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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党纲﹡
（一九四八年建党大会通过）
﹡这个文件是由彭述之起草，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九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中，经过讨论、修改后正式通过的。
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社会经济及其矛盾
中国长期停滞的社会经济，自被资本主义强行侵入后，即激起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且从此被迫牵进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体系之中。
资本主义列强挟着强大的炮舰，一步一步摧毁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城堡，迫使早已衰朽的满清政府低首屈膝，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签订大批的不平等条约：割据领土，开辟商埠，建立租界，设置领事裁判权，自由驻军，控制关税，最后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就这样陷入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跟着炮舰的轰击而来的，是潮水一般的商品。这种“价廉物美”的资本主义产品，由各城市注入所有的乡村，首先给了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以致命的打击，并迅速地变中国为单纯消纳工业产品和供给原料的市场。随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时候），为了顺利推销产品，收购原料，尤其为了利用低贱劳力及操纵政治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竞相投资和借款：建筑铁路、电线，开办银行、轮运、矿山及纺织厂等，将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支配地位握在它们的魔掌中！
资本帝国主义，为着自己榨取超额利润，在开发中国资源和输入新式技术的过程中，虽在某种限度内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推动了国家向前发展，但它的基本政策总是压抑着生产力的自由发展，阻碍着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因此，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在一个长期内（半世纪以上），不但残暴地破坏了旧有的经济基础，而且顽强地阻挡了新的经济的发展。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中国才首次获得机会，相当大规模地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很快地跨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在战后立即受到欧洲胜利列强卷土重来的打击，而且在大战中及战后，又遭逢了日美帝国主义的猛烈进攻，并由此在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形成了日美对抗的局面。尤其是日帝乘着欧战的空隙，拼死在中国扩张其经济和政治势力，一下造成了它的特殊优势，以致酿成了它往后不断的军事侵略，终于爆发了八年惨酷的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仅由于和第二次大战纠缠在一起，并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屈服了日帝，中国才幸免于朝鲜第二的命运，但却因此又被带到了菲律宾的边缘。现在不平等条约表面上虽被取消了，但香港九龙既远未收回，而有关全国经济命脉的海关权实际上仍然操在美帝手里，美国的海陆空军仍可自由屯驻各要地，它的轮船仍可自由航驶海港内河，它的一批一批的巨额借款，更将整个中国拴缚在华尔街的指挥棒上，所谓平等的“中美条约”，只是继续以前不平等条约的一种代替物。第二次大战后的中国，不过是从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转变为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而已。
在此种半殖民地的长期束缚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带着一种极不平衡的和综合的性质。在工业经济上，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虽已达到相当规模的成绩，但重工业却远落在背后。另一方面，最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还普遍地残存着，而新工业的组织和技术（因系直接从先进国移植过来）却是大规模的和最现代式的。同时，由于“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历史传统，无论在工业、金融、运输乃至商业方面，都具有一种畸形的“官僚资本”（也就是与世界金融资本发生有机联系的买办资本）的集中性和垄断性，这在抗战中及战后表现得更为露骨。因为官僚资本集团（它是资本阶级中最横暴的一部分）既利用特权在战前及战争中尽情搜刮，在战后又将接受日帝的全部产业和大量财富据以肥私，于是国家一切金融、工业、运输以及国内外贸易的支配权，都被它所垄断去了。此种官僚资本集团（所谓五大家族）现在已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一切劳苦群众的最横暴的压榨者，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不可忍受的制动机！
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在某种限度内还推动了中国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但它对于农村经济却一般地导演了反动和破坏的作用。它为了利用中国商人、地主、官僚和军阀，尽量帮助保持前资本主义一切落后的社会关系，一切封建式的剥削方法。它既用廉价的机器制品直接摧毁了农村的手工业（农民副业），又以收购原料把农民紧紧地束缚于城市的商品市场；它的巨额赔款和借款，不仅最后转嫁于农民大众身上，且由此加剧了贪官污吏的勒索过程；它所指使下的不断的军事混战，更给了农民以沉重的打击；在农民被束缚于商品市场之后，商人、富农和地主更利用此种关系进一步加紧压榨农民；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高利贷便在农村获得了无比跋扈的机会，起着特殊的腐蚀作用；——在这一切情形底下，中国农村经济便陷入于一种不断衰败和破产的状态中了。其主要特点是：（一）绝大多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愈来愈集中于极少数的地主手里，而地主的剥削方法又都是封建式的；（二）这些地主差不多同时又是商人、高利贷者或政府官吏，他们直接和间接与城市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结成对农民剥削的一种有机联系；（三）由于落后的耕种方法绝少改进，土地的极度细分，农业生产表现稀有的衰败，甚至造就大量的土地荒芜；（四）绝大多数的农民陷入奇异的贫困，不但缺乏任何购买力，且经常挣扎在死亡线上，及不断地大批地逃出农村，变成失业游民。中国农村经济的这些特点所构成的险恶情况，远在这次中日战争前已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在战后，由于抗战所带来的一切悲惨后果，再加上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大量破坏，征粮征兵的雷厉风行，农产出口品的完全垄断（官僚资本用农贷、蚕贷及其他种种的方法，有系统地垄断了一切出口的农产品），贪污土劣肆无忌惮的搜刮，更使农村经济的险恶情况达到登峰造极，现在已迫近一个真正总崩溃的爆发点了！
