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五章 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
一 德国逃亡者的秘密社团利奥和卢格，浪漫主义和哲学的两个主要斗士彼此猛烈攻击，同时双方以同样的热情断定，他们对于自己参加大学生协会的往昔始终是忠诚的。就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坚持这一点。在经济发展的更为强烈的气流中，汇成大学生协会的各种不同的流派必然分离，是的，学府中的大多数叛逆者这样彻底地同统治势力缔结了和约，以致从没有离开过正道的普鲁士官僚又羡又妒地摇摆着脑袋，想出这句俏皮话——谁也不能像转变立场的煽动者那样快地飞黄腾达。 由于类似的原因，被反动浪潮冲出德国国境的革命分子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分化。不过外国的自由气氛中已经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以及德国政府的继续迫害把这种分化的重心推向革命方面，而不是推向反动方面。德国逃亡者在中立的瑞士国土上碰到了同他们一样受过梅特涅及其帮凶迫害的意大利和波兰的难友，在法国，他们接近了社会主义运动。因而德国逃亡者面临一场严格的考验，看他们身上还有多少偏狭的醉心德国的思想，在他们的两个组成部分中，手工业工人比大学生较好地经受了这一考验，在大学生中只有最积极的分子能够越过或多或少褪了色的激进主义得到了发展。 当时巴黎是欧洲革命的首都。1834年，在支持南德反对派报纸的一个公开的人民团体遭到法国政府压制以后，在巴黎成立了德国流亡者的第一个秘密组织，被逐者同盟。根据这个同盟的规章，它的目的是：解放和复兴德国，确立和保持社会和政治的平等、自由、公民道德和民族统一。它像法国的人权社一样，追求民主共和主义的目标，而且也像人权社一样是一个分成许多等级的密谋组织，盟员对秘密的上级必须无条件服从。在同盟的领导人之中有两个从前是大学里的私人讲师：哥丁根大学的泰奥多尔·舒斯特尔和海德尔堡大学的雅科布·费奈迭，后者是科伦人，由于参加汉巴哈大会，在他的故乡的官厅的要求下被捕，可是当他被押往普鲁士监狱途经莱茵普法尔茨时，在小城法兰克塔尔被年轻的约翰·菲利普·贝克尔释放了。同盟的盟员是几百个手工业工人，其中不仅有定居在巴黎的，而且也有早晚要回到德国去的流动工人。同盟要想同德国取得联系，就正需要保持这种关系，事实上它同许多城市，如汉诺威、不来梅、柏林、莱比锡、慕尼黑、法兰克福、美因兹都有联系。但是，当1840年警察发觉这个同盟的时侯，它已经病入膏肓了。 衰败的苗头可以一直追索到《被逐者》的头几期，这是个月刊，是同盟的机关刊物，从1834年以来由费奈迭主编。这个杂志的创刊号上登载了白尔尼论拉梅耐刚刚发表的著作《信徒之言》的狂热的文章，白尔尼给自己的评介文章冠上“挽救”这样一个标题，并认为各族人民的繁荣起始于宗教的感情社会主义。拉梅耐（过去他是争取教皇世界统治权的先锋战士）用圣经的文体宣扬了这种社会主义。费奈迭本人也同拉梅耐有思想联系，赞成他的话：任何人都有权利保存他所有的东西，否则人们就不需要占有任何东西了；任何人都有权利通过劳动获得他所没有的东西，否则贫困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虽然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哲理，可是后来成了德国式的愚蠢的知名人物的费奈迭当时还是借此发挥了一些有力的言论。他以宣传饥饿自负，在饥饿的血腥战旗上写着：我们没有工做，我们没有饭吃。但是他极力抹杀正在展开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他否认，里昂和曼彻斯特的产业工人所受的痛苦是同被压迫者的一般痛苦不同的特殊痛苦。他认为利用救济穷人，保障必需的人，对富人课税的办法，政治自由也会带来社会平等。自由的国家保证有劳动力并愿意劳动的公民能过富足的生活。他把争论革命胜利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叫做胡闹。如果一只猛兽闯进了圈牲口的围篱，在里面胡作非为，那么看牲口的就先把它打死，然后他们再讨论怎样用更好的围篱防止猛兽侵入。 舒斯特尔在《被逐者》第五期上反对这种说法。他说，唯有伪善的阶级利己主义产生对国家的最好制度的不同见解。对于有自然力的人们说来，只有一个社会真理：人类平等，在现在的情况下，达到人类平等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革命。“我们要积极地在这些阶级中普及这种学说，无论是错误的认识，或者是颓废的道德都没有使这些阶级堕落，只有在它们之中还有蓬勃的朝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它们最切身的利益要求以平等的精神改变我们的国家组织——我说的是劳动阶级；我们要用专门知识阐述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和它的好处——当然，人们由是就不用担心有党派之分。”舒斯特尔根据历史十分明确地指出，为革命而革命是毫无意义的；自由的法律和制度如果像一套不合身的衣裳，就决不会有什么用处。 