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三部 拉萨尔的鼓动 第一章 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一 1863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三月革命以后，德国工业发展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阶级发生了巨大变化。 可是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仍然远远超过工业无产阶级。普鲁士农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三百五十万人，而大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只有七十五万人。而且在工业人口中，手工业多于工厂工人；在普鲁士，手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一百万人以上。在德国的普鲁士、萨克森、黑森选帝侯国、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这几个邦中，手工业工人共有二百万人以上，而工厂工人还不足一百五十万人。同时我仍不可忽略，一般说来这些数字只是一个约数，具体来说，在所谓的手工业者中包括许多在经济现实中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内劳动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德国绝大部分地方，手工业者超过工厂工人，而农业劳动者则超过它们两者的总和。只有一个德意志邦，即萨克森王国的情况与此相反。这个王国以飞快的步伐发展成为一个建筑面积广阔的大城市，只在边境上有较少的农田。普鲁士的杜塞尔多夫行政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同它不相上下。此外，六十年代初期的统计虽然很不完全，也能给认为旧时代美好而留恋的人以安慰：德国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国还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可是，假如有一位博学之士在耶拿会战之后硬说，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根基稳固，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法国兵踏上易北河右岸，同这种说法相比，上面所说的安慰的意义实际上也不过如此。大局已定，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大工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开辟了大工业的胜利道路。从前有几十万手工纺纱工人，1849年剩下八万四千二百八十六人，到了1861年减为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七人。大工业在哪里站稳脚跟，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就在那里提高劳动强度，立刻发挥破坏作用。仅在普鲁士绵织业中，由于采用动力织机，从1846年到1861年，手织机由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六台减为四千七百七十七台，工人由八万二千一百九十三人减为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一人。这只是大工业战报中的几个数字。 在大工业走过的地方，引起死亡和毁灭，在它未到之处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怖，手工业吓得浑身身战抖。即使在还没有直接受到大工业威胁的地方，手工业也怀着忧郁的心情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到了，感到大工业通过改变一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摧毁了它的基础。1858年至1866年，在普鲁士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表的许多地方的报告中，充满了对于手工业不可遏止的衰亡的悲叹，甚至在像波森省这样暂时离开火线很远的地方也是如此。 破产是小资产阶级的常客。这个阶级不能离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而这个社会的突发的抽搐使它一刻也不能安静，小资产阶级执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地位一样充满矛盾。道道地地的小市民仍然迷恋于中世纪的幻想。1862年，他们在魏玛建立了一个有行会纲领的手工业者同盟，就在这个时候，经济发展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摧毁了巴登、维尔腾堡、萨克森的行会制度的最后残余，由于对普鲁士营业法规向坏的方面修改，普鲁士手工业受到的严重损害是十分明显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这一派的领导者是鞋匠师傅潘赛，它的庇护者是易北河东的反动派。容克兄弟无限温情地拥抱手工业兄弟，教士兄弟庄严地宣称，手工业者是一个受到神的恩惠的等级，它同上帝的关系特别亲切。胡贝尔耸耸肩膀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刻划了这种鬼怪活动：难道瞎子能给瞎子带路吗？ 胡贝尔本人也热烈赞成举办合作社，不附带任何政治企图，但也没有在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事业鼓动中存在的巨大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合作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小商业中，和在大工业一发展就在它的庇护下迅速成长而又迅速衰落的小资产者集团中很快发展起来。在个别例外情况下，舒尔采-德里奇建立的信贷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使得小生产者能够把他们的企业扩大成为工厂；这些合作社给这个阶级本身的帮助，只能是延长它垂死挣扎的时间。在这些合作社里，人们找不到一条改革性的社会原则。它们是纯资本主义的缓和剂，不顾舒尔采的一切警告，只要发展成熟，它们就落进资本主义投机的魔掌。它们的崩溃不止一次埋葬了整个小城的幸福。可是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多人仍然相信这张药方，对着在显著地位上写着这个药方的进步党的旗帜宣誓。 手工业帮工同手工业行东一样，也站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可是帮工们对经济自主所抱的希望越渺茫，他们就越靠近无产阶级。反动派给了他们许多宗教的安慰，以弥补他们失去的世俗的幸福。在具有伪善倾向的福音派的男女青年会（尽管它们比较起来为数甚多）中，牧师们只召集了象流砂一样变动无常的很少一部分人，可是从前的鞋匠帮工，传教师科尔平1849年创立的天主教帮工协会，已经较早地出现在社会上了。天主教帮工协会主要遍布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天主教会很聪明，它不对这些协会进行宗教宣传，年轻的副堂神父宁可同帮工们一起很好地娱乐、交谈，而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因而也有许多耶稣教的手工业帮工加入了天主教帮工协会，为的是在这死一般沉寂的时代满足他们对于精神交往的迫切需要。 对于社会上已经觉醒的人来说，这些协会当然只能是一只解渴的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使德国手工业工人得到荣誉的东西，在六十年代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了解到自己的阶级已经处于绝望状态，在堕入无产阶级之先就认识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强迫流动日益成为帮工们可以充分利用的高级学校，他们把比“工厂主权杖”现实得多的财富装在自己脑子里带回来，根据他们的进步党的有权力的恩主的好心保证，他们应该在自己的旅行包里带着这个“权杖”。 这种善意的许诺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所起的作用还要小得多，工业无产阶级非常集中，他们终于理解到该干什么。他们的苦难越来越不能忍受。英国工人在大工业的狂飙突进时代所经历的生活，没有一点不在六十年代的莱茵工业找到它的写照。工厂主的正式代表机构，亚琛商会干脆说亚琛行政区工人的状况是悲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证明，在爱北斐特的纱厂中，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工人在狭小、不通风、响声很大的屋子里每天劳动十五小时，连吃饭的一点点休息时间也没有，而是在脖子上挂着一个洋铁罐，利用出现断纱的那几秒钟用匙子从洋铁罐里拨一点食物吞下去。女工和童工大量增加。莱茵商会的报告恬不知耻地公然对义务教育提出它们的“有理由的”申诉，因为义务教育妨碍它们剥削正在成长的一代。 1853年的工厂法规定给在工厂劳动的儿童每天上三小时课，事实上这条规定也只是一纸具文，甚至这张纸也被最高法院的判决戳了好些窟窿。比如，普鲁士最高法院就曾费尽心机找出一条理由说，佐林根的蒸气研磨业是所谓的手工业，不受工厂法的约束。为了节省安全装置的费用，这些工厂里的姑娘不得不脱下她们的飘动的长衣，穿上男孩的服装劳动，这就造成令人最不愉快的状态。当工厂视察员提出轻微的抗议时，地方长官和全部资产者对这种落后的情感表示十分愤慨，经过好几年的斗争以后，这种弊端才得清除。此外，俾斯麦内阁还给资产阶级剥削扫除一切障碍。它的社会改革活动和救国活动是以消除在它的前任执政时期还存在的、国家对工厂的监督的轻微痕迹开始的。 尽管所受的苦难相同，可是六十年代的德国无产阶级有一点还不如四十年代的英国无产阶级，那就是它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可能性。不仅政治方面的强制法令束缚着它，在经济方面，封建行会组织的残余也处处阻碍它。德国的经济立法比德国地图上的色彩还要杂乱。一大片上地上充满瓦砾堆，几乎到处都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块，阻挡着工人阶级走向独立斗争，只有很少地方铲成平地，无产阶级可以在那上面同资产阶级进行大规模战斗。虽然工业无产阶级开始成立自己的队伍，可是在这个队伍内部，阶级觉悟的程度却大不相同。甚至全德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虽然这个先锋队的先进分子已经在决战场上展开，可是他们的群众才以不同的速度十分费力地从封建行会的窄路中走出来。 甚至在莱茵无产阶级内部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别。在亚琛行政区，工人们恭恭敬敬地站在用饥制服他们的工厂主先生面前，和用地狱制服他们的神父先生面前。这些无产者是逐渐地、缓慢地、没有急剧的变化，在迷信的压力下形成的；他们对现时代没有任何了解；他们受到骄横的企业主的折磨，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砸烂他们的压迫者的窗子或者砸坏厂主的机器，然后又陷入旧日的昏睡之中。1857年的商业危机和1859年的严重的蚕病使克雷费尔特的织工从宗法的行东迷梦中惊醒；他们被信贷机构这条沉重的“金錬子”捆住，接受了老板的一切要求，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处在与前几个世纪的农奴制相同的从属状态。可是他们依然不能理解，他们是家庭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仍然是没有组织的群众，不能进行任何顽强的反抗。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最高，三月革命的传统在那里也最有力量。这里1849年五月起义的许多领袖在工人中活动，比如爱北斐特的胡果·希尔曼，他流亡国外十一年，回来后开了一家酒馆，再如伊塞隆的卡尔·威廉·特耳克，他在三月革命以前是法院的一个小职员，参加过伊塞隆的街垒战，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可是一个博学的法庭却判处他罚金并剥夺他佩带国徽的权利，借口是在审前羁押期间发现他经管的一笔款子有所谓的“亏空”。现在他作为一个令人害怕的“小讼师”（还不如说是群众的真正辩护人），同恶毒的官厅进行既有趣又有效的小战。 在东德，白色恐怖统治扼杀了一切革命传统。最多在个别大工商业地区燃着几股小火。在汉堡，工人组织的轻微迹象在无害的教育组织或合作社的掩护下继续存在着；雅科布·奥多尔夫在这里忠心耿耿地紧握着旧日的旗帜，进行争取生存的最艰苦的斗争，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他的几个儿子。正如奥多尔夫从前是通过魏特林皈依共产主义的那样，莱比锡的工人和手工业帮工也从魏特林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比如烟草工人弗里德·威廉·弗里茨舍、鞋匠尤利乌斯·瓦尔特希和其他人就是这样。不过人数还是不多。汉堡和莱比锡的工人群众的思想同其他地方的工人同样模糊。 加之，对三月革命的回忆不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更不能在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成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口号。为了把工人推入政治运动，需要其他的动力，而资产阶级提供了这种动力。 二 进步党的工人政策资产阶级经常训练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最终必然被工人挫败。没有群众的帮助，资产阶级不能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至于它在多长的时间里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并立的同盟者，或者经过多么短暂的时间，它又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对立的敌人，这要看它聪明还是不聪明。 六十年代初期，情况对德国资产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在德国有这么多的陈年垃圾需要清除，因而它本可以长期保持同工人的可靠的同盟。普鲁士宪法纠纷的坚决勇敢的斗争，对普选权、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真诚拥护，总之毫不顾忌地建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可以使德国资产阶级不会这样快就被恶梦中的某个“未来国家”的阴影所吓倒。推动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策略的，纯粹是封建专制反动派，因为在普鲁士宪法纠纷的最初阶段，它就已经开始向工人献媚了。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工人会被这种温柔的媚眼迷住的危险，而且恰恰相反，因为工人丝毫也不想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抛弃资产阶级，所以进步党应该下定决心，在较大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历史义务，同时为了取得对反动派的胜利，而且暂时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可是进步党不愿付出这个代价，它向工人提出的要求，不是推迟而是加快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分离过程。民族联盟怀着猜疑之心，注意保持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组织。它不允许分期缴纳每年的盟费，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把工人排挤出去；卞尼格先和他的同伙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外交活动受到无数多数派的干扰，如果采用按月缴纳盟费的办法，在代表大会中就可能形成许多多数派。相反地，民族联盟以工人的好心的施恩者自居，正因为它是好心的施恩者，必然很快就使正直的无产者受到侮辱。 在经济方面，资产阶级根据舒尔采的观点，颂扬合作社是医治无产阶级一切苦难的万灵良药。它宣扬私人意义上的自助，说每个工人都应该通过节约，自己克服困难，可是它又皱起眉头反对政治意义上的自助，即工人阶级必须自力更生，它污蔑这是一条不幸的迷途。对于这种理论的经受考验性的任何实际试验，必然使工人深信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资产阶级为它的万灵良药大肆宣扬，舒尔采的合作社并没有得到工人的特殊赞赏。空空如也的口袋自动禁止工人参加信贷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主要为工人组织的消费合作社始终远远落后于其他那些合作社。1863年，舒尔采本人知道有五百个信贷合作社，二百个原料合作社，而消费合作社还不到一百个。到了1864年，只有九十六个消费合作社，其中有三十八个给舒尔采写过报告。这三十八个合作社共有七千七百零九个社员，即平均每社有二百零二个社员。因为并不是消费合作社的所有社员都是工人，可见舒尔采的合作社比较起来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中很不普及。工人们对于工厂主办的消费合作社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而合作事业的“有教养的”领袖对于工人组织的消费合作社则又不屑一顾。 1860年前后民族联盟组织的工人教育协会在无产阶级中扎的根子比消费合作社要深得多。从数字上看，1863年工人教育协会才有一百零四个，而反动派所掌握的福音派青年会还有三百六十八个，天主教帮工协会还有一百八十八个。可是工人教育协会相当迅速地在德国扩展开来，尽管资产阶级在这些协会中胡闹，它们还是得到比较活跃的工人阶层的喜爱。为了确实证明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嫡子，给它们安上了“为获得和增加会员的精神资本的团体”这个名称。有一种由专家为了这些协会的统计工作而拟定的一种表格，提出了一切可能提出的问题：这些协会教不教课，它们有没有图书馆，它们举行不举行家庭会议、远足、音乐会、戏剧演出、圣涎节赠礼，但是没有一个问题接触到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有关的事情。这些协会的资产阶级恩主所赐与的“教育”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正因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达到一定水平的德国国民学校，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受到反动派的破坏，所以说用关于乌兰德德和德国浪漫主义，关于莎士比亚和莱辛，甚至“关于塞缪尔·约翰逊和他的传记作者马考莱”的肤浅的废话“教育”工人正确运用普选权，这对工人完全是一种讽刺。最后甚至有一个工厂主在民族联盟的周刊上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工人们就是因为博学连亲爹都不认识了，甚至连自己也不认识了；他们的记忆力已经完全丧失了，因而他们越来越笨，对于最普通的事情，一句话也不会说或者净说些荒唐的话。 这个激烈的论断在两方面作了夸大。资产阶级在工人教育协会中虽然想使工人对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愚昧无知，可是它并不、或者毕竟不完全使工人什么也不懂，如果它想这样做，工人也决不会使自己成为傻瓜。 资产阶级需要——与想喝孩子血的工厂主无关，他们当然憎恨一切学校教育——许多有文化的工人骨干，在正统教会的统治下的国民学校不能给它提供这种骨干。因此它想把对工人有好处而且确实有过好处的专业学校和补习学校尽可能同工人教育协会结合起来。如果资产阶级能用这种办法把自己的精神灌输到工人中的优秀人物中去，而这些资产阶级的部下又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人群众中去，那么这对资产阶级就有双倍好处，这个目的肯定也起作用。莱比锡的市长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曾经说过老实话，他说工人教育协会的目的是培养工人贵族，这个著名的海港城市的市政当局每年以大量津贴支持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直到它以感激心情放弃一切“贵族的”性质为止。可是也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或者误认为通过教育工人可以消除阶级对立，因此他们努力工作，使工人教育协会保持一定的水平，不使它蜕化成单纯的玩物或者更坏的东西。 尤其是有才干的自然科学家为这些协会建立了值得赞扬的功绩，这些人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泰奥多尔·缪勒，达姆斯塔特的路德维希·毕希纳，莱比锡的罗斯梅斯勒。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可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自然科学的见解妨碍他们对社会状况有清楚的认识。罗斯梅斯勒常常对工人说：教育协会使你们能对自然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你们全都可以成为发明家，然后就可以过富裕的生活。这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把基本的自然科学教育同基本的社会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朗格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以坚韧顽强的精神由一个农奴和马车夫熬成东正教的神父和神学教授。他在苏黎世大学教过一个时期书。阿尔伯特·朗格在瑞士得到他青年时代的重要印象。当他在莱茵区城市——科伦、波思、杜伊斯堡，有时在文科中学，有时在大学执教时，他用自由的、公正的眼光观察德国的生活。他是一个耿直的年轻人，表露出诚实和坦白，他有那种真正的好意，并不是把一切给所有的人，而是把每个人所应得的给每个人。