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反社会党人法

　　在这期间，俾斯麦十分顽固地执行他的财政计划、税收计划和关税计划。在1877年的选举中，他就得到了初步成果。民族自由党人失去的大约二十个议席，都落到保守党手里。自由贸易派的力量稍稍削弱，保护关税派的力量却略略加强。但是在帝国议会中还没有形成保护关税的多数派，保守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加在一起仍然是少数，俾斯麦不得不进一步设法使民族自由党人就范，这对他来说本来是极方便的事情。
　　这里还必须列举一下俾斯麦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威胁性的辞职、忿然退入庄园等等的手段。1877年圣诞节，俾斯麦和卞尼格先在瓦尔岑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谈，以失败告终。当时卞尼格先还不像今天他的继承人这样；俾斯麦所给的，他觉得太少，俾斯麦所要求的，他觉得太多。民族自由党人可以派一个或几个人进入内阁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可是为此却必须赞成烟草专卖和一大堆财政关税，没有“立宪的保证”，也不保证由此大大缩小了的议会批准预算权；民族自由党人将得到一部分表面的政权，但却要放弃他们现有的实际政权的相当大一部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过分无理的要求，而当俾斯麦同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日益亲密、早就使民族自由党人对他们的专制独裁感到畏惧的时候，事情就更是这样了。
　　在1878年2月开始的帝国议会会议期间，矛盾更大大尖锐化了。俾斯麦明目张胆地要求实行烟草专卖；过分贪恋大臣职位的康普豪森不得不下台。像施托尔贝克—维涅格罗德伯爵这样一文不值的封建人物，或者像霍布莱希特这样中立的官僚分子进入内阁，担任了卞尼格先拒绝接受的职位。复活节前后，半官方报刊发表了这样一种言论，这种言论使人毫不怀疑地认为，由于装病或者真正有病退居弗里德里希斯鲁的俾斯麦，只是在等待解散帝国议会的机会。然后通过某种“全民投票”成立一个能给他带来几亿马克新税款、并竭力削弱本身的权力的议会。
　　俾斯麦过去一直憎恨社会党人，现在也是如此，因此他很容易想到，把赤色幽灵当做他攫取人民金钱的卓越的推动者。假如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一个动力的话，那这时走在攻击社会党人的资产阶级前列的进步党就给他提供了这种动力。进步党的较老的，无论如何还比较能干的领袖已经死了，现在它的领导权掌握在勇敢的欧根·李希特尔手里。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咒骂社会民主党是“警察国家的胎盘”，或者说，任何人也不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部书所证明的无非是只要人类还没有成为天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有其阴暗的一面。在这个时候，人们如果怀有几分好意，便可以把这看做是病态的、但无害的放肆行为。可是欧根·李希特尔却以党的名义宣布，同反动党派斗争是次要的事情，同社会民主党斗争是主要的事情。他的口号是：宁要路秋斯不要卡佩尔！^[1]《人民报》并没有提出实际要求，只是曾经用假设的语气说，如果在爱尔福特进行补选，需要在俾斯麦派的路秋斯和社会民主党人卡佩尔之间进行选择的话，进步党应该投票赞成卡佩尔，反对路秋斯。这一来不仅所有其他进步党报纸都对这个胡说八道的孩子破口大骂，而且进步党中央选举委员会也庄严地登上讲台宣称，《人民报》的假设违背党的一切神圣传统。这些传统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血管中汲出了最后一滴血，从它的骨头里汲出了最后一点骨髓。

