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六章 社会民主工党 1868年10月10日，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施韦泽同党内的几个朋友，又恢复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而且为了尽可能去除官厅压制工人运动的借口，对工作规程作了一些由于各种法律和警察的决定而成为必要的修改。同时施韦泽把联合会会址移到柏林。这件事也使他受到严厉谴责，甚至被说成是“恶劣行为”，是把工人运动交给俾斯麦，可是毫无疑问，这是施韦泽所能执行的最正确的政策。联合会在莱比锡或汉堡都不比在柏林安全；现在警察正在莱比锡开始对开展中的工会运动进行恶毒、卑鄙的攻击，如果联合会在德意志政治的中心，完全公开地在结社法的严格监视下日益有力地发展，它就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好地防止这种进攻。 普鲁士政府为了根据自己的政策的需要，容忍或镇压联合会，可能希望它把会址设在柏林，然而至少可以推论，不管普鲁士政府施展什么诡计，在几年之内它不会解散联合会。自从资产阶级成为普鲁士政府的忠实奴才以来，俾斯麦对工人运动的煽动兴趣已经大大低落了。杜林的建议书已经由政治家的行动降低为个人的思辩；瓦盖纳没有得到作者许可，就用自己的名义出版了这个建议书，因此现在作者愤而对他进行起诉。可是俾斯麦仍然知道，对他的政策的最严重的考验还没有过去，尽管有计划地迫害工人运动适合他的心意，在六十年代末期，他还没有这样做。这是施韦泽所适应的复杂状况，正如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适应萨克森出版自由的复杂状况那样。他的最终目标仍然是，经过顺利和不顺利的局势，使工人运动发展成为反动警察国家的一切暴力政策暂时也不能镇压的力量。 他可以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没有引起党的队伍的瓦解看做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挺过三个星期的停顿阶段，党的血液更热、流得也更快了。1868年12月1日，当施韦泽将服三个月的徒刑的时候，他可以在一次关于财政问题的发言中宣布，随着新的一年开始，支薪的鼓动员的有计划的鼓动工作将要展开，用这种办法终于达到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中已经确定的目标。在施韦泽服刑期间，特耳克担任联合会的领导并为此迁居柏林，弗里茨舍领导工会联合会，哈赛尔曼领导《社会民主党人报》。新年年初的几次改选表现出党的力量的增强。在杜伊斯堡，党第一次在主要选举中就取得了胜利；哈森克莱维尔以六千七百九十二票击败了保守党的和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在策累，约克在主要选举中得了二千三百三十六票，在复选中得了五千二百五十九票，仅以数票之差遭到失败。 在新旧两年交替期间，施韦泽得到了几个星期的假释时间，以安葬他父亲并处理遗产问题。他利用重新获得的自由布置主席改选事宜，并定于复活节在爱北斐特-巴门召开代表大会，同时也在南德和萨克森王国开展宣传活动。《民主周刊》对此发表了非常有害的言论，它说，施韦泽因为“家事”得到假释，结果却在俾斯麦的创造物面临严重危机的现时，在民主派中散布不和的种子。这种恶意的指责没有事实根据。俾斯麦的创作既没有面临严重危机，施韦泽也没有做任何不是联合会的利益所要求的事情。召开代表大会和布置主席选举可以证明组织的恢复。这两件事是对民主原则的让步。至于在南德和萨克森进行鼓动，则是施韦泽执行汉堡代表大会的决议。 而且他不是片面地执行这个决议的。他利用在法兰克福逗留的时间，同二十五个理事和全权代表讨论在南德进行鼓动的问题。根据他们的建议，他把这一工作委托给维斯巴登的技师彭霍尔斯特，美因兹的鞋匠克尔施和奥芬巴赫的五金工人豪斯坦，并定鼓动期限为六周，从联合会金库中支二百塔勒做鼓动费用。然后他在柏林对在萨克森王国进行的鼓动作了类似的安排，担任这一工作的是汉堡的裁缝李比希和柏林的鞋匠舒曼。 一 南德和萨克森的鼓动自从拉萨尔死后，南德的工人运动进展十分缓慢。1866年的事件重新唤起的对普鲁士的旧日憎恨，由小资产阶级内部传播到无产阶级内部，因而使无产阶级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疏远。 尤其是在维尔腾堡，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到1869年为止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站稳脚跟。在维尔腾堡工人协会联合会中，舒尔采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大资本迅速地毁灭了各种各样的小自助机构，如职工合作社、手工业者银行、工人住宅建筑合作社等等，这使工人睁开了眼睛。普奥战争期间，维尔腾堡工人协会联合会在比贝赫举行了一次年会，会议表现了关心政治问题的坚定倾向，使至今在工人教育协会中大言不惭的爱德华·普菲费尔、基利安·施坦内、古斯塔夫·济格勒和其他斯图加特交易所和工厂的巨头很为不满。他们的怨恨只是使联合会的地址在1867年的年会上决定由斯图加特迁到格平根，此后联合会仍然存在，并在那里出版了一个小小的月刊当做机关刊物。普菲费尔及其一伙仅仅控制了斯图加特工人协会，他们是利用济格勒染料工厂的工头和工长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同时斯图加特还有一个民主工人协会。这时联合会虽然已经同舒尔采决裂，但是它还只支持士瓦本人民党，用这个党的经费去参加纽伦堡代表大会。1869年初，这个联合会共有拥有一千五百六十四名会员的二十一个协会。它们仅次于萨克森协会，是纽伦堡多数派的最有力的支柱；联合会机关刊物的一月号宣称，如果施韦泽的鼓动在士瓦本的某个地方展开，就对它宣战。 南德绝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同维尔腾堡类似。甚至在部分工业高度发展的地区，无产阶级运动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菲尔特和纽伦堡的老工人协会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以后仍然跟着进步党跑，这里最进步的工人才站在人民党的立场上。在菲尔特，工人们组成了“未来”工人协会，这个协会主要关心政治问题，而不关心社会问题，它同拉萨尔的运动采取对立态度，因为它还不理解拉萨尔运动的阶级性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这个协会里具有重要影响，可是他们的影响很快就被花边工人加布里埃尔·勒维斯坦的影响抵消了，勒维斯坦是这个协会的主席，曾同倍倍尔一起主持纽伦堡代表大会，他具有非凡的实际才能和活动能力，在切身的市区制度问题上，在反对城市集团的斗争中，善于使自己和他的同志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代表大会以后，在纽伦堡从老工人协会中分出一个小集团，先用先锋队的名称，后用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独立组织起来。这个小集团先过着一种田园诗式的党的生活，永远快活，也永远没有钱，可是他们渐渐对老工人协会施加压力，老工人协会发现，进步党领导人只是在需要它的时候才关心它。加之，一个同它有紧密联系的消费合作社的垮台，使它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损失。 然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美因河彼岸并不是完全没有成就的。它的宣传活动从美因茨扩展到沃尔姆斯、海德尔堡，尤其是曼海姆，在那里不久就有四百名会员集合在联合会旗帜周围。在奥格斯堡，有一支坚强的会员队伍，这时由排字工人陶舍尔担任领导。陶舍尔也同排字工人奈弗一起在慕尼黑进行鼓动工作，奈弗为了同排字工人弗兰茨在巴伐利亚首府的无产阶级中进行活动，迁居到那里去了。这些人的不倦努力使联合会扩展到安斯巴赫、符次堡、施魏因富特、霍夫、考夫博伊伦和科耳贝摩尔，可是他们不能使联合会在菲尔特和纽伦堡安家立业。 这时经济发展冲垮了南德分立主义对普鲁士的激烈憎恨用来掩护自己的纸壁垒。冷静的关税同盟是不容忽视的。它的革新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有利，以致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两个大阶级（它们已经在这个社会中明显形成了），毫无顾忌地越过了君主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一切痛苦阶段。当巴伐利亚议员反对修订关税同盟条约的时候，陶舍尔于1867年10月29日在“三王”厅召开大会，有几千工人在他们的企业主的鼓励下参加了大会。陶舍尔在热烈鼓掌声中高声朗读了致议院的一封陈情书的底稿，其内容是绝对要求批准关税同盟条约。虽然他已经选择了使容克的头脑开窍所必需的明确的语言，但是几个自由派编辑还觉得这个陈情书写得“太规矩”，他们提议加上一条，同议会约定，如果它们继续阻挠，就会听见工人的拳头敲他们的门的声音。经过这番欣然接受的润饰以后，这个陈情书送到了慕尼黑，两天以后容克地主就暴跳如雷了。 根据关税同盟条约，1865年春天在南德举行了关税议会选举。工人候选人只得了几百票，陶舍尔在奥格斯堡得了一百五十二票，可是普选权的实际使用对南德工人并不是没有长期影响的，正如在北德开始的工会运动不是没有长期影响那样。雪茄烟工人协会扩展到曼海姆，甚至斯图加特，印刷工人在那里也有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帮工的严格组织；在奥格斯堡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在很短时间内组织起来，其中有八百个工场手工业工人和四百个五金工人；在纽伦堡五金工人、鞋匠和裁缝也开始团结起来。南德的无产阶级在各个地方十分活跃，因此彭霍尔斯特、克尔施和豪斯坦开始进行鼓动的条件是很好的。 然而南德的资产阶级也懂得估价这种危险，并且为了对可怕的侵入者进行反击而动员了一切力量。它在卡尔斯鲁厄和普福尔茨海姆做到了这一点，可是在弗赖堡却遭到了更可耻的失败。年老的费奈迭在那里用他的老骨头抵挡“煽动使徒”，同时根据资产阶级报刊的可信的证明，年轻有为的思想家阿道夫·瓦格纳用一种“歼灭性的”辩才支持费奈迭。另一方面，这个胜利仍然是鼓动员在处女地上获得的唯一巨大成就。除此而外他们只在鼓功已经存在的地方，给它以新的推动，比如在沃尔姆斯、海德尔堡、曼海姆，以及在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符次堡都是这样。在陶舍尔陪伴他们去的菲尔特和纽伦堡，他们既要同进步党人斗争，又要同人民党人斗争。菲尔特大会被警察解散，在纽伦堡大会上，人民党人取得了胜利。鼓动员除了顺路到了乌耳姆以外，没有进入维尔腾堡领土，可是不久以后那里的冰也化了。1869年圣灵降临节前后，木器工人赖克哈特回到故乡，他原籍斯图加特，在汉堡全德工人联合会做了两年工作，现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活动。 南德的鼓动员在第一个回合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资产阶级报纸的叫嚷表明，它们的老板付出极大牺牲才取得几次胜利，因而感到心惊胆怕。比较起来，萨克森王国的鼓动进行得不顺利，尽管李比希和舒曼竭尽全力企图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必须恢复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制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倍倍尔先生和李卜克内西先生”的“分裂活动”，而这是他们所做不到的。当然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联合会内部已在分化，只是反对工会的斗争现在正再一次挑起宗派的狂热，1869年3月，门德在弗赖贝克的一次补选中战胜了保守党-分立主义的侯选人，被选入帝国议会。可是，假如萨克森的鼓动员不必在同聚集在《民主周刊》周围的工人协会和人民协会的斗争中花费了他们的最大力量的话，门德这个对手还是不难战胜的。 在政治上，这个机关刊物仍然遵循反普鲁士的人民党路线；在1869年的新年号上，它向做好战斗准备要报1866 年背信弃义的袭击之仇的“革新的”奥地利致敬。恰恰与此相反，在同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报》论述了奥地利的“自由派资产者的骗局”，这种对付工人的骗局比普鲁士所曾有过的更肆无忌惮、更随心所欲、也更可恶。此后不久，马克思也说，如果要指出什么地方的话，那么就在奥地利，自由派资产阶级表现出它的自私的本能、精神的低下和对工人阶级的可卑的怨恨，而阿尔伯特·朗格对博伊斯特企图用来掩饰最可怜的反动行为的那种可悲的自由主义所发表的意见，是怎样尖锐也不为过的。