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二章 拉萨尔的策略转变 一 莱茵的阅兵和对柏林的冲击拉萨尔9月20日在巴门，27日在佐林根，28日在杜塞尔多夫有计划地检阅了莱茵区工人的队伍。他孤独地在海滨散步时，打好了对工人演说的草稿。这篇演说把集会、报刊和法兰克福议员会议当作社会思想的三种征候加以讨论。 在这一方面，拉萨尔联系到他的鼓动的政治根源，联系到反对在那三种征候中又得到新的证实的资产阶级的昏庸。至于进步党的集会和它的报刊，如果资产阶级想给熊洗澡而不弄湿它的毛皮，那么它举行集会的方式，它的报刊在出版令面前屈服的样子，司它的整个政策完全一致，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如果拉萨尔指责这种政策是怯懦的和孤立无援的，那么他对进步党的集会和报刊进行尖锐的讽剌，在逻辑上也是正确的。 政治反对派的集会的正当与否，完全决定于举行集会的反对派的本质。如果这些集会是一种善于行动、善于战斗的政策的伴随现象——按照歌德的话“白天的工作，傍晚的客人，辛苦的周日，愉快的假日”的精神——，那么它们就是有效的鼓动手段，毫无疑问是正当的。可是，如果它们代替了政治工作，如果它们用大声喧袭的祝酒致词掩盖了完全缺乏行动力的缺点，那么它们就是破坏手段，是怎样严厉反对也不为过的。1865年科伦的议员集会应该证实，拉萨尔对1863年科伦议员集会一句话也没有多说。 拉萨尔对进步党的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报刊的攻击，在某些方面更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人们十分看重拉萨尔在他的阅兵演说中对待这种报刊的可以说是具体的不公正，比如重视他对像《人民报》的伯恩斯坦这样在许多方面有功的人的过分严厉的评论，那么这就叫捡起芝麻，丢掉西瓜。即使把所有这种不公正综合起来，它也达不到资产阶级报刊，尤其是伯恩斯坦对拉萨尔的不公正行为的十分之一。他决不要求把自己归入基督教的善于忍耐的人之列，有人打他们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假如拉萨尔在抵挡难以置信的咒骂时，经常遵守客现上正确的界限，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而且，他可以有根据地说，他对资产阶级报刊的否定的评论，不是由他受到的侮辱引起的，早在反对朱里安·施米特的文章中，他就鞭笞过资产阶级报刊的弊害了。 可是，他对这种弊害理解得太片面了，因为他谴责报刊是同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分离的精神堕落的专门的代表。诚然，资产阶级报刊是一种“工业的投资和投机”，可是作为破坏国民精神的工具，它不是唯一的，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资产阶级不仅有报刊撰稿人，而且，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也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1]。拉萨尔在阅兵演说中，以及在平时鼓动学者反对报刊，这些学者作为一个阶级同新闻界的“精神无产阶级”同样地，或者比它更坏地生活在永堕地狱之中。这样的时代总要到来，那时顽固的教授们在国内兜售俾斯麦进行大量掠夺的计划，要想利用拉萨尔骂自由派报刊的话，来镇压工业资本主义报纸的相当正当的反抗。 还有，拉萨尔认为资产阶级报刊腐朽的根源在于广吿业务，这种判断也太片面。一个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地上的报刊，不管它刊登不刊登广吿，必然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可是这主要是一个理论上的片面性的问题。对于首先要谈到的德国报刊来说，广吿业务当然是走向深渊的道路。拉萨尔死后不久，开始创办完全没有立场的商业报刊的是广吿代办所，这种报刊像油斑似的扩大，它的地位还远在受到拉萨尔鞭笞的六十年代的报刊之下。此外，拉萨尔建议由国家办理广吿业务，把报刊的真正使命交给报刊，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想法，当然不是对今天的国家来说的，而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来说的（拉萨尔所谈的只是这种国家），是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来说的。 阅兵演说的重点在第三节，即对法兰克福议员会议的批判上。拉萨尔明确指出，1849年的帝国宪法是一个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旗帜的反动空想。可是他补充就，进步党人和民族联盟分子既然选择了这面旗帆，就不应由于“不完全否定”奥池利的邦联改革计划这种矛盾性而使自己成为可笑人物。“进步党人为了使俾斯麦先生害怕，而向诸侯送秋波。他们希望用向德国诸侯献媚的办法，把俾斯麦吓倒。这就是这些最可怜的人的手段！如果我们同俾斯麦先生作战，那么。正义要求我们还在齐射的时候就承认，他是一个男子汉，而那些人却是一老婆子！老婆子还从来没冇一次向别的方面献媚而吓倒一个男子汉。”因此，俾斯麦已经用解散众议院回答了进步党人。 拉萨尔对工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态度作了精确的说明，他说，工人对选举的结果并不大感到兴趣。普选权还不存在，或者不再存在，普鲁士宪法还没有一天合法地存在过。这个宪法以一系列的违法行为为基础，王室就利用这种手段废除了1848年的四月法令。对这个宪法所作的誓言是无效的，正如某种法律上的理由取消了起过誓的婚姻时，在祭坛旁边所作的誓言是无效的那样。自从1849年的修改宪法的议院以来，在普鲁士还没有一个合法的代议机构；普鲁士议院是一群邦法的篡夺者。当然，自由派的议院英雄们为了把人民实际仍然保有的权利，用作重获其他国民权利的武器，也可以在非法的议院集会。可是，这样他们在议院每次开会时就应该确定它本身的非法性，并把国民权利的还没有赎回的影子召来。 因此，工人既对斗争的对象——普鲁士宪法，也对进行斗争的人——反动分子和进步党人（工人同这两种人都没关系），都不大感到兴趣。可是，进步党同反动派之间的斗争继续下去，对他们倒有很大的策略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在进步党的胜利还不绝对可靠的一切地方，就投这个力量较弱的党的票，反动派同进步党之间的斗争的继续，对工人有利，并不是使得一个人戕害和殴打另一个人，而是正如路德起来反对教皇时，胡登所说，让他们互相戕害和殴打。 拉萨尔对于卞尼格先和舒尔采-德里奇在法兰克福议员会议上的演说还说，资产阶级郑重其事地宣称，它不要革命，它不断威胁说，如果工人敢于执行独立的阶级政策，它就退出战场，它从来也不同意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它宁愿放弄自己的政治自由，也不愿意欣然把普选权交给工人。他告诫工人，一旦发生激变（“不管它是怎样产生的”），不要忘记进步党人和民族联盟分子，一直到最后关头都宣称，他们不要革命。 除了这些话以外，拉萨尔对工人说，资产阶级同反动派一样，也是同工人敌对的，工人所关心的是这两个党派的互相磨擦，是利用从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执中获得的一切利益。一旦发生激变。（“不管它是怎样产生的”），工人就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普选权，或者俾斯麦通过政变颁布普选权，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都不应该考虑从来也不关心普选权的资产阶级的私利。 拉萨尔并没有用他论证策略转变的言论，否定他过去的任何原则性观点。早在论意大利战争的著作中，他就指出1849年的帝国宪法是一个反动的空想。他在论费希特的政治遗产的文章中就已经说过：“同联邦和国家统一这个大矛盾相比，甚至君主国和共和国之间的矛盾，也降为比较次要的矛盾，我们完全确信，甚至那些希望有一个完全废除了三十五个下级君主权的、世袭君主制的统一的徳意志帝国（即使它帯有大学生协会时代的一切装饰纹、璎珞和伤感性）的人，也还站在比我们的联邦共和主义者高得多的、智力和政治真理的阶段上。”根据费希特的见解，拉萨尔把联邦制度理解为空洞的原则；他在阅兵演说中用美国内战这个事实来反对联邦制度，同时忽略了，国家政治形式最终是由产生它们的经济状况决定的，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同，联邦制度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国家形式。可是这又是纯理论上的片面性；正如马克思早在《新莱茵报》上指出的那样，恰恰在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同联邦制度是不兼容的。拉萨尔把民族联盟分子向奥地利分立主义的邦联改革献媚，看做是向在一般民族问题上埴反动、最陈腐的立场献媚，而加以谴责，他这样做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 事实上，俾斯麦比进步党老练而有条理地击退了法兰克福诸侯会议的“联邦制度的阴谋”，拉萨尔所做的男子汉和老婆子的鲜明比喩实质上是完全确当的。假如进步党同俾斯麦进行一场真正的斗争，他这样做在策略上就不合适了。可是进步党恰恰不这样做。就拉萨尔关于普鲁士宪法的价值所说的一些话而论。他完全停留在他从前的宪法演说的立场上。现在他也毫不讳言，普鲁士王室的违法行为，如果进步党要想胜利进行争取批准预算权的斗争，它就应该考虑拉萨尔对它说的话。 阅兵演说虽然遵守策略转变的界限，但是它却导致使拉萨尔越过政治机智界限的一个偶然事件。莱茵区的工人没有使他失望；他们热烈欢迎革命年代的老同志和反动年代的忠实朋友。拉萨尔在巴门对两三千工人讲话。自由派工厂主和他们的走狗企图闹事破坏大会，结果完全不能得逞。捣乱分子很快就被揭露出来。同时，正如瓦尔特希的报道所说，许多挥动的椅子和扔出的啤酒杯加速了他们的退却。 大会给阿尔伯特·朗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给法兰克福的《南德报》写了关于大会的报道。在匿名发表的，但无疑是朗格写的文章中说，有人硬说拉萨尔是反动派的工具，甚至是盲目的工具，这种无聊的论断根本不值一驳。反动派帮助他而不是他帮助反动派。他的拥护者的人数以及他们的热狂不断增长。这种执弟子礼的方式同合作社社员对舒尔采·徳里奇的沉默的、天真的皈依，本质上完全不同。在巴门，向撤退的进步党人扔去的啤酒杯不是普通的粗野的武器，在工人从来就有愤激情绪的佐林根，人们估计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拉萨尔把他的行动称为阅兵，这不是一种浮夸。将来是否有一支射击协会和体育协会会员的队伍为了宪法走上战场，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拉萨尔的一支工人队伍不会让德国的现行宪法保留一点原来的样子，至少不会保留王笏、王冠、星和其他玩具，这一点是肯定的。 朗格预言，巴门的事件将在佐林根重演，而且还要变本加厉，这个预言首先得到证实。为了听拉萨尔的演说，成千上方的莱茵区工人涌到佐林根。练习射击的城堡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在大厅门前还有密集的人群挤来挤去。进步党人在拉萨尔刚一开始讲话就企图打断他，这种企图刚一露头就遭到失败，可是有几个工人怒不可遏，用刀子刺伤了几个被派出的捣乱分子。拉萨尔讲了半小时以后，佐林根市长带了十二名武装警察来到会场，解散了大会，理由是有几个进步党的骚扰分子受了伤。干是拉萨尔在武装警察的簇拥下，在不断向他欢呼的成千的工人的包围下，赶到电报局，给俾斯麦发出一个急电，请求首相对“进步党市长”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解散了大会，“依法”予以“最严格、最迅速的损害赔偿”。 这个电报是拉萨尔的一个严重错误。人们不能在魔鬼的祖母那里控诉魔鬼。一个革命者更不可央求十几年来极可耻地压制过而且现在还在压制结社权和集会权的封建反动派的代表，为一个进步党人或其他任何人对这种权利的破坏进行赔偿。俾斯麦当然没有给予所请求的损害赔偿；封建官僚决不否定一个利用警察为所欲为的自由派官僚予反而经常把他当做悔过的罪人大加欢迎。如果说，拉萨尔被进步党激怒了，做了未经深思熟虑的举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了作为人的拉萨尔，那么作为政治活动冢的拉萨尔就更不应该给自己的死敌办事。进步党终于有了一张纸，可以为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同盟作表面上的证明。 不久，拉萨尔本人就充分体会到这个错误的严重后果。在佐林根大会以后，他还在杜塞尔多夫发表了演说，没有受到干扰，后来，由于声力完全枯竭，他不得不放弃同汉堡的拥护者会面的企图。10月7日，他又回到柏林。并且正确地认为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这个城市。他散发了一万六千份吿柏林工人书，他用这个讲话开始向柏林冲击。 进步党起初打算使拉萨尔在莱茵区取得的胜利没没无闻；前共产主义者贝克尔根据这种精神努力劝说从前的制革工人，现在已经当上哈根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小报编辑的威廉·哈森克莱维尔。当封闭消息的企图不能得逞时，进步党的报纸（仿佛它们想证实，阅兵演说谈它们不是谈得太多）就散布谣言说，拉萨尔在佐林根在对他的煽动感到愤怒的工人面前，受到警察的保护中尤其是在柏林工人中读者最多的报纸，《人民报》和《柏林改革》扬扬得意地进行这种欺骗宣传。