舒斯特尔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特别详细地指出，社会状况支配政治制度，而不是相反。“北美贫民的大幸是，那里的居民疏散地分布在广大的国土上，因此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可以依靠种地为生，这样就可以过着小康的生活，享受到较大的独立。北美积极的农业活动必然影响到城市的工厂工业和手工业。那里的劳动者不多，因此需要增加劳动力，工人的工资提高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就得到更多的知识和独立。”由于这些原因，在美国金钱统治的发展也就缓慢了；“但是纽约和费拉德尔菲亚近来的选举活动经常表明，两个由于利益和政治目的不同而成为敌人的阶级在一种民主政体下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斗争的必然结果不是消灭这种政体（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形式上），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彻底消灭特权阶级。”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状况同欧洲的君主国比较起来“也不是前进了很远”。在这两个地方都是游手好闲的人饱食终日，勤劳干活的人忍饥挨饿，豪富和罪恶下令，贫困和美德服从。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摆脱目前穷困的办法只有社会革命。 然后舒斯特尔还反对费奈迭的药方——对富人课税以救济穷人。他承认，美国的税比欧洲少，可是因此税就分配得比较公平吗？这些税绝大部分是间接税和进口关税，因此穷人的负担比富人重。还没有听说，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利用税收为可以促进劳动阶级的福利的、首先需要的和暂时有用的设施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比如：预借不要利息的资本促进劳动阶级的合作组织，利用这种合作组织以及通过由国家为没有饭吃的劳动者建立工厂的办法，把工人从资本家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为了照顾孤儿、无法糊口的残废和无人照顾的老人设立许多体面的设施。美国政府为了便利国内交通，把国家收入特别用于修筑铁路、运河等等方面，这件事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很明显，这样一来富人的财富和穷人的贫困都增加了。“我说：增加了，是因为根据距离缩短，交通加快的程度，人口的密度就要增加，工业的中心就要增多。一种激烈的竞争——企业资本的竞争、劳动力的竞争又恢复了；产品价格下降，但是劳动者的工资也随着下降了。这一切都是社会福利破灭的朕兆。在普遍衰败之中，只有一样东西不可估量地、贪得无厌地增长着，那就是个别人的财富，是资本。别人的劳动成果归它所有，发展工业，提高技术的利益由它享受，社会的一切善行和一切贡献的收获也是它的。财富越多，利欲越大，利欲越大，发明的愿望也就越热烈；机器出现了，并且代替了人力的劳动：这是饥饿和贫困的一个新的根源，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社会状况中，工业和技术上的任何进步都是公民幸福和人类教育过程中的一种后退。” 舒斯特尔从这些前提中得出这一结论：“我国人民，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如果不把合众国的共和政体的失败视为前车之鉴，而以打碎国王的枷锁，听命于商人统治为满足，那就是对自己的幸福，对人类犯下了一项罪恶。如果人民看清了这一点，那么在下一次革命中就不仅仅要推翻君主，而且要推翻君主政体。君主政体的实质不在于纹章，也不在于王位，而在于特权。而一切特权中的特权乃是财富。倘若革命的利斧砍倒了这个敌人，王权、世袭贵族和骄横的商人就会随着它一起垮台，正如墙基一坍，墙壁也跟着倒坍一样。倘若斧头没有把它砍伤，剩下的一切就会按着它的肩膀重新站立起来，一直到一次新的雷火把这新的建筑物彻底粉碎为止。” 费奈迭用一般的激烈言词回答这些雄辩的论述，他的答复只是证明他根本没有理解舒斯特尔的意见。1835年，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德国手工业工人接到邦联议会叫他们离开巴黎的命令，这些措施的目的当然是进一步把无产阶级分子赶出被逐者同盟。《被逐者》在一篇匿名发表、但显然又是出自舒斯特尔手笔的论自由的文章中宣称：“是的！我们在朋友和敌人面前高声宣布：我们的意图并不是以那种变换政府和宪法的可怜的滑稽剧为满足，在近代史上，这种变更往往牺牲人民的利益为自己带来好处。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此，不管怎么样，骗人总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大声说出这个目的。