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下，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律的支配下，既已发生了如此剧烈而深刻的变化，迫使中国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一跃而成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就积累了无比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旧有阶级（地主与农民）的分化、新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对立、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的冲突，等等。而此种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力遭受了不可忍受的束缚。中国民族陷于无了无休的贫困、衰败、混乱和灾祸，其根源即在于此。
革命的任务、动力及其性质
要想中国的生产力从一切旧的束缚和新的束缚底下解放出来，让它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把中国人民大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提高到新时代所迫切要求的水准上，把中国民族从贫困、衰败、混乱和灾祸的深渊中拔救出来，跨上现代化的道路，首先便必须彻底粉碎一切帝国主义的枷锁，完成民族独立，消灭一切封建残余的束缚，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延迟未决的革命的民主任务。
这两个任务的解决，是紧相联系不可分离的。如果不彻底摧毁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一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锁链，中国的民族工业便绝难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因而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前途。同样，如果不给予广大农民群众以解除其不可忍受的重压和痛苦的希望，使之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发挥其伟大的力量，则要想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锁链中解脱出来，也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两种运动必须适当地配合起来，形成为整个的革命运动，才有可能达到最后的胜利。
但什么阶级来担负这个革命运动，并适当地将它配合起来，这就牵涉到了革命的动力问题，这是中国革命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要正确决定这个问题，必须正确估量各主要阶级的力量和关系，尤其是它们对于帝国主义和土地的关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就它的数量说，就它对于帝国主义压迫的仇视，特别是对于土地改革的迫切要求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力量。中国革命只有这个最伟大的群众普遍地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斗争，革命才能获得真实的广大队伍，才能浩浩荡荡地向前迈进。但农民虽有这种最伟大的革命力量，因为它在经济上的分散性和孤立性，在文化上的落后性，在心理上的狭隘性，以及它的各成分（富农、中农、贫农及雇农等）间的利害矛盾，因而其内部缺乏一致的团结性等等——这些缺点综合起来，农民本身在组织上便绝难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力量，在政治上更无法导演任何独立的作用。因此，农民必须从城市阶级中找到领导。在现代城市工商经济支配乡村的条件下，农民只有受城市阶级的领导，才能团结，才能集中，并在政治和行动上获得监督和指挥，以发挥其伟大的革命力量。农民若没有城市阶级的领导，而企图以自己的力量单独解决自己的命运，将不可免地采取分散的孤立的暴动形式，而得不到出路。这是中外一切历史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的。
在城市阶级中，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所有东方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它在国际上既与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发生了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而在本国基本的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又是有机地不可分离。这就决定了它在革命中的妥协和反动作用。虽然中国资产阶级也希望本国的资本主义能有独立的发展，希望帝国主义的铁手能放松一点，但它绝不敢，也不能起而根本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而只能以取得某部分可怜的让步为满足。固然，当某一帝国主义（例如日帝）过分摧毁中国资产阶级的基础时，它也会起而“抵抗”，甚至从事军事的“应战”，但这种“抵抗”和“应战”，总是投靠另一派帝国主义，并在其容许、援助和指挥之下进行的。这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至多只能表演奴隶选择奴主的勾当，而绝对不敢一般地扭断所有奴主们的锁链。对农村经济方面，一部分资产阶级（工业家）虽也希望予以某种改良，提高农民对于他们的工业品的购买力；但他们绝对害怕无偿地没收地主的土地交还贫农，因为这样就要侵犯现存的财产关系，而根本动摇城乡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基础了。尤其当城市的工人阶级已经生长起来，并为民族民主及自身的利益而奋斗时，资产阶级更是恐惧、更为反动，更感到有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妥协来对付这个新兴势力之必要。在第二次革命中（一九二五至二七年），资产阶级之无耻地向帝国主义屈膝及与反动军阀妥协，转而以稀有的残酷屠杀工农群众，便是绝对无可否认的证明。“资产阶级愈到东方愈是卑怯无能”，中国资产阶级更是卑怯无能的典型代表。因此，解决中国革命民主任务的使命便自然而然地落在年青的无产阶级肩上了。
中国无产阶级，无论是对于帝国主义及对于封建残余的关系，都与资产阶级完全相反，都站在不可调和的地位。不但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外商厂家）直接的被剥削者，就是其他的一部分，也因帝国主义的竞争而特别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同时，无产阶级不仅与农民保有某种血缘关系（因为它中间的许多分子都是不久以前才从农村走出来的），与农民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农村经济的改革，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对无产阶级生活的改进更具有重大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帮助农民的彻底解放下，与后者结成巩固的同盟，才能完成。因此，摧毁帝国主义的束缚，完成土地革命，无产阶级无论在自身的利益、同盟者的利益以及全民族的利益上说，都是绝对必须的。
