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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去正确认识和领导目前的「红军」斗争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
一、「红军」的阶级性
斯大林主义者几年来将农民的武装队伍，甚至将土匪队伍，都冠之以「红军」的头衔，这显然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滑稽勾当。其实真正的红军，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有成立的可能。因为真正的红军乃是由无产阶级和贫农所组成的一种正式军队，譬如苏俄的红军便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产品，其本身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红军是绝不能组织成功的。
但现时在中国的所谓红军，完全是另一回事，大家都能记忆，此种「红军」的产生，不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恰相反，而是由于失败。现时「红军」中最老的队伍，如朱毛所领率的，主要成份乃是过去革命的残余势力。换言之，即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尤其是湘鄂赣的秋收暴动贺叶南征和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在湘鄂赣等省参加暴动失败的农民，和曾经参加革命或表同情于革命的兵士及其它革命份子等所混合成的。后来再加上国民党军队许多溃兵和当地土匪的参加，以及各地被白色恐怖压迫无法存身的农民之投奔，最后就是因农村经济不断破产和水旱天灾所逼迫的破产农民和灾民之汇合，因而势力日渐扩大。这便是现时所谓红军的形成史。显然的，此种「红军」的构成份子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其中无产阶级的成份十分微弱，即贫农的成份亦不十分强。其中有很大数量是中农，游民无产者，溃兵与土匪，乃至富农等。像这类份子杂凑起来的队伍，不但绝不能与苏俄革命胜利后的红军比拟，而且其中显然包含有十分危险的成份。如果妄冠以「红军」的头衔，不但名实不符，而且在将来的革命中留下鱼目混珠的危险。因为此种「红军」在将来城市无产阶级真正起来夺取政权时，究竟能否拥护无产阶级而不为其它资产阶级政派所利用，还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但斯大林主义者何以不惜将「红军」的王冠套在此种复杂队伍的头上呢？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藉此以遮掩他们过去机会主义失败的罪恶，权作冒险主义的盾牌，以欺骗或炫耀无产阶级和一般民众而已。
然而如果我们将斯大林主义者套在现时湘鄂赣闽皖等省区那些武装队伍头上的「红军」头衔搁在一边不提，那究竟此种队伍算是一种什么的武装呢？当然绝非统治阶级所诬蔑的什么「游民土匪」，固然其中含有不少的溃兵和土匪等，但其主要的成份还是农民，其倾向亦是代表农民的，即要求土地和反地主豪绅及国民党军阀之剥削和压迫的。所以此种队伍，无论其成份如何复杂，其倾向如何不纯，但就一般说来，始终不失为农民的武装，不失为一种反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势力，这是绝不容忽视和否认的。
二、「红军」中所包含的矛盾与危机
但当我们估量「红军」的作用和运用这一革命势力时，我们亦绝不应忽略此种势力中所包含的矛盾和所具的危险性，只有预先明白了解真正的矛盾及其危险性，才能采取适当的策畧去防止和纠正它。
「红军」所包含的成份既一般是农民，则我们必须知道农民本身的弱点。农民的弱点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观念。他们之起来参加革命，当然不是为了赞成或信仰社会主义，而是反抗地主豪绅军阀和贪官污吏等种种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要求分配土地等。但土地一旦到手之后，他们是很容易后退的。因此，农民不能同无产阶级一样，能具世界眼光，能预见远大的将来。在另方面，农民缺乏组织的习惯，缺乏自动自觉的精神，尤其缺乏集体的精神。所以农民不是处于散漫状态，就是容易为某种领袖所利用，尤其在军事组织中，农民往往变成某一军事领袖的工具，同时农民是富于地方性的，因此又容易受领袖们的操纵，形成各种地方性的小派别。至于游民无产者，除了具有农民一般的弱点之外，还有他们特有的冒险性和腐化性。所以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前期）一切农民运动，结果往往为流氓无产者出身的领袖以至地主贵族所利用和出卖，卒至完全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