他是一个天生的教育家，有充沛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擅长各种体育活动，一个博学的研究工作者，但决不是一个不喜外出的书呆子，在科学理论和实际活动方面，他是全面的。他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的形象，能够解决生活给他提出的一切任务。 他勇敢地解决了这一切任务。当他由于不服从米勒大臣的不体面的选举令，科布伦茨教育厅的官僚分子要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斥责”时，他把杜伊斯堡中学教师的职位扔到这些官僚分子脚下。当他看到资产阶级把促进自己的物质利益高高放在争取人民权利的政治斗争之上的时候，他也毫无顾忌地同资产阶级决裂。他毫不畏惧地拥护工人的事业，当时这种坦率的表白给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还会带来重大的牺牲。但是阿尔伯特·朗格没有完全摆脱刻在罗马的最后一个德国教皇的纪念碑上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的厄运：任何时代都有优秀人物倒下，这件事多么严重！ 他那和谐的性格缺乏在必须作出倒向一边的决断时所有的那种严格的单面性。朗格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尖规地批判了五十年代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只承认它是“自然研究的可用的原则”，而斥责它是“假哲学”。但是他没有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却回到康德，一切认识在他那里都化为一种“最高的、最后的怀疑”。虽然他做过许多思想丰富的研究，但是他的主要著作并没有达到最终目标。哲学家朗格保留着最后的怀疑，社会政治活动家朗格也是这样。他对拉萨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用比德国学术界的任何其他代表了解得都早；他多次非常仔细仔细认真地评论了他们的著作，结果又令人难以理解地误解了他们的著作。朗格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私偏见，可是福音派牧师家的唯心主义教育，始终使他的思想受到一些束缚。他决不是一个一般类型的懒惰的调停人，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这些调停人的很快被人忘却的命运，因为当历史的伟大转折要求直截了当地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时候，他还为怀疑而花费精力。 罗斯梅斯勒、朗格和与他们类似的一些人所以在工人教育协会工作，是因为他们受了资产阶级精神信念的推动，对于进步党来说，这种信念本身就带有嫌疑的嫌疑。这两部分人之间决不存在友好的关系。进步党给工人提供的领导人也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尽管它对工人教育协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关怀的，可是它不能进一步克服资产者的自负，以致它认为它的优秀分子有足够的能力教育工人。除了全盘接受了社会问题的舒尔采-德里奇，还有对大柏林手工业者协会的教育事业有贡献的弗兰茨·敦克尔以外，进步党的领袖都把同工人交往看做是有失体面的事。它把这部分政策交给第三流或第四流的鼓动者去执行，而这伙人是非常复杂的。 宗纳曼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国民教育工作，他是一个银行家和一家报纸的老板，这家报纸尤其在南德有很大的而且不断增长的影响。麦克斯·威尔特也在那里用内容贫乏的自由贸易论欺骗工人，他是巴师夏的一个应声虫，他赞扬冒险家的血腥侵略是特别艰苦的，因此也是特别有利的工作，这样，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波拿巴化做了准备。自由教区传教师乌利希在马格德堡教育工人，他的品格值得尊敬，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糊涂虫，辅助他的是出身于一个大粮食店的年轻人麦克斯·希尔施，一个好人和坏音乐家，对于无产阶级并非没有一种微弱的关怀，因此经常给资产阶级指出一些轻微的缺点，可是他太好虚荣，不肯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远远不够自觉，进步党一皱眉头他就害怕得要死。甚至拉萨尔在那里做过《工人纲领》这一报告的柏林郊区手工业老协会的主席弗里德里希·施特方尼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学术界失意后，向工人献了几年媚，后来又为资本家的报刊服务，骂工人运动骂了几十年。 不管进步党对工人教育协会居心多么好或者多么坏，这些协会毕竟给工人提供了了解自己的利益的第一批活动场所。德意志邦联的反动立法也同几乎所有各邦的反动立法一样，特别阻碍工人成立政治组织，使他们的工会组织等于不能存在。因此工人们就在进步党给他们开辟的操练场上练习。工人教育协会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对他们同样有启发作用。专业课程引起了现代无产者身上潜在的求知欲，而他们由于认识不断提高，很快就对在工人教育协会里常常听到的一些空话感到厌恶。他们的阶级意识缓慢地，但不可遏止地觉醒了，它在模糊的冲动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工人们从进步党的赠品中接受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不适合他们的东西使他们对好心的施舍者更加猜疑。进步党在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支政治上有力量而没有意志的增援部队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上栽了斤斗。虽然孵出鸭子的母鸡只愿领着鸭子在岸边散步，可是鸭子总是要下水。 三 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1862年，几个主要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促使德国工人开展一个独立的运动。 民族联盟曾经派十二名工人去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它只拿出一笔很少的经费——一千二百塔勒，但是却为此大做广告，还要这些工人回国后向自己的同事报告他们的见闻。后来在魏玛举行的行会会员代表大会引起觉悟较高的工人的反抗，因为这个大会在反动的经济要求中翻斤斗，尤其是要求恢复行会规章，在德国绝大部分地区至少这种行会规章的最露骨的形式已经被取消了。在行会规章还以中世纪的光辉形式存在的巴伐利亚，11月1日在纽伦堡召开工人大会，对行会会员大会表示抗议。 8月25日，柏林工人第一次集会，听取被派往伦敦世界博党会的工人们的报告。在这次集会中已经有人提出召开全德工人大会的要求。在柏林各个市区举行的一系列的工人集会都赞成这个主张，在10月7日的结束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为工人大会做准备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油漆匠艾希勒，他在由自由主义者翁鲁所领导的铁路器材股份公司做工，他的专门任务是在铁路车辆的门上写号码。10月7日，艾希勒以委员会的名义请求萨克森内阁准许他们11月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10月28日接到批准的通知，不过附带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就是按照萨克森结社法的规定，代表大会应由萨克森国民召开。 在这个批示公布以前，柏林的委员会已于10月22日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宣言，定于11月18日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准备共开六天。列在大会议程上的问题有：全德国的经营自由和迁徙自由，全体工人的合作社和残废者互助会，在柏林举行一次世界博览会，最后还有参加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工人关于工业方面的报道。在这个宣言里，这些报道和魏玛的行会会员大会被说成是召开这个代表大会的动机；此外只是说，国民的各个阶级在新生活的温暖阳光照耀下觉醒过来，采取新的行动，新生活的太阳必然也唤醒意识模糊的工人，工人的事情已经有了妥善的安排，就是工人们要想干预同他们最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也不起什么作用。宣言没有任何反对资产阶级的话；相反地，它规定参加代表大会的单位向柏林自由派报纸的编辑部报名。在报名期间，人们宣布代表大会在莱比锡召开，只有合法的代表可以到那里去，但是对于这种合法性，对于代表的选举并没有作任何规定。 虽然这个宣言根本不会触怒资产阶级反对派，但是《人民报》只把它登在广告栏内，而在同一期报纸的编辑栏里发表了施特雷克富斯写的反对工人代表大会的论文。施特雷克富斯说，在争取普鲁士宪法的思想斗争中，工人运动完全失败了；它虽然不是自觉地，但却是不自觉地为反动派服务，因为它给反动派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使反动派能够用红色共和国这个鬼怪吓唬忠于宪法的党中的动摇分子，使他们走进它——反动派的圈套。利用这种完全不合时宜的运动，究竟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载在筹备中的工人代表大会的纲领上的这些问题，受到国民经济代表大会和德国各邦众议院中的科学和实践的最重要人士的拥护；这些人受到人民的支持，他们一定能够得到胜利，但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工人代表大会”对此不能有所帮助。可以理解，这篇论文在柏林和莱比锡的工人中是不受欢迎的。 这时在莱比锡也产生了一个独立的工人运动。1861年2月，这里建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它以“产业教育协会”的名称从属于由独立的工业经营者组成的工业技术协会。这个协会的资产阶级创始人拿1854年反对工人社团的反动的邦联法令为采取这种形式的理由或借口，可是他们立刻引起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的有力抗议。虽然这种抗议起初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他对与会的工人发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给年轻的车工倍倍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民众大会。 倍倍尔是一个普鲁士士兵的儿子。他的父亲随军由奥斯特罗沃来到邦联的要塞美因兹，在这里当了下士，娶了一个生在韦次拉尔的姑娘。后来他调到科伦，奥古斯特·倍倍尔就生在那里，两年以后，他的父亲就死了。后来母亲改嫁给她丈夫的当监狱看守的兄弟，第二个丈夫也死得很早，她就回到故乡韦次拉尔。倍倍尔在这个小城的贫民学校里读书，在他还不满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又死了，以后他就领孤儿基金的助学金。十四岁那年他到一个车工师傅那里去当学徒。他天资聪明，禀性活泼，力图继续求学，可是，即使他平均每周二十格罗申的工资，扣除了在师傅家的伙食费和宿费以外还允许他有什么特殊进展的话，在那个可悲的庸人窝里，他也没有任何继续深造的可能。 1858年2月到1860年3月，倍倍尔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以及瑞士的一部分地方做流动的手工业工人。他在布莱斯郜的弗赖堡、累根斯堡和萨尔斯堡工作的时间较长，在这些地方，天主教的帮工协会在精神上和社交上都给他以鼓舞。他的爱国心还没有减弱。当他逗留在萨尔斯堡时爆发了1859年的战争，他就报名参加蒂罗尔猎兵志愿军，可是因为他不是蒂罗尔生人，而遭到拒绝。普鲁士一开始动员，倍倍尔就急忙回到祖国，志愿报名参军，由于很快缔结和约，他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第二年他该服兵役了，可是由于“体格全面虚弱”而被延期征集，他当兵的打算永远落了空。这时他就到莱比锡去找工作，结果找到了。 他的才能在产业教育协会很快得到发展。他从小得到的精神印象以及他那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对协会的教育工作特别热心，却不参与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温和人物不断进行的鼓动工作。1862年春天，瓦尔特希在成立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使现有的对立公开爆发，在新选的理事会（这时倍倍尔已被选为理事）中，实力相等的两派对峙着。可是在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被多数派所击败，于是就建立前进协会，这个协会放弃了教育的目的，专门从事宣传工作，尤其也举行一般的工人集会，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后来同柏林的情况相仿，由这些集会中也产生了一个委员会，它的特殊任务是召开一次全体工人大会。 10月23日，即柏林委员会发表了请派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宣言后一天，艾希勒同这个委员会取得联系。他本人来到莱比锡，以便对那里的工人说明他奇异地发现的“原则”，他认为，刚刚执政的俾斯麦内阁是关心工人的，只要工人背离进步党，俾斯麦内阁就会立即为工人的事业尽力；俾斯麦准备先给机器制造工人一笔巨款，建立一个生产合作社。资产阶级的民族联盟的封建对称物普鲁士国民联盟同一时期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对这些奇特的言论作了说明。俾斯麦的两个亲密的朋友在这里讲了话，布兰肯堡说，工人运动将通过要求普选权使进步党经受一次严重的考验，瓦盖纳说，不可把钱袋看得比血税还重，为了建立一个按等级组成的真正的人民代议机关，必须实行普选权。 可是莱比锡的工人对艾希勒的“原则”决不满意，在他们通过10月30日的一个全体大会，加强了他们召开工人大会的意图以后，他们就派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到柏林去，阻止艾希勒的阴谋活动，认真地同资产阶级反对派协商。 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已经从施特雷克富斯的粗野攻击对工人产生的影响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它想拔掉工人运动的每一根刺（这是它一贯的目的），它就必须更慎重地对待工人运动。莱比锡工人通过揭露艾希勒实际证明，他们决不想在进步党同俾斯麦斗争的时候，从背后攻击进步党，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在这一方面一定更加得到加强。的确，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发现进步党的领袖在翁鲁家举行的一次预备会议上还是沉默寡言，但是仍然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的方式是由11月2日举行的工人大会产生的。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宣称，他们将在反对封建专制反动派的斗争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他们在这次集会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显得比柏林工人高出一头。柏林工人只要发言，不是对政治毫无所知，就是干脆想跟着进步党跑。相反地，舒尔采-德里奇认为任何民主都是空论，它不能提高工人生活的物质基础，使许许多多的工人能够以代表者的身份参加政治运动。当然他也提醒人们行动要慎重，同时他也像施特雷克富斯那样提到资产阶级内部的那些怯懦人物，这些人实际上对工人运动抱有一种虽然完全没有根据但暂时却不能克服的反感。不过舒尔采还提出反对任何卤莽的另一理由，达个理由工人一定也了解。显然柏林委员会对召开代表大会采取不关心的态度。舒尔采认为，如果几百个工人来开会，毫无准备地研究这样重大的问题，这就会成为以一片混乱而结束的奇事；工人代表大会需要充分的准备，工人们不必因为从有能力的人们那里接受教导而感到惭愧；他自己提出要给工人做关于资本和劳动的报告。11月2日的会议仍然决定举行代表大会，不过会期要推迟一个时期，代表大会根据柏林纲领进行，只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从这个纲领里勾去了在柏林举行世界博览会这一条，准备工作由莱比锡委员会进行，萨克森内阁的批示已经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而这样做又可以阻止柏林反动派制造新的障碍。 《人民报》用如下的叹息来结束关于这次会谈的报道：编辑部网罗工人的努力徒劳无功。反动派好像也有相同的看法，同它的失望可能有关的是，两天以后，即11月4日，在拉萨尔的《工人纲领》没收后四个月，对它正式提起控诉。俾斯麦和他那一伙人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人们不愿再理睬他们的帮手了。虽然艾希勒还担任了11月2日的工人大会的主席，但是11月7日他就不得不发表一个闪烁其词的声明，反对对他的怀疑，责备“莱比锡的代表先生”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摘。甚至艾希勒引证了粗野的翁鲁把他赶出大门这一不必要的凶恶行为，也没有能够在工人中恢复自己的名誉。 四 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这时莱比锡中央委员会抓紧时间进行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委员会由十人（一说十二人）组成，委员的名字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确定了。除去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以外，有奥托・达姆尔，他是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在产业教育协会里做过关于化学方面的报吿，还有钢琴厂主多尔格，他是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由于参加徳累斯顿五月起义被判死刑，后来他坚决不肯请求任何恩典，被判长期徒刑，在瓦尔德海姆度过了可怕的六年。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帝国议会议员的铸造厂主圭茨也是委员会的成员。此外还有几个“受托人”，委员会根据柏林协议的精神通过这些人使自己得到补充，他们是：高级教师阿尔布莱希特，律师文特尔，尤其是年迈的罗斯梅斯勒，1848年，他是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在反动年月里站在被迫害的工人一边。他是一个忠贞不二的人，他对国民教育的理解比所谓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要真实而深刻得多，他在政治上也比平庸的进步党人激进，虽然如此，仍然受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 11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徳国工人书。它根据莱比锡工人10月30日的决议，柏林工人11月2日的决议以及纽伦堡工人大会11月1日的决议，要求派代表参加执行柏林纲领的工人大会，为了这个目的，它主张成立地方委员会，举行有教育意义的报告会，最后还有建立互助会，以便“按照英国的榜样，不使受委托者个人受到损失，充分“完成广泛的准备工作。地方委员今必须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2月中旬以前要把筹备工作的结果报吿莱比锡；然后尽快地召开工人大会。此外，中央委员会还在11月22日请求薛克森内阁许可把11月没有召开的代表大会延期到3月召开，并取消1855年发布的命令，这个命令禁止退职的地方法官舒尔采（当时在徳里奇，现在在波茨坦）公开讲演。 同时，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罗斯梅斯勒11月18日在音乐堂一次工人集会上讲的、后来印成小册子的演说。这篇演说开始“明确地”确定，薛克森王国政府通过10月28日的批示，“原则上”允许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虽然这本来是不必要的，但是却有极大的意义。然后他建议工人求得正统教会领导下的国民学校不让他们得到的教育和知识，但是他同样有力地强调，工人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畏惧与此相连的牺牲。“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必须永远掌握在你们手里，只有在你们之中绝对缺少合适人选的个别情况下才有例外，自己的事自己办！如果整个工人运动对你们有些价值，那么就不要害怕与此结合在一起的牺牲。否则宁可完全不搞工人运动。”同这种自由旳见解相适应的是，罗斯梅斯勒想把运动的重点放在工人集会上而不是放在工人结社上，由于反动的结社法，这两者已经不能互相勾通了。 可是罗斯梅斯勒也警吿工人不要采取“越规的政治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回到施特雷克富斯的老调上去，他还特意引用了施梅雷克富斯的“著名的、但被人严重误解的”论文。他尤其不想理会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差别，他认为从法律上看，这种差别已被帝国宪法和1849年的帝国选举法消除了；有了争取恢复这个宪法和这个选举法的斗争，就做了工人在政治方面要做的一切，除非他们在各邦也想实行普选权。否则行东和帮工之间，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劳动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工人的经济独立性甚至比许多行东大得多，生活状况也自由得多。但是最大的行东（为了他们的荣誉，这是值得希望的）也不会放弃工人这个光荣名称，尽管他们不是根据现在开展工人运动的意义这样做的。 尽管作者的愿望很好，这个著作最后还是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同时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还传播了另一个内容完全不同的著作，即在柏林被没收后，在苏黎世重新出版的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达姆尔由于他熟识的、后来当了进步党议员的路德维希·洛厄佛的介绍，注意到拉萨尔的著作，但是拉萨尔个人还没有和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到柏林去的时候，拉萨尔恰巧不在柏林。