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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
华金·毛林
撰于1936年5月
首次发表于《新时代》（第二期），第 4 期，1936 年 5 月
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其实质上是“前共产党人”声称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型的。这造成了异常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意味着把无产阶级放在后台扮演着政客的角色，扮演一个资产阶级的辅助者的角色。
社会党人继续在混乱和完全缺乏理论视野的海洋中航行。他们内心深处也相信并照此采取相应行动，他们认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的。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这种学说以及战术上的立场是革命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
在反对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同时，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也就是我们的派别，它认为我们所处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革命。
资产阶级，反动阶级
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从它开始涌现的中世纪，特别是在16、17、18世纪，它与封建主义和教会进行了斗争。
资产阶级经过一系列世俗的战争，有时获得了史诗般的辉煌胜利——诸如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并以此征服了大量国家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组织了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现在，正如从旧封建主义的侧翼诞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它要结束封建主义一样，从资本主义的侧翼出现了无产阶级，它的历史使命是成为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延续者和毁灭者。
资产阶级由一个相对于封建主义的革命阶级，转变为一个相对于无产阶级的保守反动阶级。
随着封建主义的瓦解与工人阶级在工厂和大企业的热潮中蓬勃发展，资产阶级的这种转变开始表现出来。在1848年革命期间，这种变化被实验性地注意到，并于1871年在法国公社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资产阶级的这种倒退的演变，与无产阶级的成长和革命发展相对立，在20世纪这个帝国主义的时代越发凸显。
20世纪出现的第一次革命是在1905年的俄国。尽管封建主义在俄国必须被清算，但事实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力量，唯一真正进步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然而由于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它应当既能履行无产阶级轴心的职能，又懂得寻求主要是农民的盟友；这就决定了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在经过一些波动之后，最终与封建沙皇主义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
在1917年，问题再次像1905年一样出现。但是，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十二年前的经验。改良社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宣称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以列宁、托洛茨基为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去征服政治权力，才能进行资产阶级无力进行的革命，发起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没有必要考虑各种因素，以表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只是面对孟什维克主义。显然，令人惊奇的是那些自称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追随者，在西班牙却存在着与俄国类似的问题时在当时俄国由唐恩[1]、策列铁里[2]、克伦斯基等人所捍卫的阵地上。我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因为对事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我没有理由感到惊讶。斯大林时代的共产主义——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证明——是最坏的孟什维克主义，与古典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关系。
俄国革命，或者说俄国的三次革命，即1905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两次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就像对资产阶级革命来说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一样可作为典范的案例。
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决心在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稳定革命。1905年，它想留在俄国，却没有挺到1917年10月。这失败是再直接不过的了。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国际无产阶级本身现在遭受改良社会主义错误的后果，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否定，这也是历史对工人阶级缺乏革命勇气和陷入改良主义罪恶的惩罚和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当共产国际在1935—1936年阐述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前景，并把“民主或法西斯主义”作为它的后盾时，我们似乎是倒退了一百多年，现在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当时的封建反动势力。
对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家——其中许多人是前孟什维克来说，似乎在过去三十年中，世界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首先，它们显示出对法西斯主义的完全而绝对的误解，反对两个抽象术语“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事实表明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处境。
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主义的不懈斗争中取得政权后，就会感到自己是专政的。资产阶级专政是进步的。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象征着这个历史阶段。
