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发展中的对立

　　工人运动内部出现各种不同派别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哲学家黑格尔的重要意义在于，他首先明确地认识到，世界是在对立中发展着，内在矛盾构成一切发展的动力。世界的本质只能理解为对立的统一，这种对立在概念上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对于天真的想法来说似乎是不相容的矛盾。这种对立也不是和平并存的，而是通过发展，解决矛盾，走向新的状态。因此，这种矛盾只是一个暂时的发展阶段，但是，整个历史也无非是由相互连接、相互交替的这样一些阶段构成的。由于有了这种辩证的思想方法，马克思就有可能把资本主义的性质完全看作是充满矛盾的、一再造成新的矛盾并由这种矛盾不断推动的一个发展过程。
　　资本主义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它能够越来越大地发挥自己的生产力，并且能够使自己不断扩展。但是，正因为这样，它也使自己越来越不能维持下去了。资本主义的生存规律同时也是它灭亡的原因。因此，它在顺利时常常能够扩大发展，但是很快就会在经济危机中遇到矛盾而遭受失败，这种矛盾就是：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而利润又取决于消费。它要克服这种危机，就只能通过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只能通过获得新的繁荣走向更高阶段，也就是说，它只能采取为新的、全面的危机做准备的阶段。它的力量每次扩大，都使它越来越接近灭亡。每一次有力的、繁荣的表现，也同时是一次垂死挣扎的表现。它防止或延缓灭亡的每一次努力，都越来越肯定地给它带来厄运。产生这一切矛盾的根源是，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始终不变的永恒的制度，而仅仅是一系列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不是一种固定的事物，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不仅如此，它也使处在变化中、处在灭亡中。资本主义从它自身中产生了摧毁它的力量即革命的工人运动；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越是加强这个死地的力量；资本主义使得这个死敌掌握了进行战斗的群众，教会这个死敌引导这些群众，直到它罪证被这个死敌所推翻。
　　资本主义的这种辩证性质也决定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充满矛盾的性质，这种工人运动对那些用资产阶级观点思考问题的观察家说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他们一会儿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认为地企图唆使爱好和平的人们起来推翻一种荒谬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由人类的智慧所设计的另一种制度；他们一会儿又给自己打气说：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一个改良的党，这个党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属于资本主义的正常组成部分，这个党想消除一些弊病，而在消除了这些弊病之后它自己也会消失，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前一种观点看不到一种新的制度是从旧的制度中有机地生长出来的；后一种观点忘记了这种为了工人利益和改良而进行的斗争将导致彻底的社会革命。所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只看到了工人运动的一面，而把另一面作为它的相反东西排除掉了。工人运动的现实是要把从表面看来相互排斥的这两个方面看作是一个统一体。
　　社会主义作为自然而然的果实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中产生的，同时它又是资本主义的死敌，因为它要埋葬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有朝一日会进攻和摧毁敌人的一种外来的力量，而是生活在敌人内部，是从敌人那里获得一切力量的。它的斗争不仅是一种未来的斗争，而且是和资本主义本身寿命同样长的一种斗争。它的实践是当前的工作，细小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也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堪忍受的贫困激起了工人群众进行反对各种贫困的斗争，它不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阻止他们获得生活状况的改善。但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总是企图再度使他们陷于贫困，而且保持过去所获得的东西往往比这种获得本身要求进行更加严重的斗争。如果乍一看来可能觉得这只是要清楚毒瘤，从而使资本主义变得令人可以忍受，使之成为稳固的状态（正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那么，在斗争过程中很快就会表明，这种“毒瘤”是资本主义的真正本质，反对这种毒瘤的斗争只能导致反对整个制度的斗争。
　　人们可以把在社会主义中这样结成和谐一致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叫做改良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社会主义寻求获得一切可能获得的眼前利益，但是它却只能在未来的革命即变革生产方式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它并不忽略细小的工作；日常的工作对它来说就是一切；但是它的革命的最终目的对它来说同样也就是一切。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设施来进行自己的斗争，这些设施给它提供了扩展力量的可能性，但是它却同这些设施处于尖锐的、原则性的独立之中。社会主义完全置身于现存社会的基础之上，但是它同时却站在崭新的基础之上，从这一基础出发去推翻和批判一切现存的东西，社会主义对未来的美好理想怀着最热烈的向往，这种向往促使它的拥护者不顾身地、无私地、英勇地去完成自己的业绩。同时社会主义也是最普通的现实主义，它只能在科学的、事实的牢固基础之上去行动，而且对它来说实践就是一切，社会主义所以能把这些违反一般想象的和相互排斥的特点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合乎自然的、从现实中产生的运动，是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
