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拉萨尔死前

　　1864年5月8日，拉萨尔开始夏季旅行，这次出门以后，他就没有能够回来。这次他不需要发表一个道歉声明，来抖落鞋上的柏林尘土了。冬天的空前劳累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在2月就给联合会的全权代表们写信说：“我疲乏得要死，虽然我的组织是强大的，可是它已经处在摇摇欲坠的状态，我非常激动，以致夜间不能入眠，住床上帐簿反侧，一直到五点钟为止，起床时成到头疼，浑身无力，我工作过度，过分紧张，过分疲劳，其程度是惊人的”，在同一时期写给洛贝尔图斯的信中说了类似的话：“我由于工作过分紧张，神经受到过分刺激，以致我的神经就像绕在身上的绳索一样松垂下来。”拉萨尔的寿命屈指可数了，根据杜塞尔多夫的医生诊断，前一年在他发表鼓动演说时使他受到很大痛苦的喉病，只允许他在世上活很短时间了。
　　可是只要地平钱上还闪耀着希望的火花，他就不愿退却。他仍然指望，迫使政府实行普选权，这个想法日益成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内的思想和言论的推动力。因为他追逐鬼火，所以他离开正路越来越远，虽然从没有远到不能随时回来的程度，达个时期发表的言论带有极为严重的身心交瘁的痕迹，可是拉萨尔本人从没有消失在这些痕迹之屮，他丝毫也没有不忠于自己的事业。他的原则始终如一，尽管他的策略往往发生特殊的变化。
　　拉萨尔利用5月这个时间重新检阅了他的队伍。这次阅兵从莱比锡开始，然后主要又扩展到莱茵地区，1864年5月22日在容斯多夫举行的联合会成立纪念大会是这次阅兵的顶峰，拉萨尔在这个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通常就叫容斯多夫演说，他于5月9日在莱比锡，14日在佐林根，15日在巴门，18日在韦默耳斯基尔兴已经发表过这个演说（不过内容大多比较简要），到处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呼，他陶醉在也许可以补偿他的无限痛苦的胜利之中。他那干渴的心贪婪地吸收充分的胜利阳光，而永远的黑夜根快就要降临。在莱茵区群众的难以形容的欢呼声中，他自以为是一个满意地、安静地站在他的人生旅程的终点的浮士德^[1]。他始终有这样一个印象：在创立新的宗教时一定是这种情况。今天谁能同一个垂死的人的这几句话进行争辩呢？
　　一般认为容斯多夫演说，是拉萨尔发表过的所有鼓动演说中最差的一个。它的弱点有一部分可能在于，它不是一气呵成的。本来它应该是“对内的评论”，正如前一年的阅兵演说是“对外的评论”那样。它应该鼓舞会员的正当的热情和精神，接着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政治形势。由于在拉萨尔出发旅行前不久，国王接见了西里西亚织工代表，这个插曲似乎给拉萨尔的策略转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击门，拉萨尔对演说落稿做了重大的修改。这个演说原来的题目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和普鲁士国王的诺言，这就说明它已经成为“对外的评论”了。拉萨尔撇开工人，对“柏林的几个人”说话，去年他就曾经企图用他的阅兵演说来影响他们。
　　可是他的策略的王牌越大，它的根本错误也就暴露得越明显。一方而，拉萨尔想把国王牢牢钉在他用来欺骗织工的空洞诺言上；“我们想看一看，王室是否遵守这个诺言，它答应劳动阶级的话是否兑现。”拉萨尔使国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宣誓证人，他说，答应依法处理工人问题，也就是答应实行普选权；由等级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决不会同意拨款帮助工人脱离苦难，如果人们附带考虑到，拉萨尔用一种很不礼貌的姿态，对待官方新闻机关交给织工代表的国王答复的印本，那么某些落后工人也许对拉萨尔对王室的嘲弄发生误解，可是工人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另一方面通常谁也没有比被嘲弄的对象更快地了解这种嘲弄行为，拉萨尔怎么能希望，容斯多夫演说（他命令联合会书记把这个演说慎重地交给俾斯麦）会使一个放出所有的狗的权术家上当呢！