一切机会主义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客们，也许还要怀疑说：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少了，文化太低了，不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然而这正是俄国孟什维克及一切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陈词滥调，早已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彻底驳斥过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数量与文化，而在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占的比重地位。俄国无产阶级在全人口中虽只占极少数，虽然它的文化很低，但它却领导农民夺取了政权，解决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并由此踏上了社会主义的途程。中国无产阶级同俄国无产阶级相类似，它在全人口数量中所占的比率虽然极小，文化虽然很低，（中国资产阶级所占的比率不但微乎其微，就是它的文化也十分有限哩！）但它在生产上和运输上却控制着国家一切经济系统的神经中枢，在政治上，由于它的过分被剥削和被压迫，具有特殊的反抗性和易于觉悟。它并一般地在经济上政治上代表着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真实利益。而且在第二次革命中，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及“上海暴动”等等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和对其他群众的领袖作用，已成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仅因为被一种最可耻的机会主义所领导，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苦力”，以致革命遭逢极悲惨的失败，因而革命的民主任务也就无从获得解决而被拖延下来。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教训，尤其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惨败的教训，愈益证明：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坚决地领导农民及一切城乡的劳苦群众，把政权夺取过来，建立自己的专政，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的民主任务，才能达到彻底的完成。
但中国无产阶级一经夺得政权，便绝不能以完成民主任务自限，而必须将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立刻加以解决（没收一切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银行、房屋及土地森林为国有），以此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国未来的革命，由于经济和政治上更尖锐的矛盾，比之俄国革命将更为急进，即在革命的初期，反富农的斗争和动摇某部分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将表现出来）。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陷入死巷，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烂熟的现阶段，中国革命民主任务的解决，绝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而只能替社会主义的建设开辟前途。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历史阶段或时期来隔离，而是从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便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这一不断革命的含义，早已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准确地指示过了。凡是坚持中国革命有一个民主的历史阶段和时期，民主任务的解决只是为资本主义清除道路，固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幻想；但认为民主革命已经过去，未来的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一种无望的教派主义空谈——这两种思想都是属于阶段论的范畴，同是革命的绞索，必须予以无情的排斥。
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即已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构成部分，中国的革命更只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且只能在世界革命胜利的范围内才能获得最后的完成。不但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推动中国革命的兴起，即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必然要促进其他国家革命的爆发。而中国革命的彻底完成，更只有获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后一切必须的援助，才是可思议的。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仅仅是背叛“十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官僚层之一种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体现，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中国的革命彻头彻尾是国际主义的。
革命的领导
如果“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则此种危机，在中国更以其尖锐和痉挛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中国的无产阶级自一九二五年“五卅”起，便以最英勇的姿态，站在全民族的最前线上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并由此开辟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在整个的革命时期中，无产阶级曾团结了极广大的群众（手工业者、店员、学生及农民等）与其周围，同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行了极坚决的斗争，在全国中心的上海，并举行了胜利的暴动，把政权夺在手里，企图履行历史所赋予它的使命，将中国民族推上一个新的时代去。但当时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为斯大林的官僚机会主义（亦即孟什维克主义的变种）所操纵。斯大林认定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必须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或合作，因而强迫中共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维护反动而又空想的三民主义，把无产阶级的双手捆绑起来，在革命达到高潮时，不但绝对禁止无产阶级组织苏维埃及武装自己和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准备夺取政权，且将已经夺到手里的权力也交给资产阶级，希冀在“国共合作”及其“联合政府”（武汉政府）下“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其结果恰好准备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