　　但是，人的思想的本性是，根据有限的经验总是只能很好地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强调这一面，并且认为这一面具有普遍的和完全的合理性，而对其他的、对立的方面则不给予应有的重视。于是，工人运动的两个相关的方面就被看作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物，而这种对立物又表现出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的共同性。按照经济状况、个人的状况和社会的状况不同而强调这一面或另一面。在工人生活状况良好（不管是由于地区上的条件，如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也不管是由于时间上的条件，如在顺利的时候）和在提高工人生活状况的努力收到成效的地方，对运动的革命性的意识就会丧失，人们就会很容易地认为，通过不断的改良，在有产阶级的帮助下，或者至少是有产阶级不会进行认真的抵抗，不用进行暴力革命，对社会的逐步改造就会实现。相反，在危机的时候，也就是当巨大的政治灾难在广大阶层中造成不安和不满的时候，人们就会很容易地认为，通过一次有力的冲击，通过单独的革命行动，就可以推翻资本主义，而用不着进行耐心的、准备性的细小的工作。
　　体现上述情绪和观点的两个派别中的一个是修正主义。它仅仅强调实际的改良工作，并且认为对革命和我们运动的革命性的一切探讨都纯粹是脱离实践的空话。最终目的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它看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只是看到它们的有机的联系。它认为社会不经过明显的转变可以不知不觉地长入社会主义；它发誓要实行缓慢的进化，并且把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学说称为灾变论。它认为眼前获得的改良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它不可能在我们和同样希望改良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当然他们和我们所抱的目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加强资本主义以反对我们）之间划一条鲜明的界线，而是仅仅看到畏畏缩缩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和彻底的改良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步骤上的差别。皈依社会主义在它看得实际问题采取的一种新的态度。因此，它根本不想了解力求消除旧的资产阶级偏见的启蒙教育工作，因为它担心这样会伤害这些偏见，并且会将不觉悟的群众推开。
　　和修正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的观点恰恰相反。它根本不想了解细小的工作，而把眼光紧紧盯着最终目的，盯着革命。革命应当突然带来彻底的变故，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而除了经常谈论这一点外现在什么事情也不做。它认为资本主义无非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和剥削；它丝毫看不到社会主义是自然而然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有机的联系。它并不把社会改良看作是一种进步，而看作是一种危险，因为工人对改良感到满意就会对革命感到厌倦。它根本不想进行缓慢的不断前进的工作，而是想尽快地一下子推翻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过去的代表是无政府主义。现在人们对无政府主义有各式各样的理解，从酷爱和平的、超世的托尔斯泰主义到社会上遭受不幸失败的人的病态的谋杀，都称为无政府主义。我们这里考察的只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起作用的，并且由于上述特征而和社会民主党相区别的无政府主义。自从无政府主义在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上从国际的运动中被抛弃以后，它的大部分特征又重新表现在这个期间兴起的工团主义或无政府社会主义身上了。
　　由于无政府主义怀着刻骨仇恨资本主义的天真的、出于本能的战斗感情，它不懂得人们可以把现存的基础当自己斗争的基础，所以它根本不想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机构。它认为这些机构（首先是议会）是给叛逆者设置的种种圈套。它发现工人代表作为同事同资产阶级代表在一起讨论和商量问题的议会是腐化的泉涌。于是，它就撤退到工会组织中来，在这里，它发现的只有纯粹的无产者才具有直接同资产阶级利益相敌对的利益。工会应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机关。但是即使在这里也要做细小的工作，也要常常坐比在议会里更有限的当前的工作。这里的情况是，只有通过耐心的细小的工作才能争取群众，教育群众。仇视这种细小工作的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把它所唤起的革命精神、斗争兴趣通过日常的实际工作付诸实现。但是，没有通过有效的、有力的工作真正实现的东西，是会再度消逝的。由于一些预定的大的行动遭受挫折，失望和沮丧的情绪就会代替兴高采烈的心情。如果不及时实行进行日常工作的其他策略，成立起来的一些组织就会散伙。这些组织就会降低为期望未来的“伟大的日子”的小小的争论俱乐部，而不能唤起必然会促进这个日子到来的力量。
　　修正主义同样不能帮助工人阶级获得巨大的力量。为了获得改良，它尽可能设法联合主张民主制和改良的资产阶级政党。通过鲜明地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来唤起工人的明确的阶级意识对它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它担心这样就会吓跑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把他们推到反动派的怀抱中去，使他们对改良感到厌倦。因此，它根本不重视在原则上明确地强调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进步的和反动的）的对立。它忽略了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反动的、敌视改良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它的口号不是：这里是资产阶级，那里是无产阶级！而是：这里是改良，那里是反动！为了帮助进步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反动派，它同那部分资产阶级在政策上结成同盟，或者为资产阶级政府提供社会主义阁员。可惜，它用这种办法得到只不过是失望。指望这种改良是得不到结果的，或者很少有结果的。因为击退反动派的进攻，一切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到时候能够实现它的诺言并且对无产阶级作出重要的让步，那也会出现某个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想要把他的马训练成不吃草也能活的马。恰恰当这匹马学会这个本领的时候，它也就意外地死去了。恰恰当这个同盟政府想着手进行重大改良的时候，它就会意外地失去它在资产阶级中的拥护者而被推翻。
　　如果在这方面的收获很小，那么在别的方面的损失就会很大。既然修正主义企图激发工人相信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友谊，它也就使辛辛苦苦获得的明确的阶级意识归于消灭，从而给资产阶级的事业帮了忙。既然工人学会了指望资产阶级的善意或判断力超过指望自己的力量，他们也就不会起来建立坚强有力的组织。无产阶级的外部和内部的力量、组织和精神的力量就会因此受到损害。同时运动也就失去了对无产阶级的吸引力。那部分充满了强大的、本能的阶级意识而又对社会主义没有很好理解的工人就会离开党，在他们看来，这个同资产阶级政党是一样的，这个党同统治政权的一切压迫政策负有共同的责任。在法国和意大利，改良主义政策、同盟政策、内阁主义在一部分工人中间培育出了工团主义，培育出了他们之中敌视一切政治活动的倾向，而作为工人力量基础的组织性和阶级意识则无法成长起来。
