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十二章 德国的社会主义 为了给西欧的社会主义开辟通住德国的道路，并不需要先有发展中的群众性无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的学术发展当然使得具有圣西门和傅立叶思想的出版物在莱茵河以东很快就得到很大重视。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使得在评价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时，文献观点占了主要地位，它那空想的外壳的经济实质，人们连看也没有看到，更不用说理解这种实质了。 圣西门主义的学说最先而且最广泛地在德国知识分子中得到反应。30年代初期，有几个神学家把圣西门主义当做一个新的教派加以研究。同时，柏林的几个美学团体也像青年德意志派一样，用感觉迟钝的方式解释肉体的解放，甚至像拉埃尔（万哈根·冯·恩赛）这样一个有名望的妇女也没有超出对这一点进行有才气的考察，或者只是玩弄才气的考察的范围。今天不值得花费精力详细讨论这种以社会主义为题的文字游戏。 皮羽克列尔侯爵1832年2月6日写给拉埃尔的信中有几句话颇有意思：“这的确是一种新学说和对一个正开始的新时代的明确认识，虽然这个新时代在几个世纪中发展很慢”，但是他马上补充说：“再说，这个新时代距离我们比较远，仍然只是作为一个远方的流星以供观赏，如果人们不想到施潘道[1]去的话。”这些奇怪的社会主义者不仅是由于害怕施潘道而手足无力、头脑迟钝。拉埃尔在同皮羽克列尔谈论圣西门主义以后写信给他说：“昨天您那些崇高、纯洁、温和、安静和坚定的计划给了我多大的力量啊！它像是在干旱的土地上降下的五月的大雨，给我莫大的安慰和保证！”可是这个喜欢同自己的女朋友搞这种精神错乱的色情事件的老罪人不久就在给拉埃尔的丈夫，讨厌的伪善者万哈根的一封信中做了不言而喻的保留，说社会主义不可破坏他自己、他的朋友和上流社会至今的美好关系。30年代玩弄的一些社会主义游戏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那些不愁吃喝的先生们的时髦的消遣，这些人由于看到了饥饿、有病和肮脏的面孔，破坏了他们的美的快感，于是凭着一时的热情传播一种要使所有人都受到教育，都过幸福生活的福音。 只要提到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不能不谈这样一个人，他对劳动阶级的痛苦深为同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有批判性的见解，并且有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在这些方面可以同西欧社会主义的伟大空想主义者并列而无愧。这个人叫路德维希·噶尔，是莱茵地方的一个下级官吏，先在法国人手下服务，后在普鲁士政权下服务。他曾抱着种种幻想，力图消灭无产阶级的贫困。噶尔起初想组织向国外移民，并把自己所继承的财产用于这个计划，结果遭到悲惨的失败。后来他要求（正如他的主要著作的标题所标明的），“用粮食贮备保证纸币的价值；这是提高和巩固德国人民已经下降的福利，一劳永逸地防止任何匮乏和剩余的灾难的迅速的，也许是唯一的手段”。这本著作所得到的唯一成果就是内务大臣舒克曼的一道粗暴的命令，命令中说，噶尔大概是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今后不应该让他无公可办。噶尔在辞职以后，终于打算在乡村里安家立业，通过打谷机、面包房、洗衣房等合作机构在居民中引起普遍社会化的思想和愿望。噶尔是一个伶巧的发明家，他想利用他发明的收入得到实现这个空想的资金。事情没有成功。噶尔还想在自己所办的《博爱报》上宣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可是由于读者太少，这个杂志出了一期就停刊了。噶尔的社会主义活动遭到一系列的失败。 他引以自慰的是，真理终将胜利，这个希望没有欺骗他。他的美名值得在德国社会主义史上提一提。噶尔作为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个德国人，特别是一个普鲁士的地方政府的秘书，他所做的事情是值得敬佩的。但是要想摘取个别名词，找出个别句子证明噶尔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家，那也是白费力气。他为数不多的著作中的最好的部分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力的共鸣，噶尔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中找出傅立叶和欧文。特别是噶尔关于富裕中的贫乏，关于资本、劳动和才能的必要联合，关于分散劳动则生产力枯竭，集体劳动则生产力增长所说的一些活都渊源于傅立叶。他的建议同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同的地方（如组织移民和永久性的粮食贮备），都证明这些建议在历史上是落后的，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德国的落后状态造成的。噶尔没有走到傅立叶和欧文的前面。尤其是他虽然到1863年才去世，也从来没有对于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表示过任何关怀。 1842年，罗仑兹·施泰因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出版了。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块界石，从此德国社会主义结束了童年时代的，或者说是幼稚的游戏，开始了严肃的生活。这部书可以说给德国知识分子撞开了通往在资产阶级社会下挖掘的地下坑道的门户。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一个相当轻率的作品，有浓厚的通俗文学的笔调，过分详细地叙述空想社会主义的奇异的外形，傅立叶关于地球过去的发展的空想，安凡丹团体的教会式的组织以及类似的东西。但是它也揭露了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同的阶级斗争，尽管其中有许多理解错误或根本不了解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成熟的酸苹果，但也是一个认识的苹果。罗雪尔说，施泰因的书对德国公众起了一个来自远方的童话的作用，这种说法是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古伊多·魏斯的评论却中肯得多，他就年轻的资产阶级通过这本书认识了自己。施泰因对自己写的这本书的成绩估价过高，他认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由于他这本书产生的。这种运动的游戏形式以前就有，而它的明显的形态不是从一本书，而从一个经济事实，即群众的不断贫困化产生的。为了理解这个事实，资产阶级分子费了或多或少的力气在施泰因的著作中探索。 今天也没有必要分别地追究这些思想线索。当时在德国还没有统一的政党，集聚在“社会派”的旗帜下的形形色色的货色同集聚在“自由主义者”的旗帜下的一样多，或者还要多些。比较有效果的办法是追究事物的根底，只要能够截然分开，就把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根据它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所由形成的经济利益加以区分。 一 基督教—封建的社会主义同青年英国和一部分法国正统主义者一样，德国的封建主义早就试图利用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的苦难反对咄咄逼人地增长着的资本的力量。 可是它所能做到的不过是笨拙地模仿那些比较出色的样本。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封建社会主义的发动都是同一种庸俗的虔诚主义混合在一起的，这种虔诚主义从一开始就彻底消除了这些行动的危险性。普鲁士国王在一个庄严的赦令中宜布天鹅骑士团[2]是对贫苦人们的基督教的仁爱行为的宗教上的合作者，这个骑士团立刻引起普遍的哄笑。国王不得不放弃恢复这个骑士团的企图。在国王的浪漫主义的怪论背后并不藏有一种真正的同情。当蓓蒂娜·冯·阿尔宁在《君王必读》一书中用雄辩的言词描写了首都无产阶级的苦难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真正的仁爱的光辉面前非常狼狈，这种光辉曾经从歌德的明亮的眼晴里射到浪漫主义的巫婆身上，现在还时常从她那混乱的思想中冲出来。这个模糊的头脑对于蓓蒂娜的人道主义的话——国王的邻人是他的饥饿的人民——，或者她那沉痛的控诉——罪犯是国家本身的罪恶——应当作何理解呢！ 国王力所能及的、基督教社会的两个唯一的创造物象阴郁的古堡似的矗立着：在首都的南面是贝塔宁医院，在首都北边是莫阿毕特单身牢房监狱。国内布道会[3]要在这两个地方医治人民的肉体和灵魂的疾病。凯泽斯韦尔特[4]的教会护士在医院里占统治地位，他们怀着宗教上的自负心情行使医生的职权。陋室[5]的教士们在单身牢房监狱里，在那些由于残酷的隔离措施变得软弱的犯人身上试验他们的拯救灵魂的技术。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巴士底狱的劳动院也像雨后春笋似的成立起来，这种劳动院实在可怕，失业的乞丐在那里拉散羊毛，每天从早晨五点工作到晚上九点，监工可以任意用皮鞭抽打他们。差不多在国王自称是天鹅骑士团的首领的同时，他批淮了1842年的济贫法，在其理由中作为“贫民救济的首要原则”确定下来的就是穷人“根本没有要求救济的权利，不能按照法律手续提出这种要求”。贫民救济机关只应“给他们最必需的东西，只应防止他们真正在贫困中死去”。普鲁士高等法院在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对这种贤明的法令作了一个完全多余的说明，它说，考虑到“由于贫困、需要救济和没有食物而对社会的安宁和道德状况产生危险”，贫穷的工人不应饿死。这就是基督教—封建社会主义的实质，浪漫主义的一切宣传机器也不能把这个小狗吹成大象。 浪漫主义的国王怎样，浪漫主义的容克也是怎样。这些容克十分虔诚，不过他们的基督教的对邻人的爱只限于想用宗法—封建方式，而不想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剥削农村无产阶级。住在他们的主要巢穴后波美拉尼亚的容克有：特利格拉弗庄园的家长塔敦，他的女婿，齐梅尔豪曾庄园的布兰肯堡，格罗斯一提科夫庄园的急性人克莱斯特一雷措夫，此外还有克尼福夫庄园的高傲的容克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负了很多债，没有资本也借不到钱来经营已经没落的庄园，当然只研究摩西第二书[6]第三十二章中的金牛犊的优美故事，而其他人，唤醒者和被唤醒者都学着《旧约全书》里的四个大先知和十二个小先知说话。在波美拉尼亚经济界在科斯林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年迈的塔敦发表了一篇热烈的演说，说出所有容克的内心秘密：他责备那些喝醉了酒，不得不被从地方议会中抬走的贵族，他咒骂用骑士庄园谋取暴利，他嘲笑“各邦人民的不知羞耻的要求”，他们希望诸侯把“造福”这个动词预先变成过去完成时态。他把骑士的服装以及它那发亮的肩章象征化——“我们的肩部装饰，它无非就是飞到坐在王位上的鹰那里去的翅膀！”——最后是“领主及其居民之间的统治者和父辈的关系”之歌的尾声。塔敦用预言家的愤怒语调向反对封建剥削特权的人们喊道：“他们一会儿要剥夺我们的管辖权，一会儿要取消我们的警察，一会儿要剥夺我们对教会和学校的保护权，并用各种方法缩小我们的等级代表权利，如果可能就使我们只同吃草的牲口为伍……这就是说，不是乘四匹马拉的马车，而是用四肢在地上爬，这就是我们的敌人想把我们造成的样子。”对，“用四肢爬行的吃草的牲口”，在容克们看来，这就是他们雇用的短工，他们仍然想乘着四匹马拉的马车从这些雇工身上疾驰而过，只是他们不仅手里拿着鞭子，而且嘴里还念着上帝。 基督教—封建社会主义只有两个目光比较远大的文献方面的先锋战士：维·艾·胡贝尔和海尔曼·瓦盖纳。