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六章 五十年代 一 政治衰退国内流行的历史著作把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说成是一个阴郁的插曲，在这个只有苦难的时代里，恶神阿里曼用狡猾的手段作恶多端，善神欧尔姆兹德[1]作为一个高尚的忍受者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是，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事态的发展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事态根据其实际前提条件必然这样发展。 普鲁士的统一企图遭到了应有的失败。霍亨索伦之鹰刚刚把中小各邦从革命手里拯救出来，这些邦就为了躲避掠夺成性的鹰爪逃到奥地利的怀抱里去了。沙皇把奥地利和普鲁士当做自己的藩臣召到华沙，在那里为他们进行仲裁，命令他们保持安静，恢复旧日的邦联。可是沙皇并不按照相同的藩臣权利对待他们；普鲁士因为曾向革命献媚，必须受到惩罚，作为下级藩臣屈从于奥地利。普鲁士爱国主义身受双重屈辱，它痛苦地呻吟着，但同时也表明了它无穷的忍耐性，因为它现在还在继续制造最卑下的传奇。据说“高贵的霍亨索伦王族”勃兰登堡伯爵从华沙回到柏林的时候，受到国耻的压力，心碎而死，临死说胡话还喊叫盾牌和宝剑。事实上这个老丘八是得了极普通的伤风而死的，那时他正准备高高兴兴地向奥地利竞争者卑躬屈膝，就像他在俄国君主面前那样。一个“高贵的霍亨索伦王族”曾经同情还很软弱的人民运动的这种说法，是不合普鲁士历史学家的心意的，因此他们根据文件肯定了上述事实。 曼托伊费尔向这个人民运动作了让步，召开了议会，动员了军队，但是他不想进行攻击，而是到奥里穆茨去，心情十分平静地用书面肯定了普鲁士的耻辱。他表示要悔改，只恳求允许他作为第二流的皂隶进行迫害活动，当时奥地利和中等邦正想利用这些活动镇压黑森选帝侯国人民对王朝政变的合法反抗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民反对丹麦的异族统治的民族斗争。曼托伊费尔还敢用这种“让步”自夸，俾斯麦则在议院的公开会议赞扬奥里穆茨会议。相反地正确地感到奥里穆茨胜过耶拿[2]的旧普鲁士外交官普尔塔勒斯写道：“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一次失败能同奥里穆茨的失败相比。为了穿着礼服挨一记耳光，我们召开议会，征集军队，我们谈论奥地利的让步，因为我们可以给刽子手雷希贝克在黑森提供一个帮凶，以拉纤人和窝主的身分到霍尔斯坦去，得意洋洋地用议定书和文书把我们的耻辱确定下来——这些事情是这样令人气愤，以致我找不到确当的词句来表达。”奥里穆茨的耻辱对于真正的容克地主就像缬草对猫那样具有诱惑力，而更可耻的反动人物就低声说，只有通过外交上的失败才能避免军事上的失败。事实上，动员军队暴露了在波森、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巴登的可悲的作战中已经表明的普鲁士军事制度的腐朽性。 普鲁士屈服后，邦联议会就恢复了，黑森选帝侯国的政变被用军事力量巩固起来，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被交给了丹麦的贵族统治。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大邦利用暴力行动废除了公国的古老法律，根据这条法律只有丹麦王室的男系可以在这两个公国进行统治，现任统治者不久就要去世，这就保证公国永久脱离丹麦。1852年6月8日的伦敦议定书中规定，格留克斯堡家族在包括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在内的整个丹麦王国有世袭权利，因而排斥了根据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法律有权执政的奥古斯滕堡家族，而这个家族的首脑用两三百万的代价出卖了他天赐的权利。重新建立起来的邦联议会向中小各邦发出了消除三月革命成果的信号。在大多数邦里，在萨克森、汉诺威、维尔腾堡、拿骚、两个黑森和其他邦，这一工作是在君主公开背弃自己的誓言和诺言的情况下完成的，只有巴伐利亚和几个小邦，如不伦瑞克、科堡、梅林根、奥尔登堡和魏玛还在这块礁石周围徘徊，虽然它们大多数也在反动的河流里航行。 奥地利邦联国家的首相施瓦曾贝克曾提出一个口号：必须使普鲁士屈服并把它消灭掉（il faut avilir la Prusse et puis la démolir）。现在他好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普鲁士确实脱离了大邦的行列，在德国，它的“民族使命”受到极大蔑视。甚至忍耐之父阿伦特也给普鲁士的霸权唱了离歌：“许多事情都得到原谅，被人遗忘，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黑森不在此列。”可是普鲁士霸权在这些日子却扎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牢固的根。奥地利和中等邦的政策没有能够对它进行决定性打击，即摧毁关税同盟。这种政策费了很大力量阻止重订1854年1月1日期满的关税同盟条约，可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否决使它栽了跟斗。关税同盟不但没有被摧毁，而且由于汉诺威、奥尔登堡和德国西北部的几个小邦的参加而扩大了，这几个小邦过去自己组织了一个“赋税同盟”，它们有三千五百万[3]人口，九千零四十六平方哩的面积。 在普鲁士国家内部，反革命派也得出一条经验，它的政治全能由于经济状况限制而产生了一定的界限。自从工人阶级受到钳制，小资产阶级以及比较坚决的资产阶级不问政治以后，普鲁士的反革命力量得到相当自由的发展。只受到最软弱的资产阶级分子支持的哥达派的对抗是无足轻重的。急性子的容克地主也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力图回到三月革命前的状况中去，但是没有成功。哥达派感到自慰的是，人们也许还可以杀死自由这只小鸡，但是却不能把它放回破蛋壳里去，这时哥达派就暴露了道地的资产阶级本能。 当然他们很需要安慰，因为官僚—容克老鹰已经把这只小鸡抓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这老鹰根本不考虑什么良心和法律；人们可以容许资产阶级殉难者在五十年代充分赎回他在革命年月所犯的罪恶。它又把权力交给了王室和容克地主，这个权力被充分用来压制它。可是，因为它甘心在这个痛苦之湖里游泳，甚至不用自己的力量游出来，所以为这件事情诉苦的工作就可能留给它那些痛哭流涕的女人。在我们这里，重要的只是从五十年代的历史中确定那些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发生某种影响的事实。 1849年夏天，根据钦定的三级选举制进行的选举修于得到了符合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心愿的结果。1848年柏林议会中的极右派在新的议院里是极左派。