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它提出了要求。它想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它要求面包，为了保证面包，它组织了工会。它需要必须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为此，它组建了自己的政党。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以民主的形式体现出来。资产阶级虽然保留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手段，但却不得不在这两个领域做出让步，因为它不能缺少工人阶级。
民主的真正产生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只有那个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阶层，才能始终如一地维护民主到底。封建主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始终难以进行民主的拓展。争取普选权，争取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斗争，是衡量工人运动巨大压力的晴雨表，鉴于民主阵地的拓宽，工人运动有时是通过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政党进行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开始腐朽的阶段。资产阶级明白，无产阶级已经走向成熟，正准备对政权进行更替。民主的局势自然会有利于工人运动做准备，以便做最后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在民主有利于工人阶级时就只能勉强的行使民主了，它正朝着清算一切民主大步前进，这是向法西斯主义的演变。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它包括把政治权力交给一小撮不择手段的、有组织的"雇佣兵长官"和冒险家，他们通过破坏工人阶级赢得的每一个工人组织和每一种民主形式，专横地行使这种权力。这样，政治领导能力已耗尽的资产阶级就会感到经济秩序的安全，并努力艰难地维持一个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违背、与全人类的需要相矛盾的社会政权。
那么，怎么可能既反对民主又反对法西斯呢？
民主，就资产阶级而言，对应的是一个过时的时期。资产阶级不再体现民主，而是体现法西斯式或法西斯化的专政。今天，民主与工人运动、与无产阶级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提出民主问题——这是形容词而不是实质问题——就是要解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脱离社会主义谈民主，就像相信用一个巨大的透镜可以把月亮吸引到地球上一样，光学并没有变为力学而是变为了幻想。
假装把历史问题停留在“民主或法西斯主义”的狭隘范围内，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上钩的不会是资产阶级，但这种观念如同藩篱，会在环境最有利的时刻阻止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从而给法西斯反革命以准备的时间。一句话，它将重复1917年孟什维克在俄国所希望的状态，以及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取得胜利的东西，即在资产阶级强行演变为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努力把革命留在资产阶级的蓝图中。
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对应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
当时西班牙资产阶级不知道如何进行自己的革命。而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封建主义的力量由于一些我们现在不必研究的原因如此的强盛，而相对起来资产阶级的力量又是如此的薄弱，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
封建残余聚集在君主制周围，因此反君主制的斗争综合了解放革命的第一阶段。
资产阶级在1874年使君主制的垮台成为可能，然而后来也没能使君主制垮台。于是这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任务。
随着20世纪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革命的问题越来越精确。1931年4月14日，君主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半封建资产阶级的有机体系崩溃了[3]，这不仅仅是因为选举，而是工人群众广泛动员和强大压力的结果。
君主制垮台后，西班牙的资本主义政权也部分垮台。在我们的历史上，4月14日意味着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军的开始。
但是，为了帮助资产阶级进行“体面的”资产阶级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做出了不可言说的努力。
但这一切都失败了，因为即使注入了无产阶级的血液，也不可能给已经进入腐朽阶段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以革命的活力。
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简而言之，在我们最新的历史上，“第一个两年”可以压倒性的证明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证明了我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倡议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办法建立起连续性的解决办法。
1933年11月19日[4]，看似在1931年4月14日被击败的代表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以前盘踞在君主政体周围的反动势力成功地改头换面，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再也没有证据比这个还充分了：它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畸形的骗局。
资产阶级正以很快的速度向明显的法西斯主义阵地进军，他们遵循和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相同的路线。
1934年10月
西班牙无产阶级从德国和奥地利[5]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了教训，在其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并有能力打败工人阶级之前，就开始了与萌芽中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
1934年10月[6]发生的英雄历史事迹，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光荣起义中达到了高潮。
十月运动不是共和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运动。它是明显的社会主义运动。
十月标志着对从1931到1933年笨拙的改革政策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领域的大胆迈进的强烈反对。
是无产阶级在十月战斗，并与加入共和国的反动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即左翼的共和主义在十月的大爆炸发生时，会抑制自己的恐惧或做出叛逆的姿态，然后带着武器和行李投降，使该运动失败。
十月运动被击败了，但未被杀死。全国的工人阶级受到革命行动的警觉，他们并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在地下工作，继续了十月的工作。
十月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工人运动在用自己的鲜血和努力写下这篇序言之后，正准备开始新的行动。