在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并在国外作过长途旅行之后，胡贝尔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从此以后他无条件地信赖国内布道会和上帝恩赐的王国。他本人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在英国和法国理解到封建—行会反动的实际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行动的价植。但是由于他存在一种虚幻的希望，即期待统治阶级普遍地，“社会王权”特殊地进行一种自愿的社会改革，他那些较好的认识就陷入歧途。胡贝尔被国王召到柏林，因此他没有能够发挥自己的实际作用。在艾希霍恩的统治下心怀不平的大学事不由己地受了欺骗，胡贝尔被大学里的同事用种种恶毒行为排挤出去，他在普鲁士官场中所碰到的，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群可怕的活死人”。他办的杂志《雅诺斯》[7]读者很少，因而国王不得不拿出钱来贴补出版费用。 海尔曼·瓦盖纳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生在勃兰登堡马尔克的乡村里，长得瘦骨棱棱，面貌冷酷，是一个鲜明的冷静的形象，但同时又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善于为了不能实现的理想投出他那生锈的标枪，在欧文教派[8]中一直升到大执事的职位。他不是一个空想家，也不是一个欺骗者，可是他却是一个欺骗者和一个空想家的不可分割的混合体。瓦盖纳的初期活动对于他整个一生的经历有很大意义。他在图赫尔荒地的土壤改良的工作中上了实践的社会主义的一裸，这是一个名声很坏的“国内殖民”的尝试，国王对于这一可耻的失败用一句可耻的挖苦话安慰自己，国家为这些改良的沼泽地的一斤干草所花的钱可以买一斤真正的中国茶叶。后来瓦盖纳到马格德堡担任宗教法庭陪审官。在这里，他的上司中的几个有才气的老浪漫主义者帮助他在精神上有所进展。他对于试作买卖和进行商业投机始终很有兴趣，而且也常常遭到失败。不过这种失败正是由于他不是一个狡猾的投机家，不是一个卑鄙的交易所之狼，而是在自己获利不多的情况下，力图使他认为正义的事业得到越来越大的利益。瓦盖纳憎恨资本主义，他善于敏锐地发现它的弱点，但也不低估它的优点，他清楚地知道，衰老的官僚制度不能同它对抗，不懂得用某种方式同工业无产阶级和解的封建主义也不能同它对抗。他在选择手段时没有疑虑，在论战中毫无顾忌，主意很多（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假如他不是一个注定要开展封建社会主义的群众性鼓动工作的人，假如易北河以东的乡村容克的精神上的惰性不阻止他谱出捕鼠人的一种相当有诱惑性的乐曲，他会成为一个老练的鼓动家和政论家。他绝望地叹息说，保守主义者有一半生来就是笨蛋，有一半是有原则的笨蛋，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一种真正的阶级本能也可能包含在他们的精神的局限性之中。一开始，保守分子们就畏惧瓦盖纳的性格和策略中的一些成问题的东西。 有一个时期，瓦盖纳曾在科伦出版的一份半官方报纸《莱茵观察家》上试验他的煽动伎俩，为的是把《莱茵报》所播下的杂草除掉。年轻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认为在大城市中代替等级税征收的磨面税和屠宰税是加在穷人身上的一种不正当的负担。自由主义者所以反对这些税收，一半是出于空洞的理论，一半是出于使英国工业家厌恶粮食关税的那种心情，汉泽曼就属于后一种情形。自由主义者曾经要求用等级税代替加于贫穷的阶级的面包和肉类上的这些间接税，不足之数以向富有阶级所课之所得税来弥补。这时政府向1847年的联合议会提出一个相应的法律草案；它建议实行自己查定的所得税，四百塔勒以上的收入一律课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限于固定收入）的所得税。政府并不热心坚持这个草案，因为它不希望这个草案被通过；它提出这个草案只是因为它估计这个草案不会被通过，这样就使联合议会在群众眼前显得十分狠狈而自己却不花一文钱，得到关心工人的美名。可是这个如意算盘没有完全打对。联合议会的诸侯、领主和骑士除了少数例外，都激烈反对政府的提案，而在东普鲁士和莱茵的自由主义分子中，至少有相当多的人认真地或者狡猾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热烈拥护计划征收的所得税，康普豪森甚至声称，一种真理存在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深的根基中，“这个真理就是，一个活着的人就有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由社会在扩大的范围内加以承认”。在反对草案的大多数人之中，政府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表现得最为坚决。 但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其中包括莱茵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很有名望的大人物（如作为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吹牛说，他的摇篮是放在他父亲的织布机旁的门诺教派的贝凯拉特）却上了圈套，他们反对所得税，认为它是一种麻烦的措施，一种对道德的危险的考验，是走向革命的一步。这时《莱茵观察家》就抛出了基督教—封建社会主义的钩子。所得税是一种麻烦的措施吗？“什么话，难道几乎买不起面包的穷人还要为吃饭而缴税，这就不麻烦吗？穷人们的收入如果够用，他们一定愿意缴税。”所得税是对于道德的一个危险的考验吗？“什么话，难道受到捐税的重负压迫、被削减了工资的穷人的状况不是一种考验吗？”所得税导致革命吗？“当然导致社会状况的变革，导致消灭无边无际的贫困，也导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由共产主义者虚构出来的，而是一般国法所允许的，它已经有了基督教的灵感。”《莱茵观察家》就这样用优美的声调说下去，最后甚至鼓吹国王同无产阶级的联盟。 如果基督教—封建社会主义要想通过这样的论文提供一个范例，说明它不仅指责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也能赢得劳动阶级的人心，那么它就打错算盘了。莱茵区的无产阶级太有本领识别这种欺骗了。他们听着这种说教，可就是根据正当的理由不予置信。 二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企图用它自己的方式帮助无产阶级脱离贫困。当时资产阶级也同今天一样，喜欢把它自己内部的分歧，如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吵说成是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它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如此高尚，如此英勇地忍受痛苦。 除了这种演说家的姿态以外，资产阶级就满足于禁酒运动和慈善活动，满足于建立工厂互助会，奖金基金和其他鸡毛蒜皮的改良，其目的不外乎借各种补助来巩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这些补助据说是为了工人自己而发给工人的，可是实际上大多却降低了资本的生产成本。当时资产阶级就已经把使无产者成为满足的人当作一件好事，其先决条件是：第一，它不用出钱，可能的话还要从中得到利润，第二，所用的手段不致激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而当工人已经觉悟时，就尽力麻痹工人的觉悟。 40年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壮门面的东西是劳动阶级福利中央协会。它成立于1844年秋天，当时西里西亚织工的饥饿暴动使得正因为看了柏林的工业展览会而洋洋得意的、上升的资产阶级大吃一惊。这个协会要使它的分会遍布全德国，它要彻底解除无产阶级的痛苦。在那个沸腾的时代，在阶级斗争还很不成熟的时候，这种思想是很有力量的。从国王（一直到最不满意的反对派，甚至一部分工人都兴高采烈，国王答应给协会一万五千塔勒，反对派把关于职业介绍所和劳动组织的各种美好计划同协会联系起来，同时有几百个工人申请参加协会。 这是一些美丽的梦想，可是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虽然中央协会的工厂主在他们的第一个宣言中认为“工人阶级的积极合作”是必要的，可是当他们发觉他们不能简单地让安排好的木偶在绳索上跳舞，而必须同真正的工人打交道时，他们的信念很快就改变了。柏林分会决定把每年的会员费订为十个银格罗申，每周或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这时工厂主们立即声明，不应该诱使工人增加新的支出，而且根本也没有这样多的房子供开会之用。再说，他们自己能够最彻底地判断人民需要什么，而人民还很不成熟，没有能力作这种判断，计划召开的大会就会成为共产主义争论的雅各宾俱乐部和战场。当然这种论调在基督教国家得到知心的反应。柏林分会没有能够得到官厅批准。 在创立科伦分会的时候，演出了几乎更为激烈的几幕。《莱茵报》以前的撰稿人毕尔格尔斯和荣克在组织大会上提议，这个协会应该叫做互教互助的协会，以便从协会的名称上去除一切傲慢的恩人气派。但是这个提议刚一通过，莱茵资产阶级的最有威望的、而且目光也比较远大的领袖卢道夫·康普豪森就宣布退出协会，他用值得赞扬的坦率态度作书面发言说，他不能参加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可以激发工人阶级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得工人阶级更不满现状，更不愿意劳动，不是让他们满足现有的欲望，而是使他们产生新的欲望”。在科伦也是由警察做了其余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凡是劳动阶级福利协会想做一点比做压迫阶级的工具较好的事情的地方，情形都是这样。压迫阶级想利用协会使被压迫阶级不了解痛苦的根源，从而加强自己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最没有疑问的爱国主义一旦对无产阶级表示某种好感，就免不了披上“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的嫌疑。在1848年柏林大会上，一个右派领袖，格赖夫斯瓦耳特的鲍姆斯塔克教授严厉指责政府，故意延迟批准他和洛贝尔图斯打算建立的波罗的海分会，一直到事情无声无息为止。 最后，基督教国家和社会王权对于中央协会本身也产生了怀疑。不管中央协会如何忙于“修改”它的章程，国王也不赏给它钱了，它也得不到官方的批准了。三月革命以后，当它感到迫切需要欺骗工人的时候，它在一篇华丽的宣言中声称，“已经束缚住它的死神的羁绊”终于解脱了，现在它要显示它的“生命力”。可是它“从自由中重新获得的力量”也同这时国王真正送给它的钱一样对它不能有所帮助。随着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就自动地消失了。越是无利可图．资产阶级就越想放弃这种伪善的负担和伪善的欲望。今天，劳动阶级福利协会还像一棵紫罗兰似的悄悄地开着花，而且它也符合它的创办者的本来意图。那就是：协会的活动只限于，从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向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散布各种小报和宣传小册子。可是连资产阶级也不再注意这件事，无产阶级更不管它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其兴盛时期通过它救济贫民的实际工作显示了自己，就像基督教—封建的社会主义通过它原则性的济贫法显示了自己一样。