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王朝的兴替

（一）意大利战争
（二）同拉萨尔的争论
（三）流亡者之间的新斗争
（四）插曲
（五）《福格特先生》
（六）家事和私事
（七）拉萨尔的鼓动

（一）意大利战争[287]

　　1857年的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演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一危机依然产生了革命的后果，不过这些后果只是表现为王朝的兴替而已。意大利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相继形成；法兰西帝国却从世界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些变革的发生是由于双重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战斗中从来未曾亲自出马作过战，另一个原因是自从1848年革命以来，即使有无产阶级的帮助，他们也没有兴趣再来进行斗争了。在这一革命中，而且正是在巴黎的六月战斗中，工人拒绝像过去那样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给他们做炮灰，而是要求至少分享一部分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骸骨所争得的胜利果实。
　　因此，资产阶级还在革命的年代里，就已经狡猾地想不再依靠已经变得多疑而不可靠的无产阶级的帮助，而是想借助于另一种力量，来为自己火中取栗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两个地方，首先需要的还是建立民族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国的统治权交给某一个王公，而作为交换条件，这个王公应当保证给予资产阶级以自由活动的场所，以满足他们的剥削和掠夺的欲望。当然，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抛掉自己的那些政治理想，而安于仅仅用赤裸裸的利润来满足自己，因为他们要想取得统治者的帮助，就得服从他们的统治。
　　因此还在革命的年代里，资产阶级就已经设法向一些最反动的小国讨好了。在意大利，萨丁王国[288]就是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军事的耶稣会的”小国里，正像一位德意志诗人所诅咒的那样，“士兵和神甫们吸干了人民的骨髓”。在德意志，资产阶级则向处于易北河东岸容克地主的残暴压迫下的普鲁士王国讨好。在开头的时候，这些阴谋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德意志都没有达到目的。萨丁的国王查理一阿尔伯特尽管自称是“意大利之剑”，但他还是被奥地利的军队击溃并死在国外。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了德意志资产阶级献给他的那顶德意志帝国的皇冠[289]，把它看成是一个实际上毫无价值的泥做的发箍，而宁愿卑劣地掠夺革命的成果。但是他在奥里缪茨吃了很大的苦头，不过这与其说是由于奥地利的剑，毋宁说是由于奥地利的鞭子[这里指1850年11月29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奥里缪茨城缔结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普鲁士不得不放弃片面修改由于1814—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而在德国确立的秩序的做法，从而也就承认了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内的领导地位。]。
　　正是使1848年革命丧失锐气的工业繁荣，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现在成了加强资产阶级势力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因而全国的统一对资产阶级来说也就日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当后来1857年的危机提醒人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幸福都是不可靠的时候，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动。最先开始的是意大利，但这并不是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比德国还要发达。恰恰相反，在意大利还根本没有大工业，因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上的对立还不曾强烈到双方互不信任的程度。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情况是，意大利的分裂状态是由于外国人的统治，而推翻这种外国的统治却是一切阶级的共同目的。奥地利直接统治着伦巴第和威尼斯省，还间接地统治着中意大利，那里的小君主们是受着维也纳宫廷的指挥的。反对这一外国统治的斗争早从20年代起便连续不断地进行着，并曾引起了极为残酷的镇压，而残酷的镇压又引起了被压迫者的无情报复。奥地利的棍子打过来，意大利的剑也就必然要刺过去。
　　但是所有这些谋杀、暴动和阴谋都不能制服哈布斯堡王朝的强大力量，就是在革命的年代里，意大利所有的起义也都被它粉碎了。意大利将要以自己的力量争得独立（Italia fara da se）这样一个誓言看来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意大利需要外国的援助以便摆脱奥地利的压迫，因此它就把目光转向它的姊妹民族法国。不错，法国政策的传统原则正是要使意大利和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是那时窃据法国王位的冒险家[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却是一个好商量的人物。只要第二帝国还困守在其他国家在第一帝国倾覆后为法国划定的疆界之内，第二帝国就始终是一出笑剧。法国需要进行征服，不过假波拿巴却不能用真波拿巴的方法来实现这些征服。因此他就只能满足于从自己的名义上的伯父那里偷来所谓“民族的原则”，并且把自己装扮成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救主的模样，不过对于他的善心的服务，是要支付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作为代价的。
　　然而波拿巴的整个处境却使他不可能采取任何大规模的行动。他根本不能进行一场欧洲战争（更不用说革命战争）；他至多只能在欧洲各国主管当局的同意下，向共同的替罪羊发动进攻而已；而在50年代初，这一替罪羊是俄国，在50年代末，则是奥地利。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可耻的统治已经蜕化成为欧洲的丑剧。哈布斯堡王朝同神圣同盟的旧盟友发生了严重的争吵[290]——为了奥里缪茨同普替士争吵，为了克里木战争又同俄国争吵，而波拿巴在进攻奥地利的时候，他切实指望的正是俄国的帮助。
　　此外，法国的国内情况也促使波拿巴用外交手段来恢复自己的威信。1857年的商业危机使法国的工业陷于瘫痪，而政府为着不使危机急剧发展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使灾难有了旷日持久的性质，以致法国商业在许多年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种情况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反抗情绪。而且就是政变的真正支柱农民也开始抱怨起来了。1857 ——1859年间谷物价格的暴跌使得农民抱怨说，由于谷物的价格这样低而租税又这样重，人们在法国将无法务农了。
　　利用波拿巴的这样一种处境，萨丁的实际领导人，首相加富尔极力向他讨好；加富尔继承了查理-阿尔伯特的传统政策，但是在实行这些政策时却表现了远为巨大的灵活性。但是由于外交手段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他的进展是十分缓慢的，特别是波拿巴的那种拖延不决的性格也阻碍了任何迅速的解决。同加富尔相反，意大利的行动党[马志尼在1855年建立的“行动党”在争取重新统一意大利的斗争时期团结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该党在19世纪70年代解散。]却得以十分迅速地使这个“各族人民的解放者”清醒过来。1858年1月14日，奥尔辛尼和他的同谋者在巴黎向着皇帝的马车抛了几个手榴弹，手榴弹的七十六个碎片打穿了马车，然而马车里的人却没有受伤，不过这位十二月暴动的英雄由于害怕得要死而像这类人常见的情况那样建立了恐怖统治作为报复。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只不过表明，他的政权在七年的统治之后，基础依然是不稳固的，而奥尔辛尼从狱中写给他的信再度使他感到害怕。奥尔辛尼在信中说：“不要忘记，意大利一天不独立，欧洲的安定和你自己的安宁就只不过是幻想。” [参阅《Le Moniteur Universel》（《总汇通报》）第58号，1858年2月27日，第225页。]奥尔辛尼的第二封信显然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作为冒险家的生活经历当中，波拿巴也曾一度同意大利的密谋者们共过事[291]，所以他知道他们的报复不是开玩笑。
　　因此，在1858年夏天他就把加富尔邀请到普隆比埃尔避暑地来，同他一起商量对奥地利作战的问题。双方约定，萨丁取得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这样就使它的领地连成一片，从而变成了北意大利王国，但为此它却要把萨瓦和尼斯让给法国。这是一次外交上的交易，实际上同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毫不相干。关于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则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尽管拿破仑和加富尔暗中都有自己的打算。波拿巴不能把法国的传统政策改变到能促使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的程度。即使为了保存教皇的统治，他也希望意大利诸王朝的联盟，因为这些王朝相互削弱，就能保证法国影响的优势地位了。同时他还想为自己的堂兄弟吉洛姆建立一个中意大利王国。加富尔则把希望寄托在民族运动上：他指望在北意大利一旦变为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时，就利用民族运动来压制一切王朝的分立主义倾向。
　　1859年元旦，波拿巴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了驻巴黎的奥地利大使，而几天之后，撒丁的国王就宣布说，他不能对意大利的苦难呼声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维也纳懂得这一威胁的含义是什么，战争看来很快就会爆发，而奥地利政府竟愚蠢到成为首先发动进攻的一方。受到法国的进攻和俄国的威胁的、半破产的奥地利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处境，而它的“朋友”——英国的托利党人的相当冷淡的行动并不能把它挽救出这一困境。因此奥地利的政府就想把德意志联邦拉到自己这一边来。根据条例[292]德意志联邦没有义务保卫各联邦国家在德意志之外的领地。但是人们却打算用这样一种说法来引诱它，这就是：在波河沿岸地带保卫莱茵河具有军事政治意义，换句话说，为了德意志的切身民族利益，必须维护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
　　由于1857年危机及其后果，在德国也开始了民族运动。但是这一运动不同于意大利的民族运动，而这种不同对它本身并没有好处。这一民族运动没有促使它反对外国统治的刺激物。此外，从1848年起，德国资产阶级极端害怕无产阶级，虽然那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还不是十分危险的。只有巴黎的六月战斗才给他们上了很好的一课。1848年以前，德国资产阶级的理想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而在1848年以后，它却选择了英国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似乎是和谐一致的。普鲁士王储同英国公主的联姻在德国资产阶级中间已经引起了一阵狂欢情绪，而1858年秋天，当精神失常的国王不得不让位给自己的兄弟，而后者又组织了一个十分温和的自由主义内阁（不过他这样做决不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动机）的时候，资产阶级便陷入了那种“用全牛大宴来庆祝加冕的狂喜”。对于这种狂喜，拉萨尔虽然辛辣地嘲笑过，但仍然嘲笑得很不够。这个可尊敬的阶级背弃了自己的1848年的英雄们，以避免激怒摄政[后来是普鲁士的国王和德意志的皇帝威廉一世]。当新内阁实际上使一切都原封不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试图前进，甚至害怕得宣布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勿操之过急”的口号，就仿佛新主人一怒之下就会消除掉只靠着他的恩典才存在的“新纪元”[293]，就像消除掉墙上的影子一样。
　　随着战争阴云的迫近，浪潮在德国就更加高涨了。德国资产阶级对加富尔所施行的统一意大利的策略十分欣赏，因为资产阶级早就为普鲁士规定了撒丁所担任的那个角色。然而宿敌法国对德意志联邦中的首要强国的进攻却引起了恐惧和回忆，从而使德国资产阶级又畏怯起来了。难道这个假波拿巴要走真波拿巴的老路吗？是不是奥斯特尔利茨和耶拿的败绩又要重演，外国统治的锁链又要在德国响起来？奥地利的御用文人们始终不倦地在描绘这一梦魔，把某种未来的“中欧大国”描绘得如同天堂一样，这个大国在奥地利的领导下，将包括德意志联邦、匈牙利、斯拉夫—罗马尼亚民族的多瑙河沿岸地带、亚尔萨斯、洛林、荷兰以及还不知道的其他某些地方。为了对抗这一宣传，波拿巴当然也发动了自己的雇佣文人来应战。他们赌咒要人们相信，他们的善良的主人根本无意于夺取莱茵河一带的土地，而且他对奥地利作战，也只是为了最祟高的文明目的。
　　庸夫俗子是完全弄不清楚这一大堆混乱的意见的，然而他们毕竟逐渐开始更加倾向于哈布斯堡的引诱，而不是波拿巴的引诱。哈布斯堡的引诱符合于他们的庸俗爱国主义的要求，同时人们也很难相信十二月暴动的英雄的文明使命。然而，情况是如此混乱，以致真正的和革命的政治家尽管在一切原则性的间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在德国对意大利战争应当采取怎样的实际政策这样一个问题上却不能取得一致。

