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运动曾一同认定：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严重分裂下，群众将会超越了斯大林主义的头的。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例子已经证明：在某种例外的情形下，一切共产党都会修改其政治的路线，越过了克里姆林宫的目标，领导群众走上夺取政权的。在此一条件下，这些党，将不复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党了。」（见「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论题中，那些应该修订，那些应该保持。」——发表于「国际资料公报」第五页，着重点系我所加。）

　　「首先，自从中共于一九二八年自城市撤向乡村以来，即已建立了一个相当巩固的政权和军队 （农民军队）。二十年来，该党利用着这一政权和军队，控制着农民群众 （如我们所知，农民的落后和分散，是最容易受控制的），因而形成了一个顽强而执拗的官僚制度 （尤其在它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甚至在国民党地区内对待工人和学生们，也以一种命令主义和欺骗的方法去替代说服。……」
　　「其次，在思想上，中共在其对付一连串重要事件的态度上，例如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农民战争，以及抗日战等等，尤其在对待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他们观念和政策的批评上，始终保持相加深着他们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之 『体系化和教条化的新民主主义』，除了是斯大林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之深刻化和结晶化的表现以外，别无其它意义。换句话说，这只是直接对不断革命论挑战而顽固地坚持其革命阶段论的表现吧了。」
　　「第三，数十年来，中共的组织同为克里姆林宫所特别注意，因而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也特别密切。自从苏联占领了东北，并以取自日本战俘的武器重行武装了中共以后，克里姆林宫对中共的控制，遂较前更为严厉。」（一九五二年二月出版的「国际资料公报」第十八页）

　　「我们常把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归因于特殊的历史时机。根本上说，这一制度的兴起，乃是由于世界情势，及其内部各种因素和各种势力之特殊的互相结合而形成的。此处只须提到这个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及其在敌视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之孤立的情势就够了。」（同上）

　　一、「承认官僚倾向的存在，完全不能说明北京政权的特性，属于我们所了解的特权阶层的统治。那就是说：一个业已硬化的寄生性社会结构，站在人民的头上，消耗了或民收入中超额的一部份，而不顾群众的意志，仅知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的一种统治，目前并无此一认定的证明；也没有办法足以证明：为保护此一等级制度所必需的无所不在的警察制度业已存在。」
　　二、「窦森在他那本四百页厚的著作中也曾提到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化，其唯一例子是：由政府供给伙食的干部们有『大灶』与 『小灶』之分。凡属部长级或独当一面相当于此一等级的干部，都可享受『大灶』，他们的伙食较诸一般『小灶』的伙食可以有更多的肉量。^[4]但窦森接着说：『根据人们的传说，找更设法去探寻那些生活放荡的共产党人，结果却碰不到一个堪当此一称呼的人。』」
　　三、「在柯柆克的一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一点最为新鲜的叙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生活，是刻苦而几近于僧院式的，他们领导着几百万的追随者，正献身于民族的建设。」（见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第二十一卷第二期第二十八页。）

