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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文艺
（一九四六年九月）
＊原刊于一九四六年上海出版的《青年与妇女》第七号。（后改名《新声》）
青年人，尤其是智识青年们，大都是爱好文艺的。这种情形，在落后国家特别普遍而显著。因为青年人不但富于情感，而且特别喜爱具体的故事；而文艺（如小说及戏剧）正是具体地描绘着人世间各种各式的悲喜剧的故事，充满着喜、怒、哀、乐、爱、恶等等的情感的。在落后国家里，由于种种“落后”的条件（如经济、政治及文化各方面的落后等），致使青年人处处感到不满、烦闷、痛苦、甚至迫害，因而他们的感情更需要有所寄托和发泄。而文艺在一定的限度内颇可以满足青年人这一需求。正因此，在落后国家中文艺对于青年们便往往起着重大的作用，甚至常常是“启蒙”的作用了。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但丁、薄伽丘、乔约和莎士比亚们的作品对于当时及往后几代青年人发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凡是稍通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史的人们都能知道。即以俄国而论，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直至本世纪初，好几代的青年人都是受了西欧及俄国文学作品的感染，最初获得了近代的启蒙知识和思想，因而在各种各式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推动的或领导的作用。例如前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到民间去”的运动中，成千成万的青年学生们差不多都是受了果戈尔、墨尔岑及屠格涅夫等的文学作品的影响而行动起来的。就是往后参加了甚至领导了俄国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许多人物，最初也是或多或少地受过文艺作品的启示，然后才更进而走上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的。
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智识青年一代人，更明显地多多少少是在西方文学的、特别是俄国文学的影响下最初获得了某种启示而踏进社会解放运动的潮流里去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回忆“五四”前后一个时期内青年学生们对于易卜生、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之表示如何热烈的爱好，就可明白了。固然，中国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之后，整个社会的政治的情况已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那种带原始性的文学启蒙影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新起的许多青年们仍然期待着什么新的文学作品来满足他们某种情感上的要求。而事实上，确有无数的青年人在所谓新的文学作品中寻求他们被压抑着的情感上的寄托和发泄，有时甚至希望从那些“新文学作品”中探索人生的慰藉和出路。因此，我们觉得对于青年与文艺的关系，特别是关于青年对文艺应有的认识和态度，是值得重新来检讨一下的。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在过去，绝大多数的青年们对于文艺的态度都是带些原始性的，主观的，不自觉的，甚至是盲目的。因为他们大都不曾懂得文艺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文艺与社会生活有何关系，它在人类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何种地位，对于人们的生活能起何种作用？一般青年人爱好文艺，往往是出于主观的喜悦，或一时的兴趣，很少能从文艺的本身上，用批判的眼光探求社会的和艺术的评价。因而他们不能以独立的见解，根据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客观标准去欣赏文艺，创作文艺，而是不自觉地成了某一文学流派，甚或某些文学家乃至某些文学作品的追随者，模仿者或俘虏。对于文艺的这种态度，有时固然可能从好的文艺作品中获得某种进步的启示，发生某种高尚的情操，但碰到坏的文学作品时，也就可能受到坏的影响，养成偏激、错误、颓废、甚至反动的情感和意识。
或者人们要说，对于文艺的这种原始、主观、不自觉、盲目和缺乏批判性的态度，乃是早已过去的事。现在的青年们已经大大地进步了，他们已经懂得文艺是什么，懂得用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客观标准去欣赏文艺，评价文艺乃至创作文艺了。也许有少数青年进到了这一境地，但绝大多数的青年人，甚至是自命为前进的青年们，却仍然是沉溺在主观的盲目的浓烟密雾里，不自觉地跟随某些自命为前进文学导师的人们兜圈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回忆最近十余年来人们关于文艺理论和创作态度上的“朝令夕改”，混乱纷纭及对于某些文学家的盲目推崇，就够清楚了。人们总还记得：有一时期某些“文艺理论家”曾大吹其“普罗文学说”，反对“民族文学说”，认为凡是不赞同前者的都是反动或反革命。但曾几何时，那些曾经坚持“普罗文学说”的同一人物，忽然置“普罗文学说”于脑后而一下转到曾认为反动的“民族文学说”，乃至“国防文学说”的沼泽里去了。现在“国防文学说”又已成过去，而什么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说正在开始抬头哩！此外，还有什么反对技巧的“大众文艺说”，反对古典文学的“新写实主义说”，“宣传文学说”，“改良旧戏剧说”，“罗马化文字的文学说”等等，不胜枚举。一些天真而头脑简单的青年们，在这些变来变去的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和主张号召之下，不是弄得头昏眼花，无所适从，就是盲目地跟着转来转去，瞎闯瞎碰，结果除了浪费光阴和精力外，就是养成了一些牢不可破的谬误见解。