当反革命完成奏凯的时候，斯大林突然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盲动主义，命令中共继续举行暴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及广州暴动等），组织苏维埃，夺取政权，将革命失败残留下来的一些无产阶级先锋分子尽情挥霍，以供其最无谓的牺牲。此后，中共即从城市完全退到乡村，背离无产阶级，很快堕落成为骑在农民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专门在山上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游击战与土地革命，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希图以此创建“中华苏维埃”。但这样地经过了八年的时光，浪费了无数的生命之后，斯大林却借口于“联合抗日”，又命令中共向同一反动的国民党投递降书（为的是重新“合作”），不但“中华苏维埃”及土地革命被一笔勾销，“红军”的番号被改变，并宣誓“愿为实现革命的（曾经斥之为反动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拥护蒋委员长”，拥护民主帝国主义，宣传“阶级合作”等等，——中共就带着这种比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更可耻的机会主义走进了中日战争的漩涡中。
中日战争，原是中国工农群众重新抬头，转变国民党的“应战”为革命抗战，走向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大好机会。但中共的机会主义政策，恰成了工农群众运动兴起的绊脚石，替日帝的进攻排除障碍，并带便帮助国民党渡过了种种难关，维持了它摇摇欲坠的政权。其所得到的第一个报酬，便是新四军的解散。
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统治回到“收复区”来，其腐败、无能与动摇远超过它以前的任何时代，同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工人阶级和一般民众又已开始昂起头来，一个新的革命局势正摆在前面等待着领导。而中共此时在群众中确也拥有广大的信仰，但它却更迷恋于“阶级合作”的政策，不断与国民党谈判组织“联合政府”，成立“政治协商会议”，讨价还价，让国民党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在政治上，尤其在军事上，得以从事准备，首先得以将军队运到华北和东北。准备就绪后，一个“全面戡乱”的战争便被正式宣布了。于是，一个新的革命局势也就被遏阻了下来。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同所有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一样，早已自觉地成了克里姆林宫官僚独裁者的外交政策的御用工具，成了斯大林的私党，而它自身更是完全堕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政派，与马克思、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任何传统都绝了缘。它在已往的二十余年中，既以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葬送了一切革命运动，现在更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双管齐下，即：一方面，仍然坚持“阶级合作”与“政协路线”，企图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土地改革，某部分大企业的国有化及联合政府等。其实这只是一种披上外衣的旧改良主义和斯大林的官僚机会主义之混合物。这在最近那个号称新民主主义典型的南斯拉夫事变中，已经完全暴露它的破产了！）；另方面，又以全力进行军事冒险，自陷于毫无出路的内战中。这就充分证明：这个自称代表革命的传统的党，已经完完全全地变成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最主要的障碍物了。
至于在抗日战争中临时凑合拢来号召群众，要求国民党施行民主改革的“民主同盟”，在战后很快就因利害悬殊而分裂了：它的右派（青年党与民社党）干脆地投降了国民党，变成后者装饰“民主政府”的破花瓶；它的“左派”则完全追随在斯大林党之后，变成了机会主义的尾巴，正希图在“新政协会议”中寻求个人的出路；它的某些中派分子，虽然还以不左不右的“中间派”自居，但也在左顾右盼，等待着机会谋取一官半职；——这便充分证明：在中国凡是站在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利用民主招牌来号召“民主改革”的党派或集团，除了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斯大林党的机会主义效犬马之劳外，再也不能起任何独立的作用了。
从斯大林党的恶毒堕落与民主同盟的可耻投机，便充分显示出中国目前政治整个形势之最深刻的危机了！要解消这个危机，只有形成一个新的革命领导——这就是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革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中国革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忠实地保持了马克思、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革命传统，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全部教训。它的前身（左派反对派及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托洛茨基的思想指导之下，将近二十年来，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及其执行工具——中共作了极坚决的斗争。在这一长期的斗争中，不但溶化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宝贵教训，吸收了国内外一切新的斗争经验，而且它对于每一重大政治变化的分析及对中共每一重要政策的批评，都经得起事变的考验：当第二次革命在一九二七年表示完全失败后，斯大林还坚认革命在不断高涨，因而命令中共不断进行盲动主义的冒险，建立“苏维埃”及“红军”时，我们曾向中共领导机关再三解释革命局势已经过去，现在正踏进了一个反动的时期。因此我们除提出过渡的民主要求（如民族独立，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及国民会议等）以抗御反革命的进攻外，并继续指责了斯大林领导的那种脱离城市工人运动在农村专事游击战争的冒险政策，绝没有任何的胜利前途。其结果，不是被反动的国民党击溃，即不可免要向它屈服。往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指责完全成了正确的预言。