　　「共产党自诩说，共产党人的品质是高贵的。斯大林且说共产党是特种材料制成的。就我个人来说，在我未看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时，在我脑里，也曾有过一个时期，以为革命政党的成员一定是『先天下之忧而里，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但我对他们有几分敬重之心。最近八年来与他们相处，得以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我这点敬重之心也烟消云散了。」（「风暴十年」一一二页）
　　「写共产党人的生活花絮，本可成书，但这里的篇幅是不允许这样作的。我只能根据实情，描划一个轮廓。同时我要请读者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是处在穷苦不堪的今日中国的社会里，它不是物质丰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也不是号称革命三十年已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苏联，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后疮痍满目的国家。人民住的是破房子，在人口密集的上海，平均每人占二公尺房间的地位；吃的是杂粮，在穷苦地区，吃的是糟糠、树叶、野菜；穿的是粗布，在穷苦地区的人民穿的褴褛不成样子，……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有了这个背景，在我们描述共产党人的生活——一个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号召的革命党人的生活，才能突出的惊人是制订国家一切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制度和规章。） 和人民大会的。」（同上书一一二——一一三页）
　　「人们的生活的大轮廓，在物质方面是衣、食、住、行和声色 （娱乐）。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介绍共产党人的生活。在住的方面，一九四八年以前，党的首脑在延安住窑洞，一九四九年后搬进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 （故宫），他的大小干部进占了北京、天津、上海……最好的楼房，他们和资本家换了班。原有的陈设看来已经很好，他们还要修整一新，添设更多更好的家具。地毡必求特制，沙发必求舒适，浴池面盆必要进口货，花园必求精美，仆役上下奔走如云。如果你访问这个住居，关上大门，放眼一看，这决不是穷苦不堪的中国，而是纽约富豪的别墅。」（同上书一一四页）
　　「但是原有的楼房到底有限，……于是从北京起，在全国各大城市大批修建要人的住宅，建筑要新式的，设备要摩登的，这才合乎新贵族的口味，于是你每到一个城市，不管城级是大是小，凡是一片新建筑的地方，就是新贵晏居之所。」（同上）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北京西郊建造『王府』，今日称之为别墅，等而下之的首长以及省市一级的首长都群起效尤。社会主义的建设首先就是共产党首长的美轮美奂的住所。继之是建造干部宿舍大楼、礼堂、跳舞厅之类的独占享受推行到了全国。」（同上书三○一页）
　　「此外，在大小城市，除了原有的一级的旅馆作为招待外宾和干部的招待所，还一律建筑一些新的大楼为贵宾和要人的来往居住。据我所看到的，只有上海因为外或人遗留下来的洋楼、旅馆太多，故未建造新的，其余地方都是场面一新。这些招待所，人民固然不能住，就是摩登式的大旅馆，人民纵然有钱也不许进去，如北京的北京饭店、和平宾馆、六国饭店、前门饭店、西郊宾馆、新侨饭店……，上海的锦江饭店、百老汇大厦……，天津原有的利顺德饭店、泰来饭店……，这些新起的和旧有新修的大旅馆，除了被招待的外宾、归侨和干部进住外，所有中间人只有资格远远站在墙外企足仰望一下而已。」（同上书一一四页）
　　「其次，我们再谈谈新贵的食，……外边人只知道中共的上中下三级干部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别。小灶为高级干部专有，中灶则为中级干部的伙食，人灶是为一般干部用的。这已粗略说出上中下的区别。但是等你走进幕后一看，上中级 『首长』不但有富丽堂皇的『公馆』，还享受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至少我看见过的部长级的人们，全系如此。每家都有有名的厨师，过去侍候过王公大臣和军政大员的厨师都侍奉这些新主人。在要人公馆里，我吃过溥仪 （宣统皇帝）的御厨师所作的中菜西菜。此外，各大饭店的名厨师，也都调来各公馆侍奉。我每在各首长家里吃饭，他们必津津夸耀他们的厨师过去侍奉过那位名人，或是由其大饭店调来。从这大批厨师的征调到『公馆』，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吃的不是白米咸菜，而是鸡鸭鹅鱼，山珍海味了。那么在中国不是限制买肉和食油吗？这对权贵是例外。他们有特许的购肉购油券，市场开市，先有卡车或吉普车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们取用，剩下的轮到人民头上的是些残皮碎骨。『首长』们在家里吃喝还不算，最热闹的几乎是成年大摆筵席，一摆就是百桌以上。北京饭店、和平宾馆、新侨饭店、怀仁堂……是这些宴会的中心。你几乎每天可以看到晚饭的时候，北京饭店门前摆上六七百辆汽车，不到过北京的人难以想象，到过北京的人就司空见惯。」（同上书一一六页）