（二）同拉萨尔的争论

　　在同马克思商定之后，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先是发表了一个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l962年版，第13卷，第247—299页。]。拉萨尔为这个小册子找到了弗兰茨·敦克尔这样一个出版者。这一著作的目的是全面驳斥哈布斯堡王朝所宣布的必须在波河沿岸保卫莱茵河这样一个口号。恩格斯指出，德国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来保卫自己，而如果从纯军事上的理由来考虑，那么法国对莱茵河的要求比德国对波河的要求理由远为充分有力。恩格斯接着指出，在军事方面，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不会给德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从政治方面来说，这种统治对它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奥地利人的空前残酷的暴行，对意大利爱国者的迫害，引起了全意大利对德国的仇恨和疯狂的敌视。
　　然而，恩格斯说，占领伦巴第的问题是意大利与德国的相互关系间题，而不是路易·拿破仑与奥地利的相互关系间题。对于像波拿巴这样一个只是为了自己那显然是反德的私利才想进行干涉的第三者来说，问题只能是简单地守住一个省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它，问题只能是简单地守住军事阵地，只是在不能再守的时候才放弃它。因此对于波拿巴的惘吓，哈布斯堡的口号完全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波河只是路易·拿破仑的一个借口，那么他的最终目的无论如何必定是莱茵河。而只有占领莱茵河的疆界才能在法国长时期地保持十二月暴动的主谋者的统治。总而言之，正如谚语所说，打袋子给驴子看。如果说意大利不得不扮演袋子的角色，那么德国这次却根本不想当驴子。如果问题归根到底是在于谁占有莱茵河左岸的话，那么德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不通过武力的较量而让出波河，因为这是它的最强有力的阵地之一，甚至是它的最强大的阵地。在战争前夕，就同在战时一样，大家都力图占领每一个用来威胁和挫伤敌人的有利阵地，而根本不去从道义上考虑这种做法是不是符合永恒的正义和民族的原则。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
　　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的这些论点。在读了小册子的手稿之后，他写信给作者说：“写得极其出色；问题的政治方面也写得极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小册子一定会获得很大的成功。”[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36页。] 相反地，拉萨尔却说，他自己完全不理解这样的观点。不久，他也在弗兰茨·敦克尔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个题为《意大利战争和普普士的任务》的小册子[294]。拉萨尔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因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一些结论。马克思认为拉萨尔的小册子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52页。]。
　　拉萨尔认为在日益迫近的战争的形势下发生的德国民族运动只是“绝对的反法和仇法（拿破仑只是一个借口；真正背后的原因是法国的革命发展）”[《拉萨尔致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1905年俄文版，第182页。]。德法人民战争（欧洲大陆的两个伟大文明民族在这一战争中将要为了民族的幻影而相互厮杀），反法的人民战争（这一战争不是由任何切身的民族利益而引起的，而是靠着不正常地激发起来的民族情感、顽固的爱国精神和幼稚的仇法情绪来维持的）——这样的战争在拉萨尔的眼里看来，对于欧洲的文化，对于一切民族的和革命的利益都是极大的危险。按照他的看法，这会是1848年3月之后反动原则的最大的、后果难以估计的胜利。拉萨尔认为用全力反对这一战争是民主派的迫切任务。
　　他不厌其详地说什么意大利战争对德国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并且论证说，德意志民族是极愿意看到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取得胜利的。好事情不会因为坏人去做而变成坏事情。如果波拿巴想通过意大利战争赢得几文钱的声望，那么就必须不使他得到这种声望，这样他为着个人的目的而敢于做出的行动，对于这些目的来说就成为无用的了。然而不应当反对一直为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一方面是坏人和好事，另一方面是坏事和……“而人又怎样呢？”拉萨尔提到了勃鲁姆的被杀，提到了奥里缪茨、霍尔施坦、布隆采耳[295]，提到了不是波拿巴专制政府，而是哈布斯堡专制政府对德国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德国人民一点也不想使奥地利的力量不被削弱。恰恰相反，奥地利的彻底失败是德国统一的首要条件。只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成为独立国家的那一天，一千二百万奥地利的德国人才会重新回到德意志民族的怀抱；只有到那时，他们才感到自己是德国人，只有到那时，德国的统一才是可能的。
　　拉萨尔从波拿巴的整个历史情况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庸碌的，而在整个欧洲却被如此过高估计的人，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到在意大利进行征服的问题，更不用说在德国了。然而，即使他真地以虚幻的侵略计划自慰，德国人又有什么理由这样不体面地大惊小怪呢？拉萨尔嘲笑那些有勇无谋的爱国者，因为他们用耶拿的尺度来衡量国家的力量，而只是由于恐惧的缘故才变得不顾一切地大胆。他们极度害怕法国的莫须有的进攻，因此他们就促使德国去进攻法国。十分明显，如果德国必须抵抗法国的进攻以保卫自己，那么它就能够发挥并且定将发挥与进攻法国的战争完全不同的一种力量，因为进攻法国会使法国人民团结在波拿巴的周围并且只会使他的王位巩固起来。
　　只有在波拿巴自己不想放弃他从奥地利人那里夺得的战利品，或是想使自己的堂兄弟成为中意大利王国的国王的时候，拉萨尔才要求进行反对法国的战争。如果两种情况都不发生，而普鲁士政府仍要驱使德国人民发动反法战争的话，民主派就必须反对这种做法。然而单是中立是不够的。普鲁士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毋宁是在于派自己的军队去进攻丹麦，并宣称：“拿破仑要在南方根据民族原则改变欧洲的地图。很好。我们也要在北方做同样的事情。拿破仑要解放意大利。很好。我们也要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拿到手。”[参阅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载《拉萨尔》一书，楚伊科主编，增订第2版，1889年俄文版，第248 页。]如果普鲁士仍和先前一样迟迟不进，那么这就一再表明，德国的君主制度已不再能承担任何民族事业了。
　　由于这个纲领，拉萨尔几乎被称颂为预言俾斯麦后来的政策的民族先知。然而俾斯麦在1864年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而进行的那次王朝侵略战争，却同1859年拉萨尔所宣传的争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人民革命战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战争同另一战争相比，无异于骆驼同马相比。拉萨尔知道得很清楚，摄政王并未完成他向摄政王提出的任务；因此他便有充分的理由提出符合于民族利益的建议，即使这一建议立刻就变成了对政府的指责。他有充分的权利把心情激动的群众引离错误的道路，而给他们指出正确的道路。
　　然而除去在自己的小册子里陈述的理由之外，拉萨尔还有一些“暗中的理由”，而他在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里就谈过这些理由。他知道，摄政王在意大利战争中是准备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拉萨尔甚至并不反对这一点。他指望战争将会失利，而在战争发生不可避免的激变时，则可能为革命创造有利条件。然而只有在民族运动从一开始便把摄政王的这一战争看成是王朝内阁的战争，而根本不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可能出现。在拉萨尔看来，这一场不得人心的对法战争，对革命来说却是“莫大的幸事”。而在王朝的领导下进行的受到欢迎的战争则会引起各种反革命的后果，他预见到了这些后果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做了确凿的论述。
　　因此，拉萨尔对于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战略是不大能够理解的。恩格斯虽然十分辉煌地证明，德国并不需要波河来确保自己的军事地位，但他的结论却是大有争论余地的，这个结论就是：一旦战争爆发，首先应当保卫波河，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支援奥地利以反抗法国的进攻。十分明显，如果奥地利能顺利地击退波拿巴的进攻，这只会引起反革命的后果。如果奥地利依靠着它在北意大利的占领地并在德意志联邦的支持下取得胜利，那么任何人就都不能阻止它保有对北意大利的统治，而这正是恩格斯本人所痛斥的事情。这会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的霸权，并且会使联邦议会从苟延残喘中复活。甚至如果奥地利推翻了法国的篡位者，把旧的波旁王朝的统治恢复起来，那么无论对德国还是对法国、更不用说对革命都是不会有好处的。
　　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应该考虑到，他们同拉萨尔一样，也有自己的“暗中的理由”，而且两个人都是出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那同一个理由。“按照我们党的精神直接在德国本国从事政治斗争和论战，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35页。] 但是伦敦的两位朋友的”暗中的理由”对我们来说却不像拉萨尔的理由那样清楚，因为保存下来的只有拉萨尔给他们的信，而没有他们给拉萨尔的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中发表了马克思就这一问题写给拉萨尔的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40—242 、243—244 、246—247 、262—265 、274—276页。]。可是综观他们当时的政论活动，我们仍能看出他们的基本观点。在恩格斯一年后发表的反对波拿巴吞并萨瓦和尼斯的题为《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633—680页] 的第二个小册子里，他清楚地阐述了作为他的第一个小册子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这样的前提基本上是两个，或本质上是三个。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德国的民族运动是货真价实的。按照他们的意见，这一运动是“自然地、本能地、直接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636页]发生的，并且可以吸引那些反对政府的人们。他们认为德国的这一民族运动从一开头就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异国统治和意大利争取独立的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人民的本能要求为反对路易•波拿巴而斗争，为反对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传统而斗争，而且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俄联盟对德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第二帝国的财政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已达到危急的地步，而只有对外战争才能使波拿巴的政变在法国所确立的统治以及反革命在欧洲的统治苟延残喘。他担心意大利的解放只能给波拿巴以借口来继续压迫法国，使意大利受他自己的统治，把法国的“自然疆界”向德国方面推移，变奥地利为俄国的工具，并且把一场为合法的或非法的反革命而进行的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正像在第二个小册子里所指出的，恩格斯把德意志联邦帮助奥地利的行动看成是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因为那时俄国将出现在战场上，以便使法国侵占莱茵河左岸，而自己也可以在土耳其放手行动。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德国各邦政府，特别是柏林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们”将会使奥地利任凭命运的摆布。因为他们欢迎那把莱茵河左岸让给了法国的巴塞尔和约[指1795年4月5日法国和普鲁士在巴塞尔缔结的单独和约；普鲁士所以签订这一条约，特别是因为它想使自己能腾出手来参加对波兰的第三次瓜分并建立德意志各公国的新联盟以对抗奥地利帝国。]的缔结，而当奥地利人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尔利茨被打败的时候[296]，他们也暗中感到十分欢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民族运动必定能推动德意志各邦的政府前进。为此恩格斯曾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拉萨尔在自己的回信里曾一字不漏地重述了这句话）：“如果法国人和俄国人同时进攻我们，如果我们面临着灭亡的危险，那么战争对我们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政党，从当前执政的政党到齐茨和勃鲁姆都将要在这种绝望状态中垮掉，而人民为了拯救自己必将求助于最果敢有为的政党。”拉萨尔在回信中对这一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说，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说他在柏林曾用一切力量来证明，普普士政府如果参加战争，这将有利于革命——当然，这只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人民厌恶政府的这一战争，而把它看成是神圣同盟的反革命战争。无论如何，如果一切都像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那么无论德意志联邦还是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和法兰西帝国，都将同样遭到灭亡的命运，而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所提出的战略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争论双方并没有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而正像马克思在一年后所说的，有的只是“对于实际前提的对立的看法”。他们无论是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在革命问理上，都没有任何分歧。对他们来说，最高的目的都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建立一些大的民族国家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的前提。作为德国人，他们最关心的是德国的统一，而他们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必不可缺的条件，是消除德国内部的许多王朝统治。因此，正是出于他们的民族意识，他们对于德意志各邦政府就只有憎恨，并且盼望它们失败。他们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想法，即一旦各邦政府之间爆发战争，工人阶级应当放弃目己的全部政策井且不加思考地把目己的命运交到统治阶级的手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意识是深厚而真诚的，因而决不可能受王朝口号的欺编。
　　只是由于革命年代的遗产开始在王朝的兴替中受到清算，情况才变得困难起来。要在这一团混乱中划清革命目的和反动目的之间的界限，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事实问题。尽管两方面都没有受到实践的检验，但正是阻碍了这种检验的事态发展相当清楚地表明，拉萨尔实质上较之恩格斯和马克思更正确地估计了“实际的前提”。由于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一定的程度上同德国的现状失去了接触，并且多少过高估计了沙皇政府的即使不是侵略的意图，至少是侵略的可能性，他们这一次是吃了亏的。拉萨尔把整个民族运动都归结为仇恨法国人这种老一套的说法，可能是过火的，然而这一运动最后的产儿却表明这一运动是最不革命的：这个产儿就是德意志民族联盟[297]这个怪物。
　　拉萨尔也可能低估了俄国的危险。他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只是顺便地提到这个间题。然而，当普鲁士的摄政王——完全像拉萨尔所设想的那样——动员普鲁士军队并且向德意志联邦建议动员德意志中小各邦的军队的时候，看来这一危险还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因为，单是这一军事上的示威行动便足以使十二月的英雄和沙皇立刻倾向于缔结和约了。在立刻来到法国大本营的一位俄国侍从武官长的极力怂恿之下，波拿巴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正式纲领的一半，而向战败的奥地利皇帝建议言和。他满足于占领伦巴第，而让威尼斯仍旧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 梅林这里指的是1859年7月11日法国和奥地利在维拉佛兰卡（在意大利）所签订的单独预备和约的条款。同年，维拉佛兰卡和约的条款又经双方在苏黎世签订的和约所批准。]。波拿巴不能独自承担进行欧洲战争的风险，而俄国则由于波兰的骚乱以及解放农奴所带来的困难而陷于瘫痪状态，并且远远没有从克里木战争所受的创伤恢复过来。,
　　维拉佛兰卡和约的签订结束了有关对意大利战争的革命策略的争论，然而拉萨尔后来还在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多次提起这个问题。他仍然断言，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为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中发表了马克思就这一问题写给拉萨尔的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40—242 、243—244 、246—247 、262—265 、274—276页。]，由于他们并没有根据他们原定的计划在有关这一问题的正式宣言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因而我们不能对双方的论据作出判断。拉萨尔有权援引这样一些事实作为自己的论据：如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意大利各王朝为它们的被压迫的“臣民”的起义所推翻，加里波的的志愿军占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以及这一切挫败了波拿巴的打算等等，虽然，事情的结果是萨瓦王朝最后得到了好处[298]。
　　可惜，同拉萨尔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马克思对他抱有难以克服的不信任态度而激烈起来。不能说马克思不愿意把他完全争取过来。他曾把拉萨尔称为不可能同资产阶级政党勾结的“刚毅果敢的人物”。他甚至认为，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尽管写得不好，却仍然比民主派所能夸耀的任何东西都高明[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33 、430页]。然而，尽管拉萨尔对他采取了开诚相见的态度，马克思却仍然一直认为必须对拉萨尔使用外交手段和采取“明智领导”的办法以便使拉萨尔就范；而且任何偶然的事情都会重新引起马克思对他的不信任。
　　弗里德兰德曾通过拉萨尔再一次向马克思建议给《Presse》[《新闻报》]写稿，而且这一次没有向他提出任何条件，但后来却把这件事情根本压下不提了，于是马克思便疑心这是拉萨尔从中捣鬼。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印行从2月初拖到5月底的时候，他认为这也是拉萨尔的“阴谋”，并且说他永远不会宽恕拉萨尔干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拖延是出版者自己造成的，而且出版者这样做也还是有他的理由的，那就是，他首先必须出版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论述当前问题的小册子。

