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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的青年时代
〔俄〕列·格·捷依奇
1922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四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一
——先生们，这是从南方来的我的朋友，他是个狂热的暴动者、地下工作者。要是他被逮捕，就会立即格他处决。所以需要给他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的老朋友、七十年代相当出名的革命家伊万·费多罗维奇·费先柯在“公寓”里这样向自己的同志们介绍说。在他们当中，我只在基辅曾经认识一个绰号叫“季台契”的人，关于他的情况我将在下面详细来谈。当时他躺在铺着一张毛毯的地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另外几个人就坐在椅子上和窗台上。
这是1876年初春的事。那时候并没有把我列入罪大恶极者。同时，那时候对于政治犯是不判处死刑的。所以，费先柯说我会被处决，是言过其实的。
“公寓”座落在一栋木头房子的最低层，窗户朝着贵族大街，因此这里说的每一句话街上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住在这个寓所里的年轻人开始商量把我安置到什么地方。这时，好象是外科医学院的学生沃斯克列先斯基两兄弟中的哥哥提了一下普列汉诺夫的姓氏，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住所是十分安全可靠的。对此其余的人都立即表示同意。
他跑到普列汉诺夫那里。以便打听一下是不是可以让我住在他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要我跟他一起走。
普列汉诺夫的住所离这里不远，总共有三间房，房间的陈设都是学生式的，他和同班同学乌斯宾斯基占了其中的一间，另一间里住着医学院女学生斯米尔诺娃，不久以后她成了普列汉诺夫的妻子；还有一间房是他们公用的饭厅，我就被安置在这饭厅的一张沙发上。
沃斯克列先斯基大概已经告诉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房间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流露出一点害怕的样子，尽管在那个时期，窝藏“地下工作者”是要担很大风险的。
他们三人都很客气、很殷勤，不过我在他们身上没有察觉到我们南方人非常习惯的那种特殊的亲热、热情。普列汉诺夫对这种接待方式多少作了点解释，告诉我因为他和他的同学马上就要参加升级考试。因此，他和乌斯宾斯基吃完一般大学生的晚餐以后，就钻进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很长时间内一直可以听到他们复习功课的声音，
普列汉诺夫的外貌和衣著几乎跟当时所有的革命者完全不同，一点不象“虚无主义者”：他穿得整齐清洁，不甚讲究；头发是往脑后梳的，深褐色的小胡子总是及时地修剪。而我们当时许多人是很少使用剪子和梳子的，因此我们的头发总是“如画似地蓬松”。
普列汉诺夫的举止风度也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仪表端庄，彬彬有礼，给人的印象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而我们的“虚无主义者派头”则是举世闻名的。
现在当我回想起当年那个仅仅十九岁的青年普列汉诺夫，并把他同后来上了年纪时的普列汉诺夫加以对照，我觉得无论在外貌上，或者在风度、举止和性格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总的模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的黝黑的脸容和军人的风度到老一直保持着，头上也很少出现白发。
妇女们认为他长得很漂亮；不过，他的脸庞的线条十分规则，有点蒙古人的脸型，据他自己说这是由于他的祖先是鞑靼人，而他的姓氏也说明这一点：普列一汉（汗）一诺夫。
他有一张表情丰富、聪明而立刻引人注目的脸宠。他的一双暗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仿佛洞察对方的一切，在两道浓眉和长长的睫毛下，时而闪着严厉的光芒，时而带着讽剌的嘲笑。
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博学的青年了。他几乎什么都知道！他曾在军事学校毕业，掌握了军事科学。他曾在矿业学院学习，对数学、物理、化学和其他精密科学学得很好。然而他不满足于钻研教科书，自己还读了许多专业书籍，据他的同学证明，他以自己的知识不但引起同学们赞叹，而且使教授们也为之惊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孜孜不倦地攻读他所能弄到手的各种书籍：小说、历史书、政论作品等等。在语言方面，除了国语外，他当时只懂法语，这是他从小就能自由表述的一种语言。
他的父亲是骑兵团的退职上尉，是个独断专横、要求严格和严肃认真的人，然而也是个高尚的、聪明的、在当时来说很有学识的人。他自己喜欢读书，不过看到他的儿子过分热衷于书籍而为他的健康担忧，因此竭力吸引他去从事体育活动，骑马、游泳等。他常常对儿子说：
——若尔日，别看那么多书，不然脑汁会耗干的！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记忆力以及智力从童年时起就非常出色。
到了他该上学校的时候，父亲（他已经有三个孩子准备当军人）希望这个次幼子在文职方面发展，因为据他看来，随着农奴的解放出现了新的纪元，俄国与其说需要军人，不如说更需要从事自由文职方面的人员。不过，饱读了许多军事书籍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愿当个“文职人员”，而由于他从父亲那里除继承其他特点外还继承了顽固执拗的特点，因此父亲就只好让步。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母亲叫玛丽亚·费多罗夫娜，是个善良的、性格温和的、富于感情的人，同时也是很有教养的妇女。她原姓别林斯卡娅，据说是我国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的侄女。她亲自教育天资非凡的儿子，因此，儿子还不满十岁时，就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并于1866年夏，进入沃罗涅什军事学校二年级，在该校上学的还有他的一个哥哥。
无论是在军事学校，还是后来在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校，普列汉诺夫在同学当中不仅以自己的才能、智力、好学精神而出众，而且也以在纪律和上下级关系上模范地执行上级的各种要求而出众。
遇到高年级班的、身强力壮的同学们的殴打和种种欺侮（这是当时常有的事）时，这位年幼的新生从不对欺负者哀求，而总是竭力设法去对付他们。很快他就成了大家都喜欢的人物：在军校时他以自己的知识、机智和俏皮而使大家为之惊讶。同学们都向他请教各种冬样的事情，“无所不知的若尔日·普列汉诺夫”总乐于向他们一一解释。