当斯大林借口抗日而命令中共投降国民党、“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拥护美帝在中国的政策时，我们更严重地指明：国民党的“应战”完全是为了自保，它的抗战政策只是它过去在美英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一贯的反动政策之延续。要想抗战获得真正的胜利，只有号召工农及全体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转变国民党的“应战”为革命的抗战，才有可能。因此，我们除提出自己的独立抗战政纲外，并指斥斯大林党投降国民党的“国共合作”及拥护美英的政策，只能瘫痪民众的抗日运动，将又一次帮助后者渡过难关，结果将使抗战日趋失败，最后且有陷中国为菲律宾的危险。抗战的后果，又不幸证明我们的预断是正确的。当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党正忙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和谈，幻想与国民党建立“三民主义的共和国”时，我们除了号召民众起来要求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此解决中国当前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共问题在内）时，又严重地警告：“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他一切和谈，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是让国民党获得时间从事进攻的准备。没有民众有力的干涉，国共的内战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两年余来事变的发展，又恰好证实了我们的警告！最后当斯大林党在“和谈”完全失败与国民党公开宣布“戡乱”以后，公布“土地法大纲”（去年双十节），实行土地改革来代替“减租减息”的妥协政策时，我们除了批评它这个“土地法大纲”的不彻底及其所包含的机会主义毒素外，并同时指出：“这是将土地革命搬出来当作一种威胁的姿势，根据‘江西时代’后的历史经验，中共的土地改革即已当作换取统治阶级的‘合作’而成了零找，则它这次的‘土地法大纲’也就很有可能变为未来谋取‘合作’的牺牲”。为时不到数月，斯大林党即在其“五一号召”的“新政协会议”中，为了谋取“工商界人士”或“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又开始在其所控制下的“新解放区”取消土地改革，而重复回到“减租减息”的老机会主义路线去了。这不是又一次很快地证实了我们的预测么！？因此，中国革命共产党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把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肩负起来，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过渡纲领
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其主要矛盾，在于革命客观条件之成熟性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之不成熟性。克服这一矛盾，乃是下一时期——一个鼓励、宣传与组织的革命的前期——的战略任务。但要达到这一战略任务，如不充分注意一切（甚至细小的和部分的）策略问题，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去找到当前的民主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这桥梁便是第四国际中国党的过渡纲领，它的任务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为中国革命有系统地动员群众，一直走到一个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踏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一）争取民族独立 要想中国民族从现时一切沉重的痛苦和灾祸中解脱出来，必须首先彻底解除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羁绊。不但旧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废止，就是任何新的不平等条约也得加以取消。香港、九龙和澳门必须收回，美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及其军事顾问团必须撤退，掌握海关的“客卿”必须撤职，“中美商约”及其他与美国签订的一切公开的及秘密的条约必须废弃。帝国主义所给予中国反动政府之一切新的债款和旧的债款，中国人民不负任何责任。但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中苏条约”也必须废除，旅顺和大连的苏联军队也必须撤退。因为“中苏协定”及苏军占据旅大，不但只是代表苏联反动官僚的利益，而且在客观上正是帮助帝国主义继续侵略中国民族之一种最有力的借口。因此反对苏联官僚对中国的反动政策，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互相联系的。
（二）没收土地归贫农 中国土地问题的极端严重，农村经济极度衰败，农民生活的异常痛苦与农村的普遍骚乱，不但迫使斯大林党放弃“减租减息”的妥协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就是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主张土地必须加以改良了。这又一次证明我们一贯坚持土地革命是最合乎客观的迫切需要的。但我们不仅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改良欺骗，而且反对斯大林党的反复无常及其现行的半改良主义——一方面分配土地，一方面“承认自由经营买卖”。我们主张无赔偿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集体的地产，如祠产、庙产……等包括在内）平均分配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贫农，并由贫农组织委员会处理分配事宜。但土地的所有权必须归国有，以后绝不许自由买卖。同时必须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代之以最低限度的土地单一税。取消一切高利贷，由国家银行贷以最低利息的贷款。但农民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之下，推行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和分配，才有可能。现时斯大林党半吊子式的土地政策，及其主张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来完成这类政策的总路向，不仅是机会主义的幻想，而且将是陷农民于一个新的大灾难的祸根。我们必须加以排斥。
（三）争取一般的民主权利 在国民党长期的军事独裁下，在其特务队的任意迫害下，不但人民大众的一般民主权利遭剥夺，就是连生命也没有任何保障。战后的国民党政府，在其自身的物质基础大受削弱，政治上暴露其稀有的腐败无能，与人民大众对它深表不满的情势下，虽然它一时被迫而向民众表示若干让步，屡次宣称“保障民权”，乃至将人民的民主权利写在它一手制造的“宪法”上。但实际情形改变甚微。尤其最近一年来，国民党政府在其“戡乱”借口之下，不但人民的民主权利依旧被剥夺，特务队依旧到处横行，而且还制订了整套“戡乱”的“紧急治罪条例”，组织了“特别刑事法庭”，任意逮捕、监禁、乃至处决人民，尤其是工人和青年学生们。因此，我们坚决主张：首先必须立刻取消各种各式的“紧急治罪条例”及“特别刑事法庭”，解散一切特务组织，释放一切政治犯；人民必须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罢工及示威的完全自由；这不但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而且是走向彻底解放的绝对必须的前提。
