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的冬天——卡尔·马克思〔斯蒂凡·波尔恩〕

布鲁塞尔的冬天——卡尔·马克思^[232]

斯蒂凡·波尔恩

　　我又一次穿越了德国大地。从伯尔尼出发前往斯特拉斯堡，途经巴塞尔未作停留，而后乘船(斯特拉斯堡当时是船路的起点站)至科隆，再到在某种程度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精神中心的布鲁塞尔。卡尔·马克思就居住在那里。我急不可耐地等待与他见面。我在布鲁塞尔市郊居民区一套十分简陋、甚至可以说是陈设寒酸的小房子里见到了马克思。他亲切地接待了我，询问我的宣传旅行成果，称赞我写的反对海因岑的小册子。他的妻子也随声附和着，并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她在自己的一生中对丈夫所有感兴趣和着迷的事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对我自然不无特殊关照，因为我被认为是她丈夫的学说赋予厚望的继承人。
　　像我后来听到的那样，马克思是在波恩读大学时一次舞会上认识他的妻子的。冯·威斯特华伦(她出嫁前的姓氏)小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家庭。马克思爱上了她，她也钟情于他。他们冲破冯·威斯特华伦家族的障碍后结合了。这一爱情经受了永无休止的生存斗争的种种考验。我很少见到这样幸福的婚姻，夫妇二人能够如此同甘共苦(他们的苦难够多的了)，并且任何痛苦都能在最充分的相互支持的意识中得以化解。我也很少见到像马克思夫人这样容貌、心灵和才智如此和谐、初次见面就能博得好感的妇人。她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她的孩子们(当时年纪还小)却像他们的父亲一样长着黑头发和黑眼睛。住在特里尔的马克思的母亲常给他们这个家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但显然马克思要靠写文章来保障主要收入。尽管马克思认识布鲁塞尔几位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但是他和他们之间谈不上真正的交往。不过他和他妻子似乎并不为此感到苦恼。马克思夫人生活在丈夫的思想中，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了照料自己亲人的事情上，但她远不是那种织袜煮汤的典型德国家庭妇女。许多年后，她在一封从伦敦写给我的信的末尾不无惆怅地告诉我一个悲痛的消息，说被他们视为家人的不知疲倦的忠实女仆^[1]离开了她。
　　在第一次起义被如此轻易地镇压之后，比利时政府决定不允许出现第二次风潮。如果说政府在逮捕自己的臣民时会小心从事，那么对外国人就是任意而为了。朋友们告诉我们政府打算逮捕并驱逐我们当中最有名的一些人士。一位在城外有一处孤宅的布鲁塞尔居民让我们在他家过夜。马克思、恩格斯和我在太阳落山时去了这个勇敢的人家里。我们受到友好的接待。他已准备好了晚餐，并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床铺。
　　当时掌权的罗日埃先生的政府不想引人注意，因此白天我们无须担心逮捕。并且很快就弄清逮捕暂时只涉及马克思一人，比利时政府不无根据地认为他是德国侨居者的灵魂。第二天夜里，他不想离开家人了，剧烈的敲门声响了起来。马克思吩咐把门打开。他被宣布逮捕。进来的警察命令马克思跟他们走。马克思一言不发地服从了命运的安排。但他妻子却吓坏了。她在极度的恐惧和激动中质问要把她的丈夫带到哪里。没有人回答她，她被留下来。可怜的妇人陷入可怕的绝望中。她不能理解发生的一切。她怀着绝望的心情，搓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里，丈夫却被关在监狱里！她在突如其来的冲动下迅速戴上帽子，披上围巾，匆忙下楼，来到街上。
　　朝哪边走呢?她看见离自家房子30步以外有一个警察，便向他跑去。这是闯入她家参与逮捕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你们把我丈夫带到哪儿去了?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她对他喊道。“您想知道这个?”警察问道。“我必须知道，”她回答说，“是哪一栋房子指给我看，带我去。”“跟我走吧，”这个维护社会福祉和公正的听差对她说。她跟着他走了。
