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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与中岛岭雄的谈话
彭述之
（1968年12月）
〔说明〕本文原刊载于日本《中央公论》杂志1968年12月号，原标题为《“中国的托洛茨基”：彭述之同我的谈话》。中译文刊载于1984年8月《中共党史译丛》第一辑，张惠才译。
这位与陈独秀一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很活跃的老干部，在同我的谈话中公开了建党初期的党史和他对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印象。
中岛：在中国，由于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我想今后中国可能很快就要着手重写历史，特别是重写中国革命史。在这种时候，能够向彭述之先生请教，对于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彭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内有影响的人物，特别在国共合作到一九二七年的上海政变导致革命失败这一时期，您作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在党中央任宣传部长，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喜剧和悲剧集中的年代。不久，彭先生成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现在依然作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元老，活跃在欧洲的舞台上。见到您以后，觉得与我以前的印象大不相同，以前，我认为您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考验，一定是一位富有战斗性的勇士型的“中国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您不仅精力充沛，而且十分温和可亲。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彭：已经七十二岁了。
中岛：那末，就请彭先生谈一谈您的革命经历吧。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
彭：我是1920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共产党尚未成立，那时叫共产主义小组。最初，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同样的共产主义小组，谭平山等五人在去广东的陈独秀指导下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山东也出现了同样的小组。在我的故乡湖南，1920年9月在长沙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我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也是其中的成员。1920年10月我去上海，加入了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岛注）。在国外，还有两个小组，即东京的周佛海、施存统等人组成的小组；还有一个是莫斯科小组，它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由上海小组派往莫斯科的人们组成的。上海小组是被其他共产主义者承认的总指挥部。我在上海呆了四、五个月，为了去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边工作边学习俄语，后来我便去莫斯科了。
中岛：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当时，您在莫斯科，在党成立的准备时期，您在上海。这样，您是见过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共产国际代表（远东部长）维经斯基喽！
彭：我们见过几次面。维经斯基是1920年3、4月间，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尚未集中之时，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维经斯基这个人总是严守中立，态度彬彬有礼，不过，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却很薄弱；只能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政策，当然他是有创造性的，他不像后来为了国共合作从共产国际那里派来的鲍罗廷那样专横。我们与他商量讨论各种问题，当时也没有出现意见的对立。
中岛：您是一个人去苏联的吗？
彭：当时去苏联的有二十五名共产主义者，其中有刘少奇。
中岛：刘少奇是在这个时候去的苏联，这在以前是不清楚的。这件事与最近的批判刘少奇有关，从主要领导1922年安源煤矿罢工的是刘少奇还是毛泽东这一点来看，刘少奇在这个时候是否去了莫斯科，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原来他还是与彭先生一起去莫斯科的呀！
彭：是的。除此之外，还有原籍也是湖南、现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肖劲光。后来，那个时候的许多成员，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脱离了党。我是1921年2、3月份去苏联的，最初的几个月在西伯利亚与红军一起工作，到莫斯科是1921年7、8月份，我上了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1年至1924年这三年时间，我一直在那里学习，同时担任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的书记，协助对大学中的中国人的教育工作。我出席了1922年1月召开的莫斯科远东劳动大会。在苏联，我出席了很多会议，这是因为我当时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我还赶上了1923年至1924年间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最初斗争。我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与李大钊一起出席了1924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我就回国了，那是1924年8月。回国后，为了向党的机关杂志《向导》周报投稿，我留在上海，同时作为党的上海委员会成员而活动，又任党的理论杂志《新青年》的主编。当时在党内，伴随着国共合作，正在进行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1923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正式进行的，从那时以后，党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立场改变了，党中央的立场也变了，变成了强调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了。
围绕国共合作的争论
彭：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即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和《向导》周报主编，在1927年4月至5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一直担任这些职务。当时的最高领导由五人组成，总书记是陈独秀，另外还有我、张国焘、瞿秋白和蔡和森。蔡和森作为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去莫斯科了，张国焘经常留在上海，因此，实际的领导，是陈独秀、我和瞿秋白三人。在第二次中国革命时期，有许多运动和争论，特别重要的是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
1926年3月20日的蒋介石政变（中山舰事件——中岛注），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意见对立。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是鲍罗廷。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派我去广东，目的是与在广东的鲍罗廷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中岛：根据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彭先生当时是带着主张苏联送给中国的武器不要给蒋介石，应该给农民这一使命的。
彭：对，我们党中央的立场是与蒋介石斗争，我们已经拟定了袭击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依然支持国共合作的鲍罗廷反对我们这样做，这是因为鲍罗廷接受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意见，他们的立场是应该继续与蒋介石合作。他们希望与蒋介石妥协，党中央的方针被鲍罗廷否决了。于是，在莫斯科与党中央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对立。这件事，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许多党史专家也没有写它。