　　「统治阶级享受特殊权益，肥鸡肥鸭由农场不经过市场先送到党政首长的家里，有专供党政要人的农场菜圃，一般在市场买不到的东西，或是买到也是劣等物，而特权阶级则是享用一等东西。以东北的苹果论，上等苹果是供给要人。……北京的水蜜桃……收获季节一到，政府担一等货色全都包下留为政要及贵宾之用。……新强的哈蜜瓜一下来，政府就用飞机运了一批到北京，为毛主席及政要们尝鲜。广东的荔枝一下来先送到北京，……其它全国所有的上等货，人民看不见，尝不到的，北京的首长先尝第一口。」（同上书三○二页）
　　「其次再说到 『行』。这是交通工具问题。中国人民在乡间多是步行或骑驴马……，在大城市有电车和公共汽车，只有新贵才许乘汽车，而且高级首长特备专车。共产党在分配车辆时特别着眼阶级，官大的地位重要的坐头等好车，次要者次之。就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级的人物乘坐从苏联买来的吉士，部长级坐苏联的吉摩，部长以下乘坐美国的汽车，或是苏联的胜利牌，再次就是机关公用车，那是一些杂牌的旧车。……人民是无份乘坐汽车的。……所以在各大城市有个明显的标记，乘坐汽车的心是要人或中上级干部……。」
　　「新贵们的汽车本来是为 『首长』代步办公而用，但太太看戏坐汽车，少爷小姐上学坐汽车，每天晚上戏院影院门前是摆满了汽车的长蛇阵。在炎热的夏天，人民在街道上散步，权贵们的汽车飞过，尘土蔽天。在寒冷的冬天，汽车飞过，留给人民面上的，是冷风夹着灰麈。」（同书一一七──一一八页）
　　「现在用几行字谈谈共产党的衣的问题。共产党穿着褴褛的衣服进了城时，城市的人都钦佩说：『看人家共产党人的俭朴！』于是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学共产党人的俭朴，…
　　「在全国人民热烈学习共产党人的俭仆时，共产党首脑人物，一进城就换了新衣。西洋毛料的制服，冬天是狐皮、貂皮外套、海龙皮领、水獭皮帽。于是共产党由上级到中级实行这样的打扮。……老爷如此打扮，太太也不能落后，于是也照样的穿呢料、穿皮袄，小姐少爷也摩登式的打扮起来。……在百货公司里买穿戴的多是共产党首长，出入大饭店衣帽整齐的多是共产党人。」（同上书一一八──一一九页）
　　「在红色的中国最近几年来，民间的娱乐只有电影、听戏、听大鼓，没有了舞场，没有了跳舞之所。可是各机关无论大小，每星期六或节日都有晚会，有时是演剧，多数是跳舞。中南海的怀仁堂和赵登禹路的政协礼堂，除了白天正式开会，晚间似专为晚会而设的。一有晚会，要人的汽车如流水一般蜂拥而至，动以千辆计。……
　　「值得一提的，在一九五六年春政协开会期间，会后……毛泽东顺口提到了周信芳 （上海著名戏子）的名字。陈毅副总理在场，他猜测一定『主席』想看 周信芳的戏，当即打电话到上海把周信芳的全班人马用专车急速送到北京上结果第三天我们在怀仁堂看到了这不远千里而来的周的剧团的演出。
　　「共产党机关活跃的是周末晚会，当人民无处寻求愉快的场所时，共产党各机关晚会却热火朝天，而各机关最精彩的晚会，不是一般的各机关，而是中央首长要人的中南海紫光阁的跳舞晚会。这里的音乐是一级的，设备是华丽的，服侍是周到的，女人是特邀漂亮的，饭食是丰富的，气氛是温柔醉人的，参与的人是中央高级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高级党、政、军首长，这一群统治中国的人物。」 （以上均见同引书一二二──一二三页）
　　「共产党人的休养消遣地点在北方是避暑山庄北戴河，海滨是青岛和大连星个浦。在南方是庐山、黄山。这些地方过去便是避暑休养胜地，从前是洋人、政治要人和资本家出入之地，他们有别墅洋楼……现在这些楼房别墅的主人是共产党。共产党……论气魄比过去资本家、政要、洋人还大，它又建筑不少新楼房，布置了新场面，出入其间的是毛泽东以下的一批大官。不过为了点缀工人阶级领导的门面，选一二所破楼，或建筑一所货仓式的砖楼，挂上工人休养所的招牌，于是在报上宣传的不是高楼大厦的休养所，而是工人休养所的照片。
　　「这些要人一到休养之期 （多是夏天）就纷纷去休养了。他们坐着专备火车，带着厨子、看护、医生、大批随从，全家老老小小去休养了。于是北戴河、青岛、大连、庐山等地，青山绿水间，谈谈笑笑的只有党政要人，生活是舒适的，举止是豪华的。这个新贵族独占一切，而供奉这个新贵族的普通人民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以一副哭丧的脸孔注视着新贵族的享受。」（同上书三○四——三○五页）
　　「这种奢侈腐化的生活首先由党最高首长作起，渐次风靡到中级，就是党的下层也有不同程度的在这一方面的满足。」（同上书二九九页）