现在，当一个工人组织推销拉萨尔的著作的时候，工人对这一著作也有很不相同的反应。在汉堡，人们怀着很大的兴趣读它，认为比由于价钱便宜而销售较多的罗斯梅斯勒的著作“有效果得多”。可是1863年2月25日，当时最活跃的无产者之一，哈尔堡的木器工人泰奥多尔・约克给莱比锡写信说：“至于小册子，我必须承认，罗斯梅斯勒的很受欢迎，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比另一本著作可靠得多的效果，许多人对另一本著作完全不了解，实际上现在还不能把它介绍给广大群众。”可是，参加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工人代表之一的约克，已经在伦敦参加了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不过，如果人们考虑到，拉萨尔的著作和罗斯梅斯勒的著作在前提和结论上虽有天壤之别，可是甚至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也同时散布这两种著作，那么我们就不能由于约克的动摇而责怪他了。 实践很快就打破了模糊的理论。由于考虑到反动的结社法，罗斯梅斯勒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先例建议，不把运动的重点放在工人结社上，而放在工人集会上，换句话说，放在工人群众上。可是由此马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是工人，对于这个问题，罗斯梅斯勒只会用空话作答，在这种空话的迷雾的掩盖下，行会手工业者，甚至资本家都可以算做现代无产者。 尤其是在汉堡，由此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前从那里的在自由教区传教师巴尔策的领导下完全跟着民族朕盟跑的工人教育协会中，已经分出一个激进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最有名的成员是：奥古斯特·佩尔，他是汉堡两个消费合作社中的一个当时德国最大的消费合作社里的会计，还有机械师雅科布・奥多尔夫，他的和他同名的父亲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参加过活动。这个集团热烈欢迎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并根据这个宣言的精神立即召集自由的工人集会，选举地方委员会。相反地，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汉堡消费合作社，同一个工人救济会，一家人民银行，还有阿尔托那工人协会联合起来，准备派代表参加工人大会。佩尔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团结，企图同这个委员会取得谅解，可是，他们的条件——只派靠别人给的工资和面包生活的代表到莱比镐锡去一一遭到断然拒绝，本想谋求团结，结果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佩尔集团援引了达姆尔代表中央委员会同意他们的见解的信，所以巴尔策就向罗斯梅斯勒发牢骚，罗斯梅斯勒也就立即向达姆尔宣战。罗斯梅斯勒要求宣布达姆尔的看法纯粹是他个人的事情；中央委员会同意罗斯梅斯勒的著作，因此它对谁是工人这个问题已经作出不同的决定。于是中央委员会面临着一个可能使它分裂的重大问题。一个协议很费劲地把结构的裂缝暂时粘上。瓦尔特希根据罗斯梅斯勒打的草稿，给巴尔策写了回信，信中说，达姆尔没有提出原则性的问题，他只想作实际努力，使不独立的工人作为人民中最受压迫的阶级在工人大会上有其足够的代表，这同罗斯梅斯勒的看法并不矛盾。至于派谁参加代表大会，必须由各城市的工人决定，中央委员会不作决定。可是，达姆尔同意佩尔及其同志的策略行动，那是完逢正确的；巴尔策应当尽快地同佩尔团结一致，召开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一个得到各方面承认的地方委员会。 当然，无产阶级的乐队在其他地方都不像在汉堡这样由当时工人运动的潜在的混乱中发出尖锐声音，而这种混乱本身削弱了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力。它的宣言在许多地方得到反应，可是这种反应或多或少停留在精神上同情的阶段。施韦临的老民主主义者徳姆勒尔差不多最诚挚地做了答复，可是他怎么能够召集梅克伦堡的工人呢？甚至同柏林和莱比锡一样是运动发源地的纽伦堡也宣称无能为力，一方面因为警察从中阻挠，另一方面因为纽伦堡的工人为了开工人大会花了一百二十塔勒而经济拮据了。也许资产阶级影响在这里已经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布勒斯劳的手工业者协会就根据舒尔采-德里奇的意见办事，他在12月5日给莱比锡写了一封带讽刺口吻的信说，人们觉得那里总是十分忙，地方委员会到底应该干什么昵？是收集统计呢，还是做别的事情呢？资产阶级很快就看淸了形势，并且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一开始，它就收起苦脸，强作欢颜；它参与工人代表大会只是为了使这个大会失败得更加彻底。它有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个优点，而且充分利用了这个优点。 12月初，黄鼠狼就幼稚而自负地推荐自己照看鸡雏；舒尔采-德里奇给“最善良的瓦尔特希先生”写信说：“按照您确定代表大会会期的情形，也许我有可能在这无限重要和艰巨的事业中给您做一个报告，也可以说是当您的报告员。”舒尔采在柏林已经做那些由于拉萨尔后来的反驳文章而博得悲惨名声的报告；这些报告企图利用空洞的谬论使工人看不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接着，在民族联盟的大本营科堡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人教育协会，这年年末或第二年年初，周刊《全德工人报》的试刊也在那里出版，这个报纸是由民族联盟的业务领导人，施特赖特律师编辑和发行的。施特赖特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大槪是司徒卢威一派，因此比柏林的进步党人激进；他在自己的新报上发出的反对容克和教士的声调比其他资产阶级反对派通常的声调都激烈，他对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也抱友好态度，甚至“友好而恭顺地”同拉萨尔通信，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在政治上工人仍然由资产阶级牵着走，并且满足于舒尔采-德里奇给他们开的社会处方。新报创刊不到一星期，科堡工人教育协会在1863年1月8日向莱比锡写报告说，对工人代表大会的种种顾虑，在许多通讯，尤其是南德的通讯中发生了影响，这些顾虑无论如何是值得考虑的，而且也必须十分慎重地交换意见。可是后来，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奥芬巴赫、博肯海姆，弗勒尔斯海姆、博恩海姆的在美因郜组成一个联合会的工人教育协会中央委员会，同时还以美因兹和曼海姆协会的名义，于1月30日报吿说，在奥芬巴赫举行的一次会议决定：一、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应延期举行工人代表大会；二、它应该同工人教育协会举行一个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可于1863年8月前后在一个屮心地点，如爱森纳赫或哥达或魏玛举行，以便筹备召开全德工人大会。科堡的协 会和报纸立即对这个提示表示异常关心。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手里的牌已经完全亮出来了。它想夺取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把它交到还完全依赖它的工人教育协会手里。如果工人代表大会由于奥芬巴赫决议已被推迟，那么资产阶级对于在爱森纳赫或哥达或魏玛举行计划中的预备会议，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恰恰相反，如果工人教育协会互相联合起来，那么面对着德国的结社法，它们的处境还要困难得多，它们的整个存在还要更多地依靠各邦政府的恩典，资产阶级就更容易在痛心地抱怨该死的反动派的情况下，防止工人“政治上的越轨行为”。 正当汉堡的争论揭露了屮央委员会本身的刚刚冒头的分裂的时候，关于奥芬巴赫决议的消息传到了莱比锡。在这个严重的情况下，瓦尔特希起草了一个宣言，企图消除委员会的第一个宣言引起的“种种混乱和怀疑”。这个宣言开始就明确宣称，工人教育协会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接合点；“工人运动的唯一机构只能是由自由的工人集会选举的委员会”。宣言在回答谁是工人这个问题时很不坚决，用的是回避要点的语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绝大部分是不独立的工人，也就是不是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交给广大公众而交给个别雇主的一些人，一小部分是在许多方面同前者接近的人”。因此中央委员会首先依靠它的同志。 然后宣言谈到，一个工人大会的纲领提出也得到资产阶级拥护的、在许多国家早已实现的要求，这个工人大会还有什么意义的问题。瓦尔特希回答说，工人们要想在这些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当人们至今根本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就更想这样做；大家越不相信他们已经成熟，他们就想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他们不受任何琐屑的顾虑所支配。代表大会决不是对魏玛行会会员大会的示威；工人根本不同这个半死不活的敌人打交道，他们要求对内对外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想在已经得到的迁徙自由和经营自由是否真正够了这个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要想知道，对于合作事业，工人成熟到什么程度，以及加快这种成熟性到什么程度。“我们了解我们的同志们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贫困，我们关心他们；朋友们，我们希望你们终于说明，压在你们身上的这种贫困多么沉重，代表大会将成为你们的喉舌。它要证明，德国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它感到自己有责任解决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即使做不到这点，也应该鼓励和推动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把清楚的理智，丰富的感情、慎重而坚决的行动集于自身，因为它既没有英国人的发财致富的唯物主义，也不懂法国人的自成系统的唯心主义，因为它能够而且也想在现有条件下沉着地继续经营，辛劳地争取自己的精神解放和物质解放。”这一段话是这个宣言的重点，此外宣言再一次鼓舞人们大力筹备代表大会，选举地方委员会，尤其是进行筹款。宣言也提出了一个在当前情况下对双方都很不利的建议，即延揽“受托人”；提建议的人在这个建议上能够找到真正的关犍，这至少是一件幸事。 这个宣言没有发表，肯定地说，即使发表也不能使中央委员会摆脱它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政策而陷入的窘境。宣言已经流露出使资产阶级有理由害怕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阶级意识，可是还没有流露出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切阴谋诡计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明确的阶级意识。有斧头还没有斧柄。工人们痛心地但也正确地感觉到，他们所要求的宣吿自己成熟的声明被资产阶级否定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一个政治—社会纲领中说明自己的要求。工人为了能够参加民族联盟，正式请求联盟把一年的盟费改成按月檄纳，这件事是这时发生的。还是前一个时期发生的，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确定了。联盟不同意这样做的答复是人所共知的，它的理由是，工人们可以把自己看做是“精神上的名誉盟员”，最好工人协会给它们的主席缴一年的盟费，这样工人协会通过它们的主席可以在民族联盟中有自己的代表。 资产阶级用类似的方式回避普选权的要求。民族联盟以它要求包含普选权的1849年的帝国宪法来证明它拥护普选权；正如罗斯梅斯勒在他的文章中所说，此外还特别要求普选权，是没有意义的。普鲁士进步党确实已经原则上把普选权从自己的纲领中勾掉，不过它在工人面前还支吾其词；比如舒尔采·德里奇说，“当然”，作为权利平等的要求，普选权肯定是可以给与的。只是为了正确地使用它，工人群众必须先受教育。指出第二帝国时期关于普选权的经验，给进步党人帮了大忙，恰恰也在最觉悟的工人中间为他们帮了大忙。1863年2月，倍倍尔表示反对普选权，约克也在同一时期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在现实条件下想为普选权尽力，是异常危险的，首先是因为这样做目前得不到效果，其次，我认为普选权是损人不利己的，只要像现在这样，只有少数人受教育，它就很容易被用来反对自由。”因此，这样直率地树立普选权的旗帜，不是给中央委员会的处境减少困难，而是增加困难。瓦尔特希在新宣言的草稿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普选权。 中央委员会没有发表这个宣言，而是去找一个真正的“受托人”，在全德国只有这个人能够帮助它。现在拉萨尔的《工人纲领》已经逐渐发生作用了。1863年2月初，屮央委员会的两位主席瓦尔特瓦和达姆尔动身到柏林去同拉萨尔商谈。商谈在拉萨尔的住宅进行，路德维希·洛厄佛也在座。他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个成果表现在中央委员会2月10日所做的决议里。中央委员会在科堡工人报上发表了一个宣言，坚持要召开代表大会，但反对操之过急；只有在大多数的德国工人同意甚至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希望召开一个有充分准备的代表大会，并希望有对一切问题都完全清楚的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这个大会。”宣言没有谈到任何原则性的问题，可是中央委员会大槪同时正式请求拉萨尔，用任何一种他认为合适的形式，关于工人运动及其可以利用的手殷，尤其是关于合作社对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的价值发表自己的意见。 拉萨尔用《公开的答复》一文作答，这篇文章上写的是3月1日的日期，大约在3月中旬公之于世。 五 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公开的答复》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认为工人根本不必关心政治和工人应该给进步党充当无私的合唱队和共鸣板，这两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工人只能从政治自由中期待自己的正当利益的实现，但是进步党通过它在普鲁士宪法纠纷中的态度表明，它完全没有能力哪怕只促成自由利益的最小的实际发展。工人等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使平等、直接的普选权成为这个党的原则性口号和旗帜。工人等级在德国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机构只能在政治方面满足自己的正当利益。为此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开展一个和平的、合法的宣传活动，乃是工人党的政治纲领。这个党对进步党的策略是不言而喻的；它必须到处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党，虽想它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支持进步党，但是只要进步党离开了共同利益，就坚决背离它，反对它，正是利用这种手段迫使进步党要么向前发展，提高进步的水平，要么越来越深地陷入它现在已经陷得很深的不起作用、没有权力的泥沼里。 然后拉萨尔来回答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给他提出的社会问题。他说，关于迁徙自由和经营自由的讨论，不应列入工人代表大会的议程。这种讨论至少有迟来五十多年这个缺点。人们一声不响地在一个立法机构中宣吿迁徙自由和经营自由，可是人们不再加以讨论。储蓄会、残废者互助会、急难互助会、疾病互助会可以减轻工人个人的贫困，可是对于改善工人等级本身的正常状况来说，它们却是毫无力量的手段。拉萨尔引用胡贝尔的相同见解，以便通过这个在政治上站在同他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在经济上站在同他完全不同的立场上的人的证言，最简捷地消除这种怀疑：似乎他不重视这些互助会只是早已存在的政治倾向的结果。 现在来谈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社！拉萨尔没有批判政治活动家和国民经济学理论家的舒尔采，以便热情地同“德国合作事业的父亲和创始人”握手。可是对于舒尔采的合作社能否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这个问题，拉萨尔十分坚决地给予否定的答复。信贷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最多能使没有资产的手工业行东同本身已经不能经受大资本和工厂大批生产的竞争的有资产的手工业行东处于同等地位。它们可以延长小手工业者垂死挣扎的吋间，从而增加这种垂死挣扎的痛苦，可恶地阻止我们的文化发展：它们根本不接触在大工业中劳动的、日益壮大的真正的工人等级。 相反地，舒尔采的消费合作社当然可以包括整个工人等级。不过它也完全不能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要想帮助作为消费者的工人，而不在他真正受压迫的一面（作为生产者）帮助他，这已经是完全错误的。工人作为消费者也处在不利的境地，他必须零星购入自己的必需品，因而遭受零售商店的剥削，消费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期限内可以消除这个弊害。但是这个次要的损害同压在工人身上的主要的严重的损害毫无关系。 拉萨尔阐明了“铁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劳动供求的支配下，决定工资，它使平均工资停留在一个国家中根据习惯为了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限度上。“工资不能经常超过这个平均数，否则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就会增加结婚和出生率，增加工人人口，从而增加了又把工资降低到从前的水平，甚至降低到那个水平以下的人手的供给。工资也不能长期落在必要的生活费用下面，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产生移民、不结婚、节育，最后由于贫困而产生工人人数的减少，因而又减少人手的供给，又使工资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因此真正的平均工资处于变动之中，经常在它必须不断地落回的重心周围旋转，有时比它高些（所有或个别劳动部门的繁荣时期），有时比它低些（多少带有普遍性的困难和危机时期）。” 拉萨尔说，自由经济学派本身发现和证明了这个规律，他能够为此举出同国民经济学中的伟大而著名的人物一样多的证人。他建议工人去问每个要想改他们的处境的人，是否承认这个规律，如果他不承认它或者不知道怎样消除它，就把他当作一个空谈家而背离他。他把这个规律的作用总括如下：“从劳动收入（生产）中首先扣除了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部分（工资）并在工人中分配。生产——劳动收入——的整个剩余落到企业主的手里。”工人是无产者阶级，因为他们甚至不得不被由于文明进步而增长的生产力，也就是被增长的劳动收入，被他们自己的劳动的增长了的收益能力排除出去。给予他们的，经常是生活必需品，给予企业主的，经常是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由劳动创造的一切。 拉萨尔承认，如果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许多工业产品价格大大下降，同时进入了一个人手需要增加的较长时期，在一个国家中根据习惯属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的范围扩大了，如果人们把不同的时代互相比较，工人等级将来的状况可能比过去好一些。他稍稍离开正题来讲这个问题，是因为这种偶然发生的、微不足道的改善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始终是那些要想欺骗工人的人仿照巴师夏的先例用廉价而空洞的言词反复谈论的问题。在各个世纪中。工人等级的整个状况是否真正不断得到改善，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学术性的研究，而那些不断地用“前一世纪的棉布多么贵，现在他们能用多少棉布做衣裳”这番话来安慰工人的人即使概略地进行这种研究也是不可能的。他也不能进行这种硏究，因为他不仅要给工人绝对确实的东西，而且也要给他们很容易论证的东西，可是假定这种改善已经发生，无论如何这就是顚倒了有关的问题。人们愚弄工人，欺骗工人。 如果工人谈到他们的状况改善，那么同一时期的生活习惯就是它的尺度。而人们都把他们的状况同前几个世纪的工人状况作所谓的比较，以此来安慰他们！当然，今天工人的处境比波多苦多人[1]和吃人者要好一些，这是确定的事实。可是，人的任何满足永远只取决于满足手段同在一个时期已经习惯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比例，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的最少的增长也造成前所未有的苦难和匮乏。“如果波多苦多人不买肥皂，他缺少什么呢，如果吃人者不穿讲究的上衣，他缺少什么呢，如果在发现美洲以前工人不抽烟，他缺少什么呢，如果工人在发明印刷术以前，他不能买一本有用的书，他缺少什么呢？”即使必需的生活条件的水平在各个不同时期确实已经提高了，工人的人的处境在这些不同时期还是始终不变，即永远在各个时代习惯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最低水平周围变动，有时比它高一点，有时比它低一点。 于是拉萨尔把他对于消费合作社的评价做了如下的总结：只要工人中仅仅有个别集团参加消费合作社，只要消费合作社不接触一般的工资，它们就只能使入社的工人以消费者的身分，通过比较便宜的消费，稍稍改善贫困状况。