第二，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国民革命的理论问题，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有无可能的革命阶段论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阶段的，应该进行“不断革命”。就这一问题，我在1927年1月的《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列宁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吗？》的论文。对此，瞿秋白严厉地批判了我，在他的小册子中，指责说这正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
中岛：关于当时彭先生与瞿秋白的严重对立，在B·J·施瓦茨的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一书中已有详细论述，我还有印象。
彭：第三个问题，是1927年4月的上海政变后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对立。当时的党中央准备拟定打倒蒋介石的计划，但共产国际反对，他们主张党应该继续坚持国共合作方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无奈，只得继续执行莫斯科的政策。
本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是有意见分歧的。在1925年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发表了几本反共小册子之后，党中央的意见是可以与国民党在党外合作，不应该在党内合作，应该退出国民党。但是，共产国际反对这种意见。特别是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之后，我也强烈主张退出国民党，于是在广东向鲍罗廷提出了建议，但被共产国际拒绝了。1927年4月的上海政变后，莫斯科从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然而汪精卫也于7月开始“清共”，把共产党员从武汉政府中清洗了出去，
中岛：听说造成汪精卫“清共”机会的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希望您谈一谈他的情况。彭先生对罗易是比较了解的，您对他的印象如何？有人说罗易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交给汪精卫看了，这是否属实？
彭：罗易是作为革命的学生开始活动的。因此，英帝国主义把他从印度驱逐出去了，他到了美国，在那里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洗礼。十月革命后，他成了共产党的支持者，不久便在美国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他希望去苏联。他出席了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翌年，我也去莫斯科了，曾与他见过几次面。众所周知，他是1927年作为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来中国的。他读了很多的书，因此在理论上很懂马列主义，但是他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因为他在被从印度赶出来后，一点也不想回印度，而是长期呆在莫斯科。他虽然了解中国和印度的实际情况，但没有实际的斗争经验，头脑中只有抽象的认识。他在政治上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势力，只能贯彻莫斯科的立场。不消说，他本人可能也有想法，但又不能反对莫斯科的立场。这个人的最大弱点是，虽然理论上懂得马克思主义，但在实际上又受着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他是在革命失败前离开武汉返回莫斯科的。在1927年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候，他仍然主张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合作，并把莫斯科的秘密指示拿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大吃一惊，于是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下决心“清共”。罗易只是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学习，因此暴露了这个弱点。这是他的最大弱点。
国共合作的破产和向托洛茨基接近
中岛：革命失败后，又怎么样了呢？
彭：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遭到了悲剧性的失败，我在汪精卫“清共”之后去北方，任党的北方区委书记，组织北京和天津的工人和农民。当时瞿秋白领导的党中央，主张在北京和天津起义。我认为这是冒险主义，与此相反提出了防卫政策。但是瞿秋白和蔡和森都主张在北京起义，因此我被从北方区委中开除，于是我回到了上海。从此以后我便离开了党中央。陈独秀也离开了党中央。我是一贯地批判冒险主义的，但是，1927年8月7日的党中央八七会议，把陈独秀的党中央作为替罪羊，试图追究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而造成革命失败的责任。共产国际的政策，这次从右倾机会主义一下变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盲目地采取冒险主义政策的瞿秋白被选为总书记。另一方面，斯大林与布哈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之前，给陈独秀和我打电报，邀请我们去莫斯科出席第六次代表大会。然而，这是很危险的（指生命危险——中岛注），因此，我们拒绝了这一邀请。
1929年春，我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极其重要，一份是《中国革命的概观与展望》，另一份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我读了这两份文件后深为感动，我觉得托洛茨基在革命失败前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他已经预料到了中国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主张脱离国民党，并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在1927年4月至5月，建立由工农兵组成的苏维埃。这是完全正确的，不然，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以前，斯大林完全抹杀了托派的文件，因此我无法读到。读这些文件时，只有站在左派反对派的立场上才能理解。于是，我决心为向中国共产党内引进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的立场而战斗。不久我把这两份文件送给了陈独秀，他在读了文件的第二天，就来到了我的家，表示赞成托洛茨基的立场。因此，我们便着手组织党内的反对派，那是1929年夏季的事了。我在这一年的夏天，写信给党中央，要求改变冒险主义的政策，同时请求发表托洛茨基的文件，以便在党内讨论。陈独秀也写了信，他于同年12月发表了有名的《告全党同志书》，追究了共产国际的责任。
中岛：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给中国共产党以怎样的影响呢？
彭：《告全党同志书》与他写给党中央的信是同时发表的，这两份文件在党内影响很大。凡是读过这个文件，了解真实情况的人都对党抱有怀疑，刘少奇也是其中的一个。刘少奇对党的冒险主义政策和官僚主义作风表示怀疑，党中央的一些干部也知道陈独秀和我的左派反对派的立场。正因为陈独秀原来就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而著名，所以他的影响非常大。
中岛：最后陈独秀与彭先生同时被开除出党，是吗？
彭：此后，我们的同志都相继被开除出党。我是1929年12月10日被开除的，从那以后我便公开地在中国开始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发行了《无产者》杂志。当时在中国，有几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小组，其大多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生，他们受到了托洛茨基的影响，很多人特别受到了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影响。当时，同时存在有各种托洛茨基主义者小组，1931年，托洛茨基要求统一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小组，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于同年5月完成了统一，统一后的组织叫做“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后来有许多同志被蒋介石逮捕，1932年11月，陈独秀和我等约八十名干部被捕，这对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陈独秀和我在南京度过了五年的狱中生活，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才被释放出来。