它就是：劳动阶级的彻底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被逐者同盟的分裂迫在眉睫了。 在这个同盟成立以后不久，在瑞士也成立了德国逃亡者的第一个组织。1834年2月，马志尼曾从瑞士武装侵入萨瓦，得到德国革命者的支持。萨瓦进军失败了，这时马志尼就组织各族人民的青年欧洲以对抗各国国王的老年欧洲。青年欧洲由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和青年波兰组成，后来青年法兰西和青年瑞士也参加进来。从马志尼的最高领导就可以推断，青年欧洲没有社会主义倾向；在它1834年4月结盟的文书中，把自由、平等、人道称为三个不可侵犯的要素，只有这三个要素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甚至谈到私人财产是神圣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年德意志也同被逐者同盟一样主要是在旅居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进行鼓动。瑞士的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使它比被逐者同盟在巴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它的盟员建立了许多公开的教育、阅读、歌咏、体育协会和其他工人协会，盟员们可以在这些协会中教育德国手工业工人，吸收新盟员。青年德意志分布于伯尔尼、苏黎世、日内瓦，后来也分布于比尔、奏洛土恩、圣加冷、洛桑和其他瑞士城市。 青年德意志同巴黎的同盟有精神上的联系：它也把《被逐者》和拉梅耐的著作当作自己的纲领性文件出售。同时这个组织还培植一种半散文、半诗，半恐怖、半浮夸的文学，用的是大学生协会的雅各宾派的文体，这一派曾经磨快匕首对付背叛的君王，现在在青年德意志的创始人中有不少代表者。德国手工业工人在伯尔尼附近的斯坦贺茨尼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降下了南德王朝的国旗，升起了黑红黄三色的旗帜，这时南德的王朝就更加害怕了。马志尼入侵萨瓦已经使梅特涅大吃一惊；他通过邦联议会压迫瑞士议会取消青年德意志成员的避难权。瑞士议会没有立即答应，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还有法国就派密探到瑞士去，其中有一个普鲁士大学生莱辛在苏黎世被人刺死，凶手始终没有抓到。德意志邦联禁止大学生在瑞士大学读书，禁止手工业工人在瑞士流动；当时以及后来最有效的办法是以贸易封锁相威胁。瑞士议会终于就范；它通过1834年和1836年的屡次决议把德国革命者驱逐出境，解散德国手工业工人协会。从憎恶的程度上来说，共和国驱逐逃亡者并不亚于君主国迫害“煽动者”；这件事又证明，国家政体的差异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青年德意志只剩下几个残余分子留在日内瓦州和伏特州，那里的官厅对于抓捕工作比较马虎一些。 在青年德意志遭到压迫的同时，被逐者同盟也分裂了。比较积极的盟员在舒斯特尔的领导下分化出来，无用的革命把戏使他们感到厌恶，他们把宣传放于密谋之上。1836年，他们创立了正义者同盟，盟员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并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以后选出了领导机构。在盟员中的杰出人物有拿骚的卡尔·沙佩尔，他以前在吉森大学学森林学，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哨所的行动后逃到瑞士，被赶出瑞士之后在巴黎靠当排字工人维持生活，还有法兰克尼亚人，鞋匠亨利希·鲍威尔和马格德堡人，裁缝威廉·魏特林。环境迫使同盟差不多仍然是一个密谋社团；正如被逐者同盟以人权社为支柱那样，正义者同盟则以四季社为自已的仗恃。这时在正义者同盟内部产生了摆脱巴贝夫主义的粗糙形式的热烈愿望。1838年魏特林写了《人类的现况及其未来》这一著作，这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告白，形式上受了拉梅耐很大的影响，内容上则受了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盟员们为了传播魏特林的著作所表现的牺牲精神，证明这些观点已经深入同盟内部。他们为了使这一著作在一份秘密报纸上发表，并印成两千份散布到德国手工业工人中去，忍受了巨大的困难。魏特林也按照空想社会主义的精神，为巴黎的德国裁缝帮工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食堂，给这些人带来很大利益。 四季社在1839年5月12日发动起义遭到惨败，作为它的德国人分部的正义者同盟也被卷入这一惨败之中。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被长期拘禁后，离开了法国。他们到了伦敦，同科伦的一个钟表匠约瑟夫·莫尔一起于1840年2月7日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同时他们恢复了正义者同盟，并把它的重心转移到伦敦。