它们的这种特性在1852年和1855年的选举中从反动的意义上来说尤为明显。顷刻之间，1848年12月5日的钦定宪法中的三月革命的成果被一扫而光。这个宪法由一张整洁的纸变成许多纸片落到地上，每个官僚都用它擦笔尖，每个容克都用它擦皮鞋。议院几乎时刻都准备破坏宪法，加之，只要政府认为破坏宪法是必要的，而不是就像不存在宪法似的不理它，卑鄙的最高法院就帮忙对不中意的条款作相反的解释，尽管它们的原意是十分清楚的。政府以“古代的坦率态度”（一个爱国的历史学家这样叹息说）用冷静的声明来对抗对宪法的任何引证：问题只在于，正式修改这个条文呢，还是在行政途径中回避它。 在用暴力最后消灭三月革命的成果的时候，人们在市民自卫团法案上作出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外。这个法案被停止实施，但是没有被废止，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角落里，像一件小家具那样预备将来需要时再用。对于迅速而尖锐地展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设施必须宽大对待。可是保护个人安全的法令被废止了。1848年4月8日的法令已经被钦定的三级选举制扯碎。官僚—容克反动派很希望使1848年4月6日的法令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在这方面它的权力达到了极限。 只要可能，反动派就彻底破坏这个法案。代替不交保证金的出版自由的是交保证金和印花税的出版法案，这个法案容许警察采取类似检查的预防措施，还容许其他种种阴谋诡计。政治犯罪和违犯出版法的罪行不由陪审法庭审理而由拿薪俸的法官审理，为了处理重大案件，设立一个作为特别法庭的国事法庭。不分宗教信仰都可以享受国民权利这一点在迫害成性的正统派的统治中得到实现，这种统治特别对学校施加暴力。新的纪律法破坏了法官的独立性，1850年的惩罚法给司法界野心家的功名欲开辟了无限的天地。新刑事法规惩罚教唆不服从法律或政府命令，惩罚反抗官吏（不管这些官吏的行为是否在他们合法的职权范围之内），惩罚公开赞同被禁止的行为，破坏社会安宁，挑拨居民阶级相互仇恨，所有这一切在普鲁士法里都没有规定。新刑事法规不仅保护担任公职的人员不受侮辱和诽谤，而且也保护国家机关和政府法令不受歪曲、诽谤、挑拨仇恨和蔑视。事实上这就使得对政府行为的否定性批评以及证明这些行为违法成为不可能。1850年的命令扼杀了得到法律保证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结社法规颁布了，规定社团必须向警察当局提出会员名单，这件事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告密性质，给警察的登记簿提供了合适的材料并且容许政府处罚和迫害那些参加不受欢迎的社团的人。禁止政治团体彼此发生联系的命令削弱了现代政党的发展。一切会议都要向警察当局提出申请并受警察监视，这就允许任何下级警官在任何时刻解散任何会议，在最坏的、最罕见的场合，他除了受到上级的鼓励性的叱责以外不会受到更多的处罚。可是政府是红着脸颁布这个漂亮法令的。它说不出颁布这个法令的理由，于是它的议院里的帮手只得结结巴巴地说，这纯粹是一种临时措施，对困难时期是有帮助的，将来情况好转，这个法令还是要废止的。可是大家知道，直到今天它的绝大部分条款仍然有效。 官僚—容克反动派做到了这一切。它所没有做到的或者没有完全做到的是取消1848年4月6日法案的真正精华，即确定国家预算和批准税收的权利。批准税收的权利已经被简化到联合议会曾经有过的权力范围，即批准新公债和新税收，同样确定国家预算的权利也被人怀疑，因为人们问道，假如不通过预算法案，那么怎么办。认真说来，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确定国家预算的权利就其历史意义和实际意义而言就是，政府不可征收议会没有批准的赋税。1848年的议会也是这样看的，可是，为了尽量牢固地抓住这个权利，议会在康普豪森内阁的宪法草案第九十九条中保留了这个权利，规定每年必须预先做出所有国家收入和支出的概算，然后列入每年由一个法案确定的国家预算。议会以为庄严的法律形式使得人民代议机关确定的预算成为更加不可侵犯的，可是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也许已经想到宪法第六十条，而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肯定想到这一条，它规定任何法案须经国王和两院一致同意。官僚—容克反动派由第九十九条和第六十条得出结论，人民代议机关对政府拟定的预算只能作政府好歹可以同意的修改。1849年的第二议院在向反动方面修改宪法时，断然否决了哥达派宣告第九十九条的真正意义的提案，当然也不回答它自己提出的问题，即如果国王和议院不能对预算法案取得一致意见怎么办。它让这个“缺口”存在下去，必要时再根据它自己的喜好填补它。不过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相反地，既然反动派对批准税收和国家预算的权利这样裁剪或放松，使得必要时一斧子就能把它砍倒，那么它就不能过早地暴露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和内在的空虚。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用简单明了的话说出了这些原因：“如果回忆一下1842年至1848年的财政困难：如企图向海外贸易公司和国家银行借款的行为徒劳无益，路特希尔德加以拒绝，联合议会否决贷款，国库枯竭，如果用这一切比较一下1850年的财政活跃的情况——三次预算中的七千万的赤字两院同意弥补，债券和国库券大量发行，政府与国家银行的关系比任何时候它与海外贸易公司的关系都要好，而且另外还有三千四百万批准作为储备的贷款，那末，这两种情况是多么明显的对照！”[4]财政困难使得露骨地回到三月革命前的状况成为不可能；没有立宪制，普鲁士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容克地主的野心不得不限于使普鲁士的立宪制度成为一种假象。 但是不仅是财政困难给官僚—封建反动派设立不可克服的障碍。在社会方面以及政治方面它也必须有所节制。它又恢复了领地警察，封建的县和省的等级会议。它用易北河东的容克地主占固有多数的贵族院代替了第一议院，从而给那个中世纪的组织戴上了桂冠。一旦三级选举制失败，这个十足违反宪法的畸形产物就会破坏整个立法。两院同它们的“革命名称”一起消失了；代替它们的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了有中世纪色彩的邦议会。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维持领主和农民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一切封建主权的这一基础必须清除。容克地主骨子里十分害怕农民，因此他们自己就不得不往这个方向走。他们看到——后来的一个内阁说得好——，“如果问题不作比较轻率的处理，那么不久就必然得到满意的解决”。拉萨尔把这悦耳的词藻翻译成有力而确切的话：封建精神感觉到它的寿命不长了，于是迅速地又把两只手都伸进人民的口袋，以便在鸡啼以前利用新的暴力把它的封建占有变为资产阶级的占有。 