　　当然，在这里理论观点并不是唯一的基本原因；相反，经济上的不大发展和一定的政治条件则是这样有局限性的社会主义观点能够产生基础。凡是在强大的大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的地方，凡是在强大的大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的地方、凡是在迫使工人强大的阶级斗争和迫使他们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地方，凡是在有一个为这些资本家效劳的强大的政权对工人实行迫害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必然会进行原则的斗争，他们会奋勇前进，为改良而斗争，同时也会把夺取整个统治作为唯一的目的，他们也必然会把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那里就没有想把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那里就没有想把政治活动和细小工作当作“腐化堕落的东西”加以摒弃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地盘，同样也没有米勒兰的阶级合作学说的地盘。在那里，工人总是自然而然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但是，凡是在发展停滞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民主思想同反动思想混在一起的从小资产阶级到农民的人数众多的中间阶级而工人又不相信他们自己力量的地方，凡是在大量的资产阶级自由阻碍工人认清他们阶级地位的地方，凡是在统治阶级企图用小小的让步讨好工人而政权又称为野心勃勃的政科集团的斗争对象的地方，在那里，社会主义的两个方面就分为两个相互敌对的、片面的学说和派别，这两种学说和派别就彼此促进，相互鼓励，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歪曲马克思主义。

资产阶级的策略

　　有产阶级的态度本身是造成工人运动在不同的派别之间来回摇摆的原因。如果这种态度总是一样的、固定的，总是朝着确定的路线发展的，那么工人运动也会被迫采取固定的、始终不变的斗争态度和斗争方法。但是，这对有产阶级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产阶级是在不同的方法之间来回摇摆的。固然，他们是想有一个确定的目的：维持他们的社会统治，因为他们的剥削，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是他们的剥削，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存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是他们竭尽全力所要获得的东西。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的、充满矛盾的性质决定资产阶级在追求这一目的时的态度必然是矛盾的、不确定的。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他们的灭亡是由社会发展本身决定的。不管他们做什么，也无补于事。他们采取的任何手段在实践中都证明是没有用处的，于是他们就从一种手法变换到另一种手法，从来不满足于一种手法。
　　资本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它的法律基础是人人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它带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即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它是人民群众摆脱了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何不自由状态，把他们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它完成这种伟大的历史功勋不是出于什么人道、权利意识或者伦理上的渴望，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需要创造了构成对革命的资产阶级说来是“解放劳动”的直接基础的那种权利意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前提是，对资本家说来，是要使工人成为自由的、同样的商品占有者，同他们签订交换协定。工人为了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他们自己就必须能够不受限制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比方说，就不能承担对封建领主个人效劳的义务。除了他自己，也就是除了迫使他为资本家效劳的饥饿以外，谁也不能支配他。他在法律上的自由是他在经济上受奴役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资本主义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靠任人鞭打的奴隶或者无权的苦力是不能推向前进的。它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要求工人具有丰富的责任感并且同奴隶和农奴比较起来要有很高的修养。
　　无产阶级地位上的这种矛盾，即它同时具有自由和不自由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矛盾。资本主义也就是首先由于这种矛盾而走向灭亡的。这种矛盾使资本主义无法保持固定不变的形态。资本主义给予而且必须给予工人阶级的自由，成了工人阶级来消灭资本主义不自由的武器。因为工人在他们的阶级斗争中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集会权、结社权、出版自由、罢工权、选举权），而且只要他们还没有掌握这些权利和自由，他们就会运用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去夺取它们。
　　因此，工人阶级是运用资本主义给他们提供的武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然而资产阶级不能容忍的事情也就在这里，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武器是他们自愿提供的，他们可以收回这种武器。因此，他们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容忍工人运用这种权利和自由来反对他们。结社权、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出版自由、集会权将会用来批评统治阶级，用来攻击现存的制度，用来建立有战斗力的组织，这些权利和自由可以从资本家那里夺得一些利益，。由于有选举权，工人代表被派进议会，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原则性的批评，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改良并且对群众进行教育工作。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利用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结果，是拥有鼓动自由的结果。对统治阶级来说，比限制这种权利并借以摧毁威胁它的力量更迫切的东西是什么呢？它还要始终掌握政权，掌握立法的手段。
