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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布洛的修正主义和官僚方法
——给加农同志的信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亲爱的加农：
早在本年初，我就想写信告诉你：我来到这里参加书记局后，所亲身经历到和看到以巴布洛为代表在组织上所表现的严重官僚主义及其政治上的修正主义倾向，势将引起整个国际的危机。但为了「谨慎」（这是那时马尼厄鲁这样地劝告过我的），一直拖延下来，现在危机果然猛烈地爆炸出来了！因此迫得我不得不来写这封已经延迟了的信。
我之所以要写信给你，不但因为你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国际的领袖党的创立者和一贯的领导者，而且曾经与托洛茨基亲密地合作，完成了过渡纲领，创立了我们的国际，并在长期间领导了好几次反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胜利斗争。此外也是极重要的，你是从Komintern（共产国际）奋斗出来，通过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它的上升时期及斯大林操纵它的开始堕落时期，因而获得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这对于我们的国际运动的维护和发展是一宗最可贵的教训。我认为以你的经验及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具有的能力，与各国的真正托洛茨基主义者合作，可以挽救当前的危机。
最近你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公开发表的《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信》，在我们国际运动史上虽然是非常的、破例的，但为抢救当前极度严重的危机却是必要的。我可以凭我两年余来参加书记局的痛苦经验来证明这个「非常举动」之必要和正当。
我在中国从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虽已有廿余年，但由于我所处的环境之特殊，经常遭受诸种反动势力之压迫和迫害，以致常陷于孤立地位，很难与国际发生密切联系，无法参与国际的活动。自毛泽东党取得政权后，我被迫离开中国而来到欧洲。因此，我曾抱着颇大的希望：一方面拟将中国近年来所发生的事变的经过详细提供国际，共同商讨，以期得出正确的决定，作为今后中国及东方落后诸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方针；另方面，在可能范围内贡献我的经验于国际领导机关，以协助它推进我们的运动。但两年余来的经验证明：不但事实与我原来的愿望完全相反，而且眼看着一个可怕的危机从书记局内酝酿，日益生长，越来越向各支部蔓延！这也是我极度感到困恼和痛苦而难于缄默的。
现在让我将两年余来亲历的事实，按照时间的顺序写在下面：
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曾成立了一个「远东问题委员会」，实际上是专门讨论中国问题，意在对这个重大的问题加以详细的研讨，提出决议以供大会讨论和通过。我被推定为中国问题的报告人。但当我的报告尚未达成一半时，书记局派到该会议的主持人阿利，以「安全」为名，突然提议中途停止我的报告，并要求该会议通过以前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即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及第八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当时不但感到惊异，而且表示了愤慨的抗议。我声言：远东委员会是由大会产生的，大会高于一切，不能接受行将改选的书记局的命令中止。假如远东委员会的任务只在通过以前的决议，那就根本不须要它。它的成立，原是要根据事变的发展和新的事实予以详尽的讨论而作出更正确的决定。同时我亦声明：既然要我作报告，我不但有完成我的报告的责任和权利，而且有权听取到会诸代表对我的报告表示他们的意见（不管赞成与否），并得出一个多数赞成的结论，报告大会。由于我的抗议和绝大多数到会者对阿利干涉的反对，才勉强让我将报告作完，但没有经过任何讨论，远东委员会便结束了，事实上是流产了！
导致远东委员会所以毫无结果，主要原因是由于书记局的负责者听到我在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时，感到我的意见与他们原来的不一致，并怕我的意见影响到会的诸代表，所以不惜用命令方式中途停止我的报告。这从克拉克代替阿利出席第二次会议的「解释」中反映了出来。克说：「书记局想不到会议有这样的发展！」这意思就是说，想不到我的报告会发表与他们不同的意见。从书记局的负责者看来，好像大会产生的委员会，其任务只能用事实或论据来证明他们以前的决议或意见都是正确的，否则，便不惜用命令停止它的进行。