拉萨尔就从这一点谈起，以便给柏林工人指出，他们受到进步党报纸的欺骗多么大。他利用朗格致《南德报》的信证明，进步党人对自家人是说真话的，而且强调了他的宣传活动的革命性。他又一次说明，进步党人所以恨他，并非因为他们预料他反动，而是因为他们预料他革命。他说拥护普鲁士宪法是反动的，而拥护普选权是革命的。他嘲笑进步党内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他们这时认识了在法兰克福议员会议上所犯的错误，热狂地反对奥地利分立主义的邦联改革。拉萨尔问道，有些人8月间跟着奥地利跑，10月间跟着普鲁士跑，在最重要的民族问题上，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能吿诉工人，工人应该做什么，工人拿这些人该怎么办呢？ 拉萨尔特别严厉地抗议他向国家要求国家援助的这一说法。他预先就对俾斯麦后来的“社会改革”下了判决，因为他坚决反对这种想法，即工人应该从国家手里领养老金，应该为了一笔施舍而牺牲他们的独立和自主。他不要求多，也不要求少，只要求未来的、由于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而复生的民主国家，通过它很容易办到的信贷运用，把成立生产合作社所需要的资本预借给工人。这种国家援助同自助并不矛悟，相反地，乃是大规模的“社会自助”，只有它才给工人提供自助的可能性。拉萨尔提醒柏林工人，想到1848年8月的伟大的死者，并警吿他们说，如果他们再犹豫不决，那么对自己，对他们的兄弟、对整个历史将负有重大责任。德国最重要的中心已经胜利了，普鲁士莱茵区正在大踏步前进，再加上柏林，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 这篇讲话写得很好，可是等于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当时，柏林无产阶级正处在一种混乱状态，这种状态在前一年就对它不利而使它同莱比锡无产阶级有所不同。普鲁士的首都以飞快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个大工商业城市，主要是因为以它为中心的铁路网日益密集。它从普鲁士偏僻地区的居民中吸来大量的劳动力；从1860年到1867年，柏林人口由近五十万人增加到七十万人以上。工人人数到处急剧增长，他们受到新分子的强烈影响，这些新分子到那时为止对政治就像对月亮上的人那样不了解，现在以为在大城市里首先可以找到岀产金子的地方，他们经历了最初的失望，结果却更加死抱住最后的希望不放。同时，几乎没有任何组织把混乱的群众组织起来。 除了专门或者主要以教育为目的的大手工业协会和舒尔采的政治堡垒，柏林工人协会以外，只有三个名副其实的工人协会：由一个鞋匠领导的老帮工协会，印刷工人协会和自称郊区手工业者协会的奥兰宁堡郊区的机器制造工人协会。最初，这些协会参加拉萨尔的运动的情况是令人十分惊异的，在吿柏林工人书末尾表示愿意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册上登记的五个（连瓦尔特希是六个）工人中，有四个或五个鞋匠，一个排字工人，机器制造工人却一个也没有。如果人们考虑到，制鞋业是正在没落的手工业，印刷业是工场手工业，机器制造是现代大工业，那么看来柏林工人所处的工业发展水平越高，他们就越持拒称态度。 然而要说明这种奇怪现象的内在联系是很简单的。制鞋业从来就因为资金少容易进行而是一门过剩的手工业，从四十年代起，大部分就已经变成受资本剥削的家庭手工业；从那时起，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的贫民救济活动里，带着一大群孩子的吃不饱饭的鞋匠就居于显著地位。六十年代，机器操作突然袭击了这种手工业。1867年巴黎工业展览会报吿得意扬扬地宣称：自从法老的时代以来，三千多年，人们都同样用手做鞋，现在已经能够完全用机器制作了。在普鲁士军鞋厂里，就用柏林一家工厂以每台二百塔勒的代价交付的机器做鞋。在这个手工业中，人们说：能逃命的就逃命吧！行会运动的领袖是一个鞋匠师傅，舒尔采的二百个原料合作社中，由鞋匠师傅组成的不下八十个；拉萨尔的首要的、最热心的拥护者也是像瓦尔特希、梅茨内、阿伦特、霍伊茨、福格特这些有才智的鞋匠帮工。 印刷工人的境遇又不一样。新闻事业迅速繁荣而且受到地方的限制，反动派对学校的破坏限制了这个需要较高文化水平的行业的劳动力竞争，在这个行业中暂时不会采用机器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使得印刷工人特别倾向于工会组织，根据他们的正确估计，这个组织会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有一定影响。有六百名会员，包括柏林所有印刷和排字工人的一半的柏林印刷工人协会已经要求柏林各印刷所的老板，修改在反动时期强迫工人接受的工资额，现在这个工资额同生活资料的不断上涨的价格已经不成比例了。协会当然遭到断然拒绝，因此现在就转而拥护拉萨尔的适合于自己的原则。它要求国家帮助，它向内阁递交了一个要求废除禁止工人联合的法令的请愿书，在拟定这份请愿书时，它引用了工资铁律，可是还有所保留，即利用工人联合可以达到“大致抵销企业主对没有资产的工人的优越地位”的目的。拉萨尔在印刷工人晩会中得到的只是半心半意的皈依。 机器制造工人对他的鼓动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当时机器制造业蓬勃发展，机器制造工人工资很高，是一个强大、活跌、真正现代的工人阶层，他们在内心深处憎恨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反动。他们从工厂的最近的近旁看到普鲁士官僚和行会制度拥护者，由于前一年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而且还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暴露出充当政府的工具的真正面目，因此他们变得非常多疑。所以从五十年代起就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民报》能够比较容易地使他们讨厌“国家援助”。加之，进步党的机器厂厂主又请求政府度除禁止联合的法令，虽然进步党的态度很快就表明，这只是笼格柏林无产阶级的最重要部分的一个花招，但是暂时并不是没有影响的。除此而外，还有拉萨尔的那份打给俾斯麦的倒霉的电报。机器制造工人始终忠于进步党，他们的态度对柏林无产阶级群众起着决定作用。 拉萨尔在柏林资产阶级人士中争取到几个拥护者，医生艾斯纳和诺伊曼，书商莱因霍徳·施林格曼，家庭教师阿列克西。还后一年前从英国回来的李卜克内西也在这时参加了拉萨尔的组织。李卜克内西在《北德总汇报》工作了一个短时期，这个报纸是由1848年以来就是一个道地的共和主义者的奥古斯特·布拉斯创办的，本来是大德意志民主派的机关报，可是很快就投靠了俾斯麦。李卜克内西一看破这点，就立即辞职，又开始在柏林街头进行争取生存的艰苦斗争，这种斗争，他在伦敦街头已经进行过十二年了。据他自已说，推动他参加全徳工人联合会的，是为了实现光荣义务，是在进步党报纸的攻击面前表示同情联合会。此外，他对拉萨尔的鼓动的看法同马克思一样，根据他刚从布拉斯那里得到的痛苦经验，拉萨尔的策略转变是不合他的资的，甚至引起他的怀疑，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他不了解德国的情况，他错误地认为，拉萨尔作为老共产主义者，却被诱入进步党民主派的方向和1859年的大普鲁士的拿破仑热狂之中。因此正如李卜克内西正确地估计的那样嫌恶是双方面的。 拉萨尔用来向柏林进攻的微弱力量遭到了优势力量的抵抗。进步党自称，社会主义在柏林抬头了，它也一定在柏林遭到迎头痛击。为了获得这样尊贵的荣誉，进步党并不拒绝警察的帮助；在拉萨尔由于给俾斯麦打了电报而做了一次错事以后，进步党就不惜做三次错事。它的第一种手段是驱逐，在这一方面警察可以帮很多忙，第二种手段是捣乱，在这一方面警察又可以帮很多忙。拉萨尔根据在莱茵区的经验，先举行不公开的会员座谈会，以训练他的拥护者的牢固核心。可是就在10月22日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就有十一个进步党人被赶了出去，他们为了进行捣乱，以欺骗手段在联合会名册上登了记。在11月2日的第二次座谈会上，一群捣乱分子闯进了大厅，随后进行监视的警官急忙解散了会议。11月10日的第三次座谈会进行得比较顺利；只有两个进步党暴徒被赶出去，也们请求警察帮助，甚至遭到拒绝。于是拉萨尔就想毅然打开难局，在黄金国大厅召开公开的大会。可是他由于得了很厉害的咽喉炎，没有能够岀席这个大会，进步党人扬扬得意地说，他由于害怕而偷偷溜走了。可是，11月22日，当拉萨尔又在黄金国召幵一个新的公开的大会，并亲自出席的时候，却有一群警察闯进来，用暴力驱散了参加大会的人，并且逮捕了拉萨尔，说他利用吿柏林工人书，准备进行叛国活动。参加大会的进步党人，遗憾的是也有被进步党蒙骗的工人，发疯似地喊好。 三天以后，拉萨尔被保释了，可是他看出，他对柏林的冲击失败了。工人由于他被捕而叫好，证明他还不能发动足够的力量，粉碎进步党和警察的联合反抗。为了面子，他还举行了一两次会议，没有受到干扰，也许进步党剩下的一点羞耻心复活了，也许是它以为现在工人保险不会出问题了。随后，拉萨尔就放弃了在柏林的鼓动。在这些剧烈的斗争中，柏林的联合会全员曾增加到二百人，后来又很快地降到三、四十人，拉萨尔生前，这个数字就没订上升过。 二 拉萨尔和俾斯麦在此期间，尽管俾斯麦尽了最大努力施加压力、采取措施，众议院的改造仍然给进步党帯来新的胜利。虽然保守党议员也由十二人增加到三十六人，似是受到损失的不是进步党，而是老自由派的和其他中间派小集团。新的众议院立即废除了出版令，俾斯麦放弃了它。他对民族神经的投机暂时没有成功，可是碰巧，他乂能够立刻怀着更大的成功希望，重复了这一投机。 11月15日，丹麦国王去世，没有男性子嗣，11月18日，颁布了丹麦总宪法，违反伦敦议定书把什列斯维希公国并于丹麦王国。这样就把十几年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的耻辱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内发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几百个民众大会上，人们表示愿意牺牲生命财产，从丹麦的桎梏下解放这两个公国，并决定为这个目的而募捐和召募志愿军。德意志的大邦，奥地利和普鲁士粗暴地反对这个运动，同时，它们严格遵守偏袒丹麦王位继承人的、用暴力废除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继承法的伦敦议定书。它们宣称，所以要干涉丹麦，只是因为它没有履行伦敦议定书上规定的、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义务，可是这样恰恰是承认了民族运动热烈要求撕毁的这个文件在法律上是有效的。马克思在1848年，拉萨尔在1859年要求的解放什列斯罗希—霍尔斯坦的革命的民族战争的前提就是这种情况。 可是德国资产阶级很快就同中小邦的外交手腕配合，把民族运动引进一条死胡同，即承认奥古斯滕堡家族的继承权，这是一种君主的特权，它的合法性写在中世纪的一张羊皮纸上，它的道义上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权利却骂在一张完全不同的纸上。奥古斯滕堡王位继承要求者属于充斥德国的、品格和才智同样低劣的平庸王子之列；他以致路易·波拿巴的一封乞求的信，开始他争取所谓的权利的斗争。在德国，他的最热心的先锋战士，一个是科堡—哥达公爵，那是在欧洲成为笑柄的狂出风头的人，还有一个是萨克森大臣博伊斯特，他对德累斯顿五月战士进行的可耻行为成为欧洲的丑闻。 尽管这种同盟关系并不美妙，德国资产阶级却急忙利用它对德国人民的一切影晌，为奥古斯滕堡的宣传服务。大小德意志派为这个崇高的任务联合起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一个新议员大会成立了一个三十六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企图用一个振振有词而内容空洞的声明，使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与外界隔绝。不久，事情就发展到，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对于讨厌的暄嚷感到愤慨的地步。当“纯德国的”大臣博伊斯特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事件的功劳，据说要得到一项国家赠礼时，民族联盟的周刊就在几篇文章中揭露了瓦尔特海姆监狱的可怕的秘密，来扭转这种过分毁坏名誉的行为。当普鲁士进步党为奥古斯滕堡家族效劳的时候。它的左翼并不同意。瓦尔德克反而声明，普鲁士众议院没有任何理由，叫这样一个僭位者迷住了；与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边界地区设龙一个软弱无力的小邦，还不如把这个地区合并于普鲁士更为合理。这正是俾斯麦所追求的暂时保守秘密的最后目标，他用的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内阁政策的错综复杂的办法，可是进行得也很巧妙，胜过了中小各邦的外交手腕以及大小德意志派资产阶级共同的政治才能。 拉萨尔对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梦想”也同马克思当时对于受海洋冲洗的廉价热情那样，采取否定态度。