（四）按物价指数增加工资以及按实际情形规定工时 高涨的物价与失业这两个基本的经济的苦恼，原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之日益增加的不合理的概括表现。但在这次大战后的各国，尤其是在中国，这两个基本的经济苦恼，更达到最不可忍受的程度了。因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政策，尽量将战争的损害及其所遗留下来的经济恐慌、通货膨胀以及一切其他资本主义在死亡痛苦中所发生的灾难，都通通加在劳苦群众的身上。中国革命共产党对于这种政策宣布不可调和的斗争，坚决地为一切工人及劳苦群众要求必须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权利。为了对抗通货的飞跃膨胀，必须严格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其指数必须由工会及其他职业团体聘请经济学及统计学专家制订，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任意伪造。如果资本家借口亏本来抵抗按照物价增加工资时，则要求公开他们的业务秘密。同时由工农及一般民众组织物价委员会，管制物价。为了反对普遍的失业（不管是“结构性的”或“行情性的”），必须按照实际情形规定工时。即将现有的工作在一切现有的工人中分配，并与此相应，规定出工时的长短。首先就要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实行星期日休假。同时实施社会保险（保险费由资方负担），及由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在目前这个异常可怖的灾难时期，为了避免广大劳苦群众的毁灭，这两个基本要求是绝对必须实现的。这是一个唯一具有创造力和进步阶级的生死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全体民众未来的生死问题。至于这些要求之能否实现，在目前是一个力量关系问题，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在斗争的过程中，劳苦群众一定可以充分了解现社会这种奴隶制度有取消的必要，而会团结成为真正的力量的。
（五）保卫童工及女工的利益 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总是尽量向弱者进攻的。所以即在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童工和女工们也总是成为资产阶级借以任意提高剩余价值的主要对象。这在落后国家内更是如此。帝国主义为了榨取中国劳动者的超额利润，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竞争以及弥补其技术的落后，都特别以剥削童工和女工为其主要利润的资源。正因此，童工和女工，不但在中国工人阶级中构成了极大的部分（特别在轻工业中），而且是最受剥削和压迫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主张对童工和女工的利益必须加以特殊的保卫：首先必须以合理的技术训练来代替学徒制度，童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必须给予童工以享受二小时以上的学校教育权利，一切学杂费由资方负担；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废止夜工，每月放生理假三日，产前产后休假各一月，工资一概照发，婴儿由资方设托儿所养育或给予相当的托儿费；童工和女工与男工担负同等工作时，必须取得同等工资；——这些都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必须写在“劳工保护法”上。青年工人和女工由于他们的过分受剥削和压迫，是最富于革命性，最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我们必须走进他们的队伍中，为他们的特殊利益及一般利益而斗争
（六）过渡时期的工会 工会是群众组织的主要形式，在争取部分的及过渡的要求的斗争中，尤其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是十分需要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在一切斗争中都站在最前线的战壕里，它首先坚决要求一切产业工人有权依照产业部门组织自己的产业工会，由各个产业工会，一直到产业总工会的权利，它必须积极地参加到那些群众的工会里面，去为工人群众争取一切物质的和民主的（即令是最微小的和部分的）利益而奋斗，去增强他们的地位，提高他们的斗争精神。它不可调和地反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把工会变成为官僚特务的附属组织，以及用“强迫仲裁”或其他的警察监视的形式束缚无产阶级的一切阴谋。只有站在工会内这种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反对任何改良派（斯大林的官僚改良派也包括在内）欺骗的斗争。它不仅应经常努力争取工会的民主化，工会代表及其执行机关应由工人群众普选，反对任何指派，以此去不断刷新工会的领导，在紧急关头，勇敢果决地提出新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领袖以代替那些腐化的官僚和投机政客，排除特务分子，且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创造一些与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问题更为切合的独立战斗组织，必要时就是与工会的保守机关来一个直截了当的分裂亦所不顾。最后，必须按照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形，创造一些与之相适应的能够包容整个斗争群众的组织：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与苏维埃。工会并非目的，只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一种手段。
（七）工厂委员会与工人监督生产 在过渡时期中，工人运动并不是带着一种有系统的和极其平衡的、而是带着一种狂热的和爆炸的性质。一切口号与组织形式均应隶属于运动的指标，应当敏捷地反应群众的创造精神，静坐罢工便是这一类创造精神的最新现象。每一次静坐罢工都以实际的方法提出这个问题，谁是工厂的主人：资本家，还是工人？假如静坐罢工是插话式地提出这个问题，则工厂委员会便是给它以有组织的表现。由工厂的一切被雇佣者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会马上产生一种与厂方的命令相拮抗的力量。工厂委员会的最大意义，是在于它变成为工人阶级中工会通常所不能推动的成分的战斗的大本营。正从这些较被压迫的成分里，才产生未来革命的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队伍。工厂委员会甫经出现，一种事实上的两重政权便在工厂里建立起来，它实质上代表一种过渡的状态，因为它本身包含两种不可调和的政制：资本家的与无产阶级的。工厂委员会的根本意义，假如不是给一个直接的革命时期开辟门户，就是给一个革命前期——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制之间的时期开辟门户。因此当静坐罢工这类形态发生时（这在最近将来是不可免的），必须及时发动一个有利于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以免坐失时机，遭受意外的打击。