　　拉萨尔在这个演说中对于他的鼓动成果的叙述，主要以柏林的几个人为对象而不是以莱茵工人为对象。这些叙述犯了严重夸大的毛病。他的宣传活动的效果的确很大，可是起初还摸不着，看不见，因此拉萨尔在这种宣传活动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成果根本不存在，或者以远非如他所说的那种程度存在的地方，寻找这种成果。他画了一幅讽刺画，严重地伤害了自己；这种有时几乎是荒诞无稽的奇谭同他实际给过的伟大的历史推动相比，是多么低下啊！他理应从那时起就受到责难的一件事，是他怂恿美因兹的主教来对付进步党的自由贸易派，这个“教公诸侯”，“在莱茵河畔几乎被视为圣人”，“多年以来，他就从事学术硏究”，现在他“在内心里”感到有必要，在工人问题上发表意见。如果说克特勒尔主教在一本无关紧要的小册子中，为了激怒自由派资产阶级而承认工资铁律，同时为了镇压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而硬说财产是神赐予的，那么他是在进行一种僧侣的煽惑，这种煽惑可以使舒尔采-徳里奇这样的人“几乎以圣人”的面貌岀现。恰恰是在莱茵区的工人面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受着教皇全权主义的精神朿缚），拉萨尔本来可以做得好一些，那就是剥下这只狼的羊皮，而不是把他奉为大有问题的权威来反对资本主义。
　　直到容斯多夫演说的末尾，拉萨尔才又把他的辩才提高到旧日的高度。他把自已所受到的迫害叫做胜利的最后标志。他用夸耀的口吻回顾他用利剑战胜了的审判，但是他以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有深刻了解的人士的身分补充说，单个的人不管如何有力量，在一定的愤恨面前就要失败。当他说出他的复仇的愿望的时候，死神的翅膀在他头上发出响声，他的听众通过热情的欢呼，向他表示这个强大的民族文化运动不会随着他个人的死亡而死亡，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还在呼吸，他燃起的烈火就会继续不断地蔓延开去。
　　从5月底到6月底，拉萨尔住在埃姆斯治疗喉病。在这里，他写了一篇文章反驳瓦盖纳为《十字报》写的一篇对《巴师夏-舒尔采》的评论。在坚定的封建党人中，瓦盖纳最热心于用普选权诱人；他利用怯懦的资产阶级来夸耀自己，说资产阶级为了拯救自己的钱袋而把政治财富和自由扔进暗室。可是瓦盖纳本人要想挽救的，是“基督教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旳“政治财富和自由，他想加在普选权身上的等级畸形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不过是富豪的三级选举制的封建版，三级选举制的实行也被加以粉饰，据说它维持了“普选权”的寿命。
　　瓦盖纳十分仇恨资本主义，对它有详细的了解。他知道恢复封建—行会社会组织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同老浪漫主义者格尔拉赫发生了现显的对立，格尔拉赫曾经把封建社会主义的秘密吿诉瓦盖纳，现在由于事态急迫，他宁愿用舒尔采-德里奇而不用拉萨尔来装门面。瓦盖纳也不像俾斯麦那样，认为拉萨尔有“君主主义意向”；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具体的普鲁士国家同拉萨尔的抽象的国家理想，儿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面对着像《巴师夏-舒尔采》所包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条有理的阐述，瓦盖纳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他对这部著作的评论充满了关于基督教国家的基础，关于保持中等阶层是资本和劳动的唯一正确的结合。先于其他类似口号的陈词烂调。瓦盖纳甚至不顾羞耻地从最流行的自由贸易士义那里进行剽窃，他说，总收入的增加至少同总收入的其他方式的分配同样重要，他的王牌——工人也不尽是有道德的人，资本家也不尽是罪人——能在《十字报》上夸耀，也能在《人民报》上夸耀。
　　拉萨尔在柏林同瓦盖纳有私人来往，据瓦盖纳在他的回忆录里笑嘻嘻地说，拉萨尔曾经恭维瓦盖纳，说普鲁士的三个最聪明的人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拉萨尔、俾斯麦和瓦盖纳。如果拉萨尔真正说过这句笑话，那么他对瓦盖纺的精神才能一定没有作过高的估价，瓦盖纳对他的《巴师夏-舒尔采》的评论，肯定不能使他对这个封建派的先锋战士有较高的评价。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定详细予以答复；反驳的内容表明他想对实行普选权一事给予新的推动。他毫不费劲地驳斥了瓦盖纳的不像样子的误解；他说，现实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还是用革命方法实现，完全决定于现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代表者；他激烈反对生产合作社的一切小规模试验，他给普选权找根据说，广大群众是最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的健全头脑是最聪明的。这肯定是很正确的，只是这番话必然使他想争取的那些人大吃一惊。因为不管俾斯麦和瓦盖纳怎样“聪明”，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狡猾的代表就像害怕瘟疫那样害怕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组织。