民族运动只要有真正的内容，它就能够掌握工人；尤其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距离这两个成为争论对象的公国很近的汉堡的会员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为了“徳国的正当权利”募捐和募兵，同时这样做并不是追随进步党的尾巴政策，而是谋求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很显然在当时情况下，这样一种行动只能给统治阶级提供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来扼杀年轻的工人运动，于是拉萨尔及时制止了这个迫切的危险。他起草了一个决议，指出俭敦议定书是一种暴行，正统的君主特权是一种错觉。德国各邦政府的义务是，把两个公国从丹麦王室的暴力下解放出来。可是在派出志愿军和体育协会会员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去以前，必须先提岀最严重的警吿，人民将因此失去最有牺牲精神的先锋找上，这些人的团结一致比过去任何时候所要求的都更迫切。同在德国国内必须解决的巨大的中心任务相比，只要在德国有三十几个君主进行统治，是否其中有一个是外国君主这个问题，就是很不重要的了。被正统的君主特权迷住了的进步党人，似乎想利用什列斯罗希-霍尔斯坦这个机会，转移人们对国内状况的注意力，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不去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可是人民不应忘记，德国有了统一和自由，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即可自行解决，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任何胜利都不能保证德国的统一和自由。 各地联合会都接到这个决议。汉堡的会员（拉萨尔承认他们放的第一把火是很光彩的）也逐渐平静下来。住在汉堡的两个理事中，奥多尔夫一开始就是冷静沉着的，而佩尔还接到拉萨尔特别写给他的一封信，迫切警吿他不要为成立志愿党做任何事情。毫无疑问，在当时情况下，拉萨尔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的见解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才拉萨尔差不多同时在波兰问题上做出的决议也是这样。 这个决议承认1863年的波兰起义对欧洲是有贡献的，它摧毁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同时使得从前许多德国爱国者对拿破仑和沙皇在民族原则的幌子下桔成联盟的恐惧成为不可能，这样就为欧洲民主的团结政策作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如果德国为自己的改革利用波兰起义，波兰起义就为德国立下特殊的功绩，即为建立德国统一扫除了一个最大的外部障碍。重建一个在德国保护下的独立的破兰，是德国的最光荣、最正当的外交任务，为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是徳国的最直接的利益，是弥补参加瓜分波兰而犯的错误的唯一办法，同时也是真正把自己从东方和西方加在它身上的压力下解放出来。拉萨尔斯做的唯一保留涉及用和平手段把波兰国土德意志化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估价比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对它的估价高些，差不多同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它的估价相同。拉萨尔把这看做是一个需要进行专门硏究的实际问题。他的波兰决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决议的原则性内容，从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来看是无可非难的，这两个决议也确实得到轮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认可。 1863年和1864年之交的冬天的政治发展大体上就是这样。普鲁士众议院否决了俾斯麦为了对付丹麦而要求的一干二百万塔勒的公债，又在1864年的预算中勾去整编重队的经费。因为俾斯麦一开始就声明，他不理会这些决议，所以雅科比建议，否决政府的整个预算；根本不应该委托一个故意地、原则性地违反宪法的内阁，来处理国帑。他是坚决要求这样做的。可是进步党的多数派认为，否决整个预算纯粹是幻想，由于完全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会使反对派的状况恶化，除非纳税人拒终纳税，而这是不可想象的，进步党的多数派在这一方面也是坚决的。因此，人们就从约一亿三千五百万塔勒的预算中，削减了还不到六百万塔勒，就是这样，俾斯麦也已经胜利在握。1864年1月25日，他对众议院进行了很不客气的训斥，把邦议会送回老家，同时正如他自己所约定的，哪里有钱，他就在哪里挪用。目前他有足够的财源可以弥补成为问题的较少的亏额。2月12日，他公布了一个内阁决议，规定财政管理要有一定的严格限制的标准，以此来安抚国家债权人。这些事实又一次证实了拉萨尔的看法，即完全解散立宪机构，是反对派使政府失去活动力的唯一手段。如果众议院继续谈来谈去，它就会堕落到根本不能靠做政治力量的地步。 可是不仅如此：众议院简直成为它的敌人的一个仗恃。由于法兰克福诸侯会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危机，俾斯麦陷入封建派和宫廷的“磨擦”的交叉炮火之中，他清楚地知道，它的德国政策越暴露，这些磨擦就会越来越复杂。奥古斯塔王后是歌徳的学生，是一个有教养的妇女，从不喜欢易北河东的容克；王太子夫妇有自由主义思想，而且更多地倾向奥古斯滕堡家族；去世的国王的很有势力的王后害怕同奥地利有任何争执，容克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害怕这一点。所有这些影响袭击着国王的怯懦的心灵。当时有一句据说是俾斯麦说的话流传很广，把老白马往沟边赶，它就吓得猛烈地往回跳。虽然如此，还使俾斯麦得到国王的宠爱的，是他赖以战胜抗命的众议院的胆大妄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他在国王面前驱除3月18日的阴影，他按照自己的说法，把国王比做英国的査理一世，把自己比做斯特拉福，把只想用剪利息单的剪子把“非生产的”军事开支削减一点的温和的直由贸易派比做只想喝血的克伦威尔派。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上，他同奥地利一起，都根据伦敦议定书行事，这时奥地利由于担心民族运动，而且，根据奥地利大臣几点慎重的暗示，也由于对俾斯麦本人的暗中猜疑，而愿意同他打交道。俾斯麦不再为邦联议会的多数派和三十六人委员会的破坏性的决议操心了。他说，政治问题就是权力问题；德意志的大邦是保护徳意志邦联不受欧洲风寒的温室；普鲁士不能被代表两三百万人的一个多数派所打败。他最多在外强面前利用三十六人委员会的漂亮的决议，就像他在国王面前利用普鲁士议员的漂亮的演说那样；他这样做，仿佛德意志大邦要不至少根据伦敦议定书干涉丹麦，那些声明就能挑起德国革命似的。当然三十六人委员会又战胜了这种骗人的奇谈，它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在这个声明里，它对自己以前的失败感到自慰的是，它“竟然把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敌视民族的光荣事业，以它们同民族潮流的原则对立而自负的大邦赶到什列斯维希去”。 1864年1月，奥地利和普鲁士要求丹麦废除新的总宪法，否则它们就要干涉；如果丹麦用武力反抗它们的干涉，那么战争就取消一切条约，就要一般地讨论伦敦议定书。丹麦不肯屈服，于是就发生了战争。4月18日，普鲁士军队进攻迪佩尔堡垒[2]。然后在英国的策动下，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国际会议，企图进行新的调解，这时俾斯麦舍弃了伦敦议定书，同时在普鲁士国内以及在两个公国本身，涌现出许多奏章，这些暂时羞羞怯怯、含含糊糊地要求合并于普鲁士的奏章呈给了国王，而且被国王很高兴地接受了。关于这件事，俾斯麦给他的一个心腹写信说，在他看来，“把所有想叫的狗都放岀去”，是有好处的；“猎犬的所有吠声”共同发挥作用，使外国感到由丹麦来统治这两个公国是不可能的。奥古斯滕堡人和“所有直到柯尼骚河[3]的永远合而不分的人”必然惯于考虑普鲁士政府不能给他们提出的纲领。奏章应该纠正两个公国把自己看做是德意志家庭屮的过生日的孩子，普鲁士必须以自己的生存，保证它们的特殊利益的“妄想”。为了“说明局势”，俾斯麦“最后”补充说，对他来说，两个公国合并于普鲁士虽不是最高的、必然的目的，也是最合适的结果。 在这种政治发展时期，拉萨尔和俾斯麦进行了私人会谈。关于会谈的情况，人们是从以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为一方，以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8年所做的报道中得知的。[4]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说法是不一致的。究竟谁是会谈的发起人，就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根据哈茨费尔特伯辞夫人说，是俾斯麦，据俾斯麦本人说，是拉萨尔。对于这一点还不能肯定，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因为俾斯麦承认，他愿意接见拉萨尔，而拉萨尔如果认为有必要或有好处，就同俾斯麦会谈，他不会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后来所断言的那样，对一个形式的礼节问题这样看重。会谈是像俾斯麦所说的只进行了三四次，或者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说的进行的次数要多得多，也同样不能确定，而且也是无关紧要的。在第三点上，俾斯麦的说法比较可靠。据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说，因为俾斯麦拒绝立即授与普选权，所以拉萨尔断绝了他们的关系，而据俾斯麦说，他们的关系并没有断，因为拉萨尔一直到他快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把他的宣言送给俾斯麦，所以俾斯麦的说法是可信的。可是在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即在这些会谈的内容上，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回答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谈的是政治问题。俾斯麦断言，他同拉萨尔、就像同一个聪明的领地邻居那样愉快地聊天，这只能是一种可笑的遁辞。 最可笑的莫过于俾斯麦企图给自己的断言找根据。关于这一点，他在1878年说：“我们的关系完全不可能具备一种政治会谈的性质。拉萨尔能够要求我什么，又能给我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后盾。在政治会谈屮，尽管人们有时为了面子不说。骨子里就是doutdes（欲取㚲予）这么一个问题。可是人们心里一定说，你这个穷鬼能给人什么东西？他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作为大臣的我，他所有的，是很能吸引作为个人的我的东西，他是曾同我交往的最聪颖、最亲切的人们中的一个，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决不是共和主义者；他有很明显的民族的和君主主义的意向，他所追求的理想是德意志帝国，我们的接触点就在于此。拉萨尔是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是以霍亨索伦王朝结束，还是以拉萨尔王朝结束，也许在他还是一个疑问，可是他的思想彻头彻尾是君主主义的。”这几句话表明，从个人对个人来说，在这几次会谈中，促斯麦是一个可怜虫，正如拉萨尔所预言的那样，他想利用社会主义吃樱桃的企图，以得到樱桃核而吿终。 正如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说以及俾斯麦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会谈围绕着普选权和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两个问题。可以补充说一句，对拉萨尔来说，普选权是个主要问题，对俾斯麦来说，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是个主要问题。最近一位热心的教授把迪斯累里、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奉为皇家社会主义的三位古典代表，同时迪斯累里，甚至波拿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人们要想谈论什么俾斯麦的社会主义，那么就必须把它叫做慈善社会主义或奴仆社会主义。俾斯麦不仅顽固地反抗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解放斗争（这是不言而喩的立而且也反对一切能够提高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工人阶级状况的社会改革，他的这种不可纠正的顽固性是人所共知的。