　　「共产党这个政权，是历史上空前的庞大机构，有千多万党员，二、三百万军队，二千多万机关人员，……。这个寄生阶层由顶上层的穷奢极侈，到下层的吸精髓喝血，这种超生活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个无拘无束的经济制度使然。」（同上书三○六页）

　　「共产党利用镇压机器控制人民最普遍而深入的为警察机关。毛泽东的打手——特务头子罗瑞卿是公安部长 （罗现任参谋总长）。这个系统的爪牙被派到各省、各巿、各县和各区去领导镇压工作……共产党的警犭是有高度能力的。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围绕着人民，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管制和监视之中。」（「风暴十年」九八页）
　　「共产党的警察制度，高级的是中央公安部，省的是公安厅，县市的是公安局，区的是公安分局，直到基层的公安派出所——这是一个直接管治百姓，监视人民的有效机构。公安派出所是分布在居民区，每一派出所管辖一定的户数，它管制人民的一切，试列举一下，户口由它管，凡人出门 （指离开当地）先要到派出所声明去处、任务、何时回来；遇有客人来访问居留，三日内必须报户口，说明来处、身份、来此何事。警察以调查户口为名，不管黑夜白日，随时进入民宅，问东问西，目光四射，居民若买点私人的东西，必须由派出所盖印登记，你如由别处寄点款来，也得写入户口簿上以凭察看。」（同上书九八——九九页）
　　「警察的工作虽是深入民间，但这还是表面的，警察的后面还有街道委员会，它受派出所的指示，一切有关动员、捐献、推广运动、了解各家情况，统由街道委员会负责：或用开会的办法，或派代表分家访问，它的任务也是警察的任务，它必须按时向派出所报告一切情况，防奸细，防特务… …为其重要的任务。在派出所、街道委员会之外，每个人，每一户都有一种特派的使命，尤其是派出所认为积极的份子更须担当这个任务，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监视其家中的其它成员，每一户有责任监视邻居，凡是认为有可疑之处，随时报告派出所。每人每户的一举一动，鄱在众目的监视之下，都有被检举可能。在共产党警察统治之下，一家人夫妻不能相信，父子不能相信，兄弟姊妹不能相信，亲友间不能相信，邻居不能相信，每个人每个户都是其它人其它户监视的对象，每个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共产党制造了黑云弥天，每个人都是疑惑其它人是自己的敌人，是派出所的密探。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作出最大的谨慎，同时又有些人为共产党指使陷害他可能陷害的人。」（同上九九——一○○页）
　　「所以，我们说共产党的政权是警察国家，这不单指这个警察机关，是应该担警察所布置的这套警察网统统包括在内。在这个网里，谁人不恐怖，不惊心，不低头了？但于对付一般居民之外，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等范围内，又有一套办法。平时在机关工作的人，一言一行也都被监视，一句不得体话也会被人报告，或在检讨会里被人提出批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许多若隐若现的阴影，每个人都是另外人的监视者。这就搞得大家精神不安，守口如瓶，说起话来满口马列土义术语，"行起事来小心翼翼。在机关里每个人都是因徒，机关也如同监狱一样。」（同上书一○○页）