（三）流亡者之间的新斗争

　　意大利战争的两面性质在流亡者中间引起了旧的矛盾和新的混乱。
　　正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流亡者反对意大利的解放运动同法国的波拿巴政变合流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德国流亡者却想重复他们过去干过的蠢事[299]，而他们第一次干的这些蠢事曾使他们付出了十年放逐的代价。他们这时已离开拉萨尔的观点非常之远。相反地，他们却念念不忘靠摄政王的恩典而开始的新纪元，指望他们自己也能分沾到这个新纪元的一点恩惠。正像弗莱里格拉特讽刺地指出的，他们被“大赦狂”弄得坐卧不宁，而只要“国王陛下”愿意像金克尔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所宣称的那样用武力统一德国，他们就准备做出任何爱国行动。
　　金克尔这一次再度成了这一派的代言人。他从1859年元旦开始出版一种题为《Hermann》[《海尔曼》]的周刊。单是从这一陈腐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谁是它的思想导师了[300]。用弗莱里格拉特的话来说，在杂志里又“开始鼓吹思乡情绪”，而这种思乡情绪很快地就跟“自由主义的下级军官的狂想”交融在一起了。但金克尔的周刊却因而更加迅速地畅销起来。它立刻就挤垮了工人的小报《Die Neue Zeit》[《新时报》]，这是埃德加尔·鲍威尔受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出版的。《新时报》是靠向印刷厂赊账来维持的。因此当金克尔向印刷厂建议承印《海尔曼》这笔更加有利和可靠的生意时，该报就注定要垮台了。但是这种做法就是在资产阶级流亡者中也没有得到一致的同情。自由贸易论者孚赫甚至成立了一个财务委员会来维持《新时报》的出版。这件事实现了，报纸只是换了一个名称，改称《Das Volk》[《人民报》]。编辑部邀请了埃拉尔特·比斯康普这个库尔黑森的流亡者来担任编辑。他先前也曾从外地给《新时报》写稿，现在则辞去了教师的职务而把全部力量放到重新办起来的报纸上。
　　不久比斯康普就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马克思那里去请他为报纸写稿。马克思自从1850年同工人教育协会决裂之后就不再同它保持任何联系。当李卜克内西个人恢复这一联系的时候，他甚至感到不满，虽然李卜克内西关于没有工人的工人政党是个矛盾的看法，但实际上却包含着许多正确的东西。然而，完全可以理解的是，马克思未能很快地摆脱一切不愉快的回忆，并且以如下的声明使协会派到他那里去的代表团“十分惊愕”，他说，他和恩格斯是自行负起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者的使命的，而他们的这种地位已为旧世界的一切政党对他们所抱的普遍而深刻的憎恨所证明。
　　开头时，马克思对于《人民报》约稿的建议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尽管他也认为不应当放任金克尔并且表示同意李卜克内西和比斯康普参加报纸的编辑部，但是他自己却既不愿意为一个小报写稿，也根本不愿意为任何不由他本人和恩格斯主编的党报写稿。但是，他却答应帮助推销报纸，答应这个小报利用他在《论坛报》[即《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并且就各种问题提供口头的意见和指示。他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认为《人民报》是一个流亡者的消闲小报（《Bummelblätchen》），就和过去巴黎的报纸《Vorwärts》[《前进报》]和《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一样。但是总有一天，在伦敦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对他们来说将成为十分重要的事。他还写道，由于比斯康普在报纸方面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所以更应当受到支持[301]。
　　但是当这一消闲小报开始阻碍金克尔的阴谋的时候，马克思的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使他不能不出来维护这个报纸。他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来挽救报纸——这与其说是给报纸写稿（据马克思自己说，他不过写了一些篇幅不大的短评），毋宁说是尽力给报纸保证一些物质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这个有四大版的机关报就至少能够一天天地勉强支持下去。在为数不多的党的同志中间，所有能够出一点钱的人，首先是恩格斯，都被吸收来参加这一事业。恩格斯还热心地为《人民报》写稿，他为它写了有关意大利战争的军事论文[302]，特别是在那里发表了有关他的朋友刚刚发表的科学著作的有价值的论文[在1859年8月6日和20日的《人民报》上登载了恩格斯的书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524 —535页。] ；不过论文的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却没有在那里发表。8月底，《人民报》停刊了，而马克思一番努力的实际结果就是，承印该报的印刷所的主人、一个叫做菲戴里奥·霍林格尔的人要马克思支付所欠的印刷费。这个要求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由于金克尔一伙正在等待机会公开地寻衅，而同报纸有关的人员又不便在法庭上公开出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98页] ，所以马克思就只好偿付了差不多五英镑的债款。
　　《人民报》留给马克思的另一笔遗产却使马克思遭到了远为巨大的牺牲和麻烦。1859的年4月1日，卡尔·福格特从日内瓦把德国民主派在意大利战争中的行动纲领散发给伦敦的流亡者，其中包括弗莱里格拉特。他请他们根据这一纲领精神给瑞士的一个新的周刊撰稿。福格特是曾在学生运动中起过显著作用的福伦兄弟的外甥。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里，他同罗伯特·勃鲁姆是左翼的领袖，而在垂死的议会的最后时日，他甚至被任命为帝国的五摄政之一。现在他以地质学教授的身分住在日内瓦，并且同日内瓦激进派的领袖法齐一道是瑞士等级会议的日内瓦代表。在德国，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曾热心鼓吹一种狭隘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只要一涉及历史领域，立刻就陷入了谬误。而且卢格说得很妙，福格特就像“淘气的孩童恶作剧似地”鼓吹这种唯物主义，并且喜欢用下流的词句嘲笑那些庸夫俗子。可是当他讲出诸如“思想和脑的关系就像胆汁和肝或尿和肾脏的关系一样”之类的话的时候，甚至他的最亲密的同志路德维希·毕希纳都反对这种教化人民的方式了。
　　弗莱里格拉特曾请求马克思谈一谈他对福格特的政治纲顿的意见。他得到了一个简短的回答：“废话连篇”。但是马克思在他给恩格斯的信里却比较详细地谈到了福格特的纲领：“德国放弃自己的非德意志的领土。它不支持奥地利。法国的专制统治是暂时的，但奥地利的专制统治却是长久的。两个专制君主都要流血（这里甚至可以看出他对波拿巴的某种偏爱）。德国武装中立。福格特‘从最可靠的方面得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根本不要指望德国的革命运动。因此，只有在奥地利被波拿巴消灭的时候，在祖国才会自行开始一个在帝国摄政[303]领导下的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民族的发展，而福格特看来还将成为普鲁士的宫廷小丑。”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47—448页。] 在马克思的这些话里流露出来的那个怀疑，当福格特不是出版他所计划的周刊而只是出版《欧洲现状概述》的时候，就在马克思那里变成了一种确信。这部著作同波拿巴的口号的思想上的联系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了。
　　除去弗莱里格拉特之外，福格特还曾向巴登的流亡者卡尔·布林德约稿，这个人从革命的年代起就同马克思友好，并且在《Neue Rheinische Zeitung . Politisch - ökonomische Revue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不过他不是马克思的最亲密的同志之一。布林德毋宁说是那种仍然把“巴登郡”看做世界中心的“一本正经的”共和主义者之一。恩格斯特别喜欢拿这些“大政治家”开玩笑，说这些人的信念尽管看起来高深莫测，却照例不过是对自己的“自我”的无限崇拜。当时布林德曾到马克思那里去揭发福格特的叛国阴谋，并肯定说，他手里有证据。布林德说，福格特曾从波拿巴那里领取过进行鼓动工作的津贴；他想用三万盾来收买南德的一位作家，在伦敦他也想进行收买；早在1858年夏天，当日罗姆•波拿巴亲王在日内瓦同法齐之流会见的时候，就讨论了有关意大利战争的问题，而俄国大公康斯坦丁甚至被内定为未来的匈牙利国王。
　　当比斯康普前来访问马克思，请他为《人民报》写稿的时候，马克思只是顺便提到这些事情；同时他又说，南德人讲话的特色就是喜欢夸大其词。比斯康普没有征求马克思的意见就利用布林德所提供的这些情况，给《人民报》写了一篇文章来挖苦帝国的摄政——帝国的叛徒。他把这一号的报纸寄给了福格特一份。福格特在《Bieler Handelscourier》[《比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对工人的“警告”以为答复，说这个“流亡者集团”先前在瑞士的流亡者中间便以“刷子家”或“硫磺帮”[关于福格特用来侮辱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刷子家”或“硫磺帮”等词的起源问题，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5页。]这些浑号而著名，而现在他们又在自己的首领马克思的领导下为了在德国工人中间制造阴谋而在伦敦集合起来。大陆上的秘密警察从一开始就知道的这些阴谋，给工人们带来了灾难。马克思并未因这篇“下流的文字”而感到不安，他只是建议《人民报》对之进行反击。
　　但是后来，当马克思在6月初到曼彻斯特去在那里的党内同志中间为《人民报》募集款项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在报纸的印刷所里发现了反攻福格特的一篇匿名文章的校样，文章里就有布林德揭发的那些材料；排字工人费格勒说，文章是用布林德交来的亲笔手稿排印的，而且清样上所做的修改也是布林德的笔迹。几天之后，李卜克内西从霍林格尔那里收到了文章的清样并且把它寄给了奥格斯堡《总汇报》，因为几年来他一直是这家报纸的通讯员。他还说，文章是一位最可尊敬的德国流亡者写的，并且文章中提到的各项事实都是确凿有据的。