在前一世纪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剥削者比俾斯麦更露骨地把工人的星期日休息叫做危险的礼物，或者谴责合法地调整工厂里的儿童劳动是对家庭内部重要事务的可恶干涉。俾斯麦的所谓社会主义全部包括在他对一个心腹人所说的作为官方扼杀工人问题的主要指示的一番话中：“谁对老人和残废者的养老金抱有希望（即使这种希望很小），他就感到比较舒服，对自己的命运比较满意，对待这种人比对待瞻望不确定的未来的人要顺利和容易得多。比方您考察一下一个私人的用人和官厅的听差或宫廷的侍从之间的差别，后两种人所做的事要多得多，因为他们比前一种人对自己的职务的依赖性大得多，因为他们可以期待养老金。”俾斯麦的社会主义（如果人们要想滥用这个名词的话），永远在于，用周济迷惑工人，使他们像宫廷侍从一样容易对付，并且做更多的工作。 俾斯麦也从这个天才的观点来理解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他的波拿巴主义的伎俩在内阁中遭到一定程度的反抗；顽固的旧官僚还不熟悉这种新方式。俾斯麦就更多地在别的方面寻找好办法。他自己的经济学识是对建的中世纪残余和庸俗经济学开端的阴暗的混合物，适合一个开始懂得谋取资本主义利润的容克地主的地位，当然拉萨尔任何时候也不会像俾斯麦错认为他有君主主义倾向那样，错认为俾斯麦有社会主义倾向。拉萨尔看破这种慈善的和奴仆的社会主义时的惊异心情充分反映在他从这时起屡次对用他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做试验的强烈抗议中，他最多只是利用俾斯麦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干的蠢事，比如1864年春天，当三个西里西亚织工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到了柏林，请求国王帮助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时候就是这样。 当时，西里西亚织工的慢性困苦由于棉花危机转变为一种急性的灾难。早在1862年8月，赖辛巴赫区的工厂主就提醒地方长官奥拉茹斯注意“危险的情况”，请他采取措施使得织工在这年冬天不致陷入困境。奥拉茹斯回答他们说，全体工厂主肯定将尽一切力量，用自己的资财对付面临的困苫状况；一般说来，他们的状况改善了，而工人的状况仍然停留在悲惨的境地。当工厂主提议为失业的织工建立一个劳动院时，奥拉茹斯以讥讽的口吻拒绝说，这个建议将会“不是没有理由地”给它的倡议者帯来工人的憎恨。劳动院能使许多无辜陷入贫困的居民不致挨饿吗？这些居民几乎从来也剩不下一个分尼以备急需，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使别人发财致富。这位地方长官是一个最小的波拿巴，因此他是适合不久以后即1862年9月成为普鲁士首相的小波拿巴的心意的人。这件事引起人们相当密切的注意，也使议会为此进行了辩论。郞根比劳和波得斯瓦尔道这两个织工的大村庄所在的赖辛巴赫区是一个蕴藏着火焰的地方，那里的工厂主中有个进步党颁袖列翁诺尔·赖辛海姆，他在维斯特-吉尔多夫有一家大纺织厂，是四十年代海外贸易公司建立的、汉泽曼在1848年用极便宜的价钱卖出去的那些工厂中的一个。赖辛海姆是个普普通通的资本主义工厂主；他不用茨万齐格尔兄弟的方式嘲笑被他剥削的工人，却用舒尔采的节约处方来安慰他们，不知报恩的织工也把这种事情理解为辛辣的讽刺。他们回答得很真实：我们从哪儿节省钱呢，难道我们该把嘴吊起来吗？ 1864年春天，织工弗洛里安·鲍尔和两个同志，受了大多被赖辛海姆雇佣的三百个织工的委托，从维斯特·吉尔多夫来到柏林，向国王伸诉。织工们很可能是受了封建派的唆使而采取这一步骤的。否则就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对王室发生信任，二十年前王室曾用枪弹、用皮鞭、用苦役和锁链来惩罚他们对于史无前例的剥削的反抗。地方长官奥拉茹斯正式声明，他不能促进也不能阻止织工的意图。这位正直人士没有主意了，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内政大臣以及执行工商业政策的商业大臣不愿使用波拿巴主义的伎俩。经过四个星期的时间，俾斯麦才实现了他的愿望，使织工代表能够朝见国王。 在这段时间里，织工们仔细看了看柏林的工人区，会见了既参加了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参加了舒尔采的柏林工人协会的当时很有名的工人卡尔·普罗伊塞。进步党人硬说，普罗伊塞是瓦盖纳的密探。并企图由此搓一根绳子来捆拉萨尔，因为织工们是在拉萨尔家里会见普罗伊塞的，从今天对这种说法进行审査的情况来看，它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怀疑。当时的报刊关于柏林工人运动的报道中引用的普罗伊塞的许多讲话，使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喜欢饶舌的，但也是一个好心的联合会管事，这种人到处管闲事。但也到处得到善意的谅解。当进步党人为进一步证明他们的断言，想叫人把普罗伊塞开除出柏林工人协会的时候，大多数会员阻止这个秘密判决，他们宣称，普罗伊塞是一个怪人，可也是一个正直的人。普罗伊塞对请求他帮助和出主意的西里西亚织工说，他本人不是学者，他们可以去找拉萨尔、舒尔采-德里奇和瓦盖纳，他们真正是工人问题的学者，当织工们说，他们对舒尔采的处方暂时不成兴趣的时候，他就没有给他们介绍这位节约使徒而介绍了柏林工人协会主席，排字工人迪特曼。 织工们对拉萨尔比对迪特曼和瓦盖纳抱有更大的好感。弗洛里安·鲍尔成了维斯特-吉尔多夫的全权代表。赖因巴赫区不久就成为全徳工人联合会的最有力的支柱之一。相反地，当俾斯麦介绍织工代表去见国王的时候，他完全扮演着可怜由的角色。国王答应织工“立即依法处理问题，从而帮助他们解除困苦”，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诺言，这样“社会王权”就彻底丢了脸为了调査织工提出的困苦而成立的一个官僚主义的委员会认为一切都很正常，列翁诺尔·赖辛海姆从这个事件中获得殉难者的荣誉。在这期间，他对当地的织工进行了严厉的审查，俾斯麦从王国的金库里拿出一点钱塞给被解雇的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可是这件事进行得也不顺利，因为这个由地方长官奥拉茹斯领导，以便发挥他的政治家才能的示范机构一年之内就光荣地破产了。关于俾斯麦为了使西里西亚织工变成宫廷侍从而花的救济款额，有不同的记载，最少是六千塔勒，最多是一万二千塔勒。 俾斯麦以蛊惑者的身份关心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而拉萨尔则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关心普选权。他敢于用这个武器同进步党和反动派作战，他同俾斯麦会谈就是谈这个问题。他正确地预见到俾斯麦或早或晚要实行普选权，但是他的错误在于，他希望利用他个人的辩才，使这个时刻提前。俾斯麦以一个狭隘、狡猾的商人的方式，对拉萨尔感到失望，拉萨尔以一个伟大的、目光远大的理想主义者的方式，对俾斯麦感到失望，这个理想主义者想象他的对手有某些观点，其实这些观点与他的对手风马牛不相及，正如黑格尔哲学与南太平洋的岛民那样。 拉萨尔为了促使俾斯麦实行普选权所说的一些话，可以从他后来的演说中相当可靠地推断出来。拉萨尔从普鲁士宪法一天也没有合法地存在过这一见解出发，把实行普选权不看做是违反法律，而是恢复法律，如果人们在无数次的违法行为（这个奉天承运的“法的国家”就以这些违法行为为基础。）以后，以这样一片好心谈论普鲁士的法律的话，这也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可是这个论证是白费气力，对俾斯麦和他的国王没有发生作用。这两个人盘加的违法行为是这样多，以致对他们来说多一件少一件道法行为是无关紧要的，正如不久以后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也确实是无关紧要的。同样，他们对于拉萨尔对“最有教养和最有才能的人”和王室的呼吁也是没有好感的，那些“最有教养和最有才能的人”在他们同资产阶级的争论中，认为召唤人民是“摆脱最高历史裁决的办法”，那个“由原来的面团”捏成的王室，仍然倚靠它的宝剑存在。对俾斯麦和他的国王来说，这又是道道地地的梵语。现在他们认识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他初期还没有认识的人民，这个puervobustus sed malitiosus(强壮而不怀好意的男孩)在1848年3月18日用有力的双手搓揉正统王室的“原来的面团”，并折断了普鲁士亲王的剑。他们极其慎重，决不过早地喊这男孩上台。事实上，拉萨尔在这个论证中忘记了他自己的两个论点，即个人受人欺骗，阶级决不受人欺骗这个论点，以及进步党宁要来自上面的专制主义，而不要来自下面的革命这个论点。俾斯麦不仅是一个人，而且也是一个阶致，他清楚地知道，在紧急关头，他可以比较容易地掌握资产阶级，而要掌握无产阶级却要作很大的让步。 在最近几年，三级选举制除了它的反民主性而外，它的反封建性也清楚地显露出来，俾斯麦决不喜欢三级选举制，不久他就把三级选举制称为“最可怜的、最不合理的“选举制度。他也没有忽略普选权对容克阶级有利的一面，只要农村无产阶级在容克阶级的统治之下。可是俾期麦的阶级意识很强烈，不会过早地试验双刃斧头。进步党在宪法纠纷中所采取的温和、怠惰的方式对他暂时是完全适合的。他不仅没有任何迫切的理由，而且不久的将来也没有任何理由，在普鲁士实行普选权。没有人比拉萨尔更明确地证明进步党反对派的没有希望了。 只是在德国问题上，俾斯麦才打出普选权这张王牌，这个问题在俾斯麦反动的内阁政策的十分混乱的初期还深深潜伏着，拉萨尔无法使它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问题。俾斯麦完全是一个旧派的外交家，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在桌面上玩拉萨尔要求他玩的激烈的牌戏。有时他为了更好地掩盖自己的狡猾而表现出来的坦率同那种“无须隐瞒它的打算（因为这些打算都是以铁的必然性为根据的）的最有力的外交手腕”相似的程度，就同骆驼和马，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革命相似的程度一样。俾斯麦所追求的大普鲁士最不迫切需耍的，就是拉萨尔断言普选权可以给与的、民族的“崇高的精神生活”和“无限的扩展力”。 拉萨尔在同俾斯麦的会谈中，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引诱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是过分的自信和唯心主义地过低估计了现代阶级斗争本身的重量。拉萨尔肯定懂得在反动派面前完全自由行动，他永远可以说，他掌握反动派而不是反动派掌握他。可是用计谋攻入用暴力还不能占领的要塞的企图，使他说了许多容易被人误会的话。 三 拉萨尔同司法和警察的斗争普鲁士官厅对拉萨尔本人和他的宣传活动表示愤怒，拉萨尔本可以从这一事实推出，旧普鲁士国家是很难用计取胜的。俾斯麦并不庇护他；即使俾斯麦想这样做，他也很难办到。警察国家有自己的头脑；它本能地感觉到，想使群众脱离它的统治的一切尝试。粗野的警察想使无产阶级离开拉萨尔，走向舒尔采-德里奇，他们仍然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可是拉萨尔同司法和警察斗争的方式，使他得到极高的荣誉。为一根稻草而极力活动，拿荣誉作赌注，这是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口号，他时常发表德国自由主义从没有理解的意见：只有每个人尽一切力量，打消一切顾虑把他所遭遇到的任何违法的暴力都充分公之于世，每次又重新诉诸国内公共的法律意识，那么警察国家才能变成一个法律国家。不管这个思想说得多么玄虚，它比那些因为不能对抗而适应任何警察专横的讲求实际的人的行动要实际得多。假如资产阶级反对派从来就赞成拉萨尔的原则，那么普鲁士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早就会比宪法上的一纸具文要强一些。自由主义不这样做，却对警察企图用来镇压年轻的工人运动的一切阴谋诡计公开或不公开地报以掌声。更值得尊敬的是，拉萨尔心力交瘁地企图保护自由，哪怕因此引起别人对他的憎恨（作为个人长期下去他必然遭到失败）也在所不惜。 拉萨尔反对无法无天的专横行为的斗争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典范。虽然如此，详细研究这个斗争的细节是不可能的，或者正因为如此是不值得的。拉萨尔和他的拥护者所受到的警察迫害，今天还很普遍，无须详细叙述。谁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战斗过，谁就亲身体验过这种迫害。搜查住宅、逮捕、没收和撤销营业许可，解散和禁止，一切都根据已经给警察的胡作非为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的法令执行，可是在这些法令给警察规定了一定界限的地方也被它毫不犹豫地越过了。这些就是警察所使用的崇高手段，其目的是反对为了劳动阶级的利益实行普选权的和平、合法的宣传活动，执行它的维护社会和国家的任务。 警察的集中体现是司法。撇开只是警察国家的没有意志的工具的检察官不谈，法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这个国家。他们从统治阶级中得到补充，受严厉的纪律法的统治，甚至他们之中较好的人也被普鲁士刑法典的弹性条文所迫，把他们的阶级偏见作为审判的基础。阶级司法无须用拉萨尔是个反动分子的鬼话来欺骗自己或别人。它乐意为他证实，他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小人不同。