　　为了在上诉法庭上，为前一年的阅兵演说而受的控吿进行辩护，拉萨尔于6月底到了杜塞尔多夫。他的辩护发言中所谈的政冶问题，乃是容斯多夫演说的余韵。后来拉萨尔在法兰克福和普法尔茨住了两三个星期，主要是为一个定期出版的联合会报纸做准备工作。时常有人提岀这个问题，即拉萨尔为什么不早一些着手来弥补他的装备上的这个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因为《北极星报》越办越坏，这个答案很简単，那就是到那时为止，他为了完成更紧血迫的任务，必须拿出三个人的力量。从冬天起，他就计划创办联合会机关报；1864年夏天作岀最后决定，并进行准备工作。报纸的编辑将由施韦泽和约翰·巴普提斯特·冯·霍弗斯特腾担任，后者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前任少尉，有一些财产，为人温和、亲切，但没有什么才能，而且有点喜欢幻想，他完全受着施韦泽的精神影响。新报纸的出版地点规定是柏林。
　　7月中旬，拉萨尔为了进行乳清疗法，到了里吉-卡尔特巴徳^[2]，起先他仍然忙于联合会的事务。由于他迫切希望对“事件施加压力”，当时他计划秋天让汉堡工人做出一个决议，要求俾斯麦违背奥地利的意愿，并吞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这时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战争已经结朿，在伦敦会议垮台以后，普鲁士军队于6月29日占领了阿耳斯岛，7月10日整个日徳兰半岛已被奥普军队占领，7月20日，丹麦政府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拉萨尔表现出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家，因为他预见到，奥地利和普鲁士将会为了争夺共同的卤获物而厮杀起来，在这一方面，他看清了一场外交纠纷，在这一纠纷的过程中，俾斯麦必然会打出普选权这张王牌，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想建议汉堡工人做出的决议是正确的。相反地，如果这样做，那么这个决议将是拉萨尔由于转变策略而采取的一切错误步骤中最错误的一个步骤；它决不是“对事件施加压力”，而只是为了普鲁士侵略政策的利益，暴露工人运动的弱点。不过，这个决议是否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其他人后来所断言的那样，在拉萨尔是一件已经决定的事情，还是大有问题的。正如他在他的信中谈到这个决议的情况表明，这一天他把它当作“一个伟大的、很伟大的、也许事实上很重要的手段”，寄予过高的希望，第二天就又说他本人对这件事不抱很大希望，看来这个决议多半是在密信或密谈中发泄出来的、神经受到过分刺激的情绪的流露，而不因此就架起了由思想到行动的桥梁，
　　拉萨尔在里吉-卡尔特巴德主要是忙于同瓦尔特希的争论，而不是忙于这个还完全不着边际的计划。他们之间的不和在准备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上爆发出来，根据会章，这个大会应在1864年年底以前召开。会章对代表大会的组成作了如下的规定，在举行大会的地方，所有出席大会的会员都投票，其他地方则选举代表投票，这些代表所投票数同他们所代表的地方的会员总数相等。会章中对于代表的旅费没有作出规定。因此，拉萨尔同达姆尔（拉萨尔在离开德国期间又任命他为副主席）取得一致意见，企图把坏事变成好事，是完全切合实际的，而且也不违反会章。他们建议，那些不能或不愿为特派代表募集旅费的支部，可以让住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的或其附近的会员做它们的代表。当然普遍实行这个建议必然大大降低代表大会的意义，可是在许多支部经济困难，人数很少的情况下，没有其他办法举行代表大会并满足会章的相应规定。无论如何，这个建议并不限制会员的权利，因为每个支部只要能够和愿意给代表募集旅费，它就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
　　这时，瓦尔特希以联合会理事的身份反对拉萨尔和达姆尔的建议。他断言，这样一来，各支部在选举代表方面受到了限制。只有代表的旅费由联合会金库或由向联合会会员征收的特别费来支付，瓦尔特希才承认代表大会是“照章召开”的。可是撇开联合会金库已经有了很大亏空，以及会员在缴纳正常的会费已经不按吋的情况下，特别费将成为镜花水月这一点不谈，连会章也不能给瓦尔特希帮忙，会章上并没有规定，代表大会代表的旅费由联合全支付。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瓦尔特希的提议都是不正确的，而拉萨尔和达姆尔的建议是正确的。而且，瓦尔特希声述他提出这个意见的理由时，带有虽不是憎恨，但却含有敌意的语调，这种语调本身完全能激怒拉萨尔，当事实表明，瓦尔特希的行动又是他的地方分权活动中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就更能激怒拉萨尔了。