　　当这篇文章发表在《总汇报》上的时候，福格特控告该报对他进行了诽谤。编辑部为了给自己辩护，要求李卜克内西提供他答应提供的证据，于是李卜克内西又去找布林德。但是布林德却拒绝参预同他不相干的报纸的事情，并且根本否认这是他本人的作品，尽管他不得不承认，他曾把文章的实际内容告诉给马克思，甚至把它的一部分发表在《Free Press》[《自由新闻》]（乌尔卡尔特的报纸）上。马克思自始就同这一切没有任何关系，而李卜克内西也早就预料马克思会在这个问题上同他划清界限。但是马克思却尽一切力量来揭露福格特，因为福格特硬把他拖到这件事情里面来。然而，就是他要使布林德承认的尝试也由于布林德的坚决否认而遭到失败，因此马克思就只能满足于排字工人费格勒的书面声明，即文章的手稿是他所熟悉的布林德的手迹，而且文章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里排印的。当然，这也丝毫不能证明福格特是有罪的。
　　然而还在奥格斯堡审理这一案件之前，在伦敦的流亡者中间又发生了新的争吵，争吵是由于1859年11月10日席勒诞生百年纪念而引起的。大家知道，国内和国外的德国人都把这个日子，用拉萨尔的话来说，当作全体德国人民的“精神统一”的证明，当作“德国人民民族觉醒的可喜的保证”来加以庆祝。在伦敦，人们也在水晶宫[304]集会庆祝，还建议以收进的款项成立席勒学院，学院附设图书馆，每年举办报告会，这些报告会照例应当从席勒诞辰纪念日开始。可惜，庆祝会的全部筹备和组织工作为金克尔一派所把持，于是他们开始别有用心地、卑鄙地利用这一工作图谋私利。金克尔一派把普鲁士大使馆中的一个官员请来参加庆祝会（这个官员在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时期曾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力图借此吓跑流亡的无产阶级分子。一个用贝塔这个笔名写作的名叫贝特齐希的人，仿佛是金克尔的文笔方面的助手；这个人在《Gartenlaube》[《凉亭》]杂志上发表文章，极其无聊地给自己的上司和主子吹捧。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还同样无聊地嘲笑那些想参加纪念席勒活动的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因此，当弗莱里格拉特同意在金克尔发表纪念演说之后在水晶宫朗诵一首纪念诗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极不愉快。马克思曾警告自己的老朋友根本不要参加“金克尔的示威”。弗莱里格拉特也承认，事情是可疑的，可能目的只是在于满足某人的虚荣心；但是他认为，作为一个德国诗人，他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他认为，这一点甚至是无须证明的。他说，在举办席勒纪念会的时候，即使某一派有它自己的私下的打算，但是归根到底问题却不在于某一派的这种打算。在纪念会筹备期间，弗莱里格拉特有了一些“奇妙的体验”，而尽管他为人惇厚，在估价人和事件时总是从最好的方面着眼，但这些体验还是使他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警告是正确的。不过弗莱里格拉特仍然认为，他出席和参加纪念会，较之他采取旁观态度，更能打乱某些图谋。
　　但是马克思不同意这种想法，恩格斯尤其如此。恩格斯愤怒地谴责弗莱里格拉特，说他有“诗人的虚荣，文人的多事和喜欢迎合世俗的习气”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03页。]。这确是过甚其词了。当时的席勒纪念会并不像德国资产者为了纪念他们那些像仙鹤一样飞翔在他们的睡帽之上的思想家和学者而举办的那种吵吵嚷囔的庆典，这个纪念会就是在极左翼中间也得到了共鸣。
　　当马克思向拉萨尔抱怨弗莱里格拉特时，拉萨尔回答说：“也许弗莱里格拉特不参加庆祝活动会更好一些。不过他写了一篇颂诗，这总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为纪念会所写的一切作品当中最好的。”[《拉萨尔致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1905年俄文版，第198页。] 在苏黎世，海尔维格写了一首纪念的歌曲，而在巴黎，席利发表了纪念演说。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也参加了水晶宫的纪念会，而为了对得住自己的政治良心，工人教育协会在前一天举办了罗伯特•勃鲁姆的纪念会，李卜克内西在纪念会上还发表了演说。在曼彻斯特主持纪念活动的是来自乌培河谷的一位年轻诗人季贝尔，但同他有远亲关系的恩格斯却丝毫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怪罪他。诚然，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自己与此事完全无关，但是季贝尔却写了一篇闭幕词。“不用说，是平平常常的朗诵，然而形式却是得体的。此外，这个无所事事的人还组织了《华伦斯坦的阵营》[305]的演出；在排演时我去过两次；只要这些家伙们鼓起勇气来干，成绩是不会坏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05页。] 后来恩格斯本人成了因纪念会的机会而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席勒学会[306]的主席，而威廉•沃尔弗还在自己的遗嘱中为这个机构留下一大笔赠款。
　　就在那些日子里，也就是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闹得很紧张的时候，奥格斯堡的地方法院审理了福格特对《总汇报》的控告。这一控告结果未予受理，诉讼费用也要由福格特负担。不过法庭上的这一失败对他来说却成了道义上的胜利。被控的编辑们根本提不出任何足以证明福格特卖身投靠的证据，而用马克思的极其温和的说法来说，他们只是做了一件“从政治上说来是无聊的蠢事”；他们的这种行动不仅从政治的观点，而且从道义的观点来看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他们所以能够胜诉，是因为他们坚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政治对手的荣誉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们问道，巴伐利亚的法官们难道会保护那个曾猛烈攻击过巴伐利亚政府并由于从事革命密谋而不得不亡命国外的人的权利吗？如果被控告的编辑们被判罪的话，那么十一年前曾以杀死拉图尔将军、加格恩将军和奥艾尔斯瓦尔德将军和利希诺斯基公爵来给自己最初的自由梦想祭旗的整个德国社会民主派，就会真正感到欢欣鼓舞。编辑们还说，如果福格特的企图最后得到成功，那就会面临这样一个令人欣慰的前景，即很快地克拉普卡、科苏特、普尔斯基、泰列基、马志尼也都会以原告的身份出现于奥格斯堡地方法院。
　　尽管玩弄了这个平常的花招，或者毋宁说正是由于这个花招，这一辩护对法宫们起了作用。他们的法律上的良心不容许他们替那些自己提不出任何证据的被告辩护；但是他们毕竟也没有足够的良心来承认那为巴伐利亚政府和巴伐利亚居民所极端僧恨的人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就抓住了检察官暗示给他们的一个补救办法，根据形式上的理由把案件转到陪审法庭去；而在那里，福格特更加不成问题会受到申斥，因为在这个法庭上，不容许提出任何真凭实据，而陪审员也没有义务说明自己判决的理由。
　　如果说福格特没有参加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那也无可责怪。相反地，他却有理由享受双重殉道者的荣光：人们不但无端地怀疑他，而且拒绝承认他的权利。某些次要的情况更加促成了他的胜利。当他的法庭上的对头提出了比斯康普的信的时候，人们得到了一个十分可厌的印象。因为在这封信里，第一个公开指控福格特的人自己也承认他没有真凭实据，只是举出一些含糊的推测；最后，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他停止出版《人民报》之后，《总汇报》是否会聘请他为李卜克内西以外的第二个伦敦通讯员。但是《总汇报》的编辑们就是在诉讼结束之后还是像先前那样胡言乱语，他们说：福格特受到自己人，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的遗责，而人们早就知道，马克思是比福格特更有见识和更加彻底的思想家，弗莱里格拉特也在政治节操方面比福格特更为高超。
　　在编辑科尔布呈交法庭的那些辩护书里，弗莱里格拉特被称为《人民报》的撰稿人和福格特的控告者之一。这是因为科尔布误解了李卜克内西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并不十分清楚的书面声明。当伦敦方面收到载有关于诉讼的报道的那一号《总汇报》的时候，弗莱里格拉特便把一篇简短的声明寄给该报，说他从来不曾做过《人民报》的撰稿人，而他的名字被列入福格特的控告者之内，也是他事先不知道并且从来没有同意过的。由于福格特是法齐的密友，而弗莱里格拉特在瑞士银行的地位又是借重[原文如此]于法齐的，因此人们就从这一声明得出了不愉快的结论。不过这些结论只有在弗莱里格拉特由于某种原因而必须反对福格特的时候才是公正的。然而这样的事情是根本谈不到的。在这时以前，弗莱里格拉特对福格特的案件根本不感兴趣，并且有充分的权利不希望科尔布在陷入困境难以自拔时用他的名字作掩护。当然，从弗莱里格拉特的简短而又枯操的声明里，人们可以间接地看出对马克思的拒斥态度；马克思本人也感到，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丝毫不能消除他个人同马克思决裂并公开脱离党这样一种印象。声明的这一缺点可以用弗莱里格拉特的某种不满情绪来加以解释：马克思从党的利益出发而想不要他发表（弗莱里格拉特便是这样认为的）他为纪念席勒而写的无害诗篇，可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却要求他立刻参加马克思所发动的一次论争，虽然并没有什么人迫使马克思进行这一论争。
　　还有一个情况使这个事件更显得是出于恶意中伤，那就是在这同时，布林德也在《总汇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虽然“无保留地指责”了福格特的政策，但断然否认那篇攻击福格特的文章是他写的。他在信里附了两份证明：在一份证明里，费戴里奥•霍林格尔把费格勒的这样一个说法，即福格特的文章是在他的印刷所印的并且是布林德写的，说成是”恶意的捏造”；在第二份证明里，排字工人维埃确认霍林格尔的声明是真实的。
　　此外，一件不幸的事件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更为加深了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不和。原来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凉亭》上发表了贝塔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金克尔雇用的这个文丐以夸张的手法大捧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才，而在文章结尾处则对马克思进行了卑鄙的辱骂。贝塔写道，这个惹祸招灾的、散播恶毒仇恨的能手剥夺了弗莱里格拉特歌唱的权利，剥夺了他的自由和个性。自从诗人接近马克思以来，诗人就停止了创作。
　　但是，在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了一番争吵之后，看来，这场纠纷就随同动荡的1859年一道消逝在忘却的海洋中了。但是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旧的争论又表面化起来，因为好斗的福格特想证实一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