现在的青年们，要想真正自觉地接近文艺，认识文艺，欣赏乃至创造文艺，总而言之，对文艺采用一个正确的态度，首先必须从那些自称前进文艺导师的先知们的欺蒙和混乱束缚下解脱出来，重新从文艺的理论上学习一些最基本而正确的智识，然后以批判的精神去研读一些古典的名著和现代的重要著作。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变成任何文艺流派，任何文学家及任何文艺作品的盲目的追随者，模仿者或俘虏。
文艺究竟是什么？先进而光辉的文艺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早已提出了正确的答案：文艺不过是现实社会生活之反映。文艺的内容是否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就全看该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和有无意义来决定。但文艺本身既是一种艺术，那就不仅仅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为限，它还必须具有艺术的技巧。否则便不成其为文艺，只能算是一种单纯的记事或记叙而已。所以文艺，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又可以说是社会生活之“升华”，或社会之花。如果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文艺不但和其他的艺术（和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一样，而且和一切科学，哲学乃至宗教等一样，同是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假如我们透彻地理解了文艺所含有的这几个最基本的要点，那就不但以前人们所渲染着的什么文艺是理想的化身，是天才神秘的流露，是人类唯一最高精神的表现，都变成了无稽之谈，就是我们的先知们十几年来应声虫式的或自行捏造的关于文艺的许多“理论”和“主张”，也就迎刃而解了。
倘然你理解了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那只要你的文学作品真能反映社会生活中某一有意义的故事（客观上可能的故事），或社会运动与事变中某一有意义的部分，某些起着一定作用的人物之行为和心理状态，且能用文艺的手法表现出来，烘托出来，那你的作品就自然而然地会具有某种社会学上的艺术学上的客观价值了。同时，假如你真能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能依客观事实的逻辑去处理你的作品，那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进步的写成进步，将反动的写成反动，那时你的作品自然会与社会发展的逻辑和社会进步的动力（阶级）相吻合，即使你不标榜普罗或前进，也自会吻合于普罗或前进的观点和利益。否则不论你口头喊些什么进步的口号，说些什么漂亮的名辞，其结果总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文艺只要忠于写实主义的方法，真能将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意义的部分反映出来，则这种作品自会具有它的社会学上的价值的。伟大的巴尔扎克正是如此。虽然他的主观上的意识是同情反动的王党和天主教，但因他最忠于他的写实主义的方法，因而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描绘出来的典型人物，都违背了他的主观意识而完全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动向。
至于写实主义本身，原无所谓新与旧，只有真与假及彻底和不彻底之分。像现时某些自称前进的文学家们，虽然口头上曾大吹大擂过新写实主义，但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内容却往往是矫揉造作，歪曲或远离事实的。同时，真正的写实主义，自然会暴露社会的黑暗面而显现其光明面，——这样，所谓文学的宣传意义或教育意义，无须你特别去标榜或提倡，自会含蕴在你的作品之中。否则，一味鼓吹宣传文学，结果常是成了不三不四的标语口号或政治论说，与文艺风马牛不相及。文学既是一种艺术，如果因为要求大众化而否认其艺术上的技巧，那就无异于根本否认文艺本身。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大众化的（因为真实地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是大众可能了解的），同时也是艺术的。在文艺上冠以“新民主主义”的头衔，等于以前被冠以什么“民族”或“国防”的头衔一样，同是一种应时而投机的装潢物。假如文艺是写实的，在民族受压迫和被侵略的当中，自会反映出这些受压迫和被侵略的事实，以及争取民族解放的各种可能的故事。假如民众在实际生活上感受到了专制主义的压迫而需要民主，写实的文学也自会反映民众这类的意识和情感出来。