柏林贫民救济机关中的资产者表现博爱精神的方式非常奇怪；因而年轻的母亲们往往遇到这样的事，贫民救济机关在发给救济金以前派人调查这些不幸的女人是否还有奶喂孩子。 三 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第三种类型，就其最后的效果来说也是反动的，因为它确实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它的代言人是莫泽斯·赫斯、奥托·吕宁、卡尔·格律恩以及其他莱茵、西里西亚、萨克森王国等地的作家，这些人大多经过黑格尔归依了费尔巴哈，这时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贫困而吃惊，想通过法国的社会主义实现“真正的人”。他们创办了一系列的机关报刊：1845年夏天到1846年夏天出版《社会明镜》，1845年和1846年各出了两卷《莱茵年鉴》和《德国公民手册》，此外还有一个月刊，叫《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也是1845年开始出版的，不过它的寿命一直延续到德国革命为止，最后还有像《特里尔日报》这样的一些日报。 毫无疑问，这个运动有它好的一面。首先是它揭露了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它的杂志登载了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丰富的报道，就是今天来读这些报道也有很大好处。在《德国公民手册》中，威廉·沃尔弗写了具有革命的顽强精神的西里西亚织工的历史。《莱茵年鉴》赞扬巴贝夫和马拉是饥饿群众的真正朋友。庸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驳斥受到辛辣的讽刺。从对“分配”的责难一直到在“未来的国家”里谁该擦皮靴这个令人伤心的问题，这一切当时已经很普遍了。稍稍不同的是，今天开明的政治家的慎重的首脑们深入考虑著名的擦皮靴的问题，而当时这个问题只是给旅行客商在饭店里饭后吃点心时提供一个消灭社会主义的好机会。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是赫斯和格律恩的思想围绕着旋转的中心。凭着这一点，他们好像站在德国以及法国精神发展的顶点。 事实恰恰相反。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用哲学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件事，在德国也由一件革命的事业成为一件反动的事业，而赫斯和格律恩却打不破哲学的圈子。他们在掌握法国社会主义时，阉割了法国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不是把它理解为阶级间的经济斗争的文字表现，而是理解为关于人的本质的空幻的思辩。他们基本上以空想社会主义的人为的社会结构为依据，然后用种种滑稽的哲学办法，在黑格尔范畴的高口中“扬弃”和“克服”这些社会结构，他们没有注意空想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做的尖锐批判。甚至在蒲鲁东的著作中，他们感到兴趣的也不是蒲鲁东的正确的国民经济学的观点，而是他错误的哲学观点。 可是德国哲学也同法国社会主义一样断送在他们手里。费尔巴哈揭露基督教的上帝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要脱离上帝只要认识自己就行了，而赫斯认为，经济学领域中的金钱同哲学领域中的上帝是同一个东西，人为了摆脱金钱，从而摆脱一种非人道的现实的整个废物，只要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社会的活动的成员，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万能的生物就行了。赫斯企图用把经济学概念立即翻译成哲学概念的办法，使这种奇怪的社会主义成为可信的。可是当他强调指出：“物质财产是已经成为固定观念的、精神的自为存在”的时候，这种妙论甚至比不上空想主义的最奇怪的未来图景。格律恩又把费尔巴哈对爱的颂扬变为一种难以容忍的爱的夸张，这样一来，他就把人类的一切斗争都化为可喜的和谐，他甚至明显地幻想，将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管理整个生产。 尽管如此，如果仅仅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社会主义的这个变种进行的尖锐批判，来对它进行评价，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它的最严重的责难，即说它是三月革命前的反动派手中的武器，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站得住脚。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喜欢以骄傲自大的态度否定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活动，这当然间接地巩固了专制政权的地位。参加软弱无力的省议会的资产阶级的还很胆怯的反对派使得柏林政府感到不舒服的程度要比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翻译成已经衰落的黑格尔德语使它感到不舒服的程度大得多。但是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或者如格律恩所命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却完全没有被用做“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9]的意图。就它的本性来说，它是想真正革命的。它只是没有认识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是革命的东西，在缺乏这种基础而必须先建立这种基础的地方必然成为反动的。 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看做是一个虚假的兄弟，他们自己就不会为它的杂志撰稿。就他们两个人而言，他们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1845年，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开始在德国传播的时侯，他们早已超出了它的范围。但是他们并没有做他们往往，甚至经常受到不公平的指责的事情。他们没有用自负的优势攻击一种还不发展的运动，而是想使这种运动形式超过自己本身。因此，恩格斯同赫斯一起创办了《社会明镜》，马克思也为它写了一篇论文[10]，虽然赫斯在这个杂志的纲领性的创刊词中宣称，“我们对于一切政治—自由主义的活动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确实感到厌恶”。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作出合理的估计，认为不好的音乐家很可能是好人，那么当这些好人毫不表示要放弃他们的坏音乐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在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自己的杂志上反对它，也是合理的。 《社会明镜》创刊后一年，恩格斯在《1846年的德国公民手册》上写道：“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它就被一批投机分子用来作为资本。这些人把在法英两国已经陈腐了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就以为自己创造了奇迹；而现在他们就把这种新的智慧当做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做‘真正的德国的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污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11]恩格斯向“这些聪明的先生”介绍了傅立叶论商业的不很多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可以给他们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此——可惜！——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可惜正由于这个缺点，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分类的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产生了海水变柠檬汁……狮子改变兽性、行星交配这些想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奇迹，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任何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畴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是令人高兴的，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12] 恩格斯在介绍了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以后，继续写道：“最后，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停止这样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最无谓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初次碰到的第三手的材料给你证明，事情 必定 是这样，而不会是别的，虽然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是这样……因此，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种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13]最后恩格斯劝告“绝对的”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先彻底知道在他们 之前 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现 他们自己 能够做些什么。可是他无论用严肃的或是幽默的语调都没有能够动摇那些把整个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世界拘禁在他们的黑格尔概念之网中的哲理空谈家的顽固不化的自负。 从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内在的不明确性，可以知道它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是经过几年的时间，它在德国有很大的发展。它的精神上的最主要的代表者是莫泽斯·赫斯，他在马克思和思格斯之前就转向社会主义，可是他从来没有，或者最多只是半心半意地同哲学决裂。他在马克思之先被人断言是一个在细致分解概念中得到充分的自我满足的烦琐哲学家。当然他也不是这种人，因为他的有点狭隘和呆板，刁钻多于敏锐的头脑决不可能使他错到这种程度，以致他那正直的良心不再使他不断回到劳动阶级真正利益所在的地方。赫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贡献出漫长的艰苦的一生，到了晚年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战斗。