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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梅林致布尔什维克的公开信

（1918年6月3日）



　　尊敬的同志们：

　　当我个人，一个您们信仰上的德国同志，向俄国同志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和衷心的祝贺时，这也许显得有些狂妄。但是实际上我可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国际派、斯巴达克同志、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的最年长者给您们写信的。这个派别四年来在最困难的环境里在同样的基础上以您们应用过的同样的策略进行斗争。后来光荣的革命以胜利来给您们的奋斗献上桂冠。我们怀着毫无忌妒的骄傲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看作我们的胜利，而且要不是我们的队伍过于零落和我们中间许多人——真还不是最坏的遭遇——象罗莎·卢森堡同志那样被囚禁在监狱内，或者象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那样被囚禁在苦役所内受折磨，我们会愉快地献身于您们的事业。

　　假如我至少能够发送出关于德国工人世界内的生活的较好的消息有多好呀！但是政府社会主义一直象一块油斑那样向周围浸透，尽管它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已经败坏，并且每天越来越败坏。它至少还在戒严状态的保护下，通过种种卑鄙的阴谋诡计，攫取了几乎全部的工人报刊，并且可以通过成百支笔管天天把它的毒汁和粪秽灌注到无产者群众中去。极为可虑的是，这些群众接受了政府社会主义，这使它已经在三次选举战役中能够迎头打击独立社会民主党。

　　虽然在这些选举战役的第一次战役时——它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事态还是紧张的。事情涉及波茨坦—斯潘道—东哈凡兰选举区，这个选举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2年第一次和只由于偶然的多数而取得的。在补缺选举时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竭力为政府社会主义效力，以防止普鲁士君主驻骅城市选举“李卜克内西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对于政府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耻辱。但是在尼德巴宁和茨维考—克里米肖选举区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两个选举区不久前为了两个去世的众议员、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斯塔特哈根和斯都勒举行了补缺选举。这两个选举区属于党掌握最久的地区，它们的态度一直激进，并且在这两个选举区里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这样就只在政府社会主义者和独立党人之间进行抉择。虽然政府社会主义者赌博似地取得了胜利，但这明显地造成了一种对方走下坡路的影响。

　　对此人们确实不可忽视的是，这是应用很不相等的武器战斗的。独立党人没有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任何有效的选举鼓动的武器，而政府社会主义者却应有尽有。但是无论人们把这个区别估计得多么重要，毕竟这是绝不足以解释失败的严重；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统治下，在同样不利或者还更不利的环境里，经常可以夺得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这个灾害的真实原因要深刻得多；它仅仅是在这些选举中显示出来，就象以前在某些征兆中显示出来一样，独立社会民主党丧失了推进力和吸引力，为了把工人群众团结和争取在自己周围，需要这种推进力和吸引力。

　　不许可对作为个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在背后说什么坏话，这是其中很能干的力量，并且他们确实大概是最优秀的力量。但是作为政党他们诞生在不利的时刻。他们从政府社会主义分离出来太迟了和太犹疑不决了，他们参与政府社会主义的罪孽太久了；他们甚至也不是在共同和明确的信念的基础上结合起来，而在许多问题上、其中还在重要问题上他们的见解是有分歧的；把他们结合起来的不是这个口号：前进，而是这个口号：倒退！

　　他们想再度成为象1914年8月4日以前那样的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想倒退到具有历次帝国国会选举的“光辉胜利”的“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和历次党代会上反对“修正主义”的胜利的战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特有的目的无非是一种空想，而且是一种反动的空想。他们想挖出尸骸，敷上脂粉，使之获得新的生命。从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连同它的“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埋葬在资本主义凯旋列车的碾人的轮子之下，还存在的只是像1914年8月那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再也不会回来的过去，是同他们对于现在的推动力量的完全盲目相适应的。他们通过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激烈斗争来减轻在尼德巴宁的失败的痛苦，孟什维克亚·斯泰因和在他之旁或毋宁说在他之上的大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了这种敌对斗争。对于这种古典的英雄行为和政治家的深意，如果马克思知道的话，他会在坟墓里再三辗转不安。一般说来对党有特征性的是，它把考茨基尊崇为神圣的预言者，虽然它至少从1914年8月4日以来必然知道，这个博学的学究一点也没有马克思的革命精神。