可是一旦消费合作社开始包括整个工人等级，工资铁律就使得工资由于生活费用通过消费合作社变得更便宜而必然同样下降，这样一来，到那时为止消费合作社给个别工人集团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又化为乌有了。 因此，舒尔采的所有组织对工人等级本身没有什么帮助。“怎么回事？难道工人个人的自由联合的原则不能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吗？”对此拉萨尔回答说：“当然能够——可是只有把这个原则应用和扩展到工厂的大规模生产上才行。使工人等级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通过这种手段，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消除那条规定工资的残酷的铁律！如果工人等级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那么工资和企业主利润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从而单纯的工资也没有了，劳动收入作为劳动的报酬代替工资的位置！”用最和平、最合法、最简单的方式，即工人等级通过自愿的联合以自己企业的主人的身分组织起来，取消企业主利润，这是工人等级状况的唯一真正的、唯一合乎它的正当要求的、唯一不是幻想的改善。 可是怎么做呢？拉萨尔又接着说，看一看铁路、机器厂、造船厂、棉纺厂、织布厂等等，看一看工人的空空如也的口袋就可以知道，如果工人仍然仅仅作为个人孤军奋战，他们就决不可能自己经营大工业。“正因为如此，国家的事业和任务就是使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即把工人等级个人的自由联合的伟大事业抓到自己手里，促进它，发展它，使它成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向你们提供自己组织和联合的手段和可能性。” 拉萨尔这时指出，有人说国家的任何这种干预取消了社会的自助，这是把人引入迷途的叫喊。如果国家给青年聘请教师，设立学校和图书馆，那么它并不妨碍青年自修。可能有个别人没有利用教师、学校和图书馆而受到教育，可能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工人的个别集团尤其在英国通过仅仅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成立的合作社，在大生产的某些较小的部门，在某一个小范围内使他们的状况得到一些改善，那么这些例外只是证实这条规则，即对于整个工人等级说来，只有逋过国家帮助才能真正改善它的状况。 同样，工人也不愿受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廉价的空论欺骗。”离开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远的莫过于这个要求。即劳动阶级完全同今天一样，保持它们的个人自由，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劳动报酬，同国家的关系无非是通过国家得到它们办合作社所必需的资本或必需的贷款。可是，促进和介绍人类文化的巨大进步，正是国家的任务和职责。这是它的使命。它为此而存在，永远为此服务而且必须为此服务。”拉萨尔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举可以举的关于运河、公路、邮局、邮船航线，电报、地租银行、农业改革、新生产部门的设立等等成百个例子，而深入地谈了谈国家对于铁路工程的利息保证。他说，这种利息保证是国家的极为强烈的干与，是有利于富裕的有产阶级的，这些阶级本来就掌握一切资本和信贷，可以比工人容易得多地抛弃国家的干与，可是它们还是要求这种干与。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可是，如果问题在于国家为了受苦的阶级，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参与其事，那么这种干与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管铁路引起的文化进步多么大，它同劳动阶级的联合达到的最巨大的文化进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拉萨尔在一个注解里对此作了说明：关于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及整个工人等级的合作社所需要的资本（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所需的贷款）很容易得到的问题，在对货币和信贷的社会职能作过金融理论方面的讨论以后再谈。此外，所有这种有关执行方法的讨论完全是多余的、不起作用的；如果实现要求是用以想象的，这种讨论才有实际的价值。拉萨尔暂时停留于下面的指示：“这些合作社当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遍及整个工人等级。它们将从由于雇佣的工人最多而最适合联合的工业部门开始。它们将从那些地区开始，那些地区由于它们的经营活动的方式、由于它们的人口密度以及由于居民自愿联合的意向——这是三个通常同时出现的因素——比其他地区适合联合。一旦成立了一批这样的合作社，一切其他企业部门和地区就越来越容易地建立合作社，因为一切由国家帮助建立的合作社必须而且也将参加一个信贷联合会。除去信贷联合会以外，一个保险联合会可以包括各种不同的合作社，这个联合会通过分配补偿可能发生的营业损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国家决不会终于在这些团体中起独裁者的作用，它的职权只是确定或批准章程和为了保证国家利益所需要的对营业的监督。每周先发给工人适合该地该企业水平的工资，年终把合作社的嬴利作为红利分给工人。”为了证明成立这些合作社的实际可能性以及证明它们的存在会带来很大利益，拉萨尔提到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虽然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帮助和支持成立的，完全依靠孤立的工人的努力，但是却得到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些合作社确实是未来的先锋，它们用坚强的手开辟道路，不顾与它们对抗的不可能性，取得了可信的实际结果，这说明，如果国家帮助克服这种不可能性，就会得到大不相同的结果。 可是到底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1851年，普鲁士王国国家统计局根据官方税册公布了居民如何根据收入分担赋税的计算法。拉萨尔把这个计算的结果用原话和原来的数字再说了一遍，然后把它总括了一下：“百分之七十二又四分之三的居民的收入不足一百塔勒，即处于最贫困的状态！其他百分之十六又四分之三的居民的收入在一百塔勒至二百塔勒之间，即处于几乎没有改善，仍然贫困的状态，其他百分之七又四分之一的居民收入在二百塔勒至四百塔勒之间，即仍然处在困难状态，百分之三又四分之一的居民收入四百塔勒至一千塔勒，一部分处在勉强得过的状态，一部分处在富裕的状态，最后有百分之零点五的居民是大大小小的富豪。仅仅两个最低的、最受压迫的阶级即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如果人们（人们也必须这样）再把仍然没有资产的、受压迫的第三个阶级的百分之七又四分之一加上去，那么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六又四分之一的人处在受压迫的贫困状态。国家属于你们，受苦的阶级，而不属于我们，较高的等级，因为国家是由你们组成的。国家是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你们从很少几个数字屮比从几本厚书中看得更明显：你们贫穷阶级的大联合——这就是国家！”为什么工人的这个大联合不应该对他们的较小的联合发生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呢？ 拉萨尔还特别提出一个例证，说明不依靠国家的资助、利用自由联合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而想用其他任何方法都是不可能的，这时他谈了谈英国工人合作社中最有名的一个，罗奇德耳[2]的开路人。他强调指出，在那个合作社中产生过一个旨在使那些不同时是股东的工人得不到营业利润的运动；有工人资产和雇主思想的工人，罗奇德耳的开路人就变成了这幅令人讨厌的讽剌画。此外，合作社的工厂有一千六百个工人股东，而在那里劳动的工人只有五百人；如果人们不干脆想象工人就是富人（如果是这样，一切问题都在幻想中解决了），那么在本工厂中劳动的工人就永远也不能从自己口袋里掏岀工厂所需要的投资。为此需要多得多的不在工厂劳动的别的工人股东。两者在罗奇德耳的开路人那里的比例是一比三，这甚至是很顺利的，只能用十分特殊的例外情况来作解释，此外这个比例必然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增长，因为文明的进步恰恰在于，每天有更多的死的自然力，即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因而投资额对人的劳动的数量的比数每天增长。如果合作社扩及整个工人等级，哪里找到三倍或者更多倍数的、现在还必然支持在工厂劳动的工人的工人股东，来给这些工厂投资呢？ 因此，用这种办法，通过工人等级的成员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努力，解放工人等级，从数学上看是完全不可能的。工人等级脱离苦海的唯一道路就是自由的个人联合，通过国家的推动和援助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怎样使国家能够参与其事呢？答案立即十分清楚地摆在大家面前：只有通过直接、普遍的选举权才能办到。如果德国的立法机关是由这种选举权产生的（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能规定由国家履行这个义务。“然后在立法机关中提出这个要求。然后这种参与的范围、形式和手段可以借助理智和科学来讨论，然后你们可以放心——了解你们的情况，献身于你们的事业的人，就能够用科学的锋利武器武装起来，站在你们一边，保护你们的利益！如果而且只要你们的事业的代表仍然只占少数，那么你们，社会上的没有资产的阶级无论如何只能归罪于你们自己和你们的选举不当。”普选权不仅是工人等级的基本政治原则，也是它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 那么怎样使普选权得以实现呢？拉萨尔指出反对英国谷物税的五年多的鼓动工作，谷物税终于被托利党内阁废除了。“你们自己组成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在德国各邦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合法的、和平的，但是不倦、不断的宣传活动，从这个联合会哪怕只包括十万德国工人的时刻起，它就会是一个力量。任何人都不得不加以重视。”工人应该把这个号召传播到每个作坊、每个村在、每间茅屋中去。城市工人应该把他们的较高的见识和修养灌输给农村工人，应该随时随地、不断不停地讨论普选权的必要性。工人们应该建立互助会，这些互助会虽然资金很少，但却是进行宣传活动的巨大财力，利用这些互助会可以创办公开的报纸，散发传单，派出代表。你们应该每天不倦地重复这一点，再重复这一点，永远重复这一点。“取得实际成果的一切艺术在于任何时候都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点，集中于最重要的一点，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你们不要向右看也不要向左看，对于一切不叫作普遍、直接的选举权或者与它没有联系，不能导致它的东西都不要听。”如果在不多几年内能够实现的这个号召，确实被传播到构成社会上的贫穷的、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到九十六的人们中去，那么人们就不能长期反对它。 各邦政府可能同资产阶级为政治权利斗气、争吵。它们甚至可能用对政治权利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拒绝工人的政治权利，从而拒绝普选权。“可是普选权已被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到九十六的人理解为一个生存问题，因此它也被热情地传播到整个民族中去——先生们，你们可以完全放心，没有任何力量会长期反对普选权。这就是你们必须树立的标志。这就是你们胜利的标志！对你们说来，别的东西是没有的！《公开的答复》就是这样结束的。 六 拉萨尔的会战计划拉萨尔的《公并的答复》对《工人纲领》的关系，就同战术对战略，会战计划对战役计划的关系那样。它是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战争的第一次会战所做的战斗部署。拉萨尔作为工人鼓动家在《公开的答复》中提出的不是结论而是导言。他知道，他要想投入战争的群众是由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组成的，他们的看法和理解力极为偏狭，必须在炮火中受到锻炼。拉萨尔也必须仔细注意他行军所经的地形，注意他所冲击的堡垒的构造和形势，注意发射的敌炮的口径。现在他必须实际上克服一切革命行动的辩证矛盾，他曾经使这个矛盾成为他所创作的悲剧的可悲思想。问题在于把原则的全部坚决性同政策的必要的片面性结合起来。 拉萨尔不能（至少不能像马克思所要求他的那样）保持“同过去的工人运动的天然联系”。几乎没有哪两个时代的差异比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同发表《公开的答复》的时代的差异更大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精锐小部队说话，这支小部队几年乃至几十年以来住在欧洲交通的中心称纽，熟悉了德国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的最困难的问题，它团结在一个秘密的宣传协会之中，在革命的前夜做准备工作，在欧洲的扰攘不安的群众中为共产主义进行宣传。相反地，拉萨尔对一个经济和政治上还很落后的国家的工人阶级说话，这个阶级还远没有摆脱凶恶的反动妖魔，通常革命的炮火洗礼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但是在最近时期内这种迅速提高是没有希望的；这个阶级应该作为群众性政党，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战斗，可是连它最进步的成员对于这个社会的本质也几乎亳无所知。假如对当时的德国工人只能被他们最切身的利益吸引住这一点有所怀疑，那么对拉萨尔来说，他的《工人纲领》所受的待遇必然消除了这种怀疑。《工人纲领》虽然也已经使《共产党宣言》的思想适应德国的状况，但是它在工人阶级中没有引起反应。 拉萨尔不愿根据一个纯理论的处方，预先规定德国工人运动的进程，而是完全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只要徳国存在真正的阶级运动，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宣传活动的现实基础。他从普选权和合作运动，这两个开始推动德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他向德国工人说明，对他们来说，普选权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不掌握政权，他们决不能满足自己的阶级利益，这样他就立即使普选权的要求具有原则的全部坚决性。四十年的德国历史给拉萨尔证实了，他在这一方面对德国状况判断得多么正确。当他使普选权成为工人运动的口号的时候，普选权没有享有最高的声誉，因此应该对他的功绩作出更高的评价。资产阶级群众出于多疑的阶级本能反对普选权，而另外一些人（不仅有朗格和洛贝尔图斯，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第二帝国时期实行普选权的经验对普选权表示怀疑。 诚然，拉萨尔对普选权作了过高的评价。虽然一开始他就说，普选权不是魔法杖，虽然他认为普选权不是立即而是长期下去才能发生重大作用，但是他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测定这个期限。在这一方面拉萨尔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也是这样）大胆而眼光远大的思想家的那种错觉。可是这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拉萨或尔正确地认识到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普选权是一个武器，德国无产阶级必须而且也将用这个武器进行斗争，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虽然这个见解遭到这样激烈的而且是来自这样有影响的人士的反对，事实的力量却不断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向拉萨尔预先给它规定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以普选权作为它最适合、最有效的武器而成长壮大的，关于这一点任何人也没有恩格斯在他的最后著作中说得更有说服力了。[3] 然后拉萨尔谈到合作社问题。他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工资规律粉碎了关于工人阶级的这个所谓万应灵丹的一切幻想。他用无产阶级压迫者自己的武器打击这些压迫者。拉萨尔在后来的演说和文章中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即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切著名的代表人物都承认他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规律。可是正是他十分强调的这个规律的“铁的”性质被社会主义经济学证明为站不住脚的，因此重要的是，要研究拉萨尔是否相信这个规律存在并根据什么历史权利相信这个规律存在。 首先，马克思后来在一个极不愉快的时刻所写的东西是不正确的：“……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的规律，那么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幺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4]可是拉萨尔并没有陷入这个矛盾之中。他不是像朗格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对待马尔萨斯的理论，他比他们两个几乎更明确地指出了马尔萨斯理论的特征。他指责这种理论的真正核心，即认为人口繁殖的速度有超过生活资料增加速度的倾向，是一个“早就遭到反驳的错误”，他嘲笑由这个错误所引出的关于“明智地节制”生育的理论是幼稚的、不道德的、不合人情的、不自然的，“完全是胡说八道”。同马尔萨斯相反，拉萨尔说：劳动的人手越多，财富就越多；如果今天的情况还不是这样，那么缺点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对抗作用”。因此，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中强调指出“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劳动供求的支配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工资规律是有效的。他不是像马尔萨斯主义者那样把它看做是一个自然规律，而是看做一个社会规律，因此他可以毫不矛盾地说，社会的另一种组织可以取消这个规律。 显然这种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期在他们的包括《共产党宣言》的早期著作中所发表的关于工资规律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就说过，人口并不在自然界中威胁生活资料，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威胁就业手段；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力的生产受竞争规律调节。恩格斯在他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说明工资规律所用的话与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中所用的差不多相同，事实上恩格斯也承认拉萨尔像他自己和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所理解的那样引用了工资规律，即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规律，不是作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然规律。大概朗格也没有说，拉萨尔用马尔萨斯理论证明工资规律，相反地他责备拉萨尔忽视了这个理论，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引出他的规律。 可是，即使在这种限制下，工资规律的“铁的”性质仍然遭到马克思的驳斥，说得更确切一些是用科学上不可争辩的方式证明，它对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现代工业及其有规律的周期变动不是通过人口的绝对运动，而是通过相对的过剩人口，通过资本根据自己的伸展或收缩而吸收或推回的产业后备军来调节它对劳动力的需要。“但在由于工资上涨，实际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能够积极增加之前，恐怕已经再三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必然有产业战进行着，厮杀着，并且要打出胜负来。”[5]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起支配作用的工资铁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鼎盛时期变成一个有伸缩性的工资规律。它的上限是资本的利用需要，它的下限是工人所能忍受的目前不致饿死的贫困的程度。在这些界限内，工资额不是由人口的自然运动决定的，而是由工人对资本尽可能从劳动力中榨出无偿劳动的经常倾向进行的反抗来决定的。如果这种倾向碰不到任何反抗，那么它就发展成为不是铁律的作用能再提高的低微工资。如果这种倾向遭到反抗，那么它就按照这种反抗的力量和程度而被消除，因此，工厂法、工会以及其他能够增强工人的反抗力的东西决不是螳臂当车，而按照工资铁律的理论，却应该是这样。可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增加，从而无产阶级阶级状况的不断恶化，这是工人的一切反抗都不能制止的。“使……产业后备军常常与积累的范围和能力保持均衡的规律，又把劳动者牢牢锁在资本上面，比火神黑伏士把普罗米修斯锁在岩石上，还要钻得坚牢。