自从1868年12月，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选《民主周刊》为自己的机关刊物以来，除去对普鲁士的片面憎恨以外，这个刊物的无产阶级性质也表现得明显多了。由于纽伦堡的分裂，联合会遭到削弱，于是不得不让曼海姆的《工人会堂》停刊；现在倍倍尔在《民主周刊》担任“总部事务和工人事务”的编辑，同时他很少谈论高级政治，但却更有效、更巧妙地把仍然十分松弛的联合会比较严密地组织起来。同时他得到了莫特勒的大力支持，莫特勒的组织才能同倍倍尔不相上下，他在格里米乔（尤其在纺织工业的无产阶级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会宣传和政治宣传。 纽伦堡多数派的七十二个协会中，有五个由于种种原因渐渐分离出来，可是在一年之中，有四十二个新协会参加进来，因而这个联合会有了一百零九个协会，一万名会员。虽然如此，它还必须同最大的困难，尤其是财政因难进行斗争。因为每个会员每年只向联合会缴纳一个银格罗申的会费，所以每年收入只有三百塔勒多一点，这笔钱不仅要用作宣传经费和组织经费，而且还要用来弥补《民主周刊》的不小的亏空。1869年3月，倍倍尔在一个致联合会会员的通告中号召自愿缴纳非常会费，他指出，到那时为止联合会金库还依靠“站在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的其他朋友的支持”。这些朋友是施韦泽的宫廷建筑顾问德姆勒尔（他是一个有名的艺术家，也是一个活跃的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金克尔和维利希在美国募集的、现在由拉登多夫和苏黎世的其他流亡者管理的革命基金。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由这笔基金中共计得了三千五百法郎，其中的一大部分用于《民主周刊》。 这时，这个艰巨的改组工作碰到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敌对鼓动。为了抵制这一鼓动，本来可以用于更有用的目的的原来就不多的一笔钱被花光了。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施韦泽表示极大的愤慨，以及他们在萨克森工人那里的控诉为什么得到了成果。他们甚至强调，他们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站在相同的原则基础上，事实上，2月11日，莱比锡工人第一次大会结束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这个会上同舒曼进行了斗争，决定3月7日同萨克森人民党的全邦大会相结合，在霍亨斯坦-恩斯特哈尔召开萨克森工人代表大会，进行反对现在开始伸出巨爪的萨克森反动派的宣传活动。为了召开这个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中除去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一个拥护者以外，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和萨克森人民党党员各占三名。三天以后，莱比锡工人第二次大会也结束了，李比希在会上讲了话，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他提议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对他们彼此的指责进行争辩。 当然，这个提案是被否决了，还是被通过了，是永远也不会完全明确的。可是同倍倍尔一样很少出席大会的李卜克内西在一个公开声明中答应他一个人，或同倍倍尔一起，在莱比锡或柏林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下一次的代表大会上，或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仲裁中证明，施韦泽为了金钱，或者由于爱好，从1864年底起有计划地阻碍工人党的组织工作，玩弄俾斯麦独裁政治的把戏，使建立党的统一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社会民主党人报》接受了这一挑战，而是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接到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正式邀请，在那里申述他们谴责施韦泽的理由。 二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施韦泽又坐在监牢里。可是特耳克可以相信，他接受李卜克内西的挑战是符合施韦泽的心意的。施韦泽最欢迎的就是李卜克内西企图在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指责。人们几乎一致地再选他为主席，使他得到联合会的信任投票，联合会不否定他六年的历史，就不能接受李卜克内西的著名的指责。3月5日，当施韦泽由于要到北德意志联邦帝国议会开会而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宣称，他将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得非会员能够出席代表大会并对他控告。可是他补充说，他决不想同任何认为攻击他是对的人吵架。他的态度和他的行动是这样公开，他的拥护者之中有谁认为需要辩护，可以自己进行辩护。 施韦泽发出的这种高傲声调，决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内疚。施韦泽在回顾最近五年时可以说，他比某他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发展和推动了德国工人运动，如果他用一种强烈的自负来对付关于他的背叛的无尽无休的谰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应该想起“骄则败”这个俗话。独裁者决不能认识到，他的独裁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多余的，这是一切独裁的灾殃、不仅施韦泽本人，而且连很多会员都认为联合会的独裁领导是必要的，人们可以举出许多十分确当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看法的正确。然而工人运动愈强大，它扩展的地区愈广，它就越离开个人领导。施韦泽开始表现出来的自负，实际上是终局的开始，一方面因为他无意中泄露，独裁实质上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因为施韦泽走上了一个斜坡，在那上面将会不可遏止地往下滑。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早就存在反对他的独裁的反对派。白拉克和约克，还有由于为工人阶级做了不怕牺牲的不眠不休的工作而在汉堡工人中获得很高威望的盖布这样一些人，在萨克森人民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身上看到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而不是人民党的外壳，他们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比施韦泽有更尖锐的眼光。图林根的会员更坚决地靠近萨克森工人，由于萨克森工人除了身受平常的小邦苦难以外，还受普鲁士的执达吏和班长的压迫，因此他们的反普鲁士的悲观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柏林，施韦泽的独裁甚至在他最亲近的人中引起多次私人争吵，尤其是同联合会书记罗勒尔，而更多是同霍弗斯特腾。霍弗斯特腾在维也纳彻底失败以后，又要求对《社会民主党人报》有共同处理权，他说他在辞职到维也纳去的时侯，只是暂时放弃这项权利，并不是像施韦泽所说是最后放弃这项权利。 由此产生的不愉快的争吵，今天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有人说施韦泽进行了犯罪性的欺骗，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来不是一个财产对象，第二，施韦泽完全承认有纯利时霍弗斯特腾有要求得到一半的权利。加之，这个报纸作为精神力量，不是霍弗斯特腾而是施韦泽的业绩。因为霍弗斯特腾公开宣称，他现在反对施韦泽的政策，所以恢复他的共同处理权，就会使联合会机关报陷于完全瘫痪状态。如果说施韦泽对他的老伙件不讲交情（这在今天和当时都很难判断，因为有关的协议是他们两个人秘密商定的），那么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政治影响，可是，正因为如此，霍弗斯特腾的诉苦在由于其他原因已经不信任施韦泽的所有人中加强了对施韦泽的独裁的不信任。 施韦泽从另一个方面保证了他对联合会机关报的所有权，自从联合会重新成立以来，他放弃联合会金库的任何帮助，用自己的钱、用他父亲死后他得到的遗产来弥补自从成立工会以来大大扩大了的报纸重又产生的亏空。因此他也承担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对编辑部的敌意的怨言，说他在接受通讯方面有偏袒而且毫无顾忌。 虽然有这样一些不和，施韦泽的地位还没有受到严重威胁，他满怀信心地展望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他决定在爱北斐特-巴门召开代表大会，同去年的会址汉堡一样，那里到处都有冒烟的烟囱，它是大工业的标志，宣告了当代的迫切问题。在那里开会也是为了向那里的工人致敬，他们曾经首先以无比的顽强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勇气，使用了普选权这个武器。施韦泽本人只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议案，即在德国结社法许可的范围内，联合会同国际紧密结合起来；在申述理由时，他强调指出反动分子和反人民分子、公开的和隐蔽的专制主义、军人、贵族和僧侣的统治、资本权力的国际联系，是决定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的着眼点。由联合会内部提出的议案更多。大多数提案涉及鼓动和宣传的个别问题，但是有几个提案是企图限制主席的独裁，有的提议把理事会集中在一个地方，有的提议成立一个出版委员会，有的提议把主席同联合会机关报分开。药剂师福格尔和三个柏林的会员走得最远，他们认为“固定领导人选”是多余的，他们建议召开一个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德国一切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应该就一个共同纲领和共同组织达成协议。 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869年3月28日开幕。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代表一百二十六个地方的五十七名代表，在他们身后有一万二千零五十三名按期缴纳会费的会员。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第一天就发了言，提出了由于《民主周刊》而为人所知的对施韦泽的指责，他们说，施韦泽在帝国议会中进行叛卖活动，承认北德意志联邦，发言赞成军事法案，把纽伦堡纲领叫做废话，不让纽伦堡协会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等等。一个杜伊斯堡的代表立即提议，向联合会主席表示德国工人的完全信任，因为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发言中没有什么新的、重要的东西。假如施韦泽没有通过他那不适时的独裁活动，破坏了对他十分有利的形势的话，这个提案就可能被一致或接近一致通过了。 他仍然站在他的旧立场上：同其他党派合并是不可能的，谁想做社会民主党员、就必须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同追求类似目标的其他政党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是可能的，只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不经常攻击他，不动摇联合会的组织，而愿意向他一一被选出的联合会主席表达他们的愿望，他是乐意这样做的。可是事实上施韦泽并没有回答对他提出的指责，而简单地要求信任投票，不是为了代表大会还要进行考查的他的行政管理工作，而是以此宣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提出的指责无效。