在战后的中国，一方面官僚资本尽量垄断国家一切生产和运输的重要部门，肆无忌惮地侵蚀国有的财产；另方面某些私人企业又日益趋于破产而以关厂来威胁工人群众；——在这种情形下，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更具有最现实的意义。只有工人监督生产，才能防止官僚们对国有产业的贪婪侵蚀和私人企业任意关厂的威胁。但要实施真正的生产监督，只有工厂委员会才有可能，只有它才能请到真诚愿献身于人民的专家：如会计师、工程师、科学家等，为恢复、维持及提高生产来服务。工人监督生产，乃是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的第一步。
（八）征收财产累进税，废除工资所得税及一切苛捐杂税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一向除了滥发纸币，不断刺激物价高涨，陷人民生活于极度困境外，就是向人民强征各种各式的苛捐杂税，尽情搜刮。近年来，除了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外，更从一切靠工资为活的工人及一切靠薪金为活的职员们（公职人员在内）征收直接所得税。在中国，一般靠工资及薪金为活的人们，尤其是工人群众，其所得本来就十分低微，远不足以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可是国民党政府还要从他们最低的所得中扣取一部分，这就迫使依靠工资或薪金为活的人们愈益无法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于拥有巨量财富的资本家、地主及官僚军阀等，却丝毫不敢侵犯，让其任意穷奢极侈。因此，我们坚决主张：不但必须废除对工人及一切出卖体力和脑力者的工资和薪金的所得税，而且必须取消一切手工业者、小贩及小商人们的苛捐杂税，而以强制征收财产（包括遗产）累进税来代替。国民党政府既是专门保护大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则它的财政也就应该全由后者来负担。
（九）没收官僚资本集团的财产 战后的官僚资本集团，所谓“四大家族”或“五大家族”，不但是侵蚀国有财产的最具有寄生性的集团，而且是最横暴的抢劫人民大众和阻止国民经济发展的极大的障碍物。因此，没收这些官僚资本集团的财产，不但已逐渐成为一般民众的要求，且已为某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斯大林党在内）所叫喊出来了。但我们在民众的要求与小资产阶级的叫喊之间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一）我们拒绝任何赔偿；（二）我们要求民众只能依赖他们自己的革命力量；（三）必须把没收财产的问题与工农民众夺取政权的问题联系起来。
（十）工人自卫团、纠察队与工人民军 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横暴统治下，在全国各角落布满了特务队的情势下，差不多每一罢工和示威运动都要遭受特务分子的干涉和袭击。因此，组织工人自卫团的口号，必须写在工会革命派的纲领上去。当群众罢工一经发动，以及群众走到街上示威的时候，便必须从年青的工人中组织自卫团、纠察队等，加以训练，以便随时保卫罢工和运动，抵御特务分子出其不意的侵袭。如果当群众运动达到高潮时，更须把各个自卫团和纠察队的单位联系起来，组织工人民军。无产阶级的武装，乃是最后解放的一个绝对必需的条件。
（十一）“征兵”与兵士的权利 中国的军队一向由招募（即雇佣）而来，以此形成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最盲目的工具。用“征兵制”来代替“募兵制”，在落后国家原为一种较为进步的表现。但现时国民党政府的“征兵”或“抽壮丁”，却彻头彻尾是反动的，它对于一般贫苦人民，尤其是农民，简直是一种极大的灾祸。一方面，各级地方官吏及保甲长等，借此大肆横敲勒索，迫使无数的农民破产；另方面，成千百万的贫农被绑缚送到军营和战场充作无谓的牺牲。对于此种残暴无比的“征兵制”，中国革命共产党站在人民方面坚决予以反抗。我们并不根本反对人民去学习使用武器，但必须人民自己有权选出代表去监督征兵的进行，选出自己的军官训练自己，率领自己。尤其是对于参战，必须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加以最后的决定。凡是现时在军队中服役的兵士，必须组织兵士委员会，反对上级将领克扣军饷，要求监视军饷的合理分配，改善士兵的生活，要求士兵有权选拔和撤换军官及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只有如此，士兵群众才能获得生活的改善，才能从统治阶级手里压迫人民的工具开始转变到为人民服务的一方面来。但最后我们是坚持以民军代替常备军的。
（十二）教育民主化 工人、农民及一切贫苦人民，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准，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必须争取教育的民主化，就是说，必须争取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一切教育费用（包括学生的学、膳、宿费在内）必须由国家负担。但现时中国的教育，不仅仅是特权阶级的教育，且全为反动的国民党所把持，所毒化。因此，我们要坚决主张：现时的教育，必须来一个彻底的民主改革，首先从国民党的把持下解脱出来。一切教育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来担任和监视，一切学校的校长应由全体学生和教职员代表会议选举，教授及教员的进退应取得大多数学生的同意，校内教员的讲学和学生的研究应完全自由，一切工农及贫农出身的学生，应获得全部的免费，教职员的生活应获得必须的保障。只有经过这种民主化的改革，中国教育才能脱离专制的、野蛮的党化、特务化，走上民主化、平等化的道路。也只有如此，一般劳苦大众的文化水准才能提高起来，才能觉悟起来，脱离野蛮落后的状态，踏进一个新的文化时代。
（十三）国内弱小民族自决 一个压迫别民族的民族，其自身是不会获得真正的解放的，这对于中国民族说尤其真实。中国民族，一方面备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但同时，中国统治阶级又极力将国内的一切弱小民族作为延长自己腐败统治的牺牲品。这便是汉族与国内其他民族不断发生纷扰、冲突乃至战争的祸根。中国革命共产党站在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解放利益上，坚决主张本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蒙、回、藏等）应有完全的民族自决权，即，各弱小民族根据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及地理条件，有权脱离汉族的统治，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府，——只有在这个民族自决的原则上，汉民族才能与其他弱小民族获得真正的谅解与合作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各民族一切劳苦群众利益的、相互援助与合作的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共和联邦。这不但是各弱小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全体被压迫民众解放的坦途。