固然，现时的「红军」中，已经有了现代无产阶级的成份。而且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无产阶级的成份既然十分微弱，当然很难影响于农民群众，而且有时反为农民意识所同化；共产党人在「红军」中形式上确占领导地位，但在斯大林主义的垄断包办之下，不惟没有能纠正农民和游民无产者的弱点，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弱点；他们本身久已与农民和游民无产者同化，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譬如现时斯大林主义者当中的盲动情绪，官僚主义，以个人或地方关系为中心而结合的无原则的小派别等，固然有其「国际的」来源，但中国的农民和游民无产阶级对于他们亦不无相当影响。尤其在「红军」中，以地方或个人（主要是军事领袖）为中心而结合的小派别，更是表现得异常厉害而普遍。但那些小派别之间，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分歧呢？没有的，只是在他们个人间，军事领袖间或地方党部间（实际还是军事集团间）有某种利害关系不同而已。这种现象无疑地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此种危险，过去党的领导机关不惟没有事先设法防止它纠正它，而且是尽力促成了它。譬如朱德和毛泽东原是很合作的，但李立三为了要打击毛泽东，便不惜使用种种诡计鼓励朱德反对毛泽东，曾逼迫毛泽东不得不离开井冈山而遭一度严重的失败（见一九二八年冬毛泽东致中央局的信）；后来陈绍禹派为要在「红军」中造成己派的实力，更是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此外，凡是反对中央（不论李立山派的中央或陈绍禹派的中央）的都派遣到「红军」中去，这亦是促成和加深「红军」中派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不是领导，而是在「红军」中制造危机。
尤其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者对「红军」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他们把「红军」夸大成为解放中国无产阶级的「天使」，一方面在城市工人阶级中散布对「红军」的幻想，同时在农民中散布对城市无产阶级的轻视心理，破坏农民对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信任心。对富农始而采取优容妥协的态度（六大决议案谓「不要故意反对富农」，李立三谓「富农是革命的」），致使在「红军」中，在「苏维埃」中，以至在党的组织中，富农份子曾占在领导的地位，如AB团，四军中的许继慎，福建的林某等，使「红军」内部发生了很严重的危机。但后来他们碰到事实的打击，在所谓反立三路线之下又直接抄袭斯大林在苏联的方法，企图简单地从军事上和行政上消灭富农，但结果又引起了中农的动摇和逃跑，甚至「反水」（见湘鄂西省苏区的工作报告——红旗第四十期）。
最后，在「红军」中，只看见军事领袖的权威，绝看不到党的领导力量，「红军」中的党员，实际上不过一附属的骈枝机关，不仅不起任何领导作用，而且连会议也是不召集的。至于地方党部，常常为流氓份子（名义上算是无产阶级）所把持，当然说不上有任何共产主义的意识，对农民群众往往发生了很坏的影响，所以在许多地方都发生「红军好，土共坏」的歌谣。总之在「红军」中差不多完全抄袭了国民党的「军权高于一切」的传统，党只是军队的附属品而已，在群众中替军队作点宣传工作而已。此种情形，在党的刊物中（来自苏区的报告）亦隐约表露出来。
以上这些矛盾，这些危机，一半固然是在城市无产阶级革命潮流未起来时客观上所很难避免的，一半却是由党领导机关的策略和官僚制度所造成。而党的官僚机构为了要在城市工人阶级面前，甚至在一般党员群众面前夸耀「红军」的势力，藉以维持官僚们破产的权威，便不惜将「红军」中一切矛盾，一切危机掩饰起来，其实这种办法除了养痈遗患之外，没有其它意义。但我们为了了解真相起见，为了真正拥护和领导农民的武装运动，纠正其错误，使其能得到政治的出路起见，必须照实揭露出来。只有不害怕真理的人，才能真正拥护真理。
三、「红军」在现局势中的意义及其前途
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红军」里面包含的矛盾与危机，当然不是说此种武装队伍现在已走到不能发展或行将消灭，或在现时的局势中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红军」在现时（编者按：约五六月时）是向前发展的最好机会，并且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无疑地站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去年秋天的大水灾和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经济愈趋衰落，尤其农村经济愈陷于破产而绝无出路的境地，再加上国民党军阀贪官光棍们的尽情搜刮，逼迫农民只有走上斗争的道路；在另方面，国民党在满沪事变中已完全暴露了它的卑鄙无能，它的投降卖国，不但引起了一般民众对它的愤懑，即在资产阶级，甚至它自己的党员群众中亦丧失了对它的信仰，因此引起了民众对国民党的反抗（如捣毁党部，殴打党国要人等），国民党内部更深刻的分裂，国民党政权的动摇；尤其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财政现时差不多已完全陷于无出路，党政教育等机关都只能发半薪或三分之一的薪水，军队欠饷则有至一年或半年以上者，一般兵士都陷于饥饿之中，军队（特别是非蒋系的杂牌军）时时有叛变瓦解之虞（最近孙连仲部下及湖北安徽好些军队叛变投降「红军」就是事实）。