顺便说一句，格奥尔基·瓦连廷诺夫在军事学校里养成的优点：骑士作风、绅士作风，正如大家知道的。他后来至死一直保持着。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以优异成绩在军事学校毕业并进入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校后，本来打算在参谋学院继续受业。由于他的惊人的才能、顽强的意志、坚强的毅力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可以满有把握地说，他在军界是能够青云直上的。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他决定放弃功名。
使他改变志向的原因是当时（1873-1874年）发生的革命运动，关于这次革命运动的消息曾传到了康士坦丁诺夫军校的士官生那里；普列汉诺夫和当时我国先进青年的代表们一样，也开始成为“忏悔贵族”。因此他放弃了从童年时起就向往的“当军事指挥官”的宿愿，并为准许在未服完军校学生应服的军官役以前就立即转到一般高等学校而奔波，
一经决定就毫不动摇的普列汉诺夫，为了达到退役的目的，向皇位继承人，即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申请书。1874年，不满十七岁的普列汉诺夫，照例地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物理和数学的竞赛考试，并被接受为矿业学院的学生。
关于这次考试，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他去参加物理考试时，在教室里见到一个瘦高个子的青年，这青年迅速地从这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神色十分激动。然后，他问普列汉诺夫是否打算参加物理考试。这个陌生人一听到肯定的回答后就以坚定的口气说：
——如果今天主考的是克拉耶维奇，那您一定倒霉。
——为什么您这样小看我？——普列汉诺夫惊讶地问。
——即使您对物理懂得象他本人一样好，那他也会想方设法给你个不及格。
这个青年走开了，但他很快又回来，并以欢乐的嗓音大声叫嚷起来：
——好啊，我们得救了：克拉耶维奇不来了，今天主考的是别的教授。——于是他作了自我介绍。
这个消息灵通的年轻人原来就是后来非常出名的符谢沃洛德·加尔辛。此后，普列汉诺夫和他一直很亲近。
当我住到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那里时，他正考完了转入三年级的升学考试。通常，他总是考得很好，并以自己的回答使教授们感到惊讶。其中有位教授甚至同他争论起来，认为他的一个论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位年轻的考生——好象是考化学——引用了门捷列夫的话，显然他是正确的。
当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还在康士坦丁诺夫军校学习时，他的父亲去世了。随着父亲的去世，这个大家庭的物质状况大大恶化了。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有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第二个妻子（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母亲）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由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持家经验不足（虽然父亲相反倒是个善于理家、精打细算的主人，他死后留下了一小块田庄古达洛夫卡村的一百五十到二百俄亩土地这块田庄不足以供养这一大家人，特别是在农民解放后中等地主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部分地减轻了母亲的负担，因为他考试成绩优异，得到了奖学金。
鉴于普列汉诺夫成绩优异，才能出众，学院领导认为他将来可以当个教授。他本人对这个前途也很向往，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在我们认识以后不久，普列汉诺夫又改变了他自己选定的安宁的仕途，而走上了充满危险、艰难和困苦的革命途程。
二
在我们认识前不久，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参加了一个革命青年小组。他本人曾在题为《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这篇著名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回忆录的第一页上读到：“同当时所有革命青年学生一样，我自然也是爱民者并准备‘到民间去’，不过我对这个词的概念又同当时我们所有革命学生一样是十分模糊不清的。我‘热爱’人民。但对他们了解甚少，更确切些说，根本不了解他们，虽然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当我第一次遇见米特罗范诺夫，并得知他是一个工人，即‘人民’的代表之一时，我内心激起了一阵觉得渺小和难以为情的感情，仿佛我在他面前犯有某种过失似的。”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极其中肯地道出了那时的先进青年对待人民的态度。后来我还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讲过一些故事，说明同当时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怀着这种“渺小和难以为情的感情”。这里我举一件他曾告诉我的事情。
为了改善全家的物质状况，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母亲决定将田庄出租。普列汉诺夫故乡古达洛夫卡村的农民们希望租赁这片土地，但是他们答应出的租金比某个商人提出的租金要少。善良的玛丽亚·费多罗夫娜虽然怀着早在农奴制统治时期就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农民的怜悯之心，但是由于受贫困的影响而倾向于租给商人。这时，回来度假的士官生若尔日得知母亲的意图后，以坚定不移的口气对她说，不要这样做，否则，他要烧掉商人的庄稼，然后公开宣布这件事，让人们来谴责他。母亲是了解心爱儿子的坚强性格的，自然只得把土地租给了农民。
这件事为古达洛夫卡村的农民们知道了，年轻的普列汉诺夫在那里永远留下了农民利益捍卫者的声誉。
例如后来。瓦尔瓦拉·瓦连廷诺夫娜从家乡来到国外以便同离别三十多年的弟弟晤面时，曾告诉普列汉诺夫及其妻子罗札丽亚·马尔柯夫娜说，古达洛夫卡村的农民们至今还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着他。
当罗札丽亚·马尔柯夫娜在芬兰疗养所里，当着患病的丈夫的面告诉我这件事时，因重病而卧榻不起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微笑着说：
——我捍卫受苦者的利益还要早一些，那时我才三岁。
于是他以他那固有的幽默感述说了以下这件事：
有一天，保姆抱着我，我看到一只被打折而痛腿的小猫。我硬要保姆把我放在地上，去抱那只小猫。我说，“我很健康，而它却受了伤。”可是，保姆认为这个要求是对她的侮辱，虽然她把我放在地上，但坚决拒绝去抱小猫，她跑去向我母亲诉苦。她说：“太太，我被雇来是抱孩子的，而不是抱小猫的。”
补充说一句：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一生当中对孩子和动物都是非常喜爱的。
