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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ервые шаг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初步
格·瓦·普列汉诺夫
1909年3月31日
无法被狙击的街道 录入、先知在1917 校对
录入者引言：本文是普列汉诺夫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邀请，为该报创刊二十五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简要介绍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发展历程。中译本系根据《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第24卷第174-182页翻译，原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辑（总第27辑），高敬增译，王荫庭校。
在俄国革命者的队伍中系统地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从1883年夏天才开始的。当时在日内瓦成立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这个团体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本文作者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不言而喻，写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要传播到俄国去。而在通往俄国的道路上，要克服俄国政府给这类著作渗入我国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其实，它到现在还在设置障碍，尽管有了臭名昭著的1905年10月30日宣言）。
但是，不管这些障碍有多大，新团体必须克服的主要困难却在别的方面。困难在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俄国革命者，对一切同社会民主党的名字有联系的东西，抱有顽固的偏见。
这种偏见，马克恩和恩格斯是非常了解的。1889年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当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在伦敦会见恩格斯的时候，恩格斯曾经对我们说，假如我们不称呼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我们方面说，也许更谨慎些。他补充说：“要知道，我们开始也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而是称共产党人。”
然而，我们深信，我们会迫使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派所散布的一切针对社会民主党的诽谤停止下来。此外，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在我们心目中有不小的实际意义。如果俄国有觉悟的无产者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党人，那么，当他在报纸上读到与我们毗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时，就会比较容易地懂得，这里说的是他的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因为关于这些成就的报道，甚至在处于书报检查机关压抑之下的俄国报刊上也有透露。我们把我们的考虑告诉恩格斯，他也觉得我们的考虑有道理。
为了向德国读者说明俄国革命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抱有偏见的来龙去脉，我不得不对“劳动解放社”成立以前我们运动中存在的两股思潮作一评述。这两股思潮中，一股同彼·拉·拉甫罗夫的名字相联系，另一股同米·亚·巴枯宁的名字相联系。说到拉甫罗夫，他一向很尊敬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整个社会民主党，特别是没有反对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过，他从来也没有保卫过社会民主党不受无政府主义者攻击。“朋友彼得”——恩格斯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一篇反对拉甫罗夫的文章《流亡者文献》中这样称呼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者，在国际内部进行的巴枯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中，他并没有确定的立场。他在自己的报纸《前进！》上，为社会民主党人不与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而天真地表示伤心。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发出这些引人发笑的哀号，就成了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那篇论战性文章的根由。
拉甫罗夫的两只脚站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土壤上。他的历史观是纯粹唯心主义的。在他的许多社会主义著作中，对当时俄国的经济关系连一点分析的尝试也没有。他的策略主要依靠“纯粹杜会主义”的宣传。任何革命宣传的想法，他都感到害怕，认为这种想法有偏离和平宣传活动的危险。这条理由，加上他的不可救药的折衷主义，足以说明他对俄国革命青年的影响为什么迅速趋于终结[1]。而随着拉甫罗夫影响的衰落，巴枯宁的影响就增长了。
如果说，拉甫罗夫不认为有必要分析俄国的经济关系，那么，以历史唯物主义拥护者自命的巴枯宁则把这种分析当作自己纲领和策略的基础。不幸仅仅在于，他的分析同唯物主义历史观毫无共同之处。
他从共产主义本能出发，认为这种本能好像是俄国人民固有的，好像就表现在大俄罗斯村社中。为了使这些共产主义的倾向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只需要把国家这个横在村社进一步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破坏掉就行了。因此，巴枯宁宣布对国家进行无情的战争，而不在俄国的警察国家和西方的“法制”国家之间做出任何区别。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俄国实行立宪制度，只会给人民带来危害，因为立宪制度将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从而削弱农民的共产主义意愿。
革命者应当破坏国家。为了使人民做好破坏国家的准备，革命者应当着手对人民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在巴枯宁的心目中，最好的教育手段是不断鼓动和组织地方骚乱。而为了进行这种鼓动，出发点本来应当不是拉甫罗夫拥护者宣扬的“纯粹社会主义”原则，而是人民群众的“当前需要”和“直接要求”。