对重大的政治问题（那时到会诸代表都认为中国问题是当前最最重大的问题）采取这样专断的态度和对大会产生的委员会表现如此的操纵，这是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远不相符的。这是我来这里后第一个不愉快的感想。
我对远东委员会的不满，巴布洛是感觉到了的。所以通过贝尼斯来向我「解释」。在解释中他将责任归之阿利。并说巴是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的，希望我参加书记局同他合作，特别在东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问题方面多负责任。我当时对贝的解释虽然并不觉得满意，但我还是十分诚恳地准备与巴等合作，以期尽可能为运动服务。
大会后不久，法国党内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分歧问题即重复发作了。这问题到去年初达到了危机点。当书记局的两次会议上讨论法国问题时，巴总是强调多数派领导份子的坏倾向如何不可救药，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我所表示的不变意见是：多数派既包含有上X的党员，且其中不少是重要产业工人，即令上层某些领导份子倾向不好（我当时对多数派某几个领袖亦有不好的印象。但现在我应当承认：我对他们的不好印象，只是因为那时过份信任巴及少数派对他们的描述所造成的），但我们应当尽说服的责任，应尽量说服多数派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为此，在法国党内应该举行一个普遍的政治讨论。有必要时，将此讨论扩展到各国支部中去。这样，不但可以将双方不同的政治意见划分清楚，而且可以藉此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准。假如政治上发现真正不可调和的分歧时，即令走到分裂也是不足为惜的。我这种意见并未遇到任何反对。但巴布洛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预定计划去进行的。
所以巴于去年一月间出席法国党的中央执委会议时，即当场以书记局名义宣布停止了多数派十六名中委职权。事实上，书记局并未曾有过停止多数派中委职权的决定。当时书记局五人中，有三人完全不知─格尔曼在X，马尼厄鲁回国，我虽在X城，但巴事先绝未告知我。而且一国支部正式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即令他们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甚至在行动上违反了纪律，也只有国际执委会才有权停止他们的职权，而书记局是没有这种权利的。何况书记局并未作过这样的决定！巴那次假借书记局名义停止多数派十六名中委职权，这就充分暴露他假借名义，任意破坏组织传统的个人独裁行动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了！
当巴停止法国多数派中委职权刚发生后，格尔曼适从X国回来，找我谈话，问我对此事有甚么意见。我告诉他的大意是：法多数派的政治意见，还只限于策略上的分歧，而且又没有经过普遍的讨论。在此时采取组织措施是完全不当的。何况巴采取的措施又没有经过大家的同意，是完全违反我们组织传统的专断行为。格尔曼除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之外，亦告诉我：多数派的领袖是活动的，巴等以前曾极力称赞他们，但现在竟突然把他们说成一文不值，而企图完全排斥他们于运动之外了！他言下不胜愤慨。
为了检讨巴停止多数派中央委员引起更严重的局势，书记局曾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去年二月执委会议的预备会议）。在该次会议上，格尔曼、德国的J，意大利的L和我，都一致反对巴所采取的措施。但巴还是强行为自己辩护，说：在上次书记局会议上已经决定过「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应由上次出席书记局会议的人共同负责。但所谓「严厉措施」的具体内容是甚么？在甚么情形下采取？巴从来没有说过。书记局当然不会对此有正式的决定。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决定。
但巴利用他自己曾经提出过的「严厉措施」作为一个「代数公式」，并自以为已获得了大家的同意，任意将「数字」，即「停止十六名中委职权」填进去，这便愈益暴露了巴在有计划地玩弄阴谋。
这次书记局扩大会议本应严肃地检讨巴任意停止多数派中委职权的错误所在，并追究其责任，才能够替正确解决多数派问题开辟一条道路。但巴却以威胁的态度极力阻止讨论这些问题，转而提议与多数派开谈判，谋取妥协。即事实上取消对多数派中委的停职，成立一个多数派与少数派联合的领导机关，以格尔曼代表书记局为其仲裁，这便是二月执委会的唯一结果！这显然是巴又在玩弄阴谋，以图暂时掩盖自己停止多数派中委职权这一荒谬举动，再行徐图报复。因此，使法国党多数派的问题更陷于混乱而无法获得正当的解决，以致弄到完全破裂，这是往后的结果证明了的。