上述这种对一切生灵怜悯同情之心，随着环境的变迁，照例地成为当时促使先进青年加入“为了爱的伟大事业而牺牲者的行列”的最初动因。在这以后的几代人当中一从“八十年代者”到目前占居统治地位的一代人——就没有这种对一切“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同情心了。
不过，让我们回头再来谈一谈普列汉诺夫是怎样接近工人和革命者的。
我要预先提醒一下，在这个问题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似乎最初重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是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因为后者和我一样，在我到来之前不久曾在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那里过过夜，以后他就推荐给当时的北方民粹派首领马·安·纳坦松。要他重视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从此以后，北方民粹派就同他接近了[1]。
但是，他同纳坦松的接近看来并非如此。
普列汉诺夫曾经口头地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他是怎样认识工人们以及“土地和自由”派的。这里他从未提到过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起的作用或由他的媒介。
看来，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是通过我上面提到的大学生伏斯克列先斯基兄弟，于1875年秋认识在当时的先进青年学生中很出名的、智力出众的工人米特罗范诺夫的。
普列汉诺夫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我的谈伴不仅看一些通俗读物，他还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拉甫罗夫的著作，并且能批判地对待它们。他认为《前进》杂志和报纸[2]不是很革命的。他倾向于‘暴动主义’并维护这种行劫方式，而所持的理由同暴动派学生们所持的理由完全一样。”
“我惊讶万分。米特罗范诺夫的个性决不属于我对‘人民’这个多情善感的观念的狭隘范围之列。然而，它使我尤感兴趣。我开始经常同米特罗范诺夫见面，并贪婪地详细询问他在民间进行的革命活动。根据我当时的地位，在各阶层人民当中，最使我感到亲切的自然是彼得堡工人，于是我向我这位刚刚结识的朋友询问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米特罗范诺夫对他们是持否定态度的。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得出结论，真正的人民是农民，而城市工人在很大程度上腐化了，浸透了资产阶级精神，因此，革命者应当到农村去。这类完全符合我们本身关于人民的观念的意见未能在我的内心唤起想要接近彼得堡工人阶层的愿望，在几个月当中。米特罗范诺夫一直是我唯一认识的工人。”[3]
从这一大段摘录中可以看出，当时普列汉诺夫本人以及一部分最优秀的工人代表们的情绪是怎样的。但是，我们也来听一听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后来是怎样叙述同彼得堡工人们的最初结交的，因为这对了解他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普列汉诺夫相当详细地叙述了1876年初在他的寓所里举行的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除了五六个知识分子外，还有一些工人，普列汉诺夫是这样结束自己的叙述的：
“他们（工人们——列·捷·）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完全忘记了米特罗范诺夫对彼得堡工人们的阴暗看法。我所见到的和记得的只有一点：所有这些人毫无疑义地都属于‘人民’，比较起来都是很有觉悟的人，我能够象同我所认识的大学生们一样地同他们坦率而诚恳地交谈。更有甚者，对于其中蹲过一段时间监狱的人，我是刮目相待的：‘我还无以证明对事业的忠忱。而他们却已经在捍卫事业了。’我这样对自己说，并对他们怀着钦佩之情。大概就象一个年轻的、没有经过考验的革命者看待一个有经验的、为了事业而受苦难的同志一样……曾经使我感到十分困惑的接近人民这件事，现在对我来说是简单而又轻松的事情了。”（第7页）
接着，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叙述了他访问曾经到他住所里来参加集会的工人们的情景。这些工人们把自己的地址给了他。在这里，他详细地描述了陪同他去访问的工人Г[4]，这个工人有着非常强烈地阅读各种知识书籍的欲望。有趣的是，从童年时代起就有旺盛求知欲的普列汉诺夫，Г对的这种欲望竟这样写道：
“他的这种性格特点使我又喜又悲。喜的一点用不着解释就能明白；悲的则是我当时抱着强烈的暴动派观点，而在暴动派看来，过分热衷于书籍被认为是一种缺点，是一种冷漠的、非革命的感情的标志。”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通过这些工人又结识了另外许多工人，正如他自己说的，当“暴动派看到我对‘工人事业’很感兴趣以后，就吸收我参加小组，因此从那以后，‘与工人交往’成了我的革命职责”。
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这段叙述，由于他的非凡的记忆力，是决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怀疑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丝毫必要由别人——包括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来启导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可能的是，对年轻的普列汉诺夫的才能和学识感到钦佩的阿克雪里罗得，曾经同纳坦松谈起过自己的印象，不过在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家里过过夜或没有过过夜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都可能这样做过。看来。普列汉诺夫同纳坦松的接触是通过工人和大学生进行的。
至于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在我上面谈到的时期里所感兴趣的与工人的交往，即这工人事业，那么正如我们大家一样，他也只把它看作是附带的，第二位的事业。
普列汉诺夫下面一段话最好不过地说明我们当时对这件事的态度。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我现在回想起‘暴动派’在工人小组中所作的演讲时，我觉得工人们只有从已故的伊·费·费先柯的政治经济学讲座中才能得到很大好处。可惜的是这个人过早逝世了，他对这门学科很精通，而且能够通俗易懂地和引人入胜地进行讲解。但是他的讲座总共只持续了几个月。随着他离开彼得堡之后，政治经济学在我们这里被完全丢弃了，‘俄国历史的讲座’提到了首位，而主要是讲述拉辛、布拉文、普加乔夫的暴动，部分地讲述农民的历史……这些讲座对于理解工人这个问题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第19页）