巴枯宁的这些观点，成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在俄国革命者中间盛行的主张骚乱的民粹派的学说。
于是我们看到，“骚乱主义”（民粹主义）按其思想内容来说，是破绽百出的。然而骚乱派有一大优点：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的实干家。他们实现自己事业的意图越坚决，他们在人民中间进行鼓动的劲头越大，他们学说的逻辑与俄国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暴露得越清楚。
他们忠于巴枯宁的遗训，要同“国家”作斗争。但是在俄国，他们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并不是国家本身，并不是国家这个概念，而是具体的俄罗斯警察国家。因此，他们的鼓动同巴枯宁的所谓任何“政治”都是背叛革命这种认识相反，就必定具有某种政治性质。社会生活的逻辑迫使俄国革命者干出的事情，从他们的理论观点来看，就是对自己的背叛。
不止如此。我们的“骚乱派”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他们认为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感兴趣，仅仅是就无产阶级能帮助保持或恢复同农村的联系这一点而言。他们把无产阶级中那些完全失掉这种联系的分子看作纯粹消极的社会现象——人民生活的旧经济“基础”遭到破坏的可悲产物。可是，当工业无产阶级已经乐于倾听一切革命号召的时候，农村“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却对这些号召仍然置若罔闻。结果，认为自己的专门任务就是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的人们惊奇地看到，他们只有在工人中间才能取得重大成就。社会关系的逻辑恰恰在这里同“骚乱派”理论的逻辑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
但是这还不是一切。骚乱派的学说宣称，人民的解放只能是人民自己的事情[2]。然而革命的鼓动遇到了巨大的政治困难，在我国日益蜕变为所谓恐怖主义，即一小撮作好一切准备的革命者同政府决斗。人民的解放变成了不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而是阴谋家小集团的事情。当时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西欧社会党人认为，俄国的恐怖主义出色地表现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威力。实际上，恐怖主义却是俄国革命运动弱点的象征。俄国革命者只是在确信不可能立刻发动农民群众同国家作斗争时，他们才把恐怖经常化。恐怖主义者巨人般的劲头，确实是绝望的劲头。
几年来的鼓动实践，足以把骚乱派的理论撕毁无余。我国当时革命的理论家们——本文作者也在其列——在令人绝望的矛盾中团团转。如果不打断巴枯宁主义本身的脊梁骨，这些矛盾就不可能克服。
但是，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俄国革命者同旧理论的渊源太深了。
拼命修补旧理论的一切破绽的尝试开始了；列夫·吉霍米罗夫就特别热衷于此道，他当时是“民意”党的杰出政论家之一，而现在成了极端反动的报纸《莫斯科新闻》的主编。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对如此“改良了的”理论感到满意。对于那些因处于“非法”状态而必须离开俄国并且有可能比较清楚地了解西欧工人运动和西欧科学社会主义的人说来，这就尤其困难。
在这种处境的人中间，就有维拉·查苏利奇（她是我国恐怖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但是她从未承认恐怖主义是唯一的斗争手段），以及巴·阿克雪里罗得、列·捷依奇、瓦·伊格纳托夫和我。我们每个人都从俄国带来了几年来进行革命鼓动的经验，并且比较明确地认识到，这种经验同骚乱派的理论有尖锐的矛盾。这种认识特别使人苦恼，我们每个人也就都体会到迫切需要理一理自己的革命观。
起初我们分散在西欧不同的国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彼此无论相隔多远（例如，阿克雪里罗得有一个时期住在雅西，而我住在巴黎），我们的志趣却始终集中在同一个方向上，集中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凡是没有同我们一起度过那一段时间的人，都会难以想象，我们是带着怎样热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社会民主主义文献的，在这些文献中，占首位的当然是德国伟大理论家们的著作。我们对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了解得越多，我们对我们从前的观点的弱点就认识得越明确，我们自己的革命经验在我们心目中就变得越正确。关于我个人，我可以说，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了我一生中的新时代。
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且马上决定把它译成俄文。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拉甫罗夫时，他漠然置之。他说：“当然，《宣言》本来是应该翻译的，不过，您写点自己的东西会更好。”我没有急于表态，而宁愿先翻译《宣言》。
我们的思想在巴枯宁的影响下陷入重重矛盾。马克思的理论好像引路针一样，把我们从矛盾的迷宫中领出来。从这个理论来看，革命宣传博得工人的同情，为什么比农民的多得无法比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不能不使巴枯宁主义者焦急不安，因为它破坏了村社，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发展本身现在具有重新保证革命运动取得成功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增长和它的阶级觉悟在提高。
最后的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理论把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推翻专制制度的努力这些被正统的巴枯宁主义看作是背叛革命的行为，变成了革命的功绩。