　　虽然如此，只有拉萨尔的身体有病和精神受到刺激的状况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7月27日写给全体理事的长篇通知书中，提出了他同瓦尔特希之间的重大问题，他用几乎并不委婉的言词威胁说，如果理事会不把瓦尔特希开除出联合会，他就辞去主席职务。下述几种伴随现象使得这种很不民主的行为变得更不漂亮：至今等于没有发生过任何作用的理事会第一次就要以差役的面貌出现，同时拉萨尔还使伯恩哈特·贝克尔和施韦泽当上了理事（他知道他们会同意他的见解），最后他命令联合会书记，把通知书立即发给瓦尔特希以外的其他理事，而当维尔姆斯先到德累斯顿，好好教训了弗尔斯特林，能在德累斯顿和萨克森所有支部防止瓦尔特希的“阴谋”的时候，再把通知书寄给瓦尔特希。不幸的是，拉萨尔为联合会进行的活动，却以这种刺耳的噪音结朿。
　　前一天，海伦·冯·德尼格斯到了里吉-卡尔特巴德，引起拉萨尔在8月31日去世的一场戏迅速展开了。事件过程本身同徳国社会民主党更没有直接联系，而且也常常有人谈到，因而没有再叙述一遍的必要。只有在对那个女子的感伤的同情发生作用，而有损拉萨尔的情况下，简单地说明一下事件的过程才是必要的。
　　徳尼格斯小姐自动地来到里吉-卡尔斯巴德，伪善者可能指责说，拉萨尔有病，长期以来被山上的恶劣气候所束缚，为工作和忧虑而精疲力竭，却不避开这种远道的迎合。这个妇女喜怒无常地粉碎了拉萨尔经过思考的巧妙的追求计划，她在日内瓦的一家旅馆里使他面临抉择，要末像一个傻小子那样在夜间把她拐走，要末像一个可敬的庸人那样，把她带到她的父母家里去。拉萨尔后来十分懊悔，他没有选择逃走，却选择了“高雅的和资产阶级礼貌的喜剧”，可是这并没有否定，拉萨尔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首先符合他的人品和地位的事情。有人说他这样做，大大损伤了一个毫无顾忌地献身的妇女的心，只有德尼格斯小姐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中让人看到哪怕一点点被伤害的妇女的心，那么这种说法才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毫无这种迹象。根据吕斯托夫和罕勒律师的一致证言，拉萨尔的所谓牺牲者在这个剧的最重要的一场中所采取的态度证明了拉萨尔的一句话的主观上的正确性，拉萨尔为了迫使这个妇女的父亲以及她的先已解除婚约、这时又恢复婚约的未婚夫进行决斗，而用这句话来证明这个妇女的资格。
　　肯定，拉萨尔为了实行他的意愿，为了避免对可笑的失败诅咒，而严重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像憎恨死亡那样憎恨任何严重的失败，对他来说，失败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他在巴伐利亚外交大臣那里并让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在美因兹主教那里采取的措施，拉萨尔甘愿接受的决斗（虽然他原则上是反对决斗的），他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发表的谈话和文章，是不能为自己辩解的。尽管人们举出种种辩护理由，仍然给人留下一个不快的印象，这些理由是：拉萨尔有责任保护一个为他而受到虐待的妇女，只要他认为，她愿意受到保护，德尼格斯一家的高傲态度有意识地伤害了他正当的自尊心，他当时的每一封信都十分真实地谈到的他的身心力量的毫无希望的瓦解。竝萨尔本可以死得更光彩一些，可是，如果由于死者生活内容丰富，可以推论他在去世时思想安静的话，那么他也可能把这种死亡当做解救者加以欢迎。
　　他不是为了生命而喜爱生命；他嫌恶迟钝的老年，他在四十岁上就已经看到老之将至，他开始进入老境。他的最近的将来在他面前是不肯定的，不明确的。有些人说，他总有一天会像他的朋友布赫尔那样为俾斯麦效劳，这些人说这话，就像瞎子在谈颜色。只要拉萨尔为将来制定了一定的计划，就会在他在最后几个星期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谈话中表露出来。根据这个老自由战士的报道，拉萨尔说过，他已经精疲力竭，他必须停止活动。他认为一年之内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出现，但是他看到，这件工作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的精力不够，尤其是他不能熬过即将执行的徒刑。这些话帯有真实的印记。由于贝克尔的建议，拉萨尔打算在日内瓦住两年，取得那里的公民权，假如他能活得长一些，这个计划多半会得到实现。如果这样，他就成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儿，也许他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宁可快死而不长期受疾病折磨。