当费先柯要去给工人讲课时，普列汉诺夫曾不止一次地同他见面，那时我也在场。因此，即使按照他的说法，随着费先柯的离开，“政治经济学被完全丢弃了”，那么很明显，当时他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并没有对工人阶级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种态度到底是由于什么而引起的。
三
普列汉诺夫参加革命运动的时候，实际上高潮时期已经过去了，大家知道，这个时期是以1874-1875年发生的著名的大破坏而告终的。此后，我们先进青年革命运动史上的过渡时期来到了。
大家知道，1873-1874年革命者所从事的所谓“到民间去”的活动遭到多么悲惨的结局：农民们不但没有立即跟随年轻的热心者，而且相反，常常把这些宣扬要在大地上得到普遍幸福的热情宣传家反绑起来，送交当局。只有少数人才得以幸免。
但是，成千上万忘我地忠于人民的年轻人在俄罗斯各个角落被关进监狱，她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成年累月地受着折磨，期待着法庭的判决。有多少即使从当时极其残暴的法律来说也是无辜的人在判罪以前在审前羁押中死去；有些人自尽了，有些人失去了理智或者染上了不治之症。
这样看来，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因此，少数幸存的同志和新加入运动的后继者对此必须加以思考。
在这些可怕的事实的影响下，有些人失望了，对人民和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但是这样的人毕竟不多。相反，大多数人把第一批“人民”朝圣者所遭受的失败归咎于自己，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经验，不善于接近农民，等等。
正是在这个时期，即1875年底和1876年初，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开始同前一时期幸存下来的革命者结识，所以说这也是我同他认识以前两三个月的事。
我们从他自己的叙述中知道，他当时对每一个“为人民而受苦难的人”是怀着多么钦佩之情的。
后来在侨居国外时他曾对我说过：“当时著名的革命家克拉夫钦斯基、克列门茨、罗加乔夫、柯瓦里克，在我看来是无比伟大的、非凡的人物，我对他们十分崇敬。”
在我同他认识前的那年秋冬，在彼得堡的革命小组里，随后也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小组里，热烈地讨论一个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以便今后避免类似的失败和如此惨重的牺牲。
“内行”的人，即已经“到过民间”的人，尽管去的时间很短，但都愿意在讨论时同其他没有经验的新手们淡一谈感想，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并激烈地批评当时一些革命者所采取的宣传方式。
热心参加这类集会的普列汉诺夫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因为他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还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因为“还没有到民间去过”。但是，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却聚精会神地倾听富有经验的革命者的发言，并把了解到的一切东西深深地铭记在心头，印入脑海；因此，他善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从这些集会上所听到的意见中得出必要的、正确的理论结论和实践结论。
大家知道，我在上面提到的当时一些革命者的自我批评的结果是，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当时“到民间去”的一些人所采取的所谓“飞行的”、短暂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做法不仅是毫无成效的，而且是直接有害的。除了当时人数急剧减少的拉甫罗夫的追随者们之外，其余所有积极的革命者都认为必须以长期住在农村来代替“飞行”宣传，不要放弃农村这个主要的活动场所。
鉴于我国革命运动后来出现的特殊的发展进程，我在这里还必须强调指出，在就“到民间去”的结局进行的上述讨论中，社会主义的宣传被多数人认为是农民所不能理解和不易理解的。因而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革命者在同“人民”的接触和交往中却深信，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则是正确的，他们说，俄国农民已经具有自己的，现成的“理想”，它不比西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逊色。大家知道，这种“理想”就是我国人民把土地看作是一切劳动者的财产的观点，以及村社使用自然恩赐物的习惯，对共同从事劳动、米尔自治等的意向。
鉴于以往的历史赋予俄国人民以这种偶然的因素，居住在农民中间的革命者的作用应当象巴枯宁所教导的那样，即：在人民对现存制度不满的基础上进行鼓动。革命者应当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竭力唤起农民为实现他们的愿望和意向而斗争的决心，而当人民起义在不满的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就站在起义的前列，帮助扩大和深化起义，等等。这个流派的口号是将一切土地、森林等转交给人民共同使用，自然不要任何赎金和赋税。
大家知道，那时候已经奠定了“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主义”在我国历史上起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就是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
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也曾对这一重要流派进行过巨大的理论上的论证。诚然，他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东西，因为在他以前。这个“学说”的一切基本原理早就由米·亚·巴枯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作了阐述。普列汉诺夫只是把所有论据加以系统化并引用权威人士的话来加以充实。不过我说得过早了一些，因为普列汉诺夫在论证“民粹主义”方面所起的这个作用，是在本文所述的我跟他第一次结识前一年半到两年的事情。
暴动派竭力试图把自己对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的否定态度以及相反只承认在农民现有理想的基础上对农民进行鼓动的好处，也灌输给工人们。但是，正如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正确指出的。“工人们对暴动派提出的理由反映相当迟钝。他们简直很难弄清当时各个革命派别——‘巴枯宁派’和‘拉甫罗夫派’之间的细微差别，甚至在倾向于我们的同时，当听到我们说宣传没有任何革命意义时。他们还感到非常愤懑。”
——你们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感到害臊吗！——熟悉的工人们对普列汉诺夫说，——你们知识分子在五个学校里受过教育，在七个水池里洗过澡，而工人则不知道，学校的大门是怎么开的。