魏特林在巴黎把分散的分子聚集起来，1840年夏天他短期移居瑞士，1841年春天就长期定居该处，以便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他碰到许多巨大的困难。起初他当然想同青年德意志的残余分子取得谅解，但是“汉巴哈和斯坦贺茨尼的后裔”对他进行强烈的抵抗。青年德意志派对于共产主义可说是毫无所知。他们在日内瓦的工人教育协会中占统治地位，并把厌恶一切政治活动的会员，特别是瑞士会员从协会中排挤出去。他们决不愿意自己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排挤，魏特林争取到他们之中的个别人，如格奥尔格·毕希纳的朋友奥古斯特·贝克尔，但是他不能把整个工人教育协会都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甚至当他想使协会的大多数人赞同一个公共食堂的计划时，青年德意志派对他投不信任票，阻碍他当选为主管人，虽然他自己已经提出，如果食堂得不到预期的赢利，他担任这个职务不取任何报酬。“汉巴哈的政治家们”毫不踌躇地把五个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会员赶出了协会，并且决定，如果多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少数人可以要求占有协会的财产。青年德意志派表现得越胆怯、越顽固，魏特林在这些斗争中就显得更加活跃，更加高兴。他认为，为了看一看年轻的共产主义原则是否适应它的伟大目标，为了使那些战战兢兢的外交官、市当局和市侩也习惯一下共产主义学说的喧嚷，就像船户听惯波涛澎湃的声音一样，这些斗争是必要的。 邦纳罗蒂在瑞士流亡期间曾为共产主义争取了一些伏特州的富人，魏特林似乎得到他们虽然只是秘密的，但较大的支持。后来他由于结识了士瓦本的制革工人西蒙·施米特而得到一个杰出的管理人才。魏特林同施米特一起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正义者同盟，起先盟员遍布瑞士法语区，后来也扩展到瑞士德语区。盟员入盟时必须接受下列信条：“我们劳动者终于不愿再为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劳动了，我们衣食不足，他们却绰绰有余；我们不愿让这些利己主义者把重担放在我们肩上，我们也不再尊重法令，这些法令为了使极少数人发财，成为劳动群众的主人，而把人数最多、最有作为的阶级处于低下、贫困、屈辱和无知的状态。我们要使自己，要使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像我们这样自由地生活，任何人都不比别人受到较好的或较差的照顾，而是大家分担共同的负担、劳累、愉快和享受，也就是过共同生活。”盟员称对方不用客气的称呼“您”而用“你”，并且彼此兄弟相称；他们团结在一起，任何中伤，哪怕其中有一部分是事实也会遭到拒绝，弄得中伤者面红耳赤，他们生活简朴，研究和讨论一切社会制度，口头宣传盟的原则，传播盟的文件，每月交少量的盟费等等。 这个同盟为了也能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一些没有结社自由的国家里活动，就只能是秘密的。要不是这样魏特林就同青年德意志派相反。不仅主张团结所有工人，而且也主张公开宣传了。他想把认识最明确的、最积极的共产主义者集中在秘密同盟之内，组成一个核心。然后他们就可以从这个核心出发，领导公开的教育、阅读、歌咏协会和公共食堂。他把协会中的活跃生活看作是政治生活的真正的预备班；他把协会叫做社会的真实的、直接的缩影。盟员们三五成群地在住宅、工场和饭店里集会可能遭到暴力的干涉而归于失败。但是，“人的任何权力也不能阻止善良和真实的宣传，谁也不能制止人们在劳动时、在餐桌边、在他们的卧室里，以及在他们散步时说话。”此外，魏特林还利用报刊进行活动。早在1841年9月，他就开始编一个月刊，叫《德国青年的呼吁》，它的格言是：反对一切损害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争取整体利益，但不把任何人除外。从1842年1月起，这个机关刊物改名为《年轻一代》，同年12月，魏特林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本书是他的著作中承上启下的一部主要著作。魏特林之所以得到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理论家这个荣誉主要是依靠这部著作。 二 威廉·魏特林威廉·魏特林1808年生于马格德堡，他是个未婚生子，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学的是裁缝手艺，1828年到1835年在德国流浪。关于他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而且在这很少的情况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经历的可靠材料，据说他曾通过写讽刺诗参加了1830年萨克森的暴动（他在其主要著作中曾批评这次暴动是轻举妄动）；在维也纳，一个年轻的姑娘爱上了他，因而他成了一位大公的情敌，后来就被这位受了骗的大公赶出了维也纳城。