一基督教社会鼓动

　　这个时期声势赫赫地登上社会舞台的基督教社会鼓动，虽然同进步党的政策差不多一样狡黠，但它仍企图压倒别人。
　　十九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有两个历史根源，一个是：它是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的伴随现象，从工人共产主义的理论形式来看，它以它所熟悉的思想材料为基础，正如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他们熟悉的启蒙的思想材料为基础那样。现代无产阶级在其解放斗争初期喜欢回忆早期基督教，同卡贝和魏特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的历史上两种最重要的形式，都带有宗教色彩。只是这种色彩通常很快就褪了色。群众对他们的运动的无产阶级内容理解得越透彻，他们就越无情地粉碎运动的教长形式。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历史根源是：它产生于有产阶级，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伴随现象。因此它用不着一开始就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宗教思想家可能理直气壮地认为，采取宗教途径可以援助穷人和无产者。可是，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总是短命的；它的反动内容很快就突破了无产阶级形式。有时它非常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可是，只要一触犯到封建主义剥削，或者攻击剥削关系本身，它就不管怎样总得投降，它的信徒只有两种抉择：后退或者低头。
　　历史发展必然使德国工人运动不会长期受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纠缠。手工业者和进步的工人热烈欢迎的古典哲学，早就把他们头脑中的天国幻影清除掉了。在魏特林那里，宗教因素甚至已经以简直是落后的形式出现。三月革命以前的反动派利用它的假社会主义信仰，并没有能够在工人阶级中得到任何东西。在七十年代初，工人运动重新抬头的时候，它对一切宗教问题都是漠不关心的。只有爱森纳赫派有时以无神论的理论信徒的面貌出现。倍倍尔有一次在帝国议会宣称，他在宗教上是无神论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在经济上是共产主义者。1873年，美因兹代表大会虽然否决了党员有义务退出德国国教教会的慕尼黑提案，但是代表大会建议这些党员在接受了党纲，真正放弃了一切宗教信仰以后，正式脱离教会团体。
　　可是，恰恰是对宗教—哲学问题较有深入研究的爱森纳赫派了解到，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被经济问题吞没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论新旧信仰的著作，前半部宣扬了最坚决的无神论，而后半部却宣扬最反动的帝国爱国主义。布鲁诺·鲍威尔在自由贸易派的主要杂志上发表了论基督教起源的划时代的研究著作，他同法赫尔一起创办了施特鲁斯堡派的机关报《邮报》，同时为鲁道夫·迈耶尔的《柏林评论》写了政治概论。时髦哲学家冯·哈特曼故弄玄虚地论述了“基督教的自动分化”，他是攻击社会主义者的最可恶的人之一。几乎所有德国达尔文主义者都是这样的人。总之，经济的阶级斗争不再披着宗教的外衣，这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这是不广泛支配自然界、不彻底摧毁一切超自然的观念便不可能出现的大工业的明显的后果。
　　在哥达纲领中，这种认识得到了还不完全自觉的、但恰恰因此而很明确的表达。在原来的草案中，要求“信仰自由”而在最后定稿时，用“宣布宗教为私事”一词代替了“信仰自由”一词。这样改首先是出于使概念更精确的纯外部的原因，在普鲁士政府喜欢装扮成反对罗马教廷的、争取“信仰自由”的先锋战士的时候，精确地确定概念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宣布宗教为私事”一词在实际上马上被转义为：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说，宗教也是私事。只要宗教成了统治阶级的权力手段，反对宗教就应列入纲领的其他章节内，诸如一切禁止自由思想和自由研究的法令都应废除，学校应由国家管理等。可是反对宗教本身的一切导因已逐渐消失，因为人们每天都看到，反对最后一个普鲁士警察的斗争比最胆小的庸人也能泰然进行的反对亲爱的上帝的斗争需要更大的勇气，同时也看到，现存的一切宗教烟雾并不妨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
　　当然文化斗争给工人运动制造了一些障碍，因为它又一次使天主教工人更紧密地同他们教会的被迫害的教士联合起来。可是，如果由此证明，对纯宗教观念作斗争，是一种无效的、损人不利己的武器，那么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事实却表明，大工业的发展和同大工业有密切关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的尖锐化，比任何言论都更彻底地淸除了宗教意识。哪里的天主教企业主和天主教工人骤然对立起来，哪里自动地不让把无产阶级的反抗锋芒指向“自由派”资本家和“新教”资本家，哪里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蛊惑性就暴露出来，教皇全权主义的资产阶级丝毫也不比自由派资产阶级强。这种变化的典型场所是莱茵区的大工业城市亚琛。那里“自由派资本家”很少，天主教剥削者和天主教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逐年尖锐化，天主教会表明，一到紧要关头，它都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副堂神甫克隆能贝克、拉夫、利岑格尔企图进行反抗，不仅遭到唯利是图的工厂主的镇压，也遭到他们的教会中的上司的同样程度的镇压。有的（如拉夫和利岑格尔〉被迫屈服，有的（如克隆能贝克）被免职。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历尽艰险，胜利地进入旧帝都^[2]。
　　福音教会完全依赖国家，因此它从一开始依靠自己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的程度，就远不如天主教会。1871年阿道夫·瓦格纳在柏林举行的所谓“伪善者代表大会”上尴尬地小心翼翼地对社会问题发表了议论，可是并没有什么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比他的老师洛贝尔图斯模糊得多的鲁道夫·迈耶尔想为了农业社会主义目的而把福音派教士动员起来，可是他的努力也没有特殊成就。正如一个福音派教士对鲁道夫·迈耶尔所说的那样，愿意这样做的教士被上面“制止”了。俾斯麦是一个十分讲究实际的实业家，他不特别重视用宗教掩饰剥削方法。他也不希望有一个可能妨碍他的宫相职位的“福音派中心”。鲁道夫·迈耶尔和瓦盖纳力图使俾斯麦制定一个严肃的工厂法，可是他对他们的努力早就置之不理了。后来，当鲁道夫·迈耶尔在一本充满严酷的真理的、气势磅礴的论著中对俾斯麦不愿抛弃的资本主义腐朽制度进行了猛烈冲击的时候，这本书立即被没收，作者由于犯侮辱俾斯麦罪被交付法庭。顺从的法庭要判鲁鲁道夫·迈耶尔很重的徒刑，而他选择了流亡的道路。
　　可是他争取到了几个福音派教士，首先是马尔克的乡村牧师鲁道夫·托特。1877年托特由于写了许多论德国激进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的文章而闻名于世。他是一个守正不阿的人，而且还是一个聪明伶俐、勤勤恳恳的劳动者，他的著作也是值得重视的成就，尤其是当人们考虑到，它是出自一个偏僻乡村的牧师的手笔时，更是如此。这本书表明了对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广泛了解，因此同自由派文人企图回避根本观点的卑劣手段相比，它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托特以基督教立场出发宣称，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政治目标，是无可非议的；他只是完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无神论。当然任何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社会鼓动不能以此为依据。但是托特也不愿做政治-社会的鼓动员。相反地，他根据自己的这本书，建立了一个社会改革的中央协会，并创办协会的机关报《国家—社会主义者》周刊，这个刊物主要研究理论问题。
　　宫廷传教士施特克尔的情况却与此不同，他也受到鲁道夫·迈耶尔鼓舞，但是不久就对呆板的音调感到厌倦了。施特克尔没有托特的彻底性和追求真理的欲望，相反地却有进行有效的鼓动的一切才能：豪放的天赋的机智，思想和言论方面的大胆、敏捷，以及最困难的环境也不能使他沮丧和消极的情緖。施特克尔虽然具有真正的鼓动者所应有的一会儿坚持事实，一会儿取消事实的那种适宜的轻率，但他决不是自由派报纸狡猾地企图把他变成的那种虚伪的怪物。同欧根·李希特尔之流相比，他仍然可以被看做是爱真理的典型人物。甚至，他的崇拜者称他为“路德第二”，也不是完全不适当的。只是他缺乏把路德造成一个伟大历史形象的条件：一生中的革命时期。
　　施特克尔于1878年1月开展的基督教社会鼓动符合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只是适应它们的利益。当然施特克尔决不是受俾斯麦保护的人，他的第一个社会政治行动的矛头就明显地指向俾斯麦。在俾斯麦同卞尼格先商谈将由民族自由党担任大臣职位时，施特克尔对所谓自由主义的产物——社会民主党发动了进攻。他追求教会中的正统的统治，这种正统统治是同国家中的絶对王权和封建容克阶级的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基督教社会鼓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工人阶级为这些势力服务。他没有任何较深刻的经济阶级斗争的见解。他的工人纲领是用农业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和行会制度的材料拼凑起来的。把法律上的工人保护和大肆掠夺的保护关税说成是同样美好的事情，对他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托特不会这样做，鲁道夫·迈耶尔更加坦率地取笑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畸形儿”。
　　施特克尔为了主要对八十高龄的皇帝发生影响所使用的手段，同他的崇高目的是完全相称的。他收集了社会民主党抛弃的一些蜕化变质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于1878年1月3日在“冰窖”召开了一次民众大会，议程之一是建立基督教社会工人党。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有几千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到会来看看情况，于是莫斯特和施特克尔之间展开了剧烈的舌战，这场舌战一直继续到后来的几次民众大会上。施特克尔巧妙地利用了他遇到莫斯特的这一意外收获。莫斯特热情而轻率，对这种喧嚣的舌战不但颇有好感，而且自己也着了迷，在一次民众大会中他违背党的一般策略，进行了号召集体退出国教教会的鼓动。这一鼓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成果，这并不是因为工人对教会忠心耿耿，恰恰相反，是因为工人对教会极为冷淡，不值得正式退出，以免由此招来许多麻烦。但是施特克尔毫不迟疑地利用社会民主党的突击这一表面上的先利，并且还善于大敲共鼓。虽然鲁道夫·迈耶尔对柏林工人讲过几次话，没有用比嘲笑更坏的东西威胁参加社会民主党民众大会的保守党演讲人，但是施特克尔扮演勇敢而完美的骑士，敢于首先闯入狮洞，把莫斯特在公开的通告信中的普通的引文“同天国进行清算吧，你们的气数尽了”的词句夸大为教唆暗杀。年老力衰、脑筋迟钝的皇帝也被这位“比武者”所感化，而以新教教会最高主教的身分，帮助在文化斗争时期稍受削弱的热狂的正统主义者重新站立起来。
　　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当然不信施特克尔的基督教社会鼓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反而约束莫斯特，阻止继续论战下去，这一论战似乎使施特克尔的活动有了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重要意义。当工人对此不再关心的时候，基督教社会的肥皂泡就立即破灭了。施特克尔只不过是各种流氓无产阶级的磁石，流氓无产阶级在他那里寻找社会民主党所没有的美食，俾斯麦为了点燃他的地雷所需要的、在这个硫磺质的团体中的硫磺线慢慢烧起来了。