向工人们宣传社会主义，正如我们清楚地看到的，是工人们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时由于我们对工人们的总的态度而没有赋予它以巨大的意义：那时我们认为工人不可能在俄国起任何独立的作用，我们也号召他们“到民间去”，以便通过暴动来实现“人民的理想”。因此，普列汉诺夫在我上面不止一次地引用过的这部回忆录中说得完全正确：“我们向他们宣传的不是社会主义，甚至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俄国式的巴枯宁主义，它教育工人蔑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并作为诱人的理想向他们提出一套陈腐的农民设施。工人们听了我们的话之后，可能会对政府充满仇恨并树立‘暴动’精神，可能会对‘愚昧的’农夫抱有同情心并希望他们一切都如愿以偿，但是无论如何工人们不会懂得他们自己的任务，即无产者的社会政治任务。”（第18页）
大家知道，早在我所描述的这个时期，即七十年代，我们优秀的工人代表已经比我们知识分子更早地懂得，我们走的路和要把他们引上的路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正如现在人们不断地重复的，七十年代的工人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在最初的时刻，响应我们的理由和信念，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才犯了如此明显的错误——不去注意自己的没有接受过宣传的同志，而到农民中去进行鼓动！在这方面，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曾经谈到一些饶有趣味的插曲。下面就是一例。
他在回忆录中说：“当1876年成立的‘土地和自由’社开始‘到民间去’进行革命活动时，我们得以说服一些彼得堡工人搬到萨拉托夫省去。这是一些经受过考验的人们，他们的善良愿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到农村落户的尝试毫无结果。他们在村子里漫游了一番，以便找个合适的住所，但是其中有些人被农民当作德国人，于是他们对此事不再抱希望，结果又回到了萨拉托夫，又同当地的工人结交起来。尽管城市子弟同‘人民’的这种格格不入使我们非常吃惊，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放弃吸收工人参加农民事业的想法。”（第13页）
我们在南方和其他地方进行的类似尝试的结果也完全相同。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些事实当时并没有使我们暴动派懂得任何道理。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普列汉诺夫在我跟他认识前不久交往甚密的那个小组。
四
住在“公寓”里的以及经常到“公寓”里来的人并不是一个关系密切的小组成员，如同德波戈利-莫克利也维奇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和我曾参加过的那个“柴可夫斯基派”或“南方暴动派”那样。
在这个寓所里，也象在其他大学城市里的类似寓所一样，那时候住的人和经常来闲逛的人可以说是一些在革命阶梯上处于不同等级的人。其中有尚未脱离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即所谓“同情分子”，他们准备成为名副其实的暴动派，但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环境“，据我所知，沃斯克列先斯基兄弟后来就是这样的人。象野营似的到这个寓所里来住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年轻人，有的已经完全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并随时准备“到民间去”，有的甚至已经去过那里，如我上面提到的“季台契”以及后来由于维·伊·查苏利奇的谋杀案而享有盛名的博哥柳波夫（叶梅利扬诺夫）。经常去“公寓”的还有一些因“到民间去”而遭受苦难和蹲过监狱的人，如费先柯、米特罗范诺夫等。
从这些各种类型的人们当中当时只产生和形成了这样一个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在我所描述的时期以后不久在我国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我指的是“穴居野人”社或“土地和自由”社。因此，我认为在这里谈一下我对当时常到这个寓所来的一些最杰出的人物的印象是适当的，这可以使我们弄清当时普列汉诺夫所起的作用。
在当时所有这些活动家中，无论是在居住俄国的革命者中，还是在栖身国外的我们的侨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前刚刚从按行政程序流放中回来的马尔克·安德烈也维奇·纳坦松。
大家知道，早在七十年代初，在“柴可夫斯基派”出现以前，他就作为一个卓越的组织者和非常精明能干的人物而享有盛名，为此他被处以三年流放，流放到俄国欧洲北部的一个省里。
流放期满（1875年秋）重新获得自由后，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引起的破坏以后，纳坦松抱定宗旨要把在俄国各地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以及逃匿到国外的一些革命小组的残余分子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因此在我们南方，他当时博得了“俄罗斯国土收藏家”的绰号。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被他第一个吸收的是后来非常出名的和被无辜处决的德米特利·安德烈也维奇·利佐古勃，鉴于这个人拥有大笔财产，这对保证纳坦松顺利达到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很有利的条件。
不久以后，1875年冬至1876年，他表现出了巨大的才干和能力。由于拥有利佐古勃的大笔财产，又具有广博的记忆力，刻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纳坦松周游了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和我国侨民集中的西欧一些国家。所到之处，他都竭力搜寻那次破坏的幸存者和新诞生的革命者。他都告诉所有这些人——以回答他们问题的方式——：革命在哪里爆发，革命界发生什么事。某个人是怎样发财的等等。他以自己的广见博闻使许多人为之钦佩。纳坦松无论到哪里，都会引起一片生动活泼、朝气勃勃的局面，使疲惫者或失望者振作起来，使他们重新投入革命斗争，使精神沮丧者受到激励，给他们带来生气。
纳坦松善于给每个人找到适合于他的志愿和能力的工作、位置。同时，他做得很巧妙，很温和，不伤害任何一个人的自尊心。总之一句话，纳坦松那时表现出了巨大的组织才能，而无疑，革命运动的许多方面都要归功于他：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以及由于被他吸引来的一些人们，一个不大的革命小组才具有了巨大意义，才在俄国起了巨大作用。
不过在1876年春，当我第一次来到彼得里时，纳坦松小组成员的人数还相当少，未必达到十个人。而且在小组成员中当时还没有一个是后来出名的“土地自由派”、“民意派”、“土地平分派”或“劳动解放社”的成员。而大家知道。所有这些派别都是可以在纳坦松所召募来的民粹主义先驱们当中我到自己的家谱的。