这时有许多代表不能决定，他们并非根本反对信任投票，而是想在对联合会的整个情况进行考查以后，再对此作出决定。经过长时间的关于议事规则的辩论以后，信任投票被四十二名代表以七千四百票通过了，而十四个代表以四千六百三十五票弃权。多数派中有彭霍尔斯特、埃尔纳尔、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特耳克，少数派中有白拉克、盖布、J.M.希尔施、佩尔、福格尔、约克。 这次投票对于施韦泽是一个有力的打击，但不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没有参加的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施韦泽宣称，少数代表在外人面前把他抛弃了，因此他将让派出这些代表的地方的会员亲自投票，看他们今后对他是否表示信任。少数派的代表（有一部分人猛烈攻击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回答说，他们弃权决不是要想进行不信任投票；他们只是不愿向压力让步，并且认为在任何时候都跳过来保护主席，根本不是他们的任务。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最多只有个别代表真正不信任施韦泽，比如背叛了图林根会员的J.M.希尔施和因为提案没有通过的希望而收回了提案的福格尔。可是少数派的发言也表明，施韦泽的独裁做法给那些要把主席置于比较严格监督之下的提案准备了道路。 于是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人编辑委员会作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申诉机构，并给理事会创造比它至今在联合会生活中所有的更大的活动范围。理事人数由二十五人降为十五人，其中十二人，即除主席、书记和司库以外住在同一地方（但地方每年更换一次），并且应该在联合会的那三个干部之上起一种监察委员会的作用。为了这个目的，原定主席在独立发布命令三个月内必须得到理事会的同意，现在把三个月改为八天；主席、书记和司库“在政治上不忠实或严重贪污作弊的场合”，理事会也有权将他们免职。可是这样一个决议必须在十四天之内得到非常代表大会或全体会员直接投票认可，只要上述所有规定牵涉到修改会章问题，就应该把这些规定提交非常代表大会或全体会员直接投票决定。施韦泽适应这种情况，甚至提议理事会有临时罢免干部的权利。可是他这样做很难说是没有打算的。他说，主席犯了错误，就根据会章罢免他，用这个办法来限制主席的大权，这是对的，可是，在主席任职期间，不应阻碍他自由地、有力地发挥作用。事实上这并不是代表大会提出这些新规定的本意，还不如说这些新规定主要是想对目前的行政工作进行比较严格的监督。 经过五天讨论以后，代表大会在相当和平的气氛中散会了。特耳克被选为书记，代替罗勒尔，同特耳克一样，新编辑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弗里茨舍、吕普克尔特和舒曼也是施韦泽的忠实拥护者。第一年新理事会移至汉堡，在那里盖布的忠贞不二的性格、十分敏锐的眼光和这时已经增加到一千三百名会员的坚定态度，最可靠地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不合时宜地使主席陷入困境的行为。关于施韦泽和霍弗斯特腾之间的争执，代表大会宣称它无权过问，这是当然的，可是代表仍一致决议把企图对施韦泽进行猛烈而无礼的攻击、以支持霍弗斯特腾的福格尔从联合会中开除出去。代表大会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也有了某种接近，它接受了施韦泽的同国际紧密联系的提案，施韦泽宣称，只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不搅扰他，他就不攻击他们。在相应的前提下，《民主周刊》也停止了对施韦泽的攻击，从而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各派团结一致（但不是合并）的希望。 遗憾的是，同《民主周刊》的这一通知同时，在人民党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新闻》上刊登了一篇通讯，倍倍尔虽然表示不同意，可是资产阶级报纸却为了使施韦泽出丑而充分利用它。这篇通讯说，施韦泽对于李卜克内西的“完全客观的”指责没有辩护，却请求进行信任投票，他得到六千五百张赞成票，可是有四千五百票放弃表决，施韦泽十分狼狈，但是并没有辞职，尽管他曾经声明，如果有人数较多的少数派表示对他不信任，他就愿意引退。这种攻击的事实叙述当然只能由在论战期间常有的观点的片面性来解释，施韦泽被这种新的攻击所激怒，又恢复了他从前的计划，他指示其代表在爱北斐特-巴门，弃权的各地由会员对信任问题进行表决。他很高兴的是，除去布伦瑞克-沃耳芬比特耳和爱森纳赫以外，会员们越过代表对施韦泽表示了他们的信任，可是他的胜利是用新的摩擦和与此不可分离的新的规定这较高的代价换来的。第一阵风就这样刮过去了，并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害；四月中旬，《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声明，根据它们已经达成的协议，全德工人联合会和萨克森人民党之间的争端结束了。 它们有充分的理由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在这年春天讨论了新营业法规，资产阶级的议会代表在讨论中大放厥词。这是一支奇怪的队伍，其中有：用莱茵省的一个酒鬼的笑话消灭工人问题的下流的诙谐家布朗；用可怕的德语，对各界尤其是对无产阶级进行道德说教的德行家拉斯克尔；还有把社会民主党当做早饭吃光，而不预感到自己的胃在今后三十年内是多么难受而且无法医治的营利家施图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甚至这个集团中最聪明的人物，由农民起义的共产主义组织者变成贴现公司的投机肉锅的老主顾的米凯尔，也只会重复《共产党宣言》反对封建社会主义的论据，打死所谓的工人朋友瓦盖纳。他小心翼翼地加了一个边注说，他在一个“英国作家”的著作中发现了这个卓越的思想。 施韦泽及时武装起来，对这种资本主义的陶醉进行了冲击。在进行一般辩论时，他就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如他自己指出），做了一篇关于现代劳动关系的一般观点的出色演说；在专门问题辩论中，他提出了许多修正，同他以前的工人保护法草案一样，这些修正以英国工厂立法为依据，但又保持完全适当的界限。他在星期日劳动和夜工、女工和童工、正常工作日等问题上提出的要求，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根据自己充分理解的利益能够同意的范围。如果资产阶级由于惯常的昏聩而拒绝这种要求，那么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相比，工人阶级的经济学在智能和道德方面就显得更为出色。同施韦泽并肩进行这一斗争的有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还有善于用动人的辩才巧妙地打击施图姆及其同党的倍倍尔。 无产阶级反对派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实际成果，只有倍倍尔提出的废除填写劳动簿的法定义务的议案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关于童工和实物工资制的普鲁士立法的可怜条文，才能借新的营业法规得救，可是帝国议会顽固地拒绝设置也许能在这种可怜的萌芽状态下，使法律上的工人保护得到一点发展的工厂视察员。施韦泽提议实行工厂视察员制度，由政府任命，但由帝国议会批准，他的这个提案没有被通过。只有保守党人对有效的工人保护法的第一次要求，表示了十分可疑的关心。进步党通过节约使徒舒尔采和协调使徒麦克斯·希尔施反对这个提案，民族自由党的无聊的诙谐家布朗说，他一生中也常常一天工作十五小时以上，并没有因此而一命呜呼；为了反对警察干涉，家法不是应该减弱，而是应该加强；夜间谁在床上也不能保险不受工厂视察员侵犯，因为他们在侵入时只要声明，他们以为这里是工业企业就行了；由官方对工厂的监督中，将产生一个西班牙的海尔曼达德[1]，一种秘密法庭。“财产和教育的代表人”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种惊人的呓语，而这时英国工厂视察员制度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早有丰富的文献谈到它的效果了。当人们从当时的会谈记录中读到，资本主义的代表企图以多么放肆的、此后当然彻底改变了的高傲态度，否决工人阶级最起码的要求的时侯，往往以为是在做梦。 李卜克内西从一种当然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指责施韦泽的“议会把戏”。他认为把严肃的政治斗争贬低为议会的佯战，是牺牲原则；他怀疑施韦泽提议设置工厂视察员，是企图把工人运动交到俾斯麦手中。5月31日，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工人协会的一次公开集会上，谈到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对帝国议会的关系。柏林工人参加民主工人协会的人不多，该会会员中却有相当多的年轻的文人和商人，如阿道夫·赫普纳尔、卡尔·希尔施、鲍尔·津格尔等等。这些人中，犹太人占很大优势；施韦泽的拥护者嘲笑这些为数不多但却活跃而讨厌的反对派，是“知识分子”和“磨坊主”。李卜克内西指责“议会把戏”是“目光短浅或背叛”的结果，同时宣称社会主义是只有在街道上、在战场上才能解决，而在议会中解决不了权力问题。他同意社会民主党同雅科比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更紧密地发生联系。他说，绝大多数工人所以对社会民主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只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不进行政治的前哨战，因为反动派利用“民族自由党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同它要想推翻其社会统治的民族自由党资产阶级追求同一目标，由此可见这种社会主义是荒谬的。 后来李卜克内西嘲笑常常引用这篇演说反对他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幼稚病患者”，他说，因为情况改变了，所以他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的看法也改变了。当然，历史判断的唯一依据就是，李卜克内西的策略是否适合他提出这种策略时的情况。不过这个问题必然得到完全否定的答复。施韦泽和倍倍尔所进行的“议会把戏”，是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推荐的，也是恩格斯在《民主周刊》上推荐的。恩格斯在他评论《资本论》的文章中写道：“下一届‘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也将讨论工业法规，从而也要讨论调整工厂劳动的问题。我们期望，每一个由德国工人选出的议员，都能在着手讨论这个法律以前预先把马克思的这本书好好研究一番。这里可以得到很多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就成为一种势力，只要他们善于利用他们的地位，尤其是只要他们了解问题的所在，而这是资产者所不了解的。”[2]施韦泽正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耍“议会把戏”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至少也像《未来》那样坚决地进行了“政治的前哨战”。这两个报纸在政治反对派问题上的差别主要在于，施韦泽比古伊多·魏斯更为蔑视分立主义民主派。可是这种差别也不很大，因为古伊多·魏斯对德国情况很有了解，不会希望德意志人民党的七个士瓦本人搞垮北德意志联邦。除此而外，施韦泽进行“政治的前哨战”甚至比约翰·雅科比还坚决得多。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刊》上刊载他的演说的时候，利奥·弗兰克尔从巴黎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坚决站在施韦泽一边，反对李卜克内西的这些攻击。施韦泽把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看做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的受骗人，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可是李卜克内西对施韦泽的一再攻击，也必然使施韦泽在这个不幸的错误中越陷越深。 