（四）插曲

　　到新年的时候，福格特出版了一部书，题名为《我对＜总汇报＞的控告》。这部书里收入了奥格斯堡地方法院审理这一案件时的速记报告，一些声明，以及争论时期发表的其他文件。书中的全部材料都是不加删节、逐字逐句地照引下来的。
　　然而，其中也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福格特关于“硫磺帮”的老一套的胡说，这些胡说最初曾发表在《Bieler Handelscourier》[《比尔商业信使报》]上面。马克思在这部书里特别被描写成一个诈骗集团的头目，这一集团就靠着败坏“住在祖国的人们”的名誉为生，迫使人们出钱换取它的沉狱。福格特的原话是这样的：“这些人寄往德国的不是一封、而是成百封的信……公然威胁说，如果在一定的期限内不把一定数目的款项寄到指定地点去，就要揭发他们曾经参加过某一革命行动”[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页。]。这是福格特对马克思所进行的最恶毒的，然而决非唯一的诬蔑。尽管这显然是在说谎，然而在叙述中却搀杂了流亡者的经历中的一些半真半假的情节，以致只有确切地了解一切细节的人才不致在乍看时为这种奇谈怪论所迷惑。可是德国的庸人，对于流亡者生活中的事件，却是最不可能有这样的了解的。
　　福格特的书确实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特别是德国的自由主义报刊对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National-Zeitung》（《国民报》）为这部书写了两大篇社论，而当伦敦方面接到报纸时,这两篇社论使马克思全家十分气愤。马克思夫人受到了特别巨大的震动。由于在伦敦得不到福格特这本书，于是马克思就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问他是否曾从他的“朋友”福格特那里得到这样一本书。弗莱里格拉特十分恼火地回答说，福格特不是他的“朋友”，而他手头也没有这样一本书。
　　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回答福格特，尽管他向来不愿回答那甚至是最恶毒的咒骂。他认为报刊有权利侮辱作家、政治家、演员和其他社会活动家。在伦敦方面接到福格特的书之前，马克思就决定对《国民报》提起诉讼。这家报纸指控他有过一系列罪恶的和可耻的行为，而且又是在这样的公众面前指控他，这些人由于党派的成见而总是愿意相信这种彻头彻尾的胡说的。此外，这些人也没有掌握任何材料足以对马克思的为人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他离开德国已经十一年了。当时，马克思不单单是从政治上的考虑出发的：他认为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缘故，他也有义务向《国民报》提起诉讼，因为它的指控损害了他的名誉。此外，他还准备写文章驳斥福格特。
　　马克思首先同布林德算帐。他仍然认为布林德手里有不利于福格特的罪证，而只是由于私人情面的关系才不肯把它们拿出来，因为一个庸俗的民主派总是认为自己应该照顾另一个庸俗的民主派的。但是马克思在这方面显然是弄错了，而恩格斯则比较正确；恩格斯认为，布林德是出于幼稚而愚蠢的妄自尊大才任意编造了关于福格特想进行收买的各项细节的；当事情闹糟了的时候，他就打了退堂鼓，可是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泥坑。2月4日马克思给《Free Press》 [《自由新闻》]的主编写了一封英文的公开信[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352页。]。在这封信里他说布林德、维埃和霍林格尔关于那篇匿名文章不是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承印的声明是一个卑鄙的谎言，因而卡尔•布林德是一个卑鄙的说谎者。马克思说，如果布林德认为这一指控对自己是个侮辱，他可以向英国的法庭去控告他马克思。可是布林德却明智地没有到法庭去控告，而是试图从这整个事件中摆脱出来。于是他就在《总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声明，猛烈地攻击福格特，并且用暗示的口吻提到福格特卖身投靠的事情，不过他依旧矢口否认文章是他写的。
　　但马克思对这一点却完全不能满足。他还在调解法庭上对排字工人维埃提起了诉讼，并且使维埃在发誓后作了供述。维埃这一次承认，他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曾亲自为这篇文章排版以便在《人民报》上转载，并且看到布林德在校样上亲手改正的许多误植。随后他又说，他先前所以作出相反的供述，是因为受到了霍林格尔和布林德的利诱：霍林格尔曾答应给他金钱报酬，而布林德则保证将来酬谢他。根据英国的法律，这一供述确定了布林德应当受审，而厄内斯特•琼斯则表示准备根据维埃的这一供述而设法弄到一份逮捕布林德的命令。但是他又说，一旦提起诉讼，就无法再把它撤回，因为问题涉及的是刑事犯罪，而如果在提起诉讼之后又试图将此案和平了结，那么作为律师，他本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但是马克思考虑到布林德的家庭而不愿做得太过分。他把维埃的供词送给了同布林德友好的路易•勃朗，并且写信告诉他说，如果事情到了必须对布林德提起刑事诉讼的地步，那么他会感到非常遗憾，但并不是为了罪有应得的布林德本人，而是为了布林德的一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25页。]。这封信起了它应起的作用：1860年2月15日，在也曾转载过《国民报》上的漫骂的《Daily Telegraph》[《每日电讯》] 上出现了一则声明，在这一声明里，经常同布林德一家来往的一个名叫沙伊勃勒的人自称是攻击福格特的文章的作者。尽管这显然是一种手法，马克思却对这种手法感到满意，因为这样一来，他对文章的内容便无须负任何责任了。
　　在开始攻击福格特本人之前，马克思试图同弗莱里格拉特取得和解。他把自己在《Free Press》[《自由新闻》]上发表的反驳布林德的声明和维埃的供词寄给了弗莱里格拉特，但是没有得到他的答复。于是他就最后一次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告诉他福格特的案件对于保护党的历史和党今后在德国的地位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他极力消除弗莱里格拉特对他可能抱有的不满情绪：“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了你的地方，那么任何时候我都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97页。] 马克思写道，他非常清楚，对处于当前情况下的弗莱里格拉特来说，这一事件只能引起他的反感，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应当懂得，他是不能完全袖手旁观的。“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弃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劳苦最贫困的阶级’(Classe la plus laborieuse et la plus misérable)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么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我认为我们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下的罪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98页。] 马克思在这封信的结尾处表示了真诚的友谊。
　　弗莱里格拉特握了伸向他的手，但是没有“冷漠无情的”马克思向他伸手时所表示的那种热情。他回答说，他根本不打算背叛他一向对之忠诚的“最劳苦最贫困的阶级”，同时希望像同朋友和同志一样同马克思保持个人的联系。不过他接着又说：“在这七年中间（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来），我远离了党。我没有参加过它的会议，也一直没有过问过它的决议和活动。因此，我同党的关系实际上早已断绝了。我们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互相欺编过。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我所能说的只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我的本性以及对任何诗人的本性来说，必不可缺的是自由！党也是一只笼子，而且即使是为党歌唱，自由地歌唱也比在笼子里歌唱更好。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前很久，我就是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诗人了。而今后，我只愿站在自己的腿上，只属于自己并自己支配自己。”[弗莱里格拉特：《诗歌选和同马克思的通信》，1924年俄文版，第46页。] 弗莱里格拉特的这一表白清楚地说明了他历来对政治鼓动的日常具体工作的反感。因此，他甚至好像看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他所不曾参加的会议，他所根本不知道的决议和演说，实际上从来都不曾有过。
　　马克思在回信中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再一次解释了可能发生的其他一切误会之后用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句口头禅做开头写道：“‘不管一切的一切’[307]，我们一向喜欢的口号是‘反对庸人’( Philister über mir )，而不是‘跟着庸人跑!’( Unter dem Philister）[308]。
　　我已公开向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你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己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25一326页。]这些真诚的话起了和解的作用，因为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来说，“不管一切的一切”，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总是真正的同志。而这些话所以更增加了马克思的荣誉，是因为在受到福格特的卑鄙的攻击之后，马克思完全有权利期待弗莱里格拉特公开消除他同福格特的一切瓜李之嫌。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只限于同马克思恢复了友谊关系。在其余方面，他坚持站在一旁，而马克思则从那时起尽量避免把弗莱里格拉特的名字牵连到事件中去，以便使他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但是，由于福格特事件而在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发生的冲突，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在前一年的11月，马克思曾就他们在意大利战争问题上展开的辩论最后一次写信给拉萨尔，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信的笔调是“很粗鲁”的。因此，拉萨尔没有回答他的这封信，而马克思则认为这是由于对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在《国民报》攻击他之后，马克思当然希望在柏林有自己的人，并且请恩格斯设法同拉萨尔搞好关系，因为比起别人来，拉萨尔毕竟还是一匹“马力”。同这事相关联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即一名普鲁士的候补法官费舍尔以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的身份向马克思自我推荐，表示愿意为在德国报刊方面的任何委托效劳。当费舍尔代表马克思向拉萨尔致意时，拉萨尔甚至不愿意结识这个“无能而又无知的人物”。这个不久之后便因不幸事故而丧命的人，不管他在伦敦的行为如何，在德国他总是属于冯•科布尔格公爵的御用文人之列的，而这班文人的声名狼藉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恩格斯还未履行马克思的委托之前，拉萨尔自己已经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所以长时期沉默是因为没有时间，并且极力教促马克思要设法对付同福格特发生的“极其不幸的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已对社会发生强烈的影响。当然，福格特的胡说，在那些了解马克思的人的眼里，并不能伤害马克思。但是所有不了解马克思的人却会相信这些话，因为整个事件相当巧妙地穿插着一些半真半假的传说，眼光不够锐敏的人是会完全信以为真的。拉萨尔特别提出了两点。首先，马克思本人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他竟把布林德这样一个卑鄙的撒谎者（至少后来证明是如此）的话信以为真，完全相信了他对福格特的最严厉的指责。如果马克思手里没有其他证据，那么他就应当在进行辩护之初首先撤回自己对福格特卖身投靠的指责。拉萨尔承认，必须有巨大的自制力才能完全公正地对待那样肆无忌惮地和不公正地进行攻击的人；但是如果马克思不愿意从一开始就使自己的辩护无效，他就应当提出证据说明自己的善意。接着，拉萨尔认为李卜克内西给《总汇报》这样反动的报纸写稿是应当受到遗责的，并预言这会引起群众的极大惊讶和对党的不满。