1850年3月2日颁布的领主和农民关系的调整和赎买法令把手深深地伸进人民的口袋里。二十几种次要的负担被无偿地废除了。正如内阁所说，这些被废除的负担“只是对于义务者自由支配地产的一种麻烦的限制，而对权利者或者不提供物质利益，或者只提供一种很少实现的、取决于完全偶然的情况、因而根本不能用钱估计的利益”，此外还有几种贡税[5]。大多数贡税必须赎免，比如每种有相当收益的封建义务以及无法计算的勤务，早在1820年普鲁士法律就承认这些义务和勤务具有纯封建性质，以致拉萨尔有理由谴责要用钱赎免这些义务和勤务是富裕的土地贵族对穷人进行的一种非法的、违反自己的法律意识的掠夺。这一次调整和赎免的范围扩及到整个农民阶级包括没有车马的小农在内。容克地主正想扫除障碍，把湖里的鱼全部捕光。 得到调整的只有12,706个农户，而根据1816年的统计，仅西里西亚一地就有25,000个农户。在三月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容克地主就这样彻底地剥夺了农民的不可靠的占有权。赎买的范围广阔得多，同时容克地主作了某些让步，把封建负担折成货币地租或谷物地租，缴纳地租的十八倍（从前是二十五倍）就可以赎免封建负担。用国家资金、依靠国家保证建立的地租银行办理缴款手续，向地主按二十倍缴纳地租，同时农民如果在五十六年中把每年应缴的偿付清楚，就可以摆脱所有的义务。到1865年为止有一百万以上的农民办完赎买手续。 经过赎买和调整的农民所付出的资本为19,697,483塔勒，付出的租息为3,890,136 塔勒和55,222雪菲尔的裸麦，此外他们还让出113,071摩尔根的土地。根据一个官方统计人的计算，1816年到1865年的整个“农民解放”迫使农民总共花费了213,861,035塔勒。但是这个数字是太小了。因为那个统计人把一雪菲尔裸麦只算作一个塔勒，一摩尔根耕地只算作二十塔勒，一摩尔根森林地只算作十塔勒。看来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说法是，在五十年的过程中，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为了免去赋役而收回他们的先人作为自由人所占有的一部分土地，向容克地主缴纳了十亿马克。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这个暴力与狡计并施的举世闻名的“社会改革”的阴影中沦落为无产阶级。可是容克地主还不满足，俾斯麦愁眉苦脸地抱怨说，普鲁士立法把骑士庄园主当做“十九世纪的最下级人民”看待。 过去，在废除世袭依附农民制度的同时颁布了婢仆法，现在，在废除领主—农民关系的同时颁布了1854年4月24日的法令，这个法令的内容是对“违反赋役义务”的惩处，它允许容克地主重新建立领地警察，使得农业工人更加无力抵抗地屈服于容克的暴力之下。除了其他令人愤慨的条文以外，这个法令还规定农村无产阶级如有任何结社企图即处一年以下徒刑。普法尔伯爵坐在领主府邸里心情舒畅地谈论着容克地主如何行使领地警察权。他住在西里西亚织工区，自鸣得意地说，他为了镇压危险的暴动把一个人绳捆索绑投入监狱五天之久，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人并没有犯法；他还自夸说，他让一个人大吃苦头，这个人由于饥饿难忍，从一匹诱捕狐狸的死马身上割了一点肉吃了。政府对于一个美丽的容克灵魂的这种公开的自供几乎不敢提出轻微的抗议。 此外，官僚—封建反动派还能做到的事同它所办不到的事，在它自己内部剧烈摩擦的情况下进行调整。真正的乡村容克一向不断同国家政权机关进行小规模的战事，由于军事、赋税和政治上的原因，这些机关破坏了“小地主”的舒服生活，正如俾斯麦所说，破坏了领主—农民关系的“自然的政治秩序”。俾斯麦根据这些容克地主的心意，写信给瓦盖纳说：“官僚制度的头脑和四肢都有毛病，只有它的胃是健康的，它所排泄出来的法律粪便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污物。”封建容克地主顽固地要想回到三月革命前的状态。1848年的一课足以使容克地主对充实自己的钱袋感到明显的畏惧，但是不足以永远治好他们向往中世纪的病症。他们超过了自己的领袖施塔尔、瓦盖纳和格尔拉赫，这些人清楚地知道，大地主作为统治阶级不能置身于已被革命彻底摧毁的基础之上。 在这些领袖之间存在着种种意见分歧。格尔拉赫兄弟还深深地陷在浪漫主义之中，施塔尔则相当温情地同现代哲学眉来眼去，正如拉萨尔用讽刺的口吻所说，是为了从现代哲学中接受雅各宾派的气息，瓦盖纳在资本主义社会很能识别方向，而把反对“高大的工厂烟囱后面的现代强盗骑士”的斗争放在用哲学和宗教掩盖容克地主利益的行动之前。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强作欢颜，暗地里咒骂正面朝着粪土，背面朝着国家的偏狭愚味的容克地主，表面上却扮演着被人愚弄的领袖。比他们正直的胡贝尔同封建党派断绝了关系，他说封建党派是附随它的一切力量——从王权到行会——的障碍。 当然，资产阶级一被压服，“社会王权”的动人歌声也就绝响了。最多只有罗仑兹·施泰因从他的书斋里发出谜也似的话音，他说，一切王权如果没有很大的勇气成为社会王权，它将来要么成为一个空影子，要么成为专制政治，要么就走向没落成为共和政体。不过施泰因是在对牛弹琴。五十年代唯一企图抑止工业无产阶级的苦难的法令出自官僚—封建反动派的领袖之一，保守的资产者商业大臣海特之手。他是爱北斐特开尔斯滕父子银行的股东，伪善的符佩尔塔耳的一个真正的资产者。有人说，他每天早晨都听人唱赞美诗，谈到他去世的母亲时，眼里从来没有不含眼泪，但是这并不妨得他用一切手段进行资本主义剥削。因此他也哀叹他所熟悉的莱茵无产阶级的苦难：这种苦难继续下去，整个工业就可能垮台。他使1853年6月16日的工厂法得以通过，但却没有尽力使这个法案付诸实施。 这个法令禁止工厂雇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规定十四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只工作十小时；而且还给亚琛、安斯贝克和杜塞尔多夫各派一个工厂视察员，监督法令之执行。可是担任这项职务的官员是些毫无能耐的家伙，他们既不能也不想粉碎工厂主的顽强反抗。即使他们真地告发一个厂主并使他受到处罚，犯罪者却安慰自己说，五十塔勒的罚款，只要一个礼拜，我就又从孩子们身上榨出来了。亚琛的工厂视察员任职三年对于工厂制度还毫无所知，他那虚夸的报告甚至引起行政区政府的不满。1857年继任他的职位的警察顾问皮佩尔却是另一种作风。他被自己的正直、勇敢、干练的性格所推动，同有势力的工厂主进行了斗争。他禁止实物工资制，他的突然出现使得工业企业感到吃惊，他粉碎了一切要想使他不能控制童工的阴谋诡计，他在艾菲尔高地上的分散的工厂前面在深雪严寒之中往往等孩子们一等几个小时，他在市教学委员会中关怀儿童们的正常学习，他这样热心地献身于自己的工作，终于以身殉职。不断的劳累使他长期卧床不起，他的病始终没有能好。“社会王权”用每年施舍一百普鲁士通用的塔勒的办法来减轻这个正直的人缓慢死亡的痛苦。爱国者对于这一浪费的惊异心情由于这笔钱在六十年代才发而有所缓和。正是这个“社会王权”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得到补偿了，四十年代捐给劳动阶级福利中央协会的著名捐款，在革命时期还有七千塔勒未付，这笔钱被“社会王权”扣留了。 