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中国共产党》英文本出版者导言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如下两个世界制度斗争的焦点：一个是没落中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另一个是上升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者以产业工人阶级为旗手。除苏联以外，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由于这两种社会力量冲突而导致如此庞大、复杂的战斗，和如此激烈的翻天覆地。
　　在这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三个伟大的革命。在一九一一年，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建立了共和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这次革命未能达到主要目的：脱离外国帝国主义控制而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结束农村的半封建关系。相反地，共和国崩裂为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军阀割据局面。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较为幼小的城市工人阶级成功地引发了城乡贫民的一次大规模起义，这次革命蜂起，指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统一分裂的国家的前途，就如十年前俄国工人所做的那样。但这个走向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难得机会，却由于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被日益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领导强迫实行阶级合作路线，将力量从属于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因而被叛卖、被击败。
　　最后，在抗日战争中和战后的外国侵略、农民起义的压力下，毛泽东领导的斯大林化共产党，发觉日益难以实行与蒋介石建立稳定联盟的前景。无论共产党的政纲如何机会主义，或其领导如何愿意达致妥协，国民党却非要歼灭共产党就不罢休。农民红军在此困境，只得战斗，并夺取了政权，开启了全球最大的国家走向革命社会变革的大门。
　　可是，即使是这样伟大的革命，虽然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果——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并摧毁资本家和地主的权力，但却未导致中国工人阶级取得社会的领导地位。正如毛泽东七六年逝世后所披露的资料——多年的镇压性警察统治和严重的经济挫败的倒退——所证实，在今日中国仍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仍未民主化。
　　彭述之亲身经历了这些激荡的事变，而且在大部分时间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作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领袖和战略家。他的生命紧密地连系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差不多六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屈的代言人。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在本书开头的传记性文章，由陈碧兰生动地描述了，陈碧兰是彭述之的一生伴侣，她本人也是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

　　❉ 编者按：陈碧兰该文见本选集第一卷。

　　彭述之是中国最早一批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者之一，不久就成为一位中央领导人。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生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二〇年八月加入由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协助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从一九二一到二四年，彭氏在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的代表之一。
　　在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次党大会上，彭述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五名委员之一，被任为中央宣传部主任，又是党机关报《向导周报》和理论刊物《新青年》的主编。
　　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内，彭述之成为反对斯大林及其中国代表所制订的灾难性路线的最大胆批评者。他与毛泽东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彻底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的国民党的致命路线，这路线导致一九二七年春夏中共和工会被血洗。
　　早在一九二四年，彭述之就坚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一条一贯的反帝路线，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领导。他也坚持认为，农民虽然已证实有能力参加反压迫的爆炸性斗争，但农民本身作为一个阶级太过分散，不能发挥全面社会结合和领导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争取农民跟随那牢牢扎根于城市无产阶级的独立革命工人政党的领导。基于这些立场（它们与托洛茨基和苏联左派反对派的主要立场相一致，后者当时在中国仍未为人知晓），彭述之堤出论争，反对中共从属于国民党，一直为重建脱离中国资产阶级控制的独立共产党而斗争。
　　彭述之的政治战斗并不成功。共产国际机器的压倒性势力施加在中共之上。所有软弱的或机会主义的党领袖都附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工人被他们误信为同盟者的蒋介石所残杀。之后是七月武汉相类似的大屠杀，主持者是汪精卫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在蒋介石与中共破裂后，汪精卫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在这些事变发展的过程中，彭述之说服了陈独秀——中共总书记和最有名的党创立人。在一九二七年，彭述之、陈独秀及其支持者被逐出党，因为他们支持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政策提出的革命性批评。这就标志了中国的独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开始。陈碧兰的传记式描述，是现有英文著作中最可靠的描述，叙述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此后的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及如何受到国民党和斯大林主义者的政治及肉体镇压。彭述之本人从一九三二到三七年被囚狱中五年，同囚者有陈独秀及其他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负责人；他们在国民党法庭的审讯中曾轰动一时。
　　彭述之今天是仍然生存的几个参加者之一，他们与列宁、托洛茨基时代处于革命中的共产国际领导有关联。一九四八年，他受斯大林主义的迫害，被迫流亡海外；此后，他和陈碧兰一直将精力放在发展第四国际的工作上面；第四国际是一九三八年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他们今天同是第四国际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他们留在中国的同志所遭遇的命运，是每一个斯大林主义政权对工人阶级利益忠实维护者所预定的：他们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和五三年一月的全国性大逮捕中失踪了，从此被囚在中共的监狱内；坚持不屈地被囚二十七年而仍活下来的几十人，在七九年夏天被释放。
　　本选集所收的文章、访问记和政治文件，是一位积极的革命者的著作。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详细分析了一九四九年掌权的斯大林主义政制的社会性质，它们原先不是为一般读者，而是为第四国际的干部研讨而作的，这些文章的形式，是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一些个人或小组作辩论，后者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将中国资本主义政权及其后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被推翻所造成的巨大成就，等同于毛泽东政权的领导。
　　第四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围绕于：中共沉浸在这样深远的革命过程中，是否已令它从官僚阶层特权的维护者，转变成现在反映被压迫者真正阶级利益的党。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从远方看中国革命，看到毛泽东似乎是与斯大林主义断然决裂才能夺取到政权。这个评价令他们视毛政权正朝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走，因而他们抱有一厢情愿的期望，希望中共将来会帮助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
　　正如彭述之在一九五一年第四国际世界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所指出，上述整个论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毛泽东一开始是没有以夺权为目标的。毛泽东及他的党发觉被客观形势迫着走上了这条道路，于是就寻求一个拖长的时间，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而不是消灭它。（在一九五一年当彭述之作这个报告时，毛泽东仍未取消他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支持；这个决定性行动在两年后才作出，当时是在韩战后期亲资本主义势力对经济的破坏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行动的。）
　　最后，毛泽东实行的措施，比他们预算或主张的要来得急激。这些改变合起来，等于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工人国家。但它不是像俄国革命最初几年由苏维埃扮演决定性角色那样的，由工人民主机构控制的工人国家。中国工人国家一开始就遭受中共最高指挥的不受控制的官僚支配。中共利用它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巩固了在苏联已滋生了的那类寄生性特权官僚阶层。彭述之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第三次革命这个深刻的矛盾。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毛泽东领导层与革命成果等同起来，从这种错误认识导致出倾向于毛政权或为它辩护；但彭述之与他们不同，他一贯地将他对国有化计划经济所造成的革命进步的不懈支持，同垄断了政治权力的独裁政权区别开。
　　不能作出这个区别，就只会导致政治混乱和放弃革命前景。这是史渥培SWABECK的可悲命运；他在五〇年代后期与彭述之就北京政府在“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进行尖锐的论争。史渥培在美国共产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有着一个长期和可敬的阶级斗争战士的经历，但他不能掌握中国斯大林主义取得政权的原因，他相信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的组织，代表了人民民主的兴起。这就导致他在一九六七年根本离开托洛茨基主义，虽然他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一九二八年建立的其中一名创始人，也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长期的领导者。
　　选集一些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彭述之在所接受的许多访问中对毛最后十年的统治的评价。这些访问文章以丰富的资料追溯“文化大革命”的起落，中共党内部由于毛泽东个人崇拜日益牢固地树立而进行的连续清洗浪潮（对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等），以及最后是毛本人的亲信在他死后被推翻。彭述之表现了他的不同凡响的洞察力，其基础是他曾在中国生活了超过五十年，他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和他对许多涉及的中心人物有广泛的个人认识。

一九八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