二谋刺案和白色恐怖

　　1878年5月11日，正当皇帝坐着敞篷马车经过柏林菩提树街的时候，洋铁匠帮工赫德尔放了几枪。这个虽不是厌世，但却极堕落的人硬说，他想开枪自杀以便引起皇帝注意民众疾苦，这肯定不是真话。可是另一种说法——他想击中和打死皇帝——也是不可信的。赫德尔的转轮手枪是打不准的杀人武器，它的枪身是斜的，根据一个在法庭上宣誓说自己是行家的宫廷制枪工人的证词，这支手枪城九步以外发射，就会比靶子高一英尺，向左偏一英尺。
　　赫德尔本人决不是一个政治热狂分子，二十岁就成了一个人间废物，身上带着资产阶级社会常常用来惩罚那些未被邀请而来参加他们的盛宴的不幸者的伤痕。他是一个私生子，患有遗传性梅毒，童年就曾因行窃遭过鞭打，被当作流浪汉送进了感化院，后来在一个洋铁匠师傅那里充当毫无反抗能力的剥削对象，他一辈子到处挨打受气。他的精神和肉体都有毛病，没有一种革命发展的力量，而是作为骑子手和二流子来同把他贬到牛马般的生活的敌对力量进行斗争。当他企图在莱比锡（他的母亲在那里做洗衣妇，他的继父是修鞋工人）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时候，他已经无可救药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习气使他很快地被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所摒弃。3月，他已经受到莱比锡的党员同志的斥责，5月9日，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通过明确的决议，把他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在这期间，赫德尔曾经扮演了“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同巴枯宁在德国的两三个信徒之一的排字工人威纳尔发生了关系，后来他向民族自由党莱比锡地方领导人施帕里希作了坦白，施帕里希认为这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揭露”，付给他现金报酬。最后施特克尔的响亮的喇叭声把他诱到柏林，赫德尔在柏林又一次企图同社会民主党人接上关系，结果又遭到他们的断然拒绝。
　　因此赫德尔在社会民主党中一再受到不友好的接待，而头脑不清的无政府主义者、民族自由党的打折扣的爱国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宫廷传教士却对他表示欢迎。不过把这个堕落分子算做任何一个政治党派的人（不管这个党派平时怎样错误），都是不公平的。赫德尔追随这些政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过着尽量舒服的生活，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在菩提树街放了几枪。这是一种严重的不法行为，赫德尔企图通过这一举动引起人们注意，希望这样能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被捕时，他身上一文莫名。这场滑稽剧对这个可怜的家伙并不相宜，不过当他颇为勇敢地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依然否认他向皇帝开枪，即使这不是真话，他的行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完全具有为沽名钓誉而犯罪的虚荣心，为了引人注目而扮演“皇帝陛下的暗杀者”的角色。
　　即使人们认为赫德尔是企图刺杀皇帝，那这样做也是一个白痴用愚蠢的手段做出的谋刺行为，不应把这个白痴送上断头台，甚至不应把他投入监狱，而应当把他送迸疯人院。赫德尔发表的所有口头的、书面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他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没有责任能力的。菲尔肖夫希望政府把这个被处死者的脑袋给他进行解剖试验，假如政府不断然拒绝这个要求，那么上述事实就会从医学上得到证明，协而消除一切怀疑。国事法庭对赫德尔进行的审判的各部分都表明，政府一定要把他当作严重的叛国犯处理，从极端不公正的起诉书到软弱无力的辩护和矛盾百出的判决，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个判决为了处这个“精神上和肉体上受过损害的人”以死刑，而认为他充分具有责任能力。
　　无论如何这一谋刺事件（如果它真是一件谋刺事件的话）是当时的最不足道的谋刺事件之一。尽管如此，自从普法战争以来在有产阶级中形成的卑躬屈膝的风气，使这一案件变成一件国家大事。爱国的庶民在皇宫前面边走边唱：大家都感谢上帝。起初皇帝也不相信这是谋刺，后来别人说他逃脱了一场大难，他自己也就相信了，并且声称，为了避免这一恐怖行为，人民应该坚信宗教。资产阶级报纸中，只有很少几家是神智清醒的，大多数都胡说八道，比如《国民报》说：“今天，对于毫无预感的世界的首脑，作出了多么重大的决定啊！手枪稍稍高一点或低一点就会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接着就是一篇冗长的废话：假如皇帝得不到“奇迹般的”拯救，整个世界历史就会发生变化。政治性报纸这样说，文艺性报刊也这样说。它在每一期上都描述这一谋刺事件，给“刺客”刻了这么漂亮的木刻，使他留名后世，可是对一般的不朽人物它往往不这样做。当然通过这一切发作，也对赫德尔的所谓养母——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极恶毒的指责。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报刊只有给予这些鬼话以应有的尖鋭讽刺和嘲笑。产生许多堕落分子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制造了一种人为的暗杀狂，社会民主党对此是完全没有责任的。资产阶级的愚蠢行为甚至不能给自己找到借口，来说明是由于思想简单才这样做的。英法两国的历史提供了足够的例子提醒人们：如果暗杀犯（哪怕他是像赫德尔这样的一个可怜虫）被捧为明星，那么暗杀事件就要传染开来，甚至要广泛传染。