　　「据窦森说：这个机构 （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彭注）后来为人民代表大会替代了。……到一九五三年时，原先联合阵线的最高机构，已由乡村、城巿里弄以及其它选举单位选举人的投票选举所替代，……产生了一个由民主集中制选出的政府。依照这个制度，先由低级选举团体选出高一级的选举代表；再出高一级的选举代表，选出其直接的上级代表。」
　　「窦森自描述了第一次在北京举行的此一正常选举后指称：代表是直接从大工厂、大学和城巿各区选出的。较小的单位可以联合产生共同的代表。所有此等代表，都可以在选举人的要求下被罢免。这同布尔塞维克时全俄苏维埃大会的选举是极相类似的。上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二页）

　　「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具备某些特定的条件：工农群众必须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信仰等的充分自由；其次，选举时各级都实施秘密投票；最后，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乃是保证一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合法存在。可是今天的中国，也同东欧各国一样，此等条件是并不存在的。（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二十二页。）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单是由中共一手包办。各级政府的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也是由中共包办。这是说，在乡人民大会，出席的人由共产党指定，大会选出的乡行政人员也是由共产党挑选出来的，指定的。所谓选举是共产党指定的人们，让群众或代表举手或投票表示赞成。在县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或县政府委员会，以至省级和中央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委员会统统是如此作法。」
　　「代表候选人名单由党内定，交给选举单位将其选出。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千多名候选人是共产党中央就中央和各地方挑选五六百人，然后令各省以选区名义为之选出；其它一半由各省级党委会就当地情形拟定一张人名单，请中央批准，然后同中央指定的候选人名单一并选出。省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由省党委决定一部份，和县级党委决定一部分，经省级党委批准，一并交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至于各级政府行政人员一律由共产党内定提名在大会一致通过。这些代表候选人在任何大会提出的，也都是通过的。同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是和代表人数一致的，即是有多少代表，就有多少候选人，而不是候选人名单人数超过了代表人数，俾可由选举者就候选人中有所选择。简而言之，就是交给你这些人，你就选这些指定的人；如果你不同意某人，只是在名单上某人名上不画圈而已。但是你不喜欢的这个人还是会被选出，因为大多数人一定是画圈的。何况在选举之前，共产党发动说服，希望把候选人名单一致通过。实际上各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遇有这种名单没有不是绝对多数或一致通过的。」（以上均见「风暴十年」四一五——四一六页）

　　「接着 （指朝鲜战争发生后——彭注）中共领袖们遂提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凡属前此曾受政府鼓励、在政府控制下而图发展的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现在都须受严格的限制而逐渐变化，以期逐渐废除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一九五二年末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今天，工业化问题已成为主要的目标了。」
　　「在农业方面，事变的进程，是从早期的互助组出发，同着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的方同进行，最后达成社会主义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公社，与工业化的进行并步前进。这个有力的组合，既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化之动力，同时又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因此，不管中共领袖们的观念如何错误，不管他们经验主义式的随机转变，以及他们的机会主义，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总是清楚而决定地展示出来了。每一新的阶段，都与前一阶段紧密地衔接着；每一阶段的社会水平，也在本质上较前一阶段提高了一步。其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方同，是无可怀疑的。这就表示出：不断革命或持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明显地获得肯定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五页。）

　　「为着清除围绕于不断革命论所造成的混乱，必须解剖包括在这个理论中的三个思想：「第一，包活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这个理论的历史起源……
　　「一九○五年复活的不断革命论，就同这个思想和情绪（指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和情绪——彭注）宣布了战争。不断革命论指明：在我们的时代，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任务直接引导走向无产阶级的专政，把社会主义的任务放进了议事日程。这便是不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如果传统思想认为：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还得经过一个很长的民主时期，而不断革命论则主张：落后国家走到民主主义的道路得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民主主义的本身不能停留在数十年内成为自足的政制，而只是直接到社会主义的序幕。它们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中间实含有革命发展的不断性。」（着重点系我所加——彭注）