在反革命通过一系列杀害无辜的可耻行为而得到巩固以后，它适应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缓慢速度，没有操纵被它收买的司法，越过一定的界限。在五十年代，根据刑法典的弹性条文提出公诉的情况较少，进行的惩罚也较少。由于侮辱，由于挑起仇恨和蔑视，由于诽谤国家机关等等而被判监禁，在当时就是一件大事，如果判处监禁，刑期也只以天数计，最多以几个星期计。当工人鼓动家拉萨尔出现在社会舞台的时候，这种情况一下子就改变了。检察官急忙对他起诉，这种控诉使人很难说出到底是起诉理由之幼稚，还是量刑之重，更使人惊奇。九个月监禁，两年监禁，三年惩役，一年之内刑期迅速增加，法官们并不十分缓慢地使司法成为受到威胁的阶级特权的复仇之剑。 拉萨尔受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审判，是由《工人纲领》引起的，据说这个著作挑拨没有产业的阶级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蔑视。拉萨尔先在市法院后在高等法院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发言，不仅是辩护发言中的杰作，而且也是他的社会政治鼓动的武库中的有价值、有效力的武器。同他1849年的辩护发言一样，他在发言之前就先付印。这些发言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丝毫勇于战斗的朝气，仔细的准备也没有损害令人惊奇的机智，他在审判的一切变动中依靠这种机智都能找到正确道路。在市法院进行的初审很是激烈。拉萨尔作为杰出的辩论家不顾庭长的一再打断，仍然坚持发言，这种方式同他对检察官谢林的惩罚同样是典型的，他引证了检察官的父亲，哲学家谢林的著作使检察官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当然，无论是检察官或者是法官都不能攀登《工人纲领》的科学高峰。他们求助于胡言乱语，也就是拉萨尔在极为尖锐的辩护发言中谈到的，一句话吞下另一句话。像苍蝇粘在胶水上一样，他们粘在革命这个字眼上，他们只懂得把这个词用“干草叉[1]的意义”来解释，只懂得把它理解为杀害和击毙。他们根据普鲁士“法治国家”的精神毫不讳言，平常可以随便说的话，在工人面前不能说。他们据以进行可以说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攻击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对间接税不成比例地压在劳动阶级身上这一事实的争论。当然拉萨尔后来在高等法院可以说：“恰恰为了这一点而受到惩罚是严酷的、令人愤慨的。三百年来，这个问题在科学上已经载在许多书中，甚至每本入门书中，所以受到惩罚，只是因为检察官和法官从没有看过国家经济学纲要。”由于这种无知，拉萨尔在检察官建议判九个月监禁以后，被判四个月监禁。拉萨尔请求法官为了历史将记下他们的姓名，而宣判他无罪，法官不答应，他们宁可把自己的名字——皮尔辛、科尔克和冯·符尔芬——写在不公正的法官的黑榜上。检察官谢林的道义上的破产由于官运亨通而得到安慰。他一直当到普鲁士的司法大臣和德国司法国务秘书。 拉萨尔给他的第一审的辩护发言冠上《科学和工人》这个标题。它的最精采的部分是这样一种主张：“对历史有比较深刻了解的人都知道，社会生活的一切状况处于普遍衰亡之中，只有两样东西是伟大的，只有两样东西在渗透欧洲生活的一切血管的私欲的慢性痨病中保持朝气并且继续生殖，这就是科学和人民，科学和工人！只有这两者的联合才能赋予欧洲状况的嫩芽以新的生命。科学和工人，社会的相对的两极，如果它们拥抱，就能用它们的铁臂粉碎一切文化障碍，它们的同盟就是我的目标，只要我活着，我就决定把我的生命献给这个目标。”在《公开的答复》发表前不久，拉萨尔为《工人纲领》辩护而发表的这一演说，是完全无愧于《工人纲领》的。这个发言中还有许多空洞的理论，其中恰恰有真正拉萨尔的东西，但是还没有令人忧郁的愤慨，它是一个战士的图象，在战场的尘土还没有扬起以前，明朗的阳光再一次照射在他闪亮的武器上。 在拉萨尔在高等法院为抗议市法院的判决而做的伟大发言中，已经沾有一点这种尘土了。这个发言谈到间接税和劳动阶级的状况，它证明，间接税是把捐税负担由有产阶级身上转到无产阶级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在过去和以后都没有像这次证明得这样彻底和不可反驳。这个发言在这一方面具有永恒的价值，仅仅是这个发言就足以驳斥，拉萨尔在经济学方面是外行的谬论。拉萨尔同样确切地反对错误对待“革命”一词。他再一次给革命下了定义，说它是代替现状的一种新的原则，不管它用不用暴力，同时他给这个有名的名词补充说：“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相信将来要发生革命。如果人们有头脑，决心适时地、自上而下地进行革命，革命就会完全合法地，带着和平的一切恩泽到来，不然革命就会在某个时期内，在暴力的一切振动下，穿着铁屐，披头散发地闯进来。无论如何，它将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到来，如果我远离日常的喧嚣，深入历史之中，我就听到它的脚步声。”拉萨尔用辛辣的讽刺，鞭笞阶级的司法，这种司法不判断所说的内容，只判断说这些话的人和地方。他可以引证，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枢密顾问思格尔与他发表《工人纲领》同时在合唱协会的资产阶级公众面前做过一个内容完全相似的报告，没有受到控告。他可以宣读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恩格尔勇敢地向他证实了这种一致性，并用容易理解的暗示补充说，在由专门学科引起的一切诉讼中，也像在由工商业引起的诉讼中那样，重点应该放在专家的鉴定上。因此，在拉萨尔的这个发言中，重要的和伟大的方面是主要的，可是在个别地方，人们感到这个发言是他在1863年春天，对进步党对他进行的诽谤保持着最初的新鲜印象的时侯写的。 尤其是他突出了这个非常正确的思想，即间接税的大量增加是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有特征的标志——这个时期既包括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包括现代专制制度——，他把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同他在其法官面前进行辩护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他对法官们说，他们不属于自由贸易派，不属于那些现代的野蛮人，这些野蛮人憎恨国家，不是憎恨这个或那个一定的国家形式，而是憎恨一般的国家，正如他们有时明确地承认的那样，他们很想废除一切国家，想把司法和警察包给索价最低的承包人，并利用股份公司来进行战争，使得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还有道德，从那里能对他们的用资本武装起来的剥削欲望进行反抗。“先生们，不管使你们和我分开的分歧有多么大，面对着这种瓦解一切道德的行为，我们手搀手地站着。我同你们一道保卫一切文明的古老的灶火——国家，反对那些现代的野蛮人！”这是一个危险的论证，它很容易被反动的蛊惑所利用，而且也确实被利用了。那是在十五年后，那时高等法院所服务的那个国家把一种间接税的可怕的新负担压到被它用暴力钳制着的工人阶级肩上，只有“现代的野蛮人”（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反对这种压榨群众的行为。拉萨尔本人通过高等法院的判决马上就知道，这个国家是多么不算一个国家。高级法院虽然同低级法院一样害怕暴露自己，因此把惩罚减为一百塔勒的罚金，但是它没有推翻第一次判决这个司法怪物，而且也给《工人纲领》判了死刑。 检察官谢林进行报复，他根据拉萨尔第一审的辩护发言而控告拉萨尔犯了诽谤罪（这个案件以判处拉萨尔一个月监禁而结束），并且控告《告柏林工人书》为叛国。拉萨尔非常冷静地应付这个控告。他给达姆尔写信说：“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件，它的根源只在于检察官谢林个人的报复心”。这个案件于1864年4月12日在国事法庭审理，拉萨尔被控为旨在用暴力改变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活动做了准备工作，事实上这个案件以拉萨尔被宣判无罪而结束。可是由于诽谤国家机关和侮辱内阁而对他进行的、另外两个与此有关的控告，由特别法庭转到正式法庭，同时又根据某些弹性条文对拉萨尔的辩护发言再提出一次新的控告。因此事情就停留在这个漂亮的原则上：由每个毁灭性的控告中，生出两个或三个新的控告。拉萨尔在叛国案中所做的辩护发言的第一部分毫不费力地驳斥了检察长阿德隆的司法谬论，第二部分则考察了控告的政治方面，同时发表了根据拉萨尔的见解，可以促使国王和俾斯麦通过实行普选权、强行改变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意见。 关于这一方面所要说的，和关于拉萨尔同俾斯麦的会谈所要说的相同。拉萨尔在这个发言中对进步党攻击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厉害。他称进步党是一个想用王室用恩宠给它做成的项圈勒杀王室的集团。无论如何不可忽视，这种看法本身是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性的，拉萨尔经常持这种见解，其所以经常遭到非议，是因为拉萨尔恰恰在这个时候以这种形式发表了这一见解。自由派政论家亨·伯·奥本海姆比较委婉地说过同样的话，他写道：“普鲁士宪法不是全副武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它的革命根源的标志早被磨灭了，这个宪法得到王室的雄厚力量承认的印记在反动年代已经在它身上打上了。”由于进步党使自己的所谓争取自由和人民权利的斗争，限制在这个宪法的畸形儿身上，它同拉萨尔之间的分歧就产生了。拉萨尔在国事法庭的发言中也一再强凋：我是推动者，政府里的那些人是被推动者；假如他们不做他所要求的事情，他就毫不客气地谈论他们的“无能”。布赫尔曾经请求他对表达方式要慎重一些，他拒绝了这个靖求，现在他也冷冷地回答：布赫尔请求他，在法院讨论期间离开，以便假如他们被判处检察长所建议的三年惩役，就可以逃走，这是不适当的。 第三个重大案件是由拉萨尔的在杜塞尔多夫被没收的阅兵演说所引起的。因为这次审判是在自由主义的莱茵区的一个法庭上进行的，而检察官则用进步党报刊上的材料来充实自己的长篇发言，所以特别值得提一提。除此而外，无论在控告和判决的不公正方面，还是在建议和判处的刑罚之重方面，这个审判同拉萨尔在易北河东的法庭上所受的审判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案件比其他案件几乎给拉萨尔带来更大的麻烦。第一审的缺席以判处拉萨尔一年监禁而结束，由于他在上诉时自己进行辩护，使刑期减为半年，可是在这里也不缺乏加演节目：根据辩护发言提出新的控告。在对付拉萨尔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司法确实都是“反动的一帮”。 拉萨尔的死使一大堆可怜的案卷成为废抵。可是在他的死的部分已经逃出阶级司法之手以后，它还不倦地追究他的不朽的部分。因此1865年2月15日，柏林市法院根据挑拨仇恨和蔑视的条文判决消灭关于科学和工人的演说。司法和警察仍然用长枪和棍棒攻击拉萨尔的精神；而诗人的话在他和它们身上都已经实现了： 然后他将作为一个崇高的人 从法警中间穿过。 四《巴师夏-舒尔采》拉萨尔在这些恼人的事件之中，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写他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著作，这是一本理论著作，作为工人鼓动家，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最后的结论。 这本于1864年1月岀版的书在同舒尔采论战方面，同反对朱利安·施米特的著作的情况一样：它对舒尔采这个人有时批评得过分，因为它使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在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当然舒尔采十分得意地接受了人们委托他的“社会王国的国王”这个任务，准备用自己的名字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因此在这一时期拉萨尔在论战上的任何过分之处都可以得到原谅，同论敌的罪过相比，这种过分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为了拉萨尔本人和他的事业，他应该做得更好一些，那就是把他对舒尔采的人身攻击抹去一半，剩下的一半可以由激烈的语调压低为温和而轻蔑的语调。假如他这样做，这本著作中的一些占较大比重的章节（在这些章节中，他的辩证法的全部制胜力量又一次发挥比来，有时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吸引力），还会得到胜利。这些章节就其性质来说，是积极批评的真正范例。在舒尔采的《德国工人问答》一书中，有几章把巴师夏的含糊的话说得更含糊，要想从中获得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观点，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可是拉萨尔能把这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变为可能。