在2月16日[7]的选举中，反革命分子被打倒。2月16日的斗争是1934年10月在法律形式上的继续，它围绕着10月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主要的旗帜是大赦和重新聘用被解雇的工人。十月，也就是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胜利了。
但是，由于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自相矛盾，小资产阶级的共和运动在外在上占据了第一位，他们似乎是最先的获胜者。共和党人当然要依靠两个工人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来掌权。
西班牙政治再次显得偏离中心，这表明“它是什么”与“它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矛盾。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理解具有变革倾向的工人运动。像农民一样，这些城市的工人对伪民主共和国一无所求。他们的希望更加深远，他们正在朝着新的社会结构的前景迈进。
但权力被虚构者使用代表的无非是错误。无论是阿萨尼亚[8]、马丁内斯·巴里奥[9]还是孔帕尼斯[10]，背后都没有真正的实力，小资产阶级在西班牙从未占据绝大多数的分量。
而大资产阶级并不支持阿萨尼亚、孔帕尼斯和马丁内斯·巴里奥，而是公开站在法西斯反革命的一边。共和党执政，实际上不过是工人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不愿在导致暴力夺权的道路上发动工人阶级的体现。
类似于1919年和1920年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11]在这里重演。一个观察家说：“国家是社会党人的，但社会党人不知道该怎么治理国家。”事实上，整个西班牙都热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那些应该是最有决定性的推动者，却仍然停留在人民阵线政策的不变态度上，或者说是相同的态度——他们认定革命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划定的界限。
正如在难以在战场上竖起栅栏，难以阻挡急躁的洪流，难以麻痹历史的行进。
此刻令人吃惊和有趣的是，群众凌驾于他们的管理者和政党之上。直到1934年9月，全国各地发生的反攻运动都是群众直接的运动。10月也是没有中央协调下的大规模行动。1936年2月16日的战斗是人民群众的又一胜利。特赦也立即被下层撕毁。由于群众的压力，4月17日在马德里宣布的反对理事机构的大罢工是最新的例子，也是最重要的例子。
群众都很好，好到令人钦佩。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相信群众有持久的自发能力。群众绝对需要一个具有公正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的领导革命的党。
当前形势的不可避免的失败
阿萨尼亚在担任政府主席和可能担任共和国主席期间，在社会党人和前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按他的说法说打算稳定局势，巩固民主共和国。阿萨尼亚和他的支持者们是否会比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更有说服力，更有支配力以及更令人信服？他们是否会在西班牙取得其他地方没有取得的成就？仅仅是提出问题，就说明了这种假设的荒谬性。
阿萨尼亚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的中心，要么被压在两把火之间——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火，另一方面是工人运动的火。
第一种可能性并非不可能，不过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资产阶级的攻势已经开始了。它是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的：袭击、恐怖主义、示威、军事和法西斯阴谋、不顾检查制度的新闻运动、议会中的暴力反对、资本外流、减少支票账户、引发股市恐慌、关闭工厂、有意识的破坏、不服从某些国家命令、国际新闻和金融运动等。
经济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像1926年法国、1930年西班牙和1931年英国那样的金融崩溃。那么，就有可能发出“为保护西班牙而休战的神圣联盟”的呼声，这除了拯救西班牙资产阶级之外别无他用。
阿萨尼亚在国会的第一份讲话中说，他将遵守《人民阵线公约》，“不删除或增加一个符号。”如果我们考虑到人民阵线契约是一种选举性质的承诺，这个说法就相当重要，工人政党被迫作出一系列的让步，提出少数人的要求，以便使工人党派和共和党的联合成为可能，而鉴于1936年初的状况，这种联合是必要的。
阿萨尼亚不想吵出工人的最低要求，这可能吗？来自底层、来自群众的压力，会不会打破人民阵线契约的狭隘模式？
4月中旬在马德里发生的事情是有着强烈征兆的，它指出了可能发生的事情。4月14日，共和国宣布成立五周年的庆祝上发生了一系列法西斯性质的攻击和挑衅。16日，举行了军事法西斯主义示威。情况极为严重，工人运动理解形势的敏感性，将政府的软弱与反革命分子的嚣张形成对比。这种情况有利于举行总罢工，以阻止法西斯的前进，迫使政府采取激进措施。总罢工是必要的，但属于人民阵线的各党派和组织对阿萨尼亚先生的良好承诺感到满意，并建议”保持冷静和警惕”。但是，马德里的工人运动对当下的重要性有了最准确的了解，因此通过了与人民阵线有联系的领导人进行了大罢工。
所幸的是群众超越了人民阵线。
人民阵线的契约说必须进行土改，必须解决强迫失业等问题。
我们只谈这两个方面。
让我们假设，农业部长经常谈到的事情确实发生了，西班牙某些省份的农民将获得一块土地。但是光秃秃的土地能满足这些挨饿的农民吗？农民将需要钱来购买工具、种子、肥料和牲畜，他们将在哪里获得必要的资财？阿萨尼亚在国会说：“我们会给他们钱。”多么廉价的乐观主义！为了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可能性，除了将银行国有化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啊！但人民阵线的共和党人根本不想听到这个消息。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被迫失业的问题上。阿萨尼亚说：“这不是一个失业补贴的问题，而是提供就业的问题。”经济长期处于危机之中，工厂、矿山和企业每天都在关门，如何扩大就业机会？要想让经济走出低谷，除了让银行系统为大众利益服务外，别无他法。
就是说，无论在哪里考虑问题，都得出了致命的结论：要摆脱当前的泥潭，除了完全进入社会主义式制度的开始阶段别无他法。
但是，由于共和党人、自由派资产阶级跳不出他们的阴影，所以他们的表现的失败将和他们统治的第一个时期：1931—1933年一样不可避免。
走向工人阶级的接管
如果西班牙无产阶级有一个壮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可能已经发生了。
我们已经证明并将再次证明不能把革命锁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包围圈。历史、工人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资产阶级本身的无能和矛盾，同样的集体需要导致了最后的结局：走向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革命。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就必须实现资产阶级所做不到的民主革命——解放土地，解放民族，破除教会，在经济上解放妇女，改善工人的物质和道德状况——同时还要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运输、矿山、大型工业和银行国有化。
我们的革命既是民主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做好与资产阶级相应的革命，同时，必须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工人夺取政权，对整个世界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它将迎来一个伟大的革命动荡时期，也是法西斯政权的崩溃和被奴役人民争取解放的全面推进时期。