　　但是，它不可能容忍损害资产阶级制度的基本法律而不收惩罚。它曾经企图禁止革命思想的传播并对这种传播严加惩罚。但是工人藐视这种法律。工人是社会的真正内容，工人是生产者，是社会一切必不可少的活动的执行者，他们象一个紧密交织起来的网遍布于全国，他们象机器上始终彼此紧密相连的齿轮。少数警察想要干什么呢？反社会党人法所起的作用同它的愿望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不仅没有被阻止住，相反地，压迫和暴力行动却使受迫害者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引起了这些向来无足轻重的人对自己的注意，使工人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
　　或者是统治阶级采取其他措施，将工人的选举权剥夺掉。那时工人就会更加有力地运用出版宣传和机会宣传或者街头游行示威。这样一来，统治阶级不是被迫实行退却，就是要进一步走上反动的道路。统治阶级越是侵犯各种权利，它的政府就越会死带有非法的暴力统治的形式，暴动就会越来越多，它就会越来越多地激起迄今感到满意和对它忠顺的臣民（他们的权利也因此遭到剥夺）来反对它自己。如果它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剥夺了工人的一切政治权利和自由，最后也剥夺了罢工的权利和个人的自由，从而使工人变成了苦力，那么这样一来它也就破坏了生产的基础，他自己也就会遭到毁灭。在俄国革命时期，波兰的工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工人的各种组织受到了破坏，而许多资本家认为，为了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斗争避免不可靠的、激烈破坏的性质，这些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说来是不会达到这种地步的。如果工人阶级软弱无力，统治阶级也就失去了奴役他们的根据。如果无产阶级变得强大起来，他们在经济上是不可缺少和人数是众多的，他们就会找到阻止剥夺他们权利的力量，通过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在非常情况下，通过群众性的罢工，他们能够施加强大的压力，以致他们不仅懂得防止剥夺他们的权利，甚至懂得夺得新的权利。
　　因此，如果资产阶级选择反动的剥削权利的道路，它必然会后悔莫及。不是使敌人的力量受到削弱，反而使敌人的力量得到加强。工人运动在争取拥护者和团结方面就会取得巨大的进展。而这种力量的扩大仍然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暴力统治的结果。资产阶级中的有教养的、有远见的人日益反对这种愚蠢的斗争方法。他们希望通过赋予充分的公民权的办法来剥夺工人进行宣传的资料。
　　所以，统治阶级在两种治理方法之间摇来摆去，而这两种方法又体现为两个彼此对立的政治配别。有产阶级内部在政治上的对立，的确首先是这个阶级所赖以组成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上的对立。从历史上看，人们在各国看到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对立产生于手工业和大土地占有的对立，而这种大土地占有后来又同教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日益成为所有剥削者的一种威胁，这样政党之间的那种对立也就随之而消失，由于资本渗入农业和大贵族参加工业企业，两个阶级先前的这种对立也就逐渐消除。但是，在这种情况喜爱，在镇压无产阶级最好的办法上所持的不同的观点就多半以各个党派的新的对立（和旧的对立的残余融合在一起）的形式出现。大地主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的”和“教权主义”的政党成了主张暴力方法的先锋。与此同时，旧的阶级界限日益被打破，以致最后在某一个党内或其他党内都可以找到地主、工厂主、农民和小资产者。“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名称也获得了新的内容。资产阶级中的进步人士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给工人以活动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必然要试图清除工人不满的原因即资本主义的“毒瘤”，也就是说，与旧的教条的自由主义即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相反，他们主张改良并且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因此，这种“新的自由主义”必然同时是主张改良和民主的。
　　政党的这种转变仅仅在西欧真正实行宪制的国家里充分形成了。在德国，由于宪制没有占统治地位，而政府又是每个企图对它施加影响的独立的力量，所以这一转变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在这里，自由主义总是工业资产阶级对付容克和工人的度量狭窄的阶级代理人。“新自由主义”、民主的方针和对工人的友谊在这里从来没有超出空话的阶段，从来没有超出不知不觉就中止了的发动阶段。
　　随着各种特殊的经济事件或者政治事件的发生，这一种或另一种派别就会交替地占上风，资产阶级选民群众就会在这一种或另一种方法之间摇来摆去。这样一来，如果工人运动在风向变动时在理论见解上不牢牢地掌握方向盘信心百倍地向目标航行，它也会被弄得摇来摆去。在统治阶级实行镇压一切组织的反动的暴力政策的情况下，不再走合法道路，只能以暴力对付暴力的观点就会传播开来。工人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无权感就会促进他们采取顽固的否定态度。否定阶级的细小工作的实践，只能进行秘密的鼓动工作的实践，就会产生这样的理论：严禁细小工作，把一切幸福寄托在未来的“复仇的日子”。站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同压迫者在议会中谈判协商，似乎和叛变工人的事业相差无几。
　　如果出现突然的变化，如果统治阶级一旦打算采用蜜饼政策，那就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感觉。如果严重的压力消除了，工人阶级就会感到呼吸自由，他们就会自由地开展活动和组织起来，那时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春天。统治阶级的新的态度被看作是政治局势的永久不变的发展规律，被看作是阶级斗争永久的缓和，被看作是社会的日益增长的民主化，被看作是最终必然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不断扩展的改良行动。