只有持公正态度的人才能承认这一点，可是并不因此而可以为施韦泽目下的行动辩护。他感到限制他的独裁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束缚，因为他把这种限制看做是密谋的结果，所以他敢于用一切手段重新摆脱这种限制。形势对他是很有利的。会员们对于修改会章的直接投票漠不关心，只有不到五十个地方认为值得费力进行表决。代表大会的决议虽然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但是也遭到莱茵地区的大地方组织，如巴门、爱北斐特、杜塞尔多夫的强烈反对。当施韦泽到汉堡去建立新理事会的时侯，联合会在这里的老核心部队热烈欢迎他，他在汉诺威也受到热烈欢迎，联合会在汉诺威蓬勃发展，这时已有一千名缴纳会费的会员。在同一个5月，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工人协会的大约六十名会员面前谴责施韦泽的“议会把戏”，而六千名柏林工人在阿尔汉巴拉正向这种“议会把戏”欢呼；《社会民主党人报》可以用自豪的语言结束关于庄严的群众大会的报道说：柏林是我们的！吕普克尔特巧妙而有力地领导的柏林建筑工人大罢工，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带到柏林工人阶级的还没有接触过政治运动的广大阶层中去。5月22日，施韦泽在卡塞尔召开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以便检阅现在可以挥动联合权的武器的队伍。 当然北德意志工业法规有计划地在这个武器上磨了许多缺口。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对工人的敌意，甚至在涉及自由贸易论的可能对工人有利的简单结论的时侯，也不能抑制。德国自由主义本来已经这样怯懦，以致只敢在官僚所乐意的范围内决定迁徙自由和营业自由，而让主要障碍即官僚的核准制度仍然存在。它更关心破坏联合自由，正如拉萨尔所说，以致“有力的、强硬的”警察机关能够把一切罢工运动限制在合法范围之内，也可以说限制在统治阶级感到满意的范围之内。不仅农村工人享受不到联合权，而且还插进一个特殊的惩治条例，旨在抑制罢工工人的所谓恐怖行为，这个条文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警察只要稍稍耗费一点它经常具备的恶意，就可以破坏无产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一切运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所痛恨的这种特权之上，附加了对工贼有利的一种特权；对于违反根据联合法达成的协议，既不能进行控告也不能提出抗议。 尽管如此，有一部分联合自由还是被保留下来，因此工会联合会卡塞尔代表大会充满了战斗和胜利的喜悦情绪。出席大会的有代表二百二十个地方，三万五千二百三十二名缴纳会费的会员的一百名代表；全联合会缴纳会费的会员共有五万多人。派代表参加卡塞尔代表大会的计有雪茄烟工人（一万会员）、木工（五千五百八十五个会员）、瓦工（三千九百五十五个会员）、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三千六百六十六个会员）、五金工人（三千二百八十一个会员）、伐木工人（二千一百三十七个会员）、鞋匠（一干八百零八个会员）、工场手工业工人（一千七百四十二个会员）、矿工和冶金工人（一千五百五十八个会员）、裁缝（六百七十一个会员）；其他，如面包师、装钉工人、油漆匠的工会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代表大会主要研究了宣传鼓动问题和组织问题。除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外，吕普克尔特代替不能迁居柏林的克莱因参加了主席团。主席团委员没有薪金，可是这个时期施韦泽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每月有四十五塔勒的薪金，这是由爱北斐特-巴门代表大会为此目的设立的一个委员会确定的。看来，给主席支薪也是从限制他的独裁考虑的；无论如何施韦泽是反对这样做的，他把确定给他的四十五塔勒减少为二十五塔勒，而且也没有领这笔钱。在卡塞尔，人们几乎觉察不到在爱北斐特-巴门开会时部分代表中存在过的不和。图林根的一个代表提议对施韦泽进行信任投票，结果除六票反对外，其他都投了信任票。总的说来，五天的会议使施韦泽在工会方面和政治方面似乎都获得了很大胜利。 此外，他还善于使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拥护者对自己抱有好感。这时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门德在慕尼黑-格拉特巴赫被捕了，由于警察非法解散一个工人集会而引起了一场骚动，据说他是这次骚动的祸首。可是帝国议会根据施韦泽立即提出的议案不同意逮捕门德，按照宪法，逮捕是必须得到帝国议会同意的。这样，同拉萨尔有关的社会民主党两派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可是不久以后，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工人协会中发表了一篇演说，使施韦泽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同这个对手不可能长期协调一致。倍倍尔在图林根地区进行了一次鼓动旅行，他在格腊、珀斯纳克、阿波耳达、耶拿、魏玛、哥达和爱尔福特等地的演说取得很大成果。同时倍倍尔没有对施韦泽进行任何攻击，只是赞同社会民主党各派的团结，因此他也博得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图林根会员的热烈赞同。在大多数会议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当然在个别会议上没有通过），而没有同时赞同社会民主党各派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在任何情况下，施韦泽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只有同他，即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才能进行这种联合的尝试。他认为倍倍尔在图林根的鼓动是“破坏协议”，并且认为现在是进攻的好机会。 6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机关报，莱比锡的《自由报》发表了门德和施韦泽的引人注目的声明，声明向“主权人民”建议“恢复拉萨尔党的统一”，其条件是：两个至今分离的联合会应于6月24日，由双方主席解散，并于同一天建立一个执行1863年5月23日的老会章的总联合会。这个总联合会的主席应根据普选原则，由全体会员选举，选举结果于7月3日公布。然后以同样方式选举一个新理事会，理事任期到下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在6月24日至7月3日这一期间由门德暂时领导新的总联合会。门德和施韦泽向两个联合会的会员提出了这些建议，并且指示他们在6月22日以前必须对这些建议进行表决。 这是施韦泽的一次正规的政变，从这时起，他的独裁对他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联合会得了不可救药的痨病。它从本身表现出来的生命标志就是一个垂死宗派的痉挛性抽动，比如它对工会组织进行顽抗，3月里用粗暴的行动破坏萨克森人民党在霍亨斯坦-恩斯特塔尔举行的全邦大会，从而也使计划召开的萨克森工人共同代表大会未能举行。一年前施韦泽曾经威胁说，如果汉堡代表大会不允许他组织工会，他就退出联合会，现在却同工会组织的坚决反对者结成同盟，他本人不容许自己的联合会有更高的发展，而却对另一个联合会的宗派的拉萨尔主义做了重大的让步，即恢复拉萨尔的旧会章。他的用意何在当然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恢复没有限制的独裁。他要求“主权人民”在三天之内通过或否决他的全部建议，这个要求一点也没有露出他的秘密意图。他的理由是，因为两个联合会联合起来，警察可能解散它们，所以要求赶紧决定，可是这种形式上的困难是他本人通过自己进行的方式造成的。他估计，一切优秀工人对党派争吵感到厌恶、对统一的正当而迫切的愿望将使他们摆脱一切疑虑。一般说来，这个估计也是正确的。 他的建议在两个联合会中表决时，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了。汉堡的新理事会员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不要接受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进入统一的组织，第二个条件是施韦泽应该在新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赞成恢复在爱北斐特-巴门作出的决议。当亲自来到汉堡的特耳克受施韦泽的委托接受这两个条件的时候，理事会表示同意，并自动解散。起初只有布伦瑞克、格腊、哈尔堡，马格德堡、爱尔福特、哥达、法兰克福的几个会员，其中有白拉克、约克、彭霍尔斯特、埃尔纳尔公开表示反对。他们在6月22日的一个宣言中建议举行德国全体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总代表大会，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组织：施韦泽的政变纯粹是一次突然袭击；对施韦泽的怀疑——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滥用联合会，把它贬为与工人为敌的反动政策的工具——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了。第二天，由于在图林根进行鼓动被施韦泽公开指责“破坏协议”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声称，他们准备斗争，事实将会表明，是那一边的“腐化、卑劣、贿赂”取得胜利，“还是我们这一边的正直、纯洁的意图”取得胜利。可是后来施韦泽没有履行他通过特耳克提出的保证。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说，不能把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排斥在统一组织之外，又说修改1863年的会章是不合适的，于是这时汉堡的十个会员也就同他断绝了关系，为首的是盖布和其他前任理事。 给这些声明伴奏的，是《民主周刊》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间的猛烈炮击。同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犯了错误。一方说施韦泽是俾斯麦的雇佣兵，特耳克是一个连资产阶级公民权也不具备的阴险的罪犯，另一方说李卜克内西是资产阶级的秘密盟友，倍倍尔是向汉诺威前国王领取津贴的人。资产阶级看到双方攻击感到十分高兴，同时它又巧妙地忽视了在工人运动的这一严重危机中产生的巨大进步。7月17日，《民主周刊》发表了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决定在8月7日至9日在爱森纳赫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大会”。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六十三个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三个从前拥护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会员，奥地利工人的一个委员会，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的国际德国支部，苏黎世的德意志共和主义协会，最后还有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代表这个联合会签名的约有一百名会员，其中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瓦尔特希、梅茨内、胡果·希尔曼、莫特勒、斯托尔、加布里埃尔·勒文斯坦、卡尔·希尔施、J.M.希尔施、赫普纳尔、福格尔和威廉·艾希霍夫。 当这个宣言发表的时候，人们就可以肯定，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群众将站在他们新选出来的主席施韦泽一边，因此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避免的。就这一点而言，资产阶级的幸灾乐祸是有一定意义的。