　　俾斯麦主要从实际煽动方面，而不是从感伤的激情方面来理解这个悲喜剧性的偶然事件的，他一听到赫德尔开枪射击的消息，立即从弗里德里希斯鲁复电说：颁布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过了几天，这个拙劣的作品就完成了，根据布赫尔的半官方传记作者的记载，这项法令是布赫尔起草的。它用六项条文取消了社会民主党仅有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联邦议会有权禁止“追求社会民主党目的的出版物和团体”，但是帝国议会保有“在它下次开会时”废除已经发出的禁令的权利。这项法令的有效期限为三年。
　　这个草案在联邦议会中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而在帝国议会中一开始就肯定要遭到否决的。在5月23日和24日的讨论中，只有两个保守党派表示赞成。这两派的主要发言人是毛奇，他贩卖所谓社会主义者要“分财产”的谰言、颂扬“贫困”是“上帝的世界秩序”中的“必然因素”。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还不敢任意把独裁的全权交给警察。这件事首先取决于民族自由党人，他们尽管十分卑屈，可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赫德尔的谋刺是一个“无用的年轻人”（卞尼格先语）的愚蠢的恶作剧；由于瓦尔岑会谈的失败，他们变得胆小起来，不希望“在目前普鲁士和帝国的内阁混乱状态中”有一个独裁的统治。卞尼格先认为，只有当人们知道谁行使这种权力时，才能容许这种暴力，如果人们看不见有什么危险要求必须有这种独裁，那人们就更应坚持这条原则。民族自由党的发言人堆砌了许多美妙的词句；他想在人人平等的法律基础上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反对用来对付几十万德国公民的非常法。当然，卞尼格先用他那庄严辞令的飘动的上衣是遮不住反动的马脚的；他不可思议地发现，现行立法还没有被用来在可以容许的最大限度内反对社会民主党，并表示愿意在普通法的基础上，弥补现行立法可能存在的漏洞。
　　当然，教皇全权主义者比民族自由党人更不信任警察独裁。只要他们自己还受到非常法的控制，他们就不能立即赞成反对另一个党的非常法。至于进步觉方面，欧根·李希特尔所说的同卞尼格先大同小异，只是更带有斥责的口吻，更加卑贱。卞尼格先表现了对社会民主党有一定的历史理解，而进步党发言人却把社会民主党看做“主要”是普鲁士政府的“一件艺术品”。他责备警察没有很好地执行出版法和结社法，甚至曼托伊费尔也认为这两个法令是足以维持秩序的，而他——自由派的大英雄也认为“如果巧妙地执行这些法令，它们是完全够用的”。只是他没有表示愿意弥补这两个法令的“漏洞”，这件事大概等过些时候再谈。正如李卜克内西宣读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声明所说，虽然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为了防止对人民自由的史无前例的破坏”而投票反对这个提案，但是它认为参加这种辩论“同它的尊严是不相容的”。声明还说，法庭侦查工作还没有结束，就企图利用一个疯子的行为来实现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动阴谋，把没有得到证实的谋刺德皇的“道义上的主谋责任”推到反对一切形式的暗杀、认为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党的身上，在一切没有偏见的人的眼里，这种企图恰恰给自己下了判决。政府的提案以二百五十一票对五十七票遭到否决。各党派内部在投票时几乎没有发生分歧，只有三个自由保守党议员倒向反对派一边，而民族自由党反对派中有三位教授发生了变化：特赖奇克和贝泽勒尔投了赞成票，格奈斯特弃权。帝国议会当天就宣布休会。
　　九天以后，即6月2日，爱国庶民和俾斯麦之流的政治操纵者播下的种子发芽了：一个堕落的人，出身于有产阶级（一个国有地租赁者的儿子）的卡尔·诺比林博士从菩提树街一所屋子里用霰弹枪射击从那里经过的皇帝，使皇帝受了重伤。诺比林在被捕前，自己向头部打了一枪，公众听到的关于他的第一个可靠报道，是他在9月10日死去的消息。在这段时间里，他是不是供出他的行为及其动机以及关于这方面说了些什么，政府始终保持缄默，这是一个反面的但却有力的证明：政府不能发现诺比林同社会民主党有任何联系。
　　根据人们平常对诺比林的了解，这个爱虚荣而又庸碌无能的人，就其精神素质和意向来说，应该属于民族自由党的反社会主义者集团。据侦查法官对一个教皇全权主义的编辑说，诺比林比赫德尔还愚蠢，给诺比林治疗的狱医写信告诉自己的同事说，诺比林亲口说过，他受到席勒关于法国卡佩王族的历史叙述的鼓舞，要想刺杀皇帝，因为皇帝受别人挟持，为害人民，而皇太子可以比较独立地进行统治。这种愚蠢的见解符合诺比林有恶质遗传的事实，此外，他也患有同赫德尔相同的性病。他找不到满足自己欲望的地位，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不愿像别的自杀者那样无声无臭地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回他谈到这样的自杀者时说，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打死一个大人物，自己就死了。赫德尔的光荣给他的虚荣心指出了道路，只是由于他受过高等教育，才认识到人们对赫德尔的谋刺行为的荒唐可笑有所谴责，因此他就用恶毒地执行他的杀人计划来防止这一点。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暗杀一个在政治上早已不为人所憎恨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感到愤慨。社会民主党报刊也没有像它完全有理由对第一次谋刺所做的那样，对第二次谋刺进行讽刺。它一刻也没有忽视诺比林射出的霰弹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不过“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藩臣”俾斯麦只有一个想法：现在是实现波拿巴式的行动的大好时机。诺比林的行刺是在中午，当天晚上半官方的《电讯》就发出了一个所谓“官方的”、实际上根据其全部内容是一个虚构的急电，据说头部中了一颗子弹卧床不起的诺比林在“法庭审讯”中供称，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并曾多次在柏林参加社会党的会议，他蓄谋刺死皇帝已有一个星期了。丢到激动的群众中去的这个火星燃起了一种情绪，《前进报》上有一首诗确切地表达了这种情緖：