他在序言中所表达的希望就可以说是正确的：他的命运引他走上比较顺利的道路，因为它迫使他用论战的形式来叙述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展重要的基本原则，假如命运允许他，在一部系统的著作中有步骤地阐明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纲要，那么这种形式就远不如上一种形式有效果而且生动。对于彻底解决这个任务来说，拉萨尔过于是一个法学家和哲学家，他的经济学著作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相比，就象是一只木头战船靠着一艘远洋装甲舰，而《巴师夏-舒尔采》开到这艘远洋装甲舰面前，却象是一只敏捷的鱼雷艇，它常常在敌人舰队的被虫蛀的老船中间进行严重破坏。 拉萨尔在《巴师夏-舒尔采》中扯碎了自由贸易派和历史学派工以不同的方式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所有面纱；这就是彷佛这种社会状态是人类永远的自然状态的狭隘观念，关于使各个自食其力的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自助的骗人鬼话，为了资产阶级的较高的荣誉有计划地歪曲经济学范畴，硬说资本只有通过节俭才能产生，企业主利润是脑力劳动或道德克制的报酬以及当时作为最纯粹的科学成果在街头巷尾兜售的十几种类似的故意揑造的鬼话。拉萨尔在分析批判这些鬼话中，阐明了事实真相；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他同样明晰地叙述了这个阶段的产生和消亡，他论述了资本同工人交换职务的历史过程，那就是资本把活的工人贬为死的劳动工具，而把自己——死的劳动工具发展为活的增殖手段。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在这一方面，而且只有整个社会的大生产又把资本贬为死的服务性的劳动工具，打开社会财富的新泉源，这些矛盾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恰恰是一种混乱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上分配财产的一种制度，是对社会关系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社会关系作为粗暴的自然力进行报复，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成一种球戏和赌博，劳动阶级的背脊成了投机家和企业主在上面决一胜负的赌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在经济范围内废除个人的责任，而社会主义恰恰要合理考虑人类社会中的公共事物和有连带责任的事物，以便建立人的自由和负责能力。 《巴师夏-舒尔采》在个别地方含有一些从今天的科学认识的现点来看，好像是有反驳余地的，或者是站不住脚的东西，总的说来，这本书在它出版的当时，在历史上和理论上是一部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得更好或同样好的著作。没有什幺东西比罗雪尔企图用一堆十分怯懦、无聊的模糊概念和内容空洞的评论来蔑视“小品文作家”拉萨尔更站不住脚的了。《巴师夏-舒尔采》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此它受到了应该受到的报复。三十年来，报复者企图证明政治经济学史上还没有像拉萨尔这样明显的和多方面的剽窃者。 遗惬的是，首先说这种不怀好意的蠢话的，是拉萨尔的最亲近的朋友。齐格勒硬说，拉萨尔的全部理论是从傅立叶主义者图赛奈尔的著作中窃取来的，布赫尔表面上从拉萨尔的遗著中销毁了，事实上是隐匿了一个鼓动计划，因为根据洛贝尔图斯鉴定，这个计划是从蒲鲁东的著作中剽窃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大吵大嚷地说，拉萨尔模仿洛贝尔图斯。另外一些人说，拉萨尔纯粹是毕舍，还有人说他纯粹是巴扎尔，还有另外许多人则说他纯粹是路易·勃朗。至于拉萨尔除此而外还剽窃了马克思的著作的说法，则是很有前途的私人讲师们的平庸智慧的产物。他们之中的比较大胆的人物确实看出，现在终于到了给旧词配新谱的时候了。因此他们就说，拉萨尔剽窃了马克思在拉萨尔死后几个月才发表的一篇论文。有人说，拉萨尔善于剽窃别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不仅剽窃他们在拉萨尔生前出版的著作，也剽窃他们在他死后出版的，或者将要出版的著作，这种天才的说法，确实给资产阶级硏究的虚荣心开辟了天才发现的无限广阔的天地。 这种硏究的方法同它的结果同样美妙。因为自从圣西门，甚至自从托马斯·莫尔以来的社会主义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害中产生的，并且要想消除这些弊害，所以这个根源和目标的共同性，给近代所有社会主义者以某种共同的思考方向。在这种共同性之内，各个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活动和愿望决定于他的天赋。他所受的教育，决定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的不同发展，决定于社会主义认识已经达到的高度，总之，决定于他在其中思想、行动和说话的整个历史环境。如果人们要确定，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应该占什么地位，就必须研究这一切。如果仅仅根据现代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一般轮廓来判断这个人，那就会像一个自然科学家硬说，狮子、绵羊、老鼠和鲸鱼，因为它们都有哺乳动物的特性，所以是相同的动物那样昏瞶。不过应该承认，历史批评的这种不合理的方法，有其合理的原因。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一个一定的社会攻击得越具体，越尖锐，这个社会的粉饰者就越是想方设法地把他说成是从所有角落里收集各种一般的口号的一个抽象的幻影。还没有一个德国教授或私人讲师否认拉萨尔的没有传播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理论著作的独创性。相反地，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著作越是成为驻众的公共财产，就出现越多的大学著作聊以自慰地指山，马克思同拉萨尔一样，也是一个可怜的抄袭家， 拉萨尔本人从没有自称是先驱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甚至没有断言自己是把新思想介绍给群众的社会主义鼓动家。恰恰相反！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他只想给工人以绝对确定的和容易证明的东西，他对他们说的全部是在科学中早就确定了的东西以及科学家们早就知道的东西。如果说拉萨尔在这种时候喜欢引用资产阶级权威的著作，并不是因为他想以此掩盖从社会主义先驱者那里盗窃来的东西，而是出于他本人完全公开说过的原因，他利用这些权威能够更加有力地打击资产阶级敌人。他的鼓动的历史重点不在他的个别的要求和思想是否已由别人或多或少相似地说过，而在他是否正确地认识到，必须组织德国无产阶级的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时刻，以及他是否懂得正确地组织这个斗争。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可以谈到拉萨尔在自己的鼓动著作中是否经常对给他以教益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代表给与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拉萨尔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可是从现代科学共产主义那里得到的好处却很多。他在借用三月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的个别思想或用语时，是否每次都要注明出处，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根据情况而定。如果要真正决定这个问题，所花费的劳动和精力就会远远超过这个问题本身的价值。从事情的实质来看，拉萨尔所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派同路易·勃朗及其同志的法国社会民主派有根本的不同；拉萨尔必须随时随地注意不给阴险的敌人以新的歪曲的机会，他有充分的正确理由，不援引法国社会主义，假如他援引，只能很表面，很有保留，而他不援引，在最坏的场合只是不客气，而不是不公正。 拉萨尔同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关系却完全不同。要是没有马克思的精神上的准备工作，他的鼓动，尤其是《巴师夏-舒尔采》是不可想象的。拉萨尔在他的主要经济著作中引用过一次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不仅引用了它，而比给它加上许多最生动的赞语，他一口气说它是极为重要的、杰出的、优秀的、划时代的、卓越的著作。同这种虽然不是夸大，但却是夸张的赞扬相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却说，拉萨尔在引用他在1859年的著作中关于价值量和价值实体所做的说明时，发生了“严重的误解”，这种行为显得多么冷酷无情。马克思《enpassant》（“附带”）做的补充，更不客气：“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全部的一般的理论命题，例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等等，几乎逐字剽窃自我的著作，甚至连我所创造的专门名词在内，而没有注明岀处，他这样做，多半是由宣传考虑决定的。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他的详细叙述和实际应用，这些是与我没有关系的。”[5]给拉萨尔写传记的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就这一点说，马克思个人远远离开拉萨尔，就像一个迟钝而顽固的人往往远离一个敏捷而有口才的人那样。这是对于马克思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我们只要让事实本身说话，就可以得到一个解释，对他们两个人各自做出公正的评价，而不对一个人或两个人有不公平之处。 拉萨尔经常十分重视同马克思合作，一直到1862年夏天，他还表明要同马克思一起在德国开始对工人进行鼓动，这就表明拉萨尔决不会偷偷地用马克思的文笔来装饰自己。但是，如果马克思不想同拉萨尔的“详细叙述和实际应用”发生任何关系，如果他用另外一些话责备拉萨尔认为应该赋与徳国工人运动的特殊形式，那么拉萨尔显然处在迫不得已的状态。他既不能在他从马克思学来的东西中否认自己的科学信念，也不能引用马克思的著作而不在他们不一致的问题上引起公开争论。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拉萨尔的行动的才肯定是“宣传考虑”，而且看来差不多是这样，仿佛他在认为同马克思的看法完全一致，可以引用他的著作的时候，就想用许多赞语来弥补他在另一些地方必须十分不快地放弃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不仅在拉萨尔生前，而且在他死后，也注意到这种“宣传考虑”。当拉萨尔在他引用马克思著作的一个地方，大大伤害了马克思的观点的时候，这就更加严重了。马克思在也资本论分第一章屮再一次总结了他从前关于商品和货帀所做的论述，并且尽可能地通俗化，恰恰考虑到使拉萨尔陷入窘境的“严重的误解”，这时马克思才说明这种关系。 事实上，这种误解归根于拉萨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最深刻的分歧，也就是法哲学观点和经济学—唯物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拉萨尔在《巴师夏-舒尔采》中，严厉批评了巴师夏和资本利润的其他诡辩家转嫁给英国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服务范畴。他又根据李嘉图的学说，完全恢复了价值论，李嘉图认为一切价值都分解为劳动量，而劳动量又分解为劳动时间。然后拉萨尔根据马克思的见解阐明，在个人不是创造使用价值而是创造交换价值，不是为自己的需要而是为其他所有人的需要劳动的社会里，不是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形成和衡量商品的价值，而是只有当它体现通过货币而获得独立存在的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时候，才是这样。可是拉萨尔以为，用这个关于作为衡量价值的单位的货币和社会劳动时间的叙述，已把马克思关于价值量和价值实体的论述的“思想的神髄”提示出来，这个估计中的确包含着“严重的误解”。他从马克思所发展的价值论中只取出适合他的法哲学世界观的东西：他指出构成价值的一般社会劳动时间使社会共同生产成为必要，以便保证工人得到他的劳动的全部收获。可是对马克思来说，他所发展的价值论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一切谜，沿着这条线索可以追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这种形成是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过程。