看到巴对法国多数派问题上所表现的专横举动及其所玩弄的阴谋诡计，我深深地感到书记局在巴操纵之下，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所以当去年四月初我到N城旅行时，曾与先在那里的马尼厄鲁作了一次谈话（那时他的妻子F亦在座）。我向他指出：由巴独自停止法十六名中委职权一事看来，书记局本身已隐藏了极度严重的弱点，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们既失去了老托，便只有形成一个集体的领导，才能避免内部的危机而应付外来的事变。我当时认为巴还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让他任意专断。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不但不能单由书记局解决，即执委会亦不够，因为能够出席执委会的人是有限的，必须征求各国支部负责而有经验的领袖们的意见（我曾指出你的名字为例），以此形成真正的集体领导。在我发表前面的意见之后，马当面表示：他完全同意我所提出关于集体领导的意见，重新考虑法国多数派的问题，并拟于次日与巴作一恳切商谈，以资征求同意。但在次日马与巴进行商谈前，巴借口一件小事，即向我进行一种专横的挑战，那时马也在场。大概是马看到巴这种无理挑战的情形而取消了他与巴的恳谈吧！
当我从N城回到欧洲时（去年五月中旬）巴即罗织了两件罪名─「破坏国际信誉」和「自由行动」（意即违反纪律）─向我猛攻。他所举的「事实」是：我同我的妻子在N城时曾在澳洲布莱特列夫妇面前诋毁国际，回欧洲后又在越南同志面前说国际的坏话；以及我们当时从一家旅馆迁至另一住所，事先不告诉他。当我起初听到巴这种莫须有的诬蔑时，虽然十分愤怒，但仍是耐着性子通过我的女儿请求巴当面解释误会。但巴竟专断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并声称：他「所指出的全是事实」。这样我便深深地感觉到巴是有意地有计划地诬蔑我，企图藉此摧毁我的信誉，以便进一步排除我于书记局之外。因此我迫不得已要求将巴诬蔑我的问题提出于书记局会议上加以检讨。在书记局会议上，我根据无可争辩的事实，指出巴指责我破坏国际信誉完全是伪造，可以找布夫妇及越南同志作见证。关于「自由行动」更属荒谬！因我在旅馆里付不出房租而被迫找越南同志帮助找寻最低价的住所，根本无事先告诉巴之必要。我要求关于他诬蔑我的问题再用具体事实解答。他不但不能解答，反而大肆咆哮，并宣称：「我是总书记，我有我的规律」。我告诉他：「总书记并没有特权，我们的规律是民主集中制，绝不能由个人独裁，任意诬蔑和压制别人」。最后由格尔曼提出一个关于我和巴纠纷的决议，其大意是：我没有破坏国际信誉及违反纪律的事实，但巴也没有诬蔑我。这是一个两面讨好而不顾是非的滑头的决议！我当时声明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决议，我保留将来向上级会议的申诉权。
我认为书记局的总书记任意诬蔑另一书记「破坏国际信誉」及「违反纪律」，绝非普通所谓「私人问题」，更不是「小事」，而是组织内极严重的有关组织和人事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以卑鄙的官僚主义手段排斥异己的最露骨的表现，这在斯大林党里虽然是常见的事，但在我们运动史上却是空前的。
随后，贝尼斯从英伦来告诉我的女儿，说他从独立观察的布莱特列详细听到巴的妻子在N城对待我们，尤其是对待我的妻子的暴虐行为，实等于疯狂，他十分同情我们。但说巴是误听了他的妻子的话，意在暗示我们不要坚持「申诉」。同时马尼厄鲁也极力劝告我，说我如将问题公开出来，巴势必无法干下去，但现在谁来代他。总之他劝我以不了了之。我为了「顾全大局」，一直忍耐下来，但我始终认为巴这次对我的诬蔑不但是不可饶恕的，而且以他所处的地位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假如他有政权在手的话，他极可能作出斯大林曾经作过的一切迫害行为出来！
关于中国问题，自我初到此地迄至去年六月执委会十一次会议，这将近一年的中间，除了让我在第三次世界大会及远东委员会议上作过报告外，在书记局内从来没有提出过讨论或交换过意见。甚至对中国问题的草案提出书记局会议讨论，我也未被邀请参加发表意见─这种不邀请完全是非法地剥夺了我的书记局成员的权利。尤其是巴，当他在十一次执委会上发表意见之前，我从未听到他对此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只是间接听说：巴认为毛已完成了不断革命论的诸要点，毛党已是中派主义的党，毛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佛朗的意见，我更毫无所知。只有格尔曼曾和我私人交换过一些意见。但他自称：在中国问题上，他的立场是最温和的。