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同他年轻时期曾想指出的道路完全不同。赫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寄居在布鲁塞尔这一时期交往甚密，并且在一起工作；他曾试图树立他们两个人的世界观，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卓越的人物，[14]甘拜下风。但是他始终没有摆脱那种又引起新的摩擦和不和的唯心主义的残余。 奥托·吕宁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家，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在他编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中，大概是追求路易·勃朗的桂冠，所以他很少攻击自由主义反对派，但是当然也跟他的法国榜样一样，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同的阶级斗争越尖锐化，他就越无可奈何地倒向资产阶级一边。这种社会主义的纯文学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卡尔·格律恩。他是一个应该从令人不快的意义上了解的纯粹的文人，他的文章毫不深刻，甚至也不严肃，喜欢吹毛求疵，而又肤浅表面，偶尔写出几个有才气的句子，与其说是掩盖，还不如说是揭露了一种庸俗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理由把他看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最不可容忍的一个人，特别是他在1844年到了巴黎，在那里写了《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格律恩在这本书里指责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些脑筋混乱的人，而同时却热情地——可惜也没有得到任何成果——力图用灌输被他误解的黑格尔学说的办法，把才华焕发的蒲鲁东变成一个无聊的学究。 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虽然表现得非常模糊，可是它并不像杜门不出的书呆子的空想那样是种毫无内容的东西。在它身上反映出来的是德国庸人对威胁着他们的昏沉沉的生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的恐惧。“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向这种庸人灌输一种甜蜜的感觉，仿佛自己站在人类至今尚未达到的顶点，像一个新的救世主在革命的海洋上行走，连鞋底也不湿。从这里就可以说明，哲学—纯文学的社会主义在三月革命以前为什么能像瘟疫似的传播，而在三月革命以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 麦克斯·施蒂纳法兰克尼亚人卡斯巴尔·施米特企图用不同于赫斯和格律恩的方法，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推入有形的现实之中。他是柏林“自由人”团体的一个成员，这个团体所有的卖弄才气、大言不惭和严重的庸俗气等缺点，他都有很大的一份。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一个革命者，因此他懂得为自己争取历史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列。他用麦克斯·施蒂纳的笔名发表的关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哲学研究，从一个方面标出唯心主义哲学的界限，而不久以后出版的《神圣家族》则从另一个方面标出了这个界限。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同《神圣家族》一样，也是同鲍威尔兄弟的《文学总汇报》论战的。 一个哲学教授只把这本书看做是对费尔巴哈的讽刺，这是不公平的。施蒂纳想用自己的方式十分严肃地把费尔巴哈的悬在空中的人拉到地面上来。不过，他能够使它存在的唯一者不是 这个 人，而是吃不饱饭的教师卡斯巳尔·施米特在三月革命前的柏林所认识的最进步的 一种 人：这就是有财产，即有资本的资产者，他的资本不愿再受专制政权的爱抚，而已经强大到能够在无限制的竞争中，在单纯享受生存中独立生活。施蒂纳是一个哲学家和革命者，他感到这种粪土和火的可笑产物同他关于人的哲学理想存在尖锐的矛盾，由于这种感觉，产生了那种绝望心情，以致使人怀疑他这本书只是智慧和才气的一种娱乐。 但是，施蒂纳不能使它生存的是他的哲学理想，是 这 人，是至高无上的 我 ， 我 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性．解脱了良心、权利、习惯、法律、家庭、社会、国家加在它身上的一切束缚。这个 我 同费尔巴哈的人一样，也是一个抽象概念。由于它想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就更加明显地成为一个抽象概念。人是一个社会的生物；作为人，他只能 在 人的社会 中 生活，并 通过 这个社会生活；作为孤独的 我 ，人就变成动物。施蒂纳当然也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企图通过他的“利己主义者联盟”同这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妥协，每个 我 的私利—有这种要求，每个 我 就参加这种自由的团体，这种要求存在一天，每个 我 也就在这种团体中待一天。可是这些联盟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每个要想这样行动的联盟的前提条件是，各成员必须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牺牲个人的利益。在一个联盟中， 我 就不再是唯一者了。 施蒂纳在他的体系中彻底清除了资产阶级和基督教的伪善，这种伪善善于歌颂和赞扬统治阶级的不怕牺牲的美德，以及它们对于被统治阶级的热爱和深情。恐怕还没有另一个人像施蒂纳这样对这种谬论进行了嘲讽。他对统治阶级说：“ 我 不向 你们 要求任何东西，因为，不管 我 要求什么， 你们 都将是，而且必然是专横的立法者，因为乌鸦不会唱歌，强盗不抢劫就不能生活。”他嘲笑关于富人的“千年错误”在于穷人的谰言。富人的行动是他们的必然的行动，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是傻瓜。犯了真正的错误的是穷人。“只有 你 愿意承认是别人的财产的那个东西，才是别人的合法的正当的财产。一旦 你 不愿意承认，那末它对 你 来说就失去了合法性，而你就嘲笑对它的绝对所有权……当别人抢夺我 们 的东西时，为什么要归罪于他们呢，因为这是 我们 自取其咎，我们让别人没有受到抢劫。富人的存在应该由穷人负责……蒲鲁东可以不必那样慷慨激昂了。他说：有一些东西只归 少数人 所有，从现在起 我们这些其余的人 要想索取或追求这些东西。让我们夺取这些东西吧，通过夺取，就变成财产，现在我们还被剥夺的财产也只有通过夺取才能到所有者手里来。财产在 我们 大家手里比在 少数人 手里更为有用。因此，让 我们 为了这个抢夺的目的联合起来。”但是这种联合马上取消了唯一者的特性；每次罢工表明，个人利益多么迅速地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施蒂纳用他的方式鼓吹阶级斗争，但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这个斗争中不过是工贼和他的罪恶报酬。 由于施蒂纳想把哲学的人的模糊形态变成有血有肉的人，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模糊形态变为虚无飘渺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完全相反，他们自动地放弃了一切模糊形态，在唯一能够找到真正的人的地方，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寻找真正的人。他们不是在哲学中，而是在经济学中寻找真正的人。 但是思想的历史只反映现实的历史。在西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而在东德，资本主义的竞争才开始。前者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后者则影响施蒂纳的观点。谁也没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卢格这样迅速而尖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卢格马上就称颂施蒂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毒剂。他三番五次地称施蒂纳的著作是一种“解放行动”。他写道：“我们必须支持和宣扬这本书。它是从一切蠢货中的最愚蠢的东西，即手工业者的社会教义学这种新基督教中的一种解放，这种新基督教是那些愚人所传布的，实现这种基督教就是过卑贱的牛马一样的生活。”当然施蒂纳书中所散发出来的革命气息也刺着庸人卢格的鼻子，可是他善于给自己想办法。他说，施蒂纳当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接受了 一件 “蠢事”，那就是他“想从现实世界中走出去”。“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愚蠢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是正确的”，或者像卢格用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思想时说：“施蒂纳著作里的公开的利己主义是真实的，作为秘教的利己主义（如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是伪善的”，这些话用真正的资本家德语来说就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愚蠢，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真理；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利己主义，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放弃。但是卢格并没有因为外壳而忘记了内核；对他说来，施蒂纳著作的核心就是这句有力的话：“依靠你自己吧；依靠别人的人就已经是够孤独的了。”二十年后，那些“仅仅是自由贸易者”企图用来欺骗复兴的工人运动的也就是这种催眠曲。 其实，卢格为了从粗糙的外壳中取出甜果，马上就用尖锐的阶级本能认识到这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不愿离开现实世界的这个决定，以及我们不用追求最好的世界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世界这一率直的认识就足以把施蒂纳对现存一切的革命变革变成自由贸易的简单福音了。撇开关于关税税率的争论不谈，这个福音的漂亮原则过去已经由一个侨居德国的英国人勇敢的约翰·普林斯—史密斯宣布过，他用狭隘顽固的方式证明，对于“通过宪法承认金钱的实际力量”这一点来说，普鲁士已经成熟过度了。对德国的思想意识来说，这是一块不好消化的点心，尤利乌斯·法赫尔首先作为一个虔诚的学生，坐到施蒂纳脚边，为了向他学习一些动人的词句，以便把一般的买卖修饰成人类的千年王国。德国自由贸易者的年轻学派完全为了甜蜜蜜的买卖，在它的第一个机关报《柏林晚邮报》上，参照施蒂纳的理论，宣扬废除道德和国家。 