　　全体国民产生了憎恨和错觉
　　狂怒改变了人们的面貌

　　古伊多·魏斯在《天平》上更为精辟地写道；皇帝受了伤，国民发了创伤热。
　　这时民族自由党议员和机关报异口同声地宣称，他们准备赞成政府提出的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可是他们发现俾斯麦根本不听他们这一套。这个世俗人恰恰想使民族自由党人“陷入窘境，使他们啾啾叫叫唤”，他以自己所特有的果断执行了这个纲领。缩手缩脚的皇太子代替卧床的皇帝执政，在这种情况下，宫相就能够比过去更加独断独行。他毫不费劲地克服了他在普鲁士内阁中和联邦议会中遭到的反抗，6月11日帝国议会被解散，帝国议会的改选定于7月30日举行。俾斯麦为这次选举制定了一套白色恐怖措施，目的是使激动的庸人由于害怕而变得盲目和疯狂，从而拼命地往屠宰凳旁边挤。进步党的举动也是愚蠢不过的，它清楚地知道而且也公开说出，俾斯麦想干什么，可是它却力图在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进行无尽无休的诽谤方面，超过最反动的政党。
　　控告、搜查住宅、逮捕、解散集会和没收报纸，这些行动空前疯狂地向社会民主党袭来。预定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遭到了禁止，预定在马格德堡、后来打算在汉堡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也遭到同样命运。警察对房主极尽刁难和压迫的能事，不准他们把房子借给社会民主党召开大会。警察解散工人集会的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当时工人仍然享有的集会权利遭到何等卑鄙的践踏，这些“理由”是：连会议厅中间的通道也挤满了人；有一扇窗户开着，因此会议是在露天举行的，人们站在关闭着的玻璃门后面向会议厅里瞧，有可能碰破玻璃；有一个出席大会的人在听报告时喊了一声“可笑！”；个别与会者听了演讲人的发言而发笑；一条狗跑进了会议厅。在萨克森王国，所有谈到暗杀事件的会议原则上都应解散。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的命运也不比集会自由好些。甚至在最无耻的诽谤面前，工人阶级也不受法律保护，它不能通过自己的报刊刊用打击回答打击。像救国者欧根·李希特尔所要求的那样，救国者特森多尔夫甚至利用职权对一切“每辱”个人罪也都提议予以惩处。在哈雷，党报编辑全部立即被捕，以致最后坐在监狱里的编辑人数，同报纸出版时的编辑人数正好一样多。
　　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实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迫害。特赖奇克像一个疯狂的巫师叫嚷说：“我们的大企业主为什么不宣布，在他们的工厂里不雇用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煽动的工人呢？”许多资产阶级报刊都力图达到同一目的，不久它们就发表了一长串保证不再雇用社会民主党人的企业名单。这些企业多半是在滥设公司时期由于它们的投机冒险活动而出类拔萃的。在要迫害正直人士的时候，骗子手总是挤到前面来。普鲁士商业大臣迈巴赫发布了一项命令，正式把这一高贵的放逐方法提给工商业议会。在这种文明民族的历史中没有先例的精神压迫面前，社会民主党报纸要求受威胁的工人，什么都答应但什么也不遵守。用饥饿威胁工人的企业主不得不任人愚弄，自食其果。没有什么自卫权利比工人报纸在这种场合所推荐的自卫权利更不可侵犯的了。
　　但是，不仅在文明民族的历史上，甚至在拜占庭式的帝国的历史上，像这样一些充分发泄爱国热狂的侮辱皇帝案也是没有先例的。除了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例外，德国人民各阶层都染上了危害公共安宁的告发病：在慕尼黑，著名的画家皮洛提告发他认识的七十岁的特雷滕巴赫医生，因为他在私人谈话中议论了患精神病的巴伐利亚国王；在柏林，流氓无产阶级的下等酒店里的无赖相互告发。这种可恶的流行病蔓延到家庭内部。妻子有可能告发丈夫，儿子有可能告发父亲。告发者惯用的一种恶劣手法是，在工人集会上或者在工人常去的酒店里突然高呼皇帝万步，谁要是不站起来，或者不脱帽，就得因侮辱皇帝罪受审。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美国驻柏林公使请求华盛顿的国务卿告诫旅居德国的美国公民不要谈论政治。
　　德国许多官吏和官厅由于良心发现，企图堵塞这股浊流。但是没有得到显著的成效，尤其没有得到持久的效果。前汉诺威司法大臣、现任普鲁士司法大臣列翁哈特（他的良心的伸缩性允许他脱离失败的韦耳夫王族的格奥尔格而投靠胜利的霍亨索伦王族的威廉），指示国家检察官以最严厉的手段处罚侮辱皇帝的罪人。在这类案件中，法院常常要受到这种压力。臭名昭著的柏林市法院第七庭在6月8日一天之内，以侮辱皇帝罪判处七个人二十二年零六个月监禁，其中有一个被告被判二年零六个月监禁，因为他在吃醉酒回家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威廉死了，他不在人世了。”哈费耳河畔的勃兰登堡有一个妇女被判一年六个月的监禁，因为她听到关于诺比林谋刺皇帝的新闻时说：“皇帝至少不是穷人，他可以得到护理。”波恩有一个人也因为说过类似的无关紧要的话，在第一审中被判三个月监禁，后来由于国家检察机关起诉，在第二审中被判三年监禁。开始统计侮辱皇帝案件的自由党报纸，由于被嫌恶和羞耻之心所战胜，于7月初停止了这项统计工作。仅仅一个月内，由于侮辱皇帝罪所判的监禁远远超过五百年。
　　德意志民族由于中了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毒”而得的病症，在这种精神错乱状态中，霍然痊愈了。