这就表明书记局的领导层对于像中国问题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先并没有，或有意避免相互间（至少对于我）交换意见，共同商讨，以期尽可能获得比较一致而正确的意见作成决议，提交执委会去讨论和通过；而只是在执委会上攻击他们所认为错误的意见，取得多数通过，草草了事，由此我觉得书记局的负责者们绝不是在政治上诚意商讨，谋取合作，而是故意地用各种手段打击不同意见。尤其是巴，他在十一次执委会议上竟公然强调说：中国有一派教派主义者，必须加以肃清！（这两句话，在《国际公报》关于「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报告与讨论」专号所载的巴的演辞中是删除了的。）他所指的教派主义者，当然是暗指我，意在威胁我，行将把我排除于国际之外。我虽然不致为他这种威胁所吓倒，但由此又一次证明：巴是准备用对付法国多数派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同志的。
关于《中国第三次革命》决议案的内容，想你早已知道得很清楚。我对于该决议案（即草案）的批评，即《对中国第三次革命决议草案的几点修正意见》，也于两月前寄给了你，故我在这里毋须多说。我只告诉你一点：关于决议案送到中国后，不但没有使原来的纷歧意见获得澄清，反而引起了更多的混乱和迷惑。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反对决议案的同志们不必说，即赞成它的同志们，差不多每个人对它的解释都不同，因而没有可能依照该决议案作出一个多数同意的行动纲领。最糟糕的是：大家从决议案中都找不出或看不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出路。例如有位完全赞成决议案的F同志说：「我们必须解散我们的组织，以便实际参加毛党所领导的群众工作」。这显然是取消主义；另一位Y同志更坦白地宣称：「国际决议案是对的，但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没有前途」。这是十足的悲观主义。这样整个的组织在政治上等于解除了武装，迷失了方向，因而在组织方面陷于无了无休的纠纷，日益趋近解体的边缘。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组织弄到这种危险地步，完全要由国际决议案负责。宁可说，主要是由于毛党的胜利及其所加于我们的迫害的无比压力─这种客观局势所造成。但国际决议案没有给这种客观局势以合理的分析和解释，替中国组织指出一个可信的前途和正确的路线，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该决议案乃是巴的修正主义和格尔曼的调和主义（主要是对巴调和）的混合物，其中除了充满着理论上的错误，事实上的虚构和自相矛盾外，再加上对毛政权的特别美化和它的前途的幻想，因而便形成对斯大林主义的强烈有力的妥协主义的倾向─我们同志中的取消主义和悲观主义即导源于此。因此，我可以说，巴的修正主义，即对斯大林主义的妥协主义，已在中国组织中引起了可怕的后果，这是值得大家加以高度的警惕的。
去年十一月间执委会的十一次执委会议上，书记局让我报告中国的组织情况（这是第一次），当我报告到毛政权几年来不断地有计划地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事实时，全会场大为震惊。意大利的L甚至起而质问：为甚么书记局以前不将中国同志被迫害的事情告诉各支部？巴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便狼狈地起而声辩称：「毛政权杀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并非有意，而是误会的，即误当国特杀的；即令毛迫害托派是事实，也属例外」。格尔曼则提出问题：「是在甚么条件之下杀害托派？」我当时尽量根据一切事实和「条件」指证毛党之迫害托派是由其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义仇视托派的老传统，是完全有计划地和有系统地企图根绝托派。我并指出：毛之迫害托派并非「例外」，不久以前胡志明之杀害越南托派整个领导层，以及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党格柏乌之杀害无数托洛茨基主义者，便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巴此时却反而质问我：「你是否因此取消了你所赞成的渗入斯大林党及其所控制的群众组织内工作的政策？」我答复他：「渗入斯大林党工作的政策，我们早在四年前，即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便已有计划地在大陆进行了。但正因为毛党对托派的无比迫害，我们进行这一政策时必须特别严密，绝不可对斯大林主义者抱有任何幻想」。我并当场警告XX、XX支部进行这一政策时，必须根据中国的教训，重新加以严密的考虑和布置。否则，将会引致毁灭的危险，这是执委会要负责的。总之，由巴这次代毛党迫害中国托派所作的辩护，你可以看出：他对毛政权的美化和幻想达到了何等可惊的程度！