　　警察把她带进一座古旧高大的房子，穿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她感到憋闷，喘不过气来。她预感到不幸。警察打开房门，把她推进一间昏暗的屋子，在她身后把门重新关上。一阵狂笑迎面而来，一群怪模怪样的女人围住了她。她们放肆地、好奇地打量着她。“外国人！不认识！新客！”她们在她身边议论着。随后又是一阵狂笑。不幸的妇人现在才明白自己被带到什么人群中了。可怕的叫声从她胸膛中迸裂出来，这叫声甚至对她周围那些不可救药的女人也产生了深刻的、有震慑力的影响。她们突然沉默了。每个人都感到好像发生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和她们这些街头的社会渣滓关在一起的是一位良家妇女。她们受惊似地停住了肮脏的玩笑，不出声了。怎么会这样?渐渐有人壮起胆子走到这个恸哭的、泪流满面的陌生女人跟前，试图安慰她。她们得到的回答是“别碰我！走开！”的喊声。
　　这是一个充满恐惧和痛苦的可怕夜晚，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当冬日的太阳最终从地平线上升起时，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牢房打开了。在经历这样罪恶的侮辱之后，她勉强支撑着向当地的高级官吏申诉遭受的屈辱。“这是个极其糟糕的错误，”对方回答说，“我会仔细调查这个案子。”“这是个极其糟糕的错误，”内政大臣在议会就此事接受质询时也这样说。比利时官方就以这种答复了结了这个案子。
　　第二天早上，卡尔·马克思被捕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我急忙赶到他的住所，马克思夫人边哭边对我讲述逮捕的情况，以及她自己在昨晚的可怕遭遇。
　　题我们的好朋友、在市图书馆搞古文字学的布鲁塞尔年轻学者日果很快赶来。他表示愿意去打听政府对被逮捕者的意图。他相信马克思几天后会被释放，并且可以自由选择迁居的国家。这确实被证实了。既然马克思很可能会选择巴黎，他建议马克思夫人带着孩子们先去那里，我负责护送她，女佣人可在他的帮助下在这个时候变卖布鲁塞尔的家产，随后也前往巴黎。马克思夫人听从了他的劝告。她在获准与牢中的丈夫告别后，当天就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我也很快安排好自己的一切事情，收拾好行李。
　　我把马克思夫人和她的三个孩子送到巴黎。她的心思全在丈夫身上。她被最近几天的经历折磨坏了，浓重的忧伤挂在她清秀的面容上。我们送她到临时居所后握手而别。到现在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暂时的，她和孩子们还没有一个安稳的家。但不管怎样第二天她又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了。
　　有一次我在美因茨突然想见见也是《新莱茵报》同仁的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和其他人。现在要是有谁看到恩格斯40年后说我的那些气愤的话，大概都会以为同盟领导人早就和我决裂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说到底他们没有什么好责备我的，只不过是我自行其是，没征得他们允许。而且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表示过不满。马克思以最友好的方式接待了我，他夫人也是这样。他们不让我住在旅馆，把我当成家中的客人。说到这我想起马克思在用餐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之所以记住了这句话是因为它很能体现马克思的特点。这是第一次当着我的面谈起家庭关系。谈到冯·威斯特华伦先生^[2]在革命时期的政治立场；他是个十足的反动派。“你哥哥，”马克思笑着对妻子说，“蠢到什么时候能当上普鲁士大臣呢。”马克思夫人被这句过于率直的话说得脸红了，把谈话转到别的题目上。她的丈夫果然言中了。多年后我时而想起这句话并由此想到，兄妹俩的差异太大了。哥哥在残暴的反动统治时期位居高官并竭诚为之效力；妹妹这个时候却在异国他乡饱经颠沛流离之苦，并且坚定地加入了与她哥哥截然相反的阵营，这个世界把他们兄妹俩永久地分开了。每念至此我都被其深刻的悲剧色彩所打动。
　　……

^[1] 海·德穆特。——编者注

^[2]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