　　这一切的结果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够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形成推动力和吸引力。工人很清楚地知道，工人阶级的团结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应当满意于他们的党的分裂，那末他们要知道为了什么他们付出这种他们看来高的而且有理由认为高的代价。一种反动的空想对他们是没有用处的，即使这种空想或许会实现，那末人们也不是处在危机的结束，而是刚刚处在危机的开始。因为1914年8月4日的破产不是象晴天霹雳那样降落，而是长期沉疴的后果，这种沉疴不管光辉的外表而损害着党，并且在当时的事态之下恢复这个党只会是恢复这种沉疴。的确，独立社会民主党可以辩解说，它不愿意分裂，而是被半是用暴力排挤出党的，但是它的不坚定和两面性政策的后果正是：群众背离了它，因为群众把它看作是使党支离破碎的主谋，它既没有正当的目标也没有正当的目的。事实上——当政府社会主义者说：我们赞成战争拨款，但决不是由于原则性的理由，而独立党人说：我们拒绝战争拨款，但决不是由于原则性的理由时，从而得出什么呢。这个“是”同这个“不”一样毕竟适应于同一个愿望，即洗熊皮而不把它弄湿。

　　一旦补缺选举宣告结束，独立社会民主党从它多年前拥有的28个帝国国会代表权中，可以有把握地估计的至多还有2或3个。这本身也许还不是不幸，但是因为它“依据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主要是一个议会的党，这样，这毕竟是未来事态的阴暗征兆。固然保卫自己的本能和——如我们公正地设想的——还有它的责任心更加鼓励它“依据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去斗争；只要谁想象，它将超越这一策略的界限而动一动手指，不管是不是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谁就是忠于幻想。这种建筑在飞沙上的空中楼阁越是巨大，这种幻想将会越是有害。

　　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严峻地对立，国际派从世界大战开始时起，抛掉了一切自我欺骗，并且在它的“宗旨”和其他的纲领性声明中从未掩盖这样的认识：在1914年8月4日的惊人的破产以后，只有建设一种全新的国际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起初遭到所有方面的敌视和迫害，并且不少来自独立党人的现时的首领——我们一直幸运的是，在工人那里找到了听众和同志以及与从前他们的父辈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统治下所证实的同样的牺牲勇气。只是在一点上我们错了，即我们在独立党成立后——自然在保持我们的自主立场下——在组织上加入了它，希望能够把它推向前进。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希望；种种主动都失败了，因为我们的最优秀的和久经考验的人士被独立党的领导人怀疑为侦探，这也是“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的一个可爱的遗产。

　　人们对此最后可能耸耸肩膀，但是扯断我们的同志的忍耐之线的是考茨基及其同伙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荒谬的斗争。我们理解这些思想家之气得发抖，由于布尔什维克超越“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如此之远，不过人们可能怀有一种印象和希望，即他或许是从他的马克思——据他自己说，他熟读马克思的书并且可以完全确实地逐字逐句背诵出来——那里学来的。对那些舒适和安全地居住在国外的人们来说，为了使资产阶级和政府高兴，而给革命战士——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里和巨大的人的牺牲下进行活动——的地位增加困难，这是不适宜的。

　　在此时际这是不应当的，因此我愿意用这封信再次表示国际派范围内在最近时期一再向我提出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向俄国朋友和信仰上的同志说，我们感到通过一切热烈和深刻的同情的纽带而同你们联结在一起，并且我们把你们——而不是把什么“老的经过考验的策略”的幽灵——钦佩为新的国际的强有力的先锋战士，在我们的“宗旨”中谈到这个国际时这样说：“无产者的祖国——其他一切必须从属于保卫它——是社会主义的国际。”

　　柏林，1918年6月3日

敬礼与握手
您们的弗兰茨·梅林

陆世澄译自《弗兰茨·梅林全集》第15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66年版第773—777页。



　　“俄国革命发生在其他各国革命之前，这使我们的处境比较困难，但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几乎每天都有消息向我们表明这一点：一切优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克拉拉·蔡特金在德国公开的报刊上也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弗兰茨·梅林现在写了许多文章向德国工人证明，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正确地了解了社会主义，……”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50页。


来源：《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5期第66-68页
感谢 勇敢的战士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