　　当马克思接到拉萨尔的信的时候，他手里还没有福格特的书，因此还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不过，对于首先应当承认福格特是诚实的这一建议，他当然是不高兴的，因为关于福格特同波拿巴相勾结的事情，除了布林德的胡说之外，他手里还有其他证据。马克思也不能同意对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方面的活动加以严厉谴责。当然，他决不是这一报纸的友人，他在两个《莱茵报》的时期曾对这一报纸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不过，尽管奥格斯堡的报纸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但是它却容许对外政策方面的各种不同倾向的代表都在它的篇幅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总汇报》在这方面很久以来就是德国报刊的一个例外。
　　马克思以十分不满的口气回答说，对他来说，《总汇报》同《人民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打算向《国民报》提起诉讼；而且他还要发表一部著作来反驳福格特，并且要在序言里声明，德国公众的意见对他说来是完全无所谓的。在心烦的时候顺口讲出的话，又被拉萨尔看得过分认真了。他抗议马克思竟然把庸俗民主派的《人民报》同德国“最无耻和声名狼籍的”报纸混为一谈。但他主要的是警告马克思至少在他驳斥福格特的著作发表以前，不要向《国民报》提起诉讼。在信结尾的地方他表示希望，马克思不要为他的信生气，应理解到他写这封信是出于“忠实而诚挚的友谊”。
　　但是拉萨尔想错了。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以最激烈的词句谈到这封信，甚至提出列维过去带到伦敦来的那些“正式的指控”来反对拉萨尔。诚然马克思曾尽力避免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并且证明说，这些“正式的指控”和关于拉萨尔的其他传闻都未能使他陷入迷误。不过传闻的性质使得拉萨尔不能承认马克思对传闻所持的保留态度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并且以相应的方式进行了报复，出色而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自己在反动势力最狂猖的时期对莱茵工人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忠诚。
　　总之，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不同于对弗莱里格拉特的态度，但是拉萨尔却采取了不同于弗莱里格拉特的行动。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良心向马克思提出了忠告，而当他的忠告被拒绝的时候，他依然在行动上继续进行帮助。

（五）《福格特先生》

　　拉萨尔劝马克思不要向普鲁士法庭起诉这个警告很快就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通过费舍尔的斡旋而委托法律顾问官维贝尔向当地市法院提出了对《国民报》的控诉，不过他甚至没有取得福格特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所取得的成功，即使控诉得到受理。
　　市法院由于“罪证不足”而驳回了这一控诉，因为《国民报》本身并没有发表侮辱性的词句，而“只是转述第三者的话”。诚然，上一级的法院批驳了这种无聊的蠢话，但只是表明它比前者更加愚蠢：它认为，把马克思说成是敲诈分子和伪币制造者匪帮的“有控制力的和深谋远虑的”头目，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侮辱。最高法院也没有在这一荒谬的驳回理由中发现“法律上的错误”，这样，马克思的控诉就在各级法院都被驳回了。
　　现在他只能从文宇上来反驳福格特了，而他在这件工作上几乎费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了驳斥福格特对他的一切诽谤和各种无聊的捏造，他不得不同世界三大洲进行广泛的通信。直到1860年11月17日，马克思才完成了这部题名为《福格特先生》的著作。这是他的著作中唯一的一部迄今从未再版并且只有少数印本保存下来的著作。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不仅篇幅庞大——排得很密的十二印张（据马克思自己说，按照普通的排法，这部书的篇幅还要扩大一倍），——而且现在还需要大量的注释才能使读者理解书里的暗示和它所涉及的一切关系。
　　但这样的著作是得不偿失的[309]。马克思在进攻者的逼迫下不得不加以探讨的流亡者中间的许多事件现在是理所当然地被人们忘掉了。在读到马克思如何在那些甚至连他的鞋后跟的边都玷污不了的诽谤攻击面前进行辩解的时候，使人难免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部著作却可以给予喜好文学的读者以极大的享受。在该书的第一页上，马克思便提出了他以莎士比亚的机智详细加以发挥的一个主题，这就是关于卡尔•福格特的原型、不朽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是爱说谎、爱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雇佣强盗兵的典型。] 的主题，马克思说这个人“在他的动物学的再生中没有丧失任何材料”[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页。]。但是马克思在发挥这一主题的时候，却能够使人丝毫没有单调之感；他的博古通今的学识给了他一支又一支的利箭，而他就利用这些箭以致命的准确性射中了无耻的诽谤者。
　　“硫磺帮”其实不过是一些无忧无虑的大学生的一个小团体，这些大学生在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之后，在1849—50年之冬曾以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性格迷住了日内瓦的漂亮姑娘们，并以他们的放浪不羁的行为吓坏了瑞士的庸夫俗子。但是这个团体早在十年前就已从舞台上消失了。参加过这个团体的西吉兹蒙德•波克罕（从那时以来他成了伦敦城区的一个富商）曾颇有风趣地描述过大学生们天真无邪的生活；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的第一章里就叙述了波克罕的生动描绘。而且，他还结交了波克罕这样一个忠实的朋友。一般说来，马克思感到满意的是，不仅是在英国的许多流亡者，而且在法国和瑞士的许多流亡者，甚至那些同他关系很浅或者他所不认识的人，例如瑞士工人运动的久经锻炼的老战士约翰•菲力浦•贝克尔，都帮助了他。
　　然而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叙述马克思如何彻底揭露福格特的一切阴谋诡计和造谣中伤的细节。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所施加的那种毁灭性的反击，因为他证明，福格特的宣传，无论就其恶毒而论，还是就其无知而论，都是对假波拿巴的口号的鹦鹉学舌。确实，在第二帝国倾覆后由国防政府所公布的推勒里宫[310]的文件里，人们发现了1859年8月福格特从这位十二月的强盗的机密费中收到四万法郎酬金的收条：即使采取对福格特来说是最温和的解释，这笔钱也多半是通过匈牙利革命者之手交过来的。福格特同克拉普卡特别要好，并且不懂得德国民主派对波拿巴的态度不同于匈牙利民主派对波拿巴的态度。在前者看来是可耻叛变的东西，对后者来说却是可以容许的。
　　但是不管福格特的阴谋的动机如何，并且即使他并没有从推勒里宫领取过现款，马克思依然用最有说服力的和无可反驳的证据证明，福格特的宣传完全是按照波拿巴的口号进行的。这些章特别透彻地说明了当时欧洲的情况，并且是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在今天，它们依然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当时对马克思与其说是友好，毋宁说是抱有敌意的洛塔尔•布赫尔，在这书出版时就把这些章称为现代历史的提纲。而拉萨尔则以他所固有的正直和真诚承认，他现在认为马克思断定福格特卖身投靠是完全有理由的，是十分自然的。拉萨尔欢迎这部书，认为是“在一切方面都十分出色的作品”。拉萨尔承认，马克思以“大量的论据”发展了“内在的证明”。恩格斯认为关于福格特的这部书甚至比《雾月十八日》更为出色，说这部书文字简炼得多而内容则同样精彩，并说这书一般说来是马克思的一切论战著作中最好的一部著作。虽然如此，从历史上来看，关于福格特的这部书并未成为他的论战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当《雾月十八日》和他的反驳蒲鲁东的论战著作的地位日益突出的时候，这部书却日益消失在阴影之中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它的内容，因为整个福格特事件不过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插曲；而部分地则在于马克思本身，在于他的巨大的才能和微小的弱点。
　　尽管他的主要任务正是在于彻底粉碎庸夫俗子的偏见，然而他的赋性却使他不能把论战的水平降低到可以使庸夫俗子信服的程度。马克思夫人在信里有些天真然而确切地说，他的书只是说服了“所有的重要人物”[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页。]；换句话说，为这部书所说服的人，正是根本无需对之证明下述一点的人，即马克思并不是福格特想把他描写成的强盗。而且这些人还有足够的趣味和智力来欣赏这部书的文学价值。马克思夫人写道：“甚至卢格这个老对头也称它为‘有趣的作品’”[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页。]。可是对于国内的俗物来说，马克思的书却是很难理解的，而且这部书几乎不曾进入他们的圈子。甚至在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时期，像班贝尔格尔和特莱契克这样一些自命不凡的作家还把福格特所说的“硫磺帮”搬出来作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证据。
　　此外，马克思还遇到了他在私人的一切实际事物中通常会遇到的挫折，不过至少在这一次他自己不是没有过错的。恩格斯主张关于福格特的这部书在德国印刷和发行，这在当时的出版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拉萨尔也这样建议过。不过他的着眼点只是这样做可以节省一点钱，而恩格斯则提出了更有份量的理由：“出版流亡者的著作，我们已经有过成百次的经验，永远是同样的毫无结果：永远是把金钱和劳动抛到污水坑里去，而且还要呕气……如果没有人能看到这部书，那么答复福格特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93页。] 但是马克思却坚持把刊印该书的事情交给伦敦的一个年轻的德国出版家，条件是双方同样分享利润和分担损失，同时还要预付印刷费二十五英镑。波克罕和拉萨尔参加了这件事：前者拿出了十二英镑，后者拿出了八英镑。但是这家新出版社是很不稳固的：它不仅没有设法把书送到德国去，而且很快地就倒闭了。马克思垫付的款项一文钱也没有收回，而且由于一个出版人向他提起了诉讼，他还不得不付出一笔几乎同他垫付的款项相等的钱。他没有注意到要同出版家订立一项书面合同，因此他就必须负担这件事的全部开支了。
　　当着同福格特的争论开始的时候，马克思的一位朋友伊曼特写信给他说：“我本来是不愿意就这件事写信给你的；如果你认为你可以插手到这样一场麻烦里面去，我是会感到非常吃惊的。”俄国的和匈牙利的流亡者也对马克思作了完全相同的劝告。现在看来，应当遗憾的倒是马克思不曾听从他们的劝告了。这样一场十分讨厌的争吵使他得到了几位新朋友，而主要的是重新加强了他同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友好联系，因为该协会在争吵一开始时就十分果敢地站到他那一方面。然而整个事件对于他毕生的伟大事业来说，却毋宁是一个妨碍，而不是一种帮助：它使马克思在时间和精力方面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些牺牲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切实的利益，反而给他带来了家庭方面的严重优虑。