30年代中期他到了巴黎，一直待到1841年（其间有一些间断）。他在正义者同盟中热情地参加劳动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以旺盛而活跃的精力贪婪地学习法国社会主义的学说。他企图改造这种学说以适应当前的斗争。于是他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纽带。 这种情况同他居于中间的社会地位是相适应的。魏特林已经是一个无产者，但还是一个手工业工人。他属于不可遏止地沦为无产阶级，但也正因为如此还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的成员。魏特林清楚地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国王和富豪的希望是不会实现的；他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希望，但是他把这种希望看作是决不可靠的事情。由于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所以他不了解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历史生活。他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平等；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出色的，但他完全站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道德的立场上。对历史的理解方面，他甚至远远落后于圣西门和傅立叶。他关于私有制关系的产生的假说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赞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点：世界历史无非是一大部强盗历史，不管在什么时代正直的人永远受欺骗。 当然他也远远地超出这个观点。魏特林相信社会进步是一条自然规律，他知道，这个规律在今天的社会中也发生作用。同傅立叶一样，他把人的欲望看作是社会组织的要素，只是他把傅立叶对人的欲望的分类大大简化了。魏特林认为欲望有三大类：即知识欲、占有欲和享受欲。满足欲望的能力是适应于欲望的，这种能力的运用就是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是欲望的自然界限。但是为了使整个机体活动起来，大自然把它的一切魅力都放到满足享受方面。这些魅力刺激感官，产生新的欲望，从新的欲望中产生了新的能力。人类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 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欲望和能力永远保持平衡。能力随着欲望增长，欲望也随着能力增长。社会上一切祸害的根源就是用暴力破坏了这种平衡。“从所有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谐中产生出一切好的东西，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压抑和克制这种欲望和能力而产生出一切坏的东西。这短短的一段话包括了一切。”在今天的社会里，为了满足某甲的欲望而抑制某乙的欲望，就造成社会关系中的可恨的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现象产生法律、犯罪和惩罚并使其不断增加。不平等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占有欲和享受欲占了统治地位，而知识欲却必须屈服于它的两个伙伴的肉体贪欲之下，并为占有和享受的利益而堕落成为荒诞、错误、迷信、欺骗和谎言。 但是知识的力量不会长期受到压制。它用下述办法实现它领导社会的要求：它慢慢地挖垮现社会的基础，出人意外地给进步开辟道路，它把发现和发明当作诱饵扔给占有欲和享受欲。占有和享受的欲望伸手去抓这些发现和发明，却没有想到它们这样做正是颠覆自己的统治。魏特林举出的例子是蒸汽力之用于机器，特别是印刷术。他说，印刷术能够收集和保存知识的火花，一直到它有足够的力量战胜个人利益的欲望为止。 可见，魏特林很懂得用他自己的方式运用经济学上的辩证法。只是这种方式是一种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者的方式，而不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方式。魏特林决不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而忽视政治自由的意义，他明确要求结社、出版和选举自由。但是最后他发现，在金钱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会获得任何成效。他正是站在空想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在他评论结社自由时，这种立场表现得特别明显。