说到民主主义本身，原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是含有一定的阶级性的。从社会学上说来，所谓一般的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却与社会主义不可分离。所以民主主义绝无所谓“新旧”，只能有阶级的性质之区分，旧戏剧的改良说，不但与以前的文言改良主张同一荒谬（因为旧戏剧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是反动的，腐朽的，只有对它革命，绝无改良之可能），而且在话剧已逐渐抬头的今日，不去积极推动话剧的发展，反而干些什么改良旧戏剧的勾当，这在文艺上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倒退行为。至于提倡以罗马字母拼音的文学来代替现时的汉字文学，则正有类似于以前某些人们（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倡以世界语代替汉文，是同样地远离事实，同样的乌托邦。
最后，关于对某些文学家的推崇，假如值得推崇的话，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不过推崇一定须要有一个限度，尤其不可将被推崇者神化起来，当作拜物教去崇拜。但不幸，我们的文学界的某些先知们却把高尔基，甚至鲁迅都神化起来了！固然，高尔基在现代的文学上确有不少的贡献，他的某些文学作品（如“母亲”）甚至在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曾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值得我们推崇，值得青年们学习。但人们把高尔基比作世界的“太阳”，将他的一言一语，一行一动都描成为人类的典范，那就不但只是神话，而且也大大地违反历史的事实了。凡是稍微熟悉俄国史实的人，都知道高尔基虽然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前进文学家，然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却是常常犯着錯誤，是一个很少可取的人物。例如：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在政治上即追随着“召回主义派”反对列宁；而在哲学思想上他又是波格丹诺夫的俘虏，卢那察尔斯基的同道。在“二月革命”后，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曾不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坚决地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张。“十月革命”胜利后，高尔基在一个短时期内虽替苏维埃服务过，但不久即对俄国农民的无文化发生失望，并对列宁的领导发生反感，而逃到国外作寓公去了。迄至列宁死后，斯大林排斥了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元勋而独揽政权时，高尔基才又被迎接回到苏联来，因而从此也被人们神化起来，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太阳”！其实，列宁早在一九一六年致高尔基的信中，便已正确地给了高氏一个评价道：“就文学上说，你是一个好文学家，但在政治上你却是一个坏政治家，你最好还是少谈政治为妙”（因原文不在手边，这儿所引的是大意）。至于我们的鲁迅，无疑地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因此，他在我们这个幼稚的文坛上虽然是一个最值得推崇的人物，同时也是青年们值得向他的某些作品学习的。但现在的某些人们却把鲁迅描绘成为中国的高尔基，不仅把他的文学作品推到至高无上的境地，甚至他的整个生平及一切思想和行为都加以现想化，命令青年们无条件地效法他。但实际上的鲁迅并不见得如此的“理想”，这是凡参加过“五四”以来一切社会活动的人们都耳闻目见，认得很清楚的。五四运动当中的鲁迅，除了他在文学上确有其光辉的贡献外（如《狂人日记》及《阿Q正传》等作品），从其他的思想和行动方面说来，是微不足道的。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鲁迅不但没有站在革命方面，而且常是以讥讽的态度对待革命和人物。那次革命失败后，当创造社的一部分人向左转，多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而批评鲁迅的小布尔乔亚的文学作风时，他即装作“醉眼朦胧”的态度去藐视他们，并以恶毒的口吻讽刺他们。甚至当着“左派”的人们提倡“普罗文学”时，鲁迅也是以“黄包车夫不懂普罗”来嘲笑他们。迄至最后，鲁迅见到青年们越来越左倾，越来越离开他时，尤其当他看到了罗曼罗兰和巴比塞享受到“左倾”荣誉时，于是他才“左倾”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他便被“左倾”的人们加以神化而捧上中国文学的王座了。如说鲁迅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上最有贡献的人，是新文学的选手，是可以同意的。但就他的一般的思想和行动上说来，却始终不曾脱离小布尔乔亚的根性。他对封建的残余势力确是仇视的、反对的，对之极讥讽嘲笑的能事的，但对于最进步的革命思想和人物却也常采取了讥讽笑骂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虽远不及高尔基，但确是高尔基一类型的人物，即在政治上也多少是接近高尔基式的。我们再重复一句：高尔基和鲁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值得推崇的，他们的某些文学作品是值得青年们认真学习的，但如果因为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而把他们神圣化起来，叫青年们当作偶像崇拜，那就有害无益了。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许多严重弱点，不仅不足以为青年法，而转足以为青年戒的。