　　近来有人说，拉萨尔通过致命的决斗，进行“间接的自杀”，因为他害怕秋天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举行会议，这个会议使他面临抉择：要末停止和撤退，要末同老朋友进行殊死的斗争，这种传说也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在现有的一切文件中，找不到关于这次会议的任何迹象^[3]；相反地，拉萨尔6月29日给维尔姆斯的一封信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当时完全不了解马克思对他的鼓动有什么看法。把这种传说的一切心理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不可能性列举出来，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如果人们要确定一个既侮辱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侮辱拉萨尔的前提——这样一个秘密法庭已经确定开庭——，那末拉萨尔没有任何理由用“间接自杀”的办法逃避这次审判。他可以在任何人面前，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直截了当地为他的鼓动辩护。他启发了徳国工人的阶级觉悟，给他们开辟了通往巨大的斗争和胜利的道路，这些德国工人可以为他作证。半年以后，当拉萨尔和他的老朋友之间的意见分歧公开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是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其中也有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也纷纷麦示拥护他们已故领袖的主张。
　　我们把随意揉捏他们的拉萨尔的工作交给资产阶级的奇谭制造家吧，他们一会儿把他说成是一个虔诚的德国奴仆，必恭必敬地跪在霍亨索伦王座前面，一会儿把他说成是一个凶暴的怪物，人们利用他把幼稚的爱国者吓得躲到床下：历史上的拉萨尔往往引起对历史真实性的粗暴歪曲，但是他的青铜立像并不因此而被吹倒。他是一个有病的垂死的人，虽然如此，他在瑞士死得还是过早。瓦拉几亚^[4]的贵族地主的枪弹似乎毫无意义地夺去了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但是它只是杀害了思想家和战士拉萨尔身上的必死的东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从拉萨尔已有的成就来看，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炽热的灵魂已经停止呼吸，剩下的只是过分具有人性的激情。他的忠诚的拥护者认为，他是为工人的事业而牺性的，即使在这个完全错误的看法中也包含着确切的意义。马克思在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慰问信中也说：“他死得年轻——在胜利中——好像阿喀琉斯^[5]。”
　　德国工人阶级始终机警地拒称在拉萨尔墓旁扮演判官的角色；它对他保持着深刻的、不可破坏的忠诚，这种忠诚是拉萨尔的光荣，也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光荣。

^[1] 浮士徳是中世纪徳国的一个占星家、江湖医生，歌德话剧《浮士德》的主人公，他追求真理，努力求知，认为“活动是生活的基础”。一一译者

^[2] 瑞上中部的风景区。——译者

^[3]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卡尔·马克思》（1869年纽伦堡版）第112页上，谈到1864年秋天拉萨尔计划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晤。——原编者

^[4] 罗马尼亚南部地区名，同拉萨尔决斗的拉科维察（海伦·冯·徳尼格斯的求婚夫）是该地的贵族地主。——译者

^[5]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其母预言其寿命短促而光荣，否则冗长而无聊，他选择了前者，后来战死于特洛伊之役。——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