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只要使德国无产阶级发生分裂的实际原因继续存在，与其作种种联合的尝试，还不如保留两派的各自独立的组织，因为一切联合的尝试必然由于那些原因而一再失败，经常引起新的愤怒。公开的论战比这种慢性的、破坏性的热病还好一些，公开论战虽然有种种坏处，但也有很大的好处，它使实际存在的矛盾明显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矛盾具备最简明直接的形式，它有力地推动宣传工作、建立两个坚强的组织，一旦历史发展扫除联合的实际障碍，这两个组织就可以缔结合约，这时没有胜利者和战败者之分。 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战争就已经开始了。施韦泽决定派代表参加这个大会，他希望把新组织扼死在摇篮里，或者利用显示力量的办法使这个新组织一开始就不为人所重视。因为他本人还要服两个月的徒刑，所以特耳克率领代表十万二千名工人的一百十名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团的费用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各负担一半。对方有二百六十二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十四万工人。一开始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虚报自己所代表的工人人数”，双方都同样没有道理，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有道理。因为整个危机在德国工人中引起一个生动的运动，代表资格大部分是由群众大会提出来的，因此数宇本身不会是不正确的，可是即使数字不是欺骗，但也不是表明争论双方的力量的可靠尺度。施韦泽在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中远没有聚集十万二千人，参加在爱森纳赫建立的新组织的会员也没有十四万人。 起初，奥地利和瑞士的援军纯粹是一种摆饰。施韦泽始终认为德国工人和奥地利工人在组织上的结合是一种幻想；这种结合决不会发生这个不幸的结果，即奥地利工人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被奥地利反动派当作借口，利用阴险的迫害手段镇压多瑙河畔的年轻的工人运动，其速度不下于这个运动发展的速度。事实上新组织由两种成分组成：即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会员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从前的会员。后者究竟有多少人，还举不出一个精确的数字；特耳克估计有三百人，李卜克内西估计有五千人，与其说两者的平均数是确实数字，还不如说特耳克的估计数字接近实际，而李卜克内西的估计距离实际甚远。虽说他们的人数不满一千，可是他们之中有很多在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和锻炼的人物。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有一万会员，根据倍倍尔当时的陈述，这些会员在五十八个萨克森地方，二十五个维尔腾堡地方，以及几个巴登、黑森和巴伐利亚地方有自己的组织，此外在柏林和莱茵河畔还有个别的嫩枝。 经过一阵激烈争论，证明合作不可能的时候，两派就在爱森纳赫各自举行了自己的特别代表大会，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来说，这种代表大会员是一种示威行动。相反地，对方却组成了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早就准备改组由他领导的联合会，这次建党基本上是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的。纽伦堡纲领的主张成为爱森纳赫纲领的原则部分，而开姆尼茨纲领的主张则是爱森纳赫纲领的“最迫切的要求”的基础。同时事实立即表明，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根本不存在原则意见分歧，从现在起，它们彼此不提更不友善的战争名称，而常常互称敌对派。如果论李卜克内西有理由说，爱森纳赫派纲领中包括了共产主义的最后结论的话，那么特耳克同样有理由说，爱森纳赫纲领基本上就是拉萨尔的纲领。其中没有一点是五年来《社会民主党人报》所没有提出过的。是的，拉萨尔纲领的真正可以驳斥的主张在爱森纳赫纲领中得到了更可驳斥的表现形式。根据卡尔·希尔施的提议，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已经可以实现的“最迫切的要求”中，也包括国家对合作事业的鼓励和国家在民主保证的条件下贷款给生产合作社，同时拉萨尔的生产合作社的革命意义又被用施韦泽多次揭发的国家资助掩盖起来了。 组织内部的分歧是更重要的。倍倍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能对拉萨尔的组织的优点作出正确评价，可是独裁应该避免，警察的一切破坏也应该尽可能防止，所以倍倍尔的行军路线受到限制。党的领导权交给了一个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之上有一个十一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两个机构都由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这两个机构的所在地的党员选举。这两个机构也行使党报的监督机关的职权，可是它们本身则服从至少一年举行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每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都应该投一票，可是一个地方的党员选派的代表不能超过五名。每个党员每月必须向委员会缴纳一个格罗申的会费，或者订阅党报。每个地方的党员有义务根据党纲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协会的每个会员每月必须为了进行普通宣传缴纳一个格罗申。《民主周刊》被指定为党的机关报，这个报纸从10月1日起每周出版两次，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归党所有。党的所在地设在爱森纳赫，委员会设在布伦瑞克-沃耳芬比特耳，监察委员会设在推也纳。很明显，这个组织比拉萨尔的组织民主得多，但也松散得多、脆弱得多。 关于对国际的立场问题，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也没有作出同汉堡和爱北斐特-巴门代表大会所作的不同的决议。这时倍倍尔也说出施韦泽时常强调的话：“在任何情况下，必须首先在德国本国建立社会民主党，因为除去国际组织以外，本国的组织也是必不可少的，国际组织如果没有本国组织就只是一个影子。”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建议党员个人参加国际，可是如果这个决议不只是一纸具文，那么它必然使得这个本来就笨拙的组织变得更加笨拙了。代表大会也向根据倍倍尔的章程建立的工会推荐国际组织，这些工会从这时起自称国际工会。这种组织起初为数不多：只有装钉工人在莱比锡，矿山工人和冶金工人在茨推考，工场手工业工人、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在格里米乔组织起来；这时五金工人在纽伦堡、瓦工和木工在德累斯顿、鞋匠在莱比锡开始组织工会。起初这些团体人数不多；圣灵降临节在莱比锡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场手工业工人、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约有三千会员，他们在莫特勒的英明领导下得到较大的发展。 当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六年前，这个组织是作为资产阶级抵抗无产阶级运动的刚刚掀起的浪潮的堡垒而建立的，现在它已经被日益高涨的潮水淹没和冲垮了。这个联合会变成了社会民主工党。 三 头几次党派之争在起草爱森纳赫纲领时，事实已经表明，德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内部没有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而以后几个月的斗争立即开始清除妨碍团结的实际障碍。它们粉碎了统治拉萨尔派的独裁，斩断了把爱森纳赫派同德意志人民党结合起来的纽带。 起初事态发生了有利于施韦泽的转变。9月5日至12日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把重点放在讨论土地问题上。虽然这个问题一年前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已经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作了决定，可是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总委员会针对法国代表的一个颇有力量的少数派，把这个问题加到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的首要地位上。这个代表大会有七十八名代表参加，其中有整整三分之一是法国代表，巴黎公社的高贵烈士瓦尔兰也是代表之一。总委员会派出阿普尔加思、鲁克拉夫特、考威尔·斯特普尼、埃卡留斯、荣克和列斯纳为代表，德国代表中除代表爱森钠赫派的李卜克内西以外，还有莫泽斯·赫斯、里廷豪森、沃耳芬比特耳的教师施皮尔和马格徳堡的大学教授杨纳施，瑞士代表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毕尔克利和格罗伊利希。巴枯宁以那不勒斯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这是一个庄严的大会，它对讨论的主要问题所作的决议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一样，代表大会以五十四票宣称，社会有权把土地变为公共财产，并以五十三票宣称，为了社会的利益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少数派大多弃权，反对第二个决议的只有八票，反对第一个决议的只有四个法国代表。可是，如果说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以此对浦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那么在议程上的第二个问题即继承权问题上，战斗又一次陷于停滞状态。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的有力的观点，即认为继承权是随着私有制的存在而存在，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的，而巴枯宁则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颠倒过来，他想为了正义把继承权作为不平等的独立的根源加以消除。这两种见解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因此问题仍然是悬同未决。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在德国资产阶级中引起普遍不安。不仅是像阿道夫·瓦格纳这样的爱国的“科学界人士”才指责这个决议是轻率的、没有价值的、可恶的，而且徳意志人民党的勇士们也声嘶力竭地咒骂国际的“傲慢粗野的做法”，并且揭发巴塞尔的多数派是柏林和巴黎的病人的秘密帮凶，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施韦泽能够满意地对工人们说，只要国际明确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资产阶级反对派就会像诽谤拉萨尔的鼓动那样诽谤它。关于土地公有制问题，施韦泽无需多说，因为他早就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十分明确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可是这时他写了两篇关于继承权的优秀论文，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他对科学共产主义学握得多么全面。他的观点同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问题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完全一致，只是这个报告在十月号的《先驱》杂志上才发表，而施韦泽则在9月17日和19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把他的文章作为报纸对巴塞尔会议的最初的简单报道发表。