此外，施蒂纳的著作在德国生活中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它不可能成为哲学派别，因为它正是用言语和行动宣布哲学的破产的，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愉快的使者，几十年后它才受到外国的注意，由于不是因为施蒂纳从某种学派的意义上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想做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用德国教师的荒诞的彻底性和曾经就学于黑格尔的一个逻辑学家的一贯性描述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况。 五 洛贝尔图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自由贸易者是些营利心切的活跃人物。他们的实际目标是：打破对资本主义竞争的一切限制，他们的口号是：听之任之，因为世界自发地行走。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占有欲都以同样的方式支配人类；对最大可能的利益的追求自发地引起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和谐。他们依靠英国的自由贸易学派，法赫尔后来也当了科布顿的秘书；他们从古典经济学中只拿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点东西是够少的：几个概念和名词，他们割断了它们的联系，为了自己的事业的目的加以修改。 作为资本主义的散兵，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同还没有能够放弃封建—行会主权的三月革命前的各政府存在尖锐的矛盾。他们没有到大学里教课，因为他们可以找到获利多得多的工作，所似也不追求学术界的荣誉。人们就更有理由期待时刻都把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挂在嘴上（虽然只是在小市民的角落里）的国民经济学的特权代表来驳斥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者的胡乱的引证了。可是这些代表没有这样做，或者是用非常特殊的方式做的。学者的智慧对自由贸易的热情说：你引证古典经济学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古典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误入歧途了。40年代，在德国大学中产生了国民经济的“历史方法”，这盏灯不久就开始大放光明。 假如信仰这种方法的人企图证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是万无一失的金言，而是历史地产生的，因此虽然在历史上得到承认，但在历史上也是暂时的学说，那么他们就走上了真正进步的道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论述的那些东西，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在思想中把握的、当时的生产方式。他们是手工业工场时期，也就是大工业萌芽时期的理论家。如果说，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越是清楚地环顾四周，却越不能超过他们的时代，如果说，他们把当时的经济状况看做永久的自然规律的现实化，这些永久的自然规律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充满错误的过程，终于取得了巩固的地位，现在决不会再受到任何威胁了，那么这就是他们特殊的历史局限性，是他们照在国民经济规律上的灯光的阴影。如果讲授他们的学说的德国教师不想只做他们的盲从者和追随者，而想独立地发挥他们的学说，那么消除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就是他们的责任，在这一方面，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做出了大有发展前途的开端。 但是德国的教授们却不是这样来理解他们的“历史方法”。德国的经济矛盾越是尖锐化，他们的怯懦的心就越不敢从安静的课堂投入激烈的斗争中去。正因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真正的历史产物，所以这些学说对封建的世界观进行最后的冲击，并且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最初的预感。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君主们的忠实奴才对于他们两人的学说都同样厌恶。因此，这些忠诚的爱国者对于激进的自由贸易者把古典经济学的学说磨成几个抽象的、干瘪的概念，从而更加显出他们的“历史方法”的丰富和光采这件事感到十分高兴。这种方法无非是一种非历史的企图，也就是想回避历史发展的结果，再好也不过是想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在“历史主义”的幌子下，在德国还占有很大一块地盘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可以一会儿在资本主义的，一会儿在社会主义的论证面前受到保护，或者在一大堆历史材料后面，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会儿频送秋波，一会儿怒目横视。 这一派的首领是哥丁根的威廉·罗雪尔。他以正确的感觉把他的方法叫做法的历史学派企图用来使历史车轮后退的那种方法的模仿。他放弃了对现代生产过程的批判性研究，也没有清楚明白地叙述这种研究的成果；他却拿一切民族和所有时代作比较，以便从大量的历史现象中找出有规律的和基本的东西。他不想揭示，而是想抹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他不探索英法两国状况的有示范意义的发展，而“特别”研究古代民族，他从“它们的发展也完全结束了”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得出可疑的结论说，凡是古代国民经济同现代国民经济相似的地方，古代国民经济都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判断“线索”。罗雪尔用这种绝妙的方法当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国民经济学的大师”，幸运地用一种不置可否的模糊态度谈论所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急于求得一个明确的答案的经济学问题。可是，他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对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的某种尊敬使他没有完全把他们当作“死狗”看待，而这种情况在他那些学问比他差得多，良心比他坏得多的模仿者之中，很快就成为一种风气。“历史方法”蜕化成为一种完全没有原则的机会策略，它善于把一切封建—行会残余都打扮成一种历史的装饰品，甚至在它比所谓划时代的发现更好的成果中，也只是重复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决没有忽略而是特别强调的东西。 在40年代中，只有一个德国学者，他不属于盖过官印的学派，他固守着古典经济学的高地，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卡尔·洛贝尔图斯出身于学者阶层。他的父亲是格赖夫斯瓦耳特大学的法学教授，他的外祖父是18世纪的著名的重农主义者，曾以实际行动支待巴登的边疆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按照重农主义的原则建立产区，后来在巴塞尔和吉森教书，最后在梅克伦堡他妻子带来的一个骑士庄园上作为农场主结束了他的晚年。卡尔·洛贝尔图斯的精神发展不是直接渊源于这位在他出生以前已经去世的外祖父。可是继承下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同大农场主的实际经验和经济独立性的结合对于洛贝尔图斯的天赋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洛贝尔图斯在德国大学里受了当时的法学和哲学的教育，然后当过普鲁士政府的低级官吏，在布列斯劳和奥佩恩的西里西亚行政区政府认识到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在辞去国家职务似后，到英国和法国作长途旅行，然后又在海德尔堡和德累斯顿研究历史和经济学，最后这个三十岁的人得到了前波美拉尼亚的雅盖左夫骑士庄园，在那里他可以悠闲地为自己的喜好生活，不管外界是否赏识，当然也同外界的生活和活动隔离开来。 1839年，洛贝尔图斯本想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他第一篇论述劳动阶级的要求的论文，可是这个教授报纸就认为它是不合时宜的幻想退了回去。这篇论文就已经表明洛贝尔图斯达到了当时还没有其他德国学者达到的经济学的认识水平。三十多年后，当洛贝尔图斯出版他那些陈旧著作时，他可以说，那些著作已经包含了他的整个体系，他越来越相信这个体系的正确性。这是一种有点含混的自我赞扬，因为它也可以说明，事实上也只说明，洛贝尔图斯基本上停留在他1840年左右所达到的高度上。虽然如此，他仍然远远超过德国官方和资产阶级方面作为经济学说创造出来的东西。正如他在40年代超过罗雪尔和李斯特那样，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用亮光闪闪的宝剑砍杀自由贸易的行商，而在70年代批评讲坛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不彻底的东西，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还预言（在这一方面当然也表现为一个社会预言家），俾斯麦将在对俄国的远征上寻求社会问题上的荣誉。在这个范围内，洛贝尔图斯可以说是德国最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拉萨尔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过他。 洛贝尔图斯决不甘心退到古典经济学后面。他用一种真正历史的原则同德国大学经济学家的“历史方法”抗衡，他说：“社会的反动（一般的反动也一样），在我看来就是那种过去存在过，但已经消灭了的制度，可是它在将来还要恢复，而它的存在条件同这个未来时期的历史生活阶段并不吻合。”洛贝尔图斯始终赞成移居自由和营业自由，他嘲笑恢复行会的企图是“海市蜃楼，是幻象，是错觉”；他反对保护关税制度，认为自由贸易是亚当·斯密体系的较好部分；他谴责那些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支持以实现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扔给工人一口面包的反动“政治家”；他指出，对老人、残废、病人的社会保险并不接触工人问题的核心；他嘲笑企图利用警察和大炮，利用道德说教，甚至单纯的学校教育压制劳动阶级的正当要求。正如他一开始所说，对他说来，没有后退，只有前进，因为社会已经破釜沉舟了。 因此，洛贝尔图斯企图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他在第一篇论文中已经这样做过，后来在1842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对于我们的国家经济状态的认识》中，又以相同的精神，不过更为详细地这样做了。对于德国说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不过仅仅对于德国而言是这样。因为洛贝尔图斯所说的话，在英国和法国早就有人一点不差地说过了，即使不比他说得好，也不比他说得差。