　　「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构成不断革命论的第三基点。这是从现代经济状况和人类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只是世界经济、生产力的世界发展与阶级斗争的世界规模之理论和政治的反映。社会主义固然开始于民族地盘之上，它不能在这个地盘上完结。纵令像苏联所指示的是比较长久的，但终究是临时性的统治。然而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内外的矛盾必然与其进步性同时增长，如果老是孤立下去；则最后，无产阶级的国家将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依靠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这观点出发，民族的革命不是自足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锁炼中的一环。国际革命虽然有临时的高潮和退潮，其本身仍是不断的进程。」（着重点为我所加——彭注）

　　「以工业化和集体化之尽可能快速的步伐，来援助经济独立之迅速的成功——这便是过去两年内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中所曾发生的变化。全部蜗步爬行的路线，已为冒险主义所代替了，但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英文版「不断革命」第十三页）

　　「工业化是整个崭新文化的动力，也只有凭借这一动力，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才是可想象的。在目前苏维埃联邦的社会条件之下，工业化的意义，首先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之社会基础的加强。与此同时，工业化运动，也为农业的集体化运动创造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前提。两者的步调是互相依存的。只有在新社会的创造过程中，能以最优良的方法保护这个新社会免于外来的危险，同时又能为改善劳苦大众的物质生活创造丰富的源泉，工业化和集体化之最高度的进展，才能使无产阶级感觉兴趣。」
　　「可是能够有所成就的速度，是有限制的：它受着那个国家整个物质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也受着城乡间相互间关系的限制，同时又受着群众所最感迫切的需要所限制——群众中为了明天的幸福而牺牲了今天的生活条件，是有其一定限度的，最良好和最有利的速度，不仅能在特定的时间内，为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造成最快的发展，同时还能为这个社会政制，获取其必需的抵御能力；换句话说，首先是加强工农之间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的加强，才可能有进一步的成功。」
　　「从这个观点出发，党和国家的领导层藉以指导计划经济中之工业发展的一般性的历史规范，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可能产生两种基本上不同的路线：第一种是上述的路线，先求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的巩固，藉以期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之进一步的胜利，这也就是左派反对派的观点：第二种路线是，以尽可能短促的时间，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目前官方的见解。」
　　「目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存有两种判然不同、最后分析起来，也是正相反对的理论和观念。从这些不同的观念中，产生了根本不同的战略和策略。」（「不断革命」英文版二——三页。）

　　「无须说明，我们决不应该从不断革命的标准出发，否认由毛党开始的第三次革命的意义；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毛党胜利的客观意义而贬低了不断革命论的价值，进而以不断革命论的名义，来通应或曲解这一胜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承认毛党胜利的客观事实，及其各种不同的过程；同时，应以不断革命的观点，来分析这一胜利如何蒙受「革命阶段论」的歪曲，如何造成今天的变相状态，和因此变相而产生的障碍，及其可能发展的前途等。我们的基本任务是：站在不断革命论的纲领立场上，保卫、推进和完成这一革命，直至最后的胜利为止。」

　　「针对官僚主义的答案，不是推翻现下北平政权的号召——这将会被群众认作反对革命的——而是以民主要求的政纲，在或民生活的各方面，通过空前广泛的干预和管制，来制止官僚的专断。」（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九页。）
　　「我们之支持这些革命事变的发展，必须具有对一切官僚表现的批判性，并看重于要求采取各种特别的民主措施。没有这些民主措施，社会主义的成功，是无法保证的，此等措施，应包括党内全体党员能有充分的机会，以批评和控制政策及其领导的自由的党内民主制度 。同样，在一切政府的机构中，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以至全国的政府在内，其民主的程度，必须使全部控制的权力，握在人民的手里。在经济的领域中，由从事工作的群众，来控制各级生产和分配的计划乃是得以依照实际经验、及时检查成果的基本要素所在；同时也是减少经济不平等至最低程度的必要手段。非常清楚地，我们的立场应该含有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此等民主措施，是可以经由改良的手段达到的。」（同上第三十页）

　　「这里有少数基本问题，必须予以考虑，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方法论上的问题。假使我们承认现实总在变化，而且常常是具体地表现着的，那末，我们的思想我必须反映这些现实的某些特性，并应同样具体和可变，因为只有采用这一方法，才能保证合理的正确立场。」（同上第二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