拉萨尔忽略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差别，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一次详细帮助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双重性，他把它当做了解政治经济学的钥匙。拉萨尔在马克思开辟的这条新道路上走了一段，然后又用他对价值论的道德-法律的叙述堵塞了这条道路，不言而喻，当马克思企图续成他的1859年的著作时，必须清除这个障碍。 今天有些多愁善感的人为马克思对待拉萨尔的行为抱不平，这些人肯定不了解马克思，更不了解拉萨尔。拉萨尔是一个非常诚实而严肃的科学信徒，他欢迎明白指出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使这对他不利，也无不如此。也许他认为马克思索回自己的精神财产，是使他从一种迫不得已状况下解放出来。马克思不想同他的“详细叙述和实际应用”发生关系，他可能更加满意。这种叙述和应用是拉萨尔用来装备德国无产阶级的武器，正如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所说，在徳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以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6] 五 拉萨尔和工人在1863年和1864年之交的这个冬天，拉萨尔需要完成许多艰巨的工作，而他最大的负担是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关怀。如果这个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就达到了主要目标，其他目标是否达到就是次要问题了。如果没有这样发展，按照拉萨尔的看法，他就丧失他投入几乎超人的精力的巨大押注。在他看来，他在开始进行鼓动时所抱的希望没有实现。 事实上，联合会的发展规模是很可观的。1863年秋天仅有一千会员，差不多过了一年就增加了四倍。可是联合会仍未脱离拉萨尔所嫌恶的儿戏状态。加之这种发展又是这样艰难痛苦，以致拉萨尔在郁闷的时刻就变得“十分厌倦，很是厌倦”。事实上，事态的外貌同拉萨尔在纸上所描绘的完全两样。一夜之间从地底下“涌出一支团结一致的工人队伍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拉萨尔的鼓动是由个人的功名欲引起的，是错误的；那么，说拉萨尔只从历史-科学上关怀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至少是夸大。现在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他对工人阶级具有深厚的同情，他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受和感情。可是他基本上生疏的，是工人阶级作为群众的内在生活，同贫困和灾难、同日常琐事的艰苦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工人阶级必然努力上升到它的现代阶级意识的可靠基础），以及同这种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徒劳的袭击和痛苦的重蹈覆辙。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任何时侯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拉帕斯·雅典娜[7]那样从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脑袋里产生出来，拉萨尔对于“它的最初尝试的不彻底性、艰苦性和弱点”没有正确的了解，至少没有马克思和思格斯那样清楚的了解。 德国无产阶级开始觉醒，随着在它身上也就产生了必然鼓舞它的解放斗争的自觉的纪律和团结的精神。拉萨尔的火热的辩才善于在突击中夺取这种精神，可是在迅速地沸腾起泡之后，紧接着就是同样迅速地撇去浮泡。在屏息静气地谛听拉萨尔讲话的几千人之中，最多只有几百人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名簿上登记，而这几百人之中，几乎只有几十人履行他们入会后的义务。因此，拉萨尔感到十分失望，而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就其后果而言是有益的过程。现代工人阶级为了永远有力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自己锻造自己的命运；现代工人阶级必然要经过，而不能跳过它最初的有力的奋起同组成能征善战的持久队伍之间的过渡阶段。 因此，拉萨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自己的鼓动的作用。他所散布的火星落在湿木头上，因为不能马上成为熊熊烈火，他便认为这些火星已经熄灭，这是很不对的。他交给群众的东西，所起的作用决不止一小时、一天乃至一年。主要工作他已经完成了：他为一支强大的工人队伍创造了坚固的骨架。像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样一支核心部队是不会被打倒的，在最凶恶的风暴中也没有被打倒。差不多同时，仅仅两三个月以后，当拉萨尔抱怨“深刻而痛苦的失望”和工人群众的冷淡和迟钝所引起的“内心的强烈愤怒”的时候，当他咒骂使他气得要死的métier de dupe〔愚蠢的行业〕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不能发泄这种怒气，而必须在内心把它掐死，往往还必须坚持相反的主张的时候，阿尔伯特·朗格这样一个聪明而公正的观察家写道，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人物的非常有效的学校”，他补充说，真正同工人交往的人很容易看出，这个联合会的影响比它的会员名册大得多；在莱茵区的工人中，舒尔采的拥护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当然在这里的工人中，联合会的会员也比其他地方都多。在1864年秋天的四千六百十名会员中，有一半以上在莱茵区，在这一半之中又有一半以上是在爱北斐特-巴门和以符佩尔塔耳为老家的、由于技术进步和世界市场的繁荣而不断革新的纺织工业的农村前哨，尤其是在容斯多夫和韦默耳斯基尔兴。爱北斐特的全权代表胡果·希尔曼不倦地走遍整个地区，他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在流亡伦敦期间，曾无缘无故地被人认为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其实决不是这样，可是个人在经济情况不佳时，在选择补救手段方面决不是严格的，因此常常受人攻击。拉萨尔气愤地回答联合会司库对希尔曼的怨言说，他同希尔曼就像拿破仑一世同达乌的关系一样，假如他有两个这样的人他就要枪毙他们之中的一个，可是，因为他只有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需要他。 除去爱北斐特-巴门以外，有五百会员的佐林根是莱茵区运动的中心。这里的卡尔·克林格斯和爱德华·维尔姆斯是拉萨尔的热心的拥护者。佐林根的工人教育协会完全合并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佐林根的消费合作社公开声称，成立一年半以来，它始终反对“简直可笑的和夸大的观点”，即认为通过消费合作社可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它始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社员不受零售店的暴利和越来越普遍的粮食掺假的影响。佐林根的研磨工和剪刀工人，磨剑工和造剑工几十年来受到资本的沉重鞭答，因而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解得容易而迅速。在雷姆夏特、哈根、伊塞隆，手工业的观念还给宣传造成严重障碍，莱茵河左岸的克雷费尔特的情况也差不多。相反地，在工业人口很多的杜伊斯堡，运动的进展却很顺利，杜塞尔多夫也是这样，因为人们对拉萨尔在莱茵河畔的生活的回忆在那里起着作用；这两个城市各有会员二百五十人左右。科伦的进展较慢，因为莱茵资产阶级在那里的反抗最为强烈。1863年12月，莫泽斯·赫斯回巴黎去了，接替他担任全权代表的人不能利用个人的才能弥补地区的不利。 莱茵区以下，联合会的主要堡垒就是汉堡和它附近的哈尔堡。两个城市共有会员约七百人。德国大商业的这个典型城市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提供的有利条件同德国大工业的典型城市提供的差不多。汉堡工人教育协会还是1848年成立的，它在反动年代的灰烬中保存了继续发光的革命火星，此外，五十年代在汉堡成立了德国最大的两个消费合作社。当民族联盟这股潮流涌入教育协会时，在它之中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领袖是教育协会的总干事于尔根·吕德尔斯，主要发言人是奥古斯特·佩尔，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的司书，后来有一个消费合作社任用他管帐。由于他是反对派，所以被开除出教育协会，于尔根·吕德尔斯被撤销总干事的职务，随后他就开设了一个小旅馆，佩尔和他的拥护者在这里见面。1862年11月，年轻的雅科布·奥多尔夫加入了他们这个集团，他是一个钳工，在虎钳旁边和铁工厂里度过了五年艰苦的学徒生活，后来又在德国、瑞士、巴黎、伦敦流浪了五年，有过很多经历。他有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血液，他比佩尔接近群众，虽然佩尔并不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后来甚至成了博士，当了律师，可是因此也就脱离了工人运动。联合会驻哈尔堡的全权代表是泰奥多尔·约克，他是一个勇敢、顽强的无产者，当保证工人运动的独立性成为必要时，他对于别人指责他倔强顽固是不放在心上的。一个年轻的木器工人古斯达夫·德克维茨把运动从汉堡带到不来梅，可是市议会把他吓倒了，市议会把不来梅没有结社法这个事实解释为在不来梅不允许成立政治社团。于是德克推茨就限于进行一种秘密的鼓动，只争取了二三十个会员。 萨克森王国的会员人数同这个王国的工业地位不相称。它总共只有汉堡和哈尔堡那样多的会员。其中有一半是在莱比锡及其工业郊区孔纳维茨、施忒特里茨和童贝克。在1863年秋天瓦尔特希移居柏林以前，他在格罗森哈因、格罗斯布克、诺伊格斯多夫、罗斯瓦因进行了鼓动，起初效果不小，可是很快就逐渐消失了。来自诺伊斯多夫的一份报告关于这件事是这样说的：“会员不敢公开拥护拉萨尔，因为害怕受到迫害。很久以来一个织工每天最多只挣到三个银格罗申六分尼。瓦尔特希先生受到欢迎的原因就在于此。一般工人都认为，为了改善状况必须开始斗争。”没有什么比一个工人的这几句朴实的话，对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的可怕影响，描述得更为明确了。不足推持生活的低得可怕的工资使得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在奴隶的恐怖和野蛮的报复之间摇摆不定。 在萨克森王国不像在莱茵河畔那样破产的资本主义激进派，在比较发展的工人阶层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人们不能一下子就把密布在易北河左岸的萨克森地区的工人教育协会之网扯碎。在德累斯顿，联合会会员人数几乎不到一打，其中铜匠弗尔斯特林主要是由于热心而不是由于有才能而显得突出。在莱比锡，乌特克仍然忠于联合会，给会员做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报告。据报道，他没有受到很大欢迎，原因是他的表达能力没有达到他的学识所达到的高度。莱比锡的全权代表是达姆尔，他是一个有三百塔勒收入的青年学者，有一个人口迅速增多的家庭，受到个人争取生存的斗争的严重压迫；因此鼓动工作主要落到弗里茨舍的强有力的手中，他是德累斯顿五月战士的老前卫之一。 在西里西亚织工区，事态的进展比萨克森织工区顺利，不过在拉萨尔死后才是这样。拉萨尔在波希米亚的阿什[8]争取到为数不多的会员，这件事使他感到许多很有充分理由的愉快和吃了许多没有真正成果的辛苦。拥护他的是大约一百个织袜工人和织布工人，他们是被机器抛到街头的勇敢而正直的人，他们把“饿死”看做是眼前的“这种世界喜剧的结局”。可是只是就他们的虔诚的意向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革命意向来说，他们可能是（正如拉萨尔所说）“老胡斯教徒的后裔”。被拉萨尔任命为阿什的全权代表的织袜工人马丁写道：“不论贵贱必须按照圣经行事，这正是拉萨尔主席先生和他的头脑清楚的拥护者的意图”。这种十分模糊的看法充分表明，阿什的会员不是运动的真正的树根，而是一个野生的幼苗，当然拉萨尔为了保护那里的会员不受官厅和工厂主压迫而做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因此而每下愈况。 在南德，运动所占的地盘很小，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运动起源于普鲁士，一方面南德的小资产阶级还占很大优势。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海曼和泰奥多尔·缪勒虽然对联合会的事业表示同情，但是没有接受联合会的任何职务。法兰克福的工人教育协会也继续存在，因为穆勒要想首先开展对工人的教育工作，而拉萨尔由于考虑到缪勒对他有过不少贡献，因此尊重他的这一愿望。