　　代表上升的资本主义利益的自由主义思想、它的繁荣时期完全是过去的事了，但是现代社会却把它看作是崭新的东西，看作是带有进步的印记而同社会主义相近的东西，而不是它实际上表现的那样，是一种取代了残酷的资本主义地位的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在遭受了剥夺权利的严重压迫之后，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似乎如此美好，以致使人们几乎忘记了经济上的奴役。当然，这种情况在发言人那里要比工人那里容易发生。关于阶级对立严酷尖锐和必须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似乎是不正确的、多余的，虽然这个学说除了恢复本来的斗争的基础之外丝毫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举起双手欢迎善意，攥紧拳头对付恶意”，在福尔马尔的这一口号中突出的一个观点是，我们的拳头不是对准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对准资本主义的反动的尖锐化的表现。
　　这样，为什么莫斯科宣传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能够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后获得一些影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的自然而然的产物，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暴力手段是不能长时间实行的，只有抱着这种坚定不移地理论认识才能使大多数同志坚持实行正确策略的轨道。在反社会党人法被推翻以后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福尔马尔在他的“黄金国演说”（《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中声称，在目前，实行迁就迎合的策略是适宜的。但是即使在这种强框下党也决心坚持老的策略：在坚持加强阶级斗争观点的条件下为一切改良而斗争。在这里，下这种决心之所以不困难，是因为这种“新方针”的欺骗性（它决不是自由主义进步的方针）是容易识破的。
　　在哈雷党代表大会上关于策略问题的讨论中恰恰看得很明显，从不同的方面片面地歪曲社会主义是怎样相互促进和加强的。柏林的“青年派”援引福尔马尔的发言来论证他们关于议会活动和细小工作会导致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而福尔马尔则攻击根本拒绝细小工作的“青年派”的政治观点不可能产生结果，似乎进行细小工作才是在原则上坚持革命的观点。
　　在德国，无政府主义从未获得巨大的影响。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策略和修正主义策略之间过于国内策略问题的斗争基本上在于如何让估计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进步性的问题。在修正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善意表示的信任中，愿望始终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一切社会主义者在争取严肃的改良政策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的愿望上都是一致的。真正的激进的改良政策将使社会变革尽可能没有痛苦地和经常地进行。“这种发展越是和平地、有秩序地和有机地进行，对我们和对社会就越好”，福尔马尔的这句话，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同意的。没有阻碍地利用一切政治权利可以给今天的阶级斗争提供我们所希望的符合我们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的文明的形式，而反动派却把以往的野蛮的方法强加在它身上。既然在拥有充分的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斗争，既然在敌人那里看到有改善明显的社会弊病的严肃地愿望，似乎工人阶级就有可能通过采取体现在我们当前要求的纲领中的一系列有关的措施，不经过暴力革命就会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如果资本主义在它的丧钟已经敲响的时候会按照我们的愿望，不发生痉挛，不经过徒劳无益的垂死挣扎就安静地死去，那对我们就会更好，对我们的敌人就会更好，对整个社会就会更好。
　　但是，社会发展不是由我们的愿望决定的。还没有一个行将死亡的阶级懂得光荣地死去。还没有一个社会制度不经过痉挛性的挣扎就会死亡。而且到现在资本家阶级也没有一点点兴趣通过实行彻底的社会改良和民主进步的制度铺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在已经选择好的社会改良的道路上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的所谓的“事实的逻辑”，而是经济利益的斗争，这一斗争会使得统治阶级离开这条道路的，只要它担心在那里会使它的敌人的力量得到加强，而不是把他们引入歧途的话。
　　 因为自由派的进步政策的积极目的就是把工人引入歧途。少数统治者的力量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不使人民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对立。因此，资产阶级必然企图不让无产阶级提高明确的阶级意识，或者，当这种意识已经提高了的时候，就设法使之腐化，使之模糊。阶级意识越是大大发展，约有必要这样做。而且，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大，这种危险越带有威胁性，这种必要性就越是会强烈地被感觉到。可怕的剥削和贫困推动群众进行反抗。他们要求消除资本主义最坏的毒瘤。如果资产阶级想使他们同资本主义和解，那它就必须表示愿意通过改良来消除这种毒瘤。
　　对无产阶级的恐惧是资产阶级实行一切改良的动力。所谓恐惧，不是说恐惧爆发革命，而是恐惧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会进一步增长的想法就会更加可怕地出现在资产阶级的脑海中，这样，就会更加强烈地推动它通过社会改良来安抚群众。结果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突变而走向它的反面，当工人阶级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致用这种办法来削弱它的企图都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只能指望用刀枪作为防御手段。
　　面对统治阶级的这种企图，无产阶级必需采取的态度是，要尽可能地支持自由主义的改良企图，但是一刻也不能受它的欺骗，对于这种方针的真正意图，一刻也不能产生迷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进步分子并不是接近我们的怀有好意的朋友，而是敌人，而且是远远比反动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企图破坏我们的内部力量，企图扰乱我们的见解和阶级意识。所以，恰恰是在实际工作显示出最大的表面上的成果的情况下，更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理论宣传，使工人认清资产阶级改良的本质和作用。