这就引起一个与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的积累。在一极有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对极，那个把自己的产品当作资本来生产的阶级，就有穷困、劳动折磨、奴隶状态、无知、粗暴及精神颓废等等的积累。”[6]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即在拉萨尔死后三年）所阐明的那样，这是大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工资规律。 如果说拉萨尔在他提出工资铁律的时候有理由说，它是一个在科学上不容争辩的规律于毫无疑问，他相信这个规律是正确的，那么当然还要补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就已经指出产业后备军和它对工资所施加的压力，他们预言了无产阶级不可遏止地下降到赤贫的境地，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屮正是由此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拉萨尔在后来的著作，尤其是在他的主要经济著作《巴师夏—舒尔采》中，确实毫无顾忌地论述了使现代无产阶级的状况比从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状况更坏的这种生存的不稳定性。他之所以不在《公开的答复》中就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他在这里只想提出“绝对确定的和容易论证的东西”。因此他完全不谈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的状况是经当改善还是经常恶化的问题，而只谈即使人们作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有利的假定，工人的状况还是不能忍受的这一事实。 当然这一事实也不因马克思所阐明的工资规律而有任何改变。恰恰相反！现在举一个数字为例来说明问题，拉萨尔的工资铁律这样说：资本主义社会欠无产阶级一百，而马克思的有伸缩性的工资规津说：不，资本主义社会欠无产阶级一千。资产阶级抱怨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工资铁律，而不对它在这样长的时期内依靠拉萨尔的“引入迷途”的权威，对资本主义社会施加的“不公正行为”表示忏悔，这种抱怨是没有理由的。比较严肃的指责是，拉萨尔被工资铁律的结论所牵制，低估了工人保护法和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只要它不是没有实际目的的）的意义。工会运动在德国暂时还不能开展，并非由于拉萨尔的理论错误，而是因为德国差不多所有邦政府和人民代议机关都死抱住禁止工人联合的法令不放。不通过威胁性的群众运动从这些高级官厅手中夺取工厂法，却为此向它们苦苦哀求，这是拉萨尔即使确实没有低估工人保护法的意义，也不能做的一种儿戏。 对当时的实践来说，拉萨尔从工资铁律中为消费合作社引出的结论可能是重要的。他认为要想帮助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就是本末倒置，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管这种帮助多么微小，它也不像拉萨尔根据工资铁律所认为的那样渺茫。可是他也不是劝吿工人不要参加舒尔采的合作社；他反而对他们说，只要这些手段能给个别工人或工人集团以某些帮助，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段。拉萨尔不是反对合作，不是反对自从圣西门以来作为社会主义中心问题的合作生产和合作消费，他只反对在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资产阶级对合作思想的摧残。在估计这种思想仍能有反作为方面，拉萨尔不是走得不够远，而是走得太远，他对英法两国的工人合作社的评价以及热情地同“徳国合作事业的父亲和创始人”握手就说明了这一点。 那种摧残在于，使合作思想脱离了政治方向，出于好心或恶意，劝吿工人说，为了自己的解放，他们不需要政权，而可以作为个人自己帮助自己。拉萨尔用“国家帮助”来反对这种“自助”。他教诲工人说，他们只有组成政党才能走上脱离苦海的道路。这肯定不是标新立异，而只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复兴，正如这个斗争在四十年代不自觉地发展起来，后来《共产党宣言》根据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各个方面做了说明那样。可是正因为如此，它也不是从毕舍或路易·勃朗或其他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代表那里剽窃来的，这个代表要想根据某个人为的建筑计划建设一个新社会，而不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必须掌握它那个时候的运动规律，才能支配它。由此可以看出，拉萨尔是怎样看待“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乌托邦的。 在合作问题上，拉萨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1864年拉萨尔死后，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写道：“1848至1864年的经验毫无疑问地确定，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但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那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苦负担……为了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国家财力。”[7]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同样的精神根据大概是由马克思起草的提案，作岀决议：“个体的雇佣劳动者通过他们的联系所能给与合作运动的发展形式是不健全的，这种合作运动不能通过自身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自由和合作的劳动的一个巨大而和谐的体系，就需要普遍的社会变革，一般的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没有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这种变革就决不能实现：必须从资本家和地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由工人自己行使。”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到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也谈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采取种种措施，把信贷集中到国家手里和建立国营工厂。 可是在这个问题的一点上，拉萨尔从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退回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现点中去了。不过并不是鼓动家打乱了理论家（按照洛贝尔图斯的说法是，“公开的”拉萨尔打乱了“隐秘的“拉萨尔）的计划，而恰恰相反。假如拉萨尔仅从鼓动工作考虑，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所担负的各种各样的任务中，恰恰把生产合作社提到首要地位，那么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无可非难的。因为舒尔采—德里奇本人宣布生产合作社是一切工人合作社的“顶点"，所以简単指岀，他虽然经过十年努力还没有能够建立生产合作社，或者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值得一提的生产合作社，对他就是最确切的反驳。舒尔采虽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在德国却被认为是“社会王国的国王”，如果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运动开展起来，他就必然要退位。可以说明当时情况的特色的是，舒尔朱是在莱茵省的首府被宣布为那种国王的，而且是由马克思的两个老同志宣布的：一个是格奥尔格·荣克，他曾在《莱茵报》工作过，另一个是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他本人还当过《新莱茵报》的编辑，在共产党人审判案中被判了好几年要塞监禁。 可是拉萨尔并没有，或者并不单单出于鼓动的原因而把工人的注意力首先引到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上去。他想给工人提供一些实际的、具体的东西，不能把他的最终目标——消灭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写在他的旗帜上，而不使他的进步党和自由贸易派的“乌合之众”的敌人得到他们所渴望的、在还完全没有觉醒的群众面前巧妙地把他当作一个没有头脑的空想家而击败的可能性，因为拉萨尔还不能公开自己的目的。所以他选择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作为一个完全渗透了目的的本性的手殴。他已经在《公开的答复》中间接地，在《巴师夏-舒尔采》中直接地谈到，有必要用社会的共同信贷经营其共同的事业，把生产的收益按照参加生产者的劳动成绩进行分配。“这一方面的过渡手段，最方便、最温和的过渡手段就是国家资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这还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好几代时间，然而它是有机的、不可遏止地趋向一切进一步发展的、使这种发展由自身展开的芥菜子。”拉萨尔在为这几句话写的一个注里说，正因为他的过渡阶段是这样温和和实际可行，而自身又包含着一切进一步发展的有机萌芽，所以它激起资产阶级的那种无名怒火，假如他提出某个进一步的抽象要求的话，资产阶级会平心静气地把他当作没有危险的异教徒置之不理。理论上的成就和他通过他的《公开的答复》而开始的实际鼓动在一点上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规律。理论上的成就越是完全地引出在它本身发展的原则的一切结论（哪怕是最后的和最没有关系的结论），这种成就就越好。相反地，实际的鼓动越是先集中于一点，然后推论出其他一切，这种鼓动就越有力量。不过这一点必须是本身已经包含其他一切结论的一点，这些结论必须由这一点以有机的必然性发展。 拉萨尔在致洛贝尔图斯的信中也正是这样说的。他在这里明确地说，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在他只是达到目的，即生产社会化的手段，如果洛贝尔图斯对于同样的目的有更好的办法的话，他将欣然受教。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深信国家给工人合作社的贷款不是主要的，但它一定根据自身发展的活动的结果，逐渐地（当然要经过一二百年）导致土地和资本私有制的消灭。 因此关于拉萨尔提出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个要求时的纯正动机，无需再作说明。他认为这个要求很有实现的希望，起初只为它辩护，这也是有道理的。可是这时候他犯了一个理论错误，犯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错误，认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可以取消商品生产的规律。如果人们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当作前提，那幺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属于“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8]这就是说，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不能自发地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们听命于自身发展的活动的结果，它们生产商品，必须服从商品生产的规律。布赫尔曾经说过，它们只制造新私有者，洛贝尔图斯说，对于生产的社会化来说，这种新团体所有制甚至是比资本家的私人所有制更难克服得多的一个障碍。当然拉萨尔答辩说，他根本不要求土地、资本和劳动产品应归工人所有，他要求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即个人的“劳动成果”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这个份额决定于个人的劳动量同全社会劳动量之比。虽然这是他的最终目的，可是他没有看到他的手段对于这个最终目的是不适用的。工人在依靠自身发展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中变成“他们自己企业的主人”，他们的“劳动成果”，如洛贝尔图期所说，将是地租+资本利润十工资，因此，如布赫尔所说，对占有的化学特性没有任何变动。 人们可能认为，拉萨尔的这个理论错误终于成为一场无聊的争论。假设工人像《共产党宣言》和《公开的答复》以同样程度假定的那样，先夺得了政权，那么他们早就学到这么多的逻辑，或者事实的逻辑很快就给他们说明，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不是在《公开的答复》的意义上，只有在《共产党宣言》的意义上才是解放本阶级的一种手段。可是拉萨尔的错误也有实际的后果。如果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有机萌芽”，那么哪一个国家来培植这个幼芽就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就给一切可能的反动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拉萨尔的资产阶级敌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阴谋诡计知道得十分详细，马上就能认出拉萨尔的装备上的弱点。假如他们的进步的长腿不靠着一根棍子，他们在这一点上甚至会比他们实际所做的更凶恶得多地逼迫他。为了彻底揭露拉萨尔的错误（他们，恰恰是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坦率得超过对他们似乎有利的范围，显露“各界优秀人物”的美点，于是他们满足于根本没有或者十分表面地接触问题核心的指责，以致拉萨尔要击退这些指责是相当容易的，当然这又加强了他的错误现点。 此外拉萨尔是一个头脑清楚、目光敏锐的思想家，不会这样由于外来影响而突然想到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个念头，也不能够这么直截了当地摆脱这个念头。相反地，它同他的全部经济思想纠缠在一起。拉萨尔把地租和资本利润正确理解为劳动产品的扣除，可是他只把这看做是对工人阶级的“诈骗”；他把剩余价值的形成理解为一个法哲学的问题，不像马克思那样理解为一个提供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能使整个经济学发生革命的经济事实。不管拉萨尔怎样站在《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他也没有完全割断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对他的束缚立在《工人纲领》中以及在拉萨尔后来的鼓动著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法国社会主义有一定程度的依靠。 这种一定程度的依靠之所以不可忽略，是因为它往往被夸大到最可怕的程度。拉萨尔有一切理由推测，他的和路易·勃朗的“国民樫济学观点可以很明显地各奔东西”；他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同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场是这样的不同，以致只有曾经被判定为见树不见林的德国教授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而阿尔伯特·朗格在1865年就已经提醒人们不要这样做。拉萨尔赞同四十年代法国社会民主派的意见，可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并不放弃对他的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他也批判地克服了它的幻想，只剩下一点残余，这个残余还给经济问题披上法学的、哲学的和一般思想的伪装。剩余价值作为经济杠杆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可是作为“对工人的诈骗”，它不会被想象得如此美好的国家所废除。拉萨尔在他的法学和哲学观念方面，也从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并得岀同他们完全不同的结论；他渊源于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毕舍则渊源于圣西门，勃朗渊源于傅立叶。可是拉萨尔在为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辩护时，卷入了有时像毕舍有时像勃朗的一系列矛盾之中，并不是因为他剽窃了他们的著作，而是因为解决同一不可解决的矛盾的一切尝试必然有某种相似的地方。 拉萨尔从普鲁士的收入统计中引出的错误结论同对社会和国家的唯心的，形式的了解也有关系。他已经证明了他本来要想利用这个统计证明的东西，尽管有无数有道理的和没有道理的责难，有的是针对他的主观的解释，有的是针对他所报道的数字的客现正确性。一切可信的和不可信的算术都不能推翻这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的国家里，大多数人过着不同程度的贫困生活，相当少的少数人过着大体可以糊口的生活，占全人口绝对或相对极小比例的人过着不同程度的富裕生活。正如拉萨尔在他的一次辩护发言中所说，一切统计资料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有产者只像几根孤零零的柱子矗立在绝大多数人的阴暗潮水中，仿佛是为了表示，那股潮水多么阴暗，多么深邃”。可是，拉萨尔从他的数字中得出结论说，几年之内，就可以把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到九十六的贫穷的、没有资产的人民聚集到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旗帜周围，这个错误甚至使他感到最难受的失望。 四十年代的法国社会主义提出来和资产阶级对立的“人民”，同《共产党宣言》提出来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现代工人阶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拉萨尔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结构。他忽略了，现代工业的雇佣工人只是没有资产的阶级中的一个相出小的部分，而在这个相当小的部分中又只有一个相当小的部分有了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构成全人口的贫穷群众的各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即农村无产阶级、婢仆、小农、小官吏、小手工犯者乃至一部分帮工都对工业雇佣工人的解放斗争抱敌对的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不同阶级的见解和思想决定于它们的特殊的阶级地位，为了使它们领会经济的辩证法（起初最有说服力的雄辩术也不能使它们体会这种辩证法），需要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不同的变革。拉萨尔想用思想的推动力完成只有经济的推动力才能完成的事情。 因此，《公开的答复》有不少缺点和片面的地方，但恰恰是这些缺点和片面的地方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它的直接影响。工资铁律、对剩余价值的道义和法律上的判决、收入统计及其动人的数字使几十万颗高贵的心燃烧，使几十万支坚强的臂膀受到锻炼。这样说并没有任何辩护的意思，而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假如拉萨尔把理由不充分的论点传播到群众中去，并非因为他认为它们是正确的，而只是因为他认为它们能起作用。那么他就不应受到辩护，而因为他认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用人就无须为他辩护。可是，正如《公开的答复》中的片面性和弱点乃至一切都出于一个根源，即拉萨尔还没有认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的全部活动一样，这些片面性和弱点的强烈影响也可以由当时德国根本还不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解释。没有可以据以衡量拉萨尔的论点中的错误的实际尺度，同资产阶级用来网罗无产阶级的迷人的蜘蛛网相比，他还是三倍正确，即使在按今天的科学认识的水平来看不正确的地方也是如此。他正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所需要的开路人。因此他在他的弱点方面也是强有力的。 而且，《公开的答复》的缺点比起它的优点来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拉萨尔在工人运动的第一个会战计划中就提岀了一个正面广而纵深大的部署，一开始就堵塞了一切宗派的歧途。为了进行政治的阶级斗争，他把队伍组成这样密集的方阵，使得队伍永远只能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平地上行军和作战。他的理论的片面性阻碍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前进的时刻必然要到来，可是长期下去，这些障碍就被伟大的思想家和战士所组织的军队的脚步踩碎了。 当拉萨尔用《公开的答复》同路德反对赦罪的论纲相比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鼓动不是估计过高，而是估计过低。论纲点火比较快，也比较直接，可是只像一个火星落到一个开口的火药桶里，通过一次激烈的爆炸把十六世纪的德国群众投入一个混乱的运动之中。同论纲相比，拉萨尔的答复是一个火把，它给十九世纪的德国群众运动指出了几十年的道路和目标。