在政府里，卡尔·马克思的内兄冯·威斯特华伦大臣属于封建派。勃兰登堡死后，曼托伊费尔升任首相兼外交大臣，这时封建派就让威斯特华伦当上了内政大臣。但是他并不粉碎官僚对于容克地主的奢望的反抗。特别是他纵容自己的部下，柏林警察总监辛克尔代飞扬跋扈。这个瓦尔德克案、科伦共产党人案、拉登多夫案的制造者是官僚中最懂事、最活跃的人物。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官僚—封建反动派内部的可爱的争论，决不涉及人类崇高的善心。住在柏林的辛克尔代同住在西里西亚山区的普法尔伯爵非常相似。当施梯伯在“新纪元”成了五十年代警察暴行的替罪羊的时候，他根据文件证明，辛克尔代同国家检察机关和法庭勾通一气，完全无视最明确的法今，几乎每天非法搜查住宅和进行逮捕。 可是问题在于，担任职务能增加人的智慧，官僚们不得不注意，在十九世纪中叶普鲁士国家在哪些现实条件下能够存在下去。甚至天性怠惰，只是为了在任何坚决的敌人面前勇敢地退让才故作强悍的曼托伊费尔也不得不决心尝试把普鲁士赋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从封建基础上搬到资产阶级基础上去。可是他只是半心半意地这样做，他的关于废除土地税免纳税的法令草案被推迟，另一个关于废除磨粉税和屠宰税、征收所得税的法令草案被以残缺不全的形式通过，对此他已经感到满足了。曼托伊费尔只在轻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中尊重比较时新的本能。相反地，辛克尔代却毫无顾忌地从资产阶级所处的状况中得出结论。作为一个真正的将军，他不仅喜欢破坏而且也喜欢建设。他越是憎恨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就越清楚地理解，如果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就可以最可靠地把这些要求压下去。辛克尔代使柏林成为真正的大都市，他建设了许多大城市的设施，如消防队、自来水、清洁队、公共浴室和洗衣房、广告柱、电报网和其他等等，这些设施大多遭到市政当局的激烈反对，这些官员表现了柏林资产阶级的天生的无能，他们认为他们推举曼托伊费尔和弗兰格尔为荣誉市民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了。此外，在辛克尔代去世时人们看到，他经办了这些大设施，自己却仍然一贫如洗，而那些在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自治机关”里博得虚夸的荣誉的“最高贵、最优秀的人物”中，还没有一个人在死后得到这种评语。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官僚派和封建派之间的纷争极其激烈地爆发出来。尽管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内阁斗争的范围之内，但是它仍然是对于沙皇在反革命胜利后所攫取的欧洲独裁权的第一次反击。当时普鲁士是俄国的藩臣。普鲁士容克知道，对他们尊奉为“祖国之父”的沙皇的任何打击都会动摇他们的政权。他们通过侍从武官长冯·格尔拉赫和枢密顾问尼布尔说服了国王，积极支持俄国。相反地，曼托伊费尔和辛克尔代以及王位继承人却站在西方强国一边，它们的胜利必然压抑骄横的封建势力，而且不会引起任何革命宣传。波拿巴主义在许多方面接触到辛克尔代的理想。这时开始了一场殴斗，使得政府内部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封建党人驱使从前的犯罪分子林登贝克当密探，跟踪普鲁士亲王，而曼托伊费尔则叫从前的犯罪分子泰辛撬开冯·格尔拉赫将军的机密文件柜，盗窃他同俄国宫廷的秘密信件。因为曼托伊费尔按照旧普鲁士的方式给窃贼报酬时显得十分吝啬，所以泰辛就把他的赃物也卖给了法国公使，于是这件以紧急信件盗窃案闻名于世界的丑行暴露出来，它使普鲁士国家在欧洲剩下的一点威望也丧失了。 无论是官僚或者是容克都没有从这里面得到重大成果。辛克尔代虽然能够把瓦盖纳从《十字报》的编辑部里赶出去，可是不久当他忽然想起取缔一个封建的赌博场时，贵族院的一个议员向他提出用手枪决斗，并把他打死。后来，国王的精神病使得官僚—封建反动派内部又恢复了和气，因为这个事件威胁着它的权力的共同根源。 根据古老的习惯，国王被吵架的兄弟拉来拉去。浪漫主义的旧同伴在他的心里占有最温暖的地位，而当他讨厌庸俗的阴谋家曼托伊费尔及其冷静从事的反动实践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但是他也很喜爱他的首都警察总监，这位警察总监发现了这样惊人的阴谋，用这样可怕的革命事件使他的恩王的疲惫的幻想恢复了生气。尽管取得种种反革命成果，国王对生活仍然感不到真正的乐趣。在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大地以后，旧日的浪漫主义梦想不愿回来，“国家的恶人”仍然不肯听从尊贵的手指任意揉捏。国王感到，他一生的幻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苦闷的感觉战胜了他一切摇摆不定的行动和矛盾的感情，他渐渐陷入疯癫状态。 但是王位继承人同官僚—封建反动派——同它的官僚派，尤其是同他的封建派——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普鲁士亲王既没有他哥哥的天赋，也没有受过他哥哥那样的教育。因为是幼子，他是在军事训练中长大的，当他继承了父亲的软弱而呆板的精神以后，对于军事训练就更加适应了。他缺乏浪漫主义的激情，关于奥地利皇室占有合乎天意的优先地位的感伤的怪论很少能够阻碍他的旧普鲁士的并吞欲望。他不愿这样简单地被人骗去普鲁士政府充当扼杀德国革命的刽子手所追求的报酬，当曼托伊费尔走上通往奥里穆茨的道路的时候，他们两人就不和了。从此，官僚—封建反动派就排斥普鲁士亲王，说他是“自由派”，甚至对他的私人生活也感到气愤。克里木战争使他暂时接近曼托伊费尔集团，但又使他同格尔拉赫集团更加疏远。整个官僚—封建反动派长期隐瞒国王的疯病，这件事使他十分不快，当这个反动派不能再隐瞒病情的时候，它还使他依法摄政一事推迟了整整一年。到了1858年秋天，他才掌握政权。他马上免去了威斯特华伦的职务，几个星期以后又免去了曼托伊费尔和其他大臣的职务，成立了一个由最软弱的哥达党人，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奥尔斯瓦特、帕托夫、施韦林等十年前曾在康普豪森内阁中任阁员的一批人组成的新内阁。资产阶级不顾自己的一切功劳和尊严，又把一只脚踩到马镫上。 二 经济繁荣在五十年代的反动经济中，资产阶级的处境并不十分困难。他的右翼有对它虚弱的肢体有益的议会和政论方面的活动自由，它的左翼由于工业繁荣而感到自慰，虽然政治野心暂时不能得逞也不觉得难受。 资产阶级懂得利用反动年代的政治耻辱谋取大量的利润。克里木战事中普鲁士国家在交战国之间无可奈何地摇来晃去，成为欧洲的笑柄，正是这样，它就可以以中立国的身分照顾俄国，并且用资本的最丰厚的利润供给俄国。反革命的凶恶迫害使五十年代移居国外的人数增加到将近一百万人，不过它也在同等程度上增加了海洋航运。现在资本甚至对于反动派的不很严重的压榨也能进行报复了。