　　通常发生得情况相反。通常资产阶级可以达到它的目的。工人中间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发言人为改良所迷惑，他们相信资产阶级中这部分人对工人的友谊，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改善能力，并且将先前关于加强阶级对立的思想当作“过时的教条”加以抛弃。修正主义的学说就是这样。由于眼前的有限的经验，他们看不透这种学说的短暂性，被它引入歧途。这样，统治阶级的这种政策就会使工人运动遭到削弱和分裂，内部的斗争就大大阻碍了运动的前进。
　　因此，如果说，自由主义的进步政策（如果它能彻底地贯彻的话）在统治阶级看来更为狡猾，那么，这种政策却有很大的缺陷，这就是，它不能贯彻始终，它很快就会由于自身的矛盾而归于失败。这种政策意味着要解除敌人的武装，但是，提供给敌人的一切却成了敌人用来作为武器的东西。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通过实行真正的切实的社会改良，通过赋予一切政治权利，通过建立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和合法地限制资本的权力来防止工人进行尖锐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是根本不能解救自己的。因为这样它自己就会代表工人的利益，自己就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让工人去实行。民主制意味着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而任何一种对工人有帮助的社会改良，都会损害资本家集团的直接利益。因此，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从来不会带有巨大的、慷慨的、宽宏大量的性质。资产阶级总是设法尽可能少给东西，而又设法让这些少量的东西尽可能大地表现出来。当它觉得它必须这样做的时候（因为不这样它就不可能抗拒社会民主党发言人的进攻和普通工人的压力），改良总是细小的、吝啬的、狭窄的。直接利益每次都使它改变方针，而设法通过规定特殊的条款和提出附加条款来收回它在主要条款中所必须给予的东西。欺骗和广告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标志。只有那些不断听取工人要求得工人代表的批评才能产生某些一般的结果。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为争取工人而规定了一些美好的条文，一旦这些政党着手付诸实现的时候，通常都是要破产的。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掌握了政权，那么它的表现往往无非是一种主张民主制的反动派的混合物，也就是在民主词句下掩盖的反动派。不久以前的法国克列孟梭激进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乍一看来，我们一般称之为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两个派别只是互相对立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们都是从相反的方面片面地歪曲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它们同时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它们都是根本上区别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同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产物。
　　无产阶级或社会民主党特有的东西并不似它所具有特殊的斗争方法，既不是采取暴力手段进行突然的革命，也不是进行耐心的、有步骤前进的细小工作，既不是革命，也不是进化，既不是致力于实现一种遥远的未来的理想，也不是进行有局限性的针对眼前的实践。所有这一切见解和方法资产阶级也了解并运用过。资产阶级也热心、渴望和实行过革命。资产阶级也曾发誓要实行缓慢的进化和细小的改良。因此，上述这种或那种间接丝毫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东西。
　　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东西仅仅是对具有辩证性质的必然的社会发展所持的观点。这也就是说，这一发展的精神要素只能理解为对立的，即它们在概念上是彼此对立的。例如，革命和进化、理论和实践、最终目的和运动。无产阶级所独有的只是它有这样一种看法，即所有各种在表面上似乎是互相对立的目标在一个巨大的发展过程只不过是一些要素。无产阶级既不发誓要进行革命，也不发誓要实行进化，而是认识到，二者只不过是同一发展中的两个方面。对似乎是矛盾的统一体所持的这种辩证法观点（这种统一体只能在不断的发展中实现）是区别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最本质的东西。
　　资产阶级的不辨证的思想不了解历史发展的不可动摇的进程和真正的性质。它看到的仅仅是暂时最常出现的偶然的东西，因此它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它所看到的对立，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认为它们是发展的动力。它所看到的发展只应该具有缓慢的进化的形态，只具有量的变化，而它的质即本质不会改变。
　　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这种第一个对立和第二个对立是紧密联系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物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的。但是，辩证的和唯物的同唯心的和不辨证的一样，是紧密联系的。在无产阶级看来，个人力量之外的物质力量支配着发展。在资产阶级看来，人的精神的创造力量支配着发展。物质的实际是辩证的，因为它只能作为对立的概念的统一体才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但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作为动力看待的概念和思想中却存在着直接的矛盾。作为概念来说，革命和进化、自由和组织，是相互对立的，是相互排斥的。
　　谁要是仅仅重视这些抽象的思维，把它们看作是本质的东西，而不重视在它们之下存在着物质的实际，认为这些概念事实上是不可调和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那么，他必然是要末坚持革命，要末坚持进化，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他把革命看作是正确的，那他就会认为进行细小的改良的原则是有害的，或者，如果他认为进行细小的改良是值得追求的东西，那他就自然而然地要排斥它的对立面，即革命。标语口号代替了明确的见解。