魏特林攻击傅立叶，因为后者认为，在法伦斯泰尔中除了劳动应该得到报酬而外，资本和才能也应该得到报酬。他讥笑傅立叶主义者妄想引诱有钱人上钩。他希望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联合对他说来有一半是革命宣传的武器，那么也有一半是共产主义宗派的武器，就像他十分重视公共食堂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同时也获得进行统治的能力这一思想在他的头脑里剧烈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来。 不过，魏特林虽然还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他也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他知道，工人阶级不自己解放自己，它就永远得不到解放。在魏特林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傅立叶所期待的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当然从魏特林的全部见解来看，这个革命必然以劳动者的日益贫困为基础，而不是以劳动者的日益强大为基础。他想把现存的混乱状态推进到顶点，把劳动阶级扔到无限的贫困境地。他把劳动阶级的绝望看作是革命最有效的动力，他甚至把希望寄托在流氓无产阶级身上，宣扬盗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最后手段。 有了这种看法，当然他就要准备一个能够代替已被推翻的旧社会的新社会的计划。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使欲望和能力自然保持平衡，从而保证知识欲，也就是学识欲对占有欲和享受欲，也就是生产欲和消费欲的管理。是管理而不是统治。“一个完善的社会没有政府而只有行政管理，没有法律而只有义务，没有惩罚而只有治病救人的手段……这里既没有各种尊荣的称号，也没有种种奴颜婢膝的形相，既没有外表的荣誉的标志，也没有外表的卑贱的标志；这里没有命令和服从，而只有调整、安排和完成。这里既没有犯罪也没有惩罚，而只有人类的毛病和缺点的残余，这是大自然所加给我们的一些障碍，为的是通过清除这些毛病和缺点激发我们的体力和智力使它们成为进步的动力。”人们不是用法律和惩罚来肃清这种残余，而是用药剂；魏特林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述哲学的医学。 魏特林绞尽脑汁想出了将来领导大家庭联盟（这是他对未来的社会的称呼）的新管理机构。担任领导的是一个三人小组或三人委员会，由最伟大的哲学家，同时又是医学、物理学和机械学方面的最伟大的天才组成。其次是中央技工团，它选举三人小组，并管理大家庭联盟的最重要的机关。再其次就是各技工团，它管理大行政区、州、县和小家庭联盟。为了便利和简化管理，每一个技工团从它里面选出一个工作理事会。中央技工团则选出大工作理事会，它辅佐三人小组作为实际执行的管理人员。各科学院辅佐各技工团，以便在舒适而美好的劳动尚未普及以前，对这些劳动进行管理；从科学院之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名为科学院参议会。所有这些领导管理的机构都有一个卫生委员会为辅，这些委员会又都在一个卫生参议会的特别领导之下。卫生参议会同大工作理事会一样，辅助三人小组管理大家庭联盟。 仔细研究这些细节，甚至对它们进行批评都是多余的。空想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的作者为了证明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实现的可能性，而用或多或少的技巧锤炼而成的外部骨架，而在于这些思想本身，在于这些思想探究社会弊害的精确度和深度。对魏特林说来更是如此，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得已的乌托邦主义者。他只能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消极一面，所以他只得在脑子里虚构出这个革命的积极一面。但是他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这样做只能提供一种代用品；在《保证》一书的序言中他就说明他的任务是，告诉社会，它在一个坏组织中是什么，在一个好组织中又能够是什么。他提醒人们不要过于重视那些心爱的建设计划，他认为，宇宙之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从来没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但是以梦想建立科学院参议会和卫生参议会，建立技工团和中央技工团以及最伟大天才的最高三人小组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思想表明，魏特林清楚地看到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剥削社会。