这种理论还指出了这种斗争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从这种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反专制制度的运动要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又要得到被经济发展进程推上社会舞台的其他阶级或阶层的运动或多或少的有力支持，只有在这个时候，专制制度才会注定灭亡。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阐述的结论；这本小册子的题词就是我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录的一句话：“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我既不想也不能在这里详述我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异端当时受到的攻击有多么激烈。我只想指出一点：列·吉霍米罗夫（1884年在日内瓦的机关报《民意导报》上）对我们的思想提出种种怀疑，力图把它们说成是同现存制度和解，彼·拉·拉甫罗夫对此表示过自己的不满。对于拉甫罗夫和吉霍米罗夫的攻击，我在我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中作了回答。我在这本书中，根据我当时弄到的统计资料分析了俄国的经济关系，并且证明，我们的论敌感到如此恐惧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某种可疑的未来的事情，它现在已经发生，而且必然具有越来越广泛的规模。
我们的论敌无法反驳我们的经济学论据和统计学论据。他们越来越起劲地到处宣扬我们准备为资本主义效劳。
博马舍笔下的唐巴斯勒[3]说：“诽谤吧，诽谤吧，诽谤总会留下点什么。”吉霍米罗夫散布的诽谤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于是长时期以来，对我们一直存在着一种偏见，似乎我们心甘情愿充当资本的奴仆这个角色。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在“合法”文献中，这种论断就表现在尼·米海洛夫斯基及其同道所写的东西里。他们当中有一位谢·尼·克里文柯甚至断言称：在俄国，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去做农村的高利贷者或酒馆老板。在1895年初彼得堡出版的我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我不得不对这些先生作出回答（用的笔名是别尔托夫）[4]。
如果说革命者的旧偏见顽固地反对我们，而俄国的全部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却坚决地拥护我们。这种现实发展的每一个新步骤都证明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我们也牢牢地坚持住这些观点，没有让反对我们的不同意见把我们引入歧途。
不过，我们的思想在俄国遇到了同情的反响。早在1886年春天，彼得堡成立了一个小组，它的任务就是在彼得堡工人中间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这个小组甚至出版了几期在非法的印刷所里印刷的《工人报》。这个小组是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而在1887年，敖德萨工人凑集了大约二十个卢布支持我们的出版物。这项捐款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然而，八十年代后半期是革命运动的低落时期，革命运动的能量被已成过去的七十年代的紧张状态消耗完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思想尽管取得了个别的成功，但是应当经过一段准备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初。1891年的饥荒成了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信号。也只有在那时才开始明白：我们的思想在这个准备时期传播得多么广泛。我可以指出当时成立的整整一批“民意”党人小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逐字逐句重复了我们的观点，使“老民意党人”大为震惊。至于工人，则不得不说：他们中间有阶级觉悟的人都毫无保留地站到社会民主主义旗帜下了[5]。我们完全可以和哈姆雷特一起高呼：“掘得好，老田鼠。”
最近时期我国历史的特点是：甚至我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欧化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以彼·司徒卢威先生为首的进步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有一个时期曾和我们一道同民粹主义政论家作斗争。民粹派这个时期处境可怜，并且丧失了任何革命的面貌，在同他们的斗争中，马克思的思想是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因此，利用马克思思想的不仅有无产阶级思想家，而且有资产阶级思想家。不过，后者之所以需要马克思的理论，仅仅是为了同民粹派作斗争。这种斗争一旦结束，资产阶级政论家便赶忙抛弃马克思学说。在我国“合法”书刊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开始了，这种“修正”在我们那里走得比哪里都远。
自然，我们对这种“修正”一点也不惊讶，一点也不痛心。我们引以自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现在已经成为俄国无产阶级全体有阶级觉悟的分子的旗帜，1905-1906年事件充分证实了我们信念的正确性。这个信念，我早在1889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就用下面的话表达过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工人运动才会胜利，否则就根本不会胜利。”现在，被驳倒了的民粹主义的陈腐教条再也无法使俄国工人离开正道了。工人们现在大体上都理解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任务。他们有这种理解，应该大大归功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注释：
[1] 当时的革命者几乎全是从青年学生中招引进来的。——普列汉诺夫原注
[2] 国际工人协会著名的口号“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当时在俄国就是这样表述的。——普列汉诺夫原注
[3] 唐巴斯勒是十八世纪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的名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他是典型的卑劣的造谣诽谤者。——编者注
[4] 所谓“一元论”历史观，我指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我不想直呼其名，以免触犯书报检查机关。——普列汉诺夫原注
[5] 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这里指出，犹太工人为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贡献尤多——普列汉诺夫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