　　这样，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二者都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流派。它们把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无产阶级思想结合在一起。它们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并且想维护无产阶级的事业，但是，并没有在思想上和科学上实行巨大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志。它们从资产阶级世界观获得观点和思想方式，它们彼此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是在资产阶级所处的时期的不同时代寻求这些观点和思想方式的。撇开个人不谈，可以说，资产阶级最初在它的上升时期倾向于革命的观点，之后，在它的没落时期，就再也不愿听到灾变了，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一样，因此它就致力于不明显的、缓慢的进化。无政府主义继续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它总是以此来伪装革命，而修正主义则采用了没落资产阶级的和平进化的理论。
　　这些派别与其称为资产阶级派别，还不如称为小资产阶级派别。因为，和自我满足的大资产阶级相比，小资产阶级从来就是一个想反对现存制度的不满足的阶级。因为社会发展同它不一致，它不可能坚持固定的路线，而必然不可避免地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会儿沉湎于革命的词句，并且试图通过暴动来取得统治，一会儿胆怯地在资产阶级后面爬行，企图向资产阶级骗取或乞求改良。无政府主义是变得野蛮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修正主义是温和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由于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它们之间很容易互相转化，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工人运动历史的例子往往证明，最激烈的“革命者”变成了最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许多修正主义者曾经相信1906年能够掀起一个小小的革命，而当这个革命没有成功时，就再度沦为最平庸的改良主义。在这方面，它们只是在形式上有变化，而实质上都持有同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看不到发展中的对立统一的观点。
　　这两个派别的共同点还在于它们都敬仰个人和个人自由。它们是资产阶级派别也表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从把人们推向前进的强大的经济力量中看到了社会的推动因素，而资产阶级学说则把进行自由独立的贸易的个性当作它的哲学的中心。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彻底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还战胜了自由主义的自由。老的自由主义——如在斯宾塞、赫伯特那里——把个人的绝对自由主义作为它的理想，从而以生产者的资产阶级自由来反对国家的干预。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这种自由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理论表现。他们采取了这个口号本身，并且只是责难自由主义的自由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因为国家使用暴力对劳动阶级实行压迫。因此，只有彻底废除国家政权和一切权威，才能实现绝对自由。
　　工团主义在这一点上同旧的纯粹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有区别的，因为它是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中间兴起的。因此它把工人阶级的组织看得高于单个人，它主张这个组织实行充分的自治。但同时它又不丢掉自由的、坚强的个性。弗里德贝格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决议案中把“个人的精神和伦理的发展”看作无产阶级最终解放的首要条件。
　　修正主义在这方面同工团主义几乎是一致的，它也总是主张维护自由个性的权利，因为它的发言人往往来源于知识分子阶级，他们在固定的组织中很难适应无产阶级的纪律。修正主义也重复着这样的口号：“回到康德去！”新康德主义者崇拜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社会起源学说处于尖锐状态的个人伦理自由，这一主张在修正主义派别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主要代表。
　　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特有的对辩证法在理解上有缺陷，它们对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政治经济学的见解也必然是不完善的。资本主义具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是从商品的两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中产生的。一切劳动既是具体的、构成使用物的劳动，又是抽象的、构成价值的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既是为社会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又是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对资本家来说，最终的职能即形成剩余价值是生产的目的和目标，但是这两种劳动又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既是必须物品的生产（没有这种生产社会就不能生存），又是对工人的剥削。
　　无政府主义看不到这两重性。它忽视了生产的性质，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看到的仅仅是不自然的、可诅咒的、共同的压迫。它幻想把这一切全部摧毁，并且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较好的世界。这一观点也是无政府主义总罢工思想的基础。通过这样一次再现形式上符合工人状况的其一，压迫者的奴役奖杯废除，而获得自由的人们将建立起崭新的世界。这种设想首先适合于小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工人的思路。在他们看来，资本并不像大工业无产阶级所认为的那样，是已经在某些轮廓上建立起了未来社会的巨大的有组织的政权，而仅仅是压迫人的吸人血的政权。在小企业的熟练工人看来，这个政权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工艺上和技术上的才能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变得多余了，他们看到高涨的生活水准受到了威胁。因此，它们特别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学说。瑞士汝拉的钟表匠曾经是无政府主义在国际内的第一批核心队伍，而现在在法国，工团主义学说在犹豫技术的发展而面临无产阶级化的熟练工人中间，可以找到它的最坚定的拥护者。