我们前面对于近十余年所最流行的一些对文艺的“理论”和主张的检讨，也许人们看了感到麻烦，但要想为青年们确定今后对文艺的 正确态度，这种检讨绝不是多余的。只有从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坏的经验）中学得宝贵的教训，以为今后的指南，才能算是认真地准备去迎接明天。凡是害怕回顾昨日的历史，检讨过去的痛苦经验的人们，是绝不会有自己的远大前途的。
现在的篇幅已不容许我们再多说下去，就此来暂作一个结论吧：
一、我们的文艺经过了“五四”的革命（白话代替文言）和启蒙（即无批评地接受西方的各种文艺潮流）阶段，又经过了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输入及各种各色的文艺主张的混乱阶段之后，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踏进一个明朗而正确的新阶段了。在这个阶段里，应该以真正的写实主义为指标。只有真正的写实主义才能如实地暴露社会的黑暗面而显扬其光明面，帮助其他的社会思想引导着人类走上光明的前途。
二、青年人为要获得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方法，便必须对于哲学（唯物的辩证法）及其他最基本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历史）加一番认真的研究，然后再进而探讨一些最进步的文艺理论（尤其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应该研究）并阅读一些西方文学的著作。
三、对于欧洲文艺复兴起来一些可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著尤其是莎士比亚、歌德、狄更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应该尽可能阅读。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文艺上一份最可宝贵而丰富的遗产。谁不愿意接受这份遗产，谁就休想懂得现代的文艺，欣赏现代的文艺，创作更进步的文艺。自然，在阅读古典的文学作品时，绝不可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而必须以批评的精神去分析它们，鉴别它们，欣赏它们，学习她们，理解它们所代表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从它们吸取一些最好的方法和技术，以为自己创造新文艺之借镜和资助。
四、对于现代著名文学家（如罗曼罗兰、哥斯华茨、纪德、高尔基、辛克莱、乃至我们的鲁迅等）的作品，固然更应该去研究，但也应以同样的批评态度来分析它们，鉴别它们。只有如此，才能从拜物教的神秘下解脱出来，看出它们的本来面目，学得一点真正的有用的东西。
五、对于任何一种文学，必须首先从社会学的观点上去分析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是否合于客观发展的逻辑。尤其要注意它所描绘的各种典型人物的阶级属性及其行动和心理状态的变化，是否在客观上可能存在，合乎逻辑的发展。最后，要看它所描写的事变和人物，是否具有社会的意义和典型的性质。只有如此，才能对于一个文艺作品的内容得出正确的社会评价。也只有如此，才能从事有价值的文艺创作。
六、文艺既然是一种艺术，那就无论是欣赏或创作，都必须注意于艺术的技巧。例如：对整个作品的结构，对故事情节的布置和配合，对事物及人物各方面的（静与动的）描写，对处理故事中的各种矛盾或纠纷问题的态度，对各阶层及各种人物的言语或对话，……都不但要显得自然、真实、恰切、生动、合理，而且要令人能发生优美之感。凡是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一定具有它的某种艺术学的价值的。凡是要创造一部新的文艺作品，也一定必须尽可能提高它的艺术学上的价值。
上叙的几点结论，自然是过于简单的，太不够的，如果从文艺的理论上说来还是初步的。但本文的用意，只在于替现时爱好文艺的青年们指出对文艺应有的一个一般的正确态度。假如青年们具有这个一般的初步的态度去接近文艺，研究文艺，欣赏文艺，乃至创作文艺，那至少可以不像过去某些青年人天真地随便跟着别人乱闯，瞎兜圈子，满怀成见。相反地，有了这个态度，一定可以发扬其独立的，批评的和创造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是欣赏文艺，或创作文艺，不但可以避免错入歧途，浪费精力，而且可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报酬。
我们这个国家，就现状看来，在任何方面都是落后的，混乱的，贫乏的，令人感到痛苦、愤懑和焦躁的。在文艺界方面当然亦不例外。但正因此，我们青年一代人的责任也就更为重大，更应当努力奋斗，挺起身来清算过去，准备未来，创造自己的新的前途。我深深地相信：我们的文艺方面也将同其他的社会方面一样，有一个伟大而光明的时代在等待我们的青年一代人！问题只在于：彻底摆脱那些半吊子的，走江湖式的，投机取巧的先知们的蒙蔽和“领导”。用独自的头脑，批评的态度和创造的精神去对待一切作品，一切事物和人物，大无畏地努力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