府可以对于自己经济理论问题上的无知毫不在乎。价值规律可以比他们自己、他们的经理、教授和议会更可靠地完成经济调节的作用，改正他们的一切失误。在我们这里，由于存在着集中的无产阶级国营经济，价值规律受到计划因素的限制或者部分地为它所取代。所以同资本主义经济相比，预见就起着十分特殊的作用。而错误的预见由于领导的集中要比私有经济的领导者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私有经济在一个方面的趋势按多数的常规往往要被相反的势力所战胜。如果说管理和正确领导也就是预见，那末，预见也就是用理论分析这个聚光灯来探明恰好我们想预先知道其后果的原因所由产生的那个现象领域。在象列宁这样的天才和天才经济学家的洞察力已不能通过个人影响的形式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场合，理论就是能保证一切工作人员在计划领导方面作出科学预见的唯一可靠的最民主的手段。因此，便产生了正确的、科掌的苏维埃经济理论的纯生产作用；因此，也出现了一个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情况，即工业社会主义化，其实就是经济领导方面的责任转移到科学方面来，转移的规模是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有过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日益增长是这个过程的直接证明。
苏维埃经济理论只有通过集体的研究才能创立。因此，如果本书作的尝试会促进其他经济学家也来研究这些课题，如果我们通过共同的努力会推进我国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求我们必定去完成的工作，那末，这本著作的任务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完成了。
[1]见共产主义科学院为讨论我的题为《价值规律和苏维埃经济》的报告所举行的三次会议上的争论情况的有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