魏特林说，任何人都不应比政府更穷；只要允许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占有和挣得特殊的财产，他们就会利用职权损害大家的利益。魏特林的大家庭联盟不是领导人，而是领导能力。工作人员的录用不是通过选举某某人，而是通过选举能力，通过悬题应征、送审选举试验品的方式来进行，例如：关于有益的科学问题和发明、发现的书面论文，艺术品的样品，建筑、机器、工具以及类似物品的图样、设计。各应征人把他们的作品送交他们想进去工作的那个团体。但是他们的姓名概不公布，只有在试验合格决定录取时才为人所知。 魏特林没有只顾人类欲望和能力的和谐而忘了它们的自由。他再一次仿照傅立叶的先例把劳动分为必要的、有益的和舒适的。给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规定出一定的劳动时间，以进行必要劳动和有益劳动，这样他就可以从社会得到必要的和有益的生活必需品。魏特林认识到社会劳动对个人劳动的优越性，他懂得把它们清楚地区分开来。他认为每天劳动六小时就够了。舒适的劳动同必要的和有益的劳动情况不同。因为大自然不强迫任何人享受舒适的物品，所以也不能强迫任何人做舒适的劳动。互相制约的全体的和谐和个人的自由必然要求，让每个人自己决定，他是否想以一定的时间为舒适的享受而劳动，时间的长短按他对于这种享受的欲望多少而定，或者，如果他完全没有这种欲望，他就可以不为此而劳动。在这一方面，魏特林用一种交易簿来调整生产和消费，交易簿上一边记的是完成的劳动小时，另一边记的是得到的享受，并且都盖章签字。交易簿是魏特林的得意之作，他曾用生动有力的语句颂扬过交易簿：“它同时是：旅行证、出生证、籍贯证、通行证、艺徒证书、支票、收据、账簿、日记簿、学校毕业证书、入场券、介绍信、公份册、存款证、月份牌；它是一面个人的一切精神和物质需要的镜子，是他的一张半身像片，他的履历，总之是一个人的全部形象化的‘我’，一个还从来没有这样表现出来过的‘我’。”在这一欢呼声中，解除了手工业工人由于警察规定的无数证明文件而造成的无穷的烦恼和痛苦。 可是在推翻了旧社会以后，怎样建设新社会呢？由于魏特林在社会上居于中间地位，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同时得出结论说，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有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忠于共产主义原则，并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现这个原则上。他又谈了谈这个问题然后用热情的话语结束：“一个新的救世主将要来临，为了实现那第一个救世主的学说。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建筑，把泪泉导入遗忘的大海，把大地变成一个乐园。我们准备好，恭恭敬敬地迎接他吧！但是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辨认出这位救世主呢？从这些方面：他将是平凡、朴实地走来，傲然地蔑视财神的魔术，并且他的心将为人类的痛苦而敞开。他将从财富的高峰下降到贫困的深渊，混杂在受苦受难和受蔑视的人群之中，他的眼泪将同那些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但是不到这个勇敢的事业圆满地完成，他将绝不把授与他的权力从手里放下。那时候少数人的意志将不再统治社会，统治社会的将是全体人的知识。并且这个最伟大的救世主将会在一种不声不响的谦让中听命于这个新的统治。这将是他的事业的顶点，所有的人将从这一点辨认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的第二个救世主。”尽管这些伟大的幻想骄傲地摆脱了傅立叶主义者对富豪的钱袋的期望，但它也回到乌托邦主义之中。 魏特林碰到一些实际上阻碍工人阶级解放的问题时，无产阶级的意识在他身上显得更为活跃。他看穿了爱国的谎言，“它对于进步和自由的最凶恶的公敌来说，是他们的谬论的最后的救急太平锚，是他们的特权的救生圈”，他把这种谎言扔到他们脚下，“为了站到人类的旗帜下去，在保卫这面旗帜的人的行列中是没有高低、贫富、主人和奴隶之分的。”他用一个问题道出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今天，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所谓的祖国内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它能有什么爱呢？”不论是谁，不论是拿破仑、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是尼古拉来行使统治，劳动者无论在这一个统治者或是那一个统治者之下，都同样必须作牛马。 魏特林对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就不是这样无可非难的。他还相信男人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只要大自然还没有创造出奇迹，只要妇女在有益的科学、发明和才能上还没有超过男性，妇女就不能担任新社会的领导职位。