三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

　　俾斯麦企图利用白色恐怖追求的两个目的，有一个已经完全达到：使民族自由党人陷入困境，使他们连剩下的一点点政治独立性也丧失。自由党失去了约四十个议席，这些议席都落入保守党之手。有了一百十五个议席，俾斯麦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组成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或保守党—教皇全权主义党多数派。在这一点上，他的反动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他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虽然自由党执行的自杀政策对他有帮助，但是他未能摧毁社会民主党。在初选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至今在帝国议会中的十二个议席中的七个：开姆尼茨、莱比锡郊区、茨维考—格里米乔、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柏林第六区、罗伊斯（长系〉和赖辛巴赫—诺伊罗德，而只保住了两个：格劳豪—梅朗内（白拉克）和施托贝克—施内贝克（李卜克内西），于是“秩序党”过早地发出一片胜利的呼声。可是，当“胜利者”想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丰功伟绩，而只看到了自己的失败的时候，这种胜利呼声很快就消失了。
　　社会民主党在这次竞选中的困难处境是从未有过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合法武器，社会民主党使用不上，或者至少受到很大限制。在帝国的广大地区，它根本不能享有集会权利，在其他地方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它的传单被用最没有道理的借口没收，它的报纸也由于警察和检察署的不断的打击而陷于瘫痪。党的言论方面的先锋战士至少有一半被关在监狱里。一家自由党报纸说，警察可用一切手段反对社会民主党人，一家保守党报纸证实说，警察“用一切可能的方式”阻止社会民主党进行竞选宣传。不过资产阶级政党只是在内部发生争吵时，才偶尔这样招供。无论是保守党人还是自由党人，都毫不客气地利用警察对工人阶级的压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进步党也像往常一样，在警察的慈母般的保护下顽固地反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此外还有使工人受了五年折磨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无数党员所受到的经济处罚。所谓为谋刺皇帝的道义责任对社会民主党发泄的憎恨和愤怒之火。《前进报》毫不夸张地说：“这不是用同样的武器、在同样的阳光下进行的公正的战斗。敌人从头到脚全付武装。社会民主党却手无寸铁，手脚都被捆住了。”甚至当时比较起来对革命工人运动最有了解的资产阶级报纸《汉堡通讯》也说，受到各方面攻击的、在最困难环境下的党，将受到一次猛烈的回击，它可能会缴械投降，只是为了面子才进行战斗。
　　事实上，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一点也没有看错，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进行防御战，不能进行攻击战。它在6月18日的竞选宣言中说：“上次的竞选显示了我们的党何等伟大，而7月30日将向我们显示，党有多么巨大的抵抗力量。”敌人的共同作战口号是：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帝国议会！因此必须利用一切力量保持在帝国议会中占领的阵地。因此战斗必须集中在最有希望当选的选区。在其他选区，则在不费过多的经费和努力就可以进行鼓动的地方（如城市和工业区）进行鼓动，而在鼓动受到严重阻碍，花钱多而收效不大的地力，则放弃鼓动。中央选举委员会规定有二十九个正式选区，在这些选区中党必须全力以赴，这二十九个正式选区是：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汉堡第一区和第二区，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阿尔托那、格吕克施塔特、基尔，在莱茵区是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在美因郜^[3]是哈瑙和奥芬巴赫，在中德小邦是哥达和罗伊斯（长系）。在西里西亚是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和瓦尔登堡，在巴伐利亚是纽伦堡，在萨克森王国是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波尔那、开姆尼茨、德累斯顿旧城、弗赖贝克、格劳豪—梅朗内、莱比锡郊区、米特魏达、施托贝克—施内贝克、茨朔泡和茨维考—格里米乔。
　　在竞选中，工人表现慎重而且劲头很大，他们的举动是典范性的。《前进报》有几个星期在明显地位上发出警告说:党员同志们！你们不要受人挑拨！有人要想开枪！反动派为了取胜需要骚动！党领导有极重要的理由发出这种警告。当时俾斯麦已经为实现后来他曾以政治家的厚颜无耻态度公开承认的计划而努力，这个计划是：尽可能激怒社会民主党，使它发动攻击，以便更彻底地消灭它。当时从某些容克地主嘴里透露出来他们之间流行的一句话；人们必须不断地挥舞这块红抹布，直到它在吓破了胆的庸人眼里像是正在燃烧的城市为止。可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用冷静鄙夷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挑战，并倾其全力进行竞选活动。从1878年2月1日到10月18日，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金库收入六万四千二百十八马克，其中约有一半用作选举基金。根据偏低的估计，包括地方经费在内，为了竞选一共筹集了十五万马克。丹麦、比利时、英国、法国、奥地利和瑞士工人寄来约八千马克，这个支持的精神力量比物质力量还要大。马克思也从伦敦向敌对阵营扔了一颗炸弹，引起了不小的混乱。为了承认俄土战争的结果，1878年夏天在柏林举行了外交家会议，俾斯麦企图利用这个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迫害工人，马克思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用辛辣的讽刺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外交家会议的官方秘书布赫尔在1865年秋天邀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撰稿而提出的条件优厚的建议。布赫尔狼狈地作了一个“说明”，只有使自己更受大家的嘲笑。^[4]