更坏的是：在今年二月初书记局的扩大会议上，当我将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及本年一月八日毛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逮捕托派的事实提出报告，并要求会议对此加以讨论时，巴甚至表示拒绝讨论。他说：「斯大林主义者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A、B、C，大家都知道，无须多事讨论的」。我当时很愤怒地指斥他：「你就不懂得这个A、B、C，否则，你便不会在上次执委会的会议上替毛党迫害托派作辩护了！」但巴还进一步说：「逮捕几百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比起毛的革命成就来，算不得甚么」。这几句话同你们的西托尔区四个脱离运动的少数派赞成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对革命更为有害」（这是引自旧金山给我关于《美国多数派与少数派》的简略报告中的。）是属于同一的范畴。这证明在「毛的革命成就的眩耀」之下，巴已完全离开了老托对于斯大林主义迫害者的传统立场，而替斯大林主义作义务辩护了！
正在这时，我收到《国际公报》关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报告和讨论」专号英文版，我发见其中没有我《对第三次中国革命决议草案的几点修正意见》。因此，我在上面所指出的书记局扩大会议上质问巴何以不公布我的文件？巴的答复是：「你的文件已发表于《国际公报》的另一号」。随后，我在所有的《国际公报》内却找不出我批评草案的那个文件。这显然是巴有意私下扣留了它。因为我的文件无可争论地指出了「中国第三次革命」决议案中的几个最基本的错误：对「不断革命论」的「修正」，「工农政府」的曲解，所谓「毛党违背克里姆林宫意旨」的事实上的虚构，以及对「整个毛党将转变为中派主义党」的幻想等，都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报告者和参加讨论者不曾根据理论和事实驳倒过我的。因而巴不惜私下加以扣留，将我批评决议案的文件在同志面前隐瞒起来。这纯粹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方法的典型表现，正是我们在廿五年前在开始堕落的共产党内曾经坚决反对过，且是我们成立左派反对派的原因之一。但巴还不止于此。即当我质问他何以不发表我的文件时，他竟公然扯谎说已在别的「国际公报」内发表过了，这便是在官僚主义的专断手段上再加上了说谎的欺骗！
在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自去年初我在法多数派问题上反对巴的专断措施后，在这整整一年当中，巴除了在各方面用官僚主义手段尽量打击我之外，并无形中取消了我参加书记局一切会议的权利；换句话说，在这一年当中，巴从没有通知我参加书记局本身的任何会议。书记局的成员是执委会议正式选举出来的。但巴不经过执委会议的讨论和通过，竟私自停止了我参加书记局会议的职权。这显然是一种最专横最狂妄的官僚主义表现。
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中，我发见马尼厄鲁以另一种方式被排斥于书记局会议之外。即是：以被派至X工作为名，无形中剥夺了他参加书记局会议和工作的权利。但大家知道，马是专门来参加书记局工作的。这就充分证明：巴为操纵书记局，便不惜用官僚主义的手法和阴谋，将美洲和亚洲的代表无形中排斥于书记局之外了！
另方面，我已经约略知道克拉克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进行着小组织斗争，反对党的领导层（例如前年冬克发动了批评你的《到和平之路》的小册子的斗争）企图夺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权。这显然是巴在幕后指使的。因为我常常从围绕着巴的人们中听到：「克拉克是美国最好的领袖」，─这无异于在暗示：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由他来领导。同时有一位留学在这里的中国同志H亲自告诉我：自去年春季以后，巴对他表示特别好感和信任，几次向他提示：派他回中国去整理组织。H表示：「我在中国组织内没有地位和威信」。巴鼓励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们国际支持你，你大胆地去干就行了」。H从巴的话中已清楚地了解：巴不但很不信任我，而且十分仇视我，因而想派他到中国去特别进行小组织工作。当然，他是绝不愿意干这种勾当的，所以坦白地告诉我们。
我从前面所指出的一切事实中，已深刻地感到：巴显然有一种修正主义倾向，特别是他用一切可怕的官僚主义手段把持书记局，并已着手在各支部内建立自己的小组织，企图操纵整个国际运动。因此当马尼厄鲁离开此地最后来向我告别时，我曾经举出一些事实坦白地告诉他：国际领机内已隐藏了一种极严重的危机，并在加速度发展。我希望他将此种意见转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特别转告你，及时加以警觉，以便设法挽救。当时马对我的话虽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但他答允一定将我的意见转达给你及其它某些领袖们。