但是这也是手工业者的家务在魏特林关于婚姻和爱情的看法上投下的最后一个阴影。除此而外，他对资产阶级婚姻的批判是既尖锐又中肯的。“爱情是一个硬壳果的果仁，婚姻是外壳。金钱制度就是侵入果仁并败坏它的虫。许许多多人啃那苦涩的、坚硬的外壳。从这里你们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婚姻的定义了。”魏特林要求一种自愿的、不受任何外力强迫的婚姻的结合。如果夫妇双方不能通过尊重、友谊和爱情的需要而结合在一起，“那末看在上帝份上，还是解除这种关系吧！不要再互相制造第二个、第三个地狱了！”接着他又用十分动人的语句结束了这一章：“拭干你的眼泪吧！可怜的、不幸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妇女！想一想，在地球上还有许多的弱者在受苦。总有一天，解放的金黄色的朝阳也会突然照到你的脸上，为了好从你那湿润的睫毛上把那奴隶的痛苦热泪吻去。那时，你就傲然直视你那暴君吧。因为你不再需要他了，法律也不再保护他了；那时候，可怜的、受骗的、被诱入歧途的妓女，你也会找到一个正直的丈夫，他举足踩碎那一大堆的偏见；那时候，你们这些在锦绣年华里充满着生命之欢乐的青年男女们，生活吧，相爱吧！那时候，让今天违反自然地被锁闭在你们胸中，啮蚀着你们的心、削弱着你们的活力的热情一齐都倾泻出来吧，免得它有损社会的和谐和你们的健康。那时候，谁有爱的能力，谁就爱吧。”三岁或六岁以上的儿童的教育由社会负责；这些儿童都参加学习军，学习一切科学和艺术，习惯于作一切劳动，尤其是最不愉快的劳动；青年的学习应该同社会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 魏特林嘲笑那种为教会所利用，以对一个不可知的来世的希望使受苦的阶级忘掉今世的痛苦的宗教。他鄙视那种“宗派的杂货摊”。但是在形式方面他从拉梅耐那里学了很多东西。他相信原始基督教是被压迫阶级的一种革命运功。他坚决主张在共产主义原则容许范围内保护一切别人视为神圣的东西，他在《保证》一书中，对耶稣表示同情，不久以后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地表露出来。 不言而喻，在经济方面魏特林对工业的批判远远不及商业。他清楚地知道，大工业明显地制造大量的贫困，但是他认为，今天工业赚的钱不如商业那样多。他把商业看做是吸群众骨髓的大水螅；他以最大的愤怒，痛骂金钱与商品的杂货店。作为德国人，作为普鲁士土著，他对头衔的杂货铺和军事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他关于虐待士兵问题所写的一些话今天读来还是十分新鲜。 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刚一出版就引起人们很大的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在思想方面没有达到西方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的高度，但是他冲破了把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同工人阶级隔开的栅栏，就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他的洞察力来说，他称得起是他们的学生。总的说来，他胜过同时代的卡贝的工人共产主义，当然更胜过许多正开始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而斗争的自由主义者。 最高兴地承认这一点的是本来可以瞧不起魏特林的那些同时代的德国人。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一个手工业工人处得到魏特林的著作时叫到：“这个裁缝帮工的思想和精神使我多么惊奇啊！真的，他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位预言家。这个手工业工人的热忱、态度、求知欲多么使我惊异！同这个手艺人相比，我们的那些大学生算得上什么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魏特林是唯一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梅林引文中缺“资产阶级”一词〕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梅林引文中缺“政治”一词〕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1]由于魏特林的著作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马克思补充说，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进行社会革命的使命是典型的，而它对于政治革命的无能也是典型的。 德国资产阶级从它那一方面力图证实这种看法。 [1] 卡尔·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