　　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策略宛如这样一个要塞司令官的行动，当优势敌军逼近时，他为了更有把握地据城死战而焚毁了郊区。一开始党就不打算获得同1877年一样多的选票。尽管如此党的候选人还是得到了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相出于总票数的百分之八，只比前一年少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九票，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当然这大大扭转了局势，使敌人的突击队在党的筑垒营寨前面确实碰得头破血流。在二十九个正式选区中，所得选票由二十二万增加到二十四万。这个巨大成就有其不好的一面，如果选票增加不是平均分配在各选区，那么其好的一面——除纽伦堡外，各大城市的选票都显著增加——将更为突出，而且这些城市的选民所受的迫害越严重，增长的数字就越大。在白色恐怖达到极点的柏林，社会民主党的选票由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二票增加到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七票。顽固的进步党人本想用嗄哑^[5]的声音高呼他们在警察的庇护下取得的“胜利”，可是当他们看到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区竞选失败时所得票数为一万五千票，或者看到弗里茨舍在柏林第四区进入复选时所得票数为二万票的时候，他们的“胜利”呼声就没有喊出口来。《汉堡通讯》老实地承认，这种选举成果理应得到十几个议席。“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帝国议会！”这个有名的竞选口号，甚至就其最干瘪的形式来说，也只是个虔诚的愿望而已。党除了保住两个议席外，在汉诺威和在十五个党所规定的正式选区中参加了十六次复选：在柏林第四区、在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在阿尔托那和格吕克施塔特、在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在哈瑙和奥芬巴赫，以及在萨克森的选区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波尔那、德累斯顿旧城、弗赖贝克、米特魏达和茨朔泡。进行复选时，“秩序党”的头脑已经清醒多了。当初选的结果迫使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注意自己的阶级利益时，他们身上的拯救祖国的神圣热情就已经冷却了。自由党人不愿取得胜利的保守党人更加强大，而保守党人则不愿失败的自由党人鼓起新的勇气。在复选中，这个坚硬的秩序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分解，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
　　因此党在十六次复选中还得到了七个议席；柏林第四区（弗里茨舍）、布勒斯劳第一区（赖因德斯）、爱北斐特—巴门（哈赛尔曼）、德累斯顿旧城（倍倍尔）、米特魏达（瓦尔特希）、弗赖贝克（凯泽尔）和茨朔泡（维麦尔）。党特别兴奋地欢迎在普鲁士两个最大的城市柏林和布勒斯劳所取得的选举成就。在布勒斯劳上空第一次飘起红旗，在柏林，弗里茨舍得了最多的票数——二万二千票，过去还没有一个帝国议会议员候选人得过这么多票。现在社会民主党又有了帝国议会的九个议席，同1874年一样多，也同当时一样是三个普鲁士议席和六个萨克森议席。三个议席和不足六万票是这次狩猎的微薄的腊物，在这次狩猎中，所谓“法制国家”露出了穷凶极悪的面貌。潘都尔兵^[6]在党主动放弃的外围地区进行了一些掠夺，而密集的方阵仍像从前那样坚强地守住了阵地。
　　但是恐怖活动的严重失败，对俾斯麦和资产阶级政党都没有起到告诫作用。8月中，政府公报发表了一个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草案，帝国议会将于9月9日开会讨论这个草案。根据这个草案，各地方警察署有权禁止“以危害公共安宁，特别是危害居民各阶级的和睦的方式，为旨在破坏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企图服务的”协会、各种团体（特别是合作金库）以及出版物。这种禁令将在全帝国范围内生效，有不同意某一禁令者可向联邦议会提出申诉，但不能稽延禁令之执行。据推测有上述倾向的会议也应禁止，或者在会议过程中出现这种倾向时，应解散会议，如有异议只能向监督机关提出。此外，还禁止为社会民主主义目的而募集捐款。违反这一切禁令而参加被禁止的团体、继续出版和散布已被査封的出版物等等，将处以巨额罚金或重刑。警察当局禁止职业鼓动员或根据这项法令依法被判刑者在一定的地区逗留，在同样的前提下，也可以撤消出版商、书商、租书人和阅览室所有人以及旅店主和酒店主的营业执照，最后，“参加联邦的各邦的中央机关在得到联邦议会批准后”，可以对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使治安受到威胁的地区，实行“至少为期一年”的小戒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得到警察当局批准后，才能公开贩卖出版物、享有集会权和占有及携带武器的权利，尤其是警察有权拒绝有可能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的人在这些地区逗留。这个法令的有效期没有明确规定。
　　尽管这些条文规定得极严格，但俾斯麦还是认为远远不够。因为他知道，要榨取群众的大量钱财，对他说来，怎样厉害地箝制群众的先锋战土也不为过。这个冷酷的人从基兴根发出一封信，斥责他的办公厅过早地发表了这个草案，以致现在不能再进一步加重它。俾斯麦认为应特别加重这两方面：第一，剥夺得到证实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权和被选入帝国议会的资格，第二，免除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官吏的职务，并且不发给退职金。俾斯麦企图通过这个办法给“薪金微薄的下级官吏”、“守路员、扳道工和类似的人员”（按照他完全正确的估计，这些人有很多是社会民主党人），灌输爱国思想。可是他这些创造性的思想确实提得太迟了。目前公众认为政府公布的这个草案已经够了。
　　帝国议会对这一提案进行的六个星期的讨论，形成了一出错乱的喜剧。两个保守党的一百十五名议员准备全盘接受政府的要求。相反地，由一百六十名左右的议员组成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主要是教皇全权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其次是进步党人），不接受这个法案。但是这个反对派并不是原则上反对凶恶地压迫工人。虽然十分明显，自从特森多尔夫时期，尤其是自从诺比林谋刺案以来，可以利用“普通法”做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事情，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曼托伊费尔的“无耻的反动时代”和教皇全权主义党住俾斯麦的“残酷迫害基督徒”时期所受到的要多得多，但是进步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仍表示愿意弥补“普通法”的“缺陷”。也就是说，很少改动就利用了三年前整个帝国议会曾经在皆大欢喜的气氛中否决了的第一百三十条。这个法案形式上是普通法，实际上也是对付工人阶级的非常法，它的制订人俾斯麦和欧伦堡始终毫不隐讳地承认了这一点。相反地，进步党和教皇全权主义党的攻击，表面上针对政府提案的非常法性质，但是它们真正担心的是，政府所要求的无限制的警察权不仅会被用来反对工人党，也会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当进步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放下心来以后，他们就不在他们能够否决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否决它了，因此他们在第一次讨论中所唱的高调没有任何重要意义。