这里我必须作一点说明。
奥·阿·阿普捷克曼在关于“土地和自由”社的有趣的小册子中，非常推崇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季台契”，把他说成是一个胜过其他所有革命者的非凡的活动家。但是，对于这位可尊敬的作者在这本小册子中，也象在他的其他回忆录中一样，对他的同时代人所作的种种评价，应当说是有些夸张的，过多地运用了鲜艳的、光亮的色彩。对“季台契”这个人物也是这样，大家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尤·莫·季宣柯，并早就脱离革命运动并成为大石油资本家。
但是，在我所描述的时期里。“季台契”确实是个勤劳的、坚强的和好学的人。除了从事智力活动以外，他还把许多时间用来进行体育锻炼。因此，他精力充沛，而且具有从事繁重劳动的习惯。这里应当补充说一句，“季台契”是个典型的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从来不注意修饰自己的边幅和注意环境的舒适，而满足于最简朴的饮食和住处等。“季台契”也象拉赫美托夫[5]一样，竭力使自己适应各种艰苦的和禁欲主义的生活。他与普列汉诺夫几乎是同年人，也具有同自己的年龄相适应的渊博知识。不过，在同普列汉诺夫结识之后，使人感到普列汉诺夫具有机智、敏锐和才气焕发的特点，而“季台契”则相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虽然学识渊博，但智力迟钝、没有个性的青年。同时，他的外貌不扬，而喑哑的嗓音和庞然的身躯使他显得非常老相。
在那年春夏，接近纳坦松派但不算是他们成员的人当中，伊·费·费先柯无疑是最大的人物。关于他和他的朋友德·安·利佐古勃，我已经在另外地方[6]详细谈到了。因此，在这里只说几句
费先柯比纳坦松派和接近纳坦松派的所有人都大得多：他那时已经三十岁了，其余的人则只有二十岁左右。加之他的堂堂的仪表、风度和举止，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庄重的、富有经验的人。确实，费先柯曾侨居国外，生活在我们的侨民当中，还到民间去过和坐过牢。同尼·季别尔教授一起，他无论在革命青年中，还是在工人中几乎也是卡·马克思观点的首屈一指的热情追随者和宣传者。他在工人当中享有很大声誉。
无疑，主要是费先柯向我和其他人热情地赞扬普列汉诺夫的才华，同时也激起了普列汉诺夫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兴趣，他还让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去给工人们讲课。
我暂且不来谈纳坦松派的其他人。我只想说一点，由这位“俄罗斯国土收藏家”打算成立的组织当时还不存在。这仅仅是一个由分散在俄国各个角落里的和只是通过纳坦松才彼此发生联系的人们的胚胎组织。诚然，他付所有人都向往一个目标，但是他们还没有一个精确制定的计划、章程和纲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些只是在后来，在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参与下才制定出来的。
这里还应当指出，当时的革命者一般对各种纲领和章程是不大重视的。更确切些说，当时构成多数的巴枯宁派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对书面表述自己的信仰甚至采取极端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对秘密工作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所有这一切，无论是理论观点和原理，还是策略手段、计划和协定，都是通过口头交换意见，然后通过个别转授的办法来制定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常常很难确切地说，某个人是否参加了某个小组，是否是它的成员，而这一点也未必使很多人感兴趣。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这样：如果某个熟人被认为是这个圈子里可靠的人、忠于人民利益和有才干的人，那么很自然，大家就跟他接近，大致地把自己的计划和想法告诉他，委托他做这样或那样的事，等等。
上面我已说过，当时所有革命者的主要任务是“到民间去“，以便建立据点在农民中进行鼓动。不过，这项任务常常是在非常保密地举行的一些秘密会议上讨论的，因此，对于大多数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不大了解的。但是，关于建立据点来代替飞行宣传，以及必须在人民理想的基础上进行鼓动的做法，是几乎所有人，只要同暴动派稍有接触，特别是那些早晚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准备到民间去的人都知道的。根据秘密工作的规则，与这类事情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是既不知道别人出发去据点的时间，也不知道为此而选好的地点。
在我所述的这段时期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究竞对当时出现的纳坦松小组的行动和计划了解到何种程度，我说不准确：不知何故，我未曾同他谈过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尽管他博得大家的充分信任，他当时毕竟不了解某些计划和事情，因为除了我上面讲的一般的保密原因以外，普列汉诺夫当时还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巴枯宁派一革命家——他还没有破斧沉舟，还在学院里学习，热心地送备考试，而这一点在当时在我们看来不是一件好事。当然，假如他与别的人一样，毫无目的地，只是为了打听点消息和随便聊聊天而常到公寓里来，那么由于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早就形成一种爱聊天的风气而常常无休止地谈论某人正在做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普列汉诺夫也可能了解到各种各样的计划、打算。不过，与大多数的同时代人不同，普列汉诺夫从来不喜欢进行这类谈话，也对这类谈话不感兴趣；加之（这也和别人不一样），他总是十分珍惜自己的时间，把它用于学习。因此，至少是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没有必要或没有事情而到公寓里来的。有时，因事使他留在这里，而这里又进行上述谈话时。他也从不参与谈话，而总是坐在一旁，飞快地翻看着随手拿来的某一本书。
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可能给一些不大了解他的人的印象是一个腼腆的、害臊的青年，而大家知道，这是同他的勇敢的、战斗的性格完全不相称的。但是，从他本人的回忆录和自述中可以看到，在他最初接触革命者的年代里，他是怀着十分景仰和崇敬的心情对待为了人民而受苦难的入们的。
在公寓进行的一些谈话中，使普列汉诺夫感兴趣的是关于书籍的理论见解。鉴于目前流传的一些错误说法，我认为，在这里谈一谈关于当时革命青年究竟读些什么书的问题不是多余的。
五
