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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和陷害[122]
燕妮·马克思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
想必您会注意《科隆日报》登载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巨大案件[113]。10月23日的开庭，使整个案件发生了惹人注目的、有利于被告的大转变，所以我们大家又都开始振奋起来[123]。您可以想像到，“马克思派”在日以继夜地工作，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这样的高度繁忙，也是我今天再一次以代理通讯员的身份给您写信的原因。维利希先生的密友狄茨先生（现在也在美国）让人偷走了维利希集团的全部文件——信件和记录等等。这些文件被原告一方提出来作为党的危险活动的证据。为了证明被告与此事有关，捏造谎言，说我的丈夫同尽人皆知的密探舍尔瓦尔有联系。这样一来，我的丈夫就被说成是科隆的理论家同伦敦的“实干家”、放火者和抢劫者之间的桥梁、中间环节。施梯伯和原告方面期望这一行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这种谎言却像烟雾一样消散了。需要有新的效果，于是出现了10月23日法庭上的一派谎言。警察当局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话。它偷窃、伪造、撬开写字台、发假誓、作伪证，此外，它竟然认为它对处于社会之外的共产党人具有特权！所有这一切，以及警察当局以最无耻的形式取代检察机关的全部职能，把泽特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把未经证实的纸条、不折不扣的谎言、密告和传说当做真正经过法律手续证实的事实，当做证据。所有这一切简直令人毛发悚然。必须从这里提供揭穿这种伪造的全部证据。因此，我丈夫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了揭穿警察当局的伪造，必须提出官方确认的小酒店主的证词和经官方验证的所谓记录人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笔迹。然后必须将全部文件转抄六至八份，通过各种途径，经由法兰克福、巴黎等地寄往科隆，因为所有写给我丈夫的信和所有从这里寄往科隆的信总是被拆开和被截走，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不仅如此，施梯伯现在又宣布我丈夫是奥地利的奸细。为此我丈夫找出了《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写给他的一封绝妙的信，这封信的确会使施梯伯大出其丑。我们还找出了一封贝克尔的信，他在这封信里嘲笑维利希的愚蠢和他的“军事密谋”。维利希出于对贝克尔的仇恨，在伦敦这里给证人亨策尉官下了指示，他到目前为止一直从亨策那里得到施舍。总而言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不身临其境，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有这些警察行径，都使公众以及陪审员的注意力离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控诉本身，连资产者对这些可怕的杀人放火者的憎恨，也被对警察当局的卑鄙行为的反感冲淡了，因此，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期望我们的朋友被宣告无罪。同这种以金钱和一切斗争手段武装起来的官方势力作斗争，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对方拥有金钱、权力和其他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一张写信的纸，等等。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今天发表的声明。我们今天要把它寄给《论坛报》。您也可以发表它。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杂乱无章，而我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并且抄写东西把手指头都抄痛了，所以写得很乱。您在《体操报》[124]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这里很受欢迎。我丈夫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出色，文笔也特别优美。其余的人宁肯您少谈些理论，而希望您永远是以前的那个幽默而愉快的克路斯。
刚才从维尔特和恩格斯那里寄来一批商业地址和假商业信件，以便转寄文件和信件等[125]。
刚才收到《科隆》①，满篇又都是极其恶劣的丑行。马上又要按照商业地址发出两封信件。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
亲爱的克路斯先生，祝一切都好，请尽快再给您的朋友们写信。
请见谅。
燕妮·马克思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感谢 东方红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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