　　草案能否通过取决于民族自由党人，对他们来说，草案也是一块很难下咽的食物。拉斯克尔把这个草案叫做“法律怪物和政治怪物”，认为它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个资产阶级党的狡猾的商人比它的空谈理论的“驽马”更清楚地看到，如果俾斯麦真的利用这种暴力政策摧毁了社会民主党，那么自由派资产阶级也要吃苦头。政府不断提出保证，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安，政府保证说，当然这件事不仅仅有警察镇压这一面，而且也必须通过“积极”途径来关心工人阶级的福利，在最近一个时期，俾斯麦的“社会主义”比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更使他们感到不舒服。他们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今天有谁还想欣赏一下这种奇妙的舞姿，可以读一读班贝尔格尔当时的演说。当然这个党是不会进行真正的反抗的，它软弱无力，在选举中又刚刚一败涂地，俾斯麦的主要报纸用一个威胁性的问题吓唬它，看来也是不必要的，这个问题是：为了再一次竞选，民族是否应该对拉斯克尔先生表示感谢。
　　当然，民族自由党在转变中也不是没有表现出通常的政治伪善。尊贵的先生们不愿扼死社会民主党，而只想取消它的危害社会的活动和革命性质。他们所制定的法令并不是“因为政治信仰的缘故而把一部分公民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拉斯克尔说：“我们尽可能清楚地表达了相反的一面；不是要把社会民主党及其倾向而是要把危害安宁的鼓动置于法律控制之下。”民族自由党人通过一系列的“修正”，完成了这一立法的艺术作品，这些“修正”是想用几条法律的细纱缚住警察独裁的巨爪。在提案的橡皮衣裳上还缝上了几颗橡皮钮子：“破坏”一词应改为“顚覆”；接受申诉的机关不是联邦议会，而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帝国委员会，这九个人由联邦议会从自己内部选出四人，由最高法院选出五人；新加进去的几项条文是要更好地保护已登记的合作社和互助会不受警察专横压制。在这些和类似的“修正”中，具有两点有比较重大的意义：一、法令的有效期为二年半，二、只有法院判决（而不是警察的处分）可以限制职业鼓动员或根据法律受到惩罚的人在某地逗留或撒销他们的营业执照，同时规定，逗留的限制不能扩及被判刑人已经居住六个月以上的住地。
　　除这两点外，民族自由党人的“减轻”只不过是大孩子用纸牌叠造的房子。俾斯麦及其党羽摆出一副狐狸的诚实面孔接受了这种儿童游戏，这种态度是比较有害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要能够打开这个法令的风神的口袋，第一阵风就会把民族自由党的纸牌房子从桌子上吹得无影无踪。他们装作，仿佛单纯由于爱才要吃掉工人阶级，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为什么他们不在套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麻绳上系上几根无害的纱线呢？拉斯克尔主张保护合作社和互助会，普鲁士新内政大臣（又是一个欧伦堡伯爵^[7]）完全同意，而俾斯麦本人为工人的联合自由和罢工辩护，他使这些工人同社会民主党的未来的阴暗图象产生有利的对立。俾斯麦由于同拉萨尔的商谈，而被倍倍尔推进了窘境，他甚至硬说，他经常关心工人阶级的福利，这时，他只是小小的倒霉，在公众面前表现出他对当代的重大问题毫无所知。他把革命工人运动的根源看作是，巧妙地隐蔽起来的“未来国家”的图象施加于群众的不可抗拒的魔力，在这一点上，他同他亲密的敌人欧根·李希特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熟悉普鲁士政治奸计的人，当然不会被俾斯麦的言论所欺骗；他哭丧着脸抱怨法令条文不够严厉，他又阴险而悪毒地挖苦“善良的法官和温和的法律”，他对白痴的赫德尔被处死表现了幸灾乐祸，这一切都表现出他的豺狼本性。
　　被非法排除在讨论提案的委员会之外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全会中勇敢地为每一条文而进行斗争。它的发言人令人信服地说明，谋刺案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毫无联系。他们揭露了俾斯麦一向对工人阶级玩弄的背信弃义的把戏。他们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性质”还远远没有达到资产阶级运动在其革命时期曾达到的对一切教会和世俗权威的令人高兴的明确程度。他们预言，这个法案是极端不公正的，因此它也不可能发生实际效力。白拉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无视这个法令。这句中肯而有力的话使爱国者大为震惊，以致他们起初以为这句话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不礼貌的；议长福尔肯贝克派一个秘书到记者席去叮瞩报社的记者说，白拉克只想“无视”这个法令而不想别的。
　　10月19日，反社会党人法以二百二十一票对一百四十九票通过。此外，这次会议还实现了一个政治阴谋；各党派的二百零四名议员（超过议会的绝对多数）认为必须“修改德国关税率”，据说“德意志帝国的广大阶层”都要求这一改革。在发出压制无产阶级的信号的时候，也就是响起压榨群众的信号的时候。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失算了。剥夺德国工人阶级的权利的工作完成了，可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时代也开始了。

^[1] 路秋斯是大地主，帝国议会议员，俾斯麦的亲信，卡佩尔（奥古斯特·卡佩尔）是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译者

^[2] 亚琛曾为查理大帝帝国首都。——译者

^[3] 可能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编者

^[4] 关于布赫尔的这个建议，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每日新闻》，该报于1878年6月13日发表了这封信。后来马克思又于6月29日在《法兰克福报》上回答了布赫尔6月20日发表在《北德汇总报》上的答复。马克思的这两封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159-162页。——译者

^[5] 嗄（shà）哑，声音嘶哑。何九盈，王宁，董琨：《辞源（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48页。——编者

^[6] 潘都尔兵是十七、十八世纪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务的匈牙利步兵，以残暴和不守军纪出名。——译者

^[7] 普鲁士前任内政大臣是弗里德里希·阿尔布莱希特·欧伦堡伯爵，新任内政大臣为博托·欧伦堡伯爵。——译者

一 基督教社会鼓动

二 谋刺案和白色恐怖

三 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

一基督教社会鼓动

二谋刺案和白色恐怖

三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