路德为他的行动的成果感到惊奇，拉萨尔却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什么。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宣言使工人从内心里了解他们的经济状况，使他们能够抵抗一切谎言、幻想和欺骗。拉萨尔在写给同他交好的杜塞尔多夫的商人勒维的信中说：“全文读起来是这样容易，以致工人一定会马上感觉到，仿佛他早就知道，任何人也不能从他那里把它夺去，或用谬论和诡辩把它除去”。可是他又补充写道：“一般说来，工人等级也许认识还不能明确，如果是这样，我当然是一个无用的人，进步党可以欢呼我摔倒了。”拉萨尔敢作敢为，可是他不敢轻器妄动，而是受伟大的历史义务的约束。 当布赫尔和齐格勒在最后关头还想拽住他的胳臂的时候，他答复他们说：“一个工人运动已经存在，即使要掉三十三次脑袋，也必须给它提出理论认识和实际口号。”拉萨尔用这一番话保证了他在同时代人中的权利和在后世的荣誉。 七 最初的成败3月17日，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讨论了拉萨尔的纲领性文章，虽然罗斯梅斯勒、多尔格和以来宾身分出席的施特雷克富斯表示激烈反对，仍以六票对四票通过它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宣言。少数派之中，有两个人只愿意有条件地表示赞同，另外两个人想向工人简单地介绍这个文件。这两个人〔其中有多尔格）退出了中央委员会；罗斯梅斯勒和文将尔也辞去了“受托人”的职务。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赞成拉萨尔的宣言，他们就放弃了执行柏林纲领的工人代表大会，主张建立一个奉行拉萨尔所阐明的纲领的大规模的工人联合会。于是中央委员会就解散了。正好隔一天，即3月18日萨克森政府发布了一个命令说，由工人大会选出的委员会应被视为社团，必须遵守结社法的规定，不得同其他社团有事务上的联系。 3月24日，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在音乐堂举行的一个全体工人大会。多尔格和罗斯梅斯勒又提出警吿，而进步党人席尔特巴赫讲的话比他们还激烈。大会还是以一千三百五十票对两票决定赞成拉萨尔，并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筹备大规模的工人联合会。 此外，《公开的答复》像一个炸弹似的落下来了，不过赞成的远比反对的为少。人们对拉萨尔，也对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倾泻了无数的责难。3月28日在一次全体工人大会上就同意莱比锡决议的勇敢的汉堡工人首先支持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佩尔和奥多尔夫用这个大会的名义给科堡工人报寄去一个精采的声明，无情地揭发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玩弄的阴谋诡计。他们在声明最后说：“我们通过这个声明向你们，莱比锡的勇士，伸出结盟之手，你们也把普遍和直接的选举权写在你们的纲领上，你们也为（虽然也许是徒劳的〕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努力，请接受我们衷心的谢意。但愿我们的这一赞扬能够补偿别的方面对你们的忘恩负义行为。即使你们和我们的希望暂时不能实现，你们也获得了首先发动运动的荣誉，但愿这个运动不再死去，而是〔也许在将来）产生伟大的生命。”《科堡日报》至少给这篇有两栏长的声明打开了它的“谈话室”，当然只是为了把它埋葬在编辑部的九栏的评论里，这些评语是表面善意和内心愤怒的混合物，最后来了一个明显的暗示，一字不易地搬出了1854年的邦联法。 接着。4月11日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工人大会表示赞同拉萨尔；他们寄到莱比锡的表示赞同的决议上有六十个参加者的亲笔签名。同一天，佐林根工人教育协会也做岀了同样的决议。第二天，即4月12日，在科伦举行了一个省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会议，把莱比锡决议列入议程；这个会议有科伦、杜塞尔多夫、佐林根、爱北斐特和四个小地方的代表参加；佐林根的代表带来了信鸽，以便能够立即向故乡报道人们以紧张的心情等待的结果。在这个会议上几乎只有已经参加过革命年代的工人运动的人互相争论，这些人是：毕尔格尔斯、里廷豪森、同拉萨尔交好已有十五年的杜塞尔多夫商人勒维，还有胡果·希尔曼。这时毕尔格尔斯已经后退为温和的进步党人，向拉萨尔发动攻击，用傲慢的态度对待里廷豪森，把他当做一个用意很好，但把作废的药方又拿来重用的人，他还不了解，人民的直接立法是万应灵丹。只有勒维和希尔曼坚决拥护拉萨尔，并终于取得胜利，当然票数只是六十四对五十七。4月19日，由希尔曼任主席的爱北斐特的符佩尔塔耳工人联合会也表示赞成莱比锡决议。 可是这也就是一切，而表示反对的大会却多得多。3月20日，路徳维希·洛厄佛向莱比锡工人报道说，舒尔采—德里奇通过施特雷克富斯知道了3月17日的决议，“舒尔采对你们非常生气，他很希望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希望那里，甚至在委员会中发生分裂，他将向奥芬巴赫、法尔次海姆和纽伦堡发令，反对拉萨尔的小册子。”纽伦堡工人协会也马上积极活动，并于4月12日宣称，拉萨尔是“反动派收买的一个工具”，在资产阶级的比较狡猾的人物看来，这种说法当然太笨拙了。相反地，他们赞成1863年4月从施泰廷到卡尔斯鲁厄作出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十几个愤怒决议，说什么拉萨尔的小册子是一个“不合理的拙劣作品“，假如不是所谓的菜比锡中央委员会轻举妄动，在工人运动中，“有意或无意地为一切自由发展的敌人立下无比的功劳”的话，人们根本不用注意拉萨尔的小册子。 资产阶级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马上就知道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关系，它毫不迟疑地在全线向拉萨尔发动攻击。在徳国前所未有的迫害开始了。资产阶级报纸卓有成效地证明，它的斗争方式比十年前封建报纸的告密者用来迫害它自己的英雄的不体面的斗争方式强。 比较起来，舒尔采-德里奇同拉萨尔最适当、最体面地进行了和解，虽然拉萨尔完全有理由谈到舒尔采的“悲惨的回答”。舒尔茨用非骑士的方式回答拉萨尔的骑士式的挑战；他痛骂“走江湖的骗子”及其“吹牛术”和“仙丹“，自负地认为“拉萨尔先生的全部大胆妄为和一知半解”都属于这一方面，以便断言国民经济学的一切权威都承认工资铁律。可是舒尔采还很宽厚，容许拉萨尔有可能作为不自觉的工具为反动派服务，他至少在这一点上正确地复述了拉萨尔的见解，即工人阶级必须先夺得政权，然后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做出这种姿态，仿佛拉萨尔想急急忙忙地把工人扔进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用低下的国家奴隶身分消灭他们做人的尊严。可能事实上不能脱下小资产阶级那层皮的舒尔采不是有意歪曲的；不管怎么说，由于一个粗暴的误解，他恰恰在他的论战能够最先伤害敌人的地方，折断了这一论战的锋芒。他比拉萨尔更正确地估计到在德国工人阶级当时的发展情况下，它的合作组织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果他想作出任何证明的话，他就应该专门致力于这一点。可是他的基本论断，即个体工人的小资产阶级经营是工人阶级的比它的政治行动更好的教育手段，却简直是可笑的。这个论断也是不严肃的，因为舒尔采起了这样的作用，仿佛拉萨尔劝吿工人什么也不要干，只是不时地出一点捐款做选举基金，或者把一张选票投到票箱里，这样烤好的鸽子自己就会飞到他们的嘴里。 舒尔采在攻击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时，以类似的方式使自己的武器变钝了。作为实际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的专家，他知道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的这些合作社必然也受竞争规律支配，它们将冒无计划的生产方式的危险，从而预先规定了它们的成员的特点，这些成员宁愿做狡猾的交易所之狼，而不愿做革命的无产者。可是，因为他不能承认，拉萨尔的错误在于没有进一步抓住祸害的根源，所以他沉溺于这种光荣的思想，宣布资本主义的冒险是一切人类自由和一切人类幸福的总和。他认为，因为拉萨尔建议的生产合作社被国家夺去了冒险性，它们必然导致参加这些合作社的工人的道德败坏和整个商品生产的全部下降。舒尔莱背弃他较好的过去声称，科学不知道有“像企业主利润这样一种东西”。人们所谓的这种东西，首先是企业主的工资，其次是风险的报酬。企业主是做事最多，最重的工人，所以也应该拿较多的工资，他把过去劳动的成果——资本冒损失的危险投入新的企业，所以他应该为此得到报酬。“社会王国的国王”就用这些高超的思想打击社会的“走江湖的骗子”拉萨尔。 舒尔采对拉萨尔的政治纲领的攻击也是同样高超的。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用什么方式把工人压低为政治上的奴隶，现在他敢说，拉萨尔通过他对进步党的批评，侮辱了工人，工人“不是”这个党的“附庸，而是又大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他还指出，1848年无产阶级的独立发动“有因或无因地把有产阶级和有教养阶级”推入反动阵营。这个微妙的论据，当时却是进步党反对拉萨尔的政治上的主要王牌，不管它是被作为或多或少婉转的威胁或者作为使人流泪的悲歌提出来的。罗斯梅斯勒叹息说：现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起来反对王室和容克地主了，可是，当工人开始实行独立的政策时，它就又改变主意了。善良的人们以此证实拉萨尔在发表《公开的答复》时写给勒维信中的话：“请相信我，我在这里对进步党作了十分详细的砒究，它的首要原则是：宁可要来自上面的专制主义，也不要来自下面的革命。”在这个范围内，这两部分是一致的。问题只是，正如拉萨尔在一次辩护发言中所说，几十年来德国经历了巨大的动乱，是否只是为了翁鲁先生和芬克先生能够同国王和大臣争吵，能够自以为是重要人物。资产阶级坚决肯定这个问题，拉萨尔同样坚决地否定这个问题。 根据密尔采的这些行为，要说他在拉赫尔的敌人之中还以有礼貌和态度好著称，听来就觉得奇怪了。可是事实就是这样。进步党报纸干脆说拉萨尔是一个来路不明的无用人，不会读统计数字，想在裁缝魏特林的翻过来的裤子里，恢复在1848年已经失败的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场，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李嘉图的陈腐的、早巳遭到反驳的工资规律，而对国民经济学却毫无所知。或者它们更概括地揭发他是一个变节者，是一个想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俾斯麦内阁的叛徒，是反动脉所收买的工具。它们把拉萨尔的“国家帮助”歪曲为工人卖身给国王和容克所得的低微报酬，它们企图用这种办法刺激它们自己也十分敬畏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民主神经，来反对拉萨尔，转移对自己的注意。拉萨尔说，上百个排泄管每天向他倾泻闻所未闻的谎话、歪曲和谰言，这是一种完全正当的愤慨的流露。 幸亏拉萨尔和莱比锡委员会都没有显出被这种骚动吓呆了的样子。他们用一切力量反对这股逆流，可是当自由派报纸对工人还有影响的时候，他们的前进是困难的。他们向四面八方拉出去的线，除去《公开的答复》立刻在那里的工人中发出威力的六个城市以外，几乎全都没有接上。洛贝尔图斯写给莱比锡委员会的信是最初几周的唯一重要成果。洛贝尔图斯虽然承认他赞成拉萨尔为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不仅反对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而且尤其迫切地劝阻拉萨尔所认为的头等重要问题——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他对于普选权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可是如他所说，他不想承认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洛贝尔图斯劝吿工人不要走政治弯路，而是直截了当地组成社会党，明明白白地要求较好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的新朕合会中讨论，他们怎样能够得到这种较好的地位。如果只有国家政权的一般法令能够帮助工人，那么这个法令必须在所有其他阶级的同意下以最和平的方式颁布。 毫无疑问，洛贝尔图斯确实认为他的主张是从他二十年来的信念产生的。他的公开信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一件勇敢的行为，它在进步党人面前，确切地指出自由贸易期骗的本来面目。可是这个援助者用一只手给予拉萨尔的鼓动的，只是他用另一只手拿走的东西，这两个人在两三个月内书信往来频繁，可是并没有使他们接近一步，虽然他们互相都很同情。因为洛贝尔图斯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空想，所以拉萨尔从没有完全了解，使他们分离的对立多么深，乌托邦主义者洛贝尔图斯对无产阶级的政治阶级斗争的反感多么不可克服。他长期认为，用他热烈的辩才和亲切的友情完全前以争取这个“沉默的合作者”，而当他的一切爱的努力付诸流水的时候，他就相当气愤地割断了这种联系。可是，如果说洛贝尔图斯至少按照自己的看法做了真诚而明确的证言，那么莱比锡委员会的其他询问所得到的成果就更小；布赫尔暂时一言不发，乌特克用一个表示同情的一般声明作答，这个声明虽然没有洛贝尔图斯所做的保留，可是也没有洛贝尔图斯对自由贸易派和进步党政策的严厉批评。 拉萨尔本人根据委员会的愿望，起草新组织的联合会的章程，亲自交给莱比锡工人。他在4月16日举行的一次大会上，驳斥了敌人对他的《公开的答复》提出的指责。他用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扎伊尔、罗雪尔的著作引来的不容置辩的引文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通过它的最杰出的代表承认工资铁律。他揭露了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848年按照与工人为敌的精神建立的国家工场同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场或他自己的生产合作社是同一性质的东西的谎言。他粉碎了国家不可干涉经济问题的谬论，根据英国的历史指出这种理论的空洞浅薄，徳国的自由贸易派特别喜欢援引英国史中这个所谓的榜样。当时由美国内战引起的棉花危机给英国纺织工业区和德国纺织工业区带来巨大灾难，拉萨尔可以指出，正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用震耳欲聋的叫声要求国家参与，以便阻止失业的工人移居国外。结合洛贝尔图斯的见解，他强调他的鼓动的高度文明的性质，这种鼓动旨在完全用和平方式取下工人的脚镣，他提醒人们不要仇恨和蔑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也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状态的无意志的产物，可是同裕贝尔图斯不同，他承认自己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只是因为进步党表现出它无力取消反动派，所以他攻击它。只要进步党反对反动派，他就支持它，他想推动进步党，使它离开它犹豫不决的立场。这篇演说发生了效果，赞成拉萨尔的有一千三百票，反对他的只有两票。他的会章草案也印出来了，也同《公开的答复》一样得到广泛的传播，新联合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原定6月，后来确定为5月28日。 可是在莱比锡大会三天之后，即4月19日就发生了强烈的反击。柏林的一个工人大会决定反对拉萨尔。这个大会是由进步党领袖召开的，根据它的报吿有一千二百名工人参加了大会，而别人却认为这个数字不确。排字工人迪特曼担任大会主席，博尔济希工厂的一个名叫哈塞的职员做了关于拉萨尔和舒尔采-德里奇之间的争论的报吿。看来，进步党的比较有名的代表人物觉得亲自担任这样的角色有点难为情，而必须由这位平常并不出名的哈塞为他们来执行这个任务。哈塞认为“拉萨尔先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傻瓜，说国家帮助是对个人自由和一般伦理的暗杀行为，博尔济希工厂是通过国家最慷慨的帮助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工厂的一个职员说出这番话就特别中听，哈塞用愤怒的呼声反对工资铁律：想娶一个忠实的德国姑娘的忠实的德国男子一定会考虑，他每天的工资是比一个银格罗中多还是少。然后进步党的这位愉快的先锋战士说，拉萨尔过去被控盗窃文件匣虽经莱茵陪审法庭宣判无罪，可是人们知道，甚至最聪明的法学家也不能奈何“拉萨尔先生”，再者，人们也还不能说明，拉萨尔同一个妇人的关系有多么深，最近在他家附近有人为二十五个塔勒对这个女人进行抢劫谋杀，热狂的群众对这一切发言都高声喝采。不言而喻，又一次想抓机会恢复自己的名誉的艾希勒，在台上大嚷大叫，可是民主主义者路德雄希·洛厄佛甚至没有为拉萨尔的理论辩护，只想保护拉萨尔个人的人格，不受报吿人的中伤，随着激烈的争论，有人喊：揍他！把他轰出去！于是洛厄佛变得哑口无言了。拉萨尔的真正拥护者，艾斯纳医生提议，大会应该暂时拒绝评论社会问题，而至少表示拥护普选权，但是这个提案干脆就没有被采纳。所谓人民法庭反而判决人民的诱惑者拉萨尔有罪，柏林报纸用了嘹亮的大喇叭声把这种高尚的文明行为宣扬出去。 丑恶的喜剧使布赫尔摆脱了胆怯的克制状态。第二天，他引用这个喜剧写信给莱比锡委员会说，柏林提供的这个威胁与会者、欺骗未与会者的例子使人加倍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他答应在莱比锡做一次报吿，证明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国家只应保障个人的安全而不管所有别的事情，在科学、历史和实践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这封信刚刚发表，资产阶级就把套在布赫尔脖子上的绳子抽紧了。4月26日，布赫尔就给拉萨尔写信说，给莱比锡委员的信给他招来“很大麻烦”。他不得不放弃同拉萨尔的友好交往，否则他就会陷入迫使他自行投入的纠纷之中。他答应必要时干脆承认，他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而后退的。对莱比锡委员会，布赫尔表示不做报吿，因为报吿不能把问题谈清，而只答应给它写一篇短文，据说这篇文章已经在写，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这样，布赫尔就完全退出了运动。后来他又恢复了同拉萨尔的私人交往，可是正如许多文件所证明的那样，他从没有再对拉萨尔的政治决策有过什么影响。 纯粹从人情的立场出发，拉萨尔似乎认为，布赫尔的过失一大部分应该由资产阶级的拷问本领负责。拉萨尔对他的朋友始终是最忠实的，他是一个大理想主义者而没有知人之明，直到最后，他对那个软弱的人还寄予个人的很大信任，可惜却没有得到好报。 八 法兰克福大会柏林大会后一天，拉萨尔给《人民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明，他的两个熟人本来受他的委托要声明，他准备向柏林工人说明他的建议，如果他们要求他这样做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肯安安静静地听他发言的话，可是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同时拉萨尔重复了他的要求，如果工人愿意听他讲话，他就在柏林发表演说，可是进步党领袖很怕这个危险的试验，而不敢冒险从事。 可是他们在柏林办到的，同一个时候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却没有得逞。4月19日的柏林工人大会把拉萨尔在东德的鼓动弄得无声无息，同一天，勒德尔海姆的一个工人大会也要为西德完成这个任务。虽然美因郜联合会的工人教育协会中的多数派已经表示反对拉萨尔，但是宗纳曼和麦克斯·威尔特认为让联合会本身再一次对拉萨尔宣吿破门是适当的。同时，根据他们的提议，美因郜委员会应该使莱比锡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其办法是，美因郜委员会执行从前在奥芬巴赫制定的决议，根据进步党和自由贸易派的精神集中工人教育协会。为了这个目的，在勒德尔海姆召开工人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很多；哈瑙、奥芬巴赫、法兰克福、博肯海姆、吕塞尔斯海姆、达姆斯塔特和奥斯特霍芬派出约二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个狡猾的打算有一个漏洞，或者甚正有两个漏洞。首先，并不是所有在勒德尔海姆开会的工人教育两会的主席都随着主谋者的口哨跳舞。领导达姆斯塔特工人教育协会的路徳维希·毕希纳和领导法兰克福工人教育协会的泰奥多尔·缪勒就不愿意盲目地跟着宗纳曼和麦克期·威尔特跑。这两个人只是对于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拉萨尔了解得很不够，对于拉萨尔本人，他们甚至感到可恶，而不是感到可亲。可是他们很有修养，对于工人教育事业很有诚意，不赞成进步党对拉萨尔的迫害。泰奥多尔·缪勒两年后就死于肺病，他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温和的人，可是在名誉问题上却很坚定；他阻止他所领导的协会对拉萨尔口出恶言，他毫不顾忌地反对要想暗害拉萨尔的可悲的手段。在勒德尔海姆大会上担任报告人的路德维希·毕希纳也持类似的态度。拉萨尔的战斗号召的铿锵之声吓得他后退，他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裂使工人教育协会受到严重威胁，他对拉萨尔的建议提出一长串的、大多是外行的反对意见。可是他却忠实地复述了这些建议，他警吿工人不要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口号所吓倒，建议他们非常严肃地考察《公开的答复》。他说，无论如何拉萨尔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他为了一件好事而甘愿承受一切危险和不愉快事件，这就更值得称赞。他的缺点恐怕仅仅在于，需要几百年，至少几十年准备时间的事情，他想一下子就办到。 第二，在勒德尔海姆集会的工人中，有一种严重反对民族联盟的情绪。同时这还牵涉到一种对立，它比南德的大德意志倾向同民族联盟的小德意志纲领之间的对立还尖锐。美因郜的现代工业发达的程度远不足以促使工人群众具有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比如法兰克福就是一个金融城市，而不是一个工业城市。可是从1848年以来，这个城市就被认为是德国的精神上的首都；一切纪念大会和会议都喜欢在这里举行；当时的政治生活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活跃，至少吵得最厉害。