　　修正主义存在着相反的缺点，这种缺点要坏得多，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首先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时资本主义的本质逼迫它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同为需要而直接生产和不存在剥削的社会主义生产是直接对抗的。社会主义生产固然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但是它只能通过破坏，通过突变才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面。修正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这种性质，它谈论的是资本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它把任何改良都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它的观点是很清楚的，它强调的是两种生产方式的共同性，是它们都采用大机器在世界联系中生产商品这一事实，但是它把对立的东西却放到了次要的地位。这样，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别成了程度上的差别，与此相适应的是，任何小小的改善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和一部分社会主义的溶合。为此，只需要扩大这一部分，只需要在改良中进行努力和竞争，就可以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很明显，所有这一切特殊的修正主义观点都是从否认在为完全彻底的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最后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基本对立中产生的。
　　修正主义的这种资产阶级本性在关于殖民政策的争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殖民政策是剥削的最可恶的形式，在这里资本的利润欲不会受到限制，因为它比不顾虑存在着一个政治上自由的、因而有防卫能力的工人阶级。修正主义强调的是现代殖民政策的非本质的一面，也就是强调商品交换和殖民地同欧洲存在着个人联系和贸易这一事实。既然可以预见到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将会同不发达民族有商品交换（虽然规模大概不很强大），于是它就把现代资本主义和将来的社会主义对待殖民地的态度看作是在本质上一样的，只是在次要的方面和在表面上不同而已。资本主义剥削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行为之间的原则对立被忽视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存在着一种消除了残暴和野蛮的人道的、带来文明的殖民政策，而这种政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实现了，根据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就不必再彻底反对殖民政策了。
　　因此，如果说，两派都同样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缺乏了解的话，那么它们都同样否认这个学说所产生的结果。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样反对我们称之为资本集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大家知道，伯恩斯坦就是根据他对资本集中学说的所谓反驳来攻击革命策略的。我们在无政府主义者切尔科佐夫论述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行动的一篇文章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论调，他在文章中是这样反驳资本集中规律的：“人们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观察，总是可以发现剥削者的数目在增加。如果人们重复这样一种谬论，说资产阶级将会安静地服从无产阶级所决定的对财产的没收，因为资本家的树木由于资本集中的规律已经变为逐渐消逝的少数，那么这必然是天真的。”因此，两派都否认社会主义的可靠性赖以建立的革命的基本事实。一派得出结论说，没有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帮助或善意就不能达到目的，只是满足于改良。另一派则证明，等待物质的崩溃是徒劳的，必须一味进行打击，才会带来变化。这样，这两派都有重新回到旧的空想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成就，即把社会主义解释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的学说，被它们重新抛弃了。既然它们不把社会主义的到来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确定的结果，它们必然采取制定设想和说大话的办法。大家知道，无政府主义者竭力作出这样的设想，并且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共产主义和自由的不同体系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愿意实现一定的社会制度即集体的社会制度的人，而这种至的同他们的共产主义最终目的是不相同的。类似的情况伯恩斯坦也有。伯恩斯坦忧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应当写上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是我们愿意使之国有化的。两者都缺乏这样一个见解，即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然要发展起来，而且不是按照预先规定好的现成计划能够实现的。
　　总之，我们看到了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怎样彼此从相反的方面片面地歪曲社会主义的。由于它们不理解吧这两个方面结合成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这两派种的任何一派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另外一种，并且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策略当作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以反对，他们总是不顾一切实际经验把马克思主义者说成是反对日常细小工作和改良的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改良和革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他们恰恰不能理解：一个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放到首位的人，同时也可以主张实行细小的改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这恰恰相反。他们把修正主义策略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必然结果，并且援引改良主义者的学说和行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