1851年，普鲁士军官团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陷入资本的暴利之手。被贬为爱北斐特区地方长官的原后波美拉尼亚地方长官迪斯特—达贝尔揭露了莱茵省资产阶级为使自己的子弟免服兵役而建立的广泛的贿赂系统，这时他遭到直到王国内阁的种种不可克服的障碍，结果只得自己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下台。 归根到底，资产阶级只要买卖做得顺利，只要无产阶级仍然受到束缚，它就愿意忍受政治上的困难。这两点都做到了，或者反动派好像在做。买卖甚至非常顺利。在南德，棉纺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萨克森，几乎所有五金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着。在普鲁士，人们积极地从事开矿和冶炼工作。煤和铁成了时代的口号。十年中，煤的产量在萨克森王国增加了一倍，在莱茵和威斯特伐里亚增加了两倍，西里西亚居中。生铁的产值在西里西亚增加了一倍，在莱茵省增加了四倍。矿产品的总值增加了三倍多。随着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也发展起来。船舶业日渐繁荣，由于大量的货物运输，铁路网达到过去想像不到的密度。 虽然德国在各方面还落后于英法两国，可是大资本在这个栎树和菩提树的国家里也已经开出了欺诈之花。在柏林的商业公司和汉泽曼建立的贴现公司中，产生了第一批大金融势力，在大资本按不同程度吸取人民群众的血液时，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柏林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滥设公司的骗局，1857年的商业危机以后，这些公司就纷纷倒闭了。国家检察官起初还不了解情况，想给可疑的资本主义一个打击，可是许多上层力量却拽住他的手，商业界以一种决非献给某种政治理想的热情为“商业惯例”而大卖气力。 这也并不奇怪。关于这个时代，一个自由派的历史学家用严格的自我批评的方式写道：“人们赚了许多钱，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商业界的暴发户对于他在经济上，不久在某些情况下也在社会上胜过贵族和官僚而感到高兴。他们乘着最华丽的马车，同贵族一样有许多婢仆，他们举行宴会，外交家和大臣都乐意出席，他们得到勋章和封号，如果一切都很顺利，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贵族。这些百万富翁怎么会由于国家困难而感到烦恼呢？这个国家不发行公债，不作有利的让步，完全处在不良的状态之中”。真的，他们怎么会管国家的困难呢？ 不过有一点资产阶级还是不满的，而它越有机会抚摩自己的大肚皮，它在这一方面就越有反抗性。德国的分裂状态给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德国国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结婚限制和定居限制使各邦分离，阻碍资本自由支配无产阶级，在国外缺乏外交保护，这就给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增加了很大困难。德国资产阶级越是以空前的规模成长壮大，德国分裂状态的这些以及其他的后果就越使它不能忍受。只要利润增加，它就公开地放弃一切自由理想，可是日益增长的利润又使它趋向德国统一。对于富有梦想的人说来，这个“伟大理想”从中世纪浪漫主义的崇高境界降落到现代商业的平地上，肯定是一件令人懊丧的事，可是他们必然感到自慰的是，现在这个理想至少有了牢固的基础。三月革命爆发前不久用书面肯定下来的德国汇票法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风暴中马上代替了五十六种不同的汇票法，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也是在这么多的废墟中唯一盖成的房子。 总结德国资产阶级为统一所做的种种努力的国民经济学家会议当然同克洛普斯托克的德国诗人林苑或浪漫派的大学生协会的隆重酒宴很少相似。出席这个会议的自由贸易的忠心无二的拥护者是资产阶级的雇佣文人，他们受资产阶级的委托，宣传德国统一是经济的必然性，宣传迁徙自由和营业自由、宣传迅速清除一切封建行会障碍，总之为了资本主义的一切利益进行宣传。他们履行自己的职务，虽然大多收获很少，但并不是毫无收获。德国自由贸易论者为了使自己的智慧适合德国资产阶级的口味，必须向挨饿的哲学家说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阶级有着敏锐的听觉，听到钱在钱柜里叮当作响，而德国自由贸易论者也不愿意再同饿肚皮的人们打交道了。他们正在走运。他们的主要首领，出身贫寒的法赫尔和普林斯—史密斯同两个处女结了婚，潇洒的法国人法赫尔娶了年轻的侄女，讲究实际的英国人普林斯—史密斯娶了年长的姑母，这两位处女在菩提树街有一块大地产，上面盖着破破烂烂的厂棚，由于普鲁士首都的交通蓬勃发展，这块地产的价格也大大上涨。同这块出金子的土地发生关系以后，法赫尔就用令人信服的证明力阐明，资本主义的利润是给资本所有者的一种报酬，因为他们为了积累资本曾忍受了种种困苦。普林斯—史密斯同样动人地说，能够节约最大的资本，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最大利益的家庭，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在国家产品中享有最大的份额。 德国资产阶级的旧日不幸又在德国国民经济学家会议上表露出来。这个会议在对它的历史先驱者进行每一打击时，都胆怯地回头睨视它的历史后继人。它企图使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看不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结果十分狼狈，其程度至少达到它反对过时的中世纪生产方式时用力的程度。为了这个目的，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对它说来还太正直，现在它坚决信奉法国人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这个卖弄才气的饶舌家利用经济和谐论在书本中去除了工业无产阶级的一切苦难。虽然洛贝尔图斯在他的《社会书简》中早已扯碎了巴师夏编织的明显诡辩之网，但是对德国国民经济学家会议说来，使洛贝尔图斯缄默不语是一件极容易办到的事。它虽然没有抓住无产阶级，但确实抓住了小资产阶级。 在五十年代里，德国手工业从经济繁荣的喜雨中得到了一点好处，可是大工业的迅速发展比过去更加厉害地动摇了它的基础。像三十年代那样的真正繁荣时期，它是不会再有了。普鲁士政府所喜欢的、根据行会的精神修改营业法规，也不能帮助手工业回到那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反动蠢行的唯一作用就是给衰老的行东以不可靠的保证，却更使手工业中还有精力、还很活跃的成员丧失了力量。 