在1848年工人运动达到一定高度的地方，如莱茵河畔地区、汉堡、莱比锡等地，社会主义传统又活跃起来，而在德国西南部，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的小资产阶级传统也活跃起来。起初民族联盟自以为可以利用这种热情，1861年，在海德尔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它决定成立培养“适当的专门人才”的国防协会，同时为建立一支德国舰队而募捐，为了不管普鲁士国王愿意不愿意，要使他同徳国统一的事业结合起来，这次募捐所得预定交给普鲁士政府。不顾死活的资产阶级赞扬这个决议是“德国的网球场宣誓”[9]，当然有一个没有明说的保留条件，那就是吕内布克荒地的米拉波——卞尼格先先生决不能够效法他的法国典范的顽强性。 可是这又是孵鸭子的母鸡的故事。民族联盟的决议促使德国西南部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建立了许多射击协会、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这些协会对“炮弹亲王”十分了解，不会妄想用几个酒钱把普鲁士政府哺育成徳国统一的先锋战士，可是它们一向是见好的就要，愿意听从民族联盟的建议，为了它们的训练和装备罗致“适当的专门人材”。它们认为吕斯托夫是这样的专家，吕斯托夫给它们一个实际的忠吿，国防协会首先必须有武器。这个建议正合国防协会的心意；它们越来越活跃，在1862年法兰克福射击大会上，有几个国防协会起誓，明年要打起“孤独的兄弟民族”的模糊的旗帜，反抗丹麦压迫者。这种誓言是这样幼稚，吕斯托夫的意见是这样错误（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用推翻南意大利的波旁统治的同样手段推翻德国的邦联议会统治），可是整个运动表现岀终于要从空谈的泥沼中走出来的良好愿望。拉萨尔也对这个运动表示了一时的关怀，1862年夏天他给施魏格尔特上尉写了一张见马克思的介绍名片，施魏格尔特上尉曾在加里波第和吕斯托夫部下服役，这时为了给国防协会买几千支步枪，在英国筹款。 可是使得热心的人们对于国防协会感到兴趣的事情，却使民族联盟的领袖们感到十分惊慌。在他们控制下的所有报纸都接到指示，大力反对射击协会、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中的“不成熟的青年”搞政治活动；可以允许他们做的，是体格锻炼和使高等学校的“有教养的青年”变成白痴的那种愚蠢的狂饮习惯。1862年秋天，在海德尔堡举行的国防协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吕斯托夫和民族联盟的几个首脑参加了这个大会。吕斯托夫要求把为建立德国舰队募集的钱用于购买武器；把这些钱交给普鲁士政府，是“对理性的背叛”。出席大会的民族联盟的国务活动家要求收回这种“侮辱性”的词句，当吕斯托夫拒绝这样做时，他们马上就离开了会场。随后，民族联盟在它的科堡全体大会上。对射击协会、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的“爱国行动”还表示了一种空洞的关怀，却小心翼翼地拒绝“一切进一步的提案”，在它看来，这种谨慎小心任何时候都是更勇敢的表现。 这些以及类似的事件在德国西南部的“未成熟的青年”中造成一种在勒德尔海姆工人大会上十分明确地表露岀来的情绪。毕希纳的报吿受到热烈欢迎，而当宗纳曼、麦克斯·威尔特和民族联盟的其他勇士向拉萨尔发动攻击时，工人们非常冷静地发表意见，决不给人以可乘之机。法兰克福的木器工人海曼说，先生们最好抑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因为不管他们认为自己多么晦明，也还可以向拉萨尔学习许多东西，美因兹的钟表工人谢普勒补充说，拉萨尔至少有把德国人从民族联盟的永远迷梦中唤醒的功劳。激烈的争辩吿诫那些经过筹划的人民法庭的导演们，这一次他则拉幕拉得太早了。他们急忙装出一付笑脸来对付这尴尬的局面。宗纳曼收回他为了消灭拉萨尔而提出的议案，假装生气地问，能不能相信像他和他那一伙这些无可指责的正直人，会进行意外的袭击。工人大会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就决定5月1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一个新的工人大会，并遨请拉萨尔和舒尔采-德里奇参加。 舒尔采借口有议会工作，拒绝了这个邀请，很难说是，因为他认为不值得费力同拉萨尔争辩，很可能是因为他有理由害怕靠近拉萨尔的刀口。相反地拉萨尔立即答应参加，虽然他所有的朋友都劝吿他不要在一开始气候就对自己不利的地方应战。他正确地观察了形势。他给洛贝尔图斯写信说，他清楚地知道，这种舌战不能决定任何问题，可是从柏林工人喜剧用来反对他的方式来看，他需要树立声誉。他要抖动他旧日的革命长鬃，为争取胜利而付出一切力量。地点的不利将提高他的胜利，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以减轻失败的痛苦。 拉萨尔所以接受邀请，决不是因为在勒德尔海姆形成了有利于他的半个转变，这半个转变与其说是有经济动因，还不如说是有政治动因。关于他的反动打算的谰言是进步党人大多在工人面前对他进行的诽谤。现在当反动报纸开始对他的宣传活动表示很可疑的关切的时候，这种诽谤就更加危险了。美因郜的民主工人使他分享胜利者的光荣的斗争，能够有力地推动停顿的运动。 可是，除此而外拉萨尔在各方面都需要树立声誉。他的宪法演说、《公开的答复》、莱比锡演说、《工人纲领》案的辩护发言都包含许多最有教益、最动人的鼓动材料；这些论著中的最小的一个对社会和国家的本质的了解也比进步党的所有贤人所能了解的还要深刻。虽然拉萨尔善于出色地令人易于理解地论述最困难的问题，但是他用小册子和演说进行的战斗乃是一个携带重装备的士兵同无数每天发起新的攻击向他进迫的轻装潘都尔兵痞[10]的战斗。尽管他的工作力量无尽无竭，他的炮击只在测量过的屮间地帯轰鸣，消失在进步党报纸每天向他发射的哒哒的步枪声中。 拉萨尔没有为打这种非正规战而装备起来。有一两次他迫使敌人的报纸发表了他对它的攻击的反驳：在《福斯报》上，他明确指出年老的劳教授坚持异议，这位权威人士表面上反对工资铁律，可是事实上却给它做了证明。唯一有几分愿意接受拉萨尔的稿件的自由派报纸是莱比锡的《德意志总汇报》，它的出版人布罗克豪斯曾经出版过《既得权利体系》一书。拉萨尔特别利用这个并非由于政治上的同情，而是由于私人感情而对他开放的、因此也是根不宽敞的谈话室，来确定关于1848年法国国家工场的文件的真实性，由于严重无知或恶意歪曲，不断有人非难法国国家工场，说它是他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前车之鉴。此外，拉萨尔还能利用几种地方性的、读者不多的小报，这些纸纸要么像汉堡的《北极星报》，莱比锡的《时代精神》和纽伦堡的《法兰克尼亚人民报》已经气息奄奄，要么像法兰克福的《人民之友》、斯图加特的《土瓦本人民报》和埃斯林根的《格拉道斯》，企图同工人保持一半的友谊，苟延残喘下去。利用这些软弱无力的政论的辅助手段，是不能同自由派出版界的暴徒相抗衡的，如果拉萨尔使他们之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在道义上破产，他们也不以为意。资产阶级不乏新的雇佣文人，甘心为了重金牺牲自己轻微的名誉。拉萨尔必须更加重视有效的成果，在敌人阵营内部战斗时，一切谎言也不能把它消灭。 因此，正如毕希纳没有特别夸大地所说的，半个德国的眼睛都注视着5月1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工人大会。美因郜的委员会为了一开始就保证打败拉萨尔而采取了种种措施。法兰克福工人教育协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这个协会的主席泰奥多尔·缪勒不上圈套，刚从英国回来的一个1848年的逃亡者伯恩哈特·贝克尔在会员中用写文章和谈话的方式为拉萨尔进行宣传。为了对抗，人们又很快地组织了几个雇佣工人的新协会，在决定性的那一天，让他们痛饮一阵，然后为了资本的神圣事业去进行斗争。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不得进入举行会议的大厅楼下，这些工人教育协会大部分已经表示反对拉萨尔，被任命为大会干事的宗纳曼的一个编辑负责防止鱼目混珠。没有参加协会的工人只得在廻廊里徘徊，没有投票权，却有每人岀六个铜币以充大会开支的义务。正如毕希纳所说，“事先已经”有十五个演说人登了记，以便等拉萨尔一说完，就用进步党的道地的激烈言论，把拉萨尔说得一钱不值。当然美因郜的委员会有合法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意组织由它召开的会议，可是拉萨尔说宗纳曼和威尔特大概不可能更非法地使用他们的合法权利，这实际上是正确的。 当然他不会这么轻易上当，他在认为必要的范围内进行自卫，并要求毕希纳答应，他想说多久就可以说多久，不得打断他。他可以信赖毕布纳的诺言，为了相信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命运，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他的长篇演说正好适合这个机会。这篇演说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大部分只是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和莱比锡演说中所谈内容的进一步发挥和论证，然而它也有许多确当的用语，必然能够争取被引入迷途的听众，并且解除阴险的敌人的武装。 一开始，拉萨尔就使会议大吃一惊，他指出麦克斯·威尔特曾经在一本可以说是“科学的”著作中宣布工资铁律是不容置辩的真理，可是这位正直人几个星期以来又骂它是毫无价值的幻惑物。“先生们，你们看到，我认为一个雇佣工人是很值得尊重的，而一个雇佣文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帯着辛辣的讽刺的口吻补充说，他没有读麦克斯·威尔特的那本著作，当他在它出版时翻了一翻，马上认识了“没有思想的剽窃者”的时候，就不高兴地把它扔到一边了。可是一个朋友让他注意看了看麦克斯·威尔特承认工资铁律的地方。这个朋友就是洛贝尔图斯，拉萨尔用更使不幸的麦克斯·威尔特感到屈辱的形式对洛贝尔图斯表示感谢。委员会的幕后操纵者徒然地企图用结束演说的叫嚷为他们出席大会的伙伴报仇。大会对这些捣乱分子表示严重的抗议；他们都想继续听这个有趣的演说人的讲话。 然后拉萨尔为《公开的答复》中的统计数字辩护，有人对这些数字表示“十分怀疑和愤怒”，因为这些人为了不让没有资产的阶级知道自己的力量，所以不愿吿诉他们有多少人，拉萨尔尤其抨击爱北斐特的一个小文人，瓦克纳格尔，这个人以前和以后都没有什么成就，而当时却被捧为统计学的权威，因为他对拉萨尔的数字，除了提出两三点主要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确切的指责以外，企图利用大胆的修饰取消这些数字。拉萨尔接着利用其他的“更精确的官方统计证明，基本上仍然是他在《公开的答复》中确定的结果，同时利用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死亡数字回答了毕希纳的非难，毕希纳说，如果官方的统计是正确的，那么普鲁士的一半人口没有早就饿死，简直是不可理解的。拉萨尔对此叹了一口长气说：“你们德国工人真是一些怪人！在法国和英国工人面前，人们必须辩论，怎样能够改善他们的悲惨境况，可是对你们，人们还必须先证明，你们是处在悲惨境况之中。你们只要还有一段坏腊肠和一杯啤酒，就根本觉察不到，也不知道你们缺点什么东西。这是由你们的可恶的节欲引起的。”在大会的已经不受干扰的鼓掌声中，拉萨尔阐明n对于印庭的苦修僧和基督教的修士来说，节欲是一种美德，可是对于把一个民族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看做是对它的发展和文化的刺激的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来说却不是这样。 拉萨尔像在莱比锡那样，详细论述了国家帮助的原则，不过还更深入而确切地证明了自由贸易派的陈词烂调的精神上的贫乏。在回答国家从哪里拿资本或贷款给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他说，为此并不像舒尔采所说的那样，需要“几十亿”，在初期，有一亿塔勒供四十万工人组织合作社之用已经绰绰有余了。他明确地举岀这个数字，只是作为一个例子，但这并不妨碍敌人此后为了使这个思想本身成为可笑的而滥用这个例子。有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叫欧根·李希特尔，当时以资本主义的忠实奴才的身分开始写作，不久以后他又假装工人写道：“未来的大臣们为自己选拔的四十万工人，将来每人可以从一亿塔勒中借到二百塔勒（要付利息），难道为了这笔钱，他必须在生产合作社里，在警察监视下劳动吗？就是这样吗？谢谢吧！”这个所谓的工人说，如果他运气好，有好亲友，才能从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大臣那里借二百塔勒，算做国家的援助，而据他计算，他在舒尔采的消费合作社里，七年零四个月就可以节省二百塔勒，而这就成了他的自由财产。“因此，人们还应该牺性自由，在警察监视下劳动吗？这太愚蠢了！”李希特尔对拉萨尔的论战确实是太愚蠢了；假如这些喜欢争论的著作家，虽然很不老实，但还有一点脑筋的话，他们就应该反对拉萨尔的信贷运用，在这一方面具有同他的生产合作社相似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想用公债建设一条新铁路，也想用公债建设一个新社会。可是这确实是这些天才思想家的不幸，甚至当拉萨尔有一次不对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三次不对，因此他能用下面的话胜利地打垮了他们关于国家不可能帮助工人阶级的谵语：“'你们十分粗糙、十分错误地想象这件事情，你们想象，国家必须把一亿塔勒拿到桌面上来交付。先生们，现在还没有进行过一个没有花费两倍于这个数额的战争呢，为什么事情没有引起过战争呢？在前一世纪还为了情妇的喜好，在本世纪还为了君主的征服欲或者为了资产阶级的有限的销售利益而进行战争。四十年代，英国对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至少花费了上述款项的两倍，进行这个战争，只是为了让中国人抽鸦片，也就是为了资产阶级的非常特殊的销售利益。为了世界上的一切，为了有产阶级的有限的销售利益以及为了君主的情绪都可以花两倍于一亿塔勒的款子；难道只是涉及到解救人类这个问题时，突然这些钱就拿不出来了吗？” 拉萨尔谈到这一问题时，博得越来越多的掌声，这时敌人知道最大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大会对子拉萨尔的讲话越来越感兴趣，在他作了已达四小时的演说以后，其他演说人再发言的希望就不大了。虽然拉萨尔已经声明，为此他将出席一个新的大会，向他的反对者答辩，但是他们可能害怕（这种害怕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拉萨尔的演说能够顺利地发生作用，他们就彻底失败了。于是他们煽起一阵骚动，打断了拉萨尔的发言。在同拉萨尔作了简短的商谈以后，海曼在讲台上宣布，两天以后拉萨尔在工人教育协会大厅继续讲完。 第二天，法兰克福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硬说，“许多”工人一面喊舒尔采—德里奇万岁，一面离开了大厅。可是正直的泰奥多尔·缪勒没有参与其事，他在一个公开声明中揭发于“几个虚假的数字”。会后，美因郜委员会把工人教育协会的一千三百名会员写在记录上，而根据精确的计算只有五百二十七人出席了大会。到大会结束时，只剩下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其中最多只有六十人是喊着舒尔采万岁离开大厅的。拉萨尔有理由给洛贝尔图斯写信说，洛贝尔图斯大概不会为自由派报纸的不真实的报道所迷惑，那些报道中的数字没有一个是真的。相反地，这是一个重大胜利，如果不是敌人极尽阴谋诡计之能事，这个胜利就接近它的顶点。 事实上，5月19日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以四百票对四十票表示拥护拉萨尔。他在演说的剩余部分中，主要讨论问题的政治方面，一个耳闻目睹的人报道说，法兰克福的体育协会会员们不是受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是受青年的热情驱使，保证了这一胜利。这个报道是完全可信的。拉萨尔用火热的语言说，正是他的运动的政治方面必然促使工人向他的运动欢呼。“如果你们不是民主主义者——为什么我要向你们讲话？我没有兴趣也没有义务向别人讲话？而只向民主主义者讲话”进步党庸人的运动不会有结果，如果人们愿意为此等几个世纪，乃至地质学的整个时期的话，也是如此。自从各邦政府变得十分狡猾，满足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以来，这个阶级就不再为政治自由而赴汤蹈火了。有些阶级以最大热情支持反动派，为此投入了全副力量。除去少数几个思想家和热心人以外，没有一个阶级支持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的最大利益就是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放在政治自由之后，而且这也正是在人数和力量方面占无限优势的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利益。谁指责他为反动派服务，谁就是有意识地、可耻地颠倒黑白，并非像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它害怕他变成反动派，相反地，它害怕在两三年的过程中，由这个运动中将产生反动派的劲敌。“你们给我五十万参加我的联合会的德国工人——我们的反动派就不再存在！”拉萨尔用这番凿凿有据的话在法兰克福大会上取得胜利。 随后，他以同样的论证在美因兹的一个大会上取得胜利，在那个大会，七百名工人一致表示拥护他。 九 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时候，拉萨尔赶到莱比锡去，1863年5月23日，在那里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据说，拉萨尔曾经说过，假如他在法兰克福和美因兹得不到胜利，他就要退出自己的事业，人们只要稍具普通的机智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按照拉萨尔的性格，他不会这样快地让他曾经升起的旗帜落下来，同渗透他的整个本性的革命顽强性相比，在消耗精力的斗争的压力下，他可能或早或晚激动地谈到个别的推动的或反抗的感觉，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他一生的决定性行动中，这些感觉并不支配他，而是伴随着他。即使没有法兰克福的胜利，他也会在已经走上的道路上前进，不管这个胜利对他有多大鼓励，他也不致因此而忽略还有巨大的困难在等待他。 联合会在万神庙举行成立大会。有代表十一个城市的十二名代表参加：瓦尔特希、达姆尔和弗里茨舍代表莱比锡，奥多尔夫和佩尔代表汉堡，约克代表哈尔堡，勒维代表科伦和杜塞尔多夫，希尔曼代表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伯恩哈特·贝克尔和海曼代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钟表匠谢普勒代表美因兹，在会议进行期间，德累斯顿的鞋匠勒济希终于来到，起初德累斯顿只有很少人拥护这一事业。此外还有二三百名莱比锡工人参加，人数比参加冬天在音乐堂举行的工人大会少得多。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报纸开了廉价的玩笑，它们把开会的地点叫做“群魔宫”，说地点选得不好。可是会议不是在晚上而是在下午举行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莱比锡工人参加人数较少的原因。 会章的第一条说明了联合会的宗旨，即采取和平和合法的途径，尤其是争取社会舆论，为实行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而努力，这种普选权是能够充分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利益和真正消除社会中的阶级对立的唯一手段。 规定会章的组织条例比说明原则碰到较大的困难。拉萨尔曾同齐格勒（他很尊重齐格勒的组织才能）商讨过工人保险总公司的计划，这个计划失败后，在组织政治-社会鼓动的联合会时，他仍然坚持齐格勒草拟的章程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坚持不是一开始就把联合会束缚在太严格的条文之中，而是给它的领导尽量多的自由，至少保证主席有较长的任期和巩固的地位。不可否认，第一任主席具有尽可能独裁的全权（不管这种全权是否适合拉萨尔的个人喜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连对反动结社法的顾虑，在这里也不起主要作用。差不多在德国所有各邦都有反动的结社法，它们的共同之点在于，禁止各政治团体互相交往，因为不能组织分会，全体会员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都必须直属设在莱比锡的联合会，所以联合会就形成严格的集中。 撇开这一切不谈，那么问题不在于建立像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那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宣传协会，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党，这个党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尽快地把工人群众作为团结一致的队伍投入政治斗争的战场。根据当时的情况，只有通过一个能够高瞻远嘱地认识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的独裁领导才能做到这一点。新运动所能指望的最好的新参加者还是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也就是多年以来习惯于最空洞的社团游戏、必须先学习行动和战斗的工人。拉萨尔不得不适应现状，这里主要问题也是，在特殊情况下同时适应事物的永久核心，即那种像呼吸必须有肺一样，适应任何无产阶级运动所必须有的民主精神。当拉萨尔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时侯，他给这个斗争以比较容易和迅速地粉碎暂时的形式的力量，起初他只能用这种形式进行组织。没有谁比拉萨尔更雄辩地唤醒潜藏在现代无产阶级中的自我训练的力量了。他的遗产主要是，德国工人阶级深深体会到必须要有一个巩固的组织，以及这个组织在最严重的时刻，没有外来的援助能够发挥作用。用过分盲目相信拉萨尔的会章的词句而引起的、暂时的，总之是转瞬即逝的混乱换取这样宝贵的遗产，肯定代价并不算太高。 这个会章作了如下的规定：每个工人只需简单地声明入会，就可以成为有完全平等表决权的会员，而且随时都可以退会。在发生怀疑时，由理事会决定某人是不是联合会所谓的工人；理事会也有权接受不是工人的人入会，或把恶劣的会员开除出会，除非这些会员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在入会时，每个会员交两个银格罗申的入会费，从那时起，每周交半个银格罗申的会费。理事会由一个主席和二十四个理事组成，其中有一个会计和一个拿四百塔勒薪金的书记。他们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须获得绝对多数票，其任期为一年，但第一任主席任期为五年。理事会处理联合会事务，有过半数通过即可决定，主席可以立即发布紧急命令，不过在三个月内要得到理事会的追认。