在去年五月初的执委会议上，有两件事情值得在这里提述一下：（A）在讨论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问题的决议案时，曾经引起了颇大的争论。在争论中，贝尼斯首先指出决议案的精神太过乐观。从过去对南国事变过份乐观的失败中，我们应学得一点教训。他并指称：斯大林主义党还是斯大林主义党，我们不可对他大抱幻想。但巴对贝的演说却加以威胁式的攻击。其大意是：贝以一个负责的领袖绝不应发表反国际路线的意见。依照巴的意思等于说：他们起草的决议案都是合乎「国际路线」的，不容许有所怀疑或反对。这样一来，他们对任何新发生的事变和重大问题所起草的决议，只须加以举手通过就行了。任何对草案的怀疑和反对意见，都被认为是违反「国际路线」的。这正与斯大林的「总路线」不容许批评的官僚主义态度一样！（B）在这次会议上，巴提出了改选书记局，理由是书记局工作人员不够。所以另从英意选出两人参加。这样便正式排除了美洲和亚洲代表，书记局变成了ES（欧洲书记局）！从此巴算是「合法地」改选了书记局的成份，得以自由地操纵书记局，以便「合法地」布置他排斥异己、篡夺国际的阴谋。
当五月的执委会议时，我曾提出了两个文件，─《上海五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呼吁》及我《致中共领导层的抗议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书》，希望该会议略加讨论和通过，以便公布于各支部的公开刊物上，作一广泛的援救中国被迫害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运动。但巴通过格尔曼告诉我：将这两个文件交书记局会议去讨论和决定。在书记局会议上（那次出席的仅巴和F两人）我声明希望我所提出的两个文件，通过交各支部公开发表，并藉此作一援救中国被难同志的运动。巴与F都同意发表《五人呼吁》，但对于我的《抗议书》认为其中有不能同意的地方，希望在日后与我商讨再决定。
但时间经过了四个月（从五月至九月），我还没有看到《五人呼吁》被发表，因此，我怀疑巴又是私下扣留了这个文件，我才于九月初将这文件的副本寄给我们留美的一个同志J，请其设法寄给美报，并代为查询以前曾否从书记局收到它。我所接到答复是：「绝对没有」。由此，我知道巴又在玩弄诡计以欺骗我。至于巴之所以玩弄欺骗手段以扣留这个文件，其用意是显然的：（A）巴一向美化毛政权，如《五人呼吁》一经公开发表，便等于从根揭破了他的美化幻想。（B）巴早已在各支部，尤其是在美国宣传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为教派主义，逃离革命等等（这也是J告诉我的）。假如这个文件被发表，便不啻从事实上完全揭穿了巴是在有意造谣诬蔑。（C）巴害怕这个文件发表后妨碍他所强调的「渗入政策」的理想，即恐怕XX、XX等国的同志们从《五人呼吁》中看到毛党对中国同志的残酷迫害，而怀疑巴所理想的「渗入政策」，要求重加讨论。
但巴之扣留《五人呼吁》，除了有意欺骗我及中国同志外，还犯了两种不可饶恕的罪恶：（A）在客观上是在群众面前替毛党隐瞒了它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最具体而最可恶的事实。（B）使各国执行「渗入政策」的同志们，无法从中国同志所受到的残酷迫害中获得教训。这等于将他们放在危险地带工作而不让他们知道危险之所在。这正是所谓「驼鸟政策」！例如当XX同志准备回国执行「渗入政策」而召集一个会议请我去演讲时，这个会议的主持人请求我不要将中国同志被迫害的事实告诉他们。我知道这是巴的授意向我暗示。我虽遵守了该主持者的请求，但我警告他：驼鸟政策是最危险的。
我的《抗议书》原是在去年十一月执委会议上，由马尼厄鲁提议，经全体一致赞成请我写的。其用意在藉此向国际间公开暴露毛党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作一宣传，以便引起工人阶级和进步团体的舆论界给毛的迫害行为施行压力，或能阻止它肆无忌惮地继续迫害。我为搜集最可靠的材料，至本年四月间才将《抗议书》写成。这可说已经是太迟了，但巴借口派人与我商讨该书的内容，又拖延了两个多月（在两个多月中F同我谈了两次，指出几点不重要的地方和我争论，当然没有甚么结果）。最后，七月初，格尔曼来同我谈。他开头便指责我的抗议书的形式写得完全不对，必须重写。依照他的意见，我在抗议书中首先应向毛党表示完全拥护它所领导的运动，赞扬他的革命成就，不要多批评它，然后才提到他们迫害我们同志的事实和表示抗议。其次，格尔曼说在该书内所发表的意见与国际决议案大不相同。因而指为「无望的教派主义」。最后，他表示：书记局不能负责将这个文件给各支部公开发表。假如我一定要发表，只有由我自行送去发表。