洛贝尔图斯清楚地知道，到1840年为止在这两个国家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发表了哪些著作。他说，谁不知道论述1818年（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拉萨尔和马克思）以来的社会问题的文献，谁就不知道文献中的最好的东西。而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八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五年以后，他竟能作出这一惊人的判断，即无论在科学上，或是在工人集会上，社会问题的讨论都没有达到20年代和30年代的水平。 洛贝尔图斯究竟直接从英法两国的文献中汲取了多少东西，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这些文献的鼓舞独立地从李嘉图的学说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今天很难详细断定，因为他本人在引用别人的文章方面并不斤斤计较，却怀着猜疑的心情警惕着自己所谓的或者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权不受第三者侵犯。他甚至指查他周围那些人，这些人同马克思一样在一切主要问题上同他的见解完全相反。不过对这个问题感到更大兴趣的是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而不是社会主义史的作者。后者只要知道这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说，不管社会主义者洛贝尔图斯的学说是怎样来的，来自何处，反正他所说的那些话，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都说过了，而且说的不比他差或者比他还好，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无论同西欧大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或者同西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相比较．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都不是一个进步，而是大大的退步。 洛贝尔图斯在其最早的著作中比较起来引用最多的是西斯蒙第的文章。他虽然没有在第一篇论文中就明确地称西斯蒙第是一位“不仅著名，而且有一种人道精神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已经以西斯蒙第的学说为依据，为的是论证通常同李嘉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规律，根据这条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了维持劳动力、为抚育孩子以代替自己所需要的工资不过是他必需的生活费用。但是西斯蒙第恰恰同李嘉图相反，他赞成产生商业危机的原因是劳动阶级消费太少这种说法，而这种说法也就是洛贝尔图斯理论的基本思想，同这种基本思想相比（为了说明和论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附属品。可是我们也不能由此马上得出结论说，洛贝尔图斯的基本思想（他自己认为这种基本思想是前所未有的），是从西斯蒙第那里拿来的。早在西斯蒙第以前，欧文对商业危机的解释就与此类似。虽然在洛贝尔图斯的第一篇论文中，甚至没有隐隐约约地提一提欧文，但是在那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欧文思想的痕迹。 洛贝尔图斯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用如下的话叙述了每个人通过它可以最可靠地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社会组织：“……相反地，废除生利的财产（给不劳动的所有者带来利息的东西），只会更加巩固地建立对产品的所有权。土地和资本成为社会的公共财富，但是利用这些劳动工具在资本再生产以后产生的东西则归工人所有，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分配。这种状况就接受了这个正当的原则，即劳动不仅是构成财产的要素，也是分配财产的准绳。这种状况同圣西门主义的制度有共同之点，即生利的财产是不存在的，但是在这方面同它也有很大的不同，即这种状况把追溯到那种天然尺度的财产看做一种法律状态的主要部分，在那里由上层分子任意决定的东西，在这里从个人自己的权利中得到它的根据和尺度。如果人们在李嘉图学派的进步中探索经济原则——劳动，如果人们同意李嘉图的实际价值的计算（根据这个计算，实际价值，甚至由固定资本转为产品的部分都化成劳动时间），如果人们再进一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所有权要求的根据也只是使用的劳动时间；因而就有了一个既可以衡量权利，又可以衡量相对的物品数量的尺度；如果人们终于再前进一步，在这个权利 和 物品价值的共同尺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货币，这种货币具有 这种 性质，并以 这种 方式进行流通，它用劳动时间的公正形式给工人证明，他在一定时间内交出了供流通的产品，因而它也是他可以取得其他任何产品的票据；如果人们考虑到，没有一种货币比这种货币提供更大的保证，这种货币经常可以换到同等价值的东西——如果人们彻底研究了这些问题、那么就必须承认，这样一种状况并不含有任何不可能或不利于生产的成分。”洛贝尔图斯在这些冗长的句子中所叙述的，无非是欧文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的空想。这个事实是不可动摇的，无论洛贝尔图斯把这种思想说成好像是由他想出来的（在这件事情上他可能是自己欺骗自己），或者他在二三十年后断言，他在写第一篇论文时不知道欧文已经在30年代就做了实现他的空想的实际试验，而且归于失败。 欧文的空想就是洛贝尔图斯的理想，他不仅卓越地叙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怎样成为可能，而且也说明这对人类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可是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空虚的理想。他认为人类要“从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中解放出来”，进入“应许之地以前大概还要在荒漠中走五百年”。洛贝尔图斯作出了这个规定，可是他从没有说明需要这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原因，或一般的具体的理由。他在第一篇论文中有一处说，现在距离实现这个理想的时间还远，不必在这方面详细论述，另一处又说，人们普遍希望工人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捐害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后来他大概说过，人类再过五百年也还不能摆脱生利的财产对劳动的压制。这一切以及与此相似的一切，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不过是一种真正的、但是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信念的流露。 可是洛贝尔图斯找到了一条出路，使得达到公有制的五百年预备阶段成为可以忍受的。为了彻底贯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一切物品从经济上说只是劳动的产品，其价植就是劳动，他想创立一种欧文式的纸的“劳动货币”，但是其目的并不是保证每个人得到他的劳动成果，或者减少地租和资本的利润，或者只是阻止它们的增长，而是抱着一个小得无法比较的意图，即利用这种“劳动货币”，使国家能在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时侯，按照工资对地租和利润的相应比例增加工资。比如，到目前为止，从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产品中，地租分到三分之一，利润分到三分之一，最后只有三分之一归工资，将来也要保持这个比例，劳动创造的成果增加了，工资也同地租和利润各得三分之一。同欧文、甚至同格雷以及后来的蒲鲁东所主张的“劳动货币”的空想所不同的是，它的手段和目的更不完善，如果不可能性是有程度的话，那就是更不可能。至于国家怎样执行交给它的这个困难任务，洛贝尔图斯始终只是合含混混地提了提一种标准劳动日，指了指他口袋里的万无一失的处方，而在他生前或死后都没有把这个处方公诸于世。而且即使实现了这个空想也不能达到洛贝尔图斯要想达到的目的。劳动阶级的消费量低在商业危机中也起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它不是大工业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灾难的原因，下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阶级统治存在一天，被剥削阶级都遭受到这种苦难。 产生上述思想缺陷的原因是，空想主义者、德国哲学家和普鲁士大地主的洛贝尔图斯挡住了曾经用社会主义思想补充古典经济学、而有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的社会研究者洛贝尔图斯的去路。 同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洛贝尔图斯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无所知。他不想给劳动阶级的旗帜题字。他真正同情劳动阶级，但也真正害怕劳动阶级。他正确地谴责了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对巴黎公社的愚蠢的咒骂；他能够诅咒和怒斥到处为工人治病的“基督教道德”，他强烈地感到，无产者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开始超过有产阶级。不过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活动，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对统治者敲了一下警钟。他虽然不是用一句咒骂语，也是用现代文明在自己内部孵化出来的野蛮人的一句流行语不得已承认了巴黎公社，王党分子马累·杜·庞在法国大革命中首先创造了这句套语，从此以后就成了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蒙上灰尘的滞货。洛贝尔图斯甚至为自己在修订第一篇论文时，发现自己曾用同一句套话否定了30年代的宪章运动感到自豪。他甚至对于无产阶级采取完全合法形式的阶级斗争也毫无了解。他预言，一百年后工人的结社自由将被宣布为一种疯狂行为，不管他怎样严厉地指责反对工人阶级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可是他对于用警察棍对付“荒谬的罢工”也没有感到不快。有几次，他直接面向工人，或者想直接面向工人，警告他们不要进行政治斗争，劝他们同统治阶级进行和平谈判。 “劳动货币”的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指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他们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活动之中；他们用或多或少的推理（虽然都同样失败）寻求实现自己的空想的社会制度，他们想用经济学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而德国哲学家和普鲁士骑士庄园的主人洛贝尔图斯则更加求助于国家。 