（六）家事和私事

　　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丈夫的马克思夫人，由于福格特的“卑鄙攻击所造成的极大烦恼”，比马克思本人更为痛苦。这些攻击使得她许多夜里不能成眠。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勇地忍受了一切并且细心地誊写了付印的大量原稿，可是，工作刚一结束她就病倒了。请来的医生说她患了天花，孩子们必须立刻离开家里。
　　可怕的日子到来了。李卜克内西夫妇把孩子们带到自己家里去，而马克思和琳蘅•德穆特则担负了照顾病人的任务。剧痛、失眠，对寸步不离病床的丈夫感到的万分担心，还有她那虽然神志始终清醒，但是失去了一切外部感觉的病情，这一切都使他痛苦难忍。直到一个星期之后，才多亏过去种过两次牛痘而有了转机。当病人康复的时候，医生说这场可怕的病症还算是不幸中的幸事：马克思夫人在好几个月中间所处的那种神经兴奋状态使得她很容易在店铺里，在公共马车中或其他什么地方染上了病毒；可是，如果不得这场病，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就会使她得上危险的神经热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病症。
　　在她刚刚复元的时候，马克思自己就病倒了：他是由于过度的担惊害怕，由于焦虑和各种折磨而病倒的。他那慢性的肝病初次转成急性病。医生也认为他得病的原因是精神上不断的激动。关于福格特的那部书虽然使马克思付出了这样多的劳动，马克思却一文钱也没有拿到；就在这同时，《纽约每日论坛报》又把稿费降低了一半，结果债主们又把马克思的家给包围了。在健康恢复之后，正像马克思夫人在给魏德迈夫人的信中所说的，马克思决定“到他的祖先的国土、盛产烟草和奶酪的荷兰去打劫一番”[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1页。]；他指望从自己的舅父那里多少弄到一点钱。
　　这封写于1861年3月11日的信充满了明朗的幽默气氛，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燕妮•马克思的精神力量并不比她的丈夫差。在美国的流亡生活中必然也要遭到不少困苦的魏德迈夫妇在长时期的沉默之后又写信来了。马克思夫人立刻向这位“共历斗争、苦难和优患的英勇而忠实的同志”[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6页。]倾吐了自己的衷肠。她写信告诉魏德迈夫人说，在一切痛苦和患难之中，“我们生活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面”[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7页。] 就是在孩子们身上感到的欢乐。十七岁的燕妮最像父亲，她“黑油油的浓
　　发，明亮而温柔的黑眼睛，黑黝黝的脸蛋像个克里奥洛，而又具有英国女性所特有的丰采……”[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十五岁的劳拉最像母亲：“棕色的蓬松的卷发非常美丽，永远闪烁着欢乐光芒的可爱的淡绿色的眼睛又很迷人……”[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姊妹俩都可以说是花容月貌，但是并不轻佻，我往往暗自惊奇，因为连她们的母亲当年还穿着轻盈的纱裙的时候，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
　　虽然两个大女儿给父母带来了许多欢乐，但小女儿爱琳娜（家里人叫她杜西）却仍然是他们”全家的小宝贝和宠儿”。“小孩子正是在我们可怜的亲爱的埃德加尔死去的时候生下来的。对小弟弟的疼爱，对他的温存现在都转移给小妹妹了，大女孩们差不多是用母亲般的关怀来照顾她。天下简直没有比她更可爱、更像画一般美丽、更天真烂漫的孩子了。这个女孩子说话特别动听，也特别会讲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她最好的朋友格林兄弟童话集那里学来的。我们全家朗读童话读得头昏脑胀，但是只要在《白雪公主》，《龙佩尔施蒂尔茨兴》或《蓝胡子大王》中读漏一个字，我们就惹祸了。由于喜欢这些童话故事，小女孩除了听惯了的英语外，还学会了德语，而且说得非常清楚准确。小女孩简直是卡尔的宠儿，她的笑声和唠叨为卡尔驱散了许多优愁。”[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9页。]接着马克思夫人又写到了家里的忠实的守护神琳蘅•德穆特：“问问你的丈夫，他就会告诉你，她对我说来是多么珍贵呵。她和我们同甘共苦已经十六个年头了。”[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9页。] 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在结尾处谈到了几位朋友，而作为一位真正的女性，只要这些人对她的卡尔不够忠诚，她就会比马克思本人更加严厉地谊责他们。她写道：“我不喜欢敷衍。”马克思夫人就是抱着这种态度同弗莱里格拉特一家的女眷断绝了一切关系的。
　　对荷兰的舅父菲力浦斯所进行的“打劫”是相当成功的。马克思从荷兰到柏林去，为的是实现拉萨尔过去多次谈起的一个计划——创办自己的党机关报。在1859年危机时期，人们特别强烈地感到必须办这样一个机关报，而由于1861年1月国王威廉即位时颁布的大赦令，出版这样的机关报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大赦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那里面有不少圈套和阴谋，然而它依然使得《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们能够返回德国。
　　拉萨尔在柏林“十分友好地”接待了马克思，但是这座“城市”在马克思“个人看来仍是讨厌的”。这里没有任何高明的政策，却有同警察的无聊争吵和军人同文官之间的倾轧。“柏林盛行一种傲慢无礼而轻浮的风气。议会受到蔑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0页。] 甚至同1848年的协商派[311] （他们当然也并非巨人）相比，拥有西姆桑和芬克之流的普鲁士下院在马克思看来也不过是“官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棍合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5页。]。在这班侏儒的肮脏小屋里，唯一比较出色的人物是一方面的瓦尔德克和另一方面的瓦盖纳和唐•吉诃德式的冯•勃兰肯堡。然而马克思依然觉得，他大体上感受到了自由思想的气氛，以及大多数公众对资产阶级报刊的强烈不满；各阶层的人都认为大难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在秋天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先前的那些协商派，也就是被国王当作红色共和主义者而加以畏惧的人，毫无疑问会当选，而在讨论新的军事拨款的时候，斗争将会爆发起来。因此，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关于出版报纸的想法是可以考虑的。
　　然而对于实现这一计划的办法，马克思同拉萨尔的看法并不一致。拉萨尔想同马克思一道担任主编并且同意恩格斯担任第三位主编，条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拥有比他更多的决定权，否则他就总是要处于少数地位了。这样一种把报纸从一开头就变成死婴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恐怕只是拉萨尔在随便谈谈的时候提到的。但是这个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马克思根本不打算让拉萨尔起主导作用。拉萨尔通过自己的那部《赫拉克利特》而在某些学者中赢得的尊敬，以及通过美酒佳肴而在寄生阶级中赢得的尊敬，弄得他得意忘形，以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这样看的——他在广大群众中间的名声是不好的。“此外，还有他那一贯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辨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文体，以及争强好胜和轻率等等。
　　在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作为一位编辑，拉萨尔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否则他只能使我们出丑。”[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1页。]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就是这样地提到他同拉萨尔的谈判的；他还说，为了不想使正在招待他的拉萨尔感到不快，他把他最后的回答推迟到他同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商量之后。恩格斯也同马克思一样感到有顾虑，因此拒绝了拉萨尔的建议。
　　总之，正像拉萨尔有一次若有所悟似地说的，整个计划是一个空中楼阁。普鲁士的大赦所布置下的圈套之一就是：在比较过得去的条件下允许革命年代的流亡者回国而不予追究，但是同时却根本不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因为根据普鲁士的法律，他们由于在国外居住了十年以上已经丧失了公民权。这样，今天返回祖国的流亡者，明天就可以由于某个警察头子的故意刁难而重新被放逐到国外去。对马克思来说，还有一种情况使事情复杂起来，这就是：他在革命之前几年——固然是因为受到普鲁士警察的压力，但终究是根据他自己的一项明确的声明——已经脱离了普鲁士的国籍。作为马克思的全权代表者，拉萨尔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取得普鲁士公民权。为了这个目的，拉萨尔曾去恳求柏林警察总监冯•采德里茨和“新纪元”的支柱之一内务大臣施韦林伯爵。然而他的努力是徒劳的。采德里茨表示，马克思归化的唯一障碍，就是他的“共和主义的或至少是非王政主义的信念”，而施韦林则更加不通融。当拉萨尔劝施韦林不要继续“为政治信念而进行审讯和迫害”（施韦林曾十分尖锐地斥责自己的前任曼托伊费尔和威斯特华伦的这种做法）的时候，施韦林冷淡地回答说：“目前至少不存在任何特殊的理由允许马克思归化”。十分明显，普鲁士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容忍马克思这样的人立足的。从这方面来说，蒙昧主义的大臣们是正确的，施韦林伯爵如此，他的前任居韦特尔和曼托伊费尔也是如此。
　　马克思离开柏林之后就到了莱茵省，在科伦访问了自己的老朋友，在特利尔探望了高龄的母亲，她的晚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5月初，马克思返回了伦敦。他希望他的一家能最后不再受穷，他能够完成自己的著作。在柏林，他在几经失败之后，同《新闻报》的编辑部建立了关系。编辑部答应为他的每一篇社论付一英镑的稿费，为他的每一篇通讯付半英镑的稿费。看来，就是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联系也重新活跃起来。该报在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常常指出文章的妙处。马克思说：“这些美国佬有一种对自己的撰稿人评头论足的怪脾气。”[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50页。]《新闻报》“也对他的文章夸奖不已”。但是旧债却从来也没有全部还清，而且由于在生病和旅行德国的时期没有任何收入，因此“过去的糟糕情况又出现了”。马克思在写信给恩格斯祝贺新年的时候，同时又诅咒了新年，说如果新年对他说来依然如旧，那么就让它见鬼吧。
　　但是1862年不仅同前一年一样，甚至比前一年更糟。《新闻报》尽管利用马克思的文章给自己作广告，但另一方面它却比美国报纸更加吝啬。马克思在3月间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们偏偏不刊登我的最好的文章，这对我说倒还没有什么（尽管我一直在设法写得使他们能够刊登出来）。但是从财政的观点来看，使我受不了的是：他们在四五篇文章中间只刊登一篇，而且只付一篇的稿费。这使我甚至连文丐也不如。”[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69页。] 在这一年里，马克思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了一切关系。现在我们已无法确定这次决裂的一切细节，但毫无疑问，总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内战。
　　尽管这场战争因此给马克思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但他依然以最大的热忱来欢迎它。几年之后，他在自己的主要学术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为欧洲资产阶级敲起了瞥钟一样，19 世纪的美国内战又为欧洲的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初版序，第4页。]我们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可以看到，他非常关心这次战争的进程。在纯军事的细节方面，他总是愿意向恩格斯请教，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军事学方面是外行，而恩格斯在这一学科方面所发表的一切意见则直到今天不仅具有历史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例如，恩格斯曾用这样的话深刻阐明了军队和民兵的问题：“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并且受到共产主义教育的社会才能够充分地接近民兵制度，而且也只是逐渐地接近。”[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15页。] 诗人所说的“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312] 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虽然它原来并不是这个意思。
　　恩格斯在论述军事问题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出色的才能限制了他对事件的全面观察。在看到北方诸州战事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他有时就认为它们将会遭到失败。他在1862年5月间写道：“美国佬虽然取得了种种成功，然而使我感到不安的倒不是军事形势本身。因为军事形势只是就它是北方所表现的那种委靡不振和麻木所造成的结果这一点而言，才是值得重视的。人民的革命毅力又在哪里？他们任人痛打，然后又以所受的鞭挞自豪。在整个北方何尝有丝毫征象，证明他们是在认真地做什么？在德国，甚至在最坏的时候，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恰恰相反，看来美国佬已经在为他们将使他们的国债债权人受骗上当而感到极其高兴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78页。]因此，恩格斯在7月里认为，北方已经输了这场战争，而在9月间则认为，“南方人，至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争取的是什么……”[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15页。]，所以比起委靡不振的北方人来倒显得是英雄了。
　　反之，马克思却始终坚信北方会取得胜利。他在9月的一封回信里指出：“关于美国佬，我始终确信北方最后会取得胜利……
　　北方人的作战方法正是一个长期以来欺骗成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必然会采取的方法。南方是一种寡头政治，更适应于作战，特别是因为它的寡头政治是一种生产劳动全部由黑人担负，而四百万白种流氓以打劫为业的寡头政治。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用脑袋打赌，不管他们拥有怎样的‘石壁’•杰克逊[313] 之类的人物，他们也是会被打败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15、116页。] 马克思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预言，战争归根到底决定于交战双方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经济条件。
　　这种惊人的真知灼见所以特别使我们感到惊讶，是因为就在同一封信里我们看到当时马克思是处于何等贫困不堪的境地。我们从他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到，他采取了一个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未能下决心采取的步骤：试图找一个文职的工作并且有希望在一家英国铁路公司谋得一个位置。但事情由于他的字迹难认而失败——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应当高兴还是应当烦恼。不过贫困却是日甚一日。马克思一直在生病；除去他的旧疾肝病不断复发之外，又开始加上了使他痛苦多年的痈和疖子；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又发生了新的危险：马克思夫人再度支持不住而病倒了。女儿们上学没有鞋子和衣服可穿，而当她们的女伴都为这一年的世界博览会而高兴的时候，她们却穷得唯恐有谁会到自己家里来作客。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女儿懂得双亲的处境并且感到很痛苦；她甚至背着他们打算去学演戏。
　　由于这样一些情况，马克思日益想实现他那考虑已久但为了女儿们的教育又不断放弃的一个想法：把自己的全部家具拿来偿付已经到法院控告他的房东，向所有其余的债主宣告破产，嘱托一家英国朋友给两个大女儿找家庭教师的工作，把琳蘅•德穆特安置到别的地方去，而他自己则同妻子和小女儿搬到专为贫民建造的简陋的小房子里去住。
　　恩格斯在他走这步绝路之前解救了他。1860年春天恩格斯的父亲死了，这样他就在“欧门一恩格斯”公司里担任了更高级的职务，负起重大的责任，并且有权在以后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但是美国的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公司的业务，大大地削减了他的收入。1863年1月初，他遭到了不幸的事件：玛丽•白恩士，那位和他同居了十年的爱尔兰的农家女子去世了。她的死使恩格斯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描述我现在的心情。这可怜的女孩子是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2页。]但是马克思的信却没有表现出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的同情。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马克思在生活上受到了何等残酷的折磨。他对恩格斯女伴的死只说了几句颇为冷淡的话，接着就转而详细地叙述他的绝望的景况：如果他得不到一大笔钱，那么他的家业就连两星期也维持不住了。诚然，他自己也承认，在这样的时刻向朋友谈论这一切情况真是“非常自私的”。“然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整个伦敦我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衷肠，而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又得扮演一个沉默的斯多葛派的角色[314]，以便同另一方面来的猛烈爆发保持均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3页。]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不幸事件的“冷淡态度”使恩格斯感到不快，而恩格斯在延迟几天之后才写的回信里也并没有掩盖这一点。他手头虽然没有什么大笔款项，但他依然想了一些办法使马克思摆脱困难。
　　马克思也没有立刻回信，但这只是为了使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而不是因为坚持自己的错误。恰恰相反，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只是否认对他的“冷漠无情”的指责：在这封信以及以后的一封信里，他坦率地以一种委婉的和解方式说明，为什么他的头脑发昏起来。马克思夫人对于恩格斯的女伴的死也没有讲一句同情的话，而马克思懂得，这必然会使恩格斯深为伤心。马克思写道：“妇女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甚至那些非常聪明的妇女也是这样。那天早上我的妻子为玛丽和你的损失哭得这样厉害，以致完全忘记了她自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在那一天达到了顶点；到了晚上她又觉得，除去我们之外，凡是家里没有法警和孩子的人，都是不会感到痛苦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9页。] 但是，一句后悔的话便使恩格斯的心境平定了下来，他说：“和一个女人同居这样久，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当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下葬。应当告诉你，这封信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始终盘旋于我的脑际……然而，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随着玛丽一道而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7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小小争执。
　　恩格斯以一种“特别大胆的办法”弄到了一百英镑，而马克思就靠着这笔钱至少可以不搬到贫民窟去了。他就这样勉勉强强地熬过了1863年，而他的母亲就是在1863年的年底去世的。马克思从母亲那里得到的遗产大概是不多的。只有威廉•沃尔弗把他作为主要继承人而在遗嘱中给他的八、九百英镑才使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沃尔弗在1864年5月去世，他的死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感悲痛。他这时还不到五十五岁；他在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中从不爱惜自己，而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对自己的教师的天职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加速了他的死亡。由于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人中间享有声望，沃尔弗在度过了流亡初期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之后，在那里的景况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在去世前不久，他似乎从父亲那里承受了一笔遗产。稍后，马克思就把自己不朽的天才著作的第一卷呈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无产阶级的勇敢的忠实的高贵的先进战士……”[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扉页后插页。] ；沃尔弗对马克思的最后一次友好的关怀大大地减轻了马克思的困苦处境，使他得以顺利地撰写自己的主要著作。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永远摆脱忧虑，但是贫困却再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使人心碎了。因为恩格斯在1864年9月同欧门签订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合同（根据这项合同，他成了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有可能像先前那样始终一贯地，而且更加慷慨地在马克思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了。