格尔曼在这次谈话中所表现的态度，与他以前对我的「温和」或调和态度大不相同，颇令我惊奇，这完全是巴布洛式的。我早已知道绝对不愿意我的《抗议书》向外公开发表，其原因大约与《五人呼吁》相同。至于这个文件在形式上是否写得「完全不对」，它的内容是否为「无望的教派主义」，现在既已在美报公布出来，大家都已看到，自有公断，我不想在这里为自己辩解。但由格尔曼代表书记局的上叙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一点：他们是希望我向毛党呈上一个「颂扬表」，以便与之谋取妥协。巴等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妥协主义倾向，从这里又间接地反映了出来。
写到这里，将格尔曼两年余来态度的转变顺带提叙一下，对于你了解他在书记局内及现时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或者是不无帮助的。
我可以说，自我来到这里同格尔曼接触时起，我对他是最怀好感的。因为我看到他对工作认真和努力，对同志的热诚与和善，在政治上的相当修养，对组织问题尚能尊重传统，我曾认为他是我们运动中最有希望的新起的领导者之一。虽然我也看出他观察问题缺乏深刻的分析，带有象征主义的特点，在重大问题上常表现动摇或调和主义的精神，并容易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我还是认为他在未来运动的经验中可能改变这些缺点。所以当我初到此地的一个时期内，听到巴周围的人们对格尔曼作种种不利的宣传，把他描绘成为毫无独立见解，甚至是「为巴搜集材料的秘书」时（阿利语），我曾替他感到不平。当法国问题发生后，格尔曼表示反对巴的专断措施时，我又亲眼看到巴及法少数派领袖们对他猛烈的打击，而代他感到难堪。因此我曾通过我的女儿向他致同情之意。他那时对她说：「假如这次没有德意支持我，我是被打下去了！」也就正因为「有德意的支持」，所以巴随即特别向格尔曼让步，在对法多数派的问题上，推他代表书记局参加多数派与少数派的联合领机，并以他为「仲裁者」。这样一来，格尔曼便被安置到与多数派正面冲突的首位，代巴执行了他自己曾经反对过的预谋！差不多同时，巴又推格尔曼起草中国问题决议案，使他同我对立起来。从此以后，格尔曼在巴的「让步」与「抬举」（差不多提高他仅次于巴自己的地位）之下，便逐步放弃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立场，而陷进巴的官僚主义的圈套里面去了。格尔曼今天完全站在巴方面来对抗你所领导的反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便是他在巴的圈套内不自觉地最露骨的表现。我至今尚为他这种堕落行为惋惜！假如巴这次没有格尔曼的支持，即通过他拉拢德意领导层的支持，巴是无法硬干下去，因而分裂是可以避免的。从这一点说，格尔曼在这次斗争中所起的罪恶作用是带有决定性的。总之，我根据两年余来观察格尔曼的经验，不能不作出如下的结论：格尔曼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他的性格方面，都类似布哈林，他常在革命的良心与一时的权位之间摇摆。当后者获得一时的满足时，前者便被搁置在一旁了。要想格尔曼重新回到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方面来，只有当他的革命良心在将来发见巴的全部阴谋而觉到自己已陷于可怕的圈套时，才有可能。
你们党内这次多数派与少数派的斗争，据说已进行了一年半以上，而且至五月全国委员会会议后，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趋于分裂的边缘。假如书记局的负责者真是为运动的利益着想，他应当及时召集一次执委会的特别会议，检讨双方分歧意见之所在，采取一个正确的立场，以便支持代表正确意见的一方获得胜利。即令不如此，书记局至少应将你们争论的文件送交执委会的委员们及各支部的领导层以便他们研究、讨论，并发表意见和批评，从旁协助你们间斗争之合理进行。但巴所把持的书记局却完全将你们斗争的消息及一切文件对执委会的委员及各国支部隐瞒起来。例如我，直至九月初才从我们留美的J获得你们党内斗争的简单消息，随后经过了J再从F同志方面得到美国「多数派与少数派」的简短报导，才略知双方意见分歧的要点。假如没有J，我将完全被蒙在鼓里。只有等到你们《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信》公布后，才能获知真相。因为在此以前，书记局的负责者们从没有将你们党内斗争的情形告诉过我。这就充分证明：巴等采取这种绝对封锁的官僚主义手段，是含有一种不可告人的阴谋在内的。现在事实十分明显：你们的少数派不但在政治上是巴的修正主义的拥护者和发挥者，而且他们在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和破坏行为，都是由巴在幕后指使和操纵的。换句话说，你们党内这次斗争弄到这样分裂的恶果，完全是巴为了自己的小组织利益所促成的。
