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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年谱

《十月评论》资料室



1895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
1903年入乡间私塾，接受传统的教育。
1912年进入长沙邵阳中学。
1914年转入邵阳宝庆五县中学。
1915年在校组织学生会，进行反袁世凯与日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到邵阳县西部农村从事爱国宣传活动。
1917年任邵阳县高级小学老师
1919年受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所洗礼，辞去教职，赴北京入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

（一）参加中共和领导革命时期（1920年—1928年）


1920年9月，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0月在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
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赴莫斯科学习。最初数月，在西伯利亚与红军一起工作。8月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此期间，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
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劳动者大会。
1923年以苏联共产党员资格，参加莫斯科市大会，目击斯大林与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派）的斗争。
1924年6、7月间，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8月归国，在上海为党机关报《向导》周报撰文，以中共上海党委身份活动。
9月，向中共中央建议拒绝孙中山提出的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审查的要求；同时，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使它专责计划及领导全国工运。并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11月，在《向导》发表《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一文，结论指出：“‘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
12月，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结论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1925年1月，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及《向导》主编。
9月，在《向导》著文（题为《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
12月，与从苏联返国的陈碧兰结婚（她在1922年加入中共）。
1926年1月，赴北京与鲍罗廷、李大钊等讨论北伐问题。蒋介石3月20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准备独立的力量对抗蒋介石，特派彭氏代表中央到广东与鲍罗廷商讨具体对抗计划，因而与后者发生激烈争论。
6月返上海，在中共扩大会议上，同陈独秀等人一起，反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提出共产党独自领导工农的方针。
11月，代表中共中央到武汉召开湖南、湖北活动分子大会，
1927年1月，在《向导》上发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一文，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是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路”。“‘永续革命’“[后译“不断革命”—编者]的意义，要从国民革命作到无产阶级革命。”
3月，在《向导》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指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主张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治”，“对一切反动势力实行专政”。
3月，接着与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斯年等人共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并在四•一二政变前夕赴武汉，与党中央的领导者鲍罗廷等讨论上海革命政权的建设问题。
在中共五大上，再当选为中央委员。被派到北方，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由于抵制了瞿秋白、蔡和森的党中央命令，拒绝在北京、天津举行暴动，而提议采取防卫政策，由此避免了平津大批党员、工人的流血牺牲。彭氏即被解除职务，从此离开中共领导层。
1928年拒绝接受瞿秋白的领导，自行以翻译维持生活，思索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年中，更拒绝接受斯大林—布哈林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

（二）推动和领导中国托派运动时期（1929年—1949年）


1929年阅读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两文，认为意见正确，完全接受，决意在中共内部为导入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立场而斗争；要求党中央就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当前的政策，由全党党员讨论，并要求提供托洛茨基的文件给党员作讨论参考。陈独秀等人也同意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一同着手组织党内的左派反对派。
12月10日被开除党籍。其后，公开进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出版刊物《无产者》，发表《左派反对派宣言》。
1931年5月，四个托派组织达成统一，成立“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后改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出版《热潮》周刊，鼓吹抗日。受左派出版社委托，编辑《动力》杂志。
1932年10月15日，与陈独秀等10多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蔡元培、宋庆龄等名人要求加以公开审讯；彭、陈同被判8年徒刑，监禁于南京模范监狱。监狱成了“研究室”，研阅各种书籍及写作。
1933年亲弟兼同志的彭道之，在南京狱中病逝。
1934年在苏联问题、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同陈独秀发生严重歧见。
1937年日帝侵华战争爆发，南京监狱被毁，得以提前获释。
1938年上海租界的中共报刊，散布彭述之为日帝收买而成为汉奸的谣言，引起广泛抗议。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召集紧急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支持国民党武装抗日，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选出临时领导机关，秘密出版机关报《斗争》。
9月，第四国际正式成立，彭述之成为它的中国支部的书记。
1939年彭氏等在上海继续出版《动向》杂志。同时出版《莫斯科审判案》、以及托洛茨基著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的中译本。
1941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彭述之起草的决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凡西等的极左教派主义。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在日帝统治下作地下活动。
1942年上海托派同志领导工厂罢工，多人被捕，彭氏在千钧一发间逃过日伪搜捕。
1943年改名换姓，在上海两所大学担任教授。
1946年5月，新理论刊物《求实》月刊在上海出版，彭氏任主编。同时，为由陈碧兰主编的《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月刊撰文。
1947年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文集《保卫马克思主义》（共四卷）出版，其中收入了彭氏的重要论著。
1948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彭氏起草的党纲，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是年末，党政治局由上海转移，被迫离开中国大陆。
1949年秋天，在上海和温州，有数十个托派分子被中共逮捕，有的甚至被处决。
检讨中共胜利的原因和教训。

（三）推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时期（1950年—1983年）


1950年广西省桂林、南宁和广东省中山县，有一批托派同志又被拘捕，其中数人被枪杀。
1月流亡越南，再转到欧洲。
1951年11月，参加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作《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被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局的成员。
1952年由上年12月下旬至52年1月上旬，中共对托派分子进行全国性的大逮捕；甚至连同情者及托派分子的家属亦受株连，为数超过500人。大部分人在被拘禁劳改后获释，部分干部在监禁中受折磨牺牲了，一部分则被监禁，长达二十几年。
1953年第四国际内部对一些理论、政策问题产生对立歧见，终至分裂。彭氏离开巴布洛为首的多数派领导层，参加美国坎农为首的少数派，为新组成的“国际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
1955年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及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领袖希利等，在信件中讨论国际重新统一问题，并开始为此统一而努力。
1959年撰写长文批评中共人民公社的错误政策，并对支持人民公社政策的个别托派及其论据详加批驳。
1960年著文论述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详析中国存在着特权官僚层，阐明政治革命的必需性。
1962年多年来致力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工作，与反对统一的英国希利派等进行长时间的争论。
1963年6月，经过与坎农等领导人的长久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第四国际的统一。
1966年由8月起，针对“文化大革命”问题，发表了一连串的政见主张。
1973年由巴黎移居美国。
1976年接受一连串的访问，对天安门事件的重大意义、中共的党争和毛泽东一生的评价等问题，发表意见。
1979年在第四国际世界大会上，被推选为第四国际领导层顾问。
1980年彭氏对从“北京之春”起的民主运动作高度支持和评价，为访问者作了总结，指出“将来是属于异议者[即民运战士—编者]的，他们代表了今日中国的新一代”。
由伊文思编、美国摩纳出版社出版的《彭述之选集》英文版（原书名为《当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嶋岭雄编译的《彭述之选集》日文版（原书名《消失了的中国革命》）相继出版。
1981年因长期阅读用眼过度，视力严重衰退；进医院施眼部手术后，略有好转。
12月，心脏病猝发，一度濒于极危险状态；经医院抢救，历数月始大致复原。
1982年9月，《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由香港十月书屋出版。
1983年3月，法文版《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计划出版3卷）出版，书名《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
6月，《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由十月书屋出版。
大半年间，心脏发生过几次冲击。11月28日终告不治，终年89岁。

﹝增补﹞


1984年7月，《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由香港十月书屋出版。
2011年2月，《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由香港十月书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