德国哲学对洛贝尔图斯有很大影响。他了解德国哲学的从费希特的闭关自守的商业国到施塔尔的法哲学的国家形态；他甚至十分奇怪地断言，他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从古典哲学的这种不正常的后产中学到的东西最多。真是一种罕见的，或者也不是罕见的方式！洛贝尔图斯自己承认这一点，他用以下的话描述施塔尔的方法说，施塔尔的社会思想渊源于中世纪的状况，把这种思想赋与全权的君王，然后又借回几道神圣的光辉，以便用来给一个新的君主立宪国以一种假象。在另一个地方，他从他那个角度反对施塔尔科学应该折回的要求，他说，应该把社会科学从它的个人主义的理解上引回来，这是对的，但是社会科学不能在自己制造的荒野中折回，而应该穿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世纪都不能还元。尽管如此，为什么洛贝尔图斯恰恰被施塔尔的著作所吸引，并且令人遗憾地好像从他那里学了许多东西呢，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就其历史本质来说，是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它组织并且掩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所以无条件的国家崇拜就有一种专横而神秘的特征，被统治阶级的日盆增长的义愤越是威胁着他们的幻想，这种特征就在它的无条件的信奉者身上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洛贝尔图斯就是这种情况。他越觉得革命的工人运动可怕，他就越把国家奉为神圣或者把它偶像化。 这一半是名称和数字的一种神秘游戏，一个也是真正的宗教崇拜。洛贝尔图斯硬把人类历史塞在各种国家制度的框子里：以人为财产的古代—异教的国家制度、以土地和资本为财产的天主教—日耳曼国家制度、以劳动为财产的基督教一社会的国家制度。他把这些国家制度中的每一种又分为许多种国家，比如把天主教—日耳曼的国家制度分为教会国家、等级议会国家、官僚制度国家和代议制国家。我们现在在最后一种天主教一日耳曼国家制度中生活，在它后面随之而来的是带有明显的宗教特征的第一种基督教—社会的国家制度。洛贝尔图斯坚决地把代议制国家放在等级议会国家之上，尽管他认为代议制国家是很不完善的；他在40年代和60年代加入民主一自由主义反对派，反对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等级议会国家，拥护施塔尔。他也是一个头脑清楚而冷静的人，生来就不喜欢任何伪善；在社会问题上他“忌恨穿黑衣裳的人”[15]，他在参观国内布道会的“陋室”时，在教士的图书室里发现各种“基督教观点”的地理、历史和自然史的小册子，这时他几乎要提出一个恶毒的问题，这些教士是否也“根据基督教观点”做算术。可是，他的“未来的国家”为什么恰恰是以劳动为财产的基督教—社会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的第一种形式甚至还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洛贝尔图斯给世界历史的进程规定的式样就是这样要求的。第一种天主教—日耳曼国家制度是中世纪的教会国家。所以第一种古代—异教的国家制度也必须是一个教会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曾经构成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共团体的埃及国家的末期的一种神权政治放在它的开头。但是，如果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这种修改没有使他感到不安，那么为了类似，“未来的国家”也随着宗教原则的复兴而被建立起来这一预言就更不会使他不安了。国家崇拜使这个无疑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的人陷入何等严重的图式主义，的确是令人惊异的。对于今天的国家虽然只属于一类、可是却有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洛贝尔图斯用人当然有一种“变换花样的自由”来自圆其说。人是否想用一点或多或少的“立宪政体”装璜一下代议制国家，由他自己决定。但是除此而外，人必须“服从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并且必须服服贴贴地像洛贝尔图斯根据神的意旨给他规定的那样，改变国家制度及其特殊种类。为了在这一点上更好地证明自己正确，洛贝尔图斯发现了一条三位一体的规律，他不倦地不仅通过人类生活的一切阶段而且也通过神的生活的一切阶段深入探讨这一规律——用的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即始终以他想找到的东西作为前提。 普鲁士骑士庄园主的洛贝尔图斯比德国哲学家的洛贝尔图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把握实际得多。我们这样说并不带有任何贬意。洛贝尔图斯的性格单纯，甚至他的怪论都有一种吸引力，使人感到亲切，他完全是一个绅士，社会民主党工人大会的友好的问候使他“深为感动”，比他可爱的国家授给他的职位和头衔更使他感动。但是他那四十年易北河东大地主的生活并不是毫无罪过地度过的。洛贝尔图斯的社会阶级立场在他第一批最有朝气的著作中已经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他的空想狭隘而温和，他不相信工人阶级已经成熟，他奇妙地推测任何无产阶级都要再熬过五百年，尽管每天有人写文章给无产阶级证明，它所使用的大部分劳动力被游手好闲的阶级剥削去了。在一个有才能的、多方面有教养的社会政冶家身上，这一切只能用下述事实解释，即洛贝尔图斯从实际经验中只认识德国还不发展的无产阶级中的一个也许是最不发达的阶层，即波美拉尼亚的农村无产阶级。 德国的工业越发展，从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发展，认为无论资产阶级胜利或是无产阶级胜利都只能带来祸害的洛贝尔图斯就越是想到，必须巩固和支持在达里已经被资本的巨爪抓住，在那里已经被叛乱的劳动挖了墙脚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第三大阶级，地主阶级，以便保持目前不可缺少的阶级国家的平衡。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洛贝尔图斯在毅然用自己的方式拥护“劳动阶级的要求”以后正好三十年，向他同阶级的人呼吁：让我们集合到我们的租息的周围吧！他要求国家帮助乡村容克解除债务比要求国家帮助德国工人解决饥饿问题更为迫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不道德的阶级道德，因为他明确地说，社会问题是反对租息原则的怪物，是由这个怪物提出的、地主阶级的新负债形式。他所以这样做，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世界观的必然结果，当然归根到底这种世界观是由他的阶级意识决定的。 洛贝尔图斯的第一部著作的命运比他的第一篇论文强一些，他至少可以在梅克伦堡的一家小出版社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可是人们根本不知道他这部著作，因此它在40年代的精神活动或社会活动中没有留下明显的印象。只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洛贝尔图斯的影子才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影子的影子。因为实际上他死后才被人出于最暖昧的动机，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奉为正统的教皇，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这个大异教徒。他的崇拜者在他有所作为的地方把他贬低为一个不成熟的空想家，而在他毫无作为的地方却把他尊为划时代的天才。 他得到了一个较好的命运，因为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他始终忠于自己。不了解老年时代的洛贝尔图斯就不能了解青年时代的洛贝尔图斯，同样，不了解青年时代的洛贝尔图斯也不能了解老年时代的洛贝尔图斯。因此在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描绘一下他的形象是适宜的，在这个时代里描绘这个形象的一些线条随着岁月的消逝只会更加明显，更加深刻。 六 社会主义的抒情诗在40年代德国社会主义分出的支流中，社会主义诗歌并非最薄弱的一环。文学中仍然存在着德国资产阶级古典时代的有力的传统。无产阶级的痛苦呼声在其中得到强烈的反应。东德较弱，西德较强，在流亡的德国诗人中最强，正如一个德国诗人所吟咏的，“他们的诗歌之剑驱使他们走向西方”。 卡尔·倍克、迈斯纳和雷瑙的诗首先是充满阴郁的怨恨，同时对解放也抱着一种不肯定的希望。倍克在《穷人之歌》中，愤激地控拆了国王之王的路特希尔德家族，并用自由人的法庭来威胁奴隶主。迈斯纳看到一群面色苍白的儿童，那里高大的烟囱在冒烟，铁轮按着沉重的节拍在炽热的空气中震动；他对着那把天国许给儿童的救世主表示愤概。雷瑙怀着热烈的期望和没有偿报的痛苦，比他们更深刻地感到黎明时的死亡。他比他们更确实地感到，他站在新时代的门口，像从前他的《阿耳比派》[16]的教徒那样。他给这些教徒对自由的模糊预感披上了美丽的“幻想”，由于这种幻想具有真正哲学的其实性，马克思在科学的太阳在他最伟大的著作中放射光芒时，让这美丽的幻想再度歌唱起来： “无论你用紫衣或是黑袍， 都不能击散大阳的光辉， 也不能挡住大阳，不让它露面； 胡斯信徒跟在阿耳比派的后面， 报复了后者的血仇， 随着胡斯、西斯卡来了路德、胡登， 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的战士， 巴士底狱的攻打者和其他的人们。” 亨利希·海涅的音调是多么与众不同啊！马克思侨居巴黎期间，海涅经常同他来往，正是在这个时期，1844年，海涅出版了不朽的《冬天的童话》，在他三年前出版的《阿塔·特洛尔》中还有浪漫主义的逃遁的阴影从它上面掠过，而照进《冬天的童话》中的乃是社会主义的不断涌现的光辉。在海涅的头脑中从来就有三种世界观的思想交织着；这种在一切尖锐矛盾中，仍然发出和谐的声音的色彩和形式的奇妙演奏，正表现出在他那个时代其他诗人所不具备的天才。海涅没有完全忘记浪漫主义的蓝花，也没有完全克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可是《冬灭的童话》是他创作的诗歌中最自由的诗歌：它的讽刺尖锐有力，它的悲怆的情调是真实的。它是为了让一个新世界的不死鸟[17]从灰烬中复活而烧毁腐朽世界的歌之火焰。它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一再鸣响，它是严肃而自负的具有胜利信心的诗歌：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创作： 我们要在地上 建筑起天国。 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 我们再也不愿挨饿； 懒虫们不应消耗 双手辛勤的得获。 为着一切的人们， 这地上有足够的面包产生。 玫瑰花呀，桃金娘呀，美呀，采呀， 甜碗豆呀，也同样孳生。 是的，豆荚一开裂， 甜碗豆就是万人的！ 我们把天国交给 天使和麻雀。” 即使没有卢格的明确的证明，海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就已经表明，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多么巨大。他们两人时常不倦地推敲一首不多几行的小诗中的每一词句，直到满意为止。