信用合作社、预支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对这些人进行了有效的帮助。舒尔采—德里奇在政府免去了他的法官职务以后，就积极地为这些合作社进行宣传。舒尔采为合作事业进行宣传鼓动可以说是偶然的。小工业被一项恶毒的法会所压制的、对于正式的信贷机构的需要使他在故乡德里奇及其郊区建立的几个小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重视实践的舒尔采在合作社的章程中避开了普鲁士法律给民办的银行业设置的障碍。起初他对自己很快就取得成果感到惊奇，对此并不是没有疑虑，但是这决不能减低他的实际功绩。他在进行这一鼓动工作时没有任何附带的目的。作为一个好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想帮助自己的阶级，而且也确实在可能范围内对它进行了帮助。通过小资产阶级的合作事业来调整“我们工业的不幸弊害”——“拜金主义和社会贫困”，乃是一种空想。舒尔采把这种弊害看做是“真正文明的两个直接对立的力量”，但是这种空想有力地推动了合作事业，对小资产阶级居民来说是直接的，对无产阶级居民来说是间接的。洛贝尔图斯说得对，舒尔采在葡萄园里挖掘，寻找宝物，宝物没有找到，可是翻地工作使葡萄得到了好收成。 起初资产阶级对于舒尔采的活动是非常嫉视的，这些活动使得它在吞并小企业方面遭到了困难，更可怕的是，它们有可能使无产阶级更具有反抗性。但是不久它就发现，可以同舒尔采友好相处。舒尔采认为在1857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福利事业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是适当的。大资本的几个先锋战士在这里询问了舒尔采的意图，他们很高兴地发现，舒尔采并没有很大的抱负。那是大商业危机的一年，这个危机起初又使资产阶级为自己像神而感到恐惧。它的比较聪明的分子认识到，舒尔采不是一个无用的家伙而是一个有用之材，他们没有费很大力气就使这个按小资产阶级大人物的方式浮夸、自满的人背离了自己较好的一面。第二年，在哥达召开的国民经济会议上他们就签订了协定。舒尔采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巴师夏的旗帜，因此大资本的伙伴就宣布他是工人的新救世主。 小资产阶级又一次被大资产阶级拴在牵引绳上。1848年．小资产阶级由于追随大资产阶级而得到的惨痛教训并不是已经完全消失了。从1849年春季起，小资产阶级中的比较坚强的分子企图聚集在《初选人》报周围。这是一份小报，它的编辑是勇敢、干练的阿隆·伯恩斯坦。这个报纸由于被卷入拉登多夫案的灾难之中而停刊，可是很快又以《人民报》的名义复刊，继续同官僚—封建反动派展开激烈的斗争。《人民报》一直深入到无产阶级内部，获得广大的读者。可是它也同舒尔采一样在经济领域内改变了方向。对此应负责任的主要是伯恩斯坦本人，而不是它的出版人，对自由贸易主义经常有保留的弗兰茨·敦克尔。伯恩斯坦具有在群众中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少有的才能，在这一方面也做出很大成绩，可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他主要是凭正直的想法而不是靠实际知识工作。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很有修养，而在经济学方面却是门外汉，因而接受了巴师夏的谬论：粮食必然越来越便宜，工人阶级必然越来越容易得到粮食，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允许劳动越来越多地利用自然力，自由竞争不会容忍任何人从自然（不是劳动）用它的力量所做的工作中牟利。因此，几乎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报纸上也没有像在当时小资产阶级的这个最重要的报纸上这样虔诚地跟着大资本的追求者做连祷。 三 资产阶级的文学和哲学同五十年代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急剧变化相适应，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封建浪漫主义在雷特维茨的《不雕花》中得到如实的反映：各个部分都表现出盲信和腐朽。一种矫揉造作、软弱无力的叙事诗和抒情诗以其华丽的装璜表明德国诗作的精华已经消失了。博登施泰特企图用他的《米尔查·沙斐》的枯燥无味的教导，罗克特和榭弗尔企图分别用他们的《莱茵河、葡萄酒和流浪者的童话》和《饮酒歌》驱除德国庸人的政治上的消沉情绪，正如印第安人喝烈酒来忘记他们的历史灾难一样。谷兹科夫用两部长篇小说比较认真地抗拒时代的苦难，经过那每部九大本的两部小说的艰苦旅程，他终于承认，他无论是用一切“精神骑士”的秘密同盟的幻想，或者是用皈依自由村社原则的“罗马魔术师”[6]的幻觉都不能医治时代的病症。 当时最伟大的剧作家（在许多方面也是德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剧作家），在反革命的漩涡里愉快地游泳，嘲笑极端民主主义者，这些人不尊重财产和家庭，不要社会，甚至更彻底一些也可以不要人、动物和树木，因为这些东西也是自由力量，即元素的牢狱。弗里德里希·赫贝尔在四十年代写了可以同席勒的《阴谋和爱情》媲美的唯一的市民悲剧[7]，而现在却使资本主义的理想工人成为一首叙事诗的主人公[8]，这种理想工人为了保护攫取暴利者而要打死他的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伙伴，他把中世纪的一个公爵对阿格纳斯·贝尔诺尔所犯的可恨的谋杀罪行提高到悲剧的高度，为的是在这面镜子里赞美柏林和维也纳的暴虐的反动统治[9]，他轮流地歌颂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说他们是德国的主权和力量的创造者[10]。奥托·路德维希在《世袭林务官》中创造了一个对革命的剧的“警告图象”，因而陷入命运悲剧的一切苦痛之中，虽然这个剧通过正直的森林居民不能理解，他作为“接受工作的人”随时都可能被“给他工作的人”解除职务这一事实，表现了群众的本能的正义感。 1849年的五月起义过去还不到一年，这个把革命的疯狂哲学放到肮脏的流氓嘴里的剧本就首次在德累斯顿宫廷舞台上演，它受到了热烈欢迎，演出是在虐待瓦尔特海姆监狱里五月起义的俘虏而使文明世界震惊的大臣博伊斯特眼前进行的；人们在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中找不到像奥托·路德维希由于这次演出而表现出来的艺术上枯燥无味、政治上轻举妄动的现象。卢道夫·文巴尔克曾以青年德意志派美学发言人的身分坚决反对的方言文学的复兴也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弗里茨·罗伊特在他仍然是最有力量的诗中，把在正当自卫中打死容克地主的受虐待的奴隶献给了良心的复仇女神。由于他幽默地描述了迫害“煽动家”的情形（迫害“煽动家”曾破坏了他自己的生活），因此齐格勒说了这句感伤的话：罗伊特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所以他能够讽刺这样可耻地嘲弄法律的行为。 