（七）拉萨尔的鼓动

　　1862年7月，也就是在马克思最困苦的时候，拉萨尔到伦敦来回访他。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为了对这个人保持一定的礼节，我的妻子不得不把所有能够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去送进了当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94页。]。拉萨尔完全不知道马克思的经济情况困难到这种地步；他把马克思和他的妻子招待他的那种表面排场信以为真。忠诚的管家海伦•德穆特忘不掉这位客人的好胃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如果说随着一向不是过分谦虚的拉萨尔的出现，马克思产生了席勒有一次谈到歌德时的那种感情——这个人多么轻易地取得了一切，而我又得多么费力地为取得这一切而战斗！——的话，这是不能怪马克思的。
　　直到在伦敦住了几个星期之后告别的时候，拉萨尔才似乎弄清楚了情况。他表示可以帮忙，并且愿意在新年之前寄来十五英镑。此外，他还答应马克思可以开一张期票给他向他借任何数目的款项，只要恩格斯或别的什么人能够担保。在波克罕的帮助下，马克思试图通过这样的办法借四百塔勒，但是拉萨尔又在回信里提出了借款的条件：“为了防止一切不能预见的情况，不论当事人活着或者死亡”，恩格斯要提出书面凭证，保证在期票到期之前八天把应该兑付期票的款项交给拉萨尔。当然，马克思对于拉萨尔不信任他本人的诺言感到不愉快，但是恩格斯却劝他不要为“这种小事情”激动，并立刻提供了对方要求的保证。
　　这件金钱方面的事情后来情况如何就不完全清楚了。10月29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拉萨尔对他“十分恼怒”，并要求把应该兑付期票的钱直接送给他本人，因为他没有同他往来的银行。11月4日马克思写道，弗莱里格拉特表示愿意付给拉萨尔那四百塔勒。第二天恩格斯回信说，“明天”他要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六十英镑。但同时两个人又都谈到了期票的“续期”问题，而看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至少在1864年4月24日，拉萨尔曾向第三者说，他大约有两年光景没有同马克思通过信，因为他们之间由于“钱财的事”闹得很僵。1862年年底，拉萨尔确实最后一次写信给马克思，把自己的一部题名为《现在怎么办？》的小册子寄给他。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马克思在1863年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里提到了这封信，说这封信曾要求送还一本书。而且6月1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的宣传活动：“从今年年初以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定决心给这个人写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65页。]可见，马克思同拉萨尔断绝书信往来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
　　拉萨尔和马克思二人的主张实质上仍然可能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两种主张也许是相得益彰的。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时所处的那种极不愉快的境况，很可能大大地促进他们的政治分歧尖锐化。而这些分歧在马克思访问柏林之后至少也没有缓和。
　　1861年秋天，拉萨尔曾旅行瑞士和意大利，在苏黎世认识了吕斯托，在喀普里岛认识了加里波第；在伦敦他又访问了马志尼。看来，他对于意大利行动党的有些异想天开的、因而从来不曾实现的计划是感到兴趣的。根据这一计划，加里波第将率领自己的义勇军在达尔玛齐亚登陆并从那里发动匈牙利的起义。拉萨尔本人关于这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可能这一切都只是一时的想法。无论如何，这时拉萨尔的脑子里正在考虑着另一些计划，而且还在他到达伦敦之前便已开始将这些计划付诸实行：为了这一目的作了两次报告。
　　对他来说，远比一切意大利事件更加重要的是使马克思也能协助促成他的这些计划。但是马克思比一年前却变得更加不容易接近了。在报酬优厚的条件下，他愿意担任拉萨尔仍打算办的报纸的驻英通讯员，但是却不愿意负任何责任或是从政治上参加拉萨尔的事业，因为除了某些遥远的终极的目的之外，马克思在任何一点上都不同意他的看法。马克思对于拉萨尔向他提出的、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的计划也同样抱着否定态度。他发现拉萨尔过于顺应当前条件的影响，并且想把他反对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小人物的斗争变为自己的鼓动中心，也就是说，提出“国家的帮助”来反对“自助”[315]。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用这种做法恢复了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毕舍在40年代反对法国的真正工人运动时曾经利用过的一个口号。拉萨尔重新提出了宪章派的普遍选举权的口号，却没有看到德国的条件和英国的条件有所不同，也没有看到第二帝国在这种选举权方面的教训。拉萨尔否认同德国先前的运动有任何自然联系，这样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蒲鲁东的错误：他不在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求现实的基础，而是按照某个教条主义的药方硬给这个运动规定了某种发展道路。
　　但是，这一切批评并没有吓倒拉萨尔，他从1863年春天起确实是把自己的鼓动作为纯粹的工人的鼓动继续进行下去的。他甚至没有放弃终于说服马克思，使他认识到这一事业的正当性的希望，因为就是在他同马克思中断书信往来之后，他还是按时把自己的鼓动著作寄给马克思。不过马克思对这些著作的态度却是拉萨尔所料想不到的。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马克思十分尖锐地批评了这些著作，有时甚至达到极端苛刻不公的程度。在这里我们不想详述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因为读者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中看到它们。只说一点就够了：马克思把拉萨尔的这些给几十万德国工人指出了走向新生活的道路的著作斥为预备班学生的剽窃。对于他读过的拉萨尔的那些著作，他的评价就是这样，而对于他没有读过的那些著作，他就称之为学生的作业，即使为了消遣也是值不得一读的。
　　只有浅薄无聊的伪善者才会在这件事情上愚蠢地推托说，作为拉萨尔的老师的马克思有权利这样谈论他。马克思不是超人，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人：人所固有的他无不具有。不加思考地人云亦云，这正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在他看来，纠正他对别人的不公正和纠正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同样是对他的一种尊敬。对于他对待拉萨尔的态度所作的有根有据的和公正不倚的批评，较之那些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经典，并且，用莱辛的比喻说法，在他所开拓的道路上捧着他的拖鞋毕恭毕敬地跟着走的人们的模仿，可以使马克思获得更大的好处。
　　马克思既是拉萨尔的老师，又不是拉萨尔的老师。从某种观点来看，关于拉萨尔，马克思可以用传说黑格尔在临终前谈到自己的学生时用过的话来说：“我的学生当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可惜的是，就连这个人也理解得不正确。”[316]毫无疑问，拉萨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追随者当中是最有天才的一个，然而他却从来不曾充分地掌握他们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他从来不曾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概念”，而且尽管他理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总是用资产阶级时代所特有的唯心主义的思维形式，用哲学和法学的思维形式来理解这一斗争。
　　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拉萨尔根本不能同马克思相比，他并不曾充分掌握马克思的经济观点，甚至完全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观点。马克思本人就责备他这一点，责备的口吻有时是过分温和的，但在更多的场合下又是过分尖锐的。在拉萨尔阐述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著作中，马克思发现的只是“很大的误解”，其实，如果说拉萨尔完全不理解这一学说那倒是更接近真实情况的。他只从这一学说中吸收了符合于他的哲学—法学世界观的东西，即这样一个证明：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得社会生产成为必要的，以便保证工人得到自己的劳动的全部收入。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他自己所阐明的价值学说是解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难解之谜的谜底。它是一条线索，人们可以根据这条线索探究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形成这一必然会使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过程。拉萨尔没有看到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差别。他没有看到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而这种二重性在马克思看来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在这决定性的一点上，也表现出了拉萨尔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着的最深刻的分歧，也就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哲学一法学的观点和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在其他经济问题上，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弱点也进行了过分尖锐的批评。例如，他特别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的鼓动的基本经济论点，即他所说的工资“铁”律[317] 和由国家贷款的生产合作社。马克思认为，拉萨尔的工资“铁”律是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抄来的，而生产合作社则是从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毕舍那里抄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二者都是拉萨尔从《共产党宣言》中得来的。
　　马尔萨斯硬说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要超过食物增长的速度，而李嘉图便从他的这种人口理论引伸出一条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平均工资要被限制在习惯上为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不可缺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水平上。拉萨尔从来不用所谓自然规律来这样地论证工资规律。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也是坚决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只有“在当前的条件下，在劳动的供求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现代史文件与资料》，1934年俄文第2版，第2分册，第92页。]，他才着重指出工资规律的“铁的”性质。在这一点上，拉萨尔是跟着《共产党宣言》走的。
　　直到拉萨尔去世三年以后，马克思才用工资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形成时的方式证明了工资规律的弹性。他指出说，资本对增殖价值的需要是这一规律的作用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在不致慢慢饿死的条件下所能忍受的贫困程度则是其作用的最低限度。在这两个限度中间，决定工资高低的不是人口的自然变动，而是工人对资本家经常想从他们的劳动力中榨取尽可能多无偿劳动的倾向所进行的抵抗。因此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来说，就有了和拉萨尔所认为的完全不同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拉萨尔在经济理论的理解方面只不过是落后于马克思，那么就他的生产合作社而论，他就陷入了完全的误解。他并不是从毕舍那里抄来这种东西，也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万应的灵药，而是把它们看成是生产社会化的一个开始。《共产党宣言》曾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谈到过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和设置国营工厂的问题。但是《共产党宣言》只是在其他许多措施中间提到这两个措施。这一切措施被认为“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90页。]。拉萨尔则认为自己的生产合作社是“有机的芥种，这个种子不可遏制地要求向前发展并且从本身向外扩展”。拉萨尔的这些话毫无疑问地表明他是受到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感染”，因为他认为有可能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排除商品生产的规律。
　　拉萨尔的经济观点的薄弱的方面，——我们只指出了主要的几点，——当然会使马克思感到遗憾。他早已说清楚了的东西再一次被搞得含混不清了。这一点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某些尖锐的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尽管马克思完全有理由感到遗憾，他却没有看到，拉萨尔虽然在理论上有各种失误，但实质上却是在执行着他的政策。马克思本人一向劝告别人参加当时运动的最左翼，以便推动运动前进，而且在1848年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拉萨尔所受的“当前条件”的影响并不比在革命年代中的马克思本人所受到的更大。而当马克思断言，作为宗派的创始者的拉萨尔否定了同先前的运动的任何自然联系的时候，这只有从这一方面来说才是正确的，即拉萨尔在自己的鼓动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然而就是在几百期的《新莱茵报》上，要想寻找提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的地方，也同样是徒劳的。
　　在马克思和拉萨尔去世之后，恩格斯诚然只是间接地，然而却是更加坚决地为拉萨尔的策略进行了辩解。1886 和1887年间，当一个有着非常混乱的纲领的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318]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时候，恩格斯写信给自己的老朋友左尔格说：“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页。]如果这个政党所提出的第一个纲领在开头时是混乱的并且是有很多缺点的，这乃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他还以同样的意思写信给在美国的其他党内同志。他对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独一无二的济世救人的教条，而是对历史的必然发展过程的说明。不应当把人们目前还不能理解，但不久就能学会的那些事物强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使最初的行动变得更加混乱。
　　同时恩格斯还引证了他和马克思在革命年代中所提供的一个范例。“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政党，因为这是唯一能使工人阶级听到我们的声音的一种手段。我们是该政党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3页。] 而正像《新莱茵报》曾对《共产党宣言》保持缄默一样，恩格斯也警告人们不要在美国的运动中把它提出来。恩格斯说，这个《宣言》同马克思和他所写的几乎所有的小著作一样，对于美国还是过分难于理解的。美国工人刚刚参加运动；他们的锻炼还很差，而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必须直接依靠实践，为此就需要有一套完全新的著作……一旦那里的人们多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宣言》立刻就会发生自己的作用。目前它只能对少数人发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26页。] 左尔格反驳说，《宣言》发表时他还是个孩子，但是也受到深刻的影响。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要知道，四十年前你们就已经是有着德国理论头脑的德国人了，因此那时《宣言》对你们发生了影响，可是，它虽曾被译成法文、英文、法兰德斯文、丹麦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37页。] 1863年，经过多年的沉重压迫之后，这种理论修养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已经所余无几了，他们也需要长期教育才能重新理解《宣言》。
　　拉萨尔的鼓动之所以是无可非议的，正是因为恩格斯经常地并完全正确地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断定鼓动是工人运动开始阶段的“主要的事情”。如果说拉萨尔作为经济学家远远不如马克思，那么作为革命者，他却同马克思并列而无愧，除非我们以下述一点来指责拉萨尔，说在他身上，革命精力的猛烈冲动压倒了在科学研究方面坚持不懈的耐性。除去《赫拉克利特》一书这个例外，他的所有著作都是以直接的实际效果为目的的。
　　这样看来，拉萨尔是把自己的鼓动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广泛而又巩固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他的始终不渝的目的是使工人阶级夺取到政权。他决不是像马克思所指责的那样，为这一运动开了一些一成不变的药方，而是把这一运动同那些本身已经在德国工人中间引起了某种运动的“现实要素”即普遍选举权和合作社问题联系起来。拉萨尔把普遍选举权看成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杠杆，他的这种看法较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要正确得多，至少在当时是如此。至于他那由国家贷款的生产合作社，不管它们引起了怎样的责难，它们的基础却是这样一种正确的思想——用几年之后马克思的原话来说——：“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国家财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6l页。]拉萨尔的信徒对他的过分祟拜使他成了一个“宗派的创始者”（这只是表面上如此），但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首先直接归咎于他本人。拉萨尔曾非常努力地要使“那些蠢材不把整个运动看成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不仅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过来参加他的鼓动，而且还想把布赫尔、洛贝尔图斯和另外几个人争取过来。而由于他未能把在才力上和他相当的同伴拉进来参加他的事业，因此十分自然，工人们的感激心情有时就有了个人迷信这种无聊的形式。不过，拉萨尔当然也不是一个不好表现的人物。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个人的东西在事业面前都退居次要的地位，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拉萨尔那里是没有的。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即自由资产阶级同普鲁士政府之间的表面上颇为激烈的斗争。从历史上来看，这一斗争正是拉萨尔的鼓动的出发点。从1859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密切注视德国的事态，但是，从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到，在1866年之前，他们并未同德国事物发生实际的接触。尽管在革命年代里他们已经取得了经验，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军事革命，是可能的。他们过高估计了德国资产阶级，同样地，他们对大普鲁士政策却估计不足。他们不能忘却自己青年时代的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莱茵故乡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先进文化，从而瞧不起旧普鲁士的世袭领地的地区。后来，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越是转向沙皇建立世界霸权的计划，他们就越是把普鲁士看成至多是俄罗斯的一个省份。他们倾向于把俾斯麦看成只是“俄国的一个工具（即“推勒里宫中的那个神秘人物”）的工具”，关于这个神秘人物，他们在1859年就说，他只不过是在按照俄国外交的笛子跳舞而已。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大普鲁士政策尽管有它的其他一切缺点，却可以引起对巴黎以及对彼得堡来说都同样会是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但是既然他们认为，德国还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拉萨尔的策略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了。而如果他们判断得正确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比拉萨尔更乐于同意他们的看法了。
　　拉萨尔更接近德国的现实情况，因而也就能对它作出更正确的判断。他的出发点正是这样一点（而就这一点来说他是正确的）：“即使等上多少世纪，甚至等上地质学上的多少纪”，进步资产阶级的庸俗运动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可能，则按照拉萨尔的预见，德国全国的统一这时一般说来既然还是可能的，那么这种统一就要通过王朝变革来实现了；而按照他的意见，新的工人政党应当在这一变革中起开路先锋的作用。当然，当他在同俾斯麦的谈判中想把大普鲁士政策引上危险的道路的时候，他的这种做法虽然的确还不曾违反原则的要求，但是已经违反政治策略的要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可以正当地对他进行指责，并且事实上也指责了他。
　　在1863年和1864年，他们同拉萨尔分裂的实际原因，在本质上也同在1859年一样，那就是“对于实际的前提的相反的判断”。这就消除了这样一种表面的看法，仿佛决裂的原因在于这些年里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尖锐批评所造成的私人仇怨。拉萨尔的名字虽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将永远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名字并列，但马克思仍然始终未能完全克服自己对拉萨尔的偏见。甚至死亡的和解力量都不曾长期缓和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
　　马克思从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得悉了拉萨尔逝世的消息，并在9月3日把这个消息用电报通知了恩格斯。恩格斯在第二天的回信里说：“你可以想像这个消息使我震动到什么程度。且不论拉萨尔作为一个人、作为作家、作为学者究竟怎样，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无疑是德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对于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然而当你看到德国如何把激进政党的所有比较有才干的人都毁掉的时候，仍然是会感到非常痛心的。目前工厂主和进步党的那些狗才将会多么高兴，要知道，在德国本国，拉萨尔是他们所害怕的唯一人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15页。]
　　马克思没有立刻回答他的信，到了9月7日他才写信说：“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尽管如此，使我感到痛苦的是，近年来我们的关系不好——当然，责任是在他的一面。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十分安慰的是，我不曾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拨的影响，在他的‘得意年代’一次也没有攻击过他。
　　最糟糕的是，我们这一伙人数变得越来越少了，可是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17—218页。]马克思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写了一封慰问信：“他年纪轻轻的就像阿齐里斯[319]一样在战斗中辉煌地倒下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419页。]不久以后，当空谈家布林德想用打击拉萨尔的办法来抬高自己身价的时候，马克思就毫不留情地痛斥了他：“我决不想把像拉萨尔这样一个人物的意义和他的鼓动的真正用意解释给这个除去自己的影子之外一无所有的怪诞小丑。相反地，我深信，卡尔•布林德踢这头死狮子只不过是按照他的本性和伊索所赋予他的使命[320]行事而已。”[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27页。] 又过了几年，马克思在写给施韦泽的一封信里肯定了“拉萨尔的不朽功绩”，说拉萨尔尽管在进行鼓动时犯了“严重错误”，却把德国的工人运动从十五年的沉睡中重新唤醒。
　　但是后来又到来了这样一个时候，这时马克思对死后的拉萨尔比对生前的拉萨尔批评得更加严厉，也更加不公平了。这就给人留下了一种不快之感，而且只有在具有这样一种崇高思想——甚至最有才智的人物都无法彻底处理浩大复杂的现代工人运动——时，这种不快之感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