获释后我在上海继续开展运动，出版了《动向》杂志。我们一面重新组织运动，一面出版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和《被出卖的革命》的中文译本。不久，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特别是1941年末的日美开战之后，形势起了很大变化，我们的地下活动极度困难。但是，我当时以化名在上海的两所大学里教书，接触了许多青年学生，他们中间有从毛泽东的共产党那里转向我们的运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势再度转变，我们出版了《求真》这个政治理论杂志和我的妻子陈碧兰（1902年生，1922年入党，是20年代至30年代著名的妇运革命家，1924年去莫斯科，回国后负责编辑《中国妇女》，1925年与彭述之结婚——中岛注）编辑的《青年与妇女》杂志。《青年与妇女》杂志后来改名为《新声》。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在上海、广东、香港及其他城市建立了据点。1948年，代表着三百五十名党员的代表们举行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三次全国大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但是，毛泽东的共产党已在国共内战中战胜了蒋介石，在这种客观形势大转变中，我于1948年末离开上海去香港。我在香港呆了一年，继续开展活动，后来就去欧洲了。以上，就是我在中国的活动经历。
与陈独秀决别
中岛：不久，彭先生与陈独秀对立，在政治上您与他决别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协助陈独秀工作，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当然，在进行第二次革命的问题上，在许多方面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对于他作为国民革命领导者的立场，我在论文中批判过他，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关于陈独秀本人，我想讲一下。他这个人非常机敏，能够十分及时地抓住问题，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天才人物。他不仅是作为民主主义运动的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而且是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革命的领导者，这都是因为他具有这种优越的个性的缘故。然而，他的弱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包含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于这些，他没有深入地学习。当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极少，当然日语书很多，但是陈独秀很忙，没有时间读书。被蒋介石逮捕后，我和陈独秀被关在同一个监狱，我就住在他的隔壁，每天见面时都要讨论些问题。特别是在1933年希特勒抬头后，他的想法变了。当时的问题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果真是工人的国家吗？他认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既不是工人的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官僚制国家。但是，我认为苏联虽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也还是个工人的国家。另外，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主义各国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主张放弃英国和法国的“失败主义”政策。在目睹了莫斯科的清洗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认为苏联已经不是工人的国家了，再没有必要支持它了。不久，他不但不支持苏联，而且就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的革命运动也不承认，变为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阵营了。这与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不同。于是我们之间逐渐地出现了意见分歧，最后决裂了。就这样，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主义诀别了。他于1942年6月病故。
中岛：关于1935年召开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领导权的遵义会议，有人说在此次会议之前，毛泽东就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也有人说即使通过遵义会议，也不能说毛泽东掌握了党的全部权力。围绕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前年年底（1966年12月），我在香港与张国焘见面时，张国焘先生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掌握了领导权，但这时党中央的实权，由周恩来掌握着，周恩来把权力让给了毛泽东。
彭：我当时正在狱中，不了解那边的详细情况，又没有资料和材料。因此，不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国焘脱离了革命阵营，他的回忆录（指香港《明报》连载的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岛注）是以他为中心写的，我最近在《明报》上写了反驳文章。
关于遵义会议，从当时的情况看，是可以这样讲的，就是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党内领导权，但并没有控制全党和全军。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还有许多王明的部下存在。
毛泽东和刘少奇
中岛：下面请您谈一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刘少奇问题。现在，刘少奇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追溯其革命经历，说他“反社会主义”。对于这些问题，您是怎样看的？
彭：从个人的关系上讲，我比毛泽东更了解刘少奇。他自1920年秋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全心全意地从事革命运动。刘少奇在1922年春从莫斯科回国后，专心致力于工人运动，与李立三一起领导了安源煤矿的罢工，因此，他成了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领导者。1925年夏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末，又把天津的工人组织了起来。1926年春去广东，与李立三、邓中夏一起组织了中华总工会第三次大会。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失败后，刘少奇支持斯大林的立场，与我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位革命家。刘少奇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为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着地下活动。从本质上讲，刘少奇是斯大林主义者，但他决不可能“反社会主义”。身居国家主席这种很高地位的人物，现在竟然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不合逻辑的，绝对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根本拿不出刘少奇“反社会主义”的证据。这种攻击完全是陷害。今天，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改成官僚式的集中主义。觉和国家的任何重大问题，不是经过民主讨论，而是把自己放在独裁者的位置上，又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即使对刘少奇，也不按党纪国法来处理，这种做法同当年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指责为“资本主义复活主义者”、“人民的敌人”是一样的。
中岛：假如将来刘少奇或者刘少奇的路线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彭先生您如何评价呢？毛泽东体制能否以那种形式崩溃？
彭：我想这次捷克的“革命”，就雄辩地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刘少奇的路线如果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党和社会将获得更多的自由。不过，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我认为那将是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的第一阶段。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