从前面所叙述的所亲历的一切事实，可以作出如下的总结：在政治方面，单就巴对毛党及其政权所加上的美化及对它所抱的幻想，尤其是从他替毛党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作的辩护看来，便不可争论地暴露了巴的修正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妥协倾向。这一妥协主义已使得中国支部陷于极度混乱、迷惑、乃至取消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解体边缘。在组织方面，从巴假借书记局名义私自停止法多数派中委职权；任意排除异己，把持书记局，并通过书记局操纵执委会；在各支部私造派系，阴谋夺取领导权；私行扣留应发表，甚至应允发表的文件；乃至封锁隔离，造谣诬蔑，说谎欺骗；─这一切，都是我在廿五年前在斯大林操纵的堕落中的共党内所亲身遭遇到和看到的，现在又在巴所操纵的我们国际的领机内重演出来了！这就充分证明：巴的官僚主义已达到了何等可惊的危险程度！！最近美、英党内少数派所干的分裂行为，以及巴现时正在加紧进行的分裂整个国际的阴谋活动，仅仅是巴希图篡夺整个国际的野心及其官僚主义之逻辑发展而已。
由前面所列举的事实及其结论，我相信已可充分证明你这次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所采取的「非常举动」之「必要」与「正端」。
最近中国有位负责同志（他在政治上是大体同意你们的）写信来问我：「何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不依照民集制在内部进行讨论，争取多数支持，便首先发表公开信号召各支部来驱逐巴？」像不了解个中真相而怀抱这种天真合法观念的同志们一定不少。现时巴及其拥护者们正在大肆宣传：「加农所发表的公开信，是完全破坏了组织传统，违反了民集制的纪律」。他们希图以此迷惑和欺骗同志，而掩盖巴自己曾经及现在仍在以官僚主义手段践踏组织传统和破坏民集制纪律的篡夺阴谋。因此，我在本月八日致中国组织的信中，对前面所提出的问题给了如下解答：
「上叙双方的政治意见（指你和巴所代表的）虽然有如此严重的分歧，但假如书记局能保持合理的常态，还可以，而且应该尽量在内部进行讨论，通过民集制来解决的。但现在异常不幸的是：书记局已完全为巴所把持或篡夺了。巴利用这个『合法机关』肆无忌惮地进行组织阴谋：在书记局内专横地排斥了异己，在各支部内暗组自己的派系，企图篡夺领导权或分裂组织。这便使得依照民集制的常态讨论成为不可能。因而迫使加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采取了现时这样的非常举动，公开发表《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书》，要求驱逐巴及其代理人于国际领机之外。这在我们国际的运动史上确乎是空前的，是一种带革命性的举动。但此种举动之所以成为必需，除了打破巴的篡夺阴谋之外，还在争取时间，抢救第四国际的运动，以便及时重新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加以调整和布置，以应付日益迫近的新的世界大战和革命局势的到来。假如这次斗争拖延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发动，那就将『噬脐莫及』了！」
但我亦应当指出：巴几年来在国际领机中所进行的篡夺阴谋，及其为达成此种阴谋所玩弄的极度专横而狂妄的种种官僚主义手法是早已在各方面或多或少暴露出来了的。我们国际及各支部的负责者们，没有能及时加以警觉，予以严厉的监视、批评、干涉和制止，以致造成今天这样极度危险而难于收拾的局势！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加以检讨与反省的。我们当中的每一负责者及一切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必须从这次巴布洛事变中记取一个严峻的教训！（关于教训方面，假如你高兴，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材料和意见和你讨论。）
最后，我要顺便告诉你：我们中国的组织自接到《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书》后，它的领机─全国临时委员会即举行了好几次会议，进行了最严肃的讨论。结果，差不多全体一致（仅一人弃权）赞成你们公开信内的见解和主张，并表示坚决参加你所领导的这次反修正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们经过这次讨论后，已恢复了原来的信心，开始从过去的混乱、纠纷和迷惘中解脱出来。他们现时正在一般党员群众中展开一个普遍的讨论，以图将一切基本问题依照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立场重新加以检讨，以便获得一致意见，重新团结向革命的道路前进。我认为这是你这次领导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过程中第一个具有乐观意义的象征。
谨致
热诚的问候！
彭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