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话里我们已经知道，“过分热衷于书籍被认为是冷漠的、非革命的感情的标志”，这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倾向。当时巴枯宁派对读书的这种否定态度部分地是由于对在另一个派别，即已经消逝的拉甫罗夫派中流行的确实过分地迷恋于知识的倾向反感而产生的。但是，造成巴枯宁派对书籍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知识分子革命家在人民中间的任务的看法。
按照巴枯宁的说法，“无论是对个人、对社会、对人民，都不能愿予它不只是在萌芽状态甚至于某一发展阶段上并不存在于它后身的东西。”[7]因此，他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革命家较之人民来说，不仅有足够的知识，而且有超过他为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知识。
有些暴动派甚至落到这样的地步，为他们曾在各级学校里学习而表示惋惜，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必然使他们脱离人民群众。其中有些人，特别是在南方，根本就无视这种可悲的现象。
不过，这类始终不渝的巴枯宁信徒不是很多的。多数人毕竟还是读了一些书，尽管主要是地下出版物，而在合法出版物中只读一些关于法国革命和我国农民暴动的书。但是，当时很少有人阅读我们的一些大部头杂志：它几乎被认为是应受指摘的读物，甚至是“冷漠的、非革命的感情”的见证。这等于鼓励那些合法的政论作家，从而也等于给革命运动带来危害，因为“一切富有同情心的和有才华的作家都不应以自己的作品去支持俄国现时的制度”。根据暴动派的意见，“他们必须侨居国外，只有那里才有可能从事诚实的写作活动，写出无所顾忌的革命文学来”。
大约从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个期间，不仅极端的暴动派，而且甚至某些温和的拉甫罗夫派大致都是同意这些观点的。因此，在那些年代里，很难碰到比方说全部读过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作品的革命者。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不仅不是“我们思想的主宰者”（如同一些不大了解七十年代运动的人现在完全错误地认为的那样），而且我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对他抱极端敌视的态度，关于这一点C·西涅古勃在《往事》一书中已经谈到。关于我们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态度以及他在七十年代的作用，我将在另外的地方详细来淡。
除了历史书以外，北方的巴枯宁派还阅读早从六十年代起就在我们先进青年中广泛流传的所谓“倾向性作品”。
大家知道，属于这类作品的有我国杰出的政论家和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的著作以及米尔托夫（拉甫罗夫）的《历史信札》、弗列罗夫斯基（别尔维）的《工人阶级状况》和《社会学入门》、拉萨尔、布克尔、德聂彼尔，米尔、路易·勃朗、谢尔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
在七十年代初，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流传，但是只有少数人阅读它，特别是在民粹派一暴动派当中则更少人阅读。除了费先柯、季台契、卡勃里茨和普列汉诺夫，我能列举的还有克列门茨，克拉夫钦斯基。
我所列举的上述著作远没有包罗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当时阅读的书籍的清单。他是属于那些尽管同情巴枯宁主义、却不顾他的关于“过分热衷于书籍”的教条的少数人之列的，因此，他贪婪地阅读凡能到他手的各种书籍，为此他几乎利用全部空闲时间。
抓紧一切可能机会。普列汉诺夫甚至也看我外的大部头杂志，但是他也并非是合法著作的信徒。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无论在那时，也无论在以后，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对他的发展，也象对他的同志们一样决没有起过任何影响，
那时他攻研了《资本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整整花了他一个半星期，虽然远没有领会马克思的全部观点，但正如大家知道的，从那时起他学生成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热心的马克思信徒之一。诚然，普列汉诺夫也和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曾经付出时间，在较长的时期里相信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谰言，但是按其智慧的素质来说，他是不能同任何矛盾性和不彻底性妥协的。他比他同时代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趋向于观点的彻底性和严整性，而不容忍调和、折衷主义，而大家知道，当时许多人，甚至可以说他的所有同时代人都倾向于这种折衷主义。尽管那时候，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只是刚刚开始形成，但是就在那时他也已经在理论方面大大超过一些上了年纪的，富有经验的革命者了。
普列汉诺夫从青年时代起就在他的每一次谈话，每一种见解中表现出他的智力才能。上面我已说过，他不喜欢作内容贫乏的谈话。但是在涉及书籍或实际革命事务的多少比较严肃的问题上，他都乐意积极热情地参加。当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论时，大家知道，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总是竭力要成为胜利者的。而无论他的对手是什么人，他最终都能获得成功，因为除了理论修养以外，他还具有进行争辩的惊人的机智和才华。大家知道，随着岁目的流逝，他的这种才能不仅没有稍减，反而有增无已。在我同他多年交往的时期里，我曾亲身参加过他在各个国家、各种党的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与各种不同国籍的人进行各种辩论，但我记得没有一次，最终不是普列汉诺夫而是他的对手取得胜利的，没有一次是普列汉诺夫而不是他的对手遭到迎头痛击，蒙受耻辱的。在这种场合下，他的反驳常常是那样地击中要害，那样地机智巧妙和出其不意，以致不仅没有参与争论的人，而且争论对手本人，由于听到他周围发出的洪亮笑声而抑制不住地笑将起来，尽管常常对他怀着一种怨恨和恶意。仅举一个例子，为此我不得不大大超越时间的界限。
这事发生在1907年夏召开的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在伦敦一个长老会或某个教派的教堂[8]里。除了底下大厅里坐着的三百五十名代表外，还有许多客人坐在楼座和回廊里。
普列汉诺夫走上高高的讲坛。在一片呼喊声中突然出现死一样的沉寂。
他开始讲话了，他说：尽管和大家一样我对前面这位发言人李伯尔同志怀着敬意，但是很遗憾，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他对罗莎·卢森堡发言的评价。他说，卢森堡站踏两只船。这是完全错误的：她根本没有采取这种不体面的立场。而是象天主教的圣母像一样飘在云端里，宽容地张望着我们这个脆弱的世界。