但是海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深刻的影响；他们在40年代后半期所写的论文中常常引用海涅的诗。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白尔尼所没有做到的，今天的激进的庸人更不能做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同今天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一样立即做到了：他们了解海涅的伟大，因此也了解他的弱点。马克思对海涅的弱点非常宽容，他认为，诗人是特殊人物，应该让他们走自己的路，不可以用平常人或不平常人的尺度衡量他们，马克思这样想并不比白尔尼不道德。他的想法更伟大而且——如果人们想把问题扯到道德范围里来的话——也更道德，因为他从历史上了解，为什么海涅不会是别的样子，只能是他现在的样子，因为在他看来，海涅一生的社会活动是争取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的一件伟大事业，而海涅个人的缺点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要是那些午后的说教者认为不道德而生气，那也很好。相反地，由于同卢格的狭隘的资产阶级观点严格划清了界限，卢格的资产阶级威望任何时候也没有使他迷惑。 海尔维格企图近似海涅那样飞翔，可是他所做到的仅仅是强烈的、丰满的嘲讽，而不是解放世界的幽默和诙谐。他的弦乐是，而且永远是破碎的。比较起来，他从前的对头弗莱里格拉特的社会主义诗歌却得到更大的发展，于是弗莱里格拉特双倍得到了由于讽刺海尔维格的凯旋旅行而失去的旧日的荣誉。奴役他所热爱的德国的可耻的专制政权在红色大地的诗人身上唤起萨克森人的古老的反抗精神：他从异国的飞翔归来，奔往祖国的心脏，变成了另一个人但又是同一个人。他在他的诗集《信仰告白》中同浪漫主义绝交，被浪漫主义反动派赶出德国国境后，他把他的诗集《撒·依拉》寄回祖国。这是一些热情的、气势雄壮的诗歌，今天一位普鲁士陆军大臣还骂它们是胡思乱想的作品，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些诗歌的巨大鼓舞作用。诗人把一艘载着国王在阳光照射下的莱茵河顺流而下的轮船看做是国家的形象，他让无产阶级的司机人忿忿不平地说： “呵，国王，同我相比，你远不是一位泰坦[18]，一位宙斯[19]！ 供你行走的经常燃烧着的火山，不是归我统治？ 一切都在我——在这期间，我只要敲击一下， 瞧，你靠它维持崇高地位的那个机构就要毁灭！ 船板裂开，火焰上升，把你弹到半空！ 我们却不受火伤，从我们的黑洞上升到光明的地方！ 我们就是力量！由于上帝的愤怒，我们现在还是无产者， 我们要把老朽的国家捶得年轻起来！”[20] 《莱茵报》在快要停刊的时候还向弗莱里格拉特放过利箭；这时，当马克思被逐出巴黎、到了布鲁塞尔时，他对同行的毕尔格尔斯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他在这儿，我一定要纠正当他还没有站到党的城垛上的时候《莱茵报》对他的攻击；他的《信仰告白》弥补了一切。”不久以后，弗莱里格拉特写道：“一星期以前，马克思也到了这儿，他是一个有趣的、亲切而朴实的人。”从此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成了亲密的朋友：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不少革命诗歌里，甚至每个思想、每个用语中都渗透着马克思的精神。人们只有知道马克思关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的发现从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所说的一些话，加利福尼亚的巨大幻想才在它最深奥的核心发出光辉。这不是责备弗莱里格拉特，而是相反。不管人们关于诗的修辞学或修辞学的诗说些什么，押韵的词句、组织好的音节除了激发听者的感情，使他感到悦耳而外，还有更高的任务。 格奥尔格·维尔特同弗莱里格拉特一样，也出生在德特莫耳特。他在布莱得弗德一家德国商号里当店员，同恩格斯交往甚密，恩格斯曾称他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德国无产阶级诗人。他献给西里西亚织工一首歌，这首歌可以同海涅的三重的咀咒[21]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忿恨的吕贝察尔[22]之诗媲美。他用有力的笔触描绘了宪章主义者，约克郡和郎卡郡的粗野、愤怒的汉子的刚劲形象，当他们听到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消息时，都怀着悲痛的心情欢呼起来。维尔特称工业是人类的压迫者和解放者；它用忧郁的目光和沉重的鞭策驱使穷人去做闻所未闻的苦工： “永无止境的错误的贪心， 又在那儿拿人类当作牺牲品； 可怜的穷人蒙着头悲哭， 而另一些人却在夸耀富丽的装饰品。 每一次大战虽然带来眼泪， 它也使苦难变成一定的胜利！ 学会锻造利剑和锁链的人， 会用利剑斩断锁链解放自身！ 人类的崇高的精神所赐予的一切 不是踢给一人——它将属于人类全体。 等到最后的锁链铛啷地粉碎， 等到最后的手臂愤怒地举起， 这位阴暗的女神也会改变面貌—— 她周围的一切都流露出幸福和欢笑！ 没有人能减轻的劳动的困苦， 就是她自己，能给我们把一切障碍扫除！”[23] 他常常运用海涅的韵律，是不可模仿的事物的唯一模仿者，他善于用新的精神充填借用的形式，善于用超过海涅，接近歌德的自然的肉体快乐的感情之火使借用的形式变得活泼生动。维尔特作为诗人也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完全摆脱了诗人集团的那种繁文褥节，他的诗只要写出来，把抄本送给马克思或恩格斯（后来他同他们一起住在布鲁塞尔），就不再谈论这些诗了。革命是他的缪斯；有一次他给马克思写信说：“的确，我认为最可怜的事情莫过于，为了逗祖国的丑人发出痴呆的微笑而说内容贫乏的笑话，开恶劣的玩笑”。 其他像皮羽特曼、诺伊豪斯、温克施特恩等人都不及这些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的诗人，恩斯特·德朗克也不及他们。德朗克的诗和小说虽然超过中等水平，可是他特有的才能在他描写普鲁士首都的书中比在他的诗和小说里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本书是对三月革命前的柏林的最成功的描述。德朗克有健康的判断力和尖锐的观察能力，此外他在各种不同的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识。他能够清楚地认识和描写阶级对立，同时他的诗才和他对无产阶级的深厚同情给他的叙述灌注了新鲜的生命。虽然今天这本书已经过时了，可是至今还没有人写出一本同它有点近似的描写柏林的书。 这本书有它自己的命运。德朗克在柏林大学念完法学系以后，就以“外国人”的身份被警察驱逐出境了。这种“外国人的身份”的根据是，他在科布伦茨当文科中学校长的父亲，曾在黑森的富耳达担任过几年同样的职务，恩斯特·德朗克就生在那儿。被逐以后，他就住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当作家，在这个自由城市的一家出版社里，他出版那本描写柏林的书。普鲁士的瞥察在这本书里嗅到一种所谓亵渎国王陛下的气息，德朗克到科布伦茨探望他的父母时被捕并被送上法庭。他满有理由地说，他是“外国人”，在“外国”可以出版他想出版的书，可是没有用。歪曲法律的普鲁士法官判他两年要塞监禁，因为他把两本书寄到普鲁士，因而越过国界在普鲁士犯了亵渎国王陛下之罪。二月革命爆发时，德朗克正在韦泽耳监狱里。为了不受普鲁士国王赦罪之恩，他做了大胆的越狱尝试，他侥幸成功了。他越过荷兰边境，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 社会主义的诗人在斗争的年月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德朗克、弗莱里格拉特、维尔特进入了《新莱茵报》编辑部。 [1] 施潘道是柏林西部的一个城堡，其中设有拘留政治犯的监狱。——译者 [2] 天鹅骑士团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骑士骑士团，创立于1443年，在宗教改革时期衰弱下去。——译者 [3] 基督教福音派的一种组织，创立于1848年。——译者 [4] 基督教杜塞尔多夫行政区的城市，在莱茵河畔，1836年福音派牧师弗里德纳在此创办教会护士学校。——译者 [5] 1833年，福音派神学家魏歇尔恩在汉堡创立的国内布道机构。——译者 [6] 即《旧约全书》《出埃及记》。——译者 [7] 罗马神话中守门的两面神。——译者 [8] 苏格兰传教士爱德华·欧文（1792—1834）所创立的一个天主教教派，它认为世界末日已近，1844年基督就要再来。——原编者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7页。 [10] 指马克思关于雅克·珀歇《警察档案摘录》一书中《论自杀》一文中一篇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批判全集》第1部，第3卷，1932年柏林版，第391—407页。——原编者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5页。 [12] 同上书第655—65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8—659页。 [14] 莫泽斯·赫斯在1841年9月2日写给贝托尔特·奥尔巴赫的信中明确地表明了这种态度，信中说：“你一定高兴，在这里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现在也是我们的朋友……虽然我正在同一个领域内活动，但是这个人的出现给我一种敬佩的感觉；总之，你可以准备认识这位伟大的、也许是现在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不久当他公开发表文章，或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就会受到所有德国人的注目……我所崇拜的这个人叫马克思博士，他的年纪还很轻（最多大概只有二十四岁），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与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哲学最大的严肃性同最尖锐的谐谑联系起来；你可以设想是卢骚、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集于一人之身；我是说集，而不是说混合——这就是马克思博士。”（卡尔·格律恩贝克编《社会主义史档案》第10年度，莱比锡1922年版第412页。——原编者 [15] 指教主。——译者 [16] 13世纪初叶法兰西南部的一个教派，因以阿耳比城为中心，故名“阿耳比派”，它代表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在宗教形式下隐藏着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抗议，因而受到以教皇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译者 [17] 古埃及的神鸟，相传此鸟活五百年后集香木而自焚为灰，由灰复生，再活五百年再自焚为灰，如是生灭，循环不息。——译者 [18] 希腊神话的巨人。——译者 [19] 希腊神话的最高之神。——译者 [20] 参阅《德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341页。——译者 [21] 指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一诗。——译者 [22] 西里西亚里曾山脉的山神。——译者 [23] 参阅《德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408—409页。——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