（十四）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一切落后国家，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地主的军事专政及其官僚机构达到异常横暴与腐化的中国，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的口号尚保有它的全部力量。因为只有这个口号才能在政治上经常号召和动员全国最广大的群众起来对抗资产阶级地主的专政，打击它的官僚机构。但这一口号一定要同民族解放、土地革命与其他的过渡要求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并必须由普选产生，及赋予它以解决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全权，才能对抗现时资产阶级国民党所制造的伪国民会议、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国民会议描写成为和平改良的议会主义的幻想。无产阶级用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及其他革命的民主口号武装自己，动员群众，到了某个时期，即革命潮流到来的时候，应当而且必须产生苏维埃。只有苏维埃才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同时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十五）工农政府 在资产阶级国民党专政日益腐化、无能与动摇，以及斯大林党提出“联合政府”来号召的情势下，我们必须提出“工农政府”来对抗斯大林党的“联合政府”，以此暴露它的妥协性、反动性与欺骗性。我们向工农群众指出：斯大林党既以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自居，那它就应当提出工农“联合”，成立自己的政权来代替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专政。但它不但不如此，反而强烈地要求与资产阶级“联合”成立政府，这就充分证明这个党并非真正代表工农的利益，而只是利用工农作幌子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的投机买卖而已。
但我们提出的“工农政府”口号与斯大林以前那个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的内容，毫无共同之点，而是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所提出这个口号的原来意义，即表示与资产阶级完全决裂而成立工农自己的政权的意义。因此，围绕工农政府的口号的鼓动，在一切情形下都保有一种巨大的教育价值。但这个口号的实现，只有在苏维埃的形式之下，才有可能。从它的最确切的意义说，乃是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一个通俗名称。
（十六）苏维埃 当社会危机达到某种程度、革命局势展开的时候，社会一切最被压迫的成分，千百万劳苦过度的“小人物”，将不断地带着他们久被压抑的愿望与要求，走向前来，参加斗争。农民群众、兵士、城市的被压被迫者、女工、管家妇、失业者、知识分子中的无产化的一群，——一切这些将找寻统一和领导。但能够给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种种斗争要求与行动以统一的组织形式并予以政治领导的，只有经过苏维埃。因为只有苏维埃才能将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的斗争团体的代表联合起来，并在政治上予以民主集中的体现。苏维埃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而扩大，其核心则一次再次的更新着。无产阶级一切党派都可以在最广大的民主基础上争夺苏维埃的领导权。因此，苏维埃的口号便统率了过渡要求的纲领。
当群众运动已经进入一个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便必须产生苏维埃；但也只有当这个时候，苏维埃才能生长。因此，当中国第二次革命达到高潮时斯大林禁止成立苏维埃，固是葬送革命的最可耻的机会主义，但他在革命失败后命令中共组织苏维埃，也是不可饶恕的盲动主义的罪行。在革命高潮中组织起来的苏维埃，有如一个轴心，联合着成千百万的劳苦群众与其周围，从事于反剥削者与压迫者的斗争，它们自从出现的第二天起，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以后成为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对者。假使工厂委员会是在工厂里产生的两重政权，则苏维埃便是在一个国家内造成一个两重政权的时期。
两重政权乃是过渡时期之最高点。两个政制：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政制，是不可调和地互相反对的。社会的命运全靠其结局如何来决定。如果苏维埃获得胜利，那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之社会主义的改造就要抬头。
到第三次革命胜利之路
给中国民族第一个解放希望的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卑怯无能变成了流产，致使中国陷入一个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及其长期混战的痛苦状态中。一九二五年“五卅”开始的第二次革命，本大有可能将中国民族从痛苦的深渊中拔救出来，带上一个新的时代去。但由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的罪恶领导，这个革命又给葬送了。因此形成了资产阶级国民党极端反动与腐败的军事独裁，并招致了日帝国主义长期凶猛的侵略，最后造成了现时最难堪的与无比残破与痉挛的国共内战局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完全控制着国民党政府，企图以全力维持其反动透顶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为它未来反苏战争的东方主要基地；另方面，“共产党”在苏联反动官僚独裁者的直接指使下，希冀在中国建立东欧式的卫星政权，以为防御美帝他日进攻的堡垒。此种双方互斗的形式如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势必沦为以原子弹为主要武器的美帝进攻苏联的第三次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的人民大众将不可免地成为这个最残酷战争的主要牺牲者！
要想避免这个行将到来的空前浩劫，要想保卫苏联十月革命的遗产（社会主义财产制），中国工农及一切民众必须从今天起立即进行准备一个狂风暴雨的大革命——第三次革命来直接干涉内战的双方，以革命的手段粉碎美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反动官僚的工具，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政权，把中国及全世界推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不是革命的胜利，便是战争的毁灭，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民族的悲惨命运，只能由一个胜利的第三次革命来挽救了。但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中国革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代表中国革命动力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向它的阶级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中国的危机及其出路，贡献一个革命的纲领，这纲领是建立在中国过去两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全世界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争取解放斗争的经验上的。这是走向第三次革命胜利之路的唯一可靠的指标和武器。
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们，走到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旗帜底下来吧！它是引导你们避免战争浩劫和走上革命胜利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