代表大会每年必须举行一次。时间和地点由主席决定，如果多数理事或六分之一的全体会员向主席提出书面建议，主席必须在六个星期内召集代表大会。同样，主席规定理事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可是，如果多数理事提出要求，就必须在四个星期内召开理事会会议。主席对财务工作不进行任何监督，会计有责任按主席的指示支出一切费用。联合会的书记处理日常行政工作。各地方会员由理事会任命的全权代表领导。理事会有权在任何时候撤换全权代表，主席有权暂时停止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权是，吸收会员，向金库缴纳入会费和会费，向书记报告工作，召开和领导当地会员的公共集会。联合会存在的期限规定为三十年，在联合会存在三年后才可以修改会章，并且必须由代表大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决定。 很明显，这些规定赋予主席很大的全权。理事会其他二十四个成员对于他的权力可能有的限制不起多大作用。他们分散在全德各地，因此他们的行动力受到很大阻碍。所以不言而喻，一开始理事会就把任命全权代表这个重要职权交给了主席。可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制定会章的会议上，就已经有一个民主反对派起来反对主席的过分没有限制的权力。尤其是还不认识拉萨尔本人的汉堡和哈尔堡的代表，表示了这种意见。奥尔多夫提议第一任主席的任期不是五年而是三年，在这个议案遭到否决以后，约克投了未记名的一票，反对选举拉萨尔担任主席，并不是因为他本人不信任拉萨尔，而是因为伯恩哈特·贝克尔说，当然，拉萨尔应该当选为主席，这句不审慎的话引起约克的不满。 拉萨尔在下列两个条件下担任主席：第一，选举他当主席这一点，要在有代表参加成立大会的城市中，经过投票批淮；第二，他有权任命一个副主席以代替自己，副主席的任期和任命次数由他决定。勒维当选为司库，瓦尔特希当选为书记。除了他们以外，理事会的成员有莱比锡的达姆尔和尼德尔来，德累斯顿的勒济希，汉堡的佩尔和奥多尔夫，哈尔堡的约克，美因河畔的雪茄烟商施特劳斯，美因兹的谢普勒，杜塞尔多夫的排字工人，拉萨尔的老朋友基希尼亚维，爱北斐特的希尔曼，最后还有佐林根的两个制剑工人克林格斯和维尔姆斯，他们两个是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和一个消费合作社的领导，曾推动这两个组织同拉萨尔的运动发生联系。下余的理事名额留给新参加的城市，理事会有权，只要有半数以上通过就可由这些城市补充理事名额至二十五人。这样，后来考克门的马丁尼律师和柏林的鞋匠帮工梅茨内也参加了理事会。 联合会成立以后，拉萨尔在柏林，瓦尔特希在莱比锡为联合会的发展进行积极活动。起初从表面上看成绩极小。瓦尔特希把《公开的答复》寄送到似乎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所有地方，可是大把大把地撒出去的种子，几乎到处都落到龟裂的土地上。工人群众的不成熟性和企业主用来使他们疏远拉萨尔的鼓动的高压手段起了抑制无产阶级的重大作用。6月19日，拉萨尔任命了十六名全权代表：有十一名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城市中的，其中德累斯顿几乎还没有半打会员，美因兹已经开始退会了，新参加的城市有五个，那就是：阿尔腾纳、柏林、布勒斯劳、希尔德堡豪曾和纽伦堡。在阿尔腾纳和纽伦堡只有一个全权代表，可是没有会员，布勒斯劳也是这样，由长期要塞监禁获释的诺特荣克担任了那里的全权代表的职务。希尔德堡豪曾大约有十来个会员，在柏林差不多只有鞋匠表示了一点同情。理事会的理事梅茨内和柏林的全权代表阿伦特都是桂匠。 联合会的政论武器也是很不充实的。在垂死挣扎，要求支援的小报之中，汉堡的《北极星报》被选为联合会的临时机关报，拉萨尔捐了一笔钱增强了它的力量。在这以前，这个小小的周刊处在海因岑、金克尔、布林德和其他与社会主义为敌的流亡者的精神影响之下；这个刊物编得很坏，编辑布龙是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阴谋分子，曾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出盟。转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名下以后，《北极星报》也没有好转，资产阶级报刊的吵闹的乐队完全压倒了这管甚至没有按照正确的节拍吹奏的脆弱的短笛。 拉萨尔本人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尽量多的名人和有教养人士参加他的鼓动方面。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很小，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了这些新参加者的作用。早在法兰克福大会以前，他就曾经企图用有点突发的方式为自己的目的给胡贝尔公开发表的论工人运动危机的信作解释；这样他就给了胡贝尔的判断以一种作用，当胡贝尔发表了一篇次击拉萨尔比攻击舒尔采要尖锐得多的、论工人及其顾问的短文的时候，这种作用就反过来反对他本人。而且胡贝尔对拉萨尔的攻击也是很肤浅的，有一部分是很轻率的，这种轻率的程度同胡贝尔以拉萨尔和舒尔采的公断人自居的高傲程度相仿。事实上，他应该受到不过分亚于可怜的瓦克纳格尔的惩罚，当时拉萨尔正为了一件新的嘲讽，用鞭子把瓦克纳格尔抽回家去。 可是拉萨尔写信给胡贝尔说，他本来应该“严厉地”回答，但是他决不能因为自己暂时受到不公平对待而严厉对待胡贝尔这样一个人，多年以来他就由于许多文章而敬爱胡贝尔，胡贝尔对工人充满热爱和真诚的好意，他是这样大公无私和富于牺性精神。拉萨尔企图同胡贝尔取得谅解，给他指出社会王国的幻想是一种理论上很漂亮、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后来这些话被拉萨尔的一个老同学，俾斯麦的新闻署长哈恩所歪曲，他说拉萨尔是一个社会王国的空想家。可是胡贝尔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拉萨尔的辩才也说服不了他，如果视胡贝尔的这种偏见就其方式来说，至少是正直的，那么胡贝尔在拉萨尔死后又做了一件别的事情，即献给“喜欢玩弄阴谋的人物”和“拜金主义的幸运儿”一个不漂亮的悼词。在私交上，拉萨尔始终同胡贝尔保持亲切而坦率的关系，这是完全有利的，可是在政治上要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黑人洗白，却是白费力气。 从逻辑上说，拉萨尔是可以争取1848年的老民主主义者的。假如这些人的情况不是这样就好了：精华已去，糟粕犹存！加之，拉萨尔争取到的少数人也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他把马丁尼参加联合会看做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他不仅把这位新皈依者选进理事会，还任命他为东普鲁士省的总全权代表。可是马丁尼始终是一个光杆司令。还有海尔维格也是这样，拉萨尔虽然没有把他选进理事会，也任命他为瑞士的总全权代表。经过半年的催逼，拉萨尔才费劲地从海尔维格那里弄到一个联合会会歌，即有名的《祈祷吧，工作吧》，这支歌并不是没有才华，可是过分模仿雪莱的一首著名的诗，因此有几节虽很动人，却从没有在德国工人中广泛流传。拉萨尔的一个朋友，未来的音乐家汉斯·聪·毕洛夫给海尔维格的诗作了曲，乐谱难唱可能也是不易普及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拉萨尔吸收资产阶级有教养分子参加他的运动的努力仍然有其值得重视的一面。当莫泽斯·赫斯做了关于劳动权的报告，表示拥护新运动，并担任了科伦的全权代表的职务时，拉萨尔写道：“不是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说，这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否则，在蠢货们看来，运动就采取了单个人的形式。”虽然碰了很多壁，但是拉萨尔也找到了在他突然死后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的人，也许比他本人继续这项事业要有利一些。这个人是美因河畔的一个律师，约翰·巴普斯提特，冯·施韦泽，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施韦泽出生于法兰克福的一个古老的望族。他是在叔本华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可是早在1861年就发表了关于时代精神和基督教的范围广泛的研究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背离了叔本华的非历史的寂静主义，面向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精神，但却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那样的思想革命的精神。这本书是一个年轻人的著作，本身有其重要意义，它的目标还不明确，因此内容不免略有空洞之处，可是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却很精确，证明作者才学兼备。同时，施韦泽也倾向民族联盟的鼓动，在1862年法兰克福射击大会时期，编辑官方的会刊，此外他担任科堡公爵的副官也很出色，当时科堡公爵正以宣传的姿态扮演未来的德国皇帝的滑稽角色。 施韦泽在进行这次活动时，就有人暗中造谣，说他贪污了大会的款子。这件事从没有得到证实，当资产阶级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惜付出很大代价使施韦泽身败名裂的时候，甚至也没有人企图证实这件事。因此人们可以没想，那个谣言只是施韦泽很快就认识到民族联盟的内容空洞的活动的一个证明。法兰克福射击大会以后不久，他由于引诱一个青年做了一件猥亵行为而激起公愤，在曼海姆被判两个星期的监禁，这时他的名声受到更沉重的打击。大资产阶级社会把他赶出去，同时这种估计又得到证明，即施韦泽主要是因为他的民主思想而不是因为性的过失而受到处罚的；恰恰是大资产阶级社会只要犯罪人心地善良，通常就为这种过失准备了一个宽大的爱情的外衣。到这时为止施韦泽在民主主义的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中有很大影响，可是现在这些组织也出于更为空洞的理由，不愿理睬他了，因此，当施韦泽同拉萨尔发生联系并请求拉萨尔推荐他写的一部社会小说的时候，法兰克福的工人不欢迎他，是可以理解的。 拉萨尔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施韦泽，反对法兰克福的工人。他坦率地对施韦泽谈到后者的“令人遗憾的、为他的趣味所不理解的喜好”，他直截了当地向法兰克福工人承认，施韦泽的性的爱好是一种“违反自然的错误”，可是他认为这种错误同一个人的公正和对信念的忠诚，同他的政治品质毫无关系。古希腊对于男色丝毫也不反对，伟大的希腊思想家也知道什么叫做道德。拉萨尔认为法兰克福工人反对同施韦泽在政治上合作，是确切而又令人气愤地证明，德国人陷入伪善者的境地还很深，他们不懂得把政治同私人的事情分开。施韦泽把他的长篇小说《路金德或资本和劳动》献给拉萨尔，拉萨尔毫不犹像地接受了，当该书第一卷在1863年夏天出版时，他很高兴。一个公正的批评家当然不会同意他的热情的评论。从美学观点来看，施韦泽的小说是一个不定形的怪物，是冒险的浪漫主义同工人问题的社会政治讨论、拉萨尔鼓动著作的大量摘录和法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叙述的奇异的混合物。其中最好的部分是对民族联盟的生活和活动的讽刺描写，这种描写首先得到拉萨尔的好评。根据活生生的手本描绘的一些图画十分成功，比如宗纳曼所接近的自由派银行家伊津格尔，可是作为诗的乐章，这部小说是失败的。 这时拉萨尔夏季旅行的日子快要到了。6月27日，他发出一个公告，任命达姆尔为副主席，在他离职期间担任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这个通告引起了敌人的嘲讽，在拉萨尔的拥护者之中也引起许多人摇头。不管怎么说，错误主要在于通告的形式（拉萨尔通知“工人们”，他“到瑞士的温泉地区去旅行”)，而不在旅行本身。几年以来，拉萨尔的身体就不太好，过去一年的繁重的工作和斗争使他的健康状况更为恶化，为了来年的更为繁重的工作和斗争，他需要彻底休养一下。此外拉萨尔并没有想到，在空闲时间什么也不干；在旅行中他带着舒尔采给柏林工人所做的、现在已经作为德国工人问答的一章、公开出版的报告，以便在对它们进行驳斥时，为他的鼓动工作写一本理论著作。 拉萨尔先到瑞士，那里有一个并非不严重的失败在等待着他。进步党执行了把始终忠实于它的工人教育协会更紧密地集中起来的计划；1863年6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倍倍尔、罗斯梅斯勒、欧根·李希特尔和海尔曼·贝克尔，贝克尔同毕尔格尔斯一样，由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温和的自助者。这个工人大会表明，绝大多数的德国工人协会还跟着进步党跑；连倍倍尔和罗斯梅斯勒这样的人，也没有被选进新联合会的委员会。宗纳曼和麦克斯·希尔施在那里起领导作用，民族联盟从自己的金库里，给联合会拿出一年的经费。7月19日和20日，瑞士的三十六个德国工人协会将在苏黎世举行一个中央大会，在这个会上也要讨论德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都接到邀请。被任命为瑞士的总全权代表的是海尔维格，因此他有责任代表联合会出席苏黎世中央大会，而且那时他又住在苏黎世。可是，无论是他自愿承担的义务，或是拉萨尔的恳切请求，都不能使这个懒散的人履行他的职责。他以某些偏狭的顾虑作借口，宁愿使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也不肯让自己的贵体经受也许很硬的过堂风。“整个工人事业，归结起来就是这些卑微的丑事，我们两个人不适合做这种事情”，他的朋友吕斯托夫这样高尚而爽朗地说。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派到苏黎世去的宗纳曼却比较敏捷。他通过一个恶毒的报告，促使由已经完全变成木乃伊的格奥尔格·法因担任主席顺便举行的瑞士工人大会，发表了反对拉萨尔的经济理论的尖锐声明，后来这个声明又被德国资产阶级报纸恶毒地用来反对所谓的反动分子拉萨尔。苏黎世大会同法兰克福大会情况相似，瑞士工人对大工业的情况还很不了解，因而他们不能赞同拉萨尔的社会目标，可是他们对于拉萨尔在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死气沉沉极表同情。正直的目击者拉登多夫描述宗纳曼的举动是“十分可笑的”，苏黎世中央大会委员会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海尔维格的谴责——不能期待瑞士工人协会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和这些协会同宗纳曼的所谓一致都遭到驳斥。声明说，协会只表示反对拉萨尔的经济观点，没有提出任何有利于进步党的议案，更不用说通过它了。拉萨尔的敌人决不会在他们对拉萨尔所犯罪行方面得到宽恕；他们空前傲慢地大声叫嚷把一切反对意见压下去，这只能消除那些对事业本身还有些犹豫的人们剩下的最后同情。可是这个声明没有在德国发表，因此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不理拉萨尔的这个坏印象依然存在。他本人对这种不幸的肇祸人表示了他对朋友常有的那种宽容；他在一封诚恳的信中，还企图使海尔维格脱离耽于幻想，无所事事的状态，不过没有任何效果。 也许拉萨尔比较容易地摆脱了这个糟糕的事件，因为一切只决定于一个问题，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否会在德国国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在离开德国以前就给瓦尔特希写信说：“我们只能通过广大群众前进。一个群众运动只有民族联盟那样多的成员是可笑的。我们必须有七倍于民族联盟盟员的会员。否则我们就会遭到可笑的失败。”当瓦尔特希告诉他，从外表来看，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他又从恩加丁写信给瓦尔特希说：“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限制，从内部来看——关系到会员人数——事情进行不很顺利。这是最糟糕的事！……如果运动不能掌握群众，即工人阶级，那么不管怎么样它总要失败。如果我们至迟在一年之内不能吸收大量会员，那么不管我们能够取得多少精神上的胜利，也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因为敌人还过高估计运动的成绩，说它有一万会员，所以瓦尔特希想命令各全权代表向外界肯定这个数字，对此，拉萨尔回答说：“如果工人像您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我们也会丢脸。这是肯定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全权代表说假话。我们大概有一千会员，就不能说有一万会员。对这个问题可以保持沉默，而说谎对我们是不合适的。”可是在联合会成立以后三个月，即8月底，瓦尔特希十分气馁地给当时住在奥斯坦德的拉萨尔写了信；因为联合会只有约一千名会员，所以瓦尔特希建议解散联合会，或者把它放到别的基础上。 他说，如果就一个社会主义宣传协会而言，这么多的会员是非常可观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没有这么多的盟员。可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这个数字就太小了；不但没有超过民族联盟盟员人数的七倍，而且只达到它的盟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8月29日，拉萨尔十分沉痛地回答说：“在我们整个联合会里约有一千会员！就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活动的成果！这是我写得手指发酸，说得声嘶力竭而取得的成果！亲爱的瓦尔特希，群众的这种冷淡造成了绝望，是吧！对这个完全是为了他们、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利盆而存在的运动这样冷淡，对在精神方面不可度量的鼓动手段表示这样冷淡，而这些手段过去已经用过，在法国已经取得过巨大的成果！这个愚昧的民族什么时候才能终于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呢！”可是拉萨尔并没有气馁。“像您所说的那样，解散联合会吗？决不可能！它所经历的时间还太短，连冬天都还没有过去。如果这样做，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党来说，就太不光彩了。人们必然深以为耻！而且这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也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如果情况像现在这样，我就不扔掉手中的剑。诚然，人们可以说，只有一千会员，这柄剑是木头做的，可是，只要这把剑在剑鞘里，由于它的柄，看起来就像一把剑，人们用少数人就可以吓倒敌人。在来年春天或夏天以前，不管情况如何，我决不解散联合会。”然后拉萨尔考虑到扶助联合会的手段，尤其是亲自在莱茵地区进行鼓动，并用下面的话，击退了投降思想：“那时我还要拿出三倍的力量来工作。有勇气就行！” 使他本人能够勇往直前的，除了对运动的新手段的信赖以外，还有1863年夏天德国政治的发展。 [1] 巴西东部的印第安人，十六世纪起，尤其是1790—1820年间，被葡萄牙殖民者用种种卑鄙手段屠杀，至二十世纪初只存一万多人。——译者 [2] 英园中部工业城市，1844年在这里成立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罗奇德耳的诚实的开路人）。——译者 [3] 恩格斯的最后著作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这个导言写于1895年3月。同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这个导言的摘要，却删去了一切革命的言词，以致把恩格斯（如他于1985年4月1日考茨基的信中所说）弄得“无论如何总是站在温和的合法性崇拜者的地位”，使他感到十分愤慨。可是在《新时代》上以及作为小册子发表的导言也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文。因为政府正在重新制定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法令（所谓“颠覆法案”），所以柏林党执行局请恩格斯删去导言中的一些激烈的词句。恩格斯不得已同意了。他在3月25日写信给考茨基说：“由于我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考虑的、我们的柏林朋友对于颠覆法案的一些顾虑，我的文章蒙受了一些损失。”因此这次发表的导言虽然暂时——在一定的情况上——得到恩格斯的同意，但是对议会活动却给与了比他真正的看法要肯定得多的评价。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在恩格斯死后竟厚颜无耻地在为自己的议会迷病症作辩解时，引证恩格斯为《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当作对单纯议会主义的赞扬和恩格斯的政治“遗言”。梅林当然没有看过恩格斯导言的原文，以为可以援引恩格斯的“最后著作”来说明拉萨尔的观点正确。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的原文第一次在苏联发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6—229页。——原编者 [4]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701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710页 [7] 梅林在这里引的不是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并且成为许多新版本的根据（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所载）的马克思翻译的成立宣言的译文，而是利用了威廉·艾希霍夫经马克思认可后在他1868年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中发表的译文。——原编者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0页。 [9] 1789年6月2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封闭会场阻止国民议会的召开。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临时改在宫廷的网球场集会，一致宣誓：“非待宪法制定完成，决不散会”，这就是著名的“网球场宣誓”事件。——译者 [10] 潘都尔兵是十七、十八世纪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的匈牙利步兵，以残暴和不守军纪著称。——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