我国在历史上处于落后地位，却可以一跃成为一场后果不可估量的伟大运动的领头羊。
一些情况使西班牙工人阶级成为当今世界无产阶级希望的中心。
诚然，我们的工运要想顺利完成任务，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和主观上的困难，但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谈论这个问题。
[1] 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整理者注
[2]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გიორგისძე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 年 11 月 20 日——1959 年 5 月 20 日），生于格鲁吉亚库塔伊西（ქუთაისი）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90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902年被短暂流放西伯利亚。1903年从流放地返乡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支持孟什维克，1904年流亡德国，入读柏林大学法学院。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回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杜马代表，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五年徒刑，1913年被流放伊尔库茨克。一战爆发后，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立场。二月革命爆发后，前往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提出“革命的护国主义”。同年6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8月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并于7月7日—7月25日短暂兼任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回到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布格鲁吉亚独立，并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议会议员，代表格鲁吉亚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四十年代移民美国，1959年在纽约逝世。——整理者注
[3] 1930年4月12日西班牙举行大选，共和派与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见大势已去，便于次日出逃，1931年 4月14日，西班牙历史上第二次宣布成立共和国。——整理者注
[4] 1933年，几个右翼团体合并为“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在当年的大选中，自联同君主派组织组成竞选联盟，赢得了胜利。在1934年——1936年，自联是右翼共和派联盟的核心，他们精心破坏了首届共和国政府所取得的每一个成果。这两年被共和派和社会党叫做“黑暗的两年”（bienio negro）。——整理者注
[5] 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 （Vaterländische 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整理者注
[6] 1934年10月5日，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携带自制炸药的矿工占领了萨马警察局；在米耶雷斯，100名工人包围了国民警卫队的兵营，在许多地方用老式步枪射击，让人觉得他们全副武装。在48小时内，将近70个国民警卫队哨所被工人民兵占领。在几天内，一万多名工人被动员起来，市政厅被占领，人们在许多情况下悬挂红旗，并成立“苏维埃”管理地方事务。起义总共持续了两周，直到被佛朗哥将军率领的军队镇压。——整理者注
[7] 1936 年 1 月 7 日，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下令解散国会，于 2月16日举行大选，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共和派组成的人民阵线大获全胜。——整理者注
[8]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 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整理者注
[9] 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Diego Martinez Barrio，1883年11月25日——1962年1月1日），生于塞维利亚，1908年参加共济会，不久后参加激进共和党。他是西班牙共济会重要领袖之一。1930年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1931年4月至12月出任通讯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出任内务部长， 1933年10月至12月出任总理，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出任陆军部长，由于不赞成让自联入阁的决定，退出激进共和党，组建了激进民主党（Partido Radical Demócrata ），并于1936年4月至5月短暂出任总统。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7月19日出任代理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整理者注
[10] 路易斯·孔帕尼斯·乔维尔（Lluís Companys i Jover，1882年6月21日——1940年10月15日），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早年即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区议员。1920年被捕，不久获释。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1930年10月再次被捕，1931年获释后在巴塞罗那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1933年6月至9月担任海军部长。1933年12月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理，1934年10月发动起义，出任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主席，事败后被判处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8月被捕，9月初被德国秘密警察引渡给弗朗哥政权，10月15日遇害。——整理者注
[11] 在1919-1920年“红色的两年”中，工会成员自1918年到1920年从二十五万增加到二百万，在1919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意大利所有工业地区都发生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艰苦斗争，同时，农民和无土地的劳动者也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但当时意大利的最大工人政党社会党并没有引导工人发动革命，最后导致了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了意大利。——整理者注
感谢 闲汉 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