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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敬爱的朋友：
　　昨天我接到您的一封使我很感兴趣的信，现在就来逐项回答。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即将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愈来愈暧昧不明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令人厌恶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鄙的布林德［注：卡·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编者注］（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发表了［注：见本卷第440—441页。——编者注］）。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答应同恩格斯一起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1]，而且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注：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编者注］），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计划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名为撰稿人[2]。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保证）。1864年9月底，他本来要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3]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出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显得极其愚蠢可笑！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以此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注：见本卷第82、87页。——编者注。补注：《全集》第31卷注[102]：路·库格曼在1865年2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附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米凯尔1864年12月22日给他的信。米凯尔在信中硬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真正新鲜的东西不多”，它的结论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不适用。同时米凯尔竭力为他自己转到现存制度维护者的行列中去进行辩解。——第82、87页。］，是由于民族联盟[4]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可以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的良好手段，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5]，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6]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注：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编者注］，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甚至到处都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甚至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再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刚一创办，立刻就表明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瓦盖纳（《十字报》的）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7]、《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个美妙的计划，由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注：见本卷第45页。——编者注。补注：即《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月25日）》］。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便防止哈茨弗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象对进步党人[8]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特·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注：见本卷第448页。——编者注。补注：指《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865年1月16日）》］。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对待他从拉萨尔那里根据遗嘱继承下来的重要性。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愈来愈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联合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完全废除联合法，因为这样做就会把官僚制度打开一个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9]，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注：见本卷第72、77页。——编者注］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联合法，政府就会用言词（如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词）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10]，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之流的先生们。（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11]我如果要在那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
　　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的。[12]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受到了拉萨尔的信徒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这是使德国远远地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的那种“现实”。）
　　由于每一个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的人都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将得到一个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阻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和您最亲近的人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
　　感谢您开来的药方。真是怪事，在接到药方前三天，讨厌的病又复发了。因此，药方来得正是时候。
　　过几天我再寄给您二十四份《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刚才来了一个朋友，使我不得不停止写信，而我又很想把这封信寄出，所以您信中的其他问题我下次再答复吧。

　　您的　卡·马·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



注释：

[1] 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自己的德译文；马克思在译文中作了一些修改（德译文中最重要的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脚注）。——第26、455页。

[2] 指1864年11月11日约·巴·施韦泽和威·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请他为正在筹办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11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威·李卜克内西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以及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屡次批评报纸的路线（见注75）。在证实了该报编辑施韦泽继续奉行向政府和容克地主谄媚的拉萨尔主义政策并企图散布对拉萨尔的迷信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23日声明同该报断绝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88、95—98页）。紧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威·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这个机关报撰稿。——第22、26、455、469页。

[3] 威·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1月20日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走上了同俾斯麦的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他答应在普鲁士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问题上从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给俾斯麦以支持，交换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这个政治“遗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1928年发表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完全证实了李卜克内西所报告的消息。——第45、48、430、455页。

[4] 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奥地利除外。在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形成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11日宣布自动解散。——第129、163、166、209、222、273、294、298、302、455页。

[5] 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见注58）和1862年9月俾斯麦执掌政权就结束了“新纪元”。——第78、450、456页。

[6]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Preuβische Spitze》）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an die Spitze）”。在争取德国统一时期，这个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第456页。

[7]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1869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第11、113、442、448、457、466页。

[8] 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
　　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发生在1860年2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下院批准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1862年3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组成了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10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1866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47、64、66、232、345、450、457、460页。

[9] 马克思讽刺地把普鲁士通行的禁止工人联合和罢工的工商业条例（见注60）以及1854年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称为奴仆规约。

[10] 指施韦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中的第三篇，发表在1865年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上，也就是说，是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他不再向俾斯麦谄媚以后发表的。在这些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第76、458页。

[11] 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蛊惑人心地准许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1861年春天，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间曾经设法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但是遭到了拒绝，普鲁士当局借口他在1845年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的，“因此”“只能”被看做是一个“外国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667—685页）。——第161、458、490页。

[12] 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单座楼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而表现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第84、85、102、113、196、458、506、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