大厅里发出的一片哄笑掩盖了普列汉诺夫的话语。这个比喻如此地成功，击中要害和准确无误，以致罗莎·卢淼堡尽管对他抱有怨恨，竟也抑制不住地笑起来了。只有亲自经历这种场面的人才能对这个绝妙的比喻作出评价。把罗莎·卢森堡在高高讲坛上的模样比喻为四面云海的拉斐尔的圣母像！卢森堡这位有才华的演讲人毕竟也是相当机智的，她在普列汉诺夫发言以后又作了发言，不过在回答他的比喻时，只是说他这位绅士的俏皮话并没有刺伤她。结果她说得并不很得体，使人感到同她本来想使听众折服的东西适得其反。
六
在我们初次结识的时期里，任何人，包括普列汉诺夫本人在内，都毫不怀疑，他会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辩论家和思想家。诚然，从当时十分了解他的同志们对他的评论中就已经可以听到一些对他的赞美之词。经常跟他接触的人认为他富有才华、博学广识，但是光是这些特点还不足以使他在一些年轻人（尽管为数不多）、有才华的大学生中显得突出，何况，正如我上面已经详细地说过的，那时候在暴动派当中，智能是不被十分重视的，他们把精神的、道德的品质——无私地和忘我地忠于入民事业的决心一放在首位。而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还未能有所建树。因此，当时许多同时代人想必认为有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人，例如在各方面都比他低能得多的“季台契”甚至还比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要高明一些，这就不足为奇了，其原因就是普列汉诺夫还在准备考试，而"季台契”则已经“到过民间”，等等。
在这个时期里，我未能接近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除了他在整备考试以外，还有许多别的情况妨碍这样做。虽然我们几乎是同年龄的人（我只比他大一岁），然而在当时来说，我已经被认为是“老革命家”了，因为我“到过民间”，从监禁中跑出来，是“非法分子”。而他还没有同自己的“享有特权的过去”一刀两断，并且还“过分热衷于书籍”。
此外还必须估计到这样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南方的巴枯宁派要比北方的巴枯宁派早一年半到两年得出我上面所述的结论，即认为向农民“飞行”宣传社会主义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必须在人民现有的理想的基础上进行鼓动。同时在办法和策略上，南方派要比北方的民粹派更坚决：我们南方派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革命”。例如大家知道，为了号召起义，进行暴动，我们不反对不择手段，包括利用“沙皇诏书”、“伪造宣言”、“冒名称皇”等等。
1875年夏，当北方派尚未准备对著名的“到民间去”运动进行总结（他们只是到秋天才开始总结）时，在南方，在基辅，当时著名的暴动小组（后来德波戈利-莫克利也维奇在回忆录中描绘得不完全正确）就已经在制定准备在奇吉林县农民中组织暴动的计划，方式是向他们发布伪造的沙皇宣言。我正是为这件事。即为筹款而到彼得堡来的。
我必须会见大致上知道我们这个计划的一些志同道合者。因此，我清早出门，直到晚上有时甚至夜间才回来。我很少有机会同普列汉诺夫进行交谈。同时，由于我满脑子想的是我们奇吉林县的起义计划，我大概显得非常神秘的样子，鉴于费先柯把我说成是“狂热的暴动者”，这可能使得或许不愿大胆地详细询问别人的同志们受到某种拘束。
不管怎样，但是我们很少进行交谈。由于几个星期同住在一个寓所里，我对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性格和习惯的外部表现有所了解。例如我记得，他这样年轻而表现得过分严肃曾使我为之惊讶，我当时觉得，这是同亨唱《魔鬼》中的“亲爱的姑娘，你们都是负心人”或者《美丽的叶莲娜》中的“我，我是女皇的丈夫”的小调的习惯根本不相称的。他的装束、风度和举止也是不符合我当时的趣味和对真正革命家的概念的。但是，尽管这样，在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身上有一种特别令人敬仰的东西。这究竟是行么东西，我很难说得出来，或许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
然而，在那个时代，在我们当中很少涌现出卓越的年轻人，我国的万恶的政治条件还没有给他们提供充分发挥、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就会很快把他们戕害。单是根据这一点就不可能猜测，普列汉诺夫这个有才华的矿业学院的学生的命运将来会怎样，会成为怎样的一个青年。
※ ※ ※
我料理好自己的事情以后——附带说一句，远非象我预计的那样出色——，准备于5月回程。这时，年长的沃斯克列先斯基给我出了个主意，利用高等学校学生假期回乡探亲可以大大优待买车票的权利。他就这件事去同普列汉诺夫商量。据他了解，普列汉诺夫这年夏天不打算回家，因此可以将他的学生证借给我，以便用它去买一张优待票。由于担心会不会使普列汉诺夫的名誉受到影响，我犹豫了一会儿，但是鉴于经济拮据，我也就同意了这个办法。后来沃斯克列先斯基很快把普列汉诺夫的证件交给我了，并向我转告了他的要求：用毕后交还给他，不要象我们当中有些人那样，在这类事清上答应一定很仔细，尔后就置诸脑后，给信赖他们的人招惹麻烦。
普列汉诺夫同意将自己的证件交给我，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当时我处于地下状态，这在当时来说，一旦我假冒他的姓氏而被捕或者在去南方的路上从我身上搜出他的证件，他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不过，幸而一切都很顺利：过了不久，另一个地下工作者，现在很有名的被关在施里谢尔堡的M·费罗连柯被我们的组织上派到彼得堡来购买军火；他也是从我那里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证件，买了优待票来彼得堡的，然后将证件及时地交还给了普列汉诺夫。
※ ※ ※
大家知道，关于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的未来命运的朦胧前景。在这一年年底终于彻底明朗了，12月6日，普列汉诺夫左喀山广场发表第一次政治性演说，此后他的名字传遍全国，于是他在当时的革命者中间立即占居了非常显要的地位……
译目列·格·捷依奇《格·瓦·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1922年新莫斯科出版社版第1册第5—29页。
（宋洪训 译）
[1] 参看奥·阿·阿普捷克曼《“土地和自由”社》；亚·尼·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传》等。
[2] 指拉普洛夫创办的杂志和报纸。—— 译者注
[3] 见《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第3—4页。这本小册子对当时情况作了许多描述，特此介绍。
[4] 他的姓氏可能戈罗德尼基。
[5]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6] 见我的小册子《到民间去》1920年彼得堡国家出版局版和《半世纪来》、《大家族》1922年莫斯科版。
[7] 巴枯宇《<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补充（一）》。
[8] 它叫“Brotherbood Church（博爱堂）。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