由于宗纳曼在苏黎世工人大会上进行阴谋活动，拉萨尔想让人把他从协会中开除出去，可是由于两票之差，没有成功。一开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法兰克福有六十七名会员，这个数字虽然增长很慢但却不断增长。其中有一半是裁缝，此外是别的手工业工人，如制黄铜器工人弗里茨·埃尔纳尔和纸架工人维尔凯尔，也有个别文人，如伯恩哈特·贝克尔和年轻的亨利希·奥贝文德尔。可是拉萨尔并没有利用施韦泽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后来施韦泽经他介绍成了莱比锡的会员。在法兰克福最初的全权代表，雪茄烟商人施特劳斯表现出不可靠以后，伯恩哈待·贝克尔接替了他的职位。美因兹的情况比法兰克福坏得多，那里的钟表工人谢普勒很快又回到进步党的怀抱中去了。美因兹的事态过程是现代工人运动初期常有的朝盛暮衰现象的一个特别确切的证明。拉萨尔的辩才似乎一下子就掌握了美因兹的工人，然后就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倒退，到拉萨尔逝世为止的一年半时间内才又有了十至十二个会员；可是当拉萨尔的遗体经过美因兹时，该城工人像对一个国王那样，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在小市民的典型地区莱茵普法尔茨、巴登、维尔腾堡，运动没有能够站稳脚跟。相反地，斯图加特、埃斯林根、乌尔姆、海耳布朗、哥平根、罗伊特林根、格明德、康斯塔特等地的维尔腾堡工人教育协会，在1863年6月组成一个特殊的邦的联合议会，一年之后在哥平根举行了第一次全邦的大会。在这些协会的理事中，有工厂主、教授、教员、药剂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可是工人却极少。巴伐利亚的情况有一点不同。巴伐利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在工业立法方面非常落后，可是在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纽伦堡有几个金属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中心，有几千个产业工人。尤其是奥格斯堡的大规模的纺织厂、织布厂和棉布印花厂吸收了大批工人。奥格斯堡的工人受到的训练并不坏，因为纺织巨头在建厂初期为了培养本地工人，从阿尔萨斯和瑞士招来一批外国工人；而且在奥格斯堡也有许多工人参加过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还具有深刻的反抗精神。可是巴伐利亚的资产阶级为了把工人群众投入政治生活，在这里花的力气也最多。巴伐利亚的资产阶级开始感到自己的存在，并同教皇全权主义，即同用这种名义活动的容克阶级和僧侣阶级发生了关系。它尤其希望打破工商业立法和关税立法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给它参加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增加了困难。奥格斯堡的纺织业大王，今天是保护关税论者，当时却是积极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他们答应被他们剥削的工人享受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的一切天堂之乐。有时他们可以用这一点来欺骗无产阶级，可是在最进步的工人中也不是没有产生比较正确的见解。当一个在汉堡参加拉萨尔的运动的奥格斯堡工人，机器匠弗里德里希·迪尔回到他出生的城市的时候，争取到几十个会员。可是事情进展得不很顺利，因为缺少演说人材，而且已自由派报对拉萨尔的中伤在工人中还有很大影响。 总的说来，在拉萨尔逝世的时侯，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散布到五十多个地方，其中有三分之一多一些，只是空有其名，在另一个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百多个会员。在国外，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表示愿意参加，可是拉萨尔对待它却很慎重，因为他认为伦敦的情况是最困难、最复杂的。很可能他想避免同马克思发生可能的冲突。在瑞士，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拥护拉萨尔，可是却抱怨得不到成果，因为手工业工人还完全耽于舒尔采的幻想，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赚钱的合作社的未来成员。 联合会分布的地区范围远远落后于拉萨尔的期望，而它的内部发展也是这样，或者更为不妙。拉萨尔刚在这里播完种，就想在这里收获。由于全权代表的报告不定期，会员缴纳会费不按时，并且往往完全停交，由于年轻的联合会的生活中颇不缺乏的“进步党”式的摩擦、琐事、阴谋、争论”，拉萨尔感到非常焦急。“联合会儿戏”逼得他咒骂了无数次。尽管他不知疲倦地用请求、提醒，在最严重的场合甚至用威胁推动全权代表，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所创立的组织发挥正常的功能。联合会的金库一开始就有很大亏空，而且不断增加，由于拉萨尔的捐款、他的鼓动著作的稿费、几个富裕的会员的自愿贷款、司库的预支以及其他财政措施，亏空有所减少，但是没有完全补足。甚至爱北斐特的希尔曼、汉堡的佩尔和莱比锡的达姆尔都不能按期结算帐目和提出报告，那么怎么能够期待那些只有很少会员的全权代表，作为普通的工人在每天的艰苦劳动以后，进行宣传活动，还要算账或者写字呢？像他们这些人是不习惯同笔杆儿打交道的。 为了提高联合会的内在生活能力，拉萨尔采取了一些旨在扩大会员的独立性的措施。首先他指示在爱北斐特、巴门和容斯多夫各设一个由当地会员选举产生的特别的财务管理机构。它由两个司库和两个检查员组成；此外还有两个监督员，他们的任务是到到期未交会费的会员那里去催交会费。可是只有全权代表有权处理当地的开支，其标准是，不经主席特别批准，开支不得超过每月收入的一半。过了一些时候，拉萨尔又为那三个地方以及杜塞尔多夫、佐林根和韦默耳斯基尔兴规定，当地的会员选举三个全权代表候选人，由主席最后由决定由谁担任全权代表。一开始就规定这两项制度将在整个联合会中推行，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让步。不过它们似乎没有促成很大的改进，因为缺点主要在于，组织本身还很幼稚，而不在于它的弱点已经显露出来。 虽然有这许多幼稚病，但是联合会仍然表明，它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会员对拉萨尔表示忠诚和赞同的许多事例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再缓和了他的焦躁心情，可以使他得到很大满足，自觉自愿地承认他是自己的领袖的，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精锐部队。同时事实早就表明，联合会并不是一个对大师唯命是从的宗派，而是一个很快就开始接受独裁领导的发展迅速的党。有人说，拉萨尔要求他在柏林的拥护者答应，在秉承天命的王室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支持王室，反对资产阶级，结果遭到这些拥护者的强烈反对，这种说法是不足置信的。这个要求同拉萨尔的一切可信的言论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它（加之又是经过第三手流传下来的）应该被流放到童话的国度里去。可是遗憾的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拉萨尔却醉心于对莱茵工人的革命意向提出很不合理的要求。两个叫莫尔的佐林根研磨工人和一个叫洛茨的爱北斐特的工人，在1864年春天被判四个月监禁，因为据说他们用刀子刺伤了两三个拉萨尔在佐林根发表阅兵演说时捣乱的进步党人。这时拉萨尔建议，被判刑者应该向国王呈递一个有大批工人声明支持的请愿书，请求恩赦。可是这几个勇敢顽强的人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即使被判四年监禁，向国王乞求恩典，也是违背他们的意志的，他们的同志也赞成他们的意见。拉萨尔的建议遭到坚决反对，不过他至少老实承认，能够领导这样一些人，使他感到自豪。当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意见，因而提出不递请求赦免书而递交一份申诉书的第二个建议。 同佐林根工人的这一抗议相比，瓦尔特希反对拉萨尔就很没有理由了。1864年2月1日，瓦尔特希辞去了联合会书记的职务，因为他同拉萨尔合不来；同拉萨尔非常亲密的佐林根的爱德华·维尔姆斯接替了他的职位。瓦尔特希移居德累斯顿，担任那里的全权代表。这时他就致力于联合会的地方分权，同资产阶级的比较坚定的派别发生比较紧密的联系，同时竭力批评联合会名存实亡、主席的非常危险的欺骗，以及发表其他包含明显对拉萨尔进行人身攻击的意见。无论如何，瓦尔特希的这些做法是错误的；他自己曾经体验过，工人投靠进步党会得到什么结果。如果说联合会的中央集权不能实现的原因是，工人们还不适应一个政党组织，那么地方分权就是干脆给整个运动判处死刑。拉萨尔有理由不把这看做是结束的开始，而是看做结束本身，如果联合会真正必须解散的说，这就是解散联合会的一个巧妙的借口。假如瓦尔特希不相信得到成果，那么根据他过去的情况，他就应该脱离联合会而不是破坏联合会，拉萨尔对于瓦尔特希的反对越来越感到难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这种敌对也含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很久以来就有人对于拉萨尔给工人运动确定的组织提出许多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严重夸大的责难；比如拉萨尔在他的命令中，开始把地方经组织简称为支部[9]。这种把一个冗长的名称按原意加以简化，被视成是宗教的宗派精神，其实这种简化不过是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对它的地方组织使用过的一个名称。不过在拉萨尔的中有形成宗派的危险，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在联合会内部很早就发生的对拉萨尔的反抗，是内部力量的一个标志，不管它起初像佐林根工人那样采取了正当的形式，或是像瓦尔特希那徉，采取了不正当的形式。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存在期门，这种对立从没有完全消除，只有当它所反对的危险，即同一切个人独裁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消失时它才会消失。 拉萨尔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把权力和自由统一起来，把这看做是未来社会形式的典范，这是有很大意义的。毫无疑问，只要关键在于唤醒无产阶级的强烈的阶级意识，消除由进步党带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群龙无首的散漫现象，个人独裁也是有益和有用的。然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个人独裁就由动力变成障碍，非被取消不可了。一个意识到自己的革命意志的、历史上上升的阶级，把权力和自由在本身统一起来，无须把自己的意志像一把锤子似的交到一个人手里。拉萨尔所执行的个人独裁的真正权利，在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像约克、瓦尔特希和佐林根研磨工这些进步的工人很早就发挥自己的意志，反对拉萨尔的独裁领导，这就证明了运动的独立的推动力量。 在个人独裁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以前，还要经过好几年，它的瓦解过程不止一次地导致激烈的震动。可是这里只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个不显眼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敌人得到廉价胜利的值得欢迎的机会，直到事实表明，它是革命的不可遏止的胜利的一个条件为止。 [1] 《马克国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9页。 [2] 丹麦为保卫阿尔斯岛在日德兰半岛南部的迪佩尔村建立的堡垒。——译者 [3] 什列斯维希和日德兰半岛的界河。——译者 [4] 古斯达夫·迈耶尔在他所著《拉萨尔和俾斯麦。他们的通信和谈话》（1928年柏林版）一书中发表了有关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材料。——原编者 [5] 《资木论》第1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Ⅸ页。 [6] 见马克思于1868年10月13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页。 [7] 希腊神话中司智慧、技艺、战争的女神，从最高的天神宙斯的头颅中诞生。——译者。 [8] 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位于赫布西北。一一译者 [9] 德文是Gemeinde，原意是地方团体，也有教区、教会等意。——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