在哲学领域内，叔本华开始出名，他在给他的宣扬者的信里，把“尼罗河在开罗旁边”这句话重复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庸俗的食利者的哲学对青年黑格尔分子的猛烈攻击取得了胜利。只要德国资产阶级内部还有一点力量和勇气，叔本华的著作就像出版家仓库里的铅似的放了整整三十年；现在他年纪大了，他的短篇集和补遗才得出版。德国资产者多么幸运啊！一种聪明的哲学使他摆脱了一切悔恨和羞愧的感情，因为它向他指出，他一切自私的和妒嫉的本能构成人类智慧的核心。当叔本华的队伍在德国胜利前进时，《福斯报》作为鼓手走在前面，这是不足为奇的。 革命的浪潮把所有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抛到沙滩上。卢格在试图“整理事变的理性”时，踉踉跄跄地从一个悲喜剧性的冒险闯入另一个悲喜剧性的冒险。施特劳斯被他的故乡路易堡的乡土的爱国主义选入维尔腾堡议院，当他给杀害罗伯特·勃鲁姆的帝国—王国的凶手投半信任票时，他自己也就从他的最忠实的选民那里得到了不信任票。1848年和1849年布鲁诺·鲍威尔在柏林努力追求议员席位，可是选民不信任他，他十分严肃地向选民们保证，他将使批判的清洁、新鲜的空气流入大厅，由于利害之争，这个大厅里的空气已经变得污浊和闷热了，词句上的事实使人喘不过气来。这时他对俄国的原始力很感兴趣，他本人也在里克斯多夫当农民，白天拿着锄和锹在地里劳动，晚上用钢笔和墨水在他从前的牛棚里工作。每个星期日，他都使《十字报》的服装华丽的先生们大吃一惊，他足登一双污泥靴，身穿一件一七领外套，围着一条绿羊毛围巾，出现在他们的编辑部里，交出他给瓦盖纳的社会和国家百科辞典写的稿子，他在这些稿子里一会儿批评古代哲学，一会儿批评现代犹太人。麦克斯·施蒂纳成了一个不声不响的人。他曾把背脊朝着不可能是“唯一者”的“所有物”的革命，但是他这个哲学的宣传者也不能同资本主义竞争的实际相抗衡。因此已经成了活人中的阴影的施蒂纳过着贫困的生活，慢慢地走向死亡。 三月革命前的唯心主义的不灭的灵魂早已走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它的残骸的坟地上蹲着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这个可笑的鬼怪。这种唯物主义的“积极颂扬、到处宣传”的信奉者雅科布·摩莱肖特、卡尔·福格特、路德维希·毕希纳在自然科学的队伍中快步前进，同一切工业繁荣时期一样，五十年代自然科学也在大力发展。他们的唯物主义同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相似，正如五十年代的曼托伊费尔化的资产阶级同进行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相似一样。它不仅落后于德国唯心主义而且也退回到法国唯物主义的较早阶段。这种唯物主义促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放进烟囱，但对工业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的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把唯物主义的力的词藻当作饭后的点心，正如拉美特利曾使老弗里茨把同样词藻当作饭后点心一样。当卡尔·福格特对饱食终日、只图享受的市民断言，思想同大脑的关系就和尿同肾脏的关系一样的时候，这些市民在他们的厕所里一定还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 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唯物主义在它企图做点事情的时候也不及时甚至很不及时。它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旁边打转，就像猫在热粥周围转圈一样，不过它至少要想取消宗教的“盲信”，它不愿在信仰和知识之间“记两笔账”。但是德国唯心主义就已经取消了形式粗糙或细致的宗教，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写不出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样的著作。他们甚至不懂得正确区别哲学概念，在这种窘境里，他们的补救办法是把不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资产者都能马上理解的哲学一律取消。可是，正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唯心主义，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打中宗教的要害。他们在思维上栽了跟斗，正如唯心主义在存在上栽了跟斗一样。福格特可以抛出思想和大脑之间的关系的力的相位这个法宝，在这种浮夸而枯燥的理论中得到满足，可是对待事物比较认真，尝过一点他的哥哥格奥尔格的烈酒的路德维希·毕希纳，由于他偏狭的力的谬论被卷回最陈腐的教会长老的怀抱里去了。 他一面驳斥福格特的豪言壮语，一面说，力和物质是不可分离的，可是在概念上离开很远，“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彼此否定”。他接着说：“至少我们不知道，人们怎样想把精神、力量确定为另一种的东西，即确定为非物质的东西、本身排除物质的东西或同物质对立的东西。”这样一来，基督教的整个二元论就得到承认，阿尔伯特·朗格在这一点上已对毕希纳进行了批判。力和物质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对于可以看见的、可以把握的自然来说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可是，如果力就其本质来说是非物质的，那么为什么它不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不能把握的世界上，为了自身的存在或者同非物质的实体发生联系呢？关于宗教的产生和消失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回答，而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能回答，这种唯物主义排斥历史过程，它一旦超出自己的特殊能力，就立刻在黑暗中摸索，在宗教领域内是这样，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也是这样。 费尔巴哈也认识到这种唯物主义的不足之处。他承认它最好的一面，同时嘲笑反动派的愚蠢行为，为了给自然科学的研究大开方便之门，反动派热中于哲学和政治的讨论，可是费尔巴哈补充说，对他说来，摩勒肖特的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知识的建筑物的基础，并不像对摩勒肖特那样是建筑物本身。