施韦泽在文章中深入地论述，消灭继承权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乌托邦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多余的要求，可是对无产阶级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专政来说，消灭继承权有它巨大的实际意义。 当然施韦泽毫不迟疑地利用他的优越地位。现在他可以有根据地说，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仅是组织上最巩固的工人党，而且是原则上最进步的工人党。他竭力同国际保持和平，承认巴塞尔决议的意义，虽然他说，“卡尔·马克思学派”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对“半社会主义”感到“棘手”。施韦泽更为激烈地对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评论，说它不敢赞同巴塞尔决议；组成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从前的拉萨尔分子，纯粹是稻草人，他们不敢反抗人民党的资产者。 事实上，白拉克、彭霍尔斯特和施皮尔所属的不伦瑞克委员会打算发表一个支持巴塞尔决议的正式声明。可是委员会的这一主张遭到李卜克内西的反对。尽管李卜克内西坚决承认科学共产主义的这一结论，但是他在巴塞尔就对使土地公有制成为纲领性决议的对象一事提出实际顾虑。正如他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现在他不愿过早地同徳意志人民党发生争吵，并认为只要党报不否定巴塞尔决议就够了。对于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些决议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民主周刊》在最后一期上回答说：“不表示态度。每个党员个人可以而且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对于这件事党无权干涉，而且党也不受决议的任何约束，正如它不受国际工人协会本身约束那样。”这种看法在许多方面，甚至在李卜克内西奉为圭臬的策略观点方面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这时施韦泽说，爱森纳赫派不敢拥护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德意志人民党要求明确否定巴塞尔决议。 可是结果还是产生了李卜克内西要想暂时避免的分裂。人民党的个别领袖还在爱森纳赫参加了大会，比如宗纳曼，虽然在几年前他企图否认这一事实，可是结果文件肯定了他的出席。像他和他那一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充分了解的人，竟然对纽伦堡纲领和爱森纳赫纲领的原则意义完全不了解，这是不可想象的；也许他们是想保持关系，以便试探到最后一刻，看工人是否受人支配。人们还不如作有利于士瓦本小市民的估计，即他们根本不了解在纽伦堡和爱森纳赫作了什么决议。因为巴塞尔决议使他们大吃一惊，所以他们就像被毒蜘蛛咬了一口似的。他们特别竭力使社会民主工党的南德党员脱党；他们特别在土瓦本工人中利用残余的偏狭观念进行投机，而且也收到效果。维尔腾堡工人协会邦联合会虽然参加了爱森纳赫派，但并没有解散，从来就是这个联合会的灵魂的该会书记布隆能迈耶尔在《斯图加特观察家》上对马克思的独裁表示很不信任，他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完全没有恶意的决议中，看到了马克思的独裁，根据这个决议，国际总委员会在必要时应该为工会的国际联系做媒介。 只有倍倍尔巧妙而迅速地阻止人民党的阴谋活动。11月5日至30日，他到南德做鼓动旅行，经过科堡、班堡、埃尔兰根、菲尔特、纽伦堡、累根斯堡、奥格斯堡和京尼黑，到了维尔腾堡的许多地方，对南德工人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工作。士瓦本邦联合会不再保持独立的组织了。倍倍尔在斯图加特歌厅的大厅里谈到，假如不是《斯图加特观察家》的编辑从中调解，就已经同人民党彻底分裂了。可是，正是《斯图加时观察家》发表了三篇长文章反对倍倍尔的演说，这三篇文章出自人民党的一个普鲁士食客，不久就成了哈布斯强的御用文人的尤利乌斯·弗雷塞的手笔，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无知令人惊异，其学识恐怕还不及舒尔采—德里奇。倍倍尔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组论文作答，这些文章他还用《我们的目标》为题出版。这是他的处女作；它生气勃勃而力量充沛地不止在一处表明，它的作者勤勉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是基本上它还是以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为依据的。这时李卜克内西也加奔了人民党；1870年1月13日，他无比确切地对莱比锡工人描述人民党说：“它是一个通过偶然事件产生的临时党；完全没有力量，它决不能摧毁北德意志联邦。它只会吵吵嚷嚷，别的什么也不会。在经济比南德发达的北德，它只由很少几个人组成，只有在南德，而且只有在土瓦本，它才有群众，可是在那里它是一个形形色色的、目前通过反对‘普鲁士化’的斗争而团结起来的分子的混合物。”几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在梅朗内做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有效地在人民党的攻击面前捍卫了巴塞尔决议。这个报告后来也增补出版，也同倍倍尔的论文一样成了爱森纳赫派的优秀的鼓动武器。 毫无疑问，这个党起初对巴塞尔决议采取保留态度，有助于重新巩固施韦泽的地位10月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户同两年以来每个新季度的情况一样，没有增加，但也没有减少。十六个地方的订户减少了，可是十二个地方的订户增多了；汉堡仍然以一千二百十四户领先，其次是柏林七百六十五户，爱北斐特—巴门一百七十六户，汉诺威一百二十户。《社会民主党人盟》共有五千个订户，而《人民国家报》只有两千个订户。《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公布订户的精确数字的时候，兴高采烈地补充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全部进攻只能使工人阶级的胜利进军暂时停顿，而不会得到别的东西。爱森纳赫派断言施韦泽身后只有一股盲信的群众，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汉堡和莱茵河畔的经过锻炼的工人群众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牢牢握住旧日的旗帜，而代替白拉克、盖布和约克的那些人，也是活跃、能干的，他们是：爱北斐特的织工哈尔姆、杜塞尔多夫的木器工人徳雷斯巴赫、阿尔托那的雪茄烟工人莱麦尔、汉诺威的机器制造工人弗罗默和雪茹烟工人迈斯将尔、卡塞尔的木器工人普方库赫、布勒斯劳的木器工人赖因德斯，木工奥古斯特·卡佩尔和奥托·卡佩尔还有其他一些人。为了消除联合会内部混乱的最后痕迹，施韦泽在德国做了为期七周的组织旅行。他先到施泰廷，后到布勒斯劳和彼得斯瓦尔道，然后进入萨克森王国，到德累斯顿、林巴赫和莱比锡，再经斯塔斯富特、埃格恩，马格徳堡到汉堡、阿尔托那、基尔、诺伊明斯特尔、哈尔理、吕内声、汉诺威、不来梅、卡塞尔。在莱茵河畔，他访问了爱北斐特，巴门、杜塞尔多夫、埃森、雷姆夏特、科伦，最后到了南德的法兰克福、奥芬巴赫、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符次堡。他花所有这些地方都举行了不公开的会员会议，他让每个会员就人们对他的指责提出质问；这次紧张旅行的报酬是按联合会鼓动员的费用支付的，那就是三等车车钱和一个半塔勒一天的出差费。 在他外出期间，特耳克也终于掌握了柏林。白从1866年以来，迸步党就不再理解这个世界了；它决不愿缺少俾斯麦给资产阶级摆的物质利益的酒宴，可是它也不愿像民族自由党人那样毫不关心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丢到桌子下面去。而是把政治理想当作席面上的和平的装饰品加以利用，这是俾斯麦的神经实在不能忍受的。进步党就在这种进退两难局面中渐渐衰亡了。1869年夏天，当它企图在“知识分子的城市“中，挑起一场反对建立一个小修道院的骚动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出，它是多么老弱无力。一个坚强的钳工师傅召集了柏林的几个教皇全权主义者，在进步党人想大敲而特敲的文化之鼓上打了一个窟窿。这时进步党人进行了另一种尝试；他们的邦议会议员通过一个庄严的提案，要求普鲁士政府为通过外交途径使欧洲大国普遍裁军而努力，这个提案是不伦不类的。在每个有思考能力的欧洲人都预料到的普法战争的前夕，甚至从温和的市民常常称为“实除政策”的那种立场出发，这个提案也没有什么意义，而它作为对军国主义的原则性抗议则又是软弱的、不彻底旳；而且这个提案在普鲁士众议院里被提岀来，那里的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有一个方便的借口，说他们无权过问，因为外交和军事事务已经转交北德意志联邦办理了。可是正因为这个提案没有使进步党负有严肃的政治责任，进步党就把它当作一个鼓动手段，以便把在军国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呻吟的群众招到自己麾下。 11月7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进步党在音乐厅的大厅召开了一个民众大会，把它的裁减军备提案提到议程上。不仅发出召开民众大会的正式逋知，而且进步党报纸还特别强调，这不是党的会议，是民众大会，虽然它们知道，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会参加民众大会，不管这个大会是哪个党召开的。《人民报》稳操胜券地说，几乎所有进步党大人物都参加的发出邀请的委员会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破坏大规模示威的企图”。 这是一次“大规模示威”，不过不是为了向进步党致敬。在过分拥挤的大会开幕以后，选举主席时立即表明，出席大会的绝大多数是社会民主党工人。特耳克当选为主席。随后，巳经舒舒服服地准备了办公室的进步党司令部，就从后楼梯悄悄地溜走了。这时在大厅里的进步党少数派，企图用大吵大嚷的办法阻碍讨论，可是人们立即根据他们的行为，比较客气地或不客气地把他们赶走了，接着大会在特耳克主持下安安静静地进行。人们不仅注意倾听了拉萨尔派的发言，而且也倾听了爱森纳赫派和舒尔采的拥护者的发言。大会以通过一个决议而结束，决议指出进步党的提案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不彻底的提案；欧洲国家所需要的是废除常备军，建立以靑年军事教育为基础的国民军；进步党议员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只有属于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才能做对工人有利的事情。 于是进步党发出了关于压制集会权的震耳欲聋的怨言。正是用最不客气的办法破坏或者企图破坏拉萨尔的不公开的党的会议的那批人，现在装作受到侮辱的无罪的人，因为他们自己挑起的角力产生了对他们不利的结果。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损害了集会自由，因为他们的领袖拒绝承认依法选举特耳克为主席，他们的随从企图阻止会议在特耳克主持下继续进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是既简单又明确的：“如果人们召开一个不分党派任何人都可参加的一般的民众大会，那么人们可以期待，在我们认为有利的一切情况下，我们的党也参加。在所有这样的集会中，根据一般的民主习惯，人们都通过多数来选举主席。如果人们不愿社会民主党人参加，那么可以召开有一定党派色采的会议。我们不会参加进步党和人民党的会议。”因此在音乐厅中通过几个会员完全未受骚扰地发了言的民主工人协会的做法也是不适当的，它建议“所有党派”成立一个保护集会自由的联盟，并且还特别强调它是属于国际的，因此资产阶级党派也瞧不起它，而特耳克有理由问，国际总委员会对于这种策略会有什么意见。“爆破兵”和“犹太小伙子”之间的可恶的论战，是很不正确的行动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人民国家报》老老实实地说，虽然它也惋惜，胜利果实首先落到“宫廷社会主义"的怀里，但是进步党人应该得到这种结果。 