在这种情形底下，国民党政府当然再没有多大力量来对付武装的农民（现时蒋介石亲自出马进攻「红军」，事实上不过为掩饰他对日帝国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讨好于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及保持他的武汉南昌等大城市的地盘而已。他至多只能防止「红军」进攻那些大城市和截断京汉长江等重要的交通。在现时消灭「红军」不但不可能，即防止其发展亦很困难。）这些都是十分有利于「红军」发展的客观条件。何况城市中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民主运动已在开始复兴，工人运动也开始活跃，这对于农村的武装运动更有决定的影响和意义。
反之，在现时的局势之下农民武装运动的发展，对于城市的民众运动，无疑地亦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在许多乡村和小城市中摧毁了国民党的统治势力，而且威胁到大城市（如武汉与南昌等）。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运动之下，现时的农民武装运动，已具有新的重要的政治意义，已经非三年前的那种「红军苏维埃」可比。因此我们认为现时「红军」不应只采取消极保守的态度，而应谋积极的发展，尽可能在各方面削弱国民党的统治。
但是要领导「红军」向积极方面发展，首先就必须根本改变党整个的政治路线。党必须将农民的土地斗争与城市的民族民主斗争联系起来。党必须坚决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以作此种联系斗争的总口号。党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领导国民会议的斗争和城市的工人运动。只有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运动的斗争变成中国全民众实际斗争的目标，城市的工人运动走到真正复兴的地步，乡村的土地斗争，农民的武装运动，才能有政治的出路。
党如果改变了总的政治路线，在「红军」中的策略上当然亦应加以积极的改变。党应公开地明确地告诉「红军」中的先进份子：现时的所谓红军，绝非真正无产阶级和贫农的武装，只是一种农民的武装队伍，而且其中还包含有不少危机成份；农民武装运动的出路，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领导之下，在城市无产阶级已有力量来推翻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政权之下，才有可能；应使农民相信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在「红军」中应确定对于富农的策略，应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红军」的基础应建立在贫农和雇农之上；应根本消灭一切以个人或地方为中心而结合的无原则的小组织，防止军事领袖的跋扈（即在农民武装队伍中防止新军阀的形成）。总而言之，党的策略应立即脱离农民和游民无产者的原始意识，恢复无产阶级的立场，目前的农民的武装运动才有前途。
但我们以上的提议，唯一正确地领导目前农民武装运动的提议，正式党的领导机构，斯大林主义者，「红军」中的实际领导者，是否能接受呢？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提议，他们都是不愿意接受的，他们宁使任何革命运动，任何群众斗争失败（最近的电话工人罢工就是最现实的例证），而他们的成见，他们的「权威」，他们的「颜面」，是非保存不可的。如果他们始终拒绝我们的提议，不顾一切地一意孤行，则目前的农民武装运动，不但要错过目前最有利于其本身发展的机会，而且是放弃推动中国整个政治运动走上革命局势的机会。这样，则「红军」在相当时期内不但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且其内部的矛盾与危机将不可免地要爆发出来，形成内部的严重纠纷以至混战。固然，此种农民武装队伍，即令外部（国民党军阀）如何压迫，内部如此分裂，完全消灭虽然很少可能，但到那时，其存在亦不过苟延残喘而已。
然而在现时，城市的一般的民主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尚在开始向复兴的道路前进，乡村的农民斗争还尽有发展的可能。我们希望每个真实的革命份子，尤其共产主义者和「红军」中的革命家，应立刻起来重新分析「红军」的真实状况，正确认识此种武装队伍在目前民族民主斗争中的可能作用及其前途。首先应向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领导作坚决的斗争，这不但是拥护目前湘鄂赣闽皖等省的农民武装运动的唯一有效办法，而且是推动目前中国整个民族民主运动走向真正的革命局面之起点。
原载中国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机关报《先锋》六、七期合刊。193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