走进这个建筑物以后，费尔巴哈用许多有先见之明的话，也就是用今天还能折断德国学院派哲学中的吹毛求疵的折衷主义者的爱国主义长矛的那种“声名狼藉的谬论”，用这个论点进行探索：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这个人具体到费尔巴哈的情况下应该说，群众的像样的生活是一切人类教育和修养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个高尚的思想家没有前进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步，因为他从没有认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轮机。他在忧郁的孤独生活中衰老下去。 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时新玩具，它随时都可以粉碎这个玩具，而当用假虔诚比用假自由精神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好的时候，它就的确粉碎了这个玩具。资产阶级的现在的理想和它将来的希望在两个杂志——一个是柏林出版的《普鲁士年鉴》，一个是莱比锡出版的《边境使者》上比在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上更确切地反映出来。这两个机关刊物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同普鲁士国家的联盟的热心的撮合人。它们的嗅觉十分灵敏。在它们之间甚至还有一定的分工。聚集在《普鲁士年鉴》周围的是把普鲁士国家说成是一个殉难者的小德意志的历史建筑师，这个殉难者本来一向就为德国的统一和自由流血流汗，只是同其他殉难者一起遭到被忘恩负义的世界所误解的恶劣命运。于是德罗伊曾把旧普鲁士的约克将军描写成一个民族英雄，其实他是普鲁士史所能谈到的最粗野的容克之一。这本传记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爱读的一本书，由于约克的封建阴谋曾经招来不少烦恼的八十岁的雪恩老人，虽有普鲁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也对这种情况惊奇得摇脑袋。 《边境使者》用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化来帮助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化。它的台柱是古斯达夫·弗赖塔克和朱利安·施米特。弗赖塔克的《借方和贷方》从文学上给五十年代的德国资产阶级脑上贴金。它的新世界里还充满着因袭的偏见，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畸形怪态：不要国际贸易，而要像T. O. 施吕特尔家族经营的转口贸易。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庸俗无聊是各国小说都比不上的。可是这个模范少年的吃饱饭的美德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同破产的容克阶级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弗赖塔克很善于搅拌道德的肉汁，德国资产者经常希望用这种肉汁为自己的利润服务。他的文学才能不高，几乎没有任何想像力。但是弗赖塔克让T. O. 施吕特尔家族的每点商业利润都由许多仙童奉献，而一个极端热情的宗教作家也决不会让这样多的天使住在天上。他在《新闻记者》一剧中颂扬资产阶级报刊这个文化奴仆是天才的、愉快的、亲切的；在《德国昔日的图象》一书中指出，两千年来德国人“在美德和缺点，天赋和性格方面”几乎永远同他那个时代的庸人相同。一切都令人惊异地顺从这个标准人物的心意，像贪婪的竞争这徉使他不顺心的东西已经在犹太高利贷者和较有节操的文人身上受到彻底的惩罚了。 弗赖塔克用一根柔软的导索把资产阶级引进他所喜爱的普鲁士主义之中。他是在波兰—西里西亚边境上长大的，至少也是一个道地的、令人信服的普鲁士人。这一点同他从德国学术的过去的好时代中所受的一段真正的教育一样使他容易获得成果。他用灵巧的、轻便的而且也不是不体面的手段帮助资产阶级由唯心主义者变成拜金主义者，从黑红黄旗帜下面走到黑白旗帜下面。他的同伙朱利安·施米特做得更糟。他的唯一想法就是要求小说描写德国人民的能耐即他们的工作，也可以说是追求利润的本领。《边境使者》的最初几期里充满了朱利安·施米特对从莱布尼茨到谷兹科夫的所有空想家的既荒诞又武断的批评，后来他又把这些批评总结在三厚本的德国文学史里，并且作为一碗水也似的稀粥放到心满意足地用羹匙舀了吃的资产阶级公众面前。 朱利安·施米特对浪漫主义至少怀着一种并非完全不真正的愤怒，虽然他那浅薄的枯燥无味的批评不能冲击它的侧翼。可是，他对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粗暴态度却是十分可恶的。假如他干脆把它们当作废物扔掉那也好，为什么不会有这样一种怪人呢？可是他却加害于它们：他用恩主的优越感，用固执己见的无知（隐藏在这种无知后面的只有他的无能），从精神上渗透它们，削弱它们的强大的行动力量，使资产阶级庸人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那莱辛、歌德和席勒，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本来是他们的人，而且是些极端愚蠢的家伙。费尔巴哈（关于他，朱利安·施米特曾说过，只有才疏学浅的人才会赞同他）用冷冷的轻蔑口吻说：“这是一个孩子对大人的判断。”可是不仅是费尔巴哈，而且连卢格和叔本华也对这种行为（说这种行为是幼稚地亵渎神殿还是最温和的）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但是他们只是在口袋里攥起拳头，还没有一个严厉的人给《边境使者》的批判的艺术评论家以应有的惩罚。 [1] 阿里曼和欧尔姆兹德——扎拉图什拉特（约公元前一千年）所创古波斯宗教哲学中善与恶的拟人化概念。——译者 [2] 指1806年的耶拿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一世曾给普鲁士军队以致命打击。——译者 [3] 疑为三百五十万之误。——译者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6页。 [5] 向领主缴纳的贡税（Laudemium），从前农民在出卖地产时向领主缴纳的一种手续费。——原编者 [6] 谷兹科夫的这两部小说，一部叫《精神骑士》（1850—52），一部叫《罗马的魔术师》（1859—61）。——译者 [7] 指市民悲剧《玛丽亚·玛格达伦娜》（1844）。——原编者 [8] 这一幕出现在赫贝尔的诗《母亲和孩子》（1859）的第七首歌中。——原编者 [9] 赫贝尔的剧本《阿格纳斯·贝尔诺尔》，1855年出版。——原编者 [10] 毫无疑问，梅林在这里指的是赫贝尔的诗《呈奥地利皇帝陛下》（1853）和《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陛下》（1861）。——原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