可是扬言要报仇的资产阶级不愿只以无中生有的中伤自慰。它号召还跟着它走的机器制造工人，又在一个星期日，即11月28日的上午到宇宙馆举行一个一般的工人大会，会上“大多数柏林工人将坚决谴责施韦泽的卑鄙无耻的行为”。进步党的晩会和报纸的激烈煽动，为一个阴险行动做淮备，其目的是在柏林工人中制造一场小骚乱。会议原定十一点钟开始，可是九点左右，进步党工人就准备通过后门偷偷地溜进宇宙馆，如果社会民主党工人十一点到会，会场就已经被占了。进步党煽动者希望那时发生杀人事件。在这决定性的早晨，警察总监下令召集全部警察，甚至占领了宇宙馆周围的广场和街道，这个事实说明，警察对于资产阶级的心情了解得多么深刻。可是特耳克是一个深谋远虑的统帅。当大约一千名进步党工人在九点钟左右向前推进时，他们发现宇宙馆已被四千名社会民主党工人团团围住，尽管冬天早晨天气很冷，这些工人七点钟就已经到了。进步党的部队几乎没有一个小前卫能在晨雾的掩护下从后门钻进去，因为社会民主党工人发现了这个门并立即把它堵住了。当两支敌对的队伍在马路上对峙的时候，进步党工人的阶级意识大大觉醒了。工人决不为了让资产阶级和反动派高兴而大打出手，人人都了解这一点。到了十一点，宇宙馆的大门打开时，群众安安静静地走进会场。迸步党的机器制造工人安德雷阿克致开会词，衷心劝告工人保持和睦，然后特耳克和吕普克尔特被选为主席，经过激动的但是和平的辩论以后，大会作出决议说，音乐厅的骚动是进步党引起的，因为它不愿承认多数人的决议，每个利用喧哗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破坏会议的人，都对集会法进行了可耻的暗害。进步党对柏林工人的统治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施韦泽的声望比过去更大了。可是现代工人运动决不能成为独裁欲的玩具；它无情地惩罚一切以它做自私的游戏的尝试。施韦泽的旅行总的说来收获很大，可是也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后，巴伐利亚的会员仍然是他最忠实的拥护者；对于爱森纳赫派在纽伦堡一个工人大会上所做的和解的尝试，他们采取拒絶的态度。现在他们已经能够在慕尼黑出版一个小小的周刊《无产者》了。可是施韦泽对此并不感到满足。当他到了奥格斯堡，发表一篇动人的演说吸引会员的时候，他要求《无产者》停刊，因为一个组织就只应有一个机关报。他愿给《无产者》的发行人弗兰茨和陶舍尔每人四百份《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售之款归他们两个所有，以此来弥补他们的损失。虽然施韦泽威胁说，宁可抛弃所有南德会员，也不能让《无产者》继续出版，但是巴伐利亚人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为了说服陶舍尔，他又同他单独商谈，可是陶舍尔说，他决不同他的同志们分开。于是施韦泽就想第二天召开慕尼黑会员大会，决定《无产者》停刊问题，可是他也没有达到目的。关于他的意图的谣言迅速地在喜爱《无产者》的慕尼黑工人中传播。施韦泽一来就受到了不友好的接待。关于《无产者》停刊的事，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事件的后果是所有巴伐利亚会员脱离了全徳工人联合会。他们为了建立“拉萨尔工人党”，定于1870年1月23日在奥格斯堡召开一个一般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党一方面不要一切“领导机构”，另一方面要同徳意志人民党严格区分开来。代表大会几乎只有巴伐利亚工人的代表参加。倍倍尔为了劝说巴伐利亚工人参加社会民主工党，而受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托出席了代表大会。他的演说给人以一个良好的印象，如果彭霍尔斯特不在大厅里散发传单，倍倍尔十之八九可以达到目的，这个传单诽谤陶舍尔是由施韦泽一手提拔起来的宗派醉汉，被这种纯属虚构的论断所激怒的巴伐利亚工人决定，暂时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形成了第四派。 他们所以是第四派，是因为这时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又同施韦泽闹翻了。她责备施韦泽破坏协议，说他没有履行联合时所承担的义务，即使工会运动逐渐消失并尽可能阻止有组织的罢工。施韦泽否认，他曾经承担这种义务；同政治运动相比，他经常把工会和罢工置于次要地位，但是他从没有答应把它贬到次要地位以下。很难想象，施韦泽会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断言的那样暴露自已，但是他也没有证明或者试图证明，他曾使伯爵夫人的拥护者转而赞同他的工会运动的见解。既然他主张合并，他就做了一件错事，而现在就应该吃到苦头。在庄严宣布联合以后半年，德国工人党却分成了四派。独裁政策的这一悲惨结果给独裁者的政治威望以沉重的打击。施韦泽说，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重新背叛时，她从前的拥护者中只有一部分人还跟着她跑，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这个宗派确实除了几个表现其存在的幽灵似的人物比外，已经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消失了。可是它暂时还有力量在哈雷召开一个代表大会，对施韦泽进行了最激烈的指责，不正确的指责比正确的指责几乎更使施韦泽难堪，因为他只要有一点眼光。怎么会看不清这些盟友的不可靠性呢？ 更糟糕的是：由于施韦泽的政策，工会运动确实受到了损失。工会运动本来处在可喜的蓬勃发展阶段。大工业区的一系列的罢工经常获得荣誉，有时也取得胜利。在柏林，瓦工和木工经过斗争，提高了工资，缩短了工时。在汉堡，劳恩斯坦车辆制造厂的伐木工人和五金工人通过一次充满激动人心的事变的顽强罢工，阻止工厂领导降低他们的计件工资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工厂领导这样做的美妙的理由是，工人不需往往面包上抹黄油。在奥格斯堡发生了两次要求撤换暴虐的上级的大罢工；奥格斯堡机器厂的铸工由于工人们团结一致，在一星期后取得了胜利，可是克劳斯的织布工人却在罢工两星期后失败。因为工厂主在波希米亚招了五百名织工，用特别快车载到奥格斯堡来了，仅仅在奥格斯堡和慕尼黑分别举行的两次大会上，就募集了七百古尔登[3]支援罢工的经费，这一事实表明工人们以多么伟大的牺牲精神进行了这些罢工。社会民主党工人经常光荣地，有时胜利地进行了工会斗争，而进步党的工会通过瓦尔登堡的罢工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为了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进行报复，麦克斯·希尔施企图定居瓦尔登堡行政区，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受苦受难的矿工却把他的轻率举动真当做一回事，有六千五百名工人举行了罢工，而大部分自由派矿主把协调使徒看做恶意的煽动者，以饥饿相威胁，命令解散“他的”工会。罢工以彻底失败告终，对于麦克斯·希尔施及共进步党助手说来是很不光彩的。西里西亚的矿工不得不为了自己的错误付出很大代价，一些有见识的人转到社会民主党方面去了，不久以后吃了麦克斯·希尔施的同样苦头的福尔斯特工厂工人也是这样。进步党耍的把戏刚一开始就又停顿了。 工会运动的所有这些有利的发展，受到施韦泽自私自利的独裁政策的严重损害。几乎所有的工会组织中都发生政治争论；只有在吕普克尔特领导下的瓦工和木工一致拥护施韦泽。其他工会是分裂的，它们的主席包括弗里茨舍在内部背离了施韦泽，只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会员还始终忠实于他。党派争论在工会组织中比在政治组织中为害更大，因为按照工会组织的性质，是不应该发生党派争论的，这种争论分裂了已经争取到的力量，使它成为无用，而当这种争论使多次罢工尤其是莱比锡雪茄烟工人的一次罢工受到损失时，没有争取到的群众就更被吓退了。可是这时施韦泽已经这样晕头转向，仍然在独裁者的道路上前进；他从组织旅行回来以后，建议把所有工会合并为一个支援总联合会，这就使得他所建立的工会组织的缺点加倍严重了。 1870年1月5日在柏林举行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有代表八千零六十二名缴纳会费的会员的三十九名代表参加，这个大会表明，反对施韦泽独裁的反对派并没有销声匿迹，会上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争论。施韦泽抱怨“联合会的贵族”和经常制造新混乱的“知识分子”；他说，他不理解这些人怎么能够接连好几天像老太婆似的喋喋不休；他对用这种方式先同联合会的敌人后同联合会会员进行争论，已轻感到厌倦了。普方库赫一针见血地对此反驳说，施韦泽由于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结成联盟，使联合会听到了老太婆的絮叨。当然总的说来，六天讨论的结果对于施韦泽还是有利的。爱森纳赫派一再断言，施韦泽用普鲁士政府的秘密经费进行鼓动，而且没有忘记他自己的私利，经过最详细地检查出纳情况，证明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施韦泽也相当完整地保持住自己的独裁地位。主席仍然由会员直接投票选举，只是不在每次代表大会以前，而在代表大会以后；接管《社会民主党人报》为联合会财产的提议遭到否决，出版委员会没有恢复；只有理事会得到较大的职权。理事仍然分散在全德国，不过他们应该定期有文书来往，一年开两三次会。理事会有权干涉主席“滥用权力”，此外并不限制主席的“全权”。特耳克被选为书记，哈森克莱维尔被选为司库，后者同时进入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同这个代表大会直接联系着的是有代表二万零六百七十四个缴纳会费的会员的八十九名代表参加的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经过三天讨论，这个大会也以施韦泽的胜利结束。财政状况良好，施韦泽关于所有工会组成一个联合会的提案被以约一万二千票对约九千票通过了。考虑到少数派为数甚多，代表大会决定把决议的实际执行日期推迟到1870年7月1日，但是这并不是对施韦泽表示不信任。讨论情况表明，少数派并不讨厌施韦泽的提案，而由于考虑到许多工人的“行会”的偏见，希望这个提案逐步实现。 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施韦泽还对约翰·雅科比取得了一次胜利。柏林邦议会第二选区选举理事会召集选民于1月20日在柯特布斯门旁的新社会大厦开会，听取他们的议员，市顾问龙格和约翰·雅科比的报告。这些选民之中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居住在这一区的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的旗导下出席了大会，在选举主席时，他们得到了多数票。进步党领袖又装作受欺侮的正派人，以龙格为首退出了会议；而雅科比从逻辑上考虑到，不仅口头上而且也要用实际行动拥护民主原则。施韦泽主持会议时他留下并且说了话，虽然声音很低，工人们却十分恭敬地倾听他关于工人运动目的的讲话。他的演说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对于未来的文化史家来说，建立最小的工人协会也比萨多瓦战役[4]的日子有更大的价值”；这篇演说接近科学共产主义的程度达到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能达到的程度，总之这种接近足以使柏林的进步党人和法兰克福的民主主义者同样吃惊。可是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迈出最后一步。它在理论上没有表示拥护使一切剥削成为不可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实践上也没有公开赞成阶级斗争，这同下述事实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久以前雅科比在进步党自由贸易论者致瓦尔登堡人的宣言上签过名，这个宣言说徳国没有阶级斗争的场地。雅科比要想通过国家、企业主和工人的携手并进来解决社会问题。大会根据哈森克莱维尔的提案做岀决议说，雅科比的演说中接受了许多社会主义真理，但是仅仅停留在半路上，这个决议是完全确切的。 可是，如果施韦泽因此就以为自己对爱森纳赫派进行了一次沉重打击，那么他对自己的胜利就估计得太高了。实际上雅科比的演说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人民国家报》虽然刊登了这篇演说的原文，并为它对施韦泽的攻击进行辩护，但是《人民国家报》已经深深地被卷进了阶级斗争的风暴，不全被雅科比所惑。萨克森政府和萨克森工厂主都利用迫害手段，粉碎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和平合作的幻想，假如这种幻想不是产生于雅科比的书斋之中，而是产生在别的地方，他们就自己来干这件事了。爱森纳赫派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尤其是同财政困难进行斗争；革命基金（现在它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保管人也开始感到困难了）用三千五百法郞又一次帮助他们克服了头几个难关，可是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在萨克森无产阶级中建立了一个不可攻破的堡垒。1870年4月，福格特兰特的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普劳恩被倍倍尔占领了，1869年麦克斯·希尔施曾在那里的一次改选中侥幸当选。正如麦克斯·希尔施自己绝望地抱怨说，仅仅由于倍倍尔的宽宏大量，他作为选区的被选的代表才能得到发言的机会。在萨克森，除去齐陶斯和法兰普堡以外，进步党自由贸易派对工人的统治已经垮台了。到1870年中期，《人民国家报》的订户增加到三千户以上；莱比锡有一百九十八户、德累斯顿一百五十九户、科伦一百二十八户、格里米乔一百二十四户、格劳豪一百十九户、美因兹九十六户、茨维考九十三户、梅朗内九十一户、布勒斯劳八十八户、开姆尼茨八十五户、不伦瑞克七十八户、汉堡七十五户、斯图加特七十一户、柏林六十三户、韦尔道六十一户、佩斯五十五户、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各四十户。 从外表上来看，两派的斗争是以令人不快的形式进行的。在报纸上人们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工人的事业，在工人集会上，常常出现激烈争论的场面。在前一方面，爱森纳赫派应负较大责任，在后一方面，拉萨尔派应负较大责任。尽管有这种斗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通过这种斗争，两派日益接近。爱森纳赫派于1870年圣灵降临节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过程，是有典型意义的。根据资格审査委员会的确定，有一百十一个地方的七十四名代表参加了这个大会；四十七个有党员的地方没有代表出席。有代表出席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党员总数达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八人，只及有代表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工人的十分之一或九分之一，甚至这个数字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它不限于缴纳党费的党员，而且还包括几千名奥地利工人和瑞士工人。《人民国家报》根据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情况估计积极的党员有一万人，它这样说并不是对自己的党的成果有悲观的看法。 拉萨尔派企图破坏代表大会。由于赖克哈特的积极鼓动，他们在士瓦本首府这个不利的地方站稳了脚跟；代表大会开幕前几个星期，还有几个鼓动员从国外回来，他们把约二百五十个工人聚集在一个严密的组织内，这个组织可以在公开大会上使爱森纳赫派的斯图加特组织不能发挥作用。后来当爱森纳赫派的代表大会开会时，大会在一个不公开的准备会议中决定，准许非党员参加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但不允许他们参加讨论。这在第一次公开会议上就引起骚动，并使会议提前结束。代表大会只能用不让非党员参加公开会议旳办法，保证大会不受干忧。 尽管一开始有这种不愉快事件，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讨论对于澄清两派之间的关系（无论在组织方面，还是在原则和策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事实不久表明，在爱森纳赫决定的组织过分笨拙。人们把委员会留在不伦瑞克—沃耳芬比特耳，但把监察委员会由维也纳迁至汉堡-阿尔托那―哈尔堡。此外，每个爱森纳赫派的成员同时是国际的成员、党员和地方协会会员这一点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少数会员实现了关于个人参加国际的要求，不过这个要求仍然不变。然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废除了党员建立地方协会的义务。它决定，地方组织应该选举受托人和查账员，以便通过他们同委员会联系，这样就同拉萨尔派的组织大大接近。在另一方面，两派组织之间的差别更为加深了，而爱森纳赫派的比较正确的观点显露出来了。在彻底的科学共产主义的见解方面，《社会民主党人报》还远远超过《人民国家报》，可是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给党员的自我阐明留下的广阔余地，也有其好的一面，那就是它有效地鼓舞了党员的精神利益。在斯图加特大会上决定成立一个著作股份公司，传播党的著作，并准许现在终于同爱森纳赫派合并的巴伐利亚派继续出版《无产者》。随后卡尔·希尔施在格里米乔创办了党的第一个每天出版的地方报纸，《市民和农民之友》。施韦泽为了扼杀《无产者》，尤其是更好地掌握南德的群众，取得了理事会的同意于1870年4月1日创刊《鼓动者》，这是一个小小的周刊，订阅的价格非常便宜，通常按最乐观的估计，要有五万个订户才能弥补所花的费用。可是这个报纸只争取到不到一万五千个订户，而且使《社会民主党人报》受到很大损失，以致拉萨尔派的主要机关报从7月1日起不得不减少版面，而《鼓动者》编得再好也不过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个分支而已。过分严格的集中也有它有害的一面。 关于原则问题，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根据倍倍尔的提案宣称，“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将使把土地变成公共财产一事成为社会的必然性”。这样，两派在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的一致，得到了肯定。另一点一致表现在工会问题上，尽管起初更多地是同样模糊而不是同样清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也热烈倡议。把许多工会组成一个联合会。反对的理由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上的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反对这样做的理由相同：因为这样就容易联系到工人一向所知道和熟悉的机构——同业公会和行会。报告人约克这样看，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案宣布组织和促进公共生产事业是工会的主要任务。 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说得对，从辩论的情况看不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怎么恰恰做出这个决议。看来当时是有两种动力发生作用。1870年上半年，工会的发展陷于停滞状态，而罢工运动却不断犷展，使得一些人产生了怯懦情绪。施韦泽在1870年9月公布的账目说明了这种情况。在1870年的头八个月中，工会联合会的行政管理费为六百三十七塔勒，鼓动叠为二百十七塔勒，罢工用费只有三百九十五塔勒，这笔钱是用来支援汉堡、基尔、吕内堡、于耳岑、马格德堡、爱北斐特、佐林根、明斯特尔和慕尼黑等地的十一次罢工的。当然施韦泽估计各工会的金库和国外党员的自愿捐款（地方捐款不计在内）为那十一次罢工提供的款项为二万二千五百塔勒，这也并不夸大，毫无疑问，拉萨尔派的工会是比较强大的。同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团一样，《人民国家报》也已经对“没有意义的罢工”提出了抗议，约克在斯图加特提醒人们不要把罢工看做是工会的“绝对任务”，罢工“白白浪费了大部分力量”。人们还没有把合作社和工会充分区别开来，甚至像约克这样一个进步的无产者也把这两者毫无区别地混在一起。党内只有个别人反对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明显地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两个从前的拉萨尔分子，胡果·希尔曼和布勒斯劳的鞍匠克雷克尔。他们在《人民国家报》上说，决议容纳最严重的误解，否认工会的历史性质，对此编缉部做了与其说是抵抗不如说是逃避的评语，说将由工会建立的生产企业应该像英国合作社那样只有实验价值。 在策略问题方面，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报告决定，“仅仅出于宣传原因”参加即将于秋季举行的帝国议会选举和关税议会选举。当选的党的代表总的说来应该采取否定的态度，并利用一切机会揭发两个机构的讨论都是演喜剧，但是也要“在可能情况下，为工人阶级利益进行活动”，这样就更加接近了拉萨尔派的立场。若不多同时，施韦泽在《鼓动者》上精确地规定社会民主党议员的任务说，对他们说来，帝国议会和关税议会“实质上不外是一种鼓动手段”。有了好机会，他们应该宣告社会主义的原则，公开揭露反动的假议会活动，在重要投票（譬如反对一切捐税）上起协助作用。事实上，1870年春天的区别表现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很少参加议会会议，如果他们参加就刺激性地向资产阶级政党提出挑战，而施韦泽则按时到会，代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对个别议案进行实事求是的，但也并非不尖锐的批评。 如果说施韦泽在这一方面执行了被近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为正确的策略，那么他在另一个策略问题上也有一个清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弱点，那就是由于他扮演独裁者的角色，现在已经真正降为狭隘的宗派领袖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定，在选举中不同其他党派结成同盟，也不进行和解，可是在党没有提出别的候选人的地方，就投至少在政治方面基本上采取党的立场的候选人的票，尤其是投别的党派提出的真正的工人候选人的票，相反地，一个月以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于汉诺威在施韦泽主持下作出决议说，凡有党员的地方，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复选中投最进步的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决不投反动分子或爱森纳赫分子的票；在反动分子和爱森纳赫分子两者竞选时弃权，在爱森纳赫分子和自由党人两者竞选时投自由党人的票。后来在倍倍尔和麦克斯·希尔施两人竞选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只得投麦克斯·希尔施的票。这个极端的决议是以所谓爱森纳赫派的伪善为理由的，据说即使爱森纳赫纲领的政治要求得以实现，这种伪善对工人事业也是害多利少。可是受森纳赫派的不伦瑞克委员会确切地回答了可悲的诡辩——这就是煽动工人反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工党将坚持把优先权给每个工人候选人，而不给资产阶级候选人。 施韦泽的独裁日益陷入迷途，必然在这条道路上悲惨地趋于没落。这种独裁在完全破产以前在一次暴风雨中粉碎了，对它来说这是一件幸事。这场暴风雨把施韦泽的独裁同分裂德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争论的最深刻的原因一起冲走了。如果说柯尼希格累茨战场是这种争吵的诞生地，那么色当战场就是它的葬身之处。 [1] 海尔曼达德(Hermandad)意为“兄弟会”，中世纪西班牙各城市公社与农村公社结成的同盟。旨在保卫本身的自由和权利，反对贵族的压迫。曾自设法庭并拥有武力，后变为乡村警察机构。——译者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9页。——译者 [3] 徳国货币名，一南德古尔登等于7.714马克。一译者 [4] 